撤退距离的长短，所经地区的性质，所经地区的资源，敌人所能构成的障碍，部队的士气，主帅的巧妙部署，都是决定撤退行动成败的主要因素。如果有两支军队，一支在本国境内向补给线撤退，而另一支军队在敌国境内撤退，那么前者要比后者更有利，因为它更容易保持兵力的集中，维持良好的秩序，撤退会更加顺利。1812年，法军从莫斯科退往涅曼时，既缺少补给，又没有骑兵和马匹，而当其敌人从涅曼退回莫斯科时，因为是在自己国内行动，既有充足的补给，又得到了骑兵的掩护，所以，法军想像俄军一样井然有序地撤退，当然是不可能的。

一般，统帅在部署撤退时，可采取以下几种方法。

1.全军只沿一条道路撤退。

2.在一条道路上，分成两三个军，每个军之间隔一日行程地梯次行进，这样可避免出现混乱的情况。

3.沿数条近似平行的道路，朝着同一目标行进。

4.从两个相隔一定距离的点向着同一个目标行进。

5.沿着数条向心道路前进。

至于如何组织后卫的问题，我认为，对所有的撤退行动，都需要组织良好的后卫，以及派出预备队、骑兵支援。

一支打算撤退的军队，如果还企图与增援部队会合之后，继续在预期的战略点上进行战斗，那最好采用第一种撤退方法，这样军队各部都紧密集中，可以随时应战。这时，只需先头部队停下，其余部队在它的掩护下调整部署即可。注意，采取这种方法时，如果有其他小道能提高行军的速度，那就不要再固守只沿一条道路撤退的陈规了。

当拿破仑从斯摩棱斯克撤退时，他采取了第二种方法，全军分成几个部分梯次行进，中间相隔一日的行程。可惜，敌人没有尾随他身后，而是形成横向追击，而俄军恰好能指向拿破仑各军中间的空隙。法军最后在克拉斯诺耶苦战三天收获大败。第二种方法的初衷，是为了避免道路拥挤，所以各军的间隔只要能保障炮兵的行动需要即可。最好将军队分成两部分，再组建一个后卫队，每个军之间保持半日行程的距离，也就是说，间距就只能短不能长，只要间距能保持军队有序行进即可。

如果附近另有可供步兵和骑兵通行的小道，那也能缩短间距。当然，采取这种序列必须要有充足的给养。

第三种方法，采用的就是行军序列，当这些平行道路之间距离较近时，这种方法非常有利。如果这些道路之间距离太大，无法互相支援，当敌人集中主力拦击时，就比较容易被各个击破。

我在这里要补充一点，许多将领对作息时间和方式并不重视，事实上，这正是行军中一切混乱的根源。每个单位都会以各种借口自行休息。军队人数越多，行军队形越集中，对军队作息时间的规定也需要越发严格，尤其是夜间行军。要知道，某个单位在某个错误的时间里停下，将给全军造成极其危险的后果。

第四种方法，是军队分别沿两条向心的道路后撤。这种方法适用于，接到撤退命令时各部队位置相距很远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向心退却是集中兵力的唯一途径。

第五种方法，就是著名的离心撤退法，它是比洛极力主张的一种方法。早年，我极力反对这种方法。他的定义是，军队从某一固定点出发，沿离心路线分散后撤，其目的，一是便于摆脱敌人的追击，二是威胁敌人翼侧和作战线以阻止其前进。我认为，一支被击败撤退的军队，还要进一步削弱兵力，实在太荒谬了。

比洛的拥护者称，我没有理解到比洛的原意。他们说，比洛的主张不是沿着许多离心路线退却，也不是直接退向作战基地的中心，而是从作战的焦点出发，沿着国境边界撤退。关于这个术语所引发的争论，唯一的原因就是比洛的原文不够明确。但是，我将极力谴责那种借口掩护边界线，从翼侧威胁敌人，而沿着几条半径离心撤退的方法。

这些人打着翼侧一类的术语，仿佛他们的做法就是正确的一样。一支撤退的军队，无论是体力还是士气，都处于劣势，既然如此，难道还要继续分散兵力吗？我不反对将军队分成几个纵队进行撤退以换取行动上的自由和有序，不过前提是各部分能互相支援。我反对的是沿着离心作战线实施的撤退。

当法国的意大利远征军团的先头部队被乌尔姆泽击退时，拿破仑就把他们集中在罗韦贝拉地区，他只有4万人，却击败了6万人的敌军，原因肯定不是因为他采取了离心撤退。乌尔姆泽首次失利后，就采取了离心撤退，使其两翼退向防线的两端，之后，他的右翼即使依靠着蒂罗尔山的有利条件，却仍在特兰托被法军击败；他的左翼也被拿破仑在巴萨诺和曼图亚消灭。1796年，当莫罗面对卡尔大公时，他将所有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结果挫败了敌军在他主力面前的一切行动。

只有以下两种情况才可不得已地采用离心撤退方法：一支军队在本国境内惨败，其分散各部退向有要塞的地区，寻求掩护；人民战争中，被分割的军队各部开赴各省，成为各省人民起义的核心。

在撤退时，要考虑在何时沿着与边界垂直的方向，从边界朝国土中心撤退，以及何时沿着与边境平行的路线，这个问题与战略有关。1814年，当苏尔特放弃比利牛斯山脉时，他就必须选择，是沿着通往法国腹地的道路退往波尔多，还是沿着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界线退往图卢兹。

平行撤退往往更有利，它可转移敌人的兵力，使其不向我方的首都或实力中心前进。至于是否采用这种撤退方法，其影响因素有，边界的地形，要塞的位置，军队为恢复与国家中心的交通联络所需通过的空间。

在西班牙境内采取平行撤退可能很有利，如果敌军经巴约讷进入西班牙，那么西班牙军队就可以潘普洛纳、萨拉戈萨、莱昂或阿斯图里亚斯为基地，威胁敌军的作战线，阻止其朝马德里前进。

而沿多瑙河的边界，对土耳其而言也很有利。

同样，法国也非常适合采用这种方式。如果敌人通过阿尔卑斯山侵入，或者是通过斯特拉斯堡、美因茨或瓦朗谢讷侵入，那么法军就可沿着罗讷河和索恩河行动，转移至摩泽尔河和普罗旺斯。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只要法军主力无恙，并以周围要塞为基地，敌军就无法占领巴黎。

至于奥地利，可能就没有这种优势了，这是因为它是由雷蒂凯尔山脉和蒂罗尔山脉的走向，以及多瑙河的流向所决定的。当年，如果法军从莱茵河经巴伐利亚行进时，在莱希河和伊泽尔河与反法联军相遇，法军力量占优，那么联军想将全部奥军投向蒂罗尔和波希米亚，阻止法军前进，是进退两难的，因为奥军会将一半的兵力用于因河以掩护首都而导致兵力分散。如果将兵力全部集中于蒂罗尔，那么一旦被法军打败，首都维也纳将被占领。

平行撤退有很多不同方案，尤其适用于普鲁士。如果敌军经波希米亚朝易北河或奥得河进攻，那么采取平行撤退就是普军的上上之选。如果敌军越过莱茵河，或从维斯瓦河进攻，普军就不能再采取这种撤退方法了。这是因为，普鲁士腹地的地形，有利于从梅梅尔[2]至美因茨的侧敌运动，但从德累斯顿至什切青却不利于进行侧敌运动。

一支军队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实施的撤退，都会受到敌人的追击。

撤退时，哪怕军队完好无损，组织严密，往往占优势的也只是追击的军队。战败后的撤退以及远离本土的撤退，往往是最艰难的行动。如果敌人的追击非常巧妙，那么困难还会加剧。

统帅强烈的个人风格和两军的物质、精神状况，是决定追击军队勇气和积极性的关键。在追击时，以下几点建议是非常实用的。

1.追击最好指向撤退敌军纵队的翼侧，尤其是在本国境内追击时，更应该这样做。运动方向可以与敌人作战线交叉甚至垂直。切忌迂回过远，这样容易放跑敌人。

2.交战取胜后追击敌人时，积极大胆的行动更为适宜。因为被击溃的敌人，士气往往都不高，很容易在追击下被歼灭。

接下来，我们再谈谈为保障撤退顺利进行的一些战术措施。

强化官兵的认识，是撤退行动的重中之重。首先，要让官兵明确，无论敌人会从哪儿冒出来，任何回击敌人的追击，都应毫无畏惧。其次，他们还需明白，要想获救，唯一的方法就是保持秩序。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看出严格纪律的重要意义，严格的纪律永远是维持良好秩序的保证。为了保持军队的纪律，必须保障军队给养，以免发生溃散和兵变。

骑兵的速度快，拥有骑兵，不仅利于快速撤退，它还能承担侦察任务，保卫翼侧，阻止敌人的骚扰等任务。

在撤退时，后卫部队能将敌人阻止在撤退主力半日行程的位置，就足够了。后卫部队不应距离主力过远，否则会遭遇危险。但是，如果后卫部队后面有可据守的隘路，那么就可适当地扩大活动范围，甚至可与主力相距一日行程的距离。如果撤退军队的兵力很多，那么就应该加强后卫部队的兵力，它就可大胆地在距离主力较远的位置上活动。总之，距离根据后卫的兵力、当地的地形和追兵的情况决定。如果敌人步步紧逼，则应该适当控制军队各部分的距离，以便部队能随时停下来出其不意地反击敌人。卡尔大公在内雷希姆，莫罗在比贝拉赫，克莱贝尔在乌拉克特，都是我们的榜样。

后卫指挥官必须沉着冷静。后卫指挥官还需要拥有一定数量的参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负责选定防守的据点，以便后卫部队扼守以阻止敌军的追击，或是便于部署编有炮兵的预备队。

撤退时的渡河是我很感兴趣的问题。如果面对一条小河，河上又有固定的桥梁，那么这时候的渡河，就与通过一条隘路没什么两样。如果面对的是一条大河，首先要先让辎重渡河，避免它妨碍部队的运动。后卫部队应该适当强化，当部队主力渡河时，后卫部队要在桥头占领阵地，这样，部队可有秩序地过桥。在决定性时刻，最好能以精锐部队接替后卫部队的任务。渡河后，部队应该迅速整理队伍，部署炮兵，掩护后卫兵力，而且还要尽快拆毁河上的桥梁。

为了保证部队顺利渡河，最好能事先采取措施，在精心挑选的架桥地点修筑桥头工事，如果时间仓促，也要尽力地修筑几个多面堡，掩护最后撤退的后卫部队。

以上仅是在渡河时受到敌人从后面追击的情况，如果撤退部队被前后夹击，桥上又有敌人重兵防守，要渡河就更是难上加难了。1812年，别列津纳河上的渡河行动，就是这类作战的经典范例。这一支军队的处境之艰难，是我生平未见的，这支军队脱险之巧妙，也是我从未见过的。当时，远离作战基地2000千米的法军，饥寒交迫，在别列津纳河两岸的沼泽和森林中遭敌人夹击，他们是如何安然脱险的呢？

在别列津纳河，法军以极高的代价换得了无上的荣誉。他们的英勇值得每个军人钦佩。此役，俄军的作战计划为，从摩尔达维亚、莫斯科、波罗茨克分别向别列津纳河推进，而法军则顽强地闯出一条生路。

1812年的这次战役，为这种恶劣境况提出了原则：避免拥挤；隐蔽渡河点；抢在前面阻击的敌人之前发起猛攻，使其无法与后面的追击部队联系。

撤退部队为渡河，必定会千方百计地保护桥梁，而追击的军队也一定会拼尽全力破坏桥梁。如果撤退的军队在下游渡河，那么追击方就可以利用纵火船和堵塞船进行破坏。1796年，奥军追击儒尔当时，就曾在新维德采取了这种方法，重创法军。1809年，在埃斯灵，卡尔大公毁掉多瑙河上的桥梁，使拿破仑的军队陷入危亡的境地。

有几个方法能阻止敌军破坏渡河活动，如横跨河流插一道木桩，掩护桥梁；串联几条船组成一条浮动掩护防线，拦截敌军放下的物体；准备灭火工具，对付敌人的纵火船。

<h4>军队行军宿营</h4>

本课题与本书的主题间接相关，所以我只简单地介绍下。

激烈的战争中，不论如何安排军队的宿营，都很难保证不受敌人的攻击。大城镇比较多的国家，往往比城镇稀少的国家，更方便安排宿营。城镇较多的国家，不仅军队给养比较方便，由于军队相互距离较近，还可以保持各部分相对集中。

我认为，阻止敌人突袭舍营的最好准则就是，集中舍营，营地空间长宽相等，避免延伸过远而遭敌人突入；在有江河掩护的地方建立营地，或者要有以野战工事为依托的第一线部队掩护；规定集结地点，在通往军队道路上派出固定的骑兵巡逻队；规定警报信号，防止敌人突袭。

在战争期间，无论是在行军还是在执行监视任务，或是在等待时机恢复进攻，军队都完全可能在所占领的战略位置上保持集中舍营。这就要求统帅善于计算，选择合适的位置。

军队必须占领足够广大的空间，获得充足的给养；还需要保持战斗力，便于迎击敌人可能发动的攻势。这两个要求很难同时满足。最好将全军部署在一个近似正方形的空间里，这样便于军队随时集结到敌人可能进攻的任何一点上。

<h4>登陆作战</h4>

在军事行动中，登陆作战往往很少被采用。如果面对的敌军是一支准备充分的部队，再采取登陆作战，就更加困难了。

自从发明火炮以来，海军飞速发展，装备上百门火炮的大船，威力远远胜于运输船只。现在想要登陆作战，必须有以战列舰编成的控制着制海权的强大舰队的支援，否则登陆作战任务很难完成。

为什么远古时代，登陆作战的战例多于近代呢？那是因为，那时运输船又是战斗舰，由人力操纵，较轻便，可沿着海岸行驶，运输船数量与登陆部队的数量成正比。当时，风暴是影响登陆计划执行的最主要因素。

凡是拥有强大军队的大国，都不能容忍三四万敌军登陆部队对其发动进攻，所以，现代的登陆作战只是针对次等国家执行的。拿破仑曾经想把他的16万精兵，经布洛涅运往不列颠岛登陆，但是这个计划并未实现。

当时，法国人不可能一面吸引英军的注意力，一面在拉芒什海峡集结50艘战列舰。如果集结成功且风向有利，那么实施登陆并非不可能。但是，如果遇到暴风天气，或者英国舰队返回拉芒什海峡，那么法军又将面临什么下场呢？

一支大舰队为了达到目的而进行的远航，究竟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呢？又有什么方法能使这么多船只长时间一起航行呢？在浩瀚海洋上的这些船只远航又会遇到什么危险呢？此外，还需要准备多少火炮、弹药、装备、粮食、淡水呢？

即使不超过3万人的军队要渡海远征，都十分困难，要用如此之多的兵力远距离登陆作战，必须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1.目标是个孤立的殖民地或领地。

2.目标是个次等国家，且不可能立即得到支援。

3.登陆作战的目的为，暂时钳制敌人，或攻占一个必须占领一定时间的地点。

4.敌人正在进行战争，军队距离登陆点很远，登陆方作战目的是，从政治上或军事上同时钳制敌人。

渡海登陆作战很难按照一些固定的规则实施，我能做的是为进攻方提出一些建议：迷惑敌人，使其无法判断登陆地点；登陆地点必须够宽大能让所有部队同时上岸；积极行动，力求快速占领一个依托点，掩护部队展开；炮兵首先登陆，它可以保障和支援登陆部队。

这种作战的最大难题是，大型运输船不能直接靠岸，部队必须乘坐小船登陆，这样一来，不但耗费的时间多，而且效率极低，这就给陆地上的敌人制造了机会。如果海上风浪大，登陆部队就更加危险，它能致使步兵因晕船而暂时丧失战斗力。

对于防御方，我也准备了几条忠告。首先，竭力掩护部队。其次，不可使部队过于分散，绝对不要处处设防、沿岸平分炮兵和兵力，要对那些通往重要设施和要点的道路进行重点掩护。最后，保持通信畅通，这样可在发现敌人登陆时，迅速集中部队将其击退。

海岸地势，对登陆方和防御方的影响都很重要。海岸陡峭处，船只比较容易靠近，对登陆有利。对此，守军可在这些地方设防，阻止敌人登陆。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战略方面的考虑。针对这些战略考虑的一条主要原则，即守方应避免主力背海作战；而登陆方，则应该尽力使主力始终与海岸保持联系，海岸既是它的退却线，也是它的补给线。同样，登陆方必须攻占一个港口，以便登陆失利时，能依靠它掩护部队登船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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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查理·约瑟夫·德·利涅亲王（1735—1814），比利时军官、外交家和文人——编者注。

[2] 今立陶宛的克莱佩达——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