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1 / 2)

新秩序虽然从来没有画出过全面详尽的蓝图,但从缴获的档案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自己是很明白他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秩序: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许多斯拉夫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

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Untermenschen——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看来,这些人根本无权活在世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而且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们的发达的工业的设备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首领们认为,欧洲本身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一个俄国人或捷克人的遭遇如何,丝毫不能使我感到兴趣。」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对他的党卫队军官发表一篇机密讲话时这样说。希姆莱这时是党卫队和第三帝国整个警察系统的领导人,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他不仅对八○○○万德国人,而且还对两倍于此数的被征服人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如果这些民族在改进我们的血型方面有些优点可以利用(希姆莱又说),则利用之,必要时还可以把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成人,这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还是像牲畜一样饿死,我全都不感兴趣;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化做奴隶的时候,我才对他们感到兴趣。我之所以关心一万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沟时是否累死,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想知道她们为德国建筑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

一九四三年希姆莱在波森发表的这次讲话,下文还要谈到,因为它涉及到新秩序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他发表这次讲话以前很久,纳粹领导人对于如何奴役东方人民的问题,就已提出一套主张,并拟定了计划。

一九四○年十月十五日,希特勒已经就捷克人——被他征服的第一个斯拉夫民族——的前途问题作出了决定。他们之中的半数将被「同化」,其主要办法是把他们送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工。另一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则干脆「消灭掉」,有一份秘密报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是用的「消灭掉」这个字眼。

两个星期以前,十月二日,元首对将要征服的第二个斯拉夫民族波兰人的命运,也已明确了思想。他的忠实秘书马丁·鲍曼遗下一份载有纳粹计划的长篇备忘录。希特勒曾把这个计划的要点给波兰残存部分的总督汉斯。弗朗克以及其他官员作了概括。

波兰人生来就该专门干下贱的劳动(希特勒强调说)——对于他们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波兰人的生活必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不得有所提高——波兰人很懒,必须强迫他们从事劳动——(波兰的)总督辖区只是我们获得非熟练劳动力的来源——德国每年需要的劳工可以从那里获得。至于波兰的教士:

他们应按照我们的要求传教。若有教士不接我们的要求行事,就除掉他。教士的任务在于使波兰人安分守己、愚昧无知。

还有另外两个阶层的波兰人需要对付,这个纳粹独裁者也没有忘掉谈起他们。

必须记住,不能让波兰绅士阶层生存下去;哪里有这种人,就必须把他们消灭掉,不论听起来多么残忍——

波兰人只应该有一个主人,就是德国人。同时存在两个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绝不允许的。因此,必须把波兰的知识分子的一切代表人物都灭绝。这听起来虽然残忍,但生活的法则就是如此。德国人把自己当做主宰民族、而斯拉夫民族必须做他们的奴隶的这一套痴心妄想,在对待俄国人方面表现得尤其狠毒。德国驻乌克兰专员、残暴不仁的埃里希·科赫于一九四三年三月五日在基辅所作的演说中把这种狠毒用心暴露无遗。

我们是「主宰民族」,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我要取走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我到这儿来不是降福布祥的——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给他们散发灵粮神食。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给胜利打基础。

我们是一个主宰民族,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下贱的德国工人,从人种上和生物学的方面看,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

不到一年之前,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当德军逼近俄国的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油田时,希特勒的党务秘书和当时已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的马丁·鲍曼给罗森堡写了一封长信,重申希特勒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罗森堡的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有一个官员把这封信的要点概述如下:

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因此,强迫他们打预防针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是多余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多采用越好。让他们受教育是危险的。计数能数到一百就够了——每多一个受教育的人就多一个未来的敌人。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下来,作为他们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我们是主人,先得顾我们自己。

德国军队进入俄国之初,在许多地方曾被那些长期受到斯大林暴政压迫和恐怖统治的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战争初期,俄国军队还发生过成批开小差的事。特别是在被俄国占领不久的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在独立运动始终未被完全扑灭的乌克兰,许多人由于能从苏联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哪怕解放他们的是德国人——而感到欢欣鼓舞。

当时在柏林曾有少数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注意策略,采取怀柔政策,答应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的虐政下解救出来(给他们宗教自由、经济自由,把集体农庄改为真正的合作社),最后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是能够把俄国人民争取过来的。当时不仅占领区的俄国人可能与德国人合作,而且非占领区的俄国人也会从斯大林的暴政下争取解放。抱有这种看法的人还说,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崩溃,红军将会瓦解,正如一九一七年沙皇军队的瓦解一样。

但是,在纳粹占领下的野蛮统治和德国征服者常常公开宣布的露骨意图很快就破坏了出现这种前途的一切可能。德国征服者的意图就是:掠夺俄国土地,奴役俄国人民,并把德国人移民到东方来。

有一个德国人奥托·勃劳蒂加姆博士对于这种灾难性的政策以及它所破坏的一切良机,作了再透彻不过的说明。勃劳蒂加姆是职业外交家,又是罗森堡新建立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政治司副司长。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写给上级的一份颇有意见的绝密报告中,大胆指出了纳粹在俄国所犯的错误。我们刚到俄国的时候就看出当地居民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厌恶情绪,他们急切地期待着一些能为他们未来生活提出较好前景的新口号。德国人有责任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却至今未提出来。当地人民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欢欣鼓舞地欢迎我们,他们是愿意为我们效劳的。事实上,口号倒是提过一个,但是一下子就给俄国人识破是什么货色了。未开化的人由于东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发现(勃劳蒂加姆继续说),「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只不过是德国人用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奴役东方民族的幌子——工人、农民很快便看出,德国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实现他们政治、经济目标的对象——我们自以为是,毫不客气,把一切政治经验都置诸脑后——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对待东方占领区的民族,认为上帝赋与他们的任务只是替德国人当奴隶——勃劳蒂加姆说,使俄国人反对德国人的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虐待俄国战俘和强征俄国男子和妇女做奴隶劳工。

几十万俄国战俘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饿死、冻死,这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来说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战俘像苍蝇一样饿死之后,却又不得不从东方占领区招募几百万劳工到德国来——

我们到处肆无忌惮地糟蹋斯拉夫人,我们所使用的「招募」办法也许只能从最黑暗的贩卖奴隶时代找到渊源。经常抓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论健康与否或年龄大小,一批批的劳工被运到德国——

这位官员在报告中总结说,德国在俄国的政策和措施已经「遭到东方民族的极大反抗」。

我们的政策已迫使布尔什维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今天之所以以无比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使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勃劳蒂加姆博士在结束他的长达十三页的备忘录时,以肯定的语气要求彻底改变现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向俄国人具体说明他们的未来命运」。但是这种呼声在纳粹德国是无人理睬的。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希特勒早在进攻俄国以前,就对如何对待俄国和俄国人的问题发过指示。他这个人一经作出决定,所有德国人是谁也不能劝他改动分毫的。

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六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凯特尔、罗森堡、鲍曼和拉麦斯(帝国总理府长官)到他的东普鲁士大本营开会,再次说明他对新征服区的计划。当时,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还不到一个月,但从德国的初期胜利中已明显看出,很大一块俄国领土即将沦入德国人手中。他在《我的奋斗》中曾清楚表明德国要从俄国取得广大的「生存空间」,现在这个目标终于实现在望了。从鲍曼起草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已在纽伦堡披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要求他的这几个得力副手都能清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意图。他还告诫说,他的意图不得「外传」。

(希特勒说)外传是没有必要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自己必须弄清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不应该使任何人能够认识到,这是最后解决的开始。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易地移殖,等等——我们是要采取这些措施的。

希特勒接下去谈到,在原则上,

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样的任务,即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切开这块蛋糕,以便能够:

第一,统治它;

第二,管理它;

第三,榨取它。

他说,他并不在乎俄国人已经下令在德国战线的后方进行游击战:「他们进行游击战,我们就可以消灭任何反对我们的人了。」

希特勒解释说,总而言之,德国要统治远至乌拉尔为止的俄国领土。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除了德国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着,希特勒又逐个地谈到如何处置俄国每一片蛋糕的问题。

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必须与德国合并。——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领土,外国人必须全部从那里撤走,只留德国人在那里安家立业——科拉半岛将由德国占领,因为该地有大片镍矿。必须谨慎地进行准备工作,以便把芬兰归并到德国,使之成为联邦中的一个邦——元首将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然后交给芬兰人。

希特勒命令,要使巴库油田成为「德国的祖借地」,把伏尔加河一带的日耳曼人聚居区归并过来。在讨论到将由哪些纳粹领导人管理这些新领土时,一场剧烈的争吵发生了。

罗森堡表示,他想起用冯·彼得斯道夫上尉,因为他有特殊功绩;大家听了莫不惊讶,人人都表示反对,元首和帝国元帅(戈林)都着重指出,冯·彼得斯道夫肯定是个疯子。在怎样最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俄国人的方法上,也有过一番争论。希特勒建议德国警察应配备装甲车。戈林认为没有必要。他说,他的飞机可以「在发生骚乱时投掷炸弹」。

(戈林又说)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统统枪毙。

戈林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又担任开发俄国经济的领导工作。其实说「掠夺」更恰当一些。一九四二年八月六日,他向派往占领区的纳粹官员讲话时就是那样说的。他说:「这过去常常称为掠夺。不过今天情况已变得人道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掠夺,彻底地掠夺。」至少在这一点上,戈林是言出必行的。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的纳粹占领区恣意进行掠夺。这可以说是新秩序的全部内容。



<h3 id = "ncx6_1_1">一 纳粹对欧洲的掠夺</h3>

纳粹掠夺的财富总数有多少,永远是个谜;要把它精确计算出来,没有人有这种能力。但是有些数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还是德国人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戈林发给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国人办事彻底的作风贯彻执行的。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犭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送到德国。

弄到手的东西可真不少,不仅有货物、劳役,还有钞票和黄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这还不过是头一步。接着便征收数字惊人的「占领费」。据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这种占领费共达四百八十亿马克左右(约合一百二十亿美元),法国比其他被征服国家遭受更大压榨,担负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战争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六百亿马克(一百五十亿美元)。

在这笔费用中,法国被迫支付三百五十亿马克,平均每年担负七十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四倍以上。而当初要德国付出这笔赔偿费,希特勒曾认为是滔天大罪。此外,法兰西银行还被迫给德国「贷款」四十五亿马克,法国政府还被迫支付「罚金」五亿马克。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估计,德国以占领费和「贷款」的名目向比利时榨取的钱约相当于比利时国民收入的二/三,向荷兰榨取的钱也占该国国民收入同样的比例。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统计,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了贡金一千零四十亿马克(约合二百六十亿美元)。「

但是德国甚至连形式上的付款手续都不办而掠夺走的货物,则根本无法统计。纽伦堡国际法庭不断收到从各方面送来的数字,多到你无法对付;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专家能把这笔帐整理出来,计算出总数。例如,估计德国人从法国运走(以「征收实物」名义)九百万吨谷物、全国所生产的燕麦的七十五%、油的八十%、钢的七十四%等等,总值一千八百四十五亿法郎。

备受兵烫和德国野蛮统治的蹂躏的俄国,却不是那么容易榨取。在纳粹档案中有着许许多多关于苏联「交货」的报告。例如,德国人在一九四三年的「交货」清单中,就列有九百万吨谷物、二百万吨饲料、三百万吨马铃薯、六十六.二万吨肉类。此外,苏联调查委员会还有一笔帐,在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运走九百万头牛、一二○○万口猪、一三○○万只羊,这还是仅举少数几项。但是俄国的「交货」还远不够理想;德国人计算这些「交货」总值才不过四十亿马克(十亿美元)。

贪得无厌的德国征服者对波兰的压榨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说,「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压榨出来」。这番话是在一九四二年底说的,他按官价兑换率(两个半德国马克合一美元)约合四百亿美元。但我是按照黑市兑换率四个德国马克换一美元计算的。按购买力说,这样换算比较精确。

不断吹嘘,在占领波兰的三年中已榨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为德国的饥饿的人民榨取到了粮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一九四三年执行了新的粮食计划,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五十万人无粮食可吃」。

在波兰的新秩序的性质,是在这个国家被征服之初就确定下来的。一九三九年十月三日,弗朗克向陆军传达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德国战时经济极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有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

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也说,希特勒决定「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

弗朗克博士曾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财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从波兰人手中抢走了无数农场,交由德国移民接收。在并入德国的四个波兰地区(西普鲁士、波森、泽希瑙、西里西亚),到一九四三年五月三十一日为止计「查封」了七十万处地产,共合一五○○万英亩土地,并「没收」了九千五百个庄园,共合六百五十万英亩土地。在德国「中央地产局」精密表格中,并没有解释「查封」与「没收」的区别何在,这对被剥夺了财产的波兰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占领区中的贵重文物也遭到掠夺。后来从缴获的纳粹档案可以看出,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这种掠夺,大大扩充他们的「私人」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藏品价值达五○○○万德国马克。在掠夺艺术品这一特殊领域中,戈林是名副其实的策动者。征服波兰以后,他便立即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受他委派执行这项命令的专员,在半年之内就能作出这样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已被接收了。

但是,欧洲的伟大的艺术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国。这个国家被纳粹征服后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进行劫夺。希特勒委派罗森堡执行这项特别的劫夺任务。罗森堡设立了一个称作「罗森堡特别工作处」的机构,他不仅得到戈林而且还得到凯特尔将军的协助。凯特尔确曾向德国驻法陆军部队下过一道命令,说明罗森堡「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

一九四○年十一月五日,戈林为了分配巴黎卢浮宫所收藏的艺术品,特别发布了一道密令。这个命令道出了希特勒决定「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这些艺术品将「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

一、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二、对充实帝国元帅(即戈林)的收藏——有用者——

四、适合于迭交德国各博物馆者——

法国政府抗议掠夺该国的文物,指出这种行为违背海牙公约。当罗森堡手下的一个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国艺术专家大胆提请戈林注意这个问题时,那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

「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从缴获档案来看,本那斯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据他的报告说:

球艺厅中收藏的、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指定归己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挂在帝国元帅的专车之后——送到柏林。

以后还有更多的车厢装运文物。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一九四四年七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一百三十七辆铁路货车,计有四千一百七十四箱,二万一千九百零三件,其中绘画一万零八百九十幅。这些绘画中有伦勃朗、鲁本斯、哈尔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雅、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罗森堡早在一九四一年一月估计光从法国掳掠的文物就值十亿马克。

德国人掠夺原料、制成品、粮食,尽管把占领区人民搞得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甚至造成饥荒,并且在战争行为方面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德国人总还可以借口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来为自己开脱,即使这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但是盗窃文物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贪欲,由于希特勒和戈林个人的贪得无厌所致。

被征服各国人民对以上种种掠夺还能忍受得了。因为战争和敌人的占领总不免要带来贫困的。但这只不过是新秩序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温和的一个方面。在幸而短命的新秩序中,最令人难忘的,并不是德国对物质财富的掠夺,而是对人的生命的掠夺。纳粹在这方面的道德堕落是人世间亘古少见的。千百万正直、善良的男女被强迫从事劳动;千百万的人在集中营里遭到严刑拷打;还有千百万的人,其中犹太人便有四百五十万,遭到血腥屠杀或被活活饿死,死者的遗体被付诸一炬,为的是焚尸灭迹。

这些惊人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有充分的文件作证和有凶手亲自供述的话,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文所述是根据确凿的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根据少数生还者的亲身经历作为旁证写成的。这些记述只是一个概要,由于篇幅所限,无数骇人听闻的详细情节只得略而不谈了。



<h3 id = "ncx6_1_2">二 新秩序下的奴隶劳动</h3>

截至一九四四年九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七百五十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不上,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不仅被强迫劳动,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饿饭,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馁而死。

此外,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二百万战俘,其中至少有五十万人被分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这种做法是公然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这两个公约都规定了不能用战俘从事这些劳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强迫建筑工事、向前线运送军火、甚至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的几十万战俘。德国人强迫战俘干这些工作,是对德国签过字的各种国际条约的又一违反。德国人把大批劳工运来,害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一家人流落在德国,天各一方。少年儿童中年岁稍大能做点工的,也逃不掉这个命运。甚至德国高级陆军将领也参与劫夺儿童的工作,把他们运回国来从事奴隶劳动。罗森堡的文件中有一份写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的备忘录,透露了在俄国占领区劫夺儿童的情况。

中央集团军打算抓四五万十岁到十四岁的少年——运到德国。这个方案原来是第九军团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这批少年主要分配到德国各种行业当徒工——德国企业部门是十分欢迎这个办法的,因为它是解决徒工不足的重要措施。

这种办法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兵力得到直接的增援,而且还可以削弱敌方人口增长的潜力。劫夺少年的行动计划有一个代号:「干草行动」。这份备忘录还说,莫德尔陆军元帅率领的乌克兰一北方集团军也在执行这一计划。

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最初还比较温和,后来却越来越恐怖。人们走出教堂或影院就被一把抓走了。特别在西欧,党卫队往往干脆把城市里的一段地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为了同一目的,在乡村采用了包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的命令的事情,就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都运走。在罗森堡的被缴获的文件中,就充满了德国方面的载有这类事件的报告。在波兰,至少有一个德国官员认为事情做得有点过火了。

(他在给总督弗朗克的报告中说道)在城乡各处,在街道、广场、车站,甚至在教堂,夜晚到住户家中,残酷地滥抓人,使得居民惶恐不安,达于极点。人人都处在危险中,不知何时何地会遭到警察突如其来的逮捕,被送到集中营,他们的家属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但是,把奴隶劳工抓来还不过是第一步。把劳工送到德国去的运输条件是够恶劣的。一九四二年九月三十日,一个叫古德凯尔希博士的人在给罗森堡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两列火车相遇时的情景:一列火车上满载着体力已经耗尽而遣送回国的东方劳工;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遇到了岔道上另一列上面满载着「新召募来的」俄国工人的火车。他写道:由于回国的劳工乘坐的车厢里的死尸,很可能惹出一场大祸来——在这列火车里,有些妇女生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扔到窗口外面去了。有肺病和性病的人与大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快要死的人躺在连稻草也没有铺的货车里;有一个死人被扔在铁路路基上。在其他开回去的火车上想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对东方劳工说来,这不是进入第三帝国的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前奏,但它至少使他们对即将面临的苦难的历程有所准备。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鞭打、疾病、受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破烂的衣服。等待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撑持不住了,什么时候劳动才算完。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工的典型场所。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战时有一个时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六百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原来收容在这所劳动营里的是意大利战俘,他们已经迁走了。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博士,在纽伦堡所写的一份供词中叙述了他接任这项职务时所看到的情况。我头一次出诊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去以前她们至少已有两星期没有看到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穿的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袋上开了几个口,让头和手臂伸出来。她们的头发都给剃了。营房四周围上铁丝网,由党卫队的警卫人员严密把守着。

劳动营中食物供应的数量很少,质量极坏。到营房走过一趟,没有不挨跳蚤咬的——我的两只手臂和别的地方就被咬起几块大疮——

雅格博士把这种情况报告克虏伯的董事们,甚至报告厂主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的私人医生,但是毫无效果。他所写的几份关于克虏伯工厂其他劳动营的报告,也没有能使情况得到丝毫改善。他在供词中提到,有几份报告,叙述的是住有俄国和波兰劳工的八个营房的情况:住的地方拥挤不堪,因而疾病丛生,而且缺少足以维持一个人活命的食物,缺少用水,缺少厕所。

东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们不论劳动时或睡觉时穿的都是从东方来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大衣,只得用毛毯当大衣御寒和挡雨。由于没有鞋穿,许多工人只得光着脚上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卫生条件恶劣到了极点。在克拉麦普拉茨,一千二百个人使用的厕所,是原来只供十个儿童用的——厕所的地面上到处是大小便——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受的罪最大;由于居住条件太坏,食物粗劣,不能吃饱,加上劳动过度,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许多工人还害着斑疹伤寒。传染这种病的虱子以及无数的跳蚤、臭虫等害虫,折磨着住在这些营房中的人——营房中的供水时常中断,一断就是八天到十四天——一般地说,西方劳工比东方劳工生活得略好一筹——后者在德国人眼中不过是人类的渣滓。但是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雅格博士在克虏伯工厂设在埃森市诺格拉特街收容法国战俘的一个劳动营中所见,可作例证。他们在狗窝、小便池和原来的面包房里住了将近半年。狗官高三英尺,长九英尺,宽六英尺,每间住上五个人。战俘必须四肢着地才能爬进去——劳动营里没有水。「被分配到德国农场劳动的奴隶劳工大约有二百五十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尽管由于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比在城市工厂中劳动的人要好一些,但远不是理想的,甚至也谈不上是人道的。从缴获的一项关于」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问题「的指令中,可以看到他们所受待遇的一斑。这项命令虽然适用于波兰人——签发的日期是一九四一年三月六日,那时还没有能用上俄国人——但后来被用作对待其他国籍的人的通则。波兰籍的农场工人不再有申诉的权利,因此,任何官方机构均不得接受其申诉——严禁到教堂去——严禁到剧院、电影院或其他文化娱乐场所——

严禁与妇女和姑娘性交。

波兰籍的农场工人如与德国妇女性交,按照希姆莱于一九四二年颁发的布告,将被处以死刑。

从事奴隶劳动的农场工人不得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颁布这项指令显然为的是防止农场工人逃出他们不得离开的农场。(指令规定)严禁任意调换工作。农场工人须按雇主要求长期劳动。每天劳动时间的长短,不加限制。

雇主均有权对农场工人进行体罚——如果条件许可,可将农场工人从居处迁到马厩等处居住,在采取这样措施时不能心善手软,

甚至被抓到德国来做家务劳动的斯拉夫妇女,也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早在一九四二年,希特勒便命令沙克尔找五十万斯拉夫妇女到德国来,「以便减轻德国家庭妇女的负担」。这位奴隶劳工专员对她们在德国家庭中劳动的条件作了如下规定:

不许提出工余时间的要求。从东方来从事家庭劳动的妇女,只有为了办家务事才可离家上街——她们不得上饭馆、电影院、剧院,不得上其他类似的场所去。也不得到教堂去——在纳粹的奴隶劳工计划中,妇女和男子显然是同样需要的。在德国人抓来劳动的三百万左右俄国平民中,有半数以上是妇女。大部分妇女被分配在农场从事重劳动或在工厂做工。

奴役征服区的几百万男女,使他们为第三帝国于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上面引述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言论的很少一部分,但是也可以清楚看出,如果纳粹德国长久维持下去,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的奴隶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东方的斯拉夫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是最坏的。一九四一年七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征服俄国的战事进入高潮时,他教训部下说:

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进集中营!



<h3 id = "ncx6_1_3">三 战俘</h3>

尽管德国人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把战俘送到兵工厂或从事与前线作战有关的各种劳动,但是对于那些被第三帝国俘获的几百万战俘来说,这种规模庞大的劳动还不是他们最发愁的事情。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熬过战争,保全一命。如果他们是俄国人,那未熬过战争保全性命的希望最少。苏联战俘的人数比其他各国战俘合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大约有五百七十五万人。一九四五年盟军解放战俘营中被俘人员时,生还的苏联战俘只有一百万人。在战争时期被德国人释放的或被批准到德军建立的伪军中服役的人大约也有一百万。饿死、冻死、病死的俄国战俘达二百万。其余的一百多万人没有作出交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证实这一百多万人中的大部分,或者因上述原因而死亡,或者被党卫队保安处处死。据德国方面档案记载,处死的有六万七千人,这肯定只是一部分数字。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三百八十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第一阶段,即从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到十二月六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显然,在战事正在进行和迅速向前进军时,要求任何军队能很好地照顾这么一大批战俘是有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德国人根本未作任何努力。我们从前边引述的纳粹文件中看到,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确实是故意不给饭吃;在一九四一年漫天风雪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时,不给他们安身的地方,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冻死了。

据罗森堡这样有权威地位的人说,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越好。」

愚蠢不堪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讲人道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对于俄国人。而我们知道,他是在俄国人那里长大的。但是,即使连他这样的人,也曾心有不忍。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他在致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他写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击退德军,反攻之势有如破竹的时候;德国人这时已经看出,他们想一举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说不定要一输到底了;他们也已看出,在美国已经参加到俄国和英国一边而与德国为敌的今天,德国人很可能在这一场战争中被打败。情况如果真的如此,胜利方面是要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行的。

(罗森堡在致凯特尔的信中说)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三百六十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罗森堡继续说道,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战俘营长官都不许把这些粮食供战俘食用,而宁可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就被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许多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战俘也睡在露天里——

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例如各集中营里都把「亚洲人」一概枪决——

岂止亚洲人。俄国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定,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意图何在。奥仑道夫与希姆莱手下许多人一样,是个不务本业的知识分子,他曾得过两个大学学位(法学和经济学),并曾在应用经济科学学院当过教授。

(奥仑道夫说)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采用这种办法。

但是这样做也不无困难。俄国战俘的身体往往衰弱得连上刑场都走不了。为此,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提出了抗议,此人短小精悍,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他说:

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五%到十%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迭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丝毫也不在乎,他们遗憾的只是每死一个战俘就使刽子手们少一个行刑的对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德国人民看到倒毙于途的惨像,因此「秘密警察缪勒」——他在德国以此著称——下令:自即日起(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九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

死了的战俘不能劳动自不必说,甚至饿坏累坏的战俘也都失去劳动能力了。到了一九四二年,德国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也已看出,他们的后备劳动力十分缺乏,被俘苏军已成为德国后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粹放弃了屠杀战俘的政策,而采取利用他们从事劳动的办法。一九四三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人员作了一次讲话,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这项政策的道路。

当时(一九四一年)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

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到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已有七十五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分配了二十万人)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军官。他们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总算可以活命。甚至凯特尔元帅建议在战俘身上打烙印的办法也废除了。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特别是英美战俘,比对待俄国人相对地来说好一些。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也偶然发生过,但一般都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杀七十一名美国战俘,便是一个例子。希特勒也曾亲自下令杀害西方战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杀五十名英国飞行员,这些人于一九四四年春被俘,后来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逃跑未成。戈林在纽伦堡说,他「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一九四三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上述事件实际上似乎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德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一九四四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里宾特洛甫主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但希特勒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与戈林会商以后,只是发布这样一项命令:英美飞行人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紧急着陆的德国飞机者,可不经军法审判即予枪决。

被俘的空军人员有时则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一九四四年九月,约有四十七名美英和荷兰的飞行人员(全都是军官)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惨遭杀害。集中营中有一个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击者之一,他在纽伦堡叙述这次屠杀的情况时说:

四十七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六十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二十一具尸体,另外二十六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常用的「处决」方式,也是杀害无数俄国战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从一九四二年起,亦即战争的趋势开始对希特勒不利以后,他便下令杀害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被俘的苏联游击队员被立即枪决,自不必说。)元首在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八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是被缴获的纳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俟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服也不赦免。同一天,希特勒又发布一项补充指示,将他所以发布这个绝密指令的理由对司令官们作了解释。他说,由于盟军突击队获得成功,

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

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这种特殊罪行是严格保密的,约德尔将军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补充说明,下边还打上重点:「这项指令只供司令官阅读,切勿落入敌人手中。」他们还得到指示,在及时记下内容后,全部文件即悉数销毁。

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都已贯彻执行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当然事例还多得很。

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二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六七特别侦察营的二名军官和十三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阵地后方很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人员一律身着军装,并没有携带便服。三月二十六日,即他们被俘后的第三天,一队执刑队人员就根据德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东·多斯勒将军亲自颁发的命令将他们处死,刑前未经审问。战争结束后不久,多斯勒将军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说,他只不过是遵照希特勒的突击队命令行事。他争辩说,他如不服从,自己将被元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一九四五年一月在斯洛伐克跳伞降落的十五名英美军事人员,其中有一名美联社战地记者,全都身着军服,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处死刑。这是根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的命令执行的。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继海德里希之后任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这个屠杀罪行如果不是集中营中目击他们处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来,恐怕永远也无人知道,因为这个集中营中大规模处决战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经销毁了。



<h3 id = "ncx6_1_4">四 纳粹在占领区的恐怖统治</h3>

一九四一年十月二十二日,法国《灯塔报》刊登了下列通告:

十月二十日上午,受英国和莫斯科雇用的懦怯的罪犯暗杀了南特的战地司令。凶手至今尚未捕获。

我已下令先枪决五十名人质,作为这个罪行的抵偿——如果从现在起至十月二十三日午夜,凶手仍未捕获归案,将再枪决五十名人质。

这一类通告常常出现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的报纸上,或者写成红底黑框的海报张贴出来。德国人公然宣称,偿命的比率一律定为一百:一——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枪杀,就枪决一百名人质。虽然抓人当人质是古代的习惯,例如罗马人就十分爱用这种办法,但是到了近代,一般已不采用这种办法了。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印度和布尔战争时在南非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陆军却大规模地抓人当人质。凯特尔元帅和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司令官都曾签署过逮捕人质和枪杀人质的密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提出许多这样的密令文件。一九四一年十月一日,凯特尔下令说:「人质当中必须包括著名头面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这一点至为重要」;一年以后,驻法德军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也强调指出,「被枪决的人质的名气越大,对凶手所起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一共处决了二万九千六百六十名人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瘐死」在法国监狱中的四万人。波兰是八千人,荷兰是二千人。在丹麦,他们用一种所谓「肃清暗杀」制度来代替公开宣布枪杀人质。希特勒明令,德国人在丹麦如遭杀害,要秘密采取「以五顶一」的报复办法。由于德国人采取这种办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孚众望的人士之一、丹麦牧师、诗人兼剧作家卡伊·门克被残酷杀害了。他的尸体被抛弃在街头,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猪猡,你还是为德国效了劳。」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供称,在他不得不遵照希特勒命令行事而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中,以根据NachtundNebeIEr一ass——《夜雾命令》所犯的罪行「最为严重」。这项奇怪的命令是希特勒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的无辜居民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亲自颁布的。正如这项命令的奇怪名称所显示,它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其家属,即使所谓下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凯特尔发布一个指令,对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释。「在原则上,」他说,「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但是,如果对这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

一九四二年二月,凯特尔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人被捕后八天之内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

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

(一)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