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

受命执行这个可怕任务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在缴获到的保安处档案中充满了有关「NN」（代表「夜雾」两字）的各种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求对被害人埋葬地点严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欧人士消失在「夜雾」之中，纽伦堡国际法庭根本无法确定这项数字，但是看来难得有人逃出虎口。但是我们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档案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关于他们在占领区中用在俄国的另一种恐怖行动所杀害的人的数字。这种特别的恐怖行动是德国人称做特别行动队干的。从其活动情形看，称为灭绝队更合适些。他们所杀害的人的头一批整数是在纽伦堡偶然查清楚的。有一天，在开审前不久，美国检察官、年轻的海军军官惠恃纳·R·哈里斯少校向奥托·奥仑道夫盘问他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人们知道，这个看上去年纪颇轻（三十八岁）而又漂亮的德国知识分子当过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处处长，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经济部任对外贸易专家。他告诉哈里斯少校，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务员，只有一年是例外。当被问到这一年离开柏林时干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当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

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

「在你任特别行动队D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九万！」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一九三九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了四个特别行动队：

A支队、B支队、C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一九四一年六月到一九四二年六月之间领导的便是D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说：

「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I·T·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一九四二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令，要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毒气送到车厢里，十分钟到十五分钟便使人致命了。「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请注意：

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

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操作技术。

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十五到二十五个人，这完全不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动队官方报告，仅仅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三十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一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一九四二年十月五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五千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八百到一千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十五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一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十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二十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二十三岁。」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二/三，我估计里面有一千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约三十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D支队杀害了九万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的A支队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决了」二十二万九千零五十二名犹太人。A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了四万一千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十三万六千四百二十一名犹太人；另有三万四千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一九四二年夏天又忙得不可开交。到七月一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五万五千多犹太人。十月间，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一万六千二百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十一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八月到十月底在俄国已杀死三十六万三千二百一十一名犹太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据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二百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的六十三万三千三百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婉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十万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h3 id = "ncx6_1_5">五 「最后解决」</h3>

一九四六年六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三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一九四六年五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在一个农场劳动。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词汇里和档案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天害理的意思，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如果犯罪的档案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一九三九年一月三十日，他在国会讲话时就说过：

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

他说，这是一个预言，他后来在其他公开讲话中又一字不易地把这句话重复了五次。其实，把欧洲推进武装冲突深渊的并不是「国际犹太金融家」，而正是他自己，不过这个问题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现在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征服了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广大地区，从而使他有机会执行他的「消灭」计划。到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时，他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了。

纳粹高级领导人物所熟知的「元首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显然一直没有写成明文——至少在缴获的纳粹档案中没有找到一份成文的东西。种种迹象表明，这项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头上告诉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再由他们在一九四一年夏秋时候往下传达的。不少证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听到过」这个命令，但是谁都说未见过文件。后来，德国总理府长官、顽固不化的汉斯·拉麦斯出庭作证时，在被追问之下回答说：我知道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但是拉麦斯跟许多被告一样声称，他在纽伦堡听到盟国律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以前，真的不了解这项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一九四二年初，据海德里希的意见，应该是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加以澄清的时候了，以便这项工作可以最后得到贯彻和结束。为此，海德里希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日在柏林郊区风景美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记录对后来纽伦堡的一些审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德军在俄国正受到挫折，纳粹官员仍然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德国眼看就要统治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整个欧洲了。因此，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十五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一一○○万」。然后他就谈了各国犹太人的数字。在德国旧有版图上，只剩下十三万一千八百名犹太人（一九三九年有二十五万人）。他说，但是在俄国还有五百万犹太人，在乌克兰还有三百万，在波兰总督辖区还有二百二十五万，在法国还有七十五万，在英国还有三十多万。言外之意显然是要全部消灭这一一○○万犹太人。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换句话说，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来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二百五十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二百五十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

（贝勒博士最后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这个老实的国务秘书，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纳粹高级领导人的急躁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一九四二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太晚了。早先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是在一九四一年夏天入侵俄国之初采用的。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死在他们手里的有七十五万人。

希姆莱于一九四三年十月四日在波森对党卫队将领们作报告。当时他心中盘算的就是这个实现「最后解决」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一百具、五百具或一千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这个戴眼镜的党卫队领袖为了寻欢作乐，曾经要人枪杀包括妇女在内的一百名东方的犹太人给他看，当场却几乎晕倒过去；因此，他在看到党卫队军官们在灭绝营的毒气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时，想必把这种杀人法看作德国历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营中，「最后解决」获得了最骇人听闻的成就。



<h3 id = "ncx6_1_6">六 灭绝营</h3>

纳粹设立的三十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虽然集中营当局都有记录，每个集中营都有正式的死亡登记簿，但并不完整，而且在胜利的盟军逼近时，许多登记簿都被销毁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一九三九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四月死亡了三万五千三百一十八人。一九四二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下面这项报告时大不高兴：从一九四二年六月到十一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十三万六千七百名囚徒中，死亡者约七万零六百一十人，处决者九千二百六十七人，「转移」者二万七千八百四十六人。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四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有一个时期，用何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曾有过不少竞争。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六千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述了他所使用的毒气是优越的。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一九四一年六月，我奉命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三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西克——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年之中已经消灭了八万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B」。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里去，这样杀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三分钟到十五分钟，视天气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把门打开，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以后，我们的特别队人员就从尸体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二千人，而特莱勃林卡的十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二百人。

接着霍斯又说明送往毒气室去的死难者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所以要挑选，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要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我们有两名党卫队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迸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

霍斯先生总是不断改进大规模杀人的艺术。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特莱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我们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当然，他们也常常看出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骚乱和麻烦。妇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说我们一发现就把孩子送去处死。

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要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是在进行灭绝工作。霍斯解释说，有时候对少数「特别囚犯」——显然指的是俄国战俘——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我们的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奥斯威辛幸存的囚犯和看守也叙述了当年集中营中人们被杀害和被处置的情景。他们的叙述可以补充霍斯的直率的供词。「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因为许多人是从法国、荷兰、希腊那样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虽然在这时出现了夫妻、子女被强行拆散的悲惨情景，但是正如霍斯和幸存的人所说，他们谁也想不到自己将落到怎样的下场。事实上有些人还拿到印有注着「瓦尔德湖」字样的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要他们签上字寄给亲人。明信片上印有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么也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

演奏的是轻音乐。据一个生还的人回亿，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磨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氢氰化物或称「齐克隆B」的结晶药物投下去。「齐克隆B」原本是作为强烈的消毒剂制造出来售卖的，而现在，如前所述，霍斯先生却自鸣得意地发现了它的新的用途。

有些曾从附近房屋里目击当时情景的幸存的囚犯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向勤务兵们发出讯号，要他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穆尔中士。「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马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据莱特林格说，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莱特林格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这是今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都是战略物资，接着，便开始了这样的旅程：先用电梯或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灰末，最后，用卡车把它们运到索拉河，撤入河中。

许多记载表明，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在集中营的档案中找到的连篇累牍的信件，暴露出这家公司的商业经营的情况。从该公司在一九四三年二月十二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一斑：

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

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五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设备。但是，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的，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提出另外两家公司的名称和它们的一些信件。其他许多集中营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菜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们建议只要在滚动的圆筒上安装一个金属叉子。每座焚尸炉的炉膛只需二十四英寸高、十八英寸宽，因为棺材是不用的。从贮尸处将尸体运往焚尸炉，我们建议用轻便的有轮子货车。随函附上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另外一家钻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四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五座，而且它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曾在口头上和你们谈过关于提供构造简单的焚尸设备，现再送上我们的已臻完善的焚尸炉的设计，这种焚尸炉用煤做燃料，使用情况迄今令人十分满意。我们建议给你们计划中的建筑物装置两座焚尸炉，但请你们进一步研究，两个焚尸炉是否肯定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们保证这些焚尸炉效率高、耐用，并且用上等材料和精湛技术制造。等待你们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你们效劳。

希特勒万岁！

C·H·科里

科里公司总经理

最后，即使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一九四四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它每天要焚毁六千具的尸体（据霍斯提出的数字则多达一万六千具）。例如，一九四四年夏天的四十六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二十五万至三十万名。甚至毒气杀人室也赶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埋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首先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B」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三/四吨。它们的提货单曾在纽伦堡拿出来作证过。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辩解说，他们出售这些产品只是供消毒用的，并不知道被用来杀人，但是，这种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从已经发现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的一些信件来看，这些信上谈到不仅供应产生毒气的结晶药品，而且还供应灭绝室的换气和保温设备。而且，那个与众不同的霍斯一旦开始供认，就供认得相当彻底，他还证明，特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的毒物足以杀害二百万人。英国的一个军事法庭在审问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布鲁诺·特奇和卡尔·维恩巴赫尔时确信这一点；这两个人都在一九四六年被判死罪并被绞决。第二家公司，德骚的达格奇公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惩罚较轻，德国法庭只判处了他五年徒刑。

战后，在德国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的栋梁。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二百五十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五十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三十Q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一百一十三．五万人。一九四五年一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四百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受难者的数字「连七十五万」也不到。他估计有六十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还要加上大约三十万或三十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后，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就从尸灰中拣出来。这些金子被熔化以后，同其他从罹难的犹太人身上搜到的贵重物品一起运给德国国家银行。根据希姆莱和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士签订的一个秘密协议，这些东西都存在党卫队帐上。账户用的一个假名字叫「马克斯，海利格」。从这些灭绝营中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除了牙齿上的黄金以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甚至还有眼镜框子——因为党卫队欺骗犹太人说要「重新安置」他们，鼓励他们把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带在身边。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特别是金刚钻和银器，以及大迭大迭的钞票。

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满谷。早在一九四二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九月十五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一百五十四只金表，一千六百零一个金耳环，一百三十二个金刚钻戒指，七百八十四只银质怀表和「一百六十个各种镶金假牙」。到一九四四年初，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文件和赃物的一些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三个大保险库。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送来的第十批货物中出现的。金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



<h3 id = "ncx6_1_7">七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h3>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一九四三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约六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六万人是一九四○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四十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这个德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七十五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一九四○年秋末，党卫队把约四十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近二英里半长、一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十六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十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病死，因此他在一九四二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七月二十二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十月三日，一共有三十一万零三百二十二个犹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一九四三年一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六万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二月十五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三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四个星期。在上年三十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墙的隔离区的范围。当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九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一千码长、三百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这个四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二千零九十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三百三十五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机每天发出报告，其中第一篇报告说）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德国人重新进行了攻击，但是，遇到很大阻碍。

约在十七点三十分，我们遭到一排建筑物中敌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机枪射击。有一个突击队击败了敌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犹太人和罪犯们从一个据点到另一个据点且战且退，进行抵抗，最后逃走了——在第一次攻击中，我们损失了十二个人。

起初几天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大炮的攻击下，武器少得可怜的守卫者节节败退，但仍然坚持抵抗。施特鲁普将军表示不能理解「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这是他对那些被围困的犹太人的称呼）为什么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报告道）在几天以内，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安置，而是决心要反抗疏散——开头几天还能捉到相当数量天生是胆小鬼的犹太人，但是，在行动的后一阶段，要抓到匪徒和犹太人就越来越困难了。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鲁普写道，妇女们都是先锋队，惯会「双手开枪」和投掷手榴弹，这些手榴弹藏在她们穿的灯笼裤里面。

战斗打到第五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莱命令施特鲁普「用最严酷和无情的顽强手段」「扫荡」隔离区。

（施特鲁普在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因此我决定用烧光所有的房子的办法把整个犹太区摧毁。

接着，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情况。

犹太人留在大火燃烧着的屋子里，直到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才从楼上跳下来——即使骨头已被摔断，他们还是尽力想爬到街道对面尚未着火的房子里去——尽管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犹太人和匪徒们往往还是宁想回去葬身于烈火之中，而不愿冒被我们活捉的危险。

施特鲁普这一类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宁愿在烈火中战死，而不愿在毒气室中平静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杀害的俘虏送到特莱勃林卡去。四月二十五日，他打了一个电传打字电报给党卫队总部，报告他抓到了二万七千四百六十四名犹太人。他说：

我正在设法搞一列火车车皮，明天开往T二（特莱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话，就只好明天在这里清算他们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进行的。第二天，施特鲁普向上级汇报：「有一千三百三十名犹太人被拉出战壕，立即消灭；有三百六十二名犹太人死于战斗。」只有三十名俘虏被「撤走」。

到暴动将近结束时，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鲁普想往下水道总管里灌水，把他们淹出来，但犹太人设法把水挡住了。有一天，德国人从一百八十三个下水道探洞往里投烟幕弹，但施特鲁普懊恼地报告说，他们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最后的结局自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陷入绝境的犹太人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斗争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施特鲁普在一次每日汇报中是用另一种不同的口吻说的，他抱怨「犹太人和匪徒们使用种种狡猾的战斗方法和诡计」。到四月二十六日，他报告说，许多抵抗者被「热、烟和爆炸」弄得「快要发疯了」。这一天，又有好几排房子被烧成焦土。这是迫使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来的唯一的和最后的办法。

五月十六日是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鲁普发出了最后一天的战况报告。

一百八十名犹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灭，过去的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二十点十五分，炸毁华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行动至此结束——

总共处置了五万六千零六十五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证实已被消灭的犹太人。一星期以后，总部要他对这个数字作一说明。他回答道：

在这五万六千零六十五人中，有七千人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在前犹太人隔离区中被消灭。六千九百二十九人被押送到特莱勃林卡后消灭了；因此，被消灭的犹太人的总数是一万三千九百二十九人。此外，有五○○○－六千名犹太人是被炸死或在烈火中烧死的。

施特鲁普将军的算术做得不十分清楚，因为还有三万六千名犹太人没有交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装的最后报告中说的确是实情：他抓到了「总共五万六千零六十五个犹太人，他们确实已被消灭」。毫无疑问，有三万六千人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的。

据施特鲁普报告，德国人的损失是：

十六人被杀，九十人受伤。从这个将军亲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战斗细节和逐屋争夺战的残酷性质来看，真正的数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为了不去刺激希姆莱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数字报得很低。施特鲁普最后说：德国的军队和警察「本着忠诚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全都是士兵的好榜样」。

「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这个数字一直在争论中。据两个党卫队中目击者在纽伦堡供述，仅仅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人。艾克曼是从事这种罪行的纳粹大专家之一，在「最后解决」创导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进行这个工作。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五百七十万，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一致。莱特林格对「最后解决」曾作过详细调查，他推断的数字要少一点——在四百一十九万四千二百人到四百五十八万一千二百人之间。

一九三九年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一○○○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他们肯定已被德国人消灭了将近一半。这就是纳粹独裁者的神经错乱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和付出的惊人代价；这种神经错乱是他早在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患上的，而且又传给了他的众多的德国信徒们，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患这种病症。



<h3 id = "ncx6_1_8">八 医学试验</h3>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是不到二百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疸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目前囚禁在德国的三百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了以下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