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八日晚间，希特勒在慕尼黑的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为纪念一九二三年啤酒馆政变而对党内「老卫队」战友发表每年一度的演说，这篇演说比他往常的演说都短，在他讲完之后十二分钟，预先安置在讲坛后面的柱子内的一枚炸弹爆炸了，死七人，伤六十三人。这时候所有的纳粹要人都已经跟在希特勒的后面匆匆离开了会场。在往年，他们照例都要留下来，一面慢慢地喝着啤酒，一面同党内的老战友们回忆话旧，谈着当年的政变。

第二天早晨，希特勒自己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独家刊登了谋刺元首的新闻。这家报纸说这桩肮脏的勾当是「英国特务机关」、甚至说是张伯伦干的。那天晚间我在日记里写道：「这件未遂的『谋刺案』无疑将激起舆论支持希特勒，并将煽起对英国的仇恨——我们多数人觉得，这一事件很像是一次新的国会纵火案。」

除开戈培尔的狂热脑袋中所想象的以外，英国特务机关同这件事情又有什么关系呢？于是纳粹立即设法制造这样一种关系。慕尼黑的炸弹爆炸后一、两个小时，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的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菜打电话给杜塞尔道夫的一个正在走红运的年轻下属瓦尔特·施伦堡，根据元首的指示，命令他第二天越过荷兰边境，把两个同施伦堡保持联系的英国特工人员绑架过来。

希姆莱的这道命令引起了战争中一桩最离奇古怪的事件。施伦堡同阿尔弗雷德·瑙约克斯一样，也是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流氓知识分子。一个多月以来，他同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谍报官s·潘恩·贝斯特上尉和R·H·斯蒂芬斯少校建立了联系。在他们面前，他自称是最高统帅部里的反纳粹军官「夏梅尔少校」（这位少校倒也确有其人），并且编造了一套活龙活现的故事，说明德国将领们如何决意推翻希特勒。他说，他们希望英国方面保证伦敦政府将公正地对待未来的反纳粹新政权。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由于英国人曾经从其他方面听说过德国军人有这么一个密谋，那些密谋分子也曾经要求过这样的保证，英国政府便有意同这位「夏梅尔少校」发展进一步的联系。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给了他一部小型无线电收发报机。随后双方在无线电上往来频繁，并且在荷兰不同的城市见了若干次面。十一月七日，双方在离德国边境不远的荷兰文洛镇上见面时，那两个英国间谍给「夏梅尔」带来了伦敦方面寄给德国反纳粹领袖的一封相当含糊的信，十分笼统地谈了同一个反纳粹政权缔结公正的和约的基础。当时说妥，「夏梅尔」将在第二天把一位反纳粹的领袖（一位德国将军）带到文洛来开始举行最后的谈判。这一会晤后来又推迟到九日。

直到这时为止，双方的目标是明确的。英国方面打算同德国密谋政变分子建立直接联系，以便鼓励和帮助他们。希姆莱则打算通过这两个英国人来发现德国的密谋分子是那些人，以及他们同英国间谍机关有什么关系。显然，希姆莱和希特勒对于某些将领以及谍报局里的奥斯特和卡纳里斯这样一些人已经有所怀疑。但是到了十一月八日的晚上，希特勒和希姆莱感到需要改变他们的目标。现在他们的新目标是：绑架贝斯特和斯蒂芬斯，并把贝格勃劳凯勒酒馆爆炸案的罪名加在他们身上！

现在，一个我们所熟悉的人物登场了。原先在格莱维茨地方对德国电台表演了那出「波兰袭击」的阿尔弗雷德·瑶约克斯，现在又率领了十几个党卫队保安处的打手来帮助施伦堡完成绑架的计划。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十一月九日下午四点，施伦堡在文洛镇的一家咖啡馆的凉台上嚼饮着开胃酒，等候贝斯特和斯蒂芬斯来赴约。最后，那两位英国间谍驾着他们的别克牌汽车来了，他们把车子停在咖啡馆的后面，刚下车就遭到候在党卫队汽车上的瑙约克斯那群暴徒一阵枪击。历来伴同这一对英国人去会见施伦堡的一位荷兰谍报官克洛普中尉受了致命的重伤。据瑞约克斯后来说，他们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连同受伤的克洛普「像一捆草似地」扔进了那辆党卫队的汽车之后，汽车便开足马力，冲过边界，进入了德国境内。

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希姆菜对公众宣布，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谋杀希特勒的阴谋案，已经真相大白。这件案于是出于英国谍报局的主使，主谋的两名英国人斯蒂芬斯和贝斯特，已经于爆炸发生后的第二天「在荷德边境在线」被捕。实际动手的凶手据称是住在慕尼黑的一个德国共产党员——一个名叫格奥尔格·艾尔塞的木匠。

我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姆莱对这件谋杀案的细节描述在我听来「气味不正」。但是希姆莱却不折不扣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我曾记道：「希姆菜那一帮匪徒的企图，显然是想要那些易受愚弄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以谋杀希特勒及其主要助手的方法来赢得战争。」

这次爆炸究竟是谁主使的，迄今仍然是一个没有完全弄清楚的谜。艾尔塞虽不像国会纵火案里的马里努斯·范·德·卢勃那样愚蠢，但却是个不怎么聪明的老实人。他不仅承认犯有制造和放置炸弹的罪行，并且为此扬扬得意。他在这次谋杀事件之前当然没有同斯蒂芬斯和贝斯特见过面，但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的那些漫长的岁月里他却同贝斯特交上了朋友。他在集中营里面对这个英国人讲了一个说来话长而且曲折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并不完全合情合理。

他说他是那年仲夏被当作共产党的同情者关进达豪集中营的，十月间某日，他被叫到集中营的长官办公室里，在那里他被介绍给两个陌生人。这两个陌生人说他们需要把元首的几个「心怀贰意的」追随者搞掉，办法是十一月八日晚上等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发表了例行的演说离开大厅之后，紧跟着在那里爆炸一枚炸弹。炸弹将安置在讲坛后面的一根柱子里。由于艾尔塞是一个手艺高明的家具匠、电工兼补铝匠，他们说这事由他来做是再合适不过了。事成之后，他们将帮助他逃往瑞士，并且给他一大笔钱，让他舒舒服服地在那里过上一辈子。为了表明他们说话算数，他们答应当时就改善他在集中营中的待遇：改善他的饮食，给他穿普通的便服，还给他许多烟卷——因为他是个烟瘾很大的烟鬼——并且给了他一个木匠工作台和一套工具。艾尔塞就在这里用一只可走八天的闹钟和一个同时可以用电钮引发爆炸的特殊装置制造了一枚看起来粗糙但效率并不差的走时炸弹。艾尔塞说，在十一月初的一个夜晚他被带到那个啤酒馆去，把他那个玩意儿放进了那根位置合适的柱子中。

他说，十一月八日晚上，大约在那颗炸弹根据规定的时间快要爆炸的时候，他的同谋者把他带到了瑞士边境在线，给了他一笔钱，并且有意思的是，还给了他一张印着那家呻酒馆内部照片的明信片，照片里那根放置炸弹的柱子上还划了一个叉。结果，他并没有得到帮助越过边境，这个傻头傻脑的家伙对这一点仿佛颇感意外。相反，他却被秘密警察逮捕了，那张明信片和其他东西一并落入秘密警察手中。然后秘密警察便教唆他在即将开庭审讯的国家法庭上把贝斯特和斯蒂芬斯牵连进来，而且告诉他，在这次审判中，他将名噪一时，成为众所注目的人物。

这个审判一直没有举行。现在我们知道，希姆莱由于做贼心虚，不敢举行这次审判。我们现在还知道，艾尔塞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住了一个时期后又被移到达豪集中营，所得到的待遇在那种环境下讲来是完全人道主义的待遇，这显然是根据那位从爆炸案中得到了很大好处的希特勒的特别指令。但是希姆莱一直牢牢地监视着他到底。让这个木匠活到战后去把他的故事四处宣扬是不行的。于是就在战争结束前不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六日，秘密警察宣布，格奥尔格·艾尔塞已在前一天盟军空袭时被炸身死。现在我们知道，他是被秘密警察杀害的。



<h3 id = "ncx5_2_5">五 希特勒对将领们的训话</h3>

幸免于难的希特勒，或者说使人看来仿佛幸免于难的希特勒压下了将领中的反抗之后，便来进行他的在西线大举进攻的计划。十一月二十日，他发下了第八号作战指令，命令保持「戒备状态」，以便「随时利用有利的气候条件」，并且规定了灭亡荷兰、比利时的方案，接着，希特勒为了给那些胆怯的将领们打一打气，使他们具有在大战前夕所必须具有的劲头，于是便在十一月二十三日那一天中午把那些担负指挥的将领和参谋总部的人员召到总理府来。

这是希特勒对他的主要军事将领们所作的秘密精神讲话中一次最能说明问题的讲话。由于盟军在弗伦斯堡发现了一些最高统帅部档案，这篇讲话便被保存下来了，这是某位不知名的与会者的笔记。

这次会议的宗旨，（希特勒一开始便说）是要使你们了解一下我的思想境界，因为这支配着我对未来事态发展的态度；此外我还要把我的决定告诉你们。

他的脑子里充满了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想法。他在这次与会人数不多的会议上，说话口若悬河，肆无忌惮，异常露骨，使人清楚地看到了他那想象力丰富然而极不正常的脑子里的一切思想活动的轮廓。他还对未来事态的发展作了极其准确的估计。但是，很难想象有谁听了这番讲话还能有任何怀疑，仍旧不相信这个掌握了德国和全世界命运的人已经全然变成了一个危险的自大狂者。

在谈到早年的奋斗时，他说：

我对于历史事态的可能发展有清楚的了解，对于作出无情的决定有坚定的意志——作为最终决定性的因素，我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我是不可代替的。没有一个军人或是文官能够代替我。谋刺我的阴谋以后可能还会有。我对我的才智能力和决断能力是深信不疑的——从未还没有一个人取得过像我这样的成就——在我的领导下，德国人民的地位空前提高了，即使现在全世界都在恨我们——国家的命运全在我一个人身上，我自然当仁不让。

他斥责将领们在他作出「坚决的决定」要退出国联、宣布征兵制、占领莱因兰、在莱因兰设防以及吞并奥地利时不该表现怀疑和动摇。他说，「在那时候相信我的人是很少的」。

「接着下一步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波兰。」他在叙述他的征服业绩时，态度极为寡廉鲜耻。可惜张伯伦没能听到他这番话。

我从一开始就明白，我是不能以取得苏台德日耳曼人区为满足的。那仅仅是局部的解决办法。于是我便作出了进军波希米亚的决定。随着建立了「保护国」，这样征服波兰的基础就奠定了。但是当时我还没有十分明确，是应该先解决东方再打西方呢，还是先征服西方再来收拾东方。由于事态的压力。最后还是先打波兰，可能有人指责我，说我要打了又打。但我认为，斗争是所有人的命运。任何人，只要他不甘心失败，就不可避免地要进行斗争。

日益增长的（德国）人口，要求有更大的Lebensraum（生存空间）。我的目标在于使我国人的数目和所需的生存空间之间有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斗争就必须从这里开始。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回避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只有俯首退让，逐渐衰亡——在这里，一切巧计良策都将无济于事，刀剑是唯一解决问题的办法。拿不出力量来进行斗争的民族是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的——希特勒说，包括俾斯麦和毛奇在内的过去那些德国领导人的毛病是「不够坚强。只有在一个有利时机对一个国家发动进攻才能解决问题」。由于认识不到这一点，结果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多面受敌。因而未能解决这个问题」。希特勒继续说道：

今天，第二幕戏正在编排。六十七年来我们第一次避免了两线作战——但是没有人能够知道，这种局面能够维持多久——从根本上说来，我把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并不是为了养兵不用。我一直都有决心要发动进击。

想到目前单线作战的好处时，这位元首提起了俄国问题。

就目前来说，俄国还没有什么危险性。它已经由于许多内部问题而被削弱了。况且，我们同俄国还订有条约，但是，条约只有在它们还能为某种目的服务的时候才会得到遵守。俄国只有在它认为这个条约对自己有利的时候才会遵守它——俄国仍然抱有长远的目标，特别是加强它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地位。只有我们在西线腾出手来的时候才能够反对俄国。

至于意大利，一切取决于墨索里尼，「他一死情况就可能全盘改变——正像斯大林如果死了一样，意大利领袖一死会给我们带来危险。一个政治家是很容易遭到不测的，最近我对这一点有亲身体会」。美国「由于有中立法」，所以希特勒那时候还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同时它对盟国的援助也还很有限。然而，时间是对敌人有利的。「目前是一个好机会。再过六个月就可能不再如此了」。因此：

我的决心是不可变更的。我要尽快地在最有利的时机进攻英、法。破坏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并没有多大关系，在我们取得胜利以后，不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破坏中立的行为，我们不会提出一九一四年那样笨拙的借口。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说，西线的进攻意味着「世界大战的结束，而不仅仅是一个作战行动，它所关系到的不是某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接着，他的讲话就开始结束：

我们历代伟人的精神一定会使我们鼓起勇气来。命运所要求于我们的，并不比对德国历代伟人所要求的更多。只要我活着，我所想到的将只是我国人民的胜利。我不会在任何困难面前退缩，我将消灭一切反对我的人——我要消灭我的敌人！

这是一篇很能说明问题的演说，虽然几乎所有的将领都不相信在这个时候发动进攻可能取得胜利，但据我们所知，当时却没有一个将领站出来表示怀疑，也没有任何人起来质问进攻比利时和荷兰是否违反道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中立和边界是得到德国的庄严的保证的。据当时在场的某些将领们说，希特勒对陆军高级将领和参谋总部里所存在的消极情绪的批评，比上面所说的要厉害得多。

当天傍晚六点钟，那位纳粹统帅又把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叫了去，就「佐森司令部的情绪」狠狠地训了那位陆军总司令一顿，参谋总长则像一个犯了过错的孩子一样站在元首办公室的门外等着。希特勒申斥说，陆军总司令部从上到下全都染上了「失败主义」情绪，而哈尔德的参谋总部则「抱着顽固的态度同元首闹别扭」。勃劳希契沮丧已极，据他自己后来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当时提出辞职，但是希特勒不准。这位总司令回忆说，希特勒还严厉地提醒他，「我必须像所有其他的军人一样，完成我的职责，履行我的义务」。那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中用速记符号写了这样一句：「危机重重的一天！」从各方面来说，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是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标志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甩开德皇威廉二世而掌握了德国最高军政大权的陆军，已被希特勒最后决定性地制服了。从这天起，这位前奥地利下士不仅认为自己的政治见解比他的将领们高出一筹，而且认为自己的军事见解也是如此。所以他从此不再听他们的意见，而且不许他们批评——其最后结果为全人类带来了灾难。

「我们之间从此有了裂痕，」勃劳希契在谈到十一月二十三日的事件时对纽伦堡法庭说，「虽然后来弥补上了，但是芥蒂始终存在。」

希特勒在那个萧瑟的秋天对将领们所发表的这一篇气势汹汹的演说，对哈尔德和勃劳希契不啻当头一棒，使他们不敢再怀有一点点推翻这位纳粹独裁者的念头。他已经警告他们，他将「消灭」一切碍他手脚的人。哈尔德说，希特勒还特别补充一句，他将「以暴力」镇压参谋总部对他的任何反抗。哈尔德至少在当时还不敢挺身反抗这种骇人的威胁。四天以后，十一月二十七日，托马斯将军在沙赫特和波比茨的怂恿下去见哈尔德，力劝他对勃劳希契下功夫，使他采取行动反对元首。（「必须把希特勒搞掉！」据哈尔德后来回忆，托马斯当时曾这样说，）但是这位参谋总长对他说了一大堆的「困难」。他说他还不能肯定，勃劳希契是否「会积极参加政变」。

过了几天，哈尔德用一些极为可笑的理由向戈台勒说明他为什么不再打算推翻那位纳粹独裁者。哈塞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些理由。除了「大敌当前不能叛变」这一条之外，据哈塞尔所记，哈尔德还补充了以下各点：「我们应当给希特勒一个最后的机会，把德国人民从英国资本主义的奴役下解救出来——目前我们再找不到另外一个伟大人物了——反对派的力量还不够成熟——对于年轻的军官，我们没有把握。」哈塞尔又去找最早的密谋分子之一、海军上将卡纳里斯，要他动手，但是毫无所获。「他对陆军将领的反抗已经不再抱任何希望」，这位卸任的大使在十一月三十日的日记里写道，「并且认为再沿着这条路搞下去只是白费力气」。过了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记道，「哈尔德和勃劳希契已经完全变成了希特勒听话的小厮了」。



<h3 id = "ncx5_2_6">六 纳粹在波兰的暴行：第一阶段</h3>

德国进攻波兰后没有几天，我的日记就开始充满了关于纳粹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中的暴行的记录。后来大家知道，许多其他人的日记也都连篇是这类的记载。哈塞尔在十月十九日的日记上说，他听到了「党卫队骇人听闻的兽行，特别是对犹太人的兽行」。过了几天，他在日记里记述了从波森省一个德国地主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

他最后看到的是一个喝醉了酒的区党部头子，命令把牢门打开。他枪杀了五个妓女，而且企图强奸另外两个妓女。

十月十八日，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他同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一次谈话的摘要，那一天后者曾同希特勒谈到波兰的未来命运的问题——波兰的未来的命运将是黯淡悲惨的。

我们无意于重建波兰——不能把波兰建成一个德国式的模范国家。绝对不能让波兰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阶级。必须保持低生活水平，保持廉价的奴隶劳动——

必须使波兰彻底解体！德国将给予波兰总督必要的手段来实现这一可怕的计划。德国确实这样做了。

我们现在可以根据缴获的德国档案和纽伦堡历次审讯所得到的证据，对纳粹在波兰恐怖统治的开始情况作一简短的叙述。这只不过是德国人对所有被征服民族的黑暗恐怖统治的先声。但是波兰的遭遇比起其他地方来，自始至终是最惨的。纳粹的野蛮兽性在这里达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在进攻波兰的前夕，希特勒曾在上萨尔斯堡八月二十二日的会议上，预先告诉过他的将领们，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合德国将领们的胃口」的事情。他警告他们，「不得干涉这一类事情，应当只管本身的军事职责」。他在讲话的时候是知道他讲的是什么的。无论是在柏林还是在波兰，本书作者都马上得到有关纳粹大屠杀的消息。这种消息纷至沓来，不胜暇接。德国的将领们当然也不例外。九月十日，当波兰战役方酣之时，哈尔德在日记里记下了一个事例，后来很快就在柏林成为家喻户晓的事。有几个属于党卫队炮兵团的恶棍，让五十个犹太人修补了一天的桥梁之后，把他们赶进一座犹大会堂，然后，用哈尔德的话，「把他们屠杀了」。军事法庭判处凶手监禁一年。甚至第三军团司令冯·库希勒将军当时也拒绝批准军事法庭对于凶手量刑过轻的判决，认为判决过于宽大了，虽然他后来也变得狠心起来了。但是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在希姆莱出面干涉之下连这一年的徒刑判决也给勾销了，理由是他们属于「大赦」之例。

以正直的基督徒自居的德国将军们对这种情况开始感到不安。九月十二日，凯特尔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元首的火车上进行了一次谈话，后者对波兰境内的暴行提出了抗议。那位对希特勒一向俯首听命的最高统帅部长官干脆地回答道，「元首已经就这个问题作出了决定」。如果陆军「不愿意参加这类事情，就得同意让党卫队和秘密警察来唱对台」，这就是说，在每个部队中都会驻上一名党卫队特派员来「执行灭绝政策」。在纽伦堡审讯时，卡纳里斯的日记曾拿出来作证，他在上面写道：

我向凯特尔将军指出，我知道已经作出了计划，要在波兰进行大规模屠杀，特别是贵族和教士将被全部消灭。可是最后世界舆论会要德国武装部队对这些行为负责的。希姆莱很狡猾，当然不会让陆军的将领们逃避责任。九月十九日，希姆莱的主要助手海德里希来到了陆军总司令部，把党卫队「清除（波兰）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的计划告诉了瓦格纳将军。哈尔德听到瓦格纳报告了这件事之后，在日记里记下了他的反应：

陆军坚决要求「清除」工作推迟到军队撤走和整个国家由民政当局接管之后再进行，也就是要等到十二月初。

陆军参谋总长的这一则简短的日记，为我们了解德国将领们的道德观念提供了一把钥匙。他们并不打算认真地反对「清除」工作——即消灭波兰的犹太人、知识分子、教士和贵族。他们只打算请求把时间「推迟」到他们离开波兰以后，以便逃脱责任。当然，外国舆论是必须考虑到的。哈尔德在第二天就波兰境内的「清除」问题同勃劳希契作了长时间的商谈之后在日记里写道：

我们不能做出任何事情让外国有机会以此为根据发动任何指责德国残暴的宣传。居然要杀天主教教士！目前要这样做是不实际的。

第二天，九月二十一日，海德里希给陆军总司令部送去了一份关于「清除」工作的初步方案。第一步工作是把犹太人全都赶到城市里去，因为在城市里比较容易把他们一网打尽加以消灭。他说，「最后解决」需要隔一个时期才能实施，而且必须「严守秘密」。但是所有看到这份秘密备忘录的将领都明白，所谓「最后解决」就是斩尽杀绝。不出两年之内，当这项方案最后付诸实施的时候，「最后解决」就成了德国高级官员之间提到战争期间纳粹这一惨绝人衰的滔天罪行的代号。

在俄国抢占了东部地区，以前属于德国的各省以及一些后来增加的西部土地又被德国正式合并之后，波兰所剩下来的地区就是元首十月十二日的法令所划定的「波兰总督辖区」。这道法令任命汉斯·弗朗克为总督，维也纳的卖国贼赛斯一英夸特为副总督。弗朗克是典型的纳粹流氓知识分子。他是一九二七年从法学院毕业后不久入党的，很快就博得了纳粹运动法律权威的名声。他才思敏捷，精力充沛，不仅精通法律，一般的知识也相当渊博，爱好艺术，尤其是音乐。纳粹执政以后，他就成了法律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最初担任巴伐利亚邦司法部长，后来是全国政府的不管部长、法学院院长兼德国律师协会主席。他肤色黝黑，短小精悍，动作敏捷，家里有五个孩子。他的才智和教养抵销了一部分幼稚的狂热，到这时为止，还是希特勒身边最不引人反感的一个人。但是在这张文质彬彬的画皮的后面却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黑暗的纳粹世界有不少令人毛骨悚然的档案，他的四十二本生活和工作日记就是其中之一，曾在纽伦堡法庭上拿出来作证。这部日记显示出它的作者是一个作事干净利落、残忍冷酷、嗜血成性的人。看来他把他平日那些暴戾的言论一段不漏地都写进去了。

他在就任新职的第二天就宣布，「波兰人应该成为德意志帝国的奴隶」。有一次当弗朗克听说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牛赖特张贴告示宣布处决七名捷克大学生时，他便对一个德国记者叫着说：「如果我要每枪毙七个波兰人就贴一张布告的话，恐怕波兰的森林还不够用来制造写那些布告的纸张呢！」

至于消灭犹太人的事，希特勒指定由希姆莱和海德里希负责。弗朗克的任务除了从波兰榨取粮食和其他物资以及强迫征集劳工之外，就是消灭那里的知识分子。纳粹分子给这种行动起了一个好听的代号，叫做「特别绥靖行动」（AusserorenlicheBefriedi－gungsaktion，后来以「AB行动」著称）。为了实现这个行动，弗朗克花了不少时间。直到第二年暮春，当德国在西线的大规模攻势把世界的注意力从波兰引开的时候，他才开始取得成绩。据他的日记所载，到五月三十日，他已能够在对警察部门的喽啰们作精神训话时吹嘘工作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几千」波兰知识分子已经送命或是将要送命。「先生们，我要求你们，」他说，「尽可能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帮助我们执行这项任务。」他还对他们透露，这是「元首的命令」。他说，元首是这样指示的：

「凡是有可能成为波兰人民领袖的人都必须予以消灭。那些追随他们的人——也必须接着加以清除。没有必要给德国加上这种负担——没有必要把这些分子达到德国的集中营里去。」他说，这些人将在波兰就地消灭。根据弗朗克的日记，在这次会议上，保安警察的头子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大约两千名男人和几百名妇女在「特别绥靖行动一开始时」就被抓了起来。其中大部分已经受到「即决裁判」——这是纳粹对人身消灭的婉转说法。第二批知识分子现在正开始集中，「等待即决裁判」。总数「大约为三千五百人」的最危险的波兰知识分子就将这样收拾掉。

弗朗克并没有放过犹太人，虽然秘密警察已经不声不响地从他手里把直接灭绝犹太人的任务抢走了。他的日记里充满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他在这方面的成就。一九四○年十月七日的日记记载了他那天在波兰的一个纳粹集会上的讲话，其中总结了他在第一年中所作的努力。

亲爱的同志们！——我不可能仅仅在一年之内就把所有的跳蚤和犹太人全都肃清。（在此处他自己注道：「全场活跃」）但是，如果诸位肯帮助我的话，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个目标是一定会实现的。

第二年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弗朗克在克拉科夫总督府举行的一次高级行政人员会议上致闭幕同时说：

至于扰太人的问题，我可以十分坦率地告诉你们，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们消灭干净——先生们，我要请你们收起你们的怜悯心，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

他承认，「要把总督辖区内的三百五十万犹太人一下子枪毙或毒死」是相当困难的。「但是我们终将能够采取一些措施，把他们消灭掉」。这话和后来的实际情形完全符合。

波兰的战事刚一结束，就开始把犹太人和波兰人从他们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赶走。

十月七日，希待勒在国会发表那篇「和平演说」的第二天，就任命希姆莱去负责一个新的机构：「加强德意志民族委员会」（简称R．K．F．D．V．）。任务是先把波兰人和犹太人从直接并入德国的那几省中驱逐出去，然后把德国人和「日耳曼族人」迁进来。所谓日耳曼族人就是从受到威胁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和波兰边远地区不断涌来的外国国籍的日耳曼人。哈尔德在两星期以前就听说了这个计划，他在日记里写道，「有一名德国人迁入这些地区，就要有两个人被放逐到波兰去」。

十月九日，希姆莱在接任新职后两天就宣布，居住在并入德国各省中的六十五万犹太人中有五十五万人将同其他不适合于「同化」的波兰人一道迁往维斯杜拉河以东的「总督辖区」。于是一年之内，就有一百二十万波兰人和三十万犹大人被逐出了家园，迁往波兰东部地区。但是搬进来顶替他们的日耳曼族人却只有四十九万七千人。这比哈尔德的比率还要高一点：赶走三个波兰人和犹太人，让一个德国人占据他们的家园。

作者记得，一九三九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大雪纷飞，「迁移」的工作是在零度以下的气温中进行的，常常还顶着大风雪，因此而死掉的犹太人和波兰人，实际上比死在纳粹行刑队枪口下和绞架上的人还要多。这可以引希姆莱本人的话为证。在法国沦陷后的那个夏天，希姆莱在对党卫队禁卫团讲话时，把他手下的人在西方进行的强迫移民工作同已经在东方完成的工作作了一番比较：

在波兰，工作是在零下四十度的气温下进行的，我们得把成千、成万、成十万的人拉走。我们不得不硬着心肠——你们应该听一下，但也应该立刻就把它忘掉——枪毙掉几千个有身份的波兰人——先生们，有许多时候同一连敌人战斗倒容易，而要镇压那些文化水平低、碍手碍脚的老百姓，要执行处决，要把人拉走，要把歇斯底里地号哭的妇女从家里撵出去，却要难得多，早在一九四○年二月二十一日，集中营督导处头子、党卫队的大队长理查德·格吕克斯在克拉科夫附近视察了一周以后告诉希姆莱说，他在奥斯威辛为新的「隔离营」找到了一处「合适的营址」，奥斯威辛是一个比较偏僻的、坐落在沼泽地区的市镇，有居民一万二千人。镇上除了几家工厂以外，还有一座奥地利骑兵留下来的营房。工作于是立刻开始了，六月十四日，奥斯威辛集中营正式使用，囚在这里的是德国人打算给予最严酷待遇的波兰政治犯。不久这个集中营的罪恶就远不止此了。在这个当儿，伊·格·法本公司这家德国最大的化学托拉斯的董事们也发现，兴建新的工厂来从煤中炼油并制造合成橡胶，奥斯威辛是一个「合适的」厂址，在这里，无论是修建新厂房还是新工厂的生产都能得到廉价的奴隶劳动。

为了管理这座新集中营，并为了向伊·格·法本公司提供奴隶劳动，一九四○年春天，一伙经过精选的党卫队的恶棍来到了奥斯威辛。其中有后来为英国公众所熟知的「贝尔森的野兽」——约瑟夫．克拉麦。另外还有一个叫鲁道夫·弗朗兹·霍斯的，这个家伙曾因杀人服过五年徒刑，以后就一直当监狱看守，他成年以后的大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度过的。一九四六年，也就是他四十六岁的那年，他在纽伦堡法庭上扬扬得意他说，在奥斯威辛由他监督消灭的就有二百五十万人，还不算另外「听任饿死」的五十万人。

奥斯威辛注定不久即将成为最有名的灭绝营（Vernichtungslager）。我们必须把灭绝营同集中营区别开来，因为集中营里到底还有少数一些人活了下来。像伊·格·法本公司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声誉的企业，其中的董事全都被推崇为德国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都是敬畏上帝的基督徒，居然会有意识地把这个死亡营选作它进行谋利活动的合适场所，这对于我们借此来了解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人，甚至最有体面的德国人，是不无意义的。



<h3 id = "ncx5_2_7">七 极权主义者之间的摩擦</h3>

大战开始后的第一个秋天，罗马－柏林轴心就发生了龃龉。

在一些分歧问题上，双方各级官员互相指责。一方指责德国人没有履行前一年六月间的协议从意大利的南提罗尔撤退「日耳曼族人」；德国人没有按月供应意大利一百万吨煤。另一方则指责意大利人未能突破英国的封锁将原料供应德国；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大做其买卖，趁机发财，包括把战争物资出售给他们；齐亚诺的反德情绪愈来愈浓厚。

墨索里尼像往常一样，忽冷忽热，齐亚诺在日记里记下了他摇摆不定的情形。十一月九日，这位领袖在草拟祝贺希特勒遇刺脱险的电报时颇费踌躇。他打算写得热情些，但又不想过于热情，因为据他看来，意大利人对希特勒的幸免于难并不感到十分高兴——领袖尤其如此。

十一月二十日——墨索里尼一想到希特勒在进行战争，尤其是当他想到希特勒取得胜利的时候，就感到简直不可忍受。

圣诞节的后一天，意大利领袖表示了「希望德国战败」的情绪，他指示齐亚诺把比利时和荷兰即将受到攻击的情报秘密地通知这两个国家。但是到了除夕之夜，他又谈起要站在希特勒一边投入战争了。

两个轴心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原因是德国的亲俄政策。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苏联红军进攻芬兰，使希特勒处于非常屈辱的境地。为了与斯大林签订条约，他已经被赶出波罗的海地区，匆匆忙忙地迁走几百年来定居在那里的日耳曼人家庭，现在他还得正式同意俄国对一个小国的无端进攻。而这个同德国关系密切的小国，主要靠了一九一八年德国正规军的干涉，才向苏联争得了作为一个非共产党国家的独立。这是叫希特勒哑叭吃黄连，可是他硬着头皮吞了下去。德国驻外使团和德国的报刊电台都奉到严格训令，要支持俄国的侵略行动，不得对芬兰人表示丝毫同情。

大概就是这件事使得墨索里尼感到忍不住了，因为意大利各地所爆发的反德示威使他穷于应付。总而言之，一九四○年一月三日，新年刚过，他就给希特勒写了一封长信，倾吐了压在他心头的话。这是墨索里尼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希特勒这样坦白、这样直率地提出了尖锐逆耳的忠告。

他说，他「深信」德国即使有意大利的帮助也永远不能「使英法屈膝，甚至不能将它们拆伙。如果认为有这种可能，那就是自欺欺人。美国绝不会听任民主国家完全失败」。因此，既然希特勒的东部边疆现在已经巩固下来了，是否还有必要为了战败英法「而去孤注一掷地冒险，连本国的政权也不顾，并且把德国几代人的精华都牺牲掉」？墨索里尼说，如果德国允许「一个纯粹由波兰人构成的、安分守己的和解除武装的波兰存在」，就能得到和平。他又说：「除非你已经下了无可更改的决心，非把战争进行到底不可，否则我认为波兰国家的建立——将是解决战争的一个因素，并且是奠定和平的一个充分条件。」

但是这位意大利独裁者最关切的还是德国同俄国的交易。

——俄国不费一枪一弹就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坐收战争之利。但是我，作为一个天生的革命家要告诉你，你不能为了某个政治策略上的一时需要而长久地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我也有责任通知你，你同莫斯科的关系再进一步，就将在意大利引起极为不利的反响——

墨索里尼的这封信不仅警告希特勒，意德关系已经恶化，并且还击中了一个要害：元首同苏俄的蜜月已经开始使双方都感到不安了。希特勒同苏俄的勾搭，使他得以发动战争，灭亡了波兰。此外他还得到了一些别的好处。例如，缴获的德国档案暴露了一项封锁得极严的战时秘密：苏联在北冰洋、黑海和太平洋等地提供港口，让德国进口迫切需要的原料，这些原料不通过这些港口就会因英国的封锁而无法进口。

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甚至答应，所有这些货物在俄国铁路上的过境运费一概由苏联政府负担。苏联政府允许德国船舰（包括潜水艇在内）在摩尔曼斯克东边的北冰洋港口帖里别尔卡进行修理和添加燃料——莫洛托夫认为摩尔曼斯克「还不够偏僻」，帖里别尔卡则「较为妥当，因为它更偏远，没有外国船只进出」。

一九三九年整个秋天和初冬，莫斯科和柏林双方一直在谈判增加两国贸易事宜，到十月底，苏联日经向德国提供了为数可观的原料，特别是谷物和石油，但是德国方面还要更多的原料。不过德国人渐渐发现，苏联不仅在政治方面而且在经济方面，讨价还价起来也是一个精明厉害的对手。十一月一日，戈林元帅、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凯特尔上将「分别」（威兹萨克语）向德国外交部提出了抗议，说俄国对德国战争物资要求得大多了。一个月后，凯特尔又向威兹萨克抱怨说，俄国对德国产品的需求，特别是对制造军火的机器设备的需求，「数量越来越大，越来越不讲理了」。

但是，如果德国想从俄国那里得到粮食和石油，他们就得用莫斯科所需要的东西来偿付。被封锁的德国极其迫切的需要俄国供给这些必需品，一九四○年三月三十日最严重的时候，希特勒甚至下令，向俄国送交战争物资应当先于德国武装部队。「德国甚至一度把尚未竣工的重巡洋舰卢佐夫号也贴进去给莫斯科方面抵付一部分现款。在这以前，十二月十五日，雷德尔海军元帅曾经建议把正在建造的世界最大的战舰俾斯麦号（四．五万吨）的蓝图和图纸售给俄国，只要他们肯出」一笔很高的代价「。

一九三九年底，斯大林在莫斯科亲自参加了同德国贸易代表团举行的谈判。德国的经济专家们发现他是一个门坎很精的生意人。缴获的威廉街文件中，有好几份很长的备忘录详细地记述了同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苏联独裁者三次难忘的会谈。他事无巨细无不熟悉，使德国代表们为之吃惊。他们发现斯大林是吓不倒、哄不过的，相反，他有时要求极苛，而且，正如纳粹谈判代表之一施努尔博士在给柏林的报告中所说的，他时常会「激动起来」。斯大林提请德国代表注意，苏联「已经帮了德国一个大忙，（并且）由于向德国提供了这种援助而树敌」。因此，苏联希望柏林方面能够给予某些补偿。一九三九年除夕，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会议上，

斯大林指出，飞机的总价格是无法接受的，因为那比实际价格高出了好多倍。如果德国不愿意交付这些飞机，不妨把话说清楚。

二月八日午夜，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议上，斯大林要德国代表提出一个合适的价格，不要像以前那样索价太高。他还举出实例说，飞机的总价是三亿马克，而且德国把巡洋舰卢佐夫号作价一·五亿马克。不要认为苏联老实可欺。一九四○年二月十一日，一项复杂的贸易协议终于在莫斯科签字了。协议规定未来十八个月内的最低限度换货额为六．四亿马克。这是对前一年八月间达成协议的一．五亿左右的年度贸易额的补充。俄国除了卢佐夫号巡洋舰和惮斯麦号的蓝图以外，还将得到海军重炮和其他装备，约三十来架最新式的德国作战飞机，包括麦塞施米特一百零九型和一百一十型战斗机和容－八十八型俯冲轰炸机。此外苏联还将获得石油和电力工业方面的机器、火车头、涡轮机、发电机、柴油机、船只、工作母机，还有德国的大炮、坦克、炸药、化学战装备等等的样品。

德国方面在第一年中得到的物资，在最高统帅部也有记录——一百万吨谷物，五十万吨小麦，九十万吨石油，十万吨棉花，五十万吨磷酸盐，还有相当数量的各种其他重要原料和从苏联过境的一百万吨满洲大豆。

外交部经济专家施努尔博士代表德国方面在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他回到柏林之后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报告他为德国争得了一些什么利益。他说，斯大林除了向德国提供德国所亟需的原料以外，他还答应「大力协助」，「在第三国代购金属和原料」。

（施努尔最后说道）这项协议为我国打开了通向东方的广阔门路——英国封锁的效果肯定将大大削弱。

希特勒当时之所以不得不忍气吞声，采取在德国极不得人心的政策，支持俄国侵略芬兰，并且听任苏联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建立陆空军基地（归根到底这还不是为了对付德国吗？），原因之一就在这里。斯大林帮助他克服了英国的封锁。但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使他有了单线作战的可能，使他能够在西线集中全部军事力量给法国和英国以致命的打击，征服比利时和荷兰，至于在这以后怎么办，希特勒已经把他的打算告诉他手下的将领了。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十七日，波兰战役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提醒凯特尔，波兰领土

从军事观点看来对我国甚为重要，它可作为我们前沿出击点和军队战略集中点。为此必须妥善保护铁路、公路等交通线路。

一九三九年这个重要的年头临近结束之时，希特勒认识到，正如他在十月九日的备忘录中告诉将领们的那样，德国不能永远指望苏联保持中立。他说过，八个月或一年以后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对各将领的长篇谈话中，他强调指出，「我们只有在西线毫无后顾之忧的时候才可能对俄国发动攻击」。这是他那忙碌的头脑所念念不忘的事。

这个决定命运的年头就在一种奇怪的，乃至可以说是怪诞悲惨的气氛中，逐渐变为历史的陈迹了。虽然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陆地上并没有战斗，在天空，巨型轰炸机所投掷的只是一些宣传小册子，而且是写得异常拙劣的宣传小册子。惟有在海上才有真正的交战。潜水艇继续在荒凉寒冷、惊涛骇浪的北大西洋上击沉英国船只，有时中立国船只也有遭殃的。

在南大西洋，德国三艘袖珍战舰有一艘斯比伯爵号已经从待命地区钻出来，在三个月内击沉了总吨位达五万吨的九艘英国货轮。接着，在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的前两个星期左右，也就是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德国报纸上印着狂热的大标题，无线电广播中飞也似地传出公报，到处传布海上大捷的消息，德国公众欢欣若狂。消息说，前一天「斯比伯爵」号在距蒙得维的亚四百英里处同三艘英国巡洋舰遭遇，把它们打得不能作战了。但是狂喜很快就变成了困惑。三天以后报纸宣布，这艘袖珍战舰已在上述乌拉圭首都港面的帕拉他河口自行凿沉。这算是什么大捷呢？十二月二十一日，海军总司令部宣告「斯比伯爵」号舰长汉斯·兰格斯道夫海军上校已「随舰殉职」，「他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无愧于元首、德国人民和德国海军对他的期望」。他们始终没有告诉可怜的德国人民：「斯比伯爵」号为三艘火力不及它的英国巡洋舰所重创，不得不驶入蒙得维的亚港修理，乌拉圭政府按照国际法只让它停留七十二小时，这当然是不够的，可是那位「英雄」兰格斯道夫舰长又不敢开着他那艘遍体鳞伤的战舰出来同英舰继续作战，于是只得自行凿沉。他自己并未随舰殉职，而是两天以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间孤寂的旅馆房间里悄悄开枪自杀的。德国人民当然也无从得知十二月十八日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下的那件事：元首「对」斯比伯爵『号未经一战就自行凿沉一事极为震怒「，于是把雷德尔海军元帅召来臭骂了一顿。

十二月十二日希特勒颁发了另一项绝密指令，推迟了对西线的进攻，指令上注明新的决定要到十二月二十七日才能作出，而「A日」最早也只能是一九四○年一月一日。他说，这样一来圣诞节就可照常给假。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但是据我的日记所载，那年冬天柏林的圣诞节是冷冷清清的，很少人家互赠礼物；食物限制很严；男人都出去打仗了；大街上由于灯火管制一片漆黑；百叶窗紧闭着，全拉上了窗帘。人人抱怨战争。恶劣的饮食和寒冷的天气。

希特勒和斯大林相互电贺圣诞节。希特勒的贺电是：

祝您个人幸福，祝友好的苏联各族人民繁荣富强。

斯大林的复电是：

德苏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有一切理由万古长青。

在柏林，冯·哈塞尔大使利用假期同他的密谋伙伴波比茨、戈台勒和贝克将军进行了商议策划。他在十二月三十日的日记里记载着他们最后商得的方案：

让几个师在「从西线调往东线的途中」留在柏林。这时，维茨勒本突然在柏林出现，解散党卫队。以这个行动为基础，贝克将军将前往佐森从勃劳希契年里把最高司令权接过来。由一名医生宣布希特勒因病不能继续任职，然后将他监禁起来。随即向全国人民呼吁：防止党卫队的暴行，恢复法治和基督教道德，继续作战，但准备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接受和平——但是这完全是幻想，完全是空话。这些「密谋者」的思想甚至胡涂到这种程度：哈塞尔在日记中竟有一大段写的是考虑要不要留用戈林！戈林这时候却正同希特勒、希姆莱、戈培尔、莱伊以及其他国社党的头子们利用新年发布冠冕堂皇的文告。莱伊说：「元首永远是正确的！服从元首！」那位元首本人则宣称，发动战争的不是他而是「犹太人和资本主义战争贩子」。他接着又说：

我们举国团结一致，在经济上彻底做好了准备，军事上全副武装，跨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有决定意义的一年——愿一九四○年带来结果。不论发生什么情形，这个结果必将是我们的胜利。十二月二十七日，希特勒把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日期又推延了「至少两个星期」。一月十日他下令最后决定进攻日期为一月十七日「日出前十五分钟——即上午八点十六分」。空军须在三天以前（即一月十四日）就开始出击，它的任务是炸毁法国境内的敌方机场，但比利时和荷兰的机场不包括在内。这两个中立小国的命运要让它们捉摸不定，一直到最后一刻。

但是，一月十三日这位纳粹统帅突然又「鉴于气象状况」再次下令延期。此后直到五月七日，缴获的最高统帅部的档案再没有提到西线的进攻日期。一月十三日下令取消原定的进攻，气候可能是一个原因；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主要原因是另外两件事。一件事是一月十日有一架极为特殊的德国军用机不幸被迫在比利时境内降落；另一件事是这时北方出现了新的机会。

一月十日，希特勒下令定于十七日假道比利时与荷兰发动进攻的当天，一架从缪恩施特飞往科隆的德国军用机在比利时上空云层中迷失方向，被迫在缪斯河畔梅克林附近降落。机上的德国空军重要参谋军官赫尔莫特·莱因博格少校公文皮包里装着附有地图的西线德军进攻计划。当比利时士兵逼近时，这位少校慌忙钻入邻近的树丛，点起火来打算烧毁公文皮包中的文件。比利时士兵注意到这桩离奇的行动以后，扑灭了火焰，抢救了残余的文件。莱因博格被押到附近的驻军司令部。一位比利时军官把未焚毁的一部分文件刚放在桌上，这位少校便不顾死活地扑过去，抓起文件就朝火炉里扔。那个比利时军官连忙将文件从火炉里抢了出来。

莱因博格立刻通过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馆报告柏林空军总部，他已将文件焚毁，「剩下的只是一块巴掌大的小残片」，但是柏林的高级人员中间已为这事惊慌失措。约德尔立刻就「敌人可能知道那些情况和可能不知道那些情况」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其实他自己也不清楚。「如果全部文件落入敌人手中，」他于一月十二日晋见元首以后在日记里写道，「情况就非常糟糕了」。当晚，里宾特洛甫给布鲁塞尔德国大使馆拍去一份「特急」电，要他们立刻报告「公文皮包焚毁的情况」。约德尔的日记透露，一月十三日上午，戈林同匆忙飞返柏林的驻布鲁塞尔空军武官以及空军高级军官开了一个会。约德尔记道：「结论是：公文皮包确已焚毁。」

但是约德尔的日记里说得很清楚，这不过是黑暗里走路吹口哨，给自己壮壮胆子罢了。根据他的日记，那天下午一时，最高统帅部「用电话命令哈尔德将军：一切行动停止」。

同一天，一月十三日，德国驻布鲁塞尔大使紧急通知柏林，「由于比利时参谋总部接到了告警的报告」，比利时军队有大规模的调动。第二天德国大使又向柏林发去一份「特急」电：比利时政府下令进入「D级阶段」，这离总动员的最后阶段只差一步了；同时还新召两级适龄壮丁入伍。他认为原因在于比利时得到了「德军在比利时和荷兰边境上调动的报告，并且知道了德国空军军官身上找到的那块没有烧完的文件的内容」。

一月十五日晚，柏林高级将领们开始发生了怀疑，不知道莱因博格少校是否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把那份惹出麻烦的文件烧掉了。于是为这件事又开了一次会，会后约德尔在日记上说，大家认为文件「大概是焚毁了」。但是一月十七日，比利时外交大臣保罗一亨利·斯巴克约见德国大使，直截了当地通知他（德国大使随即转告了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