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那里没有发生什么战事。几乎没有放过一枪。德国的老百姓开始把这种战争叫做「静坐战」——Sitzkrieg。在西方，人们也很快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假战争」。在这里，正如那位英国将军J．F·C·富勒所说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二十六个（德国）师，却躲在钢骨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人消灭了」

对这种情况，德国人是不是感到意外呢？一点也不。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在八月十四日最初那篇日记中就详尽地估计了一旦德国进攻波兰时西线方面可能出现什么情况。他认为法国「多半不会」采取攻势。他相信法国绝不会「不顾比利时人的意愿」假道比利时出兵。他的结论是，法国方面会继续采取守势。前面已经谈到，当九月七日波兰军队的失败已成定局的时候，哈尔德就已经忙于制定把德军西调的计划了。

那天晚上，他记下了勃劳希契那天下午同希特勒商谈的结果。

西方的动向尚不清楚，从某些迹象来看，没有真想打仗的意图——法国内阁缺乏果敢的气魄，英国方面也开始透露出在进行清醒考虑的迹象。过了两天，希特勒发出了第三号作战指令，命令作好准备，让陆空军部队从波兰调往西线。但是不一定就打。指令规定「即使在英国——和法国迟疑地启衅之后，我军地面部队（或）——我方飞机每次越过西部国境，（以及）对于英国的每一次空袭，都必须有我的明确命令」。

法国和英国对波兰作过什么保证？在它一旦受到攻击时，它们将怎样做？英国的保证是泛泛的一般性的，但法国的保证是明确的。一九三九年五月十九日的法波军事协议对此曾有明文规定。该条约载明，法国方面将「在总动员令下达后不出三天的时间内逐步对有限目标发动攻势」。如今总动员令已在九月一日宣布。条约还进一步规定，「一旦德国以主力进攻波兰，法国将从法国总动员开始后第十五天起，以其主力部队对德国发动攻势」，当波兰副参谋总长雅克林兹上校问到法国能够派出多少部队参加这一大规模的进攻时，甘末林将军曾经告诉他，法国届时大约可以派出三十五个到三十八个师。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八月二十三日，当德国对波兰的进攻眼看就要爆发的时候，那位胆怯的法国统帅却告诉他的政府说，「要到大概不到两年以后——一九四一－一九四二年之间」他才可能发动一场真正的攻势，他还说，这是假定到那个时候法国能得到「英国部队和美国装备的帮助」。

的确，在战争一开始的几个星期内，英国能派到法国去的部队是少得可怜的。到了十月十一日，波兰战事结束了三个星期以后，英国才派了四个师——十五万八千人——到法国去。丘吉尔称之为「象征性的帮助」。富勒指出，直到十二月九日英国方面才第一次有了伤亡——有一个外出巡逻的班长被击毙。富勒说：「自从莫利内拉和扎戈那拉之战以来还未见过这样不流血的战争。」

那些德国将领们在纽伦堡法庭上追溯往事的时候，一致认为波兰战役期间西方国家没有在西线发动进攻，是错过了千载难逢的良机。

（哈尔德将军说）只有几乎完全不顾我们的西部边境，我们才有可能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取得胜利。如果法国人当时看出了局势的必然规律，利用德军在波兰交战无暇分身的这个机会，他们本来是有可能在我们无法防御的情况下跨过莱因河，威胁鲁尔区的，而鲁尔区对德国作战具有莫大的决定性意义。

（约德尔将军也说）——如果说我们没有在一九三九年崩溃，那仅仅是由于在波兰战役期间，英法两国将近一百一十个师在西方对德国的二十三个师完全接兵未动的缘故。对此，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将军补充道：

我们军人一直担心法国会在波兰战役期间发动进攻，结果感到非常惊讶，因为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假使法国进攻，他们所遇到的将会只是德国的一道军事纸屏，而不是真正的防御。那么，在西线对德军具有压倒优势的法军（最初的两个英国师直到十月初才部署好），为什么没有像甘末林将军和法国政府以书面保证的那样发动进攻呢？

说来原因很多：首先是法国最高统帅部、政府和人民当中的失败主义情绪；其次是法国人对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伤亡惨重、元气大伤记忆犹新，他们决心只要能够避免就一定要避免再遭受这样一场杀戮；第三，到九月中旬，波兰军队的惨败使他们感到德国人不久就能把优势兵力调往西线，从而把法国最初取得的一点进展一扫而空；还有就是对于德国武器和空中优势的恐惧心理。真的，法国政府从一开始就坚决要求英国空军不去轰炸德国境内的目标，生怕法国工厂会遭受到报复性的打击，殊不知对德国的工业中心鲁尔如果进行全力轰炸，很可能使德国遭到致命打击。许多德国将领后来承认，这是他们在九月间最担心的一件事。

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法国为什么没有在九月间对德国发动进攻这个问题，丘吉尔的话可能是最好的解答。他写道：「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就已经输掉了。」一九三八年在慕尼黑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在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兰的时候，以及一九三五年在希特勒悍然不顾凡尔赛条约宣布实行征兵制的时候，就输掉了。由于盟国方面几次可悲地畏缩逡巡，如今就不得不付出代价，可是巴黎和伦敦却仿佛以为静坐不动就可能把那笔债躲过去似的。但是在海上却有战斗。

德国的海军不像西线的陆军那样受到禁令的限制，在宣战的第一个星期内就击沉了十一艘英国船舰，总吨位为六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吨，几乎等于一九一七年四月德国潜艇战最猖獗时英国在一周中所损失的半数，当时英国的处境岌岌可危。但英国的损失往后逐渐减少，第二个星期损失了五万三千五百六十一吨，第三个星期为一万二千七百五十吨，而第四个星期只损失了四千六百四十六吨——九月分总计被潜艇击沉的船只为二十六艘并十三万五千五百五十二吨，被水雷炸沉的为三艘共一万六千四百八十八吨。「

这种损失的陡然减少，有一个原因是英国人所不知道的。九月七日，雷德尔海军元帅同希特勒作了一次长时间的商谈。由于在波兰旗开得胜以及法国并未在西线发动进攻而大喜过望的希特勒，叫海军把步子放慢一些。法国表现了「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克制」，英国人也在「举棋不定」。鉴于这种情况，德国人决定大西洋上的潜水艇毫无例外地放过一切客船，完全禁止对法国船进行攻击，并命令在北大西洋的「德意志」号和在南大西洋的「斯比伯爵」号两只袖珍战舰暂时撤到「待命」的基地。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总的政策是实行克制，等待西方的政局进一步明朗化，这大约需时一星期。」



<h3 id = "ncx5_2_1">一 「阿西娜」号的沉没</h3>

希特勒同雷德尔在九月七日的会上还作出了另一项决定。那位海军元帅在日记里写道：「等到所有潜艇返航后再着手解决『阿西娜』号事件。」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海上的战争是在英国宣战十小时以后开始的，当时，九月三日晚上九点，满载一千四百名乘客的英国邮船「阿西娜」号在赫布里底群岛以西约二百英里处未获警告就被鱼雷击沉了，当时造成一百一十二人死亡，其中有二十八名美国人。德国宣传部接到伦敦发出的第一批消息之后就到海军总司令部去查对，海军总司令部的回答说，出事地点附近并没有德国潜艇，于是宣传部当即否认那艘船是德国人击沉的。这一不幸事件弄得希特勒和海军司令部非常尴尬。起初他们还不相信英国方面的报导，因为他们曾经下令所有潜艇舰长遵守海牙公约，不得不予警告就攻击船只。但是由于所有潜艇的无线电台为了保密的缘故全都保持沉默，无法立刻查明事情真相。「虽然如此，不到两天，纳粹的御用报纸就叫嚷说，这艘客船是英国人为了激怒美国使其参战而自行炸沉的。

威廉街的确非常关心美国方面对这次造成二十八名美国公民死亡的惨祸的反应。炸沉船只后的第二天，国务秘书威兹萨克约见了美国代办亚历山大·寇克，向他否认这是德国潜艇干的事。他强调说，在出事地点附近没有一艘德国舰艇。据他后来在纽伦堡供认，当天晚上他找到了雷德尔，提醒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是因为德国击沉了「卢西坦尼亚」号后美国才参战的，劝他「尽一切努力」避免激怒美国。那位海军元帅向他保证，「不可能有任何一艘德国潜艇牵涉在内」。

雷德尔海军元帅在里宾特洛甫的催促下，于九月十六日把美国大使馆海军武官请到他那里，告诉他说他现在已经收到了所有潜艇的报告，「结果肯定证实」阿西娜「号绝不是德国潜艇击沉的」。他要求这位武官将这一情况转告他的政府，这位武官即刻就照办了。　这位海军元帅说的并不完全是实话。九月三日出海活动的潜艇还没有全部返航回港，没有返航的潜艇里就包括兰普少校指挥的U一三十号在内，这艘潜艇直到九月二十七日才进入本国领海停泊。潜艇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在码头上等着这艘潜艇人港。几年以后他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了这件事情，这才使击沉「阿西娜」号的真相大白于天下。

当那艘潜艇入港时，我在威廉港的水闸边上见到了舰长兰普少校，他要求和我个别谈话。我立刻注意到他那副郁郁不乐的神情，他马上告诉我说，在北部海峡海面击沉了「阿西娜」号的大概是他。按照我原先的指示，他当时在对不列颠群岛的航线入口上可能出现的武装商船进行严密警戒，他用鱼雷击沉了一条船，事后从无线电广播中才知道这条船就是「阿西娜」号，当时他还当它是一条正在巡逻的武装商船——

我立刻派兰普坐飞机到柏林去向海军作战参谋部面陈一切。同时，我采取临时措施，命令严守秘密。当天深夜，也就是第二天清早，我接到海军上校弗立克转来的一个命令：

一、这一事件应予彻底保密

二、海军总司令部认为并无召开军事法庭的必要，因为司令部已经查明，该舰长的这一行动并非有意。

三、政治上的解释将由海总处理。

至于元首否认德国潜艇击沉「阿西娜」号的政治宣传活动，我完全没有参预。邓尼茨必定打一开始就猜到了事情真相，否则他不会到码头上去迎候返航的U－三十号。他说没有参预，实际上却参预了消灭一切可能泄露秘密的证据的活动，篡改了该潜艇的航海日志和他自己的日记。正如他在纽伦堡供认的，他本人曾命令把U一三十号的航海日志上任何提到「阿西娜」号的话都涂掉，同时也把自己的日记里与此有关的话删去。他还要艇上全体人员立誓绝对保密。

毫无疑问，所有国家的最高统帅部在战争进行期间都有不可告人的事。所以，如果希特勒像雷德尔海军元帅在纽伦堡所供认的那样，命令对「阿西娜」号事件严守秘密，也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值得称赞的话，尤其是海军司令部开始时由于确实相信这事不是德国潜水艇干出的，已经正式否认了，如果后来又迫不得已而加以承认，就会处于非常难堪的境地。但是希特勒却不以此为满足。十月二十二日星期日晚上，宣传部长戈培尔亲自在电台上指控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阿西娜」号。戈培尔当时那篇广播演说，作者至今还记得很清楚。第二天，纳粹官方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在第一版上以《丘吉尔自己炸沉了「阿西娜」号》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报导，声称英国海军大臣在那艘船的船舱里安放了一颗定时炸弹，在纽伦堡的审讯中证实，这篇广播和文章是直接出自希特勒的命令；同时也证实了，尽管雷德尔。邓尼茨和威兹萨克对于这种厚颜无耻的弥天大谎感到非常不满，却不敢表示什么意见。外交部里这位自命反纳粹的领导人和这两位海军将领，只要那位恶魔般的纳粹统帅一声令下就会立刻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其他将领们也完全一样。这种态度注定要在德国的历史上造成最黑暗的一页。



<h3 id = "ncx5_2_2">二 希特勒的和平建议</h3>

「今晚的报纸公开地大谈其和平」，我在九月二十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我和一些德国人交谈，他们全都满怀信心，不出一个月我们就会得到和平。他们个个兴高采烈。」

头一天下午，我在富丽堂皇的但泽市政厅里听了希特勒的演：六百三十九＝说。这还是他自从九月：日在国会宣告战争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公开讲演。尽管他因为保卫华沙的波军还在英勇抵抗，使他不能在华沙发表这篇演说而感到恼火，尽管他每次在演说中提到大不列颠时都恨得咬牙切齿，但是他仍然作出了一点点和平姿态。「我无意同英国和法国作战。」他说，「我同情那些在前线上的法国士兵，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战。」最后他祷求「保佑我们取得胜利的万能的上帝让别国人民认清这场战争将是多么的无谓——让他们想一想和平的幸福」。

九月二十六日，华沙陷落的前一天，德国的报纸和电台发动了一次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根据我当时的日记，其要点是：「为什么英、法现在要打仗呢？没有理由要打仗。德国对西方并无野心。」

两天以后，俄国一边狼吞虎咽地并吞划归它名下的那一块波兰土地，一边也加入了这场和平攻势。随同德苏边界友好条约及其瓜分东欧的秘密条款的签定，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于九月二十八日又在莫斯科合伙拟制并签定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和平宣言。

宣言说，德苏两国政府

在最终解决了由于波兰国家瓦解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为东欧的持久和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之后，共同表示确信，德国与英、法两国之间终止战争状态将有助于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的真正利益。两国政府将为此目的共同努力——务求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

但是，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竟然归于无效，这就表明英、法两国应对战争的延续负责——希特勒是真要和平呢，还是想继续打下去，借苏联的帮助把延续战争的责任推到西方同盟国家身上呢？他嘴上虽然说得很肯定，但是大概连他自己也不十分清楚。

九月二十六日他同仍然没有放弃和平努力的达勒鲁斯作了一次长谈，两天以前，这位不知疲倦的瑞典人在奥斯陆会见了老朋友奥吉尔维·福比斯。福比斯是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参赞，现任挪威首都英国公使馆参赞。据施密特博士的一份秘密备忘录说，达勒鲁斯报告希特勒，福比斯曾经对他说，英国政府在寻求和平。唯一的问题只是：怎样才能保全英国人的面子？「假使英国人果真希望和平」，希特勒回答道，「他们能在两星期内得到和平而又不会丧失面于。」

元首说，他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波兰已经不可能重新站起来了。」他说除了这一点必须承认之外，他准备保证「欧洲其余部分」的现状，包括保证英国、法国以及低地国家「的」安全「。接着就讨论到如何提出和谈的问题。希特勒主张由墨索里尼出面。达勒鲁斯以为荷兰女王可能更为」中立「一些。当时也在场的戈林建议，英、德两国代表先在荷兰秘密会见，如果他们取得了进展，然后再由女工正式邀请两国参加停战谈判。希特勒曾经好几次表示他怀疑」英国是否有意于和平「，但最后还是同意了那位瑞典人的办法，由后者」在第二天就到英国去按指定的方向进行试探「。」英国人可以得到和平，如果他们想要的话，「希特勒在达勒鲁斯临走的时候对他说，」不过，他们得要赶快。「

这只是元首的一种想法。他还对他的将领们谈出来了另外一种想法。前一天，九月二十五日，哈尔德在日记里提到，他得到「元首计划在西线发动进攻的消息」。九月二十七日，也就是希特勒刚向达勒鲁斯保证他准备同英国讲和的第二天，他就在总理府召集武装部队的司令官们开会，告诉他们说他已经决定「尽快地在西线发动进攻，因为法、英联军现在还没有作好准备」。据勃劳希契说，他甚至规定了进攻的日期——十一月十二日。毫无疑问，那一天希特勒被华沙终于投降的消息冲昏了头脑。他大概以为，至少法国会和波兰一样容易屈服，虽然两天以后，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要向元首「解释」，「波兰战役的战术不能依样画葫芦地适用于西线。对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能这样打」。

十月一日齐亚诺在柏林同希特勒作过一次长谈，对这位总理的心理了解得最透彻的，也许就要算他了。这位年轻的意大利外交大臣现在虽然已经对德国人厌恶透顶，但是还是不得不维持着表面关系，他发现这位元首充满了自信。齐亚诺说，他讲述自己的计划时，「只要提到他作战的手段和方法，两眼就闪射着凶狠的光芒」。这位意大利贵宾在总结他对希特勒的印象时写道：

——今天，在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使他的人民得到巩固的和平，也许仍然是希特勒所向往的一个目的。但是如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他牺牲自己认为理所应得的胜利果实，哪怕是牺牲一点点，他也会毫不犹豫地宁愿再打一仗的。

当我坐在十月六日中午开幕的国会中聆听希特勒发表他那和平的呼吁时，心里感到好像是在听一张已经放了五、六遍的老唱片。我已经三番四次地听到他每逢凯旋归来以后就在这同一个讲坛上，用同一种表面上听来非常诚恳真挚的调子提出和平建议；这些话如果你没有想到当时那次的受害者，听起来的确是合情合理的。在这个天高气爽、阳光灿烂的秋日，他又像往常那样鼓起如簧之舌，摆出伪善的面孔，重弹老调。那是一篇冗长的演说，是他生平最为冗长的公开演说之一。他先用了一个多小时对历史作了典型的歪曲，并且把德国在波兰（「这个不成体统的国家」）的赫赫武功大大吹嘘了一番，然后在快要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及其理由：我的努力主要是使我们同法国的关系摆脱一切恶意的痕迹，使这种关系能为两国所接受——德国对于法国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我甚至已经不愿再提阿尔萨斯一洛林问题——我一直向法国表示愿意永远埋葬彼此之间的旧仇宿怨，并使这两个具有光荣历史的国家互相接近——对英国呢？

我也作了同样多的努力来争取英德之间的谅解以至友谊。我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作过任何违反英国利益的事情——我在今天仍然相信，只有德国同英国达成谅解，欧洲和全世界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关于和平呢？

为什么要在西方打这场战争呢？是为了恢复波兰这个国家吗？凡尔赛和约的波兰是不会再出现了——重建波兰国家的问题不能通过西方的战争来解决，而只能由俄国和德国来解决——波兰在刚刚诞生的时候就被一切非波兰血统的人称为先天不足的流产儿，为了重建这样一个国家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破坏价值亿万的财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还有什么别的理由要打仗吗？——

如果这一场战争的真正日的仅仅是为了更换德国的政权的话——那么，这将不过是白臼地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罢了——的确，西线的这一场战争是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的——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有的，希特勒开了一大张清单：「建立一个波兰国家」（事实上他已经和俄国人商量好不许这样一个国家存在了）；「解决和了结犹太人问题」；德国的殖民地问题；恢复国际贸易的问题；「无条件地保证和平」；裁减军备；「对于空战、毒气、潜艇等等的限制」；解决欧洲少数民族的问题。

他建议欧洲几个大国举行一次「经过最充分的准备的」会议来「解决这些重大问题」。

这样一个会议行将决定本大陆今后许多年的命运（他继续说道），在大炮轰鸣下，在军队被动员起来对它施加压力时，是决不可能深思熟虑地审议问题的。

可是，如果这些问题迟早一定要解决，那么，在千百万人被送去作无谓的牺牲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化为灰烬之前来解决这些问题，是比较明智的。让西方目前的事态发展下去，其后果是难以设想的。不久，每天的牺牲将不断增长——欧洲的国民财富将为炮弹浪费殆尽，各国的元气将在战场上耗竭——有一点可以肯定。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同时出现过两个胜利者，而两败俱伤的例子倒是屡见不鲜，但愿那些恃有相同见解的人民及其领袖现在就作出他们的回答。让那些认为战争是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拒绝我伸出的手吧。

这里，他指的是丘吉尔。

但是，如果丘吉尔先生及其追随者的意见占了上风，这番话将是我最后的一次声明。这样一来，我们就将打下去——在德国的历史上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从国会回来以后就在日记上写道，据我看来英国人和法国人会不会「花五分钟的时间」来考虑这个笼统而含糊的建议，是很值得怀疑的。但是德国人却很乐观。那天晚上我去作广播时，在路上买了一份旱出版的《人民观察家报》。花体字的标题是：

德国希望和平——德国对英法没有战争意图——除殖民地以外，德国再无英他修正凡尔赛和约的要求——裁减军备——同欧洲所有国家合作——建议举行谈判。

现在我们从德国的秘密档案中知道，当时威廉街陆续通过西班牙和意大利驻巴黎的大使得到那方面传来的报告，因而满心相信法国人没有胃口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早在九月八日，西班牙大使就暗中通知德国人说，庞纳「鉴于法国人普遍厌战，打算一俟波兰战事结束就设法达成一项谅解。有可信的迹象表明，他正在为此目的同墨索里尼保持接触」。

十月二日，阿托利科把意大利驻巴黎大使最近打来的一份电报的抄件交给了威兹萨克，内中说，法国内阁大多数阁员赞成和谈，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如何「使法国和英国能够保全面子」。不过，达拉第总理显然不在这个大多数之列。

这是个很可靠的情报。

十月七日，达拉第答复了希特勒。他宣布，法国在没有得到关于「真正的和平与普遍的安全」的确实保证以前，将不放下武器。不过，希特勒更关心的并不是这位法国总理的答复，而是张伯伦的反应。十月十日，在体育馆主持冬赈活动的开幕典礼的简短演说中，他再一次强调声明，他「随时准备接受和平」。他补充道，德国方面「没有理由要同西方国家打仗」。张伯伦于十月十二日作出了回答。这个回答对德国人民如果不是对希特勒——来说，不啻迎头一盆凉水。那位首相在下院发表了一篇演说，说希特勒的建议是「含糊而不可靠的」，并且指出，「这些建议没有提到如何纠正对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所犯下的错误的问题」。他说，「德国现政府」的诺言不能信赖。如他们果真要求和平，「就应该有行动上的表现，而不仅是在口头上说说」。他要希特勒拿出「令人信眼的证据」来表明自己对和平的诚意。

希特勒的诺言再也不能欺骗这位慕尼黑妥协者了。第二天，十月十三日，德国发表了一份正式声明，宣布张伯伦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执意选择了战争的道路。这位纳粹独裁者现在算是有了进行战争的借口了。实际上，我们现在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知道，希特勒不等那位首相作出答复就发布了准备立刻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命令。

十月十日，他召见了军事将领们，对他们宣读了一份相当长的备忘录。说明了战争的局面和世界的形势，并把第六号作战指令扔给了他们。这位元首原来在九月底固执地提出要在西线尽早发动进攻的要求，曾使陆军司令部陷入一片慌乱。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在其他几位将领的支持下，曾经共同去向希特勒解释，立刻发动攻势是办不到的，他们说，整修在波兰用过的坦克就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托马斯将军以具体数字说明德国每月缺钢六十万吨。军需总监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报告说，手头的军火只「够我们一/三的部队打十四天之用」——要在十四天内打败法国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当那位陆军总司令和那位参谋总长于十月七日就陆军方面的弱点提出正式报告时，元首却不予理睬。约德尔将军是最高统帅部里仅次于凯特尔的第二名唯命是从的应声虫，他警告哈尔德说，由于陆军反对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一场严重的危机可能正在酝酿中」，元首「由于军人不服从他的命令非常恼火」。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于十月十日上午十一点召集将领们举行会议，会上根本没有征询他们的意见。注明为前一天签发的第六号指令告诉了他们应当怎样行动：

绝密

如果最近的未来事态表明，英国以及跟在它后面的法国无意于结束这场战争，我决心不作多大耽搁就采取有力的进攻性的行动——

因此，我命令：

一、为穿越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地区的——攻击战作好准备。必须尽早——实现这一攻击。

二、其目标在于尽量歼灭法国作战部队以及与其并肩作战的同盟国部队；同时，在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北部尽可能多占领土地，以便作为对英国进行有利的空战和海战的基地——我要求三军总司令尽快根据本指令制定计划，向我提出详细报告，并把各种情况随时报告我——希特勒在把指令交给他的军事将领们之前，曾向他们宣读了签署日期同为十月九日的秘密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是这位前奥地利下士所写的令人印象最深的文件之一。这份备忘录不仅表明希特勒从德国人的观点出发对于历史的理解，还表明他有杰出的军事战略和战术思想，同时也表明他对于西线战事的发展与结果具有预见，这一点不久就将得到证实。他说，自从一六四八年的缪恩施特（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德意志第一帝国以来，德国同西方国家之间就一直在进行着斗争，这是「一场无论如何都要打个明白的斗争」。但是，自从在波兰取得了重大胜利之后，只要不「危及」德国在波兰的既得利益，「我们并不反对立刻结束战争」。

但是研究这一方面的可能性，哪怕是对这种可能性加以考虑，都不是本备忘录的目的，我只准备谈另一个问题：继续战斗的必要性——德国的战斗目标，是从军事上一劳永逸地迅速解决西方问题；也就是说，摧毁西方国家的力量和能力，使之永世不能再反对德国人民在欧洲的国家巩固和进一步发展。

这一长远目标对外讲来在宣传上将不得不作种种适应——这并不改变我们的战争目标。这个目标现在是而且永远是摧毁我们的西方仇敌。

将领们对这样仓促地在西线发动进攻曾经表示反对。可是他告诉他们，时间是站在敌人那一边的，他提醒他们，波兰的胜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德国实际上只有一条战线。这种形势仍未改变——但是又能维持多久呢？没有任何条约或协议能够有把握地保证苏俄永远保持中立，目前，一切情况都不利于俄国放弃中立。但过了八个月、一年，乃至于几年，这种局面就可能会改变。近年来，各方面的情形都说明条约的不足凭信。防御俄国进攻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及时地显示德国的力量。至于意大利，「意大利支持德国是否有希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墨索里尼是否活着，以及德国是否能有更大的新胜利去吸引那位领袖。在这里，时间也是个因素。比利时和荷兰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两个国家有可能在英、法的压力下放弃中立，这是德国不能坐待其发生的事情。甚至对美国来说，「也应当认为时间是不利于德国的」。

希特勒承认，持久战对德国有很大的危险，他列举好几个危险的因素。友好的和不友好的中立国家（他好像主要考虑的是俄国、意大利和美国）有可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被拉到敌对的一边去。而德国「有限的粮食和原料基地」，也会使德国难于取得「物资进行战争」。他说，最大的危险是鲁尔的地理位置易受攻击。一旦德国这个工业生产的心脏遭到破坏，就会「导致德国战争经济的崩溃，从而丧失抵抗能力」。

必须承认，在这篇备忘录里，那位前奥地利下士一方面显示了他对于战略战术的惊人理解力，可是同时也显示了他为人丝毫不讲道德。有好几页论述了坦克和飞机在波兰战役中所发展的新战术，并且详细地分析了这种战术如何在西线战场上运用以及具体地在什么地方运用。他说，最主要的是避免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那种阵地战。装甲部队必须用来进行决定性的突破。不得使装甲部队陷身于比利时城镇的迷魂阵般的大街小巷中。根本不必用它们去攻城，而是——用来保持大军通畅无阻地前进，并在找出敌方防守薄弱的阵地后以密集的兵力进行大规模的突破，以打破战线僵持不下的局面。

这对未来西线战局是惊人精确的预测，今天读到它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在当时的盟国方面为什么就没有一个人能有这样的见地？

希特勒在战略方面的见地也是卓越的，他说，「唯一可能进攻的地区」是通过卢森堡、比利时和荷兰，首先应该记住两个主要的军事目标：摧毁荷、比、法、英的军队，从而在海峡沿岸和北海之滨取得立足之地，这样德国空军就可以从这里起飞对英国进行「无情的轰炸」。

他回过头来又谈战术问题时说，最重要的是随机应变！

这一战役的特殊性质，可能使我们有必要最高度地运用随机应变的策略，在某些地点需要集中超过一般比例的进攻或防御的兵力（比如坦克或反坦克部队），而在另外一些地方又需作低于一般比例的集中。

至于进攻的时间，希特勒告诉他的那些满心不情愿的将领们说，「不能开始得大早。但是只要有可能，无论如何必须在今秋发动」。

德国的海军将领们与陆军将领们不同，尽管英国舰队占有压倒优势，但是他们在采取攻势方面却无须希特勒的任何催促，事实上，在从九月末到十月初的那些日子里，雷德尔一直不断地在要求元首解除对海军活动的限制。这一点是慢慢实现的。九月十七日，一艘德国潜艇在爱尔兰西南击沉了英国的航空母舰勇敢号。九月二十七日，雷德尔命令袖珍战舰德意志号和斯比伯爵号离开待命地区，对英国船运开始进攻。到十月中旬，它们就已经击沉了七艘英国商船，卤获了一艘美国船弗林特市号。

十月十四日，德国潜艇U－四十七号在古恩特·庇里恩少校指挥下，突破了英国重要的海军基地斯卡帕弗罗港看来无法突破的防御，用鱼雷击沉了停泊在港内的皇家橡树号，这艘战舰上有官兵七百八十六人殉难。这一了不起的成就，提高了海军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戈培尔博士利用这件事大吹大擂了一番。

但是陆军将领方面的情况仍然是一个问题。尽管希特勒给他们写了一长篇考虑周密的备忘录，尽管发下了第六号指令要他们作好准备以便立即在西线发动攻势，他们仍然想方设法地规避。这倒不是因为他们对于侵犯比利时和荷兰有什么道德上的顾忌，而只是因为他们对在这个时候进攻是否能取得胜利深为怀疑。但是也有一个例外。

在莱因河上和沿着马奇诺防线与法军对峙的C集团军司令威廉·里特·冯·李勃将军，不仅对于西线的胜利表示怀疑，而且，就现有的材料来看，当时唯有他至少部分从道义立场出发反对进攻中立的比利时和荷兰。在希特勒召见陆军将领们的第二天，即十月十一日，李勃自己写了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把它分送给勃劳希契和其他将领。他写道，全世界都会反对德国，因为它在二十五年之内第二次进犯中立的比利时！德国政府仅仅在几星期以前还信誓旦旦地保证维护并尊重这种中立！

当他从军事上详细申述了不能在西线发动攻击的理由之后，最后他发出了和平的呼吁。他说，「全国都渴望和平」。

但是，这时候希特勒却渴望战争和厮杀，他认为将领们的那种怯懦是不可原谅的，使他感到腻烦。十月十四日，勃劳希契同哈尔德聚首长谈了一次。那位陆军总司令觉得目前有「三种可能：进攻、观望、根本性的变化」。哈尔德在他那天的日记里这么记着，后来在战后他解释说，所谓「根本性的变化」指的是「除掉希特勒」。但是主性怯懦的勃劳希契认为这种激烈的办法「本质上是消极的，并且会使我们处于挨打的地位」。他们最后认为，这三种选择都不能提供「决定性胜利的前景」。唯一可做的是继续在希特勒身上下功夫。

勃劳希契于十月十七日再次谒见了元首，但是他告诉哈尔德说，他的争辩毫不起作用，事情已「毫无希望」。哈尔德在那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直截了当地告诉他说：「英国人只有在挨了打以后才会坐下来谈判。我们应该尽快地给他们几下子。进攻日期最迟不得超过十一月十五日到二十日。」此后又同这位纳粹统帅谈了几次，他终于在十月二十七日对将领们宣布了不可更改的决走。在一次授勋仪式上，希特勒将铁十字骑士勋章授给十四名将领之后，就开始布置西线进攻事宜。当勃劳希契试图说明陆军需要一个月也就是要到十一月二十六日才能准备就绪时，希特勒的回答是「那太晚了」。他命令进攻必须在十一月十二日发动。那天散会回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垂头丧气。那天晚上，他们互相安慰了一番。「勃劳希契显得疲惫而又沮丧，」哈尔德在日记里写道。



<h3 id = "ncx5_2_3">三 推翻希特勒的佐森「密谋」</h3>

密谋分子们再一次立即开始行动的时刻到来了，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是到来了，发愁的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面临着严酷的抉择：或者是采取他们在十月十四日所想到的第三种「可能」（即除掉希特勒），或者是在西线发动他们认为会给德国带来灾难性后果（四十八）的进攻。军队和文职机关中所有突然活跃起来的「密谋者」都力主走第一条道路。

战争爆发以来，他们已经遭到过一次挫折。在进攻波兰前夕，早已退休的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又暂时被起用，在西线担任一个司令官的职务，战争开始的第一个星期，他曾经竭力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司令部去视察一下，以表示在进攻波兰的时候他并没忽视那条战线。实际上，哈麦施坦因将军，这个希特勒的死对头，是想要把他抓起来。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早在九月三日英国政府宣战的那一天，就在柏林阿德隆饭店匆忙会见奥吉尔维·福比斯的时候，把这个阴谋悄悄地告诉了他。但是那位元首已经嗅出气味不对，谢绝了那位前陆军总司令的邀请，并且过了不久就把他撤掉了。

但密谋分子们仍然同英国人保持着联系。他们没有能够采取行动阻止希特勒消灭波兰，他们现在集中力量于避免战事向西蔓延。文职密谋分子比以前更清楚地认识到，在德意志帝国中，唯有军队有办法制止希特勒。随着总动员和在波兰取得的闪电般的胜利，军队的力量和地位有了极大的增长。但是正如哈尔德对那些文职密谋分子所解释的，由于编制扩大，军队也有它不方便的一面。军官队伍中增添了大量的预备役军官，而他们当中很多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同时部队的士兵又全都被灌了一脑袋的纳粹思想。哈尔德指出，要找到一支可以信赖的并且肯于反抗元首的部队是不容易的。无论是对敌人还是对朋友，哈尔德都是一个善于强调困难的人。

将领们还提出了另外一个问题，文职密谋分子认为也完全应当考虑。就是如果他们发动一次反对希特勒的政变，英法是不是会利用政变在军队和国家中所造成的混乱，从西线大举入侵，占领德国？并且，虽然他们已经推翻了那个罪魁祸首，英法是否仍然会向德国人民提出苛刻的靖和条件？因此，有必要同英国人保持联系，以便取得明确的谅解，使西方盟国不利用德国反纳粹的政变趁火打劫。

他们通过好几条途径同英国人接触。其中韦一条途径是由约瑟夫·缪勒博士通过梵蒂冈发展出来的。这位博士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慕尼黑的第一流律师，体格魁伟，精力旺盛，而且有股蛮劲儿，所以在年轻时得到过「蛮牛约瑟夫」的绰号。他在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的默许下，于十月初曾经到罗马作了一次旅行，在梵蒂冈同英国驻教廷公使建立了联系。据德国人说，他不仅取得了英国的保证，并且还得到了教皇的诺言，同意在新的反纳粹德国政权和英国之间充当调停人。

另一个接触点在瑞士的伯尔尼。威兹萨克派了不久以前曾任德国驻伦敦代办的西奥多·科尔待当德国驻瑞士公使馆的参赞。他在瑞士的首都不时和一个英国人菲利普·康维尔一伊凡斯博士碰头。后者曾经在德国柯尼斯堡大学担任教授，不仅成了研究纳粹主义的专家，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纳粹的同情者。

十月的下半月，康维尔一伊凡斯给科尔特带来了一个讯息，后来被科尔特说成是张伯伦以谅解和公正的态度对待未来的反纳粹德国政权的庄严保证。实际上这个英国人带来的只是张伯伦对下院的演说中的一段话。在这篇演说里，这位首相一方面拒绝希恃勒的和平建议，一方面宣布英国无意「使一个愿意同其他国家和睦相处、互相信赖的德国在欧洲无法获得应有地位」。那一篇对德国人民表示友好的讲演中的这一段话和其他的段落都曾由伦敦方面广播过，那些密谋分子想必也在无线电中听到过，但是他们仍然对那位非正式的英国代表带到伯尔尼来的「保证」大表欢迎，认为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东西。这些密谋分子得到了这个声明并认为自己已经通过梵蒂冈取得了英国的保证之后，就满怀希望地转向那些德国将领，说他们是满怀希望固然不错，但是也可以说是绝望中的孤注一掷；「我们唯一能得救的希望，」威兹萨克在十月十七日对哈塞尔说：「就在于举行军事政变。但怎样举行政变呢？」

时间已经很紧迫了。德国已经决定在十一月十二日侵入比利时和荷兰。必须在这个日子以前举行政变。哈塞尔警告其他的人说，在德国侵犯了比利时以后，就不可能得到「公道的和平」了。

对于后来发生的事，其实应当说是对于后来为什么竟然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参加这个密谋的人各持一说，互相矛盾，莫衷一是。像在慕尼黑时期的那次一样，这次的中心人物仍然是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但是他忽冷忽热，犹豫不定。在纽伦堡提审时，他解释说，「野战部队」由于「全副武装的大敌当前」，不可能举行叛变。他说他曾呼吁不直接与敌人交锋的国内驻防军采取行动，但是他从国内驻防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里茨）·弗洛姆将军那里所能得到的，最多只是一种谅解，那就是「作为一个军人」，只要勃劳希契下命令，他马上就执行。

但是勃劳希契甚至比他的参谋总长还要胆小怕事。「如果勃劳希契没有足够的魄力作出决定的话，」贝克将军对哈尔德说，「你就应当作出决定，给他来一个既成事实。」但是哈尔德坚持认为，勃劳希契是陆军总司令，最后责任应当由他负。大家就这样推来推去，谁也不愿负责。哈塞尔在十月末的日记中悲叹道：「哈尔德的胆略和威信都不足以胜任此事。」至于勃劳希契，就像贝克所说的，只是一个「六年级小学生」。这时密谋分子由陆军方面的经济专家托马斯将军和谍报局的奥斯特上校为首，继续在哈尔德身上做工作。哈尔德终于同意，至少他们认为如此，只要希特勒进攻西方的最后命令一下，就发动政变。但哈尔德本人后来却说，这仍然要以勃劳希契作最后决定为条件。不管怎样，十一月三日，据哈尔德和奥斯特在最高统帅部里的一个心腹汉斯·格罗斯库特上校说，哈尔德通知贝克将军和戈台勒这两个主要密谋分子，要他们从十一月五日起随时准备行动，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所在的佐森成了酝酿阴谋活动的温床。

十一月五日是关键性的一天。部队将在这一天开往与荷、比、卢交界处的出击点，同时勃劳希契也约定在这一天向希特勒摊牌。他同哈尔德曾经在十一月二日和三日视察了西线的各高级指挥部，战地指挥官们反对进攻的意见增强了他们的决心。哈尔德在自己的日记里暗自写道，「没有一个指挥部认为进攻——有任何可能取得胜利」。于是陆军总司令带着把从前线将领们那里得到了的大批论据，再加上他自己和哈尔德、托马斯等人的论据汇集成的一份备忘录，而且，用哈尔德的话来说，另外还带了一份「反备忘录」，那是对希特勒十月九日那份备忘录的答复，在十一月五日这一天，驱车前往柏林总理府，决心说服希特勒放弃在西线立即发动进攻的计划。如果劝说无效，勃劳希契就将参加推翻希特勒的密谋——至少密谋分子是这样了解的。他们兴高采烈，非常乐观。据吉斯维乌斯说，戈台勒甚至已经着手为未来的反纳粹临时政府草拟内阁名单了，后来还是头脑较比冷静的贝克制止了他才没有这样做。那时只有沙赫特一个人对这问题极感怀疑。「你们瞧着吧，」他警告道，「希特勒准会闻出气味不对，明天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跟以前一样，他们全都错了。

勃劳希契一无所获，他的备忘录也好，前线指挥宫的报告也好，他自己的论据也好，都没有发生作用，这本来也是意料中的事。当勃劳希契提出当时是西方一年之中天气最恶劣的季节时，希特勒反驳道，对德国人来说是恶劣的气候，对敌人也同样恶劣，何况来年春天天气也未见得就好。最后，这位没有脊梁骨的陆军统帅计无可施，便告诉元首说，西线部队的士气同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的情况类似，当时军队里充满了失败主义情绪，发生不服从命令的情况，甚至有兵变。

据哈尔德说（他的日记是这次极机密的会谈的主要来源），希特勒一听这话，顿时勃然大怒。他要勃劳希契说出来：「哪个部队出现了这种没有纪律的情况？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什么地方？」他要在第二天亲自坐飞机到那里去调查。据哈尔德的日记说，可怜的勃劳希契本来想故意夸大一下事实，以便「吓退希特勒的」，现在却惹得元首大发雷霆地训了一顿。「陆军总司令部采取什么行动？」元首吼叫道，「枪毙了多少人？」希特勒咆哮道，事实上「是你们陆军不想打」。

「已经没有办法再谈下去了，」勃劳希契在纽伦堡追忆那次不愉快的会见时在法庭上说，「于是我只好退了出来。」据别人回忆说，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十八英里外佐森的司令部时还惊魂未走，甚至在叙述会见经过时最初都有点语无伦次。

「佐森密谋」就这样完事大吉。它同慕尼黑时期的「哈尔德密谋」一样，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两次密谋中，密谋分子们为自己的行动所提出的条件都实现了。这次希特勒坚持自己的决定，要在十一月十二日发动进攻，事实上当碰了一鼻子灰的勃劳希契走了之后，希特勒还用电话向佐森司令部重申了他的命令。当哈尔德要求书面的命令时，书面的命令立刻就送来了，密谋分子们曾经说，要推翻希特勒必需有一个书面证据，也就是要由希特勒下令发动一场他们认为行将使德国遭到惨祸的战争；现在证据有了，但是他们除了惊慌失措之外，毫无所为。他们乱成一团，急急忙忙地焚毁了可能惹祸的文件，掩盖了他们密谋活动的痕迹。只有奥斯特上校好像还保持了镇静。他向比利时和荷兰驻柏林公使馆发出了警告，要这两国提防十一月十二日早晨的进攻。然后他就动身到西线去，想试探一下，看看他还能不能再次说动冯·维茨勒本将军来干掉希特勒，结果毫无所获。包括维茨勒本在内，所有的将领都知道他们已失败了。那位前下士又一次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他们。几天以后，指挥A集团军的伦斯德召集他所属的军级和师级司令官开会，详细讨论了进攻的计划。虽然他本人对这次进攻的成功仍有疑问，他却劝他的将领们撇开怀疑。他说：「陆军已经分配了这个任务，不论怎样都得执行！」希特勒冲着勃劳希契发了那一通雷霆，把他吓得要死之后，第二天就着手草拟一个宣言，对荷兰和比利时人民为自己的侵略行为提出辩解。哈尔德日记中提到的借口是「法国军队必将开进比利时」。

但是第二天，十一月七日，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的日期，使得将领们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绝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于柏林

——元首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听取了气象和铁路运输方面的报告以后，发布命令如下：「A日」「推迟三天，下一决定将于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九日下午六点作出。凯特尔

整个秋天和冬天希特勒发布了十四道推迟进攻的命令，这是其中的第一道。欧战结束时，从最高统帅部的文件中发现了这些命令的副本。这些命令表明希特勒在任何时候都从没有放弃在西线发动进攻的决定，只不过是一星期一星期地往后推而已。他在十一月九日把进攻推迟到十一月十九日；而临到十一月十三日又把它推迟到十一月二十二日，像这样一直推下去，每次都是在五六天以后前通知改期，往往是以天气作为理由。这也许是希特勒在某种程度上对将领们的迁就，也许是他意识到陆军尚未准备就绪。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战略计划和战术计划没有充分拟好，因为他还在不断地进行修改。希特勒第一次推迟进攻可能还有其他的原因。十一月七日作出这个决定的那一天，比利时国王同荷兰女王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表示愿意「在西欧战争开始激烈进行以前」斡旋和平，这一来使德国人大大地陷入了窘境。希特勒在他所草拟的宣言中本来打算说，德军开入这两个低地国家是因为获悉法国军队即将开进比利时，但是在比荷发表了这个联合声明之后，这个借口就很难取信于人了。

同时，希特勒也可能得到了风声，知道他进攻比利时这个中立小国已经起不到奇袭的作用，而他原来正是倚仗这一点的，十月底，戈台勒曾经到布鲁塞尔去了一趟，带去了威兹萨克的秘密委托，要德国驻比利时大使贝劳一许汪特私下警告比利时国王「局势极为严重」。那位大使遵命照办，利奥波德国王马上就赶到海牙，同荷兰女王商量，于是便拟定了上述的联合宣言。但比利时人还得到了比这更为明确的情报。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这个情报一部分是从奥斯特那里来的。另外，十一月八日，贝劳一许汪特还用电报通知柏林，利奥波德国王曾告诉荷兰女王，说他获得「准确的情报」，得知沿比利时国境线已有德军集结，说明德军将「在两三天」内穿越比利时国土发动进攻。

接着在十一月八日晚间和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一连发生了两桩怪事：一桩是险些使希特勒送命的炸弹爆炸事件，另一桩是德国党卫队人员在靠近德国边境处绑架了荷兰境内的两名英国间谍。这两起事件虽然最初分散了那位纳粹统帅的注意，使他无暇考虑在西线发动进攻的计划，但最后却增加了他在德国的威信，同时吓坏了那些实际上同这两起事件全然无关的佐森密谋分子。



<h3 id = "ncx5_2_4">四 纳粹绑架案和啤酒馆炸弹事件</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