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方案是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突然进攻的计划的代号。我们已经知道，它当初是冯·勃洛姆堡元帅在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制定的。后来，希特勒在十一月五日向高级将领讲话时，又详细地作了说明。他告诫他们「对捷克人的突袭」应当「以闪电式的速度来进行」，而且可能「早在一九三八年」即予执行。「
显然，由于轻易就征服奥地利，绿色方案已成为一项当务之急；这一计划必须立即根据当前形势加以修订，各项准备工作必须也随之开始。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召见凯特尔正是为了这桩大事。第二天，新任命的元首军事副官鲁道夫·施蒙特少校，就整理好了一份讨论总结，内容分为三部分：「政治问题」、「军事决策」和「宣传」。
希特勒拒绝了「不必有借口或理由就凭空进行战略进攻的建议」，因为他认为「世界舆论的反对可能引起严重的局势」。第二个办法是，「在经过一段时期能逐步导致危机从而导致战争的外交谈判之后再采取行动」，希特勒认为这也「是不足取的，因为那样以后捷克（绿色）方面就会有所防范」。元首认为，至少就当时而言，还是采取第三个办法为好，即「以一个偶然事件（例如，在一项反德示威中杀害德国公使这样的事件）为借口，发动闪电进攻」。我们记得，过去也曾计划过以这样的「事件」来为德国进攻奥地利制造口实，当时曾打算把巴本作为牺牲品。在希特勒匪帮的世界中，德国驻外使节肯定是随时可以牺牲的。
希特勒现在已成了德国的最高统帅，因为他已取得了亲自指挥三军的权力，他向凯特尔将军强调必须速战速决。
采取军事行动的头四天，从政治上说，是决定性的。如果不能取得突出的军事胜利，肯定会发生欧洲的危机。既成事实一定能使外国认为军事干涉是没有希望的。至于战争的宣传方面，现在还不是要用到戈培尔博士的时候，希特勒不过谈了一下「指导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行动」的传单和那些「包含有恐吓捷克人的威胁」的传单。
希特勒现在决意要消灭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使德国人深恶痛绝的和约的产物。它也是捷克的两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托马斯·迎里格·马萨里克和爱德华·贝奈斯亲手缔造出来的。马萨里克是一个马车夫的儿子，靠自学而成为一个大学者，并且成了这个国家的第一任总统。贝奈斯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他靠半工半读，读完了布拉格大学和法国的三个高等学府，后来几乎是一再连续担任外交部长，在马萨里克于一九三五年退休以后出任第二任总统。十六世纪时哈布斯堡帝国兼并了古老的波希米亚王国，捷克斯洛伐克现在又从这个帝国中分割出来，在一九一八年建国以后己发展成为中欧最民主、最进步、最文明、最繁荣的国家。
但是，就由于它是由几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它从一开头就苦于一项国内问题，二十年来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就是少数民族的问题，捷克斯洛伐克国内有一百万匈牙利人，五十万卢西尼亚人和三百二十五万苏台德日耳曼人。这些民族都依恋不合地仰望着他们的「祖国」——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虽然苏台德人从来没有归属过德国（除了曾是组织松散的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而只归属过奥地利。至少可以说，这些少数民族要求得到比已有的更多的自治。
就是在一○○○万捷克斯洛伐克人中占一/四的斯洛伐克人，也要求某种程度的自治。斯洛伐克人虽然在种族上和语言上同捷克人十分接近，在历史上、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发展却遇然不同，主要是因为受了匈牙利人几百年统治的缘故。一九一八年五月三十日，美国的捷克流亡者和斯洛伐克流亡者在匹兹堡签订了一项协议，规定斯洛伐克人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和法院。但是布拉格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受这一协议的约束，也没有予以遵守。
可以肯定他说，同绝大多数其他国家，即使同西方国家，即使同美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比起来，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少数民族也过得并不坏。他们不但享有充分的民主权利和公民权利——包括投票权在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有自己的学校，并且能保持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政党的领袖常常担任中央政府的部长。虽然如此，捷克人自己还没有完全摆脱奥地利人几百年压迫的影响，在解决少数民族问题方面还有许多欠缺之处。他们往往有沙文主义的表现，而且常常不讲究策略。我还记得我以前在那里的时候所体会到的斯洛伐克人对监禁伏伊特赫·都卡博士一事的愤慨。都卡在当时是一位有声望的教授，他以「叛国罪」被判处十五年徒刑，然而很难说除了争取斯洛伐克自治而外，他还犯了什么别的罪。最重要的是，少数民族集团感到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并没有遵守马萨里克和贝奈斯在一九一九年的巴黎和会上所作的诺言，即建立类似瑞士那样的联邦制度。
大有讽刺意味的是，从下面要谈到的情况看来，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里过得相当好——肯定要比这个国家内任何其他少数民族过得好，而且也比在波兰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过得好。他们固然憎恶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仿佛土皇帝般的捷克官员，固然憎恶布拉格不时发生的对他们歧视的事件，他们固然失去了过去在哈布斯堡时代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统治地位，因而感到不甘心，但是，他们集居在新共和国绝大部分工业集中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生涯日益繁荣富裕，而且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逐渐达到了同捷克人比较和睦地相处的状态，不过同时也一直在继续要求给他们以更多的自治，对他们在语言和文化方面的权利给以更大的尊重。在希特勒崛起以前，那里并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要求更多权利的政治运动。苏台德区绝大多数的选票是投给社会民主党和其他民主党派的。
后来到了一九三三年，在希特勒当了总理以后，国家社会主义的病毒也感染了苏台德日耳曼人。那一年成立了苏台德德国人党（S．D．P．），领导人是一个举止温和的体操教员，名叫康拉德·汉莱因。到一九三五年，这个党就已经受到德国外交部的秘密资助，每月数达一万五千马克。不到两年，它已得到了大部分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拥护，只有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留在外边。到合并奥地利的时候，汉莱因的三年来一直听命于柏林的党，已随时准备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了。
为了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汉莱因曾在奥地利被并吞以后两周赶赴柏林，并且曾在三月二十八日同希特勒密谈过三小时，里宾特洛甫和赫斯当时也在场。据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所载，希特勒的指示是，「苏台德德国人党应当提出捷克政府所不能接受的要求」。汉莱因本人对元首的意见总结为，「我们必须老是提出永远无法使我们满足的要求」。
因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日耳曼少数民族的困境，对希特勒说来，就像一年以后但泽之于波兰一样，不过是一个借口，以便让他用来在自己所垂涎的土地上制造纠纷，进行颠覆，用来迷惑其友邦，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十一月五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整个春天和夏天，几乎一直到最后，张伯伦首相和达拉第总理同世界上其他绝大部分国家一起，显然还硬是由衷地相信，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为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他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
事实上，当春天一天比一天暖和起来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政府还特意对捷克政府施加压力，要它给予苏台德日耳曼人以范围极广的让步。五月三日，德国新任驻伦敦大使赫伯特·冯·狄克森向柏林报告，哈利法克斯勋爵曾告诉他，英国政府不久将在布拉格采取一项步骤，「其目的在于劝说贝奈斯对苏台德日耳曼人表示最大限度的和解」。四天以后，据德国公使向柏林报告说，驻布拉格的英、法公使就在五月七日采取了这一外交步骤，敦促捷克政府「尽最大限度」来满足苏台德人的要求。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看到英、法政府如此热心帮助，大概甚为高兴。
话虽如此说，在这一时期，隐蔽德国的目标比过去更为必要。五月十二日，汉莱因秘密访问了柏林威廉街。里宾特洛甫当即向他面授机宜，指示他当晚到伦敦去看英国外交大臣首席外交顾问罗伯特·凡西塔特爵士和其他英国官员时如何愚弄英国人。威兹萨克所写的一份备忘录曾记下了应采取的方针如下：「汉莱因将在伦敦否认他是按柏林指示行动的——最后，汉菜因将谈到捷克政治结构逐步解体的问题，以便让那些以为自己仍能为保全这一政治结构而进行干涉的人士知难而退。」同一天，德国驻布拉格公使打电报给里宾特洛甫，认为必须预先采取措施，来掩护公使馆给苏台德德国人党以津贴与指示的工作。
美国驻柏林大使休·R·威尔逊在五月十四日拜访威兹萨克，讨论了苏台德危机。威兹萨克告诉他，德国人担心的是，捷克当局为了设法防止「捷克斯洛伐克的解体」正在处心积虑地挑起一次欧洲危机。两天以后，五月十六日，施蒙特少校代表当时在上萨尔斯堡休假的希特勒发出了一项紧急的而且是「绝密的」电报，询问最高统帅部，「一旦动员的话」，在捷克前线有多少个师「随时能在十二小时以内挺进」。最高统帅部的蔡茨勒中校立即复电说「十二个」。希特勒对此感到不满足，又去电追询：「请告各师番号。」复电来了，列举了十个步兵师的番号，还加上了一个装甲师和一个山地师。希特勒越来越急于采取行动。第二天，即五月十七日，他又向最高统帅部要有关捷克人在苏台德山区国境上建筑工事的确切情报。这些工事当时被称为捷克的马奇诺防线。蔡茨勒当天就从柏林回复了一个很长的「绝密」电报，十分详尽地向元首报告了捷克防御工事的情况。他说明这些工事相当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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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次危机：一九三八年五月</h3>
从五月二十日那一个星期五开始的周未，渲变成了一个危机的周末，后来被称为「五月危机」，在此后四十八小时之中，伦敦、巴黎、布拉格和莫斯科的政府都惶惶不安，以为欧洲迫近战争之程度为一九一四年夏天以来所未有。这种情况也许主要是由于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新计划可能泄漏所致。这个计划是德军最高统帅部为希特勒所草拟并且在星期五向他提出的。无论如何，至少在布拉格和伦敦，人们都认为希特勒马上就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了。从这种看法出发，捷克人就开始动员，而英国、法国和俄国在各该国政府认为已迫在眉睫的德国威胁面前也表现了坚定和团结的精神。此后这种精神就消失了，直到一场新的世界大战差点儿把它们消灭掉的时候才又重新出现。
五月二十日星期五这一天，凯特尔将军打电报给当时在上萨尔斯堡的希特勒，提出了绿色方案的新草案，这个草案是元首在四月二十一日会议上决定了总方针以后由凯特尔和他的助手一直在仔细拟定的。凯特尔在就新计划给领袖的一封极尽阿谀谄媚之能事的信中，说明新计划已考虑到了「由于奥地利并入德国而造成的局面」，新计划在「您，我的元首」予以批准并且在上面签字以前将不会同三军总司令进行讨论。
对「绿色方案」的新指示是一九三八年五月二十日在柏林发出的，它是一个有趣而且重要的文件。它是后来全世界都熟知的纳粹式侵略计划的一个标本。
（新指示一开头就说）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除非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原件为着重体）——发生不可避免的局势，迫使我们采取行动，或者欧洲政局的演变给了我们以时不再来的特殊有利机会。
文件中考虑了有三个可以「开始军事行动的政治上的可能性」，其中第一个，「不必有合适的外部借口就发动突然进攻」的可能被拒绝了。最好在下列两种情况下采取军事行动：
（a）经过一段时间的日益严重的外交争吵和军事准备所造成的紧张局面后，再利用这种局面来把战争罪过转嫁到敌方。
（b）根据某一件严重事件，发动闪电式进攻。这种事件使德国遭到无可忍受的挑衅，至少在世界上一部分舆论看来，是构成采取军事行动的迫义上的理由。方案（b）更为可取，无论从军事的还是政治的观点来看都是如此。至于军事行动本身，则要求在四天之内就能取得这样的胜利，其后果足以「向企图干涉的敌国表明捷克军事地位业已绝望，同时向那些对捷克有领土要求的国家提供一种刺激，使之迅即联德反捷」。后一类国家是匈牙利和波兰，这个计划是把它们参加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估计在内的。德国人认为，法国是否会遵守它对捷克人的义务很可以怀疑，但是「预计俄国将企图给捷克斯洛伐克以军事援助」。
德国最高统帅部，至少是凯特尔和希特勒，深信法国不会参战，因此只需「拨出最低限度的兵力来作为西线后卫」，并且还强调「全部兵力都必须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陆军主力的任务」是在空军协助下「击溃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尽快占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
这将是一场总体战，在德国军人历来的作战计划中，这是第一次强调了指示中所说的「宣传战」和「经济战」的价值，并且把它们编进了全面的军事进攻计划之中。
宣传战（原件为着重体）一方面必须以威胁手段恫吓捷克人并瓦解其抵抗力；另一方面也必须给各少数民族以如何支持我们的军事行动的暗示，并且影响中立分子同情我们。经济战（原件为着重体）的任务是使用一切经济资源来加速捷克的最后崩溃——在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必须协助加强经济战的全面努力，其方法是迅速收集关于重要工厂的情报，并使各工厂尽速恢复生产，因此，在军事行动允许的范围内，保全捷克的各个工厂与各项工程一事可能对我们有决定性竹意义。
这一纳粹侵略方式后来一直保持着基本来变，而且应用时取得了惊人的胜利，直到很久以后，到全世界对此有所警觉以后为止。
五月二十日中午刚过不久，德国驻布拉格公使发出了一封「火，急绝密」的电报，向柏林报告，捷克外交部长刚才用电话通知他，捷克政府对「（德国）军队在萨克森集结的消息颇感困惑」。他说，他已回答说「绝无任何理由对此惊惶」，但是他要求柏林，如果有什么行动的话，马上把情况通知他。
在这个震撼欧洲的周未的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来往中，这是第一炮。震撼的原因是人们担心希特勒即将再次行动，而且这一次免不了要发生大战。就我所知，英国和捷克的谍报局究竟根据什么得知德军在捷克边境集中的情报迄今还是秘密。不过，对于仍然因为德军占领奥地利而惊魂未定的欧洲来说，当时情况不无蛛丝马迹可寻。五月十九日，莱比锡有一家报纸曾发表了一则德军调动的消息。苏台德的纳粹领袖汉莱因曾在五月九日宣布他的党同捷克政府之间的谈判已告破裂，而且据说，他在五月十四日自伦敦回国途中曾折赴伯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并且仍然逗留未返。在苏台德发生了开枪射击的骚动。五月整整一个月中，戈培尔博士大肆渲染捷克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恐怖行动」的宣传战有增无已。紧张局势似乎正在趋向顶点。
当时，德军因为进行春季演习而有若干调动，特别是在东部地区，然而从缴获的德国档案中迄今没有找到任何足以表明当时在捷克边境有任何新的突然集结的证据。相反，倒有两份日期为五月二十一日的德国外交部的文件，上面有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写给威廉街的内部保证，说不论在西里西亚还是下奥地利都没有这样的集结。约德尔在不准备给外国人看到的函电中说，「除平时演习而外」并无他事。然而，这也不是说，捷克边境就没有德国军队了。我们从上面已经知道，德军最高统帅部曾在五月十六日答复希特勒的紧急询问时报告他说，在捷克边境有十二个德国师「随时能在十二小时内挺进」。捷克或者英国的谍报局有没有可能从交换上述情况的电报中得到了什么风声呢？他们有没有可能已经知悉凯特尔在五月二十日电呈希特勒批准「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呢？因为第二天，捷克参谋总长克莱奇将军就告诉德国驻布拉格武官土圣待上校说，他有「无可反驳的证据足以说明有八个到十个（德国）师在萨克森集结」。有关德国师的数目的情报，相差并不太远，虽然关于它们部署的情况多少有些出入。不论怎么说，五月二十日下午，在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宫，在贝奈斯总统主持下举行了内阁紧急会议以后，捷克人就决走立即实行部分动员。有一级服役年龄的后备兵应召入伍了，某些技术后备人员也动员起来了。捷克政府同两个月以前的奥地利人不一样，不准备不战而降。
捷克的动员，虽然只是部分的，也使希特勒暴跳如雷，柏林德国外交部送到上萨尔斯堡来的电报也不能使他息怒。这些电报都是报告英、法大使一再来访，警告德国，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就意味着一场欧洲大战。
德国人从来没有受过像英国人在这个周未所施加的那种疲劳轰炸式的外交压力。英国大使尼维尔·汉德逊爵士三番四次地访问德国外交部，询问德军调动的情况并且告诫德国要小心。汉德逊原来是张伯伦首相派到柏林来，发挥他职业外交家的特长，来对希特勒进行姑息的，而他也确实尽了自己的长才。毫无疑问，他是受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国外交部的催促，因为这位温文尔雅的外交家对捷克人并没有多大同情，当时在柏林认识他的人都知道这一点。他在五月二十一日见了里宾特洛甫两次。第二天虽然是星期天，还去见了外交部国务秘书冯·威兹萨克，因为里宾特洛甫已经匆促应召到上萨尔斯堡去见希特勒去了。汉德逊递交了哈利法克斯本人出面的一封强调形势严重的信件。在伦敦，英国的外交大臣也在这个安息日召见了德国大使，向他着重指出时局的严重。
从英国的这些外交来往中，德国人并不是没有注意到，英国政府虽然确实知道法国会驰援捷克斯洛伐克，却并没有明白声明英国也会这样做，德国大使冯·狄克森在见了哈利法克斯以后发回来的一份电报中就曾指出这一点。英国人肯做的，像狄克森所说哈利法克斯已做的那样，充其量不过是提出这种警告：「欧洲一旦发生战事，英国能否置身事外，殊难逆料。」事实上，这也就是张伯伦政府充其量所肯做的——等到后来再要制止希特勒就为时已晚了。从那时起一直到最后，作者当年在柏林所得到的印象是，如果张伯伦直率告诉希特勒，英国将采取它后来在纳粹侵略面前终于采取的行动的话，元首是决不会发动后来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冒险的。在研究了德国机密档案以后，我的这种印象就更大大地加深了。这就是这位好心肠的首相的致命的错误。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的伯希特斯加登山间别墅里反复思量，认为自己受到了捷克人的极大侮辱，也受到了支持他们的伦敦、巴黎甚至还有莫斯科的极大侮辱。对于这位德国独裁者来说，丢人之难堪，莫此为甚。尤其使他生气的是，他打算要犯的侵略罪行在将犯未犯之际就受到了控告。就在这一周未，他还审查了凯特尔所提出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计划。不过这一方案现在不能立即执行了。他只好忍着一肚子气，命令柏林的外交部在星期一即五月二十三日告诉捷克公使，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没有任何侵略意图，德军在捷克边境集结的传闻毫无根据。布拉格、伦敦、巴黎和莫斯科的政府领导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以为危机已经克服了，希特勒已经得到了一次教训。他现在想必已经懂得，他不能再像他在奥地利那样轻易地进行侵略而侥幸得逞了。
这些政治家们实在不怎么了解这位纳粹独裁者。
他在上萨尔斯堡生了几天闷气，心中怒火如焚，要向捷克斯洛伐克、特别是贝奈斯总统报复，他认定后者是存心丢他的面子。五月二十八日，他突然出现在柏林，并且在总理府召集国防军高级军官，下达了一项重大决定。八个月以后，他亲自在对国会所作的演说中谈到这项决定的内容是：
我决心要一劳永逸地、彻底地解决苏台德问题。五月二十八日，我下令：一、应当进行准备，以便在十月二日以前对该国采取军事行动。
二、我国在西线的防御工事应大大扩大，并且加紧进行——计划立即动员九十六个师，开始先——
他对在场的党羽戈林、凯特尔、勃劳希契、贝克、雷德尔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牛赖特大声咆哮：「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是我的不可动摇的意志！」绿色方案再次提了出来，并且再次修改。
约德尔的日记说明了希特勒报仇心切的思想活动。
元首不想在目前挑起捷克问题的初衷，现在已经改变。原因是捷克军队在五月二十一日作了战略性的集结，而当时并不存在来自德国方面的任何威胁，也不存在导致集结的丝毫理由。由千德国采取了克制态度，此一行动的后果损害了元首的威望，这是他不愿重见的。因此，在五月三十日发布了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
希特勒五月三十日签发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其细节与九天以前向希特勒提出的基本上并无不同。不过有两项重大的改变。五月三十一日指示的第一句话是「我无意在最近无缘无故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而新指示却是这样开头的：「我的不可空更的决心就是在最近即以军事行动粉碎捷克斯洛伐克。」
所谓「最近」的涵义，已由凯特尔在一封随件附发的指示信中加以说明。他命令：「务须保证绿色方案最迟到一九三八年十月一日能够付诸执行。」
这是希特勒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冒一次又一次危机，甚至不惜冒大战的危险也要锲而不舍，务见其成的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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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将军们的动摇</h3>
约德尔在五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谈到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也谈到因为新指示要求「在X日当天立即攻下捷克斯洛伐克——陆军原来的打算必须大加改变」。然后，他又写了下面这样一段话：
元首的直觉与陆军的意见之间又一次形成了尖锐的对比。元首的直觉是我们必须在今年就动手；陆军的意见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动手，因为西方国家儿乎肯定会干涉，而我们目前还不足与之抗衡。
这位有先见之明的国防军参谋已经指出在希特勒和某些最高级将领之间出现了一条新的裂痕。不同意元首的侵略宏图的反对派是由陆军参谋总长路德维希·贝克将军所领导的，他从此以后就成了第三帝国内部反对希特勒的微弱的抵抗运动的领袖。后来，这位敏感、聪明、正派然而不能当机立断的将军还将在更广泛的方面同那位纳粹独裁者作斗争。然而，到一九三八年春天为止，虽然已经经过了四年多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统治，贝克还只是从狭隘的本职范围以内的专业理由来反对元首。他的理由是，德国当时还没有强大到足以与西方国家——也许还有俄国——一决雌雄。
我们知道，贝克曾欢迎过希特勒上台，并且曾公开赞扬过元首不顾凡尔赛和约而重建德国征兵制。上文曾提到，早在一九三○年，当贝克还是一个无名的团长的时候，就曾挺身而出为他的三个因在军队中鼓吹纳粹主义而被控犯叛逆罪的部属辩护，而且还曾在最高法院为他们出庭作证。在他之前，希特勒也曾在那里出过庭，并提出警告说，在他当权之后，将会有「人头落地」的事。看来使他清醒过来的并不是元首对奥地利的侵略——那是贝克支持的——而是冯·弗立契将军由于秘密警察的诬陷而人头落地这一事实。在擦去了障眼的尘翳以后，他开始看清了，希特勒不顾高级将领的忠告，处心积虑，不惜冒与英国、法国和俄国作战的风险的政策，如果付诸实施，就会使德国毁灭。
贝克对希特勒与凯特尔在四月二十一日的会谈曾有所风闻。希特勒在那次谈话中曾指示国防军加速制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从五月五日开始，贝克给新任陆军总司令冯·勃劳希契将军上了一系列的条陈，坚决反对这种行动。文章写得十分精辟，对一切不容乐观之处痛陈利害，极为坦率，立论也是条分缕析，无懈可击。虽然贝克对英国和法国的意志力量，对两国领袖政治上的狡猾，对法国陆军的力量等估计过高，而且对捷克问题的结局的估计后来也证明是错误的，但是，就德国而言，他的长远预言最后看来都是一一应验，极其准确的。
贝克在五月五日的条陈中说，他深信，德国如果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进攻，就会引起欧洲大战，英国、法国和俄国都会反对德国，而美国将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德国要取胜，实无希望。仅仅缺乏原料这一点，就使它无法赢得战争。他认为，事实上，德国的「军事一经济状况比它在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德皇的军队开始崩溃时的处境还要糟糕。
五月二十八日，希特勒在「五月危机」以后，在总理府召见高级将领，叫嚣要在秋天就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贝克当时也是在场听训的一个。他对元首的讲话仔细作了笔记。两天以后，就在希特勒签发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规定要在十月一日发动进攻的那一天，贝克又给勃劳希契上了一个措辞更为尖锐的条陈，逐点批评了希特勒的论点。为了要使那位谨慎的总司令能充分了解自己的意思，贝克亲自向他读了这个条陈。最后，勃劳希契已不大高兴，但他还是对这位比较浅薄的上级强调指出，在「最高级军事领导人」中间存在着危机，曾经造成混乱，如果不予解决的话，军队的命运，事实上，也是德国的命运，将是「一片漆黑」。几天以后，贝克又在六月三日给勃劳希契发出了另外一个条陈，他在其中声明，关于「绿色方案」的新指示，「从军事上看是不妥当的」，陆军参谋总部对此不表同意。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一意孤行。从被缴获的「绿色方案」档案中可以看出，这年夏天，他变得越来越疯狂。他下令，例行的秋季演习必须提前，以便军队能准备就绪，可以随时出击，必须进行「突袭攻坚」的特种演习。凯特尔将军得到通知「元首一再强调必须加速建筑西线的防御工事」。六月九日，希特勒又一次要关于捷克军备情况的情报，并且马上得到了一份有关捷克人所用的各种大小武器的详细报告。同一天，他又电询：「捷克的据点是否仍然由不满员的驻军防守。」他当时正在他的山间别墅避暑，周围都是些阿谀取宠的屑小之徒，他一直不断地玩火，情绪时而高涨，时而低沉。六月十八日，他又发出了一项新的关于「绿色方案」的「总的原则性指示」：目前并无对德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的危险——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不会出兵，因此英国不会干涉之时，我才会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虽然如此，到七月七日，希特勒还是提出了如果法国和英国出而干涉该怎么办的几点「考虑」，他说，「第一点考虑」是要在荡平捷克而能移军西向以前「坚守西线」。事实上，当时已没有军队可以用来坚守西线，然而在他发热的脑子里却根本没有这个问题。他警告说，「俄国十有八九会进行干涉」，而且波兰是否就不进行干涉，他目前也还不敢肯定。这种后果必须提防，然而他并没有说如何提防。
希特勒当时远在上萨尔斯堡，多少是处于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显然还没有听到陆军参谋总部高级军官中间的不同意见。尽管贝克再三上书勃劳希契，这位参谋总长到七月间也已觉察到，他那拿不定主意的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意见上达元首。因此，贝克在七月中旬决定：还是不顾一切，作一番最后的努力，不论用什么方式把事情闹穿，七月十六日，他给勃劳希契上了最后一个条陈。他要求陆军告诉希特勒停止备战。
在充分意识到这一行动的严重性而同时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的情况下，我认为，我有责任向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指希特勒）迫切要求取消他对战争的准备并放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的意图，除非军事状况有根本改变。就目前而言，我认为它是毫无希望的，这种意见也是参谋总部全体高级军官所共有的。
贝克亲自把这个条陈递交勃劳希契，并且口头补充一项建议：如果希特勒固执己见，陆军将领应采取一致行动。他还具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高级将领应立即全体总辞职。在第三帝国史上，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后来屡次在纽伦堡审讯中提出的问题：一个军官，除了对元首忠诚而外，还有没有更高的忠诚？在纽伦堡，许多将官以否定的回答来洗刷自己的战争罪行。他们说，他们必须服从命令。但是，贝克在七月十六日却持有不同的见解，他坚持这种见解直到最后，虽然多半没有成功。他说，当良心、知识和责任不许可执行某项命令的时候，一个人对最高统帅的忠诚就有了「限度」。他觉得，将官们已经达到了这种限度。如果希特勒坚持要战争，他们就应当集体辞职。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打不起来，因为那样就没有人来领导军队了。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彻大悟。他的眼睛去掉了阴翳，终于看到了德意志民族所面临的危险事大，一个意气用事、不惜冒大战之危险而执意要进攻一个弱小邻邦的歇斯底里的元首可能归于失败事小。第三帝国的全部蠢剧，它的暴虐，它的恐怖，它的腐败，它对古老的基督教精神的蔑视。忽然一下子都被这个一度亲纳粹的将军看透了。三天以后，七月十九日，他再度去见勃劳希契，面陈他的这种觉悟。
他坚持说，将领们不但应当以罢工来阻止希特勒发动战争，而且应当出一把力量来清理第三帝国。德国人民和元首本人都必须免于党卫队和纳粹党棍的恐怖压迫。必须恢复法治的国家和社会。贝克把他的改革计划归纳如下：拥护元首，反对战争，反对党魁统治，同教会和解，结束契卡恐怖，开放言论自由，恢复法制，削减拔给党的经费的半数，停建各种厅堂大厦，为平民建造住宅，发扬普鲁士的清廉朴素的传统。
贝克在政治上太天真了，他看不到，造成使他反感的当前德国局面的人正是希特勒自己，他所应负的责任要比其他任何一个人都大。虽然如此，贝克当前必须做的仍然是继续吓唬犹疑不决的勃劳希契，使他代表陆军向希特勒提出一项最后通牒，要他停止备战。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安排在八月四日召集高级将领举行一次秘密会议。他准备了一篇发聋震聩的讲稿，由陆军总司令来宣读，要高级将领一致要求，不容许任何纳粹冒险引向武装冲突。出乎贝克意料的是，勃劳希契竟没有勇气来宣读。贝克无奈，只好宣读了他自己在七月十六日上的条陈。它在大部分将官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德国陆军高级军官的会议并没有采取什么决定性的行动就散了。他们没有勇气能够像他们的先辈在霍亨佐伦皇帝和帝国总理面前一样，要希特勒悬崖勒马。
勃劳希契还是鼓足了勇气给希特勒看了贝克七月十六日的条陈。希特勒的反应不是召见支持这一条陈的抗命的高级将领们，而是召见他们下面一级的军官，即陆军和空军各司令部的参谋长。这批人都是少壮派军官，希特勒以为自己只要鼓其如簧之舌，加一番煽惑就可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批人在八月十日应召到了伯格霍夫——希特勒整整一夏天几乎没有离开过他的山间别墅——在会餐以后面聆希特勒的演说，据当时在场并且把经过如实记入日记的约德尔说，这篇演说讲了将近三小时之久。不过这一次，元首的辩才并没有像他原来所希望的那样有效。当时在场的约德尔和曼施坦因，后来都谈到冯·维特斯海姆将军同希特勒之间发生了「一场极严重而且最不愉快的冲突」。维特斯海姆是与会的高级军官，当时是威廉·亚当将军所指挥的西线陆军的内定参谋长。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了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避而不谈的关键问题：在几乎全部兵力用于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下，德国在西线已无防务可言，法国势将乘虚而入，他报告说，事实上，西壁防线无法坚持三星期以上。
元首（约德尔在日记中说）闻言大怒，暴跳如雷，他说，情况要是果真如此，整个陆军就不值一文钱，「我告诉你，将军先生，（希特勒咆哮说）阵地必然能坚守，不是三星期，而是三年！」
用什么来守，他并没有说。八月四日，亚当将军曾向高级将领会议报告说，他在西线只有五个师可用，如与法军交战，势必寡不敌众。维特斯海姆大概也曾把同样的数字报告给希特勒，但是元首置若罔闻。约德尔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参谋，但是当时完全匍匐在领袖的魔力之下，会后颇感沮丧，认为将领们似乎并不了解希特勒的天才。
这种在陆军参谋总部中不幸极为流行的灭自己志气的意见（指维特斯海姆的意见），所根据的理由有好几条。
第一条是，它（指参谋总部）未能摆脱对往事的回忆，而且认为自己对政治上的决定也应负责任，而不仅是用从并执行军事上的任务。应当承认，它是以固有的忠诚来执行这一任务的，然而内心却缺乏热忱，因为，归根到底，它并不相信元首的天才。而人们也许是会把他同查理十二相比的。
这种失败主义（Miesmacherei）将不仅在政治上产生坏影响，因为人人都在谈论将领与元首之间的意见冲突了，而且在部队士气方面也要产生坏影响。这种情况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是势所必然的。不过，我毫不怀疑，在时机到来之际，元首是能振作士气的。约德尔也许还可以加上一句，希特勒也是能压平将军们的反叛的。据曼施坦因一九四六年在纽伦堡审讯时说，这次会议是希特勒允许军方可以提出问题或进行讨论的最后一次会议。八月十五日在于侍堡阅兵时，希特勒对将军们重申，他已下走决心「以武力解决捷克问题」，这时已没有一个军官敢于——或者说获准——再发一言表示反对了。
贝克看到，自己之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自己的袍泽弟兄们骨头太软。八月十八日，他辞去了陆军参谋总长之职。他曾设法使勃劳希契步自己的后尘，但是这位陆军总司令现在已如醉如痴地。拜倒在希特勒的魔力之下，他当时正准备同一个狂热信仰纳粹主义的女人结婚，这一点无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哈塞尔这样说他：「勃劳希契耸一耸肩说，『我是一个军人，服从是我的天职。』」
在通常情况下，陆军参谋总长，特别是像贝克将军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国家用兵之际辞职引退，本来会在军界引起震动，甚至在国外引起反响。但是，希特勒在这里又一次表现了他的权术。虽然他立即接受了贝克的辞呈，而且感到如释重负，他却严禁报纸，甚至政府和军方的官方公报中提到这件事情，并且命令退职的贝克和他的同僚军官严守秘密。理由是，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能让英法政府得知德国陆军首脑部有意见分歧。很可能，巴黎和伦敦在柏林十月底正式宣布这一消息之前，一直都蒙在鼓里。人们大可猜测，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的话，历史也许竟会走上另外一个方向，对元首的姑息也许不至像后来那样严重。
贝克本人，从爱国和忠于军队的感情出发，也并没有想把他辞职的消息引起公众的注意。不过，他也颇为伤心失望，因为在同意并支持他反对战争的将级军官中竟没有一个人感到应当仿效他的榜样而辞职引退。他并不想劝他们这样做。哈塞尔后来说到他的时候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克劳塞维兹，而没有一点勃吕彻尔或者约克的气味」，他是一个有原则、有思想的人，而不是一个能实际行动的人。身为陆军总司令的勃劳希契居然在德国历史的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把他甩掉，使他十分愤懑。贝克的这位传记作家和朋友在若干年后提到，这位将军每当提到他的上级的时候总是「极为愤懑」。在这种场合，他总是激动得浑身发颤，喃喃自语：「勃劳希契在紧要关头把我甩掉了。」
继贝克出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是五十四岁的弗朗兹·哈尔德——不过他的任命被希特勒保守了几个星期的秘密，一直到危机过去才宣布。他出身于巴伐利亚的一个军人世家，他的父亲是一个将军。本人原来受过炮兵训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巴伐利亚王太子卢伯莱希特的参谋部内担任过军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特勒在慕尼黑活动的时代，他是罗姆的朋友，虽然这件事本来也许会引起柏林方面对他有某种猜疑，他仍然升迁极快，前一年就已担任贝克的副手。实际上，是贝克向勃劳希契推荐哈尔德做自己的继承人的，因为他知道，他的副手同他的见解是一样的。
哈尔德担任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在巴伐利亚人中间和天主教徒中间还是第一个，这对军官团新教徒和普鲁士的传统是一次重大的改变。哈尔德是一个博学多闻的人，特别喜欢数学与生物（我自己对他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看起来像一个大学数理教授），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他的品德与才干都足以无愧为贝克的继承人。问题是，他是否也像他那位卸任的上级那样缺乏在恰当的时机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决心；而如果他并不缺少这种决心的话，他是否会在时机到来之际，具有那种毅力，能够不顾自己效忠于元首的誓言而毅然决然起来反对他。因为哈尔德同贝克一样，虽然并没有一开头就参加当时已在酝酿的反希特勒的密谋，然而并不是毫无所闻，而且显然也像贝克一样，是愿意给以支持的，他在出任参谋总长以后，在这第一次认真尝试推翻第三帝国独裁者的密谋中就成了关键性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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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反希特勒的密谋的形成</h3>
在经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五年半统治以后，对于那些反对希特勒的少数德国人来说，他们心里十分明白，只有陆军拥有能推翻他的实际力量。工人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即使有此心也无此力。除纳粹党的组织而外，他们别无组织，当然更没有武装。虽然对于德国的「反抗」运动本书以后还有许多东西要写，然而，它自始至终都极为微弱，当然，它是由一小部分勇敢而正直的人领导的，却没有群众。
应当承认，仅仅维持本身的存在，在一个侦探密布的恐怖统治的警察国家内就已经是极其困难的事情。而且，一个小小的集团——即使是一个较大的集团，如果有的话——怎么能起而反抗党卫队的机关枪、坦克车和火焰喷射器呢？
一开头的时候，对希特勒的任何反对都是发自文职人员，如上所述，对于将军们来说，纳粹制度挣脱了凡尔赛条约的束缚，给了他们以重建一支伟大的军队这个他们梦寐以求的传统任务，他们欢喜之不暇，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反对，大有讽刺意味的是，起而领导反对派的文职人员都是曾为元首服务并且身居要职的人，其中大多数最初都曾对纳粹主义抱有热忱。这种热忱直到一九三七年他们开始认识到希特勒是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几乎肯定要失败的战争时才归于消失。
这些最早开始觉醒的人中间有一个是莱比锡市长卡尔·戈台勒。他原来是勃鲁宁任命的物价管制局局长，希特勒上台后继续担任该职三年之久。戈台勒是一个保守派，从内心来说还是一个保皇党，他又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聪明能干，精力过人，然而失之不够谨慎与刚愎自用。他在一九三六年因为反对纳粹党人的排犹运动和疯狂扩军而同他们决裂，同时辞去了两项职务，一心一意（三百七十三）地进行反对希特勒的工作。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一九三七年去法国、英国和美国，用心良苦地警告它们注意纳粹德国的危险。
稍后觉醒的两个后来终于也同谋反对希特勒的人是普鲁士财政部长约翰内斯·波比茨和沙赫特博士，两个人都曾因为在改组德国经济使之适应战争目的方面卓著劳绩而得到过纳粹党的最高勋章——金质荣誉章。两个人都是到一九三八年才开始憬恰到希特勒的真实意图。两个人看来都因为过去的历史和本人的性格而没有受到反对派核心的完全信任。沙赫特太机会主义，哈塞尔在日记里曾说，这位国家银行总裁能够「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一回事」，他说贝克将军与冯·弗立契将军对此也有同感。波比茨虽然才华过人，然而见异思迁。他是一个杰出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个优秀的希腊学者，同贝克将军和哈塞尔一起参加了星期三俱乐部，这是一个十六名知识分子的组织，每周集会一次讨论哲学、历史、艺术、科学和文学的问题，它在时机成熟——或者不如说时机坐失——以后形成了反对派的中心之一。
乌里希·冯。哈塞尔成了反对派领导人的某种外交顾问式的人物。他在阿比西尼亚战争和西班牙内战时期曾任驻罗马大使，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知道，他发出来的电报都是建议柏林如何使意大利同英国和法国纷争不已，从而使意大利站在德国一边。后来他开始担心，如果同法国和英国交战，这将会使德国导致致命的后果，即使德国与意大利结盟，这也会造成同样的结果。他所受的文化教养至深，因此对国社主义的粗鄙庸俗，除了嫌恶鄙弃而外，实在谈不上有什么好感。虽然如此，他可也没有自动弃官，不为这个政权服务。他是在希特勒一九三八年二月四日所策划的军事、政治、外交人事大改组中彼刷掉的。哈塞尔出身于汉诺威贵族世家，妻子是德国海军的创始人冯·铁比茨海军元帅的女儿，全部气质都是一个纯粹的老派绅士。他同许多同阶级的人一样，看来非得要等到被纳粹党人一脚踢开后才有所震动而想做点什么来推翻他们。一旦过了这一关，这个敏感的、聪明的、矜持的人就专心致志地来从事这项工作，而到最后，我们会看到，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遭到了极惨的结局。
还有一些别的人，不那么知名，大多也比较年轻，从一开头就反对纳粹，逐渐结成了各种各样的反抗集团。其中有一个集团的一个杰出之士是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他是一个乡下绅士，是大诗人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后裔。同他亲密合作的有恩斯特·涅克希和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前者从前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是《维德施但报》（《反抗报》）的主编。后者是一个年轻的律师，是维多利亚女王的私人医生和心腹顾问冯·施托克马尔男爵的外曾孙。也有从前的工会领导人，例如：尤利乌斯·菜伯，雅可布·西泽，威廉·刘希纳。两个秘密警察的官员：阿图尔·奈比（他是刑事警察的头子）和伯尔尼德·吉斯维乌斯（他是一个年轻的职业警官），随着反抗密谋的发展而成为得力的助手。后者后来在纽伦堡审讯中成了美国检察官的宠儿，并且写过一本书，虽然大部分历史学家对这本书和它的作者的可靠性都打了很大的折扣，但它还是透露了反希特勒阴谋的许多真相。还有德国许多名门望族的子弟：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他是著名的毛奇元帅的侄曾孙，后来组织了一个由一批青年理想主义者组成的反抗集团，名为克莱骚集团：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斯多夫伯爵，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侄子；卡尔·路德维希·冯·古登堡男爵，他是直言无忌的天主教月刊的主编；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他的先人，不论父系母系都有过杰出的新教教士，他认为希特勒是反基督的，而且认为「把他消灭」是一个基督徒的天职。
几乎所有这些勇敢的人都曾不屈不挠地进行过斗争，最后终于被捕，在受到拷打之后，或者被绞死，或者被砍头，或者干脆被党卫队暗害。有很长的时间，这种文人的小小的反抗组织在吸引军人来参与他们的工作方面几乎毫无成就，冯·勃洛姆堡元帅在纽伦堡作证时说：「在一九三八－一九三九年以前，德国将领并不反对希特勒。既然他带来了他们所希望的结果，也就没有反对他的理由。」戈台勒同冯·哈麦施坦因曾有过若干接触，但是这位前德国陆军总司令在一九三四年就退休了，对现役将领没有什么影响。在纳粹政权的初期，施拉勃伦道夫曾与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德军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内的主要助手汉斯·奥斯特上校有过联系，发现他不但坚决反对纳粹，而且愿意做文人和武人之间的桥梁。然而，直到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的岁尾年头，在将军们受到一连串的震动以后，他们中间才有人开始警觉到这个纳粹独裁者对德国的危险。这些震动是，希特勒一定要打仗的决定，他对军事指挥系统的大改组，他亲自执掌军权的行动，他对冯·弗立契将军卑劣的处置。一九三八年八月底在捷克危机日益紧迫之际，贝克将军的辞职起了进一步促人猛省的作用。虽然他的袍泽军官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与他同时引退，但是，事情马上就很明显，这位下野的参谋总长是所有不易驾驭的将官们和文职的反抗领袖们的一个团结的中心。两个集团都尊敬他，信任他。另外一重考虑，两个集团现在也都看清了：要制止希特勒，就必须用武力，而只有陆军有武力。然而陆军方面有谁能掌握它呢？不是哈麦施坦因，甚至也不是贝克，因为他们都已退休了，大家明白，迫切需要的是联络上当时实际指挥驻防柏林内外的部队的将领，以便一旦举事就能立即采取有效行动。新任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实际上并无兵权。冯·勃劳希契固然能号令全军，但是不能完全信任。密谋策划者认为，他的权威是有用的，不过只有到最后一刻，才能让他预闻大事。
后来的事实是，很炔就发现了有几位属于要害地位的将领愿意协助，后来也实际参加了酝酿中的密谋。其中有三个人掌握着可以决走大事成败的位置，他们是：埃尔温·冯·维茨勒本将军，他是举足轻重的第三军区司令，这一军区包括柏林和柏林周围地区；伯爵埃里希·冯·勃洛克道夫－阿尔菲尔德将军，他是波茨坦驻军司令，该驻军由第二十三步兵师组成；埃里希·霍普纳将军，他指挥驻在图林吉亚的一个装甲师，在必要时，这个师能击退任何企图从慕尼黑来解救柏林的党卫队。
到八月底的时候，密谋分子的计划是：在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立即逮捕他，把他拉到他自己设立的人民法庭上去，控诉他轻举妄动地把德国投入欧洲大战，因而他失去执政的资格。与此同时，在一个短时期内实行军事独裁，然后再成立由社会上知名人士领导的临时政府，在适当的时期以后，组织一个保守的民主政府。
有两点考虑是这次政变成败所系的关键，而且与两个主要的政变策划人哈尔德将军与贝克将军有关。第一点是时间问题。哈尔德同最高统帅部安排好，把希特勒最后下令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时间在四十八小时以前通知他个人。这样就可以使他有时间在德军越过捷克边境以前就把政变的计划付诸实施。这样他不但可以逮捕希特勒，而且可以防止造成大战的致命的一步。第二点是贝克必须在事先使将军们而且在事后还要（在计划中的对希特勒进行审讯时）使德国人民相信，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会使英法参战，从而酿成欧洲大战，而德国对这一战争并无准备，必然要归于失败。这本来是他在整个夏天所写的一系列条陈的中心思想，也是他现在所要做的一切——推翻希特勒以保全德国，使它免于一场他认为会使它毁灭的欧洲战争——的根本出发点。
然而，对贝克而且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前途极为不幸的是，结果证明对于爆发大战的可能性摸得更准的是希特勒，而不是新近辞职的参谋总长。贝克是一个有学识、有历史眼光的欧洲人，他料不到英国和法国居然会硬是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不干涉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他懂得历史，然而却不懂得当代的政治。而希特勒却懂得。他相当时期以来就已经感到越来越可以相信自己的判断：张伯伦首相宁肯牺牲捷克而不肯参战，而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也不会履行它对布拉格的条约义务。
威廉街并没有漏过纽约报纸早在五月十四日发表的一则电讯。他们驻伦敦的记者报导了张伯伦在阿斯托夫人家里吃饭时一次非正式的谈话。据记者们说，这位英国首相曾说，一旦德国发动进攻，不论英国还是法国，也许还有俄国，都不会出兵驰援，捷克国家不能按目前的形式存在下去，为了和平的利益，英国赞同把苏台德区划归德国。德国人也注意到，尽管在下院内提出了愤慨的质询，张伯伦并没有否认美国记者的电讯的真实性。
六月一日，张伯伦首相曾对英国记者发表了有一部分不能公开发表的谈话，两天以后，《泰晤士报》就开始发表一系列的社论来拆捷克人的台；它要求捷克政府允许国内各少数民族「自治」，「即使这意味着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它第一次建议以公民投票的办法来决定苏台德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要求。几天以后，伦敦德国大使馆报告柏林，《泰晤士报》的社论是根据张伯伦的不供发表的谈话写出来的，而且是反映了他的意见的。六月八日，冯·狄克森大使告诉威廉街，张伯伦政府将乐于见到苏台德地区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只要这是由公民投票所决定的，而且「没有受到德国方面的强制措施的干扰」。
所有这些想必是希特勒所乐于听到的。莫斯科来的消息也不坏，到六月底的时候，德国驻俄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报告柏林说，苏联「极少可能出兵保卫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即捷克斯洛伐克。到八月三日，里宾特洛甫通知德国各主要驻外使节说，不必担心英国、法国、俄国会对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进行干涉。
就在八月三日这一天，张伯伦派了伦西曼勋爵带着一项奇怪的使命到捷克斯洛伐克去充当苏台德危机的「调解人」。他到布拉格那天，我刚好在那里，在参加了记者招待会并且与他的随行人员谈话以后，我在日记上记着，「伦西曼的全部使命气味不正」。七月二十六日在下院宣布伦西曼将衔命出使的时候，张伯伦本人曾撒了一个在英国议会史上独一无二的谎言。首相说，他派伦西曼赴捷是「应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请求」。事实上，伦西曼是张伯伦强迫捷克政府同意他去的。不过背后还有一个更大的骗局，人人都知道，张伯伦也知道，伦西曼要在捷克政府和苏台德人之间进行「调解」是不可能而且是讲不通的，他们知道苏台德人的领袖汉莱因并不是一个能自作主张的人，他并不能参加谈判，目前的纠纷是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问题。从伦西曼到达捷克的当天晚上以及以后几天，我的日记表明，捷克人完全知道伦西曼是张伯伦派来为把苏台德区转交给希特勒一举铺平道路的。这是一个卑鄙的外交花招。
现在一九三八年的夏天已经几乎过完了。伦西曼仆仆往返于苏台德区和布拉格之间。对苏台德日耳曼人的友好姿态越来越多，对捷克政府的要求也越来越多，苏台德人要什么，就要捷克政府给什么。希特勒，他的将军们，他的外交部长也都忙得像发狂似的。八月二十三日，元首在基尔湾举行海军演习的时候，在帕特里亚号邮船上接待了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和匈牙利政府的成员。希恃勒告诉他们，他们如果要想在捷克的宴席上分尝一脔，他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他说，「谁要想坐席，至少得帮厨」。意大利大使伯纳多·阿托利科也是船上的贵宾。但是，当他追问里宾特洛甫「德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的日子，以便墨索里尼能有所准备的时候，那位德国外交部长却顾左右而言他。很清楚，德国人并不完全信任他们的法西斯盟友能守得住秘密。对于波兰他们倒是完全相信的。整个夏天，驻华沙的冯·毛奇大使都在向柏林报告，波兰不但不愿让俄国人假道以军队和飞机援捷，而且波兰外交部长约瑟夫·贝克上校还对捷克的一块领土特青地区垂涎欲滴。贝克的致命的短视这时已表露出来，而那年夏天在欧洲这种短视的观点却是一个流行的观点，到头来将证明，这种短视的观点为害之大是他所不可能想象到的。德军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这时正在日夜工作，忙于草拟能使军队准备就绪好在十月一日向捷克斯洛伐克挺进的最后计划。八月二十四日，最高统帅部的约德尔上校给希特勒上了一个紧急条陈，强调「确定能给德国进行军事干涉以口实的『事件』的确切日期，实为当务之急」。他解释说，调日的日期完全要根据它来决定。
（他接着说）在X减一日以前不能采取任何没有正当理由的事前行动。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显得是蓄意制造这一事件的了。如果由于技术上的理由而认为这一事件应当安排在晚上的话，那未就不能以第二天为X日，X日必须再晚一天——所以提出这一点的用意是想说明军方对这一事件极为关切，而且必须及时得悉元首的意图——因为谍报局迄今并未奉命组织这一事件。
到夏天将完的时候，突袭捷克斯洛伐克的周密准备显然已经诸事就绪。然而，如果法国人履行他们对捷克人的诺言而发动进攻的话，西线的防务怎么办？八月二十六日，希特勒出发到西线巡视工事，随行的有约德尔和负责建造西壁工事的工程师托特博士、希姆莱和党内其他官员。八月二十七日，指挥西线部队的威廉·亚当将军也参加巡视，在以后的两天中，他亲眼看到希特勒由于莱因兰人对他的热烈欢迎感到乐极忘形，可是亚当将军这位直率而能干的巴伐利亚人并不感到高兴，而是大为吃惊。八月二十九日，在希特勒的专用车厢里演出了惊人的一幕。亚当突然要求同希特勒单独谈话。据这位将军后来说，希特勒在冷笑一下以后就屏退了希姆莱和其他的党羽。亚当二话不说，单刀直入他说明不论把西壁吹得如何天花乱坠，他用手下现有的军队是守不住的，希特勒急躁了起来，并且对他发了一通长篇大论，大吹他已经使德国比英国和法国加起来还要强。
「谁要守不住这些工事，」希特勒咆哮说，「谁就是混蛋！」
虽然如此，除了亚当以外的将领们心中对这一点的怀疑还是与日俱增。九月三日，希特勒在伯格霍夫召见了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凯特尔和勃劳希契。当时议定，各野战部队应当在九月二十八日在德捷边境沿线进入阵地，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九月二十七日中午知悉调日究竟是哪一天。希特勒对「绿色方案」，的作战计划还不满意，下令作了几处修改。据施蒙特少校所保存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笔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至少勃劳希契——凯特尔已谄媚成性难为直言了——再次提出了如何固守西线的问题。希特勒骗他说，他已经下令加速建筑西线的工事了。
九月八日，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来见约德尔。后者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位将军对西线军事态势的悲观看法。他们两个人都清楚，希特勒的情绪由于受到刚刚开幕的纽伦堡纳粹党大会的狂热气氛的鼓动而大为高涨，已决意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根本不顾法国是否干涉。连一向乐观的约德尔也说：「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