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七年快结束的时候，由于我的职务从报纸报导改为广播报导，所以我的驻足点便从柏林转到了维也纳。维也纳是我在十年前还是一个青年记者的时候的旧游之地。虽然在今后的决定性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仍将在德国度过，但是我的报导整个欧洲大陆的新任务，却使我有机会高瞻远瞩，相当全面地来观察第三帝国，而且恰巧在希特勒的侵略发生前和发生时把我安排在成为侵略对象的那些邻国里。在那些日子里，我仆仆往返于德国和当时正好是希特勒发泄怒火对象的那个国家之间，因而对现在要加以叙述的事件有了亲身的经历。这些事件无情地导致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流血最多的战争。虽然我们亲自看到这些事件的发生，但是我们对它们如何会发生的真相却知道得非常之少。阴谋诡计、背信弃义、事关命运的决定、优柔寡断的时刻、主要当事人的戏剧性的遭遇——所有这些决定时局发展的情况，都是在表面的掩饰下秘密发生的，瞒过了外国外交官、记者和间谍的窥伺的眼睛，因此许多年来，其中大部分情况除了少数当事人外，公众仍然不知道。

我们不得不等待大批使人眼花缭乱的秘密档案的出现和剧中尚存的主要演员的作证，他们中间大多数人当时不能自由地叙述他们的经历，有许多人陷在纳粹的集中营里。因此，下文中所叙述的情况，主要是根据一九四五年以来所搜集的大量事实。但是，叙述这样一段历史的人在发生一些主要危机和转折点时刻亲身在场，或许是有些用处的。例如，在奥地利停止存在的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一－十二日那个值得记忆的夜里，我正好在维也纳。

维也纳的居民比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的人都要来得和蔼可亲，更会享受当时那样歌舞升乎的生活。可是一个多月以来，这个多瑶河畔充满了巴洛克式建筑的美丽的首都却生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忧虑之中。奥地利总理库特·冯·许士尼格博士后来把二月十二日到三月十一日之间这段时期称为「痛苦的四个星期」。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的奥德协议的秘密附件中，许士尼格对奥地利纳粹党作了影响深远的让步。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的驻维也纳特别大使弗朗兹·冯·巴本，一直在孜孜不倦地破坏奥地利的独立和促使它跟纳粹德国合并。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他打了一个长篇报告给元首，叙述他的工作的进展情况。一年后他又向元首打了报告，这一回强调说，「只有使联邦总理（许士尼格）受到在可能范围内的最强大的压力，才能够获得进一步的进展」。他的建议，虽然几乎是多余的，却很快就照办了，而且其十足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他的想象。

在整个一九三七年中，奥地利纳粹分子在柏林的资助和唆使下，已经加紧了恐怖活动。奥地利几乎每天都有地方发生爆炸事件。在山区省份里，纳粹党人大规模的而且常常是暴乱的示威，削弱了政府的地位。政府抄获的一些计划表明，纳粹凶徒们准备像杀害许士尼格的前任一样干掉他。最后，在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五日，奥地利警察搜查了一个叫做七人委员会的团体在维也纳建立的办公处。当初设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是促成纳粹分子和奥地利政府之间的和解，但实际上成了非法的纳粹地下组织的中央机构。警察在那里发现了由元首的代表鲁道夫·赫斯署名的文件，表明奥地利纳粹分子将在一九三八年春天发动公开反叛，如果许士尼格企图镇压的话，德军将开入奥地利来防止「日耳曼人内部流血」。据巴本说，其中的一个档案要当地的纳粹分子谋杀他本人或者他的武官莫夫中将，以便为德国的干涉制造借口。

如果说殷勤巴结的巴本知道了根据柏林的党领袖们的命令他又一次成为纳粹暴徒们的暗杀对象以后感到不快的话，那末二月四日晚上打到维也纳德国公使馆来的一个电话也使他感到难受。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从柏林总理府的电话上通知他说，他在奥地利的特别使命已经告终了，也就是说，他已同弗立契、牛赖特和别的好几个人一起被免职了。

巴本后来回忆说，「我几乎惊奇得说不出话来」。他冷静下来以后认识到：希特勒既已清除了牛赖特、弗立契和勃洛姆堡，他显然已决定要在奥地利采取更为剧烈的行动。事实上，巴本冷静下来以后，决定做「一些对一个外交人员来说是不寻常的事情」——这话是他自己说的。他决定把他和希特勒的全部通讯文件储藏「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个地方后来弄清楚是瑞士。他说，「第三帝国的一些毁谤运动，我是太熟悉了」。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毁谤运动曾经几乎使他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间送掉了性命。

巴本的解职也是对许士尼格的一个警告。他并不充分信任这个态度殷勤的前骑兵军官，但是他很快就看出，希特勒派这个狡猾的大使来，除了来跟他捣乱以外，一定还有更坏的主意，这位大使至少像他一样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个绅士。在过去几个月中，欧洲的外交发展情况对奥地利并不有利。自从罗马一柏林轴心建立后，墨索里尼更靠近希特勒了，对维护这个小国的独立也不像在陶尔斐斯被暗杀时那样关切了。当时墨索里尼曾赶紧派遣四师部队到勃伦纳山口去威吓德国元首。在张伯伦领导下新近采取姑息希特勒政策的英国，以及受到严重的内部政争牵制的法国，最近都没有表示有多大兴趣要保卫奥地利独立，如果希特勒动手的话。而现在，同巴本一起，德国军队和外交部里过去曾对希特勒的巨大野心起着一些抑制影响的保守领袖也都去了职。许士尼格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但是，在他的限度以内，也还是个聪敏人，而且消息很灵通，对他的日益恶化的处境并不抱什么幻想。正如他在纳粹杀害陶尔斐斯后曾经感到过的一样，现在又是进一步姑息这位德国独裁者的时候了。

巴本虽然已被解职，却提供了一个机会。他决不是一个挨了一记耳光而怀恨的人，如果这记耳光是上级打的。在被免职后的第二天，他就匆忙地赶到希特勒那里去「了解一下情况」。二月五日在伯希特斯加登，他发现元首由于跟将军们进行了斗争而「精疲力竭和心不在焉」。但是，希特勒恢复精神的力量是相当大的，这位被免职的使节很快就使他对一个建议发生了兴趣，这个建议是两星期前他们两个人在柏林商谈时曾向他提出过的：为什么不同许士尼格亲自解决一下？为什么不请他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亲自谈一谈？希特勒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意思，顾不得他才把巴本免了职，就命令巴本回到维也纳去安排这次会谈。

许士尼格立即答应了，但是，他的地位虽然是软弱的，却仍提出了一些条件，他必须预先知道希特勒希望讨论的是什么具体问题；他必须预先得到保证：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一日签订的协定将保持不变。在这个协定中，德国答应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奥地利内政。此外，会谈后发表的公报必须重申两国将继续遵守一九三六年的协议。这是因为许士尼格不愿存到虎穴里去播虎须的侥幸之心。巴本赶紧回到上萨尔斯堡去和希特勒会商。他回来时带来了元首的保证：一九三六年的协议将保持不变，元首只是想讨论自从这个协议签订以来「继续存在的那些误会和分歧」。这并不完全符合这位奥地利总理的要求，但是他说他对答复表示满意。会谈定在二月十二日上午举行。二月十一日晚上，许士尼格由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特陪同，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乘专车前往萨尔斯堡，次日上午乘汽车越过边界到希特勒的山庄去，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次决定命运之行。



<h3 id = "ncx4_3_1">一 伯希特斯加登会谈：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h3>

巴本到边界上来迎接奥地利客人，而且，许士尼格觉得，在这个结霜的冬天早晨的空气中，巴本似乎「心境极为愉快」。巴本叫他的客人们放心，说希特勒这天情绪极佳。接着来了第一个警告。巴本和蔼他说，元首希望许士尼格博士对三位将军偶然也在伯希特斯加登不要介意，他们是新任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指挥驻在巴伐利亚－奥地利边界军队的莱希蹈和主管该地区空军的斯比埃尔。

巴本后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的客人时说，这是「一个似乎不大合他们胃口的消息」。而据许士尼格的回忆，他告诉这位大使说，他不会介意，特别是因为他「在这件事上作不了多大的主」。许士尼格是一个那稣会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他开始警戒起来。

即使如此，他也没有防到会有后来发生的结果。希特勒穿着冲锋队褐色制服的上衣，黑裤子，旁边站着三位将军，在别墅的台阶上欢迎这位奥地利总理和他的随员。许士尼格觉得这是一次友好的然而拘泥于形式的欢迎。一会儿以后，他就单独跟这位德国独裁者在二楼的一间宽大的书斋里了。从这个房间的一些无格大玻璃窗可以看到气象雄伟、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以及山的那一边的奥地利——宾主两人的诞生地。

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承认，四十一岁的库特·冯·许士尼格是一个礼貌周全的老派奥地利人。在会谈开始的时候，他自然先来一阵彬彬有礼的寒暄，说几句关于壮丽的风景、当天的好天气诸如此类的话，恭维这个房间无疑是举行过许多次重大会议的场所。但是阿道夫·希特勒打断了他：「我们不是到这皇来谈风景和天气的。」然后风暴就爆发了。据这位奥地利总理后来作证说，以后的两小时「会谈多少是单方面的」。

（希特勒生气他说）你尽量避免采取一种友好的政策——奥地利的整个历史就是一种不断的叛逆卖国行为。过去是如此，现在也没有好一些。这种历史性的矛盾现象早已必须告终，现在是时候了。许士尼格先生，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我已下定决心要使这一切告终。德国是一个大国，如果它解决它的边界问题的话，没有人会出来反对的。

态度温文的奥地利总理对希特勒的发作感到震惊，不过他仍力图保持和解态度而又坚持立场。他说，关于奥地利在德国历史中的作用这个问题，他和主人的看法不同。他认为，「奥地利在这方面的贡献是相当大的」。希特勒：完全等于零。我告诉你，完全等于零，在整个历史中，每个民族主义的思想都被奥地利破坏了；而且一点不假，所有这种破坏都是哈布斯堡王室和天主教会的主要活动。许士尼格：然而，总理先生，奥地利有许多贡献是不能同德国文化的总的成就分开的。例如像又多芬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哦——贝多芬？让我告诉你吧，贝多芬是在下莱因兰出生的。

许士尼洛：然而，奥地利是他卜居的地方，许多别的人也是如此——希特勒：也许是这样。我再一次告诉你，事情不能照这样继续下去。我负有一个历史使命，这个使命将由我来完成，这是因为上帝注定了要我这样做——凡是不赞成我的人，就要被摧毁——我选择了任何德国人都没有采取过的最困难的道路；我已获得了德国厉之上最伟大的成就，比任何德国人都伟大。而且不是靠武力手段，我告诉你。我是满怀着对我的人民的热爱的——

许士尼格：总理先生，我很愿意相信这一点。

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这种谈话以后，许士尼格要求他的对手把不满意的地方一件件都说出来。他说，「我们将尽一切可能来清除障碍，以便达成更好的谅解，只要这是可能的」。

希特勒：这是你说的，许士尼格先生。但是我告诉你，我要设法解决所谓奥地利问题，不管用什么方式。他然后说了一大篇不满奥地利在边境构筑工事对付德国的话，许士尼格否认有这种事。希特勒：听着，你当真以为你可以在奥地利移动一块石头而我在第二天不会知道吗？——我只要一声令下，一夜功夫你们的全部可笑的防务就将被炸得粉碎。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吗？——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种行动意味着流血。在军队之后，我的冲锋队和奥地利军团就会开进去，没有人能制止他们的正当报复——甚至我也不能制止。

在这些威胁以后，希特勒要许士尼格（老是无礼地不按外交礼貌称呼他的职衔而直呼其名）注意到奥地利的孤立的和毫无办法的处境。

希特勒：片刻也不要以为世界上有任何人能使我放弃我的决定。意大利？我同墨索里尼是一致的——英国？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动指头——法国？

他说，法国本可以在莱因兰制止德国，「那么我就不得不后退。但是现在对法国来说太迟了」。

最后：希特勒：许士尼格先生，我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给你谈成条件的机会。要是我们现在不能找到一个解决办法，事情就无法挽回了——考虑考虑吧，许士尼格先生，好好考虑考虑吧。我只能等到今天下午——

许士尼格问道，德国总理的条件倒底是什么呢？

希特勒说：「我们可以在今天下午谈这个。」

午餐时，许士尼格多少有些意外地注意到，希特勒显得「兴致极好」。

老是由他一个人说话，他谈的是马和房屋。他将建造世界上还没有看见过的最高的摩天楼。他对许大尼格说：「美国人将看到，德国在建造比美国更大和更好的大厦。」至于忧心忡忡的奥地利总理，巴本发觉他显得「心事重重」。他本是一个连续不断抽烟的人，在希特勒面前他却不能抽烟。但是在隔壁房间里喝过咖啡后，希特勒就欠身表示失陪，退了出去，于是许士尼格才有机会第一次过一过烟瘾。他也才有机会告诉他的外交部次长吉多·施密希特勒对奥德历史的歪曲看法，我们在早先几章里就已经看到，是他年轻时在林嗣和维也纳前形成的，显然一直未变。

特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很快就变得更坏了。

这两个奥地利人在小小的休息室里等了两小时后，才给带进去跟新任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和巴本相见。里宾特洛甫递给他们一份用打字机打的两页「协议」草案，并且说这是希特勒的最后要求，元首不允许对这个协议草案加以讨论。他们必须立即签字。许士尼格后来说，他由于至少已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一些明确的要求，反而感到安心了。但是在他细看了这个文件后，他的安心之感立即化为乌有。因为这里是德国的一个最后通牒，实际上是要他在一星期内把奥地利政府交给纳粹分子。

对奥地利纳粹党的禁令要取消，所有监禁着的纳粹分子统统都要释放，要由亲纳粹的维也纳律师赛斯一英夸特博士担任内政部长，他要有主管警察和保安事务的权力。要委任另一个亲纳粹的人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瑞为国防部长，要通过若干措施，包括有步骤地交换一百名军官，来使奥地利军队和德国军队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其中最后的要求写道，「要作好准备，使奥地利纳入德国经济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要委任菲许包克博士（一个亲纳粹分子）为财政部长」。

据许士尼格后来写道，他立即认识到接受这个最后通牒就意味着奥地利独立的告终。

里宾特洛甫劝告我立即接受这些要求。我表示反对，向他提到我在到伯希特斯加登来以前跟冯·巴本作好的约定，并向里宾特洛甫表明，我不是准备来听取这么不合理的要求的——

但是许士尼格准备接受它们吗？他不是准备来听取它们这一点，即使像里宾特洛甫这样一个蠢货也显然是知道的。问题是：他愿意签字接受它们吗？在这个困难的决定性时刻，年轻的奥地利总理开始软下来了。据他自己的记载说，他泄气地问道，「我们是否能指望德国的诚意，德国政府是否至少打算在这次交易中守信不贰」。他说他得到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这时巴本来对他下功夫了。这位滑头的大使承认在他看到这个最后通牒时也感到「凉奇」。它是一种「对奥地利主权的没有道理的干预」。许士尼格说，巴本向他道歉，并表示对这些条件「完全感到意外」。虽然如此，他却劝奥地利总理签字接受这些条件。

他还又才我说，我可以放心，如果我签了字井同意了这些要求的话，希特勒一定会使德国今后继续忠于这个协议并且不会再给奥地利带来麻烦。

从上面这些话（最后一段是纽伦堡的宣誓证词中提出的）可以看出，许士尼格不仅软化下来了，而且天真得有点胡涂了。

他还有一个最后的抵抗机会。他再度被带去见希特勒。他发现元首正在书斋里激动地来回踱着步。

希特勒：许士尼格先生——这儿是文件的草案。其中没有什么可以讨沦的。我不会改变其中的一点点，你必须原封不动地在这个文件上签字，在三天内满足我的要求，不然我要下令向奥地利进军。

许士尼格屈服了，他告诉希特勒说，他愿意签字。但是他提醒他说，根据奥地利宪法，只有共和国的总统才有法律上的权力来接受这样一个协议和予以实施。因此，虽然他愿意吁请总统接受，他却不能担保。

希特勒叫着说道：「你必须担保！」

许士尼格说，他回答说：「总理先生，我可不能担保。」

（许士尼格后来说）听了这个答复，希特勒似乎失去了他的自制能力。他跑到门边去，打开门叫道：「凯特尔将军！」然后又转身过来对我说：「我回头再来叫你。」

这完全是恫吓，这位被纠缠苦了的奥地利总理大概并不知道这完全是恫吓，虽然他一整天都被提醒有这些将军在那里。巴本说，凯特尔后来说起，他闻声赶忙跑进去请示命令，希特勒却对他咧嘴笑着。希特勒笑着说：「没有命令，我只是要你来这里。」

但是在元首书斋外面等待着的许士尼格和施密特博士却上了当。施密特低声说，如果他们两人在以后五分钟内被逮捕起来，他也不会感到意外。三十分钟后许士尼格再度被带去见希特勒。

（希特勒说）我已决定改变我的主意——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但是我警告你，这是你真正的最后机会了。我再宽限你三天的时间来实施这个协议。

这就是这位德国独裁者让步的程度，虽然最后草案的措词多少温和了些，但是，正如许士尼格后来作证时所说，所作的更动是无关紧要的。许士尼格签了字。这是奥地利的死刑执行令。

人们在胁迫下的行为视他们的性格而有所不同，商且常常是令人费解的。许士尼格虽然比较年轻，却是经历过无情的政治动荡的老手，曾经眼看他的前任遭到纳粹分子的暗杀。他是个勇敢的人，这是很少人会怀疑的。然而，他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在武装进攻的可怕威胁下向希侍勒屈服了，这在他的同胞们以及这个决定命运的时期的观察家和历史学者之间留下了一团未解决的疑云，屈服是否必要？是否没有别的出路了？鉴于英国和法国后来面临希特勒侵略时的表现，如果还有谁说，假如希特勒当时进军奥地利的话，英国和法国可能会来帮助奥地利，那未免失之轻率。但是直到那时为止，希特勒还未曾越出过德国边界，他也没有使他自己的人民和全世界为这种肆意侵略行为作好心理准备。德国军队本身也差不多没有作好战争的准备可以对付法国和英国的干涉。在几个星期后，由于伯希特斯加登「协议」的结果，奥地利将被当地的纳粹分子和德国的阴谋诡计弄得软弱不堪，使希特勒可以冒比在二月十一日少得多的外国干涉的风险就攫取它。许士尼格本人承认，据他后来所说，接受希特勒的条件「只能」。意味着「奥地利政府的独立的完全告终」。

或许他是因为受到严峻的考验而弄得有点晕头转向。在枪口下签掉了他的国家的独立以后，他竞跟希特勒进行了一番奇异的交谈，其内容他后来记载在他的书里。他问，「总理先生是否认为目前世界上的各种危机可以用和平方式加以解决」？元首信口回答说可以——「如果听从我的意见的话」。于是许士尼格说（显然毫无讥嘲的意思），「当前的世界局势看来是颇有希望的，你说是不县」？

在这样一个时刻说这样的话，似乎是难以想象的，但这就是这个被打败了的奥地利总理说他自己说过的话。希待勒还有一个羞辱要给他尝尝。当许士尼格建议在他们的会谈公报中提一提他们的讨论重新肯定了一九三六年七月的协定时，希特勒喊道：「那不行！首先你得履行我们协议的条件。报上登的将是：『今天元首兼国家总理同奥地利联邦总理在伯格霍夫举行了会谈。』仅此而已。」

在婉辞了元首的共进晚餐的邀请后，许士尼格和施密特驱车下山到萨尔斯堡去。这是一个灰蒙蒙的多雾的冬天夜晚。无处不在的巴本陪同他们一直到边界，对他所谓的「难堪的沉默」多少感到有点不舒服。他忍不住要想鼓舞起他的奥地利朋友们的兴致来。

他向他们大声说道：「啊，现在，你们已经看到了元首有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但是下一回我敢说会有所不同。你们知道，元首也可以是非常可亲的。」



<h3 id = "ncx4_3_2">二 四个星期的痛苦：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二日－三月十一日</h3>

希特勒要许士尼格在四天之内，即到二月十五日星期二为止，给他一个将实现这个最后通牒的「有约束力的答复」，另外又宽限三天，即到二月十八日为止，来履行这个最后通牒中的具体条件。许士尼格在二月十二日上午回到维也纳，立即去见米克拉斯总统。威廉·米克拉斯是一个辛辛苦苦工作然而才能平庸的人，维也纳人说他生平的主要成就是生了一大窝子女。但是他身上具有一种农民的朴实性格，作为一个为国服务将满五十二年的官员，在遇到这个危机时，他将比任何别的奥地利人表现出更多的大无畏精神。他愿意向希特勒作某些让步，如释放奥地利纳粹分子之类，但是他不同意让赛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和陆军。巴本及时地在二月十四日晚上向柏林报告了这种情况。他说许士尼格希望「在明天以前使总统放弃反对」。

在这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希特勒批准了凯特尔将军所拟订的对奥地利施加军事压力的命令。

散布并无其事但是听起来很可信的消息，使人听了必然认为对奥地利在进行军事准备。事实上，许士尼格才离开伯希特斯加登，德国元首就在开始采取虚拟的军事行动，以便使奥地利总理能按照叫他做的那样去做。约德尔在日记里记下了这一切情况。

二月十三日下午凯（特尔）将军要卡（纳里斯）海将和我到他的寓所去。他告诉我们说，元首的命令是，由虚拟的军事行动所造成的军事压力要保持到十五日。拟订了关于这些措施的建议，在电话上报告给元首并请他批准。

二月十四日效果是迅速而有力的。在奥地利，已经造成了德国正在进行认真军事准备的印象。约德尔将军没有夸大。在武装侵入的威胁下，米克拉斯总统屈服了。在宽限的最后一天即二月十五日，许士尼格正式通知冯·巴本大使说，在伯希特斯加登所商定的协议将在二月十八日以前实施。二月十六日，奥地利政府宣布了对纳粹分子的大赦，那些在杀害陶尔斐斯案中定罪的纳粹分子也被释放，并且公布了改组后的内阁名单，阿图尔·赛斯一英夸特被任命为公安部长。第二天，这个纳粹部长就赶到柏林去见希特勒，接受他的命令。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头一个吉斯林，是一个样子讨人喜欢的聪明的维也纳青年律师。他自从一九一八年以来就具有强烈的欲望，要看到奥地利跟德国结合在一起。在战后的头几年中，这是一种很流行的思想。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停战后的第一天，维也纳临时国民议会刚刚推翻了哈布斯堡君主政体和宣布成立奥地利共和国，也声明「日耳曼人的奥地利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想这样来实现德奥合并，胜利的协约国不同意这样做，而到希特勒上台的一九三三年时，没有疑问，大多数奥地利人都是反对他们这个小国跟纳粹德国结合起来的。但是在赛斯一英夸特看来，正如他后来在纽伦堡受审时所说的，纳粹分子是坚定地主张德奥合并的，因此他支持他们。他没有参加纳粹党，而且也没有参加该党的暴行。他为奥地利纳粹分子充当了一个体面的门面人物，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协定以后，他被任命为国务参事，他在巴本和其他德国官员及特务分子的帮助下，竭力从内部进行破坏。奇怪的是，许士尼格和米克拉斯差不多一直到底似乎都是信任他的。米克拉斯跟许士尼格一样，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后来承认，他是由于看到赛斯是「一个赴教堂做礼拜从不缺席的人」而对他产生好印象的。这个人笃信天主教，像许士尼格一样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提罗尔禁卫步兵团里服过役，还受过重伤——这些似乎就是这位奥地利总理信任他的基础。不幸的是，许士尼格有一个致命弱点，不能从更为切实而重要的方面来判断一个人。或许他认为他可以干脆用贿赂来使他的纳粹新部长就范。他在他的书里曾讲到一年前一笔五百美元的贿赂在赛斯一英夸特身上所发生的神奇效果，当时赛斯一英夸特扬言要辞去参事之职，后来由于接受了这区区的数目而又收回辞呈了。但是许士尼格很快就会知道，希特勒有更大的赏赐来诱惑这个野心勃勃的青年律师。

二月二十日，希特勒向国会发表了大家等待已久的演说，这是由于勃洛姆堡－弗立契危机和他自己对奥地利的阴谋而从一月三十日拖延下来的。这位元首热烈地谈到许士尼格的「谅解」以及促成奥德密切了解的「诚意」，这番假话使张伯伦首相印象很深刻。但是，他又发出了一个警告，对于这个警告，尽管伦敦方面怎么粗心而没有注意到，维也纳，还有布拉格，都是不会不注意到的。

有一千多万日耳曼人住在同我们边界接壤的两个国家里——有一件事情是决不能有什么怀疑的。不能由于政治上同德国分开而使权利——那就是自决的一般权利——也遭到剥夺。一个世界大国不能忍受它的旁边的同种族弟兄因为对整个民族、它的命运和它的Weltanschauung（世界观）表示同情或者一致而经常遭受到最厉害的折磨。保护这些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在我们之界上获得政治上和精神上自由的日耳曼人民，是德国的职责。

这是直率而公开的通知：今后希特勒认为，七百万奥地利人和三百万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区的日耳曼人的前途是第三帝国的事情。

许士尼格在四天后，二月二十四日，向奥地利联邦议会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答复了希特勒。这个议会的议员们，像德国国会的议员们一样，也是由一党独裁政权所一手挑选的。许土尼格虽然对德国采取了和解态度，但是他强调说，奥地利已经让步到了「我们必须停止并且说『到此为止不能再退』」的极限了。他说，奥地利决不会自动放弃它的独立的，他在结束演说时发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号召：「红一白一红（奥地利国旗颜色），誓死效忠！」（这句话在德文也是成韵的。）

许士尼格在战后写道，「二月二十四日对我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日子」。他焦急地等待着德国元首对他的反抗演说的反应。巴本在第二天打电报给柏林，叫外交部不要过分认真地看待这篇演说。他说，许士尼格表现了他的相当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为了挽救他在国内的地位；由于他在伯希特斯加登作了让步，维也纳有人阴谋要推翻他。同时，巴本告诉柏林说，「赛斯－英夸特的工作——正在按计划取得进展」。第二天巴本正式向奥地利总理辞行而到基茨布尔去滑雪去了。他在奥地利进行了多年阴险的工作就要得到收获了。

希特勒二月二十日的演说，曾由奥地利广播电台转播，在奥地利各地引起了一连串大规模的纳粹示威运动。在二月二十四日广播许士尼格的答复之际，在格拉茨有两万名纳粹党暴徒闯入了该市镇的广场，拆下了扩音器，卸下了奥地利国旗而升上了德国的※字旗。由于是赛斯一英夸特主管警察，当然没有作什么努力来制止纳粹的骚扰。许士尼格的政府在垮下来。不仅政治上发生了混乱，经济上也开始发生混乱。银行里有大批外国户头和本国人民提款。外国商行担心出事，纷纷向维也纳取消定货。外国游客原来是奥地利经济的主要来源之一，也被吓跑了。托斯卡尼尼从纽约打电报来说，「由于奥地利的政治局势」而取消在萨尔斯堡音乐节的演出，这个音乐节每年夏天要吸引几万游客。局势变得如此之绝望，以致于被放逐的哈布斯堡王室太子奥托，竟从比利时的家里写了封信来，据许士尼格后来透露，他请求许士尼格看在前帝国军队军官的效忠誓言的份上委任他为总理，如果许士尼格认为这样一种步骤也许能挽救奥地利的话。

许士尼格急了，只得去求助于奥地利工人，他们的自由工会和政党社会民主党，是在陶尔斐斯一九三四年野蛮地把它们击垮后继续由他加以镇压的。这些人占奥地利选民的四十二％，如果在过去四年中的任何时候，这位总理能够把他的眼光放开到超出他自己的天主教一法西斯独裁政权的狭隘范围以外，争取他们这些人的支持来组成一个温和的、反纳粹的民主联合政权的话，那末人数比较少的纳粹分子本来是可以很容易地对付的。但是许士尼格没有这样的气魄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尽管他为人正直规矩，但是他也像欧洲的某些其他人一样。看不惯西方民主，非常喜欢极权的一党专政。

社会民主党人走出了工厂和监狱——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最近同纳粹党人一起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三月四日全体一致响应了总理的号召。他们说，他们不究既往，仍然愿意帮助政府保卫国家的独立。他们所要求的只是总理已经许给纳粹党的那一点东西：拥有他们自己的政党和宣传他们自己的原则的权利。许士尼格同意了，但是已经太晚了。

三月三日，消息老是很灵通的约德尔将军在日记中记道：「奥地利问题就要到最后关头了。一百名军官要派到德国来，元首要亲自接见他们，他们的任务不是使奥地利武装部队能对我们更好地作战，而是要使他们根本不打。」

在这个决定性关头，许士尼格决定再采取一个最后的豁出去的行动，这个行动是自从二月分最后那几天纳粹分子开始在各省接掌政权以来他一直在心里盘算着的。他要举行一次公民投票。他要问奥地利人民，他们是否赞成一个「自由的、独立的、社会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是或否」？（他后来写道）我觉得作出明确的决定的时刻已经来到了。双手给上了铐，等待着，等到几星期后再被封住了口，这样似乎是不负责任的。现在的赌博需要作最后的超人努力。从伯希特斯加登回来后不久，许士尼格就把希特勒的威胁告诉了奥地利的保护者墨索里尼。他立即得到这位意大利领袖的答复，说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态度不变。现在在三月七日，他打发驻罗马的武官去见墨索里尼说，鉴于事态的发展，他「大概将不得不举行公民投票」。这位意大利独裁者答复说，这是一个错误——「C『eunerrore！」他劝许士尼格仍旧照以前那样做去，事情在好转；罗马和伦敦之间关系即将缓和，而这将大大有助于减轻压力。这是许士尼格从墨索里尼那里听到的最后的话了。

三月九日晚上，许士尼格在因斯布鲁克发表的一篇演说中宣布，将于四天后——三月十三日星期日那天——举行公民投票。这个意外的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约德尔三月十日的日记描述了柏林的初步反应：

许士尼格出人意外地而且没有跟他的部长们商量就下令在三月十三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元首决不容忍这件事。当天晚上，就是三月九－十日的夜间，他把戈林叫了来。冯·莱希瑙将军也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召了回来。还命令冯·舒伯柠将军（在奥地利边界上的慕尼黑军区的司令）和（奥地利）部长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玲前来，后者——在巴拉丁那特——里宾特洛甫正留在伦敦。牛赖特接管了外交部。

第二天，三月十日星期四，柏林忙碌异常。希特勒已决定要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他的将军们无疑对此感到极为意外。如果要用武力阻止许士尼格在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陆军必须在星期六以前开入奥地利，然而却没有这样匆促进军的准备计划。希特勒要凯特尔在上午十时去见他，但是这位将军在赶忙去见希特勒之前先同约德尔和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马克斯·冯·维巴恩将军会商了一番。富于智谋的约德尔记起了奥托特别方案，那是拟定出来对付哈布斯堡王室的奥托在奥地利复辟的企图的。既然这是当时存在的用军事行动来对付奥地利的唯一计划，希特勒决定只好用它。他下命令：「准备奥扎方案。」

凯特尔赶紧回班德勒街的最高统帅部去和参谋总长贝克将军会商。当他要求了解奥托方案的详情时，贝克回答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准备过，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都没有」。于是贝克也被召到总理府去。他拉住了正要离开柏林去担任一个师部职务的冯·曼施坦因将军，跟他一同驱车去见希恃勒。希特勒对他们说，陆军必须准备好在星期六以前进军奥地利。这两位将军都没有对这种武装侵略的建议提出反对。他们只是担心在那么短的时间内要临时把军事行动准备就绪有困难。曼施坦因回到班德勒街去着手拟定必要的命令，在下午六时，即五小时内完成了他的工作。据约德尔的日记说，在下午六点三十分，向陆军三个军和空军下达了动员令。第二天，三月十一日上午二时，希特勒发布了关于奥托军事行动方案的第一号指令。他匆忙得连名字都忘记签，直到下午一时才补上了签字。

绝密

一、如果其他措施不成功的话，我打算用武装部队侵入奥地利，以建立法治的条件和防止对亲德国的人民的进一步暴行。

二、整个军事行动将由我自己指导——

四、进行这种军事行动的陆军和空军部队，必须准备好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入侵，至迟不得晚于十二点钟——

五、军队的表现必须使人觉得，我们不愿意对我们的奥地利兄弟发动战争——因此，要避免任何挑衅行为。但是，如果遇到抵抗，则必须用武力予以无情摧毁——

几小时以后，约德尔代表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发布了补充的「绝密」命令：

一、如果在奥地利遇到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或者民兵部队，要把他们认为是具有敌意的。

二、意大利人则在任何地方都须当作朋友对待，特别是因为墨索里尼已经说他对解决奥地利问题不感兴趣。

希特勒一直在担心墨索里尼。三月十日下午他已决定了军事入侵后。立即打发黑森亲王菲利普坐了专机带着一封信去见意大利领袖（所署日期为三月十一日），信中把希特勒所筹划的行动告诉他，并请这位意大利独裁者谅解。这封信集谎言之大成，完全歪曲了他如何对待许士尼格以及关于奥地利的情况，他竭力使这位意大利领袖相信，奥地利的情况「正接近于无政府状态」。这封信开头完全是一派哄人的胡言，以致于后来在德国公布时希特勒把开头的话删去了。他说，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阴谋使哈布斯堡王室复辟，并准备「以至少两千万人的巨大力量来打击德国」。他然后扼要地叙述了他对许士尼格的要求，并竭力使墨索里尼相信，这些要求「简直是温和之至的」。他又说到许士尼格未能实现这些要求，还谈到要举行「一次所谓公民投票」的那场「玩笑」。

从我作为德国元首兼总理的职责和作为这块土地的儿子的职责出发，我不能再在这些事态发展面前继续无所作为了。

我现在已决心恢复我祖国的法律和秩序，并使人民能够以明白无误的公开的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来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

不论这次公民投票将以什么方式进行，我现在愿意庄严地向阁下，法西斯意大利的领袖，保证：

一、认为这个步骤只是一种民族自卫的步骤，因此是任何有骨气的人都会同样采取的一种行为，如果他是处在我的地位的话。阁下也不会有不同的做法的，如果意大利人的命运发生危险的话————

二、在意大利的一个决定性关头，我曾经向您证明了我的同情的坚定性。请相信以后在这方面也不会有什么改变。

三、不论即将发生的事情产生什么后果，我已在德国和法国之间划了一道明确的边界线，现在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也划了一道同样明确的边界线。它就是勃伦纳——

你的永远的朋友

阿道夫·希特勒



<h3 id = "ncx4_3_3">三 许士尼格的垮台</h3>

许士尼格博士没有注意第三帝国边界上正在进行的紧张的入侵准备，三月十日晚上他去睡觉了。据他后来作证时说，他深信这次公民投票将会是奥地利的一次成功，纳粹分子「将不会成为克服不了的障碍」。说真的，那天晚上赛斯一英夸特博士还曾向他保证，他将支持这次公民投票，甚至将广播一篇赞成这次公民投票的演说。

在三月十一日星期五早晨五点半，这位奥地利总理被床边的电话铃声所惊醒。打电话来的是奥地利警察局长斯库布尔博士。他说，德国人已经封闭了萨尔斯堡地方的边界。两国之间的铁路交通已经中断了。传说德国军队正在奥地利边界集中。

六点十五分，许士尼格在前往鲍尔豪斯广场他的办公室途中，决定先到圣斯蒂芬大教堂去一趟。教堂里，在朦胧的晨曦中，正在作早弥撒，他不安地坐在座位上，想到警察局长报告的不祥消息。他后来追述，「我不能十分确定，这种消息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它会带来某种变化」。他凝视着圣母玛利亚像前面燃烧着的蜡烛，偷偷地向四面望望，然后画个十字，就像无数维也纳人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在这个像面前所做的那样。

在总理府里，一切都很平静；甚至没有奥地利驻国外外交人员在这一夜发来过什么令人不安的电报。他打电话给警察总局，要求警察在内城和政府建筑物四周布置警戒线，作为一种预防措施。他还召集了他的内阁同事们。只有赛斯一英夸特没有来。许士尼格到处都找不到他。实际上这位纳粹部长正在维也纳机场。巴本在头天晚上接到命令要赶回柏林，在上午六时乘专机启程，赛斯一英夸特在给他送行。现在这位第一号吉斯林正在等待着第二号——格拉斯－霍尔斯特瑙，他像赛斯一样也是许士尼格内阁的一个部长，而且也像赛斯一样在干卖国的勾当。他将从柏林来，带着希特勒指示他们该怎么对付这次公民投票的命令。

命令是要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两位先生在上午十时及时地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许士尼格，还说希特勒非常生气。许士尼格在同米克拉斯总统、内阁同事们和斯库布尔博士磋商了几小时后，同意了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位警察局长很不得已地告诉他说，由于警察中大量地混入了按照伯希特斯加登最后通牒而复职的纳粹分子，所以政府不再能依靠他们了。另一方面，许士尼格肯定地认为，陆军和爱国阵线——奥地利执政的极权主义政党——的民兵是愿意战斗的。但是在这个决定性关头，许士尼格决定不对希特勒进行抵抗，如果抵抗要流日耳曼人的血的话。希特勒是很愿意流血的，但是许士尼格一想到这种可能前途就不寒而栗。他后来说，事实上，对这个问题，他早已打定主意了。

下午二时，他召见了赛斯一英夸特，告诉他要取消这次公民投票。这位温文尔雅的犹大立即打电话到柏林去通知戈林。但是按照纳粹的方式，软化的对手作了一个让步后必须很快逼他继续作出另一个让步。戈林和希特勒当即增加赌注。关于其中的详细经过，关于所使用的威胁和欺骗手段，说来很有讽刺意味，竟是由戈林自己的Forschungsamt（「研究所」）把详尽细节记录了下来。它记下了在三月十一日下午二点四十五分开始的二十七次从元帅办公室打出来的电话的交谈内容。这些文件是战后在德国空军部发现的，奥地利的命运在以后几个小时的关键时刻中怎样为柏林打出来的电话所决定，这个记录是很说明问题的。在赛斯下午二点四十五分第一次打电话给戈林时，这位元帅告诉他说，光是许士尼格取消公民投票是不够的，他在同希特勒商量后再回他电话。他在三点五分回了电话。他命令说，许士尼格必须辞职，而且必须在两小时内任命赛斯一英夸特为总理。戈林然后又叫赛斯「照约定的那样打电报给元首」。这是第一次提到一个要在以后几小时的整个疯狂事件中突然出现的电报，这个电报将被用来作为幌子，使希特勒可以向德国人民和世界各国的外交部把他的侵略说成是正当的。

原来那天下午从柏林来到维也纳代理巴本的职务的希特勒驻奥地利特别代表威廉·凯普勒，给赛斯一英夸特看了该由后者打给元首的电报的草槁。电报要求派遣德国军队到奥地利来镇压骚乱。赛斯在纽伦堡的宣誓供词中说，他拒绝打这样一个电报，因为并没有骚乱发生。凯普勒坚持说，必须这样做。他匆忙地赶到奥地利总理府，厚颜无耻地在那里跟赛斯和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瑙一起设立了一个临时办公室。许士尼格在这个决定性关头为什么容许这些外人和卖国贼硬闯进来，公然在奥地利政府的办公楼中窃据要津，这是不能理解的，但是他确实让他们这样做了。后来他说，当时总理府看来「像个乱哄哄的蜂房」。赛斯一英夸特和格拉斯一霍尔斯特瑞在一边「接见朝臣」，「在他们周围忙碌地进出着奇奇怪怪的人」；但是这位弄得莫名其妙的彬彬有礼的总理显然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撵他们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