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对「教授」，对学术生活的轻视，在《我的奋斗》中已屡有流露。他在这本书里表示过他对教育的一些想法。他写道，「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决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但是，更重要的，他在这本书里强调过争取青年和训练青年，为「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服务的重要性，这是他在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以后仍旧常常谈到的一个问题。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六日的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他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阵营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一九三七年五月一日，他说，「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这不是空口说白话，当时实际发生的情况确是如此。

德国学校，从小学一年级直到大学，很快就纳粹化了。教科书匆忙地重新编写过，课程也改变了，《我的奋斗》被奉为——用教育工作者的机关报《德意志教育家》的话说——「我们在教育方面的绝对正确的指南星」，看不到这种新的星光的教师则被清除出去。大多数教师都是感情上或多或少纳粹化的，如果说不完全是党员的话。为了加强他们的思想，他们被送到特别的学校里去集中学习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重点是希特勒的种族理论。

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每一个担任教职的人，都必须加入国家社会主义教师协会，这个协会根据法律有「责任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理论对全体教师实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体化」。一九三七年的公务员法案规定，教师必须是「党所支持的国家的意志的执行者」，并且准备「随时无保留地保卫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早些时的一项法令已把他们列为公务员，从而受到种族法律的支配。犹太人不用说是禁止任教的。所有教师都宣誓「效忠和服从阿道夫·希特勒」。后来，凡是没有在冲锋队、劳动服役队或者希特勒青年团服务过的人都不能教书了。要想在大学里任教，必须先在观察营里呆六个星期，在那里，他们的见解和性格由纳粹专家加以研究并报告给教育部，教育部根据申请者的政治「可靠性」发给教书凭证。

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德国公立学校是由地方当局管辖的，大学则由所属各邦管辖。现在所有学校都置于全国教育部长的铁腕管辖下。大学里的校长和院长统统由他来任命，而以前是由全体教授选举的。他还任命全体大学生都必须加入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员，以及任命全体讲师都参加的讲师联合会的领导人员。在者练的纳粹分子严密控制下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学讲师联合会，在选择由谁来任教和务使所教的内容符合纳粹理论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如此纳粹化的结果，对德国教育和德国学术极其不利；在新的教科书里，在教师们的讲课中，都对历史大加歪曲，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把德国人捧成主宰种族、把犹大人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的「种族学」的讲授，则尤其如此。单是在有过许多伟大学者任教的柏林大学，一个兽医出身的冲锋队员新校长就在Rassenkunde（种族学）方面开设了二十五种新课程，到他真把柏林大学搞得乌烟瘴气的时候，他竟开设了八十六项与兽医有关的课程。

德国多少年代以来一直非常杰出的自然科学的教学也迅速地退化了。如像物理学方面的爱因斯但和弗朗克，化学方面的哈伯尔、韦尔斯塔特和瓦尔堡这样卓越的教授，都解职了或者退休了。还在任教的人中，有许多则被纳粹的邪道所腐蚀，企图把这种邪道也运用到纯粹科学上去。他们开始讲授他们所谓的德国物理学、德国化学、德国数学。一九三七年还出现了一种叫做《德意志数学》的刊物，它的第一篇社论就一本正经地宣称，凡是认为数学是没有种族性的任何想法，其「本身」就包含着「毁灭德国科学的胚种」。

这些纳粹科学家妄幻之深，使得即使在外行看来也是难以相信的。海德耳堡大学教授菲利普·莱纳德是第三帝国较有学识、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科学家之一，他曾问道：「德国物理学？有人会回答说，『但是，科学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国际性的』。这是不对的。实际上，科学像别的每一项人类所创造的东西一样，是具有种族性的和以血统为条件的。」德累斯顿物理研究所所长鲁道夫·托马希克则更为荒唐。他写道，「现代物理学是（世界）犹太民族用来毁灭北欧科学的一种工具——纯正的物理学是德国精神的产物——事实上，整个欧洲的科学是亚利安民族的成果，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德国思想的成果」。德国国家物理科学研究所所长约翰内斯·施塔克教授也认为如此。他说，不难发现，「物理学研究的莫基者们，从伽利略到牛顿的伟大发明家一直到我们时代的物理学前驱们，差不多都是亚利安人，其中主要是属于北欧种族」。

还有亚琛技术学院的咸廉·缨勒教授，他在一本叫做《犹太人和科学》（《JewryandScience》的书里认为，有着一个要玷污科学从而毁灭文明的遍及全世界的犹太人阴谋。在他看来，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但，是头号恶棍。现代物理学有很大部分是以爱因斯坦理论作为基础的，但这个理论却被这个奇怪的纳粹教授认为是，「从头到尾都是旨在改变由大地产生的、鲜血结合的生命体的现实世界——就是非犹太世界，把它变成为光谱式的抽象东西，一切人种和民族的差别，一切种族的内在限度，都在非现实中丧失了；只有一种几何学次元的非实体的多样性还存在着，由于它的不敬神而服从法则的强制力而产生一切事物」。缪勒教授说，全世界在爱因斯但出版相对论时对他的赞扬，实际上只是对「犹太人统治世界局面的来临、迫使德国人无可挽回地和永远地沦为无生气的奴隶地位」表示高兴。

柏林大学的路德维希·皮勃贝克教授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外来的江湖术士」。甚至莱纳德教授也认为，「这个犹太人显然不了解真理——在这方面，他同仔细而认真地追求真理的亚利安科学研究者成了显明对照——因此，犹太物理学是一种幻觉，是德国基本物理学的一种退化现象」。

然而，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三一年，有十位德国犹太人因为对科学有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奖金。

在第二帝国时期，大学教授们，像新教牧师们一样，曾盲目地支持保守政府和它的扩张主义目标。讲堂成了培养有毒的民族主义和反犹主义的温床。魏玛共和国曾坚持学术要有完全的自由，这种情况带来的一个结果是，极大多数大学教师由于反自由主义、反民主、反犹而帮忙破坏了这个民主政体。大多数教授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希望德国保守的君主政体复辟。虽然其中许多人在一九三三年以前还认为纳粹过于嚣张残暴，因而不愿归顺，但是他们的宣教却为纳粹主义的到来准备了条件。到一九三二年的时候，大部分学生看来都醉心于希特勒了。

有些人觉得奇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大学教师在一九三三年后对高等教育的纳粹化表示了顺从。虽然按官方数字，在这个政权的头五年中被解雇的教授和讲师有二千八百人，约占全部人数的一/四；但是，由于反对国家社会主义而失去职位的教师的比例，却如一九三三年被马尔堡大学解雇的威廉·罗普克教授所说的，「非常之小」。虽然人数不多，其中却有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士：卡尔·雅斯伯斯、E·I·古姆贝尔、西奥多·利特、卡尔·巴尔特、尤利乌斯·埃平豪斯等十余人。其中大多数人都移居国外了，先是到瑞士、荷兰和英国，最后到了美国。其中有一人，即逃到捷克斯洛伐克的西奥多·莱辛教授，遭到了纳粹暴徒的盯梢，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一日在马里安巴德被杀害。

然而，极大多数教授仍然留任，而且早在一九三三年秋天，就有其中的大约九百六十人，在外科医生沙尔勃鲁赫教授、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和艺术史学家平德尔这种名人的带头下，公开宣誓支持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政权。罗普克教授后来写道，「这是一幕使德国学术界的光荣历史蒙受污辱的出卖灵魂的景象」。尤利乌斯·埃平豪斯教授在一九四五年不堪回首他说，「德国各大学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没有能够以它们的全力来公开反对摧毁学术和民主的国家。它们没有能够使自由和正义的烽火在暴政的黑夜里燃烧」。这种错误的代价是巨大的。在经过了六年的纳粹化以后，大学生的数目减少了一半以上，从十二万七千九百二十人减少到五万八千三百二十五人。为德国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各理工学院的入学人数减少得更多，从二万零四百七十四人减少到九千五百五十四人。学术水平大为下降。到一九三七年时，不仅科学和工程界的青年感到缺乏，他们的水平也下降了。远在战争爆发以前很久，正在起劲地帮助纳粹重整军备的化学工业，就曾通过它的喉舌《化学工业》抱怨说，德国正在丧失它在化学方面的领先地位。它抱怨说，不仅国民经济，而且国防本身也在受到危害，它并认为青年科学家人数的不足和才能的平庸是由于各理工学院质量的低下所造成的。后来的结果表明，纳粹德国的损失，对自由世界来说是有利益的，特别是在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竞赛上。以希姆莱为首的纳粹领袖们的活动怎样起了妨碍原子能计划的作用的故事，因为经过太长，牵涉大广，本书只好割爱了。美国能够发明原子弹，多亏两个由于种族关系而被纳粹独裁政权和法西斯独裁政权驱逐出来的人：来自德国的爱因斯坦和来自意大利的菲尔米，这真是命运的嘲弄！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他想用来教育德国青年，以便他们为他心中的打算服务的，不是他自己早年就退学的公立学校，而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在纳粹党夺取政权的时期，希特勒青年团运动还没有十分开展。在一九三二年，就是共和国的最后一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全部人数还只有十万七千九百五十六人，而属于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领导下面的各种组织的青年则有一○○○万人左右。当时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曾有过像共和国德国那样生气勃勃和人数众多的青年运动。希特勒意识到这一点，决心把它接管过去而加以纳粹化。

他在这种工作方面的主要代理人是巴尔杜·冯·席腊赫，他是一个智力平庸然而却干劲很大的漂亮的青年人。他因倾心于希特勒而在一九二五年十八岁时加入了纳粹党，在一九三一年被任命为纳粹党的青年工作领袖。褐衫队员大多面目狰狞，气势嚣张，而他却奇怪地看上去像个稚气未脱的美国大学生，这或许是因为，我们前面已谈到，他有美国祖先的缘故（包括两个独立宣言签名人）。

席腊赫在一九三三年六月被任命为「德国全国青年领袖」。他仿效年纪比他大的党领袖们的策略，第一个行动就是派遣五十名强健的希特勒青年团人员带着武器去占领德国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的总办事处，委员会负责人、普鲁士老军人伏格特将军被赶了出去。席腊赫然后去攻击青年团体全国委员会主席冯·特罗塔海军上将，后者是德国最有名的海军英雄之一，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任远洋舰队参谋长。这位德高望重的海军将领也被哄跑了，他的职务被取消，组织被解散。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财产，主要是在德国各地的几百所青年宿舍，统统被接收。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十日同罗马教廷签订的契约，曾特别规定天主教青年联盟不受任何干扰，可以继续存在下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一日，希特勒却公布了一项法令，取缔天主教青年联盟和其他一切非纳粹党的青年组织。

——全国所有德国青年统统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范围内。德国青年，除了受到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外，还必须——通过希特勒青年团受到国家社会主义精神的体、智、德三方面的教育。

席腊赫的职务原来是隶属于教育部的，现在规定为直接对希特勒负责。这个写伤感诗来歌颂希特勒（「这位与星星并列的天才」）、效法罗森堡那样奇怪地信奉异教、效法施特莱彻那样恶毒地反犹的二十九岁不成熟的青年，成了第三帝国青年中的独裁者。

从六岁到十八岁（开始被征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以前）的青少年，不论男女都被组织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各种组织中。父母不让他们的子女参加这种组织，要判很重的徒刑，虽然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只是反对让他们的女儿参加某些组织的活动，因为珠胎暗结的现象已经到了丑声四播的程度。

从六岁到十岁，男孩子参加青年团当学龄团员，所谓学龄团员就是希特勒青年团的见习期。每个少年发给一本表现记录簿，其中记录他在整个纳粹青年运动中的进步情况，包括他的思想发展状态。满十岁后，在通过了体育、野营和纳粹化历史方面的适当测验后，升人「少年队」，宣誓如下：

在代表我们元首的这面血旗面前，我宣誓把我的全部精力和力量贡献给我国的救星阿道夫·希特勒。我愿意而且时刻准备着为他献出我的生命，愿上帝帮助我。

到十四岁，男孩子就正式参加希特勒青年团，一直到十八岁，然后参加劳动服役队和军队。青年团是一个根据同冲锋队相似的准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庞大组织。在这个组织里，行将成人的青年们不仅受到野营、体育和纳粹思想方面的系统训练，甚至还有当兵的系统训练。有许多个周未，本作者在柏林效外的野餐曾为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们所打断，他们举着枪，背着沉重的行军背囊，吃力地穿过密林或者爬过灌木丛生的荒地。

有时候女青年也要受当兵的训练，因为希特勒青年运动并没有放过姑娘们。从十岁到十四岁，德国女孩子加入「少女队」。她们也有制服，白衬衫，蓝裙子，短袜和极不女性化的沉重军靴。她们的训练跟同样年龄的男孩子的训练差不多，包括周未背着沉重背包的长途行军以及关于纳粹哲学的照例灌输。不过重点是放在妇女在第三帝国的作用上，就是首先要当健康子女的健康母亲。在少女们到了十四岁成为德国女青年团团员后，这种作用强调得更为厉害。

在十八岁的时候，德国女青年团团员（她们保持这个资格直到二十一岁）到农村中去服役一年，这是她们所谓的下乡年，同青年男子的劳动服役相当。她们的任务是帮助农民料理家务和在地里劳动。姑娘们有时候住在农民家里，不过常常是在乡村地区的小营房里，每天一早由卡车把她们从那里送到地里去。道德问题就马上产生了。美丽的城市少女的光临，常常破坏农民家庭，而父母们诉说他们的女儿在乡下暗结珠胎的怨言也开始听到了。但是，这还不是唯一的问题。通常姑娘们的营房就座落在小伙子们的劳动服役队营房的附近。这种情况似乎也是造成许多姑娘怀孕的原因。有一对句在德国传开了，它是摹仿劳工阵线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运动的打油诗，但特别适用于女青年们的下乡年：

在田野里和在荒地上

我通过欢乐失去了力量。

在姑娘们的家务年里也发生同样的道德问题，在这个期间约有五十万希特勒青年团的姑娘们在城市的家庭里进行一年的家务服役。实际上，较为真诚的纳粹党人并不认为这些是道德问题。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德国女青年团的妇女领导人——她们总是不怎么标致，而且常是没有结婚的——给她们的青年徒众讲话，教谕为希特勒德国生儿育女的道义和爱国责任，如果可能的话，在结婚以后生育，如果必要的话，没有结婚也不要紧。

到一九三八年年底，希特勒青年团已有团员七百七十二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虽然这个数目已经异常庞大，但是显然还有差不多四百万青年规避了这种组织。

一九三九年三月，政府发布了一项法令，按照青年被征入伍的同样方式强征全部青年加入希特勒青年团。不听话的父母受到警告：除非让他们的子女参加，否则将把他们的子女夺走，安置在孤儿院或其他收养所里。

在第三帝国，对教育制度进行最后彻底破坏的，是设立了三种训练优秀分子的学校。一种是在希特勒青年团指导下的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另外两种是在党主办下的全国政治教育学院和骑士团城堡。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从少年队选拔最有前途的十二岁的少年，授与他们六年关于在党内和在公共服务方面做领导工作的集中训练。学生都住在校内，受着斯巴达式的训练，在毕业后就可升入大学。在一九三七年以后共设立了十所这样的学校，主要的一所是设在不伦瑞克的「预科学校」。

政治教育学院的目的是恢复以前老普鲁士军事学院的那种教育，据一篇官方评论说，这种教育培养「军人精神和它的勇敢、责任感和简朴的特性」。此外，还有关于纳粹理论的特别训练。这些学校是在党卫队监督下的，由党卫队提供校长和大部分教员。在一九三三年设立了三所这样的学校，到战争爆发时已增加到三十一所，其中三所是训练妇女的。

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是所谓骑士团城堡。在这些具有十四－十五世纪条顿骑士团城堡气氛的训练所里，是训练纳粹党精华中的精华的。条顿骑士团所依据的原则是绝对服从骑士团团长，并致力于使德国征服东方的斯拉夫人国家和奴役当地人民。纳粹骑士团城堡有着同样的训练和目的。只有最狂热的年轻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才能膺选，他们通常是从阿道夫·希特勒学校和政治教育学院的第一流毕业生中挑选出来的。一共有四个城堡，学生要到逐个城堡去受训。六年中的第一年，是在一个专门讲授「种族学」

和其他纳粹思想的城堡里受训。重点是在智力训练和纪律方面，体力训练居次。第二年又进一个城堡，那里的情况正好相反，重点在于体育和运动，包括爬山和跳降落伞。在第三个城堡中，学生要呆一年半，受政治和军事训练。最后，他被送往在波兰边界附近东普鲁士的马里安堡的骑士团城堡，以一年半的时间度过他的教育的第四个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在那里，在五个世纪前曾经是条顿骑士团要塞的城堡的围墙里，他的政治和军事训练集中在东方问题以及德国在不断寻求生存空间的过程中扩展入斯拉夫国家的需要（和权利！）上。结果证明，而且无疑是原来的目的，这是一九三九年和以后的事件的一个极完善的准备工作。青年们就是这样在受着如何在第三帝国生活、工作和死亡的训练。虽然他们的头脑被蓄意加以毒化；他们的正规学业被打断，而且由于这种训练，他们的天伦之乐也大体上被取消了，但是男女孩子们，男女青年们却似乎非常快乐，对于过一个希特勒青年团团员的生活充满了热情。而且把各个阶级和各种行业出身的孩子们集合在一起，使来自贫家和富室，来自工人家庭、农民家庭、商人家庭或贵族家庭的子女们分担着共同的任务，这种做法本身也无疑是好的和健全的。在大多数情况中，一个城市出身的男孩子或女孩子进行六个月的强迫劳动服役，住在户外，学习体力劳动的价值，跟那些不同出身的男女孩子们相处，对他们是没有害处的。凡是那个时候曾在德国各地旅行过，跟住在营房里的青年们谈过话，看到过他们工作、玩耍和歌唱的人，都不能不觉得，不论这种教育多么阴险，但这的确是一种非常生气蓬勃的青年运动。

第三帝国的青年成长起来后将有强健的体魄，对他们的国家和自己充满信心，还要有一种不分阶级和没有经济和社会隔阂的友谊和同志爱，我后来在一九四○年五月间，在亚琛和布鲁塞尔之间的公路上看到德国士兵和第一批英国战俘之间的鲜明对照时又想起了这一点，前者肤色黝黑，姿势挺拔，饱晒阳光，营养充足；后者则胸部凹陷，肩膀斜垂，面色苍白，牙齿败坏，这可悲他说明了，英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里不负责任地忽视了青年的一代。



<h3 id = "ncx3_4_5">五 第三帝国的农民</h3>

当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当政的时候，德国农民，像大多数国家的农民一样，正陷于绝境之中。据《法兰克福日报》上的一个作者说，他们的处境比为祸甚烈的一五二四年到一五二五年农民战争蹂躏德国土地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坏。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的农业收入降到了新的低点，比战后最坏的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度还要少十亿马克。农民们所负的债务达到一百二十亿马克，差不多全部是在近八年中拖欠的。这些债务的利息约占全部农业收入的十四％，此外还有相当沉重的赋税和对各种社会服务的捐款负担。

希特勒在当政伊始警告说，「我的党员同志们，你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德国农民只有一个机会，也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他说，「德国农民的毁灭就将是德国人民的毁灭」。

多年来，纳粹党一直在为取得农民的支持下功夫。「不可变更」的党纲第十七条向他们提出的诺言是，将进行「土地改革——颁布无偿没收土地用于公共目的的法律；取消农业贷款的利息，防止一切土地方面的投机」，像这个纲领的其他大部分项目一样，向农民提出的这些诺言也没有兑现，只有最后一点防止土地投机除外。在一九三八年，纳粹统治了五年之后，土地分配仍然是比西方任何国家还要不均衡。在那一年的官方《统计年鉴》中公布的数字表明，二百五十万户最小农户所有的全部土地，比为数只占一％的最大农户的土地还要少。纳粹独裁政权，像共和国的历届社会党一资产阶级政府一样，不敢去分座落在易北河以东的容克地主们的庞大的封建庄园。

虽然如此，纳粹政权却的确开始实行过一个全面的新农业计划，辅之以很多大谈其「BlutundBoden」（「血统和土地」）以及农民是社会中坚和第三帝国的主要希望的动听宣传。为了实现这个新计划，希特勒任命了瓦尔特·达里来负责。达里是纳粹党里为数极少的那些虽然信奉大部分纳粹神话却对本行极为精通的领袖之一。他是一个受过相当专业训练的杰出的农业专家，曾在普鲁士农业部和全国政府农业部里工作过。他两次都因跟上级不合而被迫离职，在一九二九年退隐到他在莱因兰的家里，写了一本叫做《农民是北欧人种生命的源泉》的书，这样一个书名是必然会引起纳粹党人的注意的。

鲁道夫·赫斯把达里引见给希特勒，后者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印象，就委托他为党拟定一个适当的农业计划。

休根堡在一九三三年六月去职后，达里就当了粮食与农业部长。到了九月，他已把他的改造德国农业的计划准备就绪。在那一个月里，颁布了两项基本法律，把整个生产和销售的结构重新组织过，目的是为了确保农民获得较高的价格，同时使德国农民处于一种新的地位——说来矛盾，办法是使他们重新处于一种非常古老的地位：像封建时代一样，土地是限定继承的，农民和每代的继承者被迫永久附属于他们的那一片土地（如果他们是亚瑞安德国人的话）。

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九日的农场继承法，是一种把农民推回到中古时期去而又保护他们在现代货币时代不受欺弄的混合物。凡是占地三百零八英亩（合一百二十五公顷）足以使一个家庭衣食温饱的田地，一概被宣称为受到古代的限定继承法约束的世袭地产。它们不得出售、分割、抵押或者因债务无力清偿而没收。在所有主死后，它们必须按当地的习惯传给长子或者幼子，或者传给最近的男性亲属。继承人有义务照顾兄弟姊妹们的生活和教育，直到他们成年。只有一个能够证明他的血液的纯洁性可以一直回溯到一八○○年的亚瑞安德国人，才能拥有这样一片田地。这项法律规定，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获得农民的「光荣称号」。如果他违反「农民惯例」，或者因为没有能力或其他原因而不再积极耕作的时候，他就丧失了这个称号。这样，负债累累的德国农民在第三帝国的开始时期得以不致因债务无力清偿而丧失土地，或者眼看着他的土地逐渐减少（因为没有必要出卖部分土地来偿债），但是在同时，他就像封建时代的农奴那样不可改变地被限定在这块田地上。

他的生活和工作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德国粮食局的严格管理。这是达里根据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三日的一项法律而设立的一个庞大的组织；对农业生产、销售和加工处理的每一个可以想得到的方面都有权管理。达里以全国农民工作领袖的资格亲自担任这个组织的领导。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有两个：使农民获得稳定而有利的价格和使德国粮食自足。

它取得了多大的成功？农民很久以来一直觉得自己在一个似乎只以企业界和劳工界的利益为怀的国家里被忽视了，如今一旦发现受到很大的注意并被称为民族英雄和光荣公民，在开始的时候，当然是感到得意的。达里又任意把农产品价格定在一个有利可图的水平上，而使农民得到较前为高的收入，这就使他们更加高兴了。在纳粹统治的头两年中，农产品批发价格上涨了二十％（蔬菜、乳制品和牲畜还要涨得多上些），但是这种好处由于农民必需购买的东西的价格，尤其是机械和肥料的价格的同样上涨而抵销了一部分。

至于粮食自足，这是纳粹领袖认为必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已经在策划战争，这在下文将要谈到。但是这个目标永远没有达到，而且把德国这样的土地质量和数量跟它的人口联系起来看，这也是永远不可能达到的，尽管纳粹在大肆宣传「生产战斗」方面所作的一切努力，这个国家所能做到的，充其量是达到八十三％的自足。只是在征服了外国领土后，德国人才有足够的粮食来使他们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支撑得那么久。



<h3 id = "ncx3_4_6">六 第三帝国的经济</h3>

希特勒在头几年中所以能获得成功，其基础不仅在于他在外交方面的许多不流血征服的胜利，而且在于德国的经济恢复。这种经济恢复，党内人士甚至某些国外经济学家都称之为奇迹。而且在很多人看来，也确乎是个奇迹。失业是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的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现在已缓和了，一九三二年失业人数达六百万人，四年以后己减少到一百万人不到。国民生产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七年增长了一百零二％，国民收入则增加了一倍。在一个观察家看来，德国在三十年代中期的忙忙碌碌景象很像一所庞大的蜂房。工业的机轮发出来的声音隆隆不绝，每个人都忙碌得像个蜜蜂似的。

纳粹的经济政策多半是由沙赫特博士决定的，因为希特勒讨厌经济学，而且对此几乎一窍不通。纳粹经济政策在头一年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大事扩充公共工程和刺激私人企业，以此来使失业人员就业。政府的经费由发行特别的失业证券来提供，对筹集资本和增雇人员的企业则慷慨地减免它们的赋税。

但是德国的复兴的真正基础是重整军备，纳粹政权从一九三四年起就使企业界和劳工界，还有将军们的精力都用在这个目标上。纳粹的词汇中开始称德国的整个经济为Wehrwirtschaft（战争经济），这种战争经济经过处心积虑的筹划，不仅在战时，而且在战前的一段和平时期，也能有效用。鲁登道夫将军一九三五年在德国出版了一本题为《总体战》（《DerTotaleKrieg》）的著作，这个书名在英文中误译为《TheMationatWar》（《在作战中的国家》）。他在这部著作里强调说，有必要在跟其他一切方面同样的极权基础上动员国家的经济，以便恰当地准备总体战。这种主张在德国人中间不是完全新的东西，因为在十八和十九世纪的普鲁士，我们已经谈到过，政府全部收入的大约五/七都是用在军队上的，而且那个国家的整个经济一向被认为主要是实现军事政策而不是实现人民福利的一种工具。

现在就是由纳粹政权来把「战争经济」适用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了。其结果正如军事经济参谋部长官格奥尔格，托马斯少将所总结的：「一个国家，像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迫那么做的那样，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已有意识地和有步骤地把它的全部经济力量都用来准备适应战争的需要，在历史上很少有这样的情况。」

德国，不用说，并不是「被迫」在这样一种规模上准备战争的，这是希特勒有意识地作出的决定。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的秘密国防法中，他委任沙赫特为负责战争经济的全权总代表，命令他「在和平时期就开始进行他的工作」，赋与他「指导经济备战工作」的权力。这位举世无双的沙赫特博士没有等到一九三五年春天就在开始建立德国的战争经济了。在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他出任经济部长后不到两个月，他向元首提出了一个《到一九三四年九月三十日为止的战争经济动员工作情况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得意地强调说，他的部「已负责从事经济备战工作」。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三日，他被任命为负责战争经济的全权总代表以前四星期，他向希特勒上了一个个人的条呈，开头的话是「迅速而充分地实现军备计划，是德国政治的唯一问题（着重体是他自己用的）；因此其他一切都应当从属于这一目标」——沙赫特向希特勒解释，因为「重整军备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十六日（这是希特勒宣布征兵三十六个师的日子）以前不得不完全伪装起来，所以必须使用印钞机」来支付开始阶段的费用。他还颇为高兴地指出，从国家的敌人（大部分是犹太人）没收来的款项以及从冻结的外国账户所取得的其他款项，对购买希特勒的枪炮很有帮助。他得意他说，「这样，我们的军备有一部分是用我们的政治敌人的钱来支付的」。

虽然他在纽伦堡受审时矢口否认他曾参加纳粹发动侵略战争的阴谋，他自称他所做的正好相反，然而事实仍然是，对希特勒在一九三九年发动的战争，没有一个人像沙赫特那样在德国经济准备方面尽了那么多的责任。这是军方所直爽地承认的。在沙赫特的六十寿辰，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一期的军方刊物《军事周报》称颂他是「使得国防军的重建工作在经济上成为可能的人」。它又说，「多亏沙赫特的手腕和巨大能力已国防军才得不顾一切货币上的困难而从原来的十万人发展到目前的兵力」。

为了使第三帝国在进行战争方面作好准备，沙赫特把他的得到世所公认的金融奇才的浑身解数都施展了出来。印钞票只是他的绝招之一。他操纵通货的神通之广大竟到了这样的程度：据外国经济学家的估计，有一个时期德国的货币竟有二百三十七种不同的价值。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而且使正统经济学家感到惊奇的，他竟用事实表明：你欠一个国家的钱愈多，你同它做的生意也就愈多。他为一个没有什么流动资金和几乎没有财政准备金的国家创造信用的本领真是一种天才的杰作，或者像某些人所说的，是一个操纵圣手的杰作。他发明的所谓「米福」（Mefo）票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米福」票是国家银行所发行的票据，由国家予以保证，用来支付军火制造商。这种票据，德国各银行都接受，最后由国家银行予以贴现。因为它们既不出现在这个国家银行的公开报告里，又不出现在政府的预算里，所以对德国重整军备的程度起了保守秘密的作用。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八年，它们专门用来支付重整军备的费用，共发行了一百二十亿马克。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却感到发愁，他有一次向希特勒解释说，这只不过是一种「印刷钞票」的办法而已。

在一九三六年九月，戈林代替了沙赫特成为经济独裁者，虽然他对经济几乎像希特勒一样无知。在他的铁腕下，开始实行四年计「划，德国转入了总体战争经济。这个计划的目的是要使德国在四年后能自给自足，这样战时的封锁就不会使它窒息，进口减到最低限度，对物价和工资实行了严格的管制，红利限定不得超出六％，设立了巨大的工厂，制造人造橡胶、人造织物、人造燃料和由德国自己的原料制成的其他产品，并且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赫尔曼·戈林工厂，从本国的低级铁矿砂中炼出钢来。总之，德国的经济为战争而动员起来，企业家们虽然利润激增，却变成了战争机器中的齿轮，他们的工作受到了许多限制，需要填写大量窗体，以致于在一九三七年继任沙赫特为经济部长和在一九三九年又继任沙赫特为国家银行总裁的丰克博士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同官方的通讯，现在占了一个德国制造商的全部商业通讯的一半以上「，」德国的出口贸易每天有四万笔交易；然而每一笔交易要填写多到四十种不同的窗体「。

工商业家原来非常热情地欢迎希特勒政权，因为他们以为它会摧毁有组织的劳工，让一个企业家经营无拘无束的自由企业，现在被多如山积的窗体档案压得透不过气来，政府又规定他们产品的种类、数量和价格，不断增加的赋税又负担很重，外加受到永远没有完的对党的巨额「特别捐献」的剥削，所以变得大为失望了。弗里茨·蒂森就是这种感到失望的企业家之一，他原是最早、对党作过数额最大的捐献的人之一。他在战争爆发时逃出了德国，承认「纳粹政权毁了德国工业」。他向在国外碰到的所有人都说：「我当时真是个笨蛋！」

然而，在开头的时候，企业家们自欺欺人地相信纳粹的统治能满足他们的全部希望。固然，「不可变更」的党的纲领中的一些诺言，在他们看来是种不吉之兆：把托拉斯国有化，在批发贸易中分亨利润，「把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并以低价祖给小商人」（第十六条条文），实行土地改革和取消抵押品的利息。但是企业界和金融界人士很快就发现，希特勒毫无一点履行党纲中任何一条经济诺言的意思，提出这些激进的诺言只是为了骗取选票而已。

在一九三三年的头几个月，纳粹党里有少数激进分子试图控制企业协会，接管百货商店，建立一种跟墨索里尼企图建立的相仿佛的劳资协作国家。但是，希特勒很快就把他们赶走，而代之以保守的企业家。希特勒早期在经济问题方面的导师、要想取消「利息奴役」的怪人戈特弗雷德·弗德尔获得了一个经济部次长的职位，但是他的上司，一生靠贷款收息的保险业巨头卡尔·施密特博士，不给他具体工作做，而在沙赫特继任经济部长后，就把弗德尔免职了。

小商人们曾经是党的主要支持者，期望希特勒总理会给他们，很大好处，他们很快就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完蛋了，被迫沦为靠工资为生者。一九三七年十月颁布的法律干脆解散了一切资本在四万元以下的公司，并禁止设立资本不满二十万元的新公司。这很快就干掉了全部小企业的一/五。另一方面，甚至在共和国时期就得宠的大卡特尔，得到了纳粹党的进一步加强。事实上，根据一九三三年七月十五日的一项法律，成立卡特尔成了强制性的事了。经济部受权组织新的强制性卡特尔，或者命令各公司加入现有的卡特尔。

在共和国时期组织起来的多数企业和贸易协会的这种系统，纳粹党依然保持着，虽然根据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的根本法，它们在简化的领导原则下重新组织过，而且置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各厂商都必须加入为会员。在一个复杂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结构的顶上，是德国经济协会，它的领导者是由国家任命的。它控制着七个全国性经济团体，二十三个经济协会，一百个工商协会和七十个手工业协会。在这个迷宫似的组织、经济部和四年计划的大量办公室和机构以及无穷无尽的数以千计的命令和法律中间，即使是最机灵的企业家也常常会弄得晕头转向，如果他们要使一家公司的业务能够开展，他们必须雇请特别律师。为了要打道路子接近那些有权作出决定的负责官员，或者要在政府和贸易协会的无数规则和条例中钻空子，贿赂贪污的现象就产生了，为数之大在三十年代末期已达到天文学的数字。一个企业家对本作者说，这是「一种经济上的必需」。

然而，企业家们虽然不能过清静日子，利润却很大。重整军备的主要受益者重工业的利润，从兴旺年分一九二六年的二％增加到最后一个和平年分一九三八年的六．五％。即使法律限制红利不得超过六％，对公司也没有什么妨碍。正好相反。在理论上，按照法律，凡是超过这个比例的数额就得投资在政府公债上——根本没有想到要没收，实际上，大多数公司都把朱分配的利润再度投资在它们自己的企业上，这种未分配的利润从一九三二年的一．七十五亿马克增加到一九三八年的五十亿马克，而这一年在各储蓄银行里的全部存款只有二十亿马克，还不及未分配的利润的一半，这一年以红利方式经过分配的利润，总数也只有十二亿马克。除了巨额利润外，企业家对希特勒使工人们安分守己也感到高兴。不再有不合理的工资要求了。实际上，虽然生活费用上涨了二十五％，工资还减少了一点。尤其是，没有损失浩大的罢工了，其实，任何罢工都根本没有了。这种不听话的表现在第三帝国是verboten（禁止）的。



<h3 id = "ncx3_4_7">七 劳工的农奴状态</h3>

在第三帝国中，德国工人被剥夺了工会、集体谈判和罢工权利，变成了一种工业农奴，差不多就像中古时期农民依附于领主一样依附于他的雇主。所谓劳工阵线在理论上代替了过去的工会，但是它并不代表工人。按照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创立劳工阵线的法律，劳工阵线是「有智力和体力的创造性德国人的组织」。它吸收的不仅是工薪生活者，还有雇主和专业工作者。它实际上是一个庞大的宣传组织，而且如某些工人所说的，是一个大骗局。它的目的，正如该法律自己说的，不是保护工人，而是「创立一个由全体德国人组成的真正社会性和生产性的社会。官的任务是务使每一个人都应该能够——完成最大限度的工作」。劳工阵线不是一个独立的行政组织，而是像纳粹德国除军队以外的差不多每个其他团体一样，是国家社会党的一个整体部分，或者，如它的领导者莱伊博士那个「说话结结巴巴的醉鬼」（蒂森语）所说，是「党的一个工具」。的确，十月二十四日的法律规定，它的工作人员应当来自党的队伍、前纳粹党工会、冲锋队和党卫队，而他们果真都是这样的人。

在这以前，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日颁布以「劳工宪章」著称的全国劳工管理法，已使工人不得轻举妄动而把雇主提高到过去那种具有绝对权力的主人地位——当然雇主还得听从权力无所不包的国家的干预。雇主变成了「企业的领袖」，雇员则变成了「Gefolgschaft」（「下属」）。这项法律的第二节规定，「企业的领袖在与企业有关的一切问题上为雇员和工人作出决定」。而且就像在古时候领主该对他的臣民的福利负责一样，根据这项纳粹法律，雇主也得「对他的雇员和工人的福利负责」。反过来，这项法律说，「雇员和工人得对他忠诚」，那就是说，他们得加班加点，卖力工作，不得顶嘴和发牢骚，即使在工资问题上也不得如此。

工资是由劳工阵线所委任的所谓劳工托事来拟定的。实际上，他们按雇主的愿望拟定工资，根本没有规定要在这类问题上哪怕是征询一下工人的意见。虽然在一九三六年以后，因为军备工业人手不足，有些雇主企图用提高工资来招引工人，国家的命令仍把工资标准压着不提高。关于把工资压得很低这一点，希特勒是十分坦率的。他在当政初期说，「国家社会主义领导的铁的原则，就是不允许增加计时工资，而只能用完成得多来增加收入」。在一个大多数人的工资至少有一部分是以计件为根据的国家里，这意味着，如果工人希望得到更多的收入，他们就只有加快速度和延长时间。

同美国相比，把生活费用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差别都算在里面，德国的工资一向是比较低的。在纳粹统治下，又比以前稍微低了一点。德国统计局的数字表明，熟练工人从最萧条的一九三二年每小时二十．四分降低到一九三六年年中的十九．五分。不熟练工人的工资从每小时十六．一分降低到十三分。

一九三六年在纽伦堡举行的党代表大会上，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中正式工人的每星期平均收入是六．九十五美元。德国统计局的数字是全部德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星期六．二十九美元。

虽然有几百万人获得了职业，但是全部德国工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却从萧条的一九三二年的五十六．九％减少到繁荣的一九三八年的五十三．六％。同时，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却从占国民收入的十七．四％增加到二十六．六％。固然，由于就业人数大大增加，工资和薪水的全部收入从二百五十亿马克增加到四百二十亿马克，增加了六十六％。但是，资本和企业的收入增加得还要多得多，达一百四十六％。在希特勒下面的所有第三帝国的宣传家们，都惯于在公开演说中痛低资产阶级和资本家，并宣称他们自己同情工人。但是，对官方的统计数字作一番较为清醒的研究——或许没有什么德国人愿意伤这种脑筋——就可看出，从纳粹的政策中获得好处最多的是受到痛骂的资本家，而不是工人。

最后，德国工人的净得工资减少了。除了很高的所得税，对疾病、失业和残废保险的强迫扣款和劳工阵线会费以外，体力劳动者，像纳粹德国的其他任何人一样，还经常受到压力要对纳粹党的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作愈来愈大的捐献，这种慈善事业中主要的是Winterhilfe（冬赈）。许多工人由于不对冬赈捐款，或者捐款的数目被当局认为太少，而丢了饭碗。一个劳工法庭同意这样立即开除工人，它说，这种不肯捐款的行为是「敌视人民社会——要受到最强烈谴责的行为」。据估计，在三十年代中期，赋税和捐献占去了一个工人工资总额的十五％到三十五％。每星期六．九十五元的收入去掉了这样一个比例，就剩不了好多用来支付房租、准备伙食、添置衣着和作娱乐活动了。

像中古时代的农奴一样，希特勒德国的工人发现他们愈来愈被束缚在劳工的地位上，虽然在这里束缚住他们的不是雇主而是国家。我们已经看到第三帝国的农民如何被农场继承法束缚在他的土地上。同样，农业工人也被法律束缚在土地上而不准离开农村到城市里去工作。实际上，必须说，这是唯一没有人遵守的纳粹法律；因为在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九年之间，有一百多万（一百三十万）农业工人改行到工商业部门工作。但是对工业工人来说，这种法律却是贯彻了的。以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的法律为始，各种各样的政府法令严厉禁止工人自由调换工作。在一九三五年六月以后，国家就业管理处独揽职业介绍工作；可以雇用谁担任什么工作和在哪里工作，都得由它们来决定。

一九三五年二月实行了「工作簿」制度，于是一个工人若是没有工作簿就不能就业。工作簿里记载着他的技能和就业情况。工作簿不仅使国家和雇主对国内每个雇员的情况获得最新材料，而且被用来限制工人不能擅自离职。如果他希望离职去找别的工作，他的雇主可以扣住他的工作簿，这就意味着他不能合法地在别处受雇。最后，在一九三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四年计划办公室发出了一项特别法令，实行强迫征募工人制度。每个德国人都有义务做国家指定他去做的工作。工人没有充分的理由而擅离工作岗位的，要被罚款和服徒刑。显然，这种做法有它的另外一面。这样被征的工人，他的雇主不经政府就业管理处的同意就无法将他解雇。他得到了铁饭碗，这是他在共和国时所享受不到的。

工资低得只能勉强糊口，控制又严得毫无自由活动之余地，德国的工人，像罗马的无产者一样，由他们的统治者提供娱乐来转移他们对困苦处境的注意。莱伊博士有一次解释道，「我们必须把群众的注意力从物质方面转移到精神方面。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比满足他们的肚皮更为重要」。

因此，他就搞了一个叫做「KraftdurchFreude」（「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组织。它所提供的东西，我们只能称之为管制化的娱乐。在二十世纪的一个极权独裁政体中，或许像以前的这种政体一样，不仅有必要控制一个人的工作时间，还必须控制他的闲暇时间。这就是「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做的事情。在纳粹党当政以前，德国有成千上万个俱乐部，从事于从下棋、踢足球到观赏飞禽的各种娱乐活动，在纳粹统治下，除了在「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控制和指导下的组织以外，不准许其他有组织的社交性团体、运动团体和娱乐团体进行活动。

对第三帝国的一般德国人来说，既然连自己去想办法玩儿这种事都对你不放心，这个无所不包的官方娱乐组织无疑就聊胜于无了。例如，它使参加劳工阵线的人能够花极便宜的代价作陆地和海上假期旅行，莱伊博士建造了两艘二．五万吨的船，一艘以他自己的名字命名，另外还包了十艘来供「通过欢乐获得力量」作海上游览。本作者曾参加过一次这种游览，虽然船上生活被纳粹党领袖们组织到了（使我觉得）简直难以忍受的程度，但是德国工人们却似乎玩得很快乐。而且收费便宜之至！例如，到马德拉，去游览一次，连同到这个德国港口去的来回火车费在内一共只花二十五美元，别的远足也都是很便宜的。许多海滨和湖岸都被接管过来，供数以千计的夏季度假者游慈，在波罗的海卢根的海滨，要修建能容纳两万人的旅舍，到战争发生时还没有竣工。在冬天，组织到巴伐利亚的阿尔卑斯山的滑雪旅行，每星期只花十一美元，包括车费、房饭钱、雪履租费和滑雪教练费在内。

体育运动的每个部门都由「通过欢乐获得力量」所控制，它的组织规模也是庞大的，据官方数字表明，每年参加各种运动的有七百多万人。这个组织还以极低的票价安排看话剧、歌剧和听音乐，从而使劳动者得以欣赏比较高级的娱乐，这是纳粹官员们常常自夸的。「通过欢乐获得力量」还有它自己的由九十件乐器组成的交响乐团。这个乐团不断在全国巡回演奏，常常在不常能听到好音乐的小地方演奏。最后，这个组织接管了在共和国时期办得很发达的二百多个成人教育机构——起源于斯堪的纳维亚的一种运动——并把它们继续办下去，虽然在教学中夹杂了大量的纳粹思想。到头来，不用说，这些娱乐费用还是出在工人身上。据莱伊博士说，劳工阵线每年会费收入在一九三七年达到一．六亿美元，而在战争开始时已超过两亿美元大关，这笔帐是极为含糊的，因为不是由国家而是由党的财务处掌握的，而后者是从来不公布它的账目的。劳工阵线会费收入中拨给「通过欢乐获得力量」的是十％。但是，个人为假期旅行和娱乐所支付的费用，虽然很便宜，在战争发生前的一年也达到了十二．五亿美元。工资生活者还有一笔重大开支。劳工阵线是纳粹党在德国的最大的一个组织，拥有二五○○万成员，它成了一个臃肿的官僚政治机构，有数十万领全薪的职工。事实上，据估计，它的收入中有二十％到二十五％充作了行政费用。

希特勒对德国工人搞的骗局，还有一个值得顺便提一提。这就是Volkswagen（「大众汽车」）的骗局，「大众汽车」是元首心血来潮忽发奇想的产物。他说，每个德国人，或者至少每个德国职工，都应当有一辆汽车，就像美国一样，当时，德国人每五十个人中才有一辆汽车（而美国是每五个人有一辆汽车），职工们往返是骑自行车或者乘公共车辆代步的。现在希特勒下令要为职工生产只售九百九十马克（按官方汇率合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汽车。据说，他本人曾参预了在奥地利汽车工程师费迪南德·波尔彻博士监督下的这种汽车的实际设计工作。

由于私营工业不能生产出只售三百九十六美元的汽车，希特勒下令由国家来制造，并叫劳工阵线来负责这个计划。莱伊博士的这个组织很快就于一九三八年在布劳恩希威格附近的法勒斯累本着手建造「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厂」，年产一百五十万辆汽车，纳粹宣传家们说，「比福特公司还要多」。劳工阵线拨出了五○○○万马克作为资本。但是，这不是主要的经费来源。莱伊博士的巧妙计划是工人们应当通过一种叫做「先付款后得货」的分期购置计划来自行提供资金一每星期付五马克，如果一个工人认为他能付得起的话，就付十马克或十五马克。在付了七百五十马克时，买主收到一个定单号码，他可以在汽车生产出来后就得到它。可怜的工人！在第三帝国时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力任何买主生产出来。德国的工资生活者付出了几千万马克，一个芬尼也没有偿还。到战争开始时，「大众汽车」厂就去制造对军队更有用的货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