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个时候，一九三四年夏末，我到第三帝国来生活和工作。新德国有许多事情使外国观察家获得深刻印象，使他们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感到不安。绝大多数德国人似乎并不在乎他们的个人自由遭到剥夺，并不在乎他们的大量文化被摧残，被没有思想的野蛮状态所代替，也不在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已经被管制到了即使是一个世世代代以来习惯于严格管制的民族也从未经历过的程度。

在那些不听话的人，以前的共产党人或者社会党人，过于自由主义或者过于和平主义的人和犹太人的头顶上，无疑笼罩着秘密警察的恐怖和对集中营的恐惧。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血腥清洗，是一个警告，它表明这帮新领袖会多么残酷无情。然而，初期的纳粹恐怖只影响到比较少的德国人的生命，而一个新来到的观察家多少有些意外地发现，这个国家的人民似乎并不感到他们在受着一个放肆而残忍的独裁政权的威吓和压制。相反，他们还怀着真正的热情支持这个政权。这个政权不知怎么使他们具有了一种新的希望和新的信心，使他们对国家前途具有一种惊人的信念。

希特勒正在清算过去，清算过去的一切挫折和失望。我们以后将详细地看到，他正在一步一步地，而且迅速地使德国摆脱凡尔赛和约的束缚，使胜利的协约国陷于狼狈的境地，并且使德国在军事上重新强大起来。这正是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愿意作出这位领袖要求他们做出的牺牲：丧失个人自由，斯巴达式的饮食（「大炮先于牛油」）和艰苦的工作。到一九三六年秋天，失业问题已大体上解决，差不多人人都又有了工作。人们可以听到被剥夺了工会权利的工人们对着装着丰盛午餐的饭盒子，一边吃着一边开玩笑说，至少在希特勒的统治下已不再有挨饿的自由。「GemeinnutzVorEigennutzt！」（「先公后私！」）是那时候纳粹的一个流行口号，虽然有许多党的领袖，尤其是戈林，正在秘密地营私肥己，而且企业的利润也正在增长，但是，群众无疑已被表面上把社会福利放在私人利益之上的新「国家社会主义」所笼络住了。

把犹太人排除在德国社会以外的种族法律，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是一种惊人的倒退到原始时代的做法，但是，既然纳粹的种族理论把德国人捧成是社会中坚和主宰种族，这些法律绝不是不得人心的。有时遇到很少数德国人——前社会民主党人或者自由主义者，或者是出身旧保守阶级的虔诚的基督教徒——对迫害犹太人的行为感到嫌恶甚至反对，虽然他们曾帮忙减轻了一些个别的犹太人的困难，但是在挽回狂澜方面却没有出什么力。他们又能做什么呢？他们常会这样问你，而这却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德国人从受过检查的报刊和广播中含糊地听到一些国外的强烈反感，但是他们发现，这并不妨碍外国人大批地到第三帝国来，而且看来仍然对它的款待感到满意。因为纳粹德国，远较苏俄为大方，是听任全世界来观察的。游览事业生意兴隆，收进了大量亟需的外汇。纳粹领袖们似乎是没有什么要隐瞒的。一个外国人，不管他多么反纳粹，可以到德国来观察和研究他所希望了解的情况——只有集中营和军事设施除外，后者在所有国家都是如此。

许多人都来观光。而许多人在回去时，如果说没有改变信仰，至少已变得能够容忍「新德国」了，相信他们看到了他们所说的「肯定的成就」。甚至像劳合·乔治那样一个观察力敏锐的人，他曾经领导英国在一九一八年战胜德国，并且在那一年用「吊死德皇」的口号参加竞选，如今也可以在一九三六年到上萨尔斯堡访问希特勒。他在离别时带回去对这位元首大为倾倒的印象，并且公开称赞这位元首是「一个伟人」，有眼光有决心解决现代国家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失业问题，而这是英国仍在溃烂的一个创伤，在这个问题上，这位伟大的战时自由党领袖和他的《我们可以征服失业》的纲领在国内都没有引起人们的什么兴趣。

一九三六年八月在柏林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使纳粹党有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让全世界对第三帝国的成就留下印象，而且他们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Judenunerwunscht」（「犹太人恕不招待」）的牌子悄悄地从店铺、旅馆、啤酒馆和公共游宴场所取了下来，对犹太人和两个基督教会的迫害也暂时停止了，全国都装出最规矩的态度。以前任何运动会都没有过那么出色的组织工作，也没有过那么不惜工本的款待。戈林、里宾特洛甫和戈培尔为外国客人们举行了豪华无比的宴会——这位宣传部长在汪西湖附近福恩宁塞尔举行了「意大利之夜」的宴会，招待了一千多位宾客，场面之盛大简直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客人们，特别是从英国和美国来的那些客人们，对所看到的情况印象非常深刻：这显然是在希特勒领导下团结一致的一个快乐、健康和友善的民族。他们说，这跟他们在报上读到柏林电讯时所得到的印象截然不同。

然而，在这种外表的下面，在柏林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的那些兴高采烈的夏末日子里，为游客们所看不到的，而且确实为大多数德国人所忽视或者以一种令人惊奇的默默服从的态度来接受的，似乎存在着德国生活的退化过程，至少在一个外国人看来是如此。

当然，关于希特勒所颁布的对付犹太人的法律，或者关于政府所发起的对这些不幸的人的迫害，是没有什么隐瞒的。所谓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五日的纽伦堡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德国公民籍，使他们沦为「属民」的地位。这个法律还禁止犹太人和亚利安人通婚，禁止他们有婚姻以外的性关系，并且禁止犹太人雇用三十五岁以下的亚利安女仆。在以后几年里，补充纽伦堡法律的大约十三项法令，使犹太人遭到完全的取缔。但是到一九三六年夏天，也就是德国充当奥林匹克运动会东道主使西方游客们十分惬意的时候，犹太人由于法律或者纳粹的恐怖手段——后者往往先于前者——而不能得到公私就业机会已到了至少其中有一半人生计无着的程度。在第三帝国的第一年即一九三三年，他们不得竞选公职，不得担任文官职务，不得在新闻界、广播业、农业、教育界、戏剧界、电影界工作；一九三四年他们被撵出交易所，虽然直到一九三八年才颁布禁令，不准他们当律师，从事医药业和商业，但是，实际上在纳粹统治头四年结束以前，他们就从这些行业中被排除出来了。

此外，他们不仅得不到大部分生活上的享受，而且常常得不到日用必需品。在许多地方，犹太人要买食物都感到困难，如果说不是不可能的话。在副食杂货铺、肉铺、面包铺和牛奶站的门上，挂着「犹太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许多地方，犹太人甚至不能为他们的孩子购买牛奶。药房不卖药给他们。旅馆不让他们投宿。常常是，不论他们到哪里，总有「本市严禁犹太人入境」或者「犹太人进入此处安全自行负责」的侮辱性牌子。在路德维希港附近公路上的一个急转弯处，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小心驾驶！急转弯！犹太人每小时七十五英里！」

这就是大约在德国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前后犹太人所处的困境。而这不过是一条很快就会导致他们遭到屠杀灭种的道路的开端。



<h3 id = "ncx3_4_1">一 对基督教会的迫害</h3>

纳粹对基督教会的战争开始得较为温和。希特勒名义上是一个天主教徒，虽然他曾在《我的奋斗》中痛骂天主教过问政治，并且因两个基督教会条要求给予「国内一切宗教派别的自由，只要它们对——德国民族的道德感情没有危险。党赞成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国会把自己的作为立法机构的职权让给这位独裁者那天，希特勒对这个德国立法机构发表讲演，赞扬基督教信仰是「保障德国民族灵魂的要素」，答应尊重这些信仰的权利，宣称他的政府的「志向是谋求教会和国家之间的融洽协调」，而且说「我们希望改善我们和罗马教廷的友好关系」——最后这一句话显然是为了要获得天主教中央党的选票，结果如愿以偿。

过了差不多四个月不到，在七月二十日，纳粹政府和梵蒂冈签订了一个契约，保证天主教的自由和该教会「管理它自己事务」的权利。这个协定由巴本代表德国，由当时的罗马教皇国务大臣巴西利主教，就是后来的罗马教皇庇护十二世，代表罗马教廷签署。这个契约墨汁未干，就被纳粹政府破坏了。但是，由于这个契约签订的时候正是这个新政权在德国的初期放肆行为引起全世界强烈反感的时候，它无疑使希特勒政府获得了非常需要的威望。

七月二十五比也就是批准这个契约后五天，德国政府颁布了一个净化法令，特别使天主教会感到愤怒。五天后，开始采取了步骤来解散天主教青年联盟。在以后几年里，数以千计的天主教教士、修女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遭到逮捕，其中许多人是由于「不道德」或者「外币走私」等等捏造出来的罪名而被捕的。我们已经谈到，天主教行动组织的领导人埃里希·克劳斯纳是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三十日的清洗中被杀害的。数十种天主教出版物被禁止发行，甚至忏悔室的神圣性也遭到秘密警察人员的破坏。德国天主教的各级教士，像大多数基督新教牧师一样，起先曾力图和新政权合作，但是到了一九三七年春天，他们的幻想完全破灭了。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十四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通谕《MitBrennenderSorge》（《痛心已极》），指责纳粹政府「规避」和「破坏」契约，播种「怀疑、不睦、仇恨、中伤的莠草，播种公开和秘密的根本敌视基督和基督教会的莠草」。这位罗马教皇在「德国的天际」看到了「摧残性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种战争除了——灭绝人类以外没有其他目的」。

马丁·涅穆勒牧师曾亲自欢迎纳粹在一九三三年当政。这一年他的自传《从潜艇到教坛》（《FromU－BoattoPulpit》）已经出版。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艇长如何成为一个卓越的新教牧师的故事，受到纳粹报刊的青睐，得到了特别的颂扬，成为一本畅销书。涅穆勒牧师像许多新教牧师一样，认为共和国的十四年是「黑暗的年代」。在他的自传的结尾，他以一种满意的口气说，纳粹的革命终于胜利，它带来了他自己曾经为之奋斗已久的「民族复兴」。他的奋斗有一个时期是在自由团中进行的，许多纳粹领袖都是该团出身。

他很快就尝到了幻想破灭的可怕滋味。

德国的新教徒，像在美国的一样，分成许多教派。只有极少数——四五○○万新教徒中的约十五万人——属于浸礼教会和监理教会之类的各种独立教会。其余的人都属于二十八个路德教派和改革教派的教会，其中最大的是老普鲁士联盟教会，共有一八○○万教徒。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起，新教徒又发生了进一步的分裂。其中较为狂热的纳粹分子在一九三二年组织了「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它的最狂热的领袖是一个叫做路德维希·缪勒的东普鲁士军区随军牧师。他是希特勒的虔诚信徒，当初就是他从中拉纤，促成元首在冯·勃洛姆堡将军担任该军区司令的时候和后者相会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热烈拥护纳粹的种族学说和领袖原则，并且要把它们运用在一个全国性的教会中，这一教会将把全部基督教新教徒都吸收进来，成为一个全面组织。一九三三年，「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总数一万七千名牧师中拥有约三千名，虽然他们在一般信徒中的会员所占比例大概要大一些。

跟它对立的是另一个少数派集团，自称为「明认信仰教会」。这个教会有差不多同样数目的牧师，后来由涅穆勒担任领导。这个教会反对使新教教会纳粹化，不接受纳粹的种族理论，并指斥罗森堡和其他纳粹领袖的反基督教主张。大多数新教徒则介于二者之间，他们似乎很胆小，不敢参加这两个敌对集团中的任何一个。他们采取骑墙态度，大多数人最后终于都落入了希特勒的怀抱，承认他有权干预教会事务，服从他的命令而没有公开反对的表示。

除非人们知道德国新教徒的历史和马丁·路德的影响，否则是不容易了解大多数德国新教徒在纳粹执政初期的行为的。这位基督教新教派的伟大创立者，是一个热烈的反犹主义者，相信绝对服从政治权威。他希望德国清除掉犹太人，他主张在把他们打发走时没收掉他们的「全部现款、珠宝和金银」，还要「放火焚烧犹太人的会堂和学校，拆毁他们的房屋——让他们寄宿在棚子里或马厩里，像吉普赛人那样——处于痛苦和监禁中，因为他们不断向上帝哭诉我们的不好」——这种主张在四个世纪后被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不折不扣地加以奉行了。

一五二五年的农民暴动也许是德国历史上唯一的人民起义，在这次暴动中，路德劝告王公们采取最残酷无情的措施来对付这些「疯狗」——这是他对这些铤而走险的、被蹂躏的农民的称呼。在这里，像他关于犹太人的言论一样，路德使用了直到纳粹当政时为止德国历史上没有可与相比的粗暴野蛮的言语。这位巨人的影响在德国世代流传，特别是在新教徒中间。他还留下了另外一些后果，其中一个是，从十六世纪起直到一九一八年王公贵族们被推翻时为止，德国基督教新教派轻易地成为专制主义的工具，世袭的国君和小邦诸侯们成了他们领域里的新教教会的最高主教。例如在普鲁士，霍亨佐伦国王是教会的首脑。除了沙皇俄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教士们在传统上是那么完全屈从于国家的政治权威的。教士们差不多毫无例外地一致支持国王、容克地主和军队，在十九世纪时他们竭尽本分地反对自由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在大多数新教牧师看来，甚至魏玛共和国也是该诅咒的，不仅因为魏玛共和国废黜了国王和诸侯，而且因为它的主要支持来自天主教徒和社会党人。在国会选举期间，人们不能不注意到，新教牧师们——其中涅穆勒是个典型——相当公开地支持共和国的敌人民族党甚至纳粹党分子。像涅穆勒一样，大多数牧师对阿道夫·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崛起当总理表示欢迎。

他们很快就领教了希特勒获得政权所依靠的纳粹暴力手段。一九三三年七月，新教教会的代表们拟就了成立一个新的「全国教会」的组织法，七月十四日得到了国会的正式认可。在选举第一任全国主教问题上立即发生了一场热烈竞争。希特勒坚持要让他的朋友随军牧师缪勒获得这个最高位置，在这以前希特勒已委任他为本人的新教教会事务顾问。教会联合会的领袖们则提出了著名的牧师弗雷德里希·冯·包得尔许温。但是他们未免太天真了。纳粹政府出来干预，解散了若干地方教会组织，把新教教会的几个主要的德高望重的牧师停职，纵容冲锋队和秘密警察来对付不听话的牧师——事实上，对所有支持包得尔许温的人进行威吓。全国主教将由教议会选出，在选举教议会的代表前夕，希特勒亲自发表广播演说，「敦促」选举「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代表，而缪勒就是他们的候选人。这种威胁很有效果。同时包得尔许温已被迫退出竞选，「选举」结果是大多数「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的代表当选，他们于九月间在维登堡——路德就是在这里首先公开反抗罗马的——教议会上选举了缪勒为全国主教。

但是这位教会新头子是一个不中用的人，没有能力来建立一个统一的教会，或者把新教的会众完全纳粹化。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也就是德国人民在一次全国公民投票中以压倒的多数支持希特勒的第二天，「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在柏林的体育馆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这个教派的柏林教区领袖莱因哈特·克劳斯博士建议舍弃旧约全书「和它的牲畜贩子和拉皮条者的故事」，修订新约全书，使耶稣的教导「完全符合于国家社会主义的需要」。会上拟订了不少决议，主张「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要求全部牧师宣誓效忠于希特勒，坚持所有教会都实行亚利安化而排除改宗的犹太人。甚至对那些不肯参加教会战争的胆小的新教徒来说，这也使他们觉得太过分了，因此缪勒主教被迫停止克劳斯博士的职务并表示不同意他的意见。

实际上，纳粹政府和教会之间的斗争，是一个由来已久的什么权限归君主和什么权限归上帝的斗争。就新教徒而言，希特勒坚决主张，如果纳粹党的「德国基督教徒信仰运动」不能使各新教教会在全国主教缪勒领导下趋于一致的话，政府自己就不得不来接管教会的指导工作。他始终对新教徒有一些轻视，新教徒虽然在他的信奉天主教的祖国奥地利只占极少数，在德国公民中却占了二/三。他曾向他的助手们说过，「对他们，你可以爱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会屈服的——他们是不足道的小人物，像狗一样顺从，当你对他们讲话时，他们惶恐得汗流浃背」。他知道得很清楚，反对新教教会纳粹化的只是少数牧师和为数更少的教徒。

到一九三四年年初，幻想破灭了的涅穆勒牧师已经成为「明认信仰教会」和牧师紧急联盟中少数反对者的精神上的指导。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在巴门举行的教议会全体大会上，以及在涅穆勒的耶稣基督教会十一月间在柏林郊外达伦姆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明认信仰教会」宣称自己是嫡派德国新教，并设了一个临时的教会管理机构。这样，现在就有了两派，全国主教缪勒派和涅穆勒派，都自称是合法的嫡派新教教会。

很明显，这位前随军牧师尽管和希特勒很接近，却没有能够使各新教教会统一起来。一九三五年年底，秘密警察逮捕了七百名「明认信仰教会」的牧师以后，他辞去了他的职务，从此销声匿迹。早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希特勒就已经任命一个纳粹党在法律界的朋友汉斯·凯尔博士为宗教事务部部长，指示他作第二次努力，使新教徒统一起来。凯尔是一个比较温和的纳粹分于，而且是个多少还比较谨慎的人，他在开头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不仅争取到了占多数的保守派牧师，而且还设立了一个以德高望重的佐尔纳博士为首的教会委员会来搞出一个总的解决办法，后者是一个受到各教派尊重的人。虽然涅穆勒的教会同这个委员会进行合作，但是仍坚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嫡派新教教会。

一九三六年五月，它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彬彬有礼、然而态度坚定的备忘录，抗议这个政权的反基督教倾向，指斥政府的反犹主义，并要求国家停止干预教会事务。纳粹内政部长弗立克却报之以残酷无情的行动。数以百计的「明认信仰教会」牧师被逮捕，备忘录的签名者之一威斯勒博士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里被杀害，「明认信仰教会」的经费被没收，并禁止它收集捐款。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二日，佐尔纳博士辞去教会委员会职务，因为在这以前秘密警察不让他到有九名新教牧师被逮捕的卢伯克去。他抱怨说他的工作受到宗教事务部部长的破坏。凯尔博士第二天在向一群顺从的教士发表的演说中作了答复。他指斥这位德高望重的佐尔纳不能领会纳粹的种族、血统和土地的理论，他还清楚地显示了政府对新教教会和天主教教会的敌意。

（凯尔说）党站在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而积极性的基督教信仰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是上帝意志的实施——上帝的意志表现在德国人的血液里——佐尔纳博士和加伦伯爵（缪恩斯特的天主教主教）力图向我阐明，基督教信仰就是信仰上帝的儿子基督。这使我发笑——不，基督教信仰并不依靠使徒信条——真正的基督教信仰由党来代表，德国人民现在由于党，特别是由于元首的号召而具有了真正的基督教信仰——元首是新启示的先驱。

一九三七年七月一日，涅穆勒博士遭到了逮捕，被监禁在柏林的摩亚比特监狱里。六月二十七日他曾在达伦姆一向是座无虚席的教堂里向他的会众讲道，这次讲道终于成为他在第三帝国的最后一次讲道。好像他已预先感觉到将要发生的变故似的，他说，「我们和古时的使徒一样，想不到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逃避当局的权力。我们也同样不愿意在上帝要我们说话的时候，听从凡人的命令而保持沉默。因为情况是，而且必须继续是，我们必须服从上帝而不是服从人」。

他在监狱里关了八个月，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在Sondergericht（特别法庭）上受审，这种特别法庭是纳粹为了审讯犯有危害国家罪的人而设立的。虽然他的「暗中攻讦国家」的主要罪名是被开脱了，但还是因「滥用讲坛」和在他的教堂里收集捐款而被判罚款二千马克和监禁七个月。因为他服刑已超过这个期限，所以法庭宣布把他释放，但是他在离开法庭时立即被秘密警察带走，置于「保护性看管下」，关在集中营里，先是在萨赫森豪森集中营，后又在达豪集中营里，在那里，他一直被关了七年，直到被盟军解放。

另外还有大约八百零七名「明认信仰教会」的牧师和教徒中的著名人士在一九三七年遭到逮捕，在以后的两年内更有数以百计的人遭到逮捕。如果说涅穆勒派的反抗没有被完全摧毁的话，它肯定是受到挫折了。至于大多数新教牧师，则像德国的差不多任何人一样，在纳粹恐怖面前屈服了。到一九三七年年底，汉诺威很受人尊敬的马拉伦斯主教经凯尔博士劝诱，发表了一篇公开声明：「国家社会主义的生活概念，是决定和表现德国人特性的民族和政治教义。因此，德国基督徒也有义务遵守。」在像涅穆勒那样的坚强的牧师看来，这个声明一定特别可耻。一九三八年春天，马拉伦斯主教采取了最后的步骤，命令他的主教管区内的全体牧师个个宣誓效忠于元首。在一个短时间内，极大多数新教牧师都宣了誓，这样就使他们在法律上和道义上都得服从这位独裁者的命令。

如果认为纳粹政权对新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迫害使德国人民猛然惊醒，或者甚至大大地震动了他们中间的极大多数人，那就错了。事实上并没有如此。一个那么轻易放弃他们的政治、文化和经济自由的民族，除了其中比较少数的人以外，是不会不惜牺牲生命或者冒即使坐牢的危险来维护信仰自由的。

三十年代真正使德国人感到震动的事情是，希特勒在人民就业、造成繁荣、恢复德国军事力量、外交政策方面节节胜利这些辉煌成就。很少德国人因为逮捕几千名牧师和教士，或者因为各新教教派之间的争执而睡不着觉。更少人这样仔细地想过：在受到希特勒支持的罗森堡、鲍曼和希姆莱的领导下，如果可能的话，纳粹政权打算最后摧毁德国的基督教信仰，而代之以古代日耳曼部落神抵的老异教和纳粹极端分子的新异教。正如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之一鲍曼在一九四一年所公开说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和基督教信仰是不能调和的」。

希特勒政府为德国所规定的前途，清楚地规定在罗森堡在战争期间为「国家总教会」所拟定的三十点纲领中。罗森堡是一个直言无讳的异教徒，他的职务中有一个是「国家社会主义党全部文化哲学教导事务元首私人代表」。稍举这三十点中几点就足以表明基本要旨：

一、德国国家总教会断然宣称拥有控制国境以内全部教会的独揽权利和权力：它宣称这些教会是德国国家的民族性教会。

五、国家总教会决心无可改变地根绝——在不吉的八百年输入德国的各种异己的外来的基督教信仰。

七、国家总教会没有书记、牧师或教士，但是国家总教会的讲演者将在他们中间演讲。

十三、国家总教会要求立即停止在德国出版和传播圣经——

十四、国家总教会宣称，对它来说，因此也是对德国民族来说，业经决定，元首的《我的奋斗》是一切文件中最伟大的。它——不仅包含了最伟大的伦理，而且体现了对我国民族目前和将来生活来说是最纯粹和最正确的伦理。

十八、国家总教会将从它的供坛上清除一切耶稣受难像、圣经和圣徒像。

十九、在供坛上，除了《我的奋斗》（对德国民族来说，因而也是对上帝来说，这是一本最神圣的书），不得有别的东西，在供坛左边则放一把剑。

三十、在它创立那一天，各大小教堂，必须除去基督十字架——必须代之以唯一不能征服的象征——※字。



<h3 id = "ncx3_4_2">二 文化的纳粹化</h3>

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晚上，也就是希特勒当总理后约四个半月，柏林发生了一幕西方世界自从中世纪末期以来未曾看到过的景象。在约莫午夜的时候，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游行到了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火炬扔在堆集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去，最后一共焚毁了大约二万册书。在另外几个城市里也发生了同样的景象。焚书开始了。

那个晚上，由兴高采烈的学生在戈培尔博士的赞许眼光下丢入柏林烈焰中的许多书籍，都是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著作。在这些作家中，德国作家有托马斯·曼和海因里希·曼、里昂·孚希特汪格、雅可布·瓦塞曼、阿诺德·茨威格和斯蒂芬·茨威格、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瓦尔特·腊思瑙、艾伯特·爱因斯坦、阿尔弗雷德·凯尔和雨果·普鲁斯等人。雨果·普鲁斯是草拟魏玛宪法的学者。但是，不仅数十位德国作家的作品遭到焚毁，有许多外国作家也不能幸免，其中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玛格丽特·山额尔、H·G·韦尔斯、哈夫洛克·艾利斯、阿瑟·施尼茨勒、弗洛伊德、纪德、佐拉、普劳斯特。用一份学生宣言的话说，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着破坏作用的，或者打击德国思想、德国家庭和我国人民的动力的根基的」任何书籍，都得付之一炬。

新上任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从现在起将使德国文化不得越出纳粹思想的雷池一步。他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向学生们讲了话。「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

照亮德国文化纳粹新时代的，不仅有焚书的火焰和虽然没有像焚书那么有象征性却更加有效的措施，即禁止千百种书籍在书店出售或在图书馆流通，禁止许多种新书的出版，而且还有任何现代西方国家都没有经历过的那么大规模的文化管制。早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就在戈培尔博士的指导下根据法律设立了德国文化协会。它的目的，用该法律的话来说，规定如下：「为了推行德国文化的政策，必须使各方面的创造性艺术家都集合在国家领导下的一个统一的组织中。不仅必须由国家决定思想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发展路线，而且还必须由国家领导和组织各种专业。」

为了指导和控制文化生活的各方面，在德国文化协会下面成立了七个协会：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和德国电影协会。凡是从事这些职业的人，都必须加入有关的协会，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这些协会所拥有的权力中，有一项是它们可以因「政治上不可靠」而开除或拒绝接受会员，这就意味着可以——而且事实上常常是——不让那些对国家社会主义不太热心的人从事他们的专业或艺术，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生计。

凡是三十年代在德国生活过的人，只要是关心这些事情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忘记，曾经有过那么悠久的极高的文化水平的民族，它的文化水平竟发生这样令人恶心的退化。不用说，一经纳粹领袖们决定，艺术、文学、报刊、广播和电影都必须专门为新政权的宣传目的和野蛮哲学服务，这种退化就是不可避免的。除了恩斯特·约恩格和恩斯特·维查特的早期作品以外，没有一个还在人世的比较重要的德国作家的作品曾在纳粹当政时期出版过，差不多所有这些作家，都在托马斯·曼的带头下移居到国外。极少数留在国内的作家不是自动地就是被迫保持缄默。每一本书或者剧本的手稿，都必须先送宣传部审查，经它认可后才能出版或者上演。

音乐的遭遇算是最好的了，只是因为音乐是各种艺术中政治性最少的艺术，而且德国人在音乐方面有着从巴哈、贝多芬、莫扎特到布拉姆斯的极为丰富的遗产。但是，门德尔松的作品则禁止演奏，因为他是犹太人（所有犹太作曲家的作品都是被禁止的），德国的第一流现代作曲家保罗·兴德密特的音乐也是如此。大交响乐团和歌剧院中的犹太人很快就被清除出去。跟作家们不一样，德国音乐界的大多数有名人物都决定留在纳粹德国，让他们的名气和才能为新秩序增加威望。本世纪最优秀的指挥家之一威廉·福特汪格勒留在德国。他因为袒护兴德密特而在一九三四年有一年失宠，但是在希特勒统治的其余年代里又恢复活跃。理查德·斯特劳斯也许是世界上还在人世的第一流作曲家了，他也留了下来，而且一度担任德国音乐协会主席，不藉以自己的声名帮助戈培尔糟蹋文化。卓越的钢琴家瓦尔特·吉斯金有很多时间在外国作演奏旅行，这些演奏是宣传部长为了提高德国「文化」在国外的声望而组织或赞许的。但是由于音乐家们没有移居国外，由于德国古典音乐具有丰富的宝藏，所以人们可以在第三帝国时期听到演奏和表演得极为出色的交响乐和歌剧。柏林交响乐团和柏林国家歌剧院是其中最为卓越的。精采的音乐节目起了很大的作用，使人们忘掉在纳粹统治下其他艺术的退化和很多生活方面的退化。

必须说，在戏剧方面，只要是上演古典剧，就仍然保持着很多原来的高超水平。不用说，马克斯·莱因哈特是和所有其他犹太籍演出人、导演和演员一起走了。纳粹剧作家们实在蹩脚透顶，群众都不愿看他们的作品，因此这些作品的演出日子总是不长。德国戏剧协会主席是个名叫汉斯·约斯特的失败的剧作家，他曾公开大言不惭地说，凡是有人向他提到「文化」这个字，他就想掏出左轮手枪来。但是，即使是有权决定该上演什么剧本，该由谁来表演和由谁来导演的约斯特和戈培尔，都无法禁止歌德、席勒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在德国舞台上得到值得赞扬的而且常常是很感动人的演出。

说来真是奇怪，萧伯纳的有些作品竟可以在纳粹德国上演，这或许是因为他揶揄英国人和讽刺民主吧，也许是因为纳粹党没有觉察到他的机智和左倾政治观点吧。

最奇怪的是德国伟大剧作家格哈特·霍普特曼的情况，因为他是一个热心的社会党人，所以德皇威廉二世时期曾禁止他的剧本在帝国的剧场里演出。在共和国时期，他是德国最受人欢迎的剧作家，而在第三帝国时期，他却仍然保持着这种地位。他的剧本继续上演。我永不会忘记他的最新剧本《教堂的女儿》（《TheDaughteroftheCathedral》）第一夜演出结束时的景象，当时，霍普特曼，一个苍苍白发飘垂在黑色斗篷上的令人肃然起敬的人物，跟戈培尔博士和约斯特臂挽着臂走出戏院。他，像许多别的德国杰出人物一样，已经跟希特勒和解了。机灵的戈培尔曾就此事作了不少有效的宣传，不断向德国人民和国外提起，德国的尚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剧作家，前社会党人和普通人的利益维护者，不仅留在第三帝国而且继续在写作，他的剧本也在上演。这位年迈的剧作家到底是真诚依附，还是投机，还是仅仅善变，也许可以从战后发生的情况中看出。美国当局认为霍普特曼为纳粹服务得太周到了，因而禁止他的剧本在西柏林美管区上演。于是俄国人邀请他到柏林去，把他当作一个英雄来欢迎，并在东柏林安排了轮回演出他的剧本的盛大节日。

一九四五年十月六日，霍普特曼向共产党控制的「德国民主复兴文化联盟」发了一个贺电，表示希望它能带来德国民族的「精神复兴」。

德国曾给世界贡献过一个杜勒和一个克拉那赫，但在近代美术方面却不是非常杰出的，虽然德国的表现主义绘画和慕尼黑建筑学院的建筑学是使人感兴趣的和有独创性的艺术运动，而且德国艺术家曾参加了二十世纪以印象主义、立体主义和达达主义为代表的艺术上的一切新潮流。

尽管早期在维也纳想当艺术家而遭到了失败的希特勒自以为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认为，一切现代艺术都是退化的和无聊的。他在《我的奋斗》中曾就这个题目发过长篇大论，在他当政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清除」德国的「颓废」艺术，并企图代之以新的「日耳曼」艺术。约有六千五百幅现代绘画，不仅是像科科契加和格罗兹这类德国画家的作品，还有塞尚、凡·高、高更、马蒂斯、毕加索和许多别的画家的作品，都从德国各博物馆里拿掉了。

代替它们的作品在一九三七年夏天进行了展览，当时希特勒在慕尼黑一个单调的拟古主义建筑物里正式主持了「德国艺术馆」的开幕。这个建筑物是他出主意设计的，他说它在建筑艺术上是「无与伦比和无法模仿的」。在纳粹艺术的这个第一次展览中，陈列了从一万五千幅应征作品中选出来的九百幅作品。这是作者在任何国家中没有看到过的最蹩脚的货色。希特勒亲自作了最后的选择。原来的评选团的主席是德国艺术协会主席阿道夫·齐格勒，他是一个平凡的画家。据当时跟希特勒在一起的一些党内同志说，希特勒对评选团所选的某些画极为恼火，他不但命令把这些画剔掉，而且用他的长统靴子在好几幅画上踢了一些洞。他在主持展览会开幕式的长篇讲演中说，「我早已下了决心，如果命运给予我们权力的话，（艺术鉴赏）这类问题是不用讨论的，要做的只是作出决定」。而他的确作出了决定。

在一九三七年七月十八日发表的讲演中，他规定了纳粹党的「德国艺术」方针：

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说明才能证明它们有权利存在、并且为那些欣赏那种愚蠢的或者自以为是的无聊货色的神经病者所接受的艺术作品，将不再能公然在德国民族之前陈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国家社会主义已着手使德国和我国人民清除所有那些危及它的生存和性格的影响——随着这个展览会的开幕，艺术上的神经错乱状态及其对我国人民在艺术上的玷污就告终了——

然而，至少还有一些德国人，特别是在德国的艺术中心慕尼黑，却宁愿受到艺术上的玷污。在这个城市的另外一个地方，在一所必须要经过狭窄的楼梯才能走到的破败的陈列室里，有一个「退化艺术」展览会，这是戈培尔博士为了让人民看看希特勒要保护他们免受玷污的那些作品而组织的。内容是些精选的现代绘画，有科科契加、夏高尔和表现主义派及印象主义派的作品。我去参观的那一天，我曾先到德国艺术馆去看了一下，因为地盘很大，走得气喘吁吁。而这个展览会的观众却拥挤不堪，等候入场的人从叽叽嘎嘎作响的楼梯一直列队排到街上。事实上，去看的人实在太多了，使戈培尔博士感到又是生气又是尴尬，于是很快就停止了展览。



<h3 id = "ncx3_4_3">三 对报刊、广播和电影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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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要在第三帝国当个编辑，首先得在政治上和种族上是「清白」的。一九三三年十月四日的德国报刊法使新闻事业成为一种受法律管理的「公共职业」。它规定，所有编辑都必须具有德国公民资格，属于亚利安血统，配偶不是犹太人。报刊法第十四条命令编辑们「要使报纸上不得有任何误导群众、假公济私、可能削弱德国的外在或内在力量、德国人民的共同意志、德国的国防及其文化和经济——或者有损德国的荣誉和尊严的东西」。这一个命令如果在一九三三年以前实施，正好会取缔德国的每个纳粹党编辑和出版物。它现在却开始清除那些不是纳粹党的或者不愿成为纳粹党的报刊和记者。

最先被迫停刊的报纸之一是《伏斯日报》。这家报纸创办于一七○四年，像腓德烈大王、莱辛和腊思瑙那样有名的人物过去都曾二百五十七为该报撰过稿。它已成为德国最主要的报纸，犹如伦敦的《泰晤士报》和《纽约时报》。但是，它是一家自由主义的报纸，而且老板是由犹太人办的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它在连续发行了二百三十年后，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一日停刊。另一家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拖得稍微久一些，直到一九三七年才停刊；虽然它的老板犹太人汉斯·拉克曼－莫斯在一九三三年春季就被迫出让了他在该报中的股份。德国的第三家自由主义大报《法兰克福日报》，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该报驻伦敦记者，亲英分子和自由主义者鲁道夫·寇彻尔，当了编辑，而且像保守的柏林《德意志总汇报》的编辑卡尔·西莱克斯一样——他也曾当过驻伦敦记者，获罗得奖学金，在牛津大学求过学，是个英国的热情崇拜者和自由主义者——为纳粹服务得很好，正像全国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一度说到以前的「反对派报纸」那样，其忠心程度，甚至常常「青出于蓝」。后面这三家报纸之所以能够幸存下去，有部分原因是由于德国外交部的影响。外交部要这些国际上知名的报纸照常出版，来装幌子，以便在国外造成一个好印象。它们使纳粹德国既有体面，同时又帮它进行宣传。由于德国的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知道该发表些什么东西以及如何写新闻和社论，全国报刊不可避免地会显出单调划一。即使是一个受到那么严密的管制和生性习惯于服从权威的民族，也对报纸感到厌倦。甚至像晨报《人民观察家报》和晚报《进攻报》那样的主要纳粹报纸，销数也下降了。

随着纳粹出版人把报纸一家又一家地置于控制下或者接管过去，所有报纸的总销售量就此一落千丈。在第三帝国的头四年中，报纸的种类由三千六百零七种减少到二千六百七十一种。

但是，德国报刊失去自由和减少种类却使党获得好处，至少在财务方面来说是如此。马克斯·阿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中曾任上士，是希特勒的顶头上司，如今是党的出版公司埃耶出版社社长，他成了德国报刊财务方面的独裁者。他是全国报界领袖和德国新闻协会的主席，有合法的权力可以任意勒令任何出版物停刊，随后又以极便宜的价格把它收购过来。在一个短时期内，埃耶出版社成了庞大的出版帝国，也许是世界上最大的和最赚钱的一家出版公司。尽管许多纳粹出版物销数下降，但是纳粹党或者党内个人所拥有的或者控制的报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占全部报纸销售量二五○○万份中的二/三。阿曼在纽伦堡所作的供词中叙述他经营的情况如下：

党于一九三三年当政后——许多像乌尔施坦因出版公司那样的由犹太财团或者由跟纳粹党敌对的政治或宗教财团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公司，都觉得最适当的办法是只有把他们的报纸或者资产卖给埃耶公司。买卖这种产业是没有利伯维尔场的，埃那出版社总是唯一的投标者。在这件事情上，埃耶出版社和它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各出版公司扩展成为德国报纸出版方面的垄断事业——党在这些出版企业中的投资大获其利。说纳粹报刊纲领的基本目的是消灭一切跟党对立的报刊，这话是不错的。

在一九三四年内有一个时期，阿曼和戈培尔都要求拼命巴结的编辑们不要把他们的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阿曼说，他很遗憾，「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这不是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一位鲁莽的周刊编辑，《格鲁恩邮报》的埃姆·韦尔克，把阿曼和戈培尔的话当了真。他指责说，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使得报刊变得那么干巴巴。他的刊物立即被勒令停刊三个月，他本人则被戈培尔撤职，送到集中营去。（二百四十七）

电台和电影也很快被利用来为纳粹政权的宣传服务。戈培尔一直认为广播（电视当时还没有问世）是现代社会的主要宣传工具。通过他的宣传部的广播司和德国广播协会，他完全控制了广播事业，使它适合自己的目的。他的任务所以比较容易实现，是因为在德国，像在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广播事业是由国家所拥有和经营的垄断事业。一九三三年纳粹政府一上台，国家广播公司就自然落在它的手中。

电影仍在私人公司手中，但是宣传部和德国电影协会控制了这个企业的每一个方面。用一篇官方评论的话说，它们的任务是「使电影业脱出自由主义的营利思想的范围——从而使它能够接受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里必须履行的那些任务」。

结果是德国人民受罪，只能听到和看到同他们的报纸和期刊的内容同样空虚和令人生厌的广播节目和电影。德国的观众，向来是默默顺从别人告诉他们应该看些什么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好说话的观众也发生反抗了。纳粹电影上映时门可罗雀，而经戈培尔许可在德国放映的少数外国影片（多半是乙级好莱坞影片）则门庭若市。在三十年代中期有一个时期，德国影片老是遭到嘘声，以致于内政部长威廉·弗立克对「电影观众的叛逆行为」发出严厉警告。广播节目也遭到了群众极不客气的批评，德国广播协会主席霍尔斯特·德莱斯勒一安德莱斯说这种吹毛求疵是「对德国文化的侮辱」，不能予以容忍。在三十年代的那些日子里，德国听众仍可收听许多外国电台的广播，而不致像战争爆发以后的时期里那样会有丧失生命的危险。或许有很多人曾收听外国广播，虽然本观察家的印象是，随着一年一年地过去，戈培尔博士证明了他的看法是对的，即广播变成了这个政权的远远超出其他一切的最有效的宣传工具，在改造德国人民，使他们适合希特勒目标这一点上，比任何别的宣传工具都起着更大的作用。

我本人不久就有这种体会：在一个极权国家里，一个人是多么容易听信说假话的和受检查的报刊和广播啊。虽然我不像大多数德国人，我每天可以看到外国报纸，特别是出版后第二天就到达的伦敦、巴黎和苏黎世的报纸，我经常收听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和其他外国广播，但是由于职务关系，我每天必须花许多小时浏览德国报刊，收听德国广播，同纳粹官员们谈话，到党的集会上去旁听。我惊奇地而且往往是大吃一惊地发现，尽管我有很多机会知道事实真相，尽管我根本就不信任从纳粹方面来的消息，但是多年来一再听到捏造的和歪曲真相的报导，自会使人留下一种印象而常常受其迷惑。凡是没有在极权国家里住过多年的人，就不可能想象，要避免一个政权的不断的有用意的宣传的可怕影响，有多么困难，在一个德国家庭里，或者在办公室里，或者有时候在一家饭馆里、啤酒馆里、咖啡馆里，跟一个陌生人的偶然交谈中，我常常会从看来是受过教育的和明白事理的人的嘴里听到最蛮横武断的主张。显然，他们是在重复他们从广播中听到的或者从报纸上看到的荒唐意见。有时候听到这种胡说八道忍不住也照样要说说自己的意见，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到一种极为怀疑的眼色，一种默然震惊的神情，好像你亵读了上帝一样，于是你就会了解到，想要跟一个头脑已经变了样的人接触，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他认为凡事就是像希特勒和戈培尔悍然不顾事实地所说的那样。



<h3 id = "ncx3_4_4">四 第三帝国的教育</h3>

一九三四年四月三十日，伯尔尼哈德·卢斯特被任命为科学、教育与人民文化部部长。卢斯特是冲锋队的大队长，一度担任过汉诺威党领袖，是个纳粹党员，又是希特勒自从二十年代初期以来的朋友。在国家社会主义奇怪颠倒的世界里，卢斯特是极为适当的人选。他原是个小地方的失业教员，在一九三○年因有思想不稳定的表现而被共和国时代的汉诺威当局解雇。他的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可能是被撤职的部分原因，因为卢斯特博士宣传纳粹思想像戈培尔那样热心，像罗森堡那样胡涂。在一九三三年二月被任命为普鲁士科学、艺术与教育部部长后，他曾夸口在一夜之间「使学校不再成为一个玩弄学术的机构」。

这样一个没有脑筋的人现在获得了控制德国科学、公立学校、高等教育机构和青年组织的独裁大权，因为第三帝国的教育，按照希特勒的规定，并不限于在拥挤的课堂里进行，而且要在各级青年团体中进行斯巴达式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大学和理工学院里只能吸收很少数的人，因此这种教育不是顶点，顶点是在十八岁时先参加强迫劳动服役，然后应征入伍在武装部队里服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