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时代所形成而从来没有忘记的理论是：革命运动取得政权的道路是同国家的某些有势力的机构结成联盟，这现在在实践中完全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实现了。总统在陆军和保守分子的支持下，任命了他为总理。他的政治权力虽大，但仍旧是不完全的。同他分享这个政治权力的，有上述三方面的势力，正是靠这三个方面，他才得以上台，而这三方面却都置身于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之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个运动还是不信任的。因此，希特勒的当前任务是迅速地剥夺他们的驾驭地位，使自己的党成为国家的唯一主宰，然后以极权主义政府及其警察的力量，实行纳粹革命。他上任还没有满二十四小时，就采取了第一个果断行动，把自以为已经「掌握」他的、老实可欺的保守分子诱进一个圈套，发动了一系列不是由他主使的就是由他控制的事件，在六个月之后终于使得德国完全纳粹化，他自己也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统一和取消了联邦的一个国家的独裁者。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下午五点钟，也就是宣誓就职五小时后，希特勒召集了他的第一次内阁会议。这次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同其他成百上千吨缴获的秘密档案一起出现。它透露了希特勒在狡猾的戈林的帮助下如何马上巧妙地愚弄了他的保守派同僚。兴登堡任命希特勒领导的并不是一个总统内阁，而是一个依靠国会内多数支持的内阁。但是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五百八十三个席位中只占有二百四十七个席位，不足以构成多数。为了取得多数，他们需要中央党的七十票的支持。在新政府成立后的头几个小时中，希特勒就派了戈林去同中央党领袖谈判，现在戈林回来向内阁报告，中央党坚持要求「一定的让步」。戈林因此建议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希特勒立即表示同意。但是在做生意上尽管很成功而头脑仍旧像木头一般的休根堡，既不赞成让中央党参加内阁，又反对举行选举，因为他知道，纳粹党有国家力量作为后盾，在选举中可能赢得绝对多数，那样就可以不用他自己和他的保守朋友们的帮忙了。因此他只建议取缔共产党，把他们的一百个席位取消后，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中就占多数了。但是希特勒暂时还不打算走得这么远，最后，他们商定，由总理本人在第二天上午同中央党领袖会谈，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内阁就要求举行新的选举。

希特勒很容易地使谈判没有什么结果。他请中央党领袖卡斯主教提出了一张问题清单，作为谈判的基础，结果卡斯主教提出的等于是要求希特勒保证按宪法来进行统治。但是希特勒却蒙骗卡斯和他的内阁阁员，向后者伪称，中央党提出了非份的要求，没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他因此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举行新的选举。这样一来，休根堡和巴本就落入了圈套而不能脱身，他们只好同意他，虽然在同意之前迫使这个纳粹党领袖作了庄严的保证，不论选举结果如何，内阁组成依旧不变。新的选举定在三月五日举行。

现在纳粹党第一次——也是德国最后一次比较自由的选举——能够利用政府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赢取选票。戈培尔兴高采烈。他在二月三日的日记中记道：「现在继续斗争就容易了，因为我们能够利用国家的一切力量。电台和报纸都可供我们使用。我们要给大家看看一个宣传杰作。而且这一次，当然不愁没有经费了。」

大企业界人士对于新政府要叫有组织的劳工安分守己、让资方随心所欲地去管理自己的企业这一点感到很高兴，因此二月二十日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要他们踊跃输将时，他们很乐意慷慨解囊。这次会议是由沙赫特博士出面召集的，会上，希特勒和戈林向二三十个德国工业巨头说明了他们的方针。这些巨头中有一夜之间变成了热烈的纳粹党人的克虏伯·冯·波伦，伊·格·法本企业的包许和施尼茨勒，联合钢铁公司的伏格勒。这次秘密会议的记录后来保存了下来。

希特勒在开始他的长篇讲话的时候，先给工业家尝了一点甜头。他说：「私人企业在民主的时代里不可能维持；只有在人民对权威和个人有正确的认识时才有可能——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财富物资都是上帝的选民努力的结果——我们绝不能忘记，任何文化的好处，都必须或多或少地用铁拳来传播。」他向企业家们保证，他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恢复国防军。后者同克虏伯、联合钢铁公司和伊·格·法本企业这种工业关系特别大，如果重整军备，它们是肯定有好处的。希特勒最后说：「现在我们面临的是最后一次选举了。」他并且向他的听众保证：「不管（选举的）结果如何，决不会有任何让步。」如果他在选举中不能获胜，他也要「以其他手段——用其他武器」继续执政。戈林所谈的比较联系实际问题，他强调有必要作出「钱财上的牺牲」，「如果企业界认识到，三月五日的选举将肯定地是今后十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也很可能甚至是今后一百年中最后一次选举，他们承担（这种牺牲）一定会容易得多了」。

所有这些话，在场的工业家是听得很明白的，对于讨厌透顶的选举、民主和解除武装将告一结束的诺言，他们的反应很热烈。据蒂森的材料，军火大王克虏伯在一月二十九日曾要求兴登堡不要任命希特勒，这时马上站了起来对总理「给我们看到这么清楚的一幅图景」，代表企业家们表示「感激」。沙赫特博士接着就开始请他们认捐。他在纽伦堡回忆说：「我募集到了三百万马克。」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即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的次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同元首一起开会时，我们定下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目前我们暂不采取直接的对抗行动。必须先让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尝试爆发出来。在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要采取行动。」

在竞选运动逐步展开的时候，尽管纳粹党当局的挑衅行动越来越多，但是仍然没有爆发革命的迹象，不论这一革命是共产党的革命还是社会党的革命。到二月初时，希特勒政府已经取缔了共产党的集会，封闭了共产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的集会不是被禁止举行，就是受到了冲锋队打手的捣乱阻挠。社会党的一些主要报纸一次又一次不断被勒令暂停出版，即使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逃脱纳粹恐怖。天主教工会领袖施特格瓦尔德想要在一次集会上讲话，遭到了褐衫队员的殴打。在另外一次集会上，冲锋队员打伤了好几个人，

勃鲁宁不得不要求警察保护。在竞选运动中总共有五十一名反纳粹分子被谋杀，纳粹党方面声称他们也有十八人被打死。

戈林兼任普鲁士内政部长一职的重要性现在开始为人所注意到了，他不管他的名义上的上级普鲁士总理巴本的约束，解除了普鲁士的好几百名共和派官员的职务，而代之以纳粹党人，其中大部分是冲锋队长和党卫队长。他命令警察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同冲锋队、党卫队、钢盔队为难，但是在另一方面却要无情对付那些「敌视国家」的人，他要求警察「使用武器」，并且警告说，违令者将受到惩处。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二/三面积的一邦（普鲁士）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无情地完成这项工作，戈林在二月二十二日成立了一支辅助警察部队，总共五万人，其中四万人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一万人来自钢盔队。因此，普鲁士的警察力量就基本上操在纳粹党打手的手中了。只有没有头脑的德国人才会向这种「警察」要求保护，抵御纳粹恐怖分子。

但是，尽管这种种恐怖，戈培尔、希特勒和戈林所等待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却没有「爆发出来」。要是挑衅的办法不能奏效，难道不能用捏造的办法吗？

二月二十四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以前已经放弃这个地方了，他们有些人已转入地下，有些人已悄悄地溜到俄国。但是地下室里还有成堆的宣传小册子，这就足够让戈林在一份官方公报中宣称，搜获的「档案」表明共产党要发动一场革命。但是公众的反应，甚至政府中某些保守分子的反应，是持怀疑的态度。看来很明显，在三月五日举行选举之前，必须找到一些更加耸人听闻的东西来惊动一下公众。



<h3 id = "ncx3_3_1">一 国会纵火案</h3>

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德国四个最有权势的人分聚在柏林两处晚宴席上。在伏斯街的外人不得进入的贵族俱乐部里，副总理冯·巴本在款待总统冯·兴登堡。在郊外戈培尔的家中，总理希特勒来吃便饭。据戈培尔的记载，他们当时没有谈公事，只是听听音乐，聊聊天。「突然，」他后来在日记中说，「汉夫施丹格尔博士来了电话：『国会起火了！』我想他一定是说假话，所以连提也没有向元首提起。」

但是在贵族俱乐部进餐的人距离国会却只有一个拐角。

突然（后来巴本写道）我们看到窗外有一道红光，并且听到街上有人在喊叫。有一个仆人匆匆到我身边低声说：「国会起火了！」，我马上转告总统。他站了起来。我们从窗口可以看到国会的圆尖顶，仿佛被探照灯照亮了一般。隔一会就冒出一道人舌和一团浓烟，使你瞧不清轮廓。

副总理用自己的汽车把老总统送回家以后就匆匆赶到起火的国会。与此同时，戈培尔（根据他的日记）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假话」又想了一想，觉得有点不妙，打了几个电话以后知道，国会的确起火了。在几秒钟之内，他和元首就「以一小时六十英里的速度从夏洛登堡公路驰赴犯罪地点」。他们一到火灾地点就马上宣称，这是一件罪行，这是一件共产党犯的罪行。

戈林比他们早到了那里，头上冒汗，嘴里喘气，兴奋得有点失常。据巴本后来说，戈林还赌咒发誓他说「这是共产党反对新政府的罪行」。戈林对新任的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大声说：「共产党的革命开始了！我们一分钟也不能坐待。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他们。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当场格杀勿论。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国会纵火案的全部真相究竟如何，也许永远不能见诸天日了。凡是知道真相的人，今天几乎都已死绝了，大多数是在事后几个月中被希特勒害死的。甚至在纽伦堡审讯的时候，这个案件的真相也不能完全大白，虽然有足够的证据可以相当没有疑问地确定，布置纵火以图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正是纳粹党人自己。

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下面，有一条地下暖气管通道，通到国会大厦。一个以前在旅馆中担任过侍者的柏林冲锋队长卡尔·恩斯特在二月二十七日晚上带领一小队冲锋队员经过这条地下通道到国会大厦，在那里洒了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很快地沿着原路回到议长府。与此同时，一个对纵火有特殊癖好的头脑愚钝的荷兰共产党人马里努斯·范·德·卢勃也偷偷地潜入了这所黑黝黝的陌生的大厦，放了几把火。这个没有头脑的纵火狂真是上帝给纳粹党人送来的。他是在几天以前为冲锋队所发现的，他们听到他在一家酒馆里吹牛，说是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中放过火，下一个打算要烧国会了。

纳粹党人居然发现了有一个神经错乱的共产党纵火犯决心要干他们自己决定要干的勾当，这样的巧合似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却有事实为证。放火这个念头，最初肯定是戈培尔和戈林想出来的。当时在普鲁士内政部供职的汉斯·吉斯维乌斯在纽纶堡作证说：「最初想到放火烧国会的是戈培尔。」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在供词中还说，「戈林事先完全知道火是怎样起的」，因此命令他「在起火之前就准备好在起火后马上要加以逮捕的一批人的名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担任德军参谋总长的弗朗兹，哈尔德在纽伦堡追述，有一次，戈林曾经吹嘘过他的业迹。

在一九四二年元首生日的午宴席上，谈话的话题转到了国会大厦的建筑及其艺术价值。我亲耳听到戈林打断大家的话，大声他说：「真正了解国会大厦的，只有我一个人，因为是我放火把它烧了！」说完，他还用他的手掌拍着大腿。

看来很清楚，范·德·卢勃是受纳粹党人利用的。他们鼓励他去国会大厦放火。但是主要的工作是由冲锋队员干的，当然他完全被蒙在鼓里。事实上，后来在莱比锡举行审讯时就确定，这个荷兰傻瓜并没有足够的引火物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内把这座这么大的建筑物烧掉。在他潜入大厦以后二分半钟，中央大厅就剧烈地燃烧起来了。而他只有自己的衬衫当作引火物。根据专家们在审讯时提供的证词，几处大火都是大量化学品和汽油所引起的。显然，这些东西不可能由一个人带进大厦，这一个人也不可能在这么短促的时间内分身到这么多的地方，放起这么多处的火来。

范·德·卢勃当场被逮，据戈林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当时想立即把范·德·卢勃绞死。第二天，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听说戈林把他株连在内，就自行向警察局投案，几天以后，后来担任了保加利亚总理的一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另外两个保加利亚共产党人波波夫和泰涅夫被警察局拘押起来。他们后来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受审，结果使得纳粹党人狼狈不堪，特别使戈林狼狈不堪，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在一连串的锋利的反洁中，很轻易地使戈林窘相毕露。根据法庭记录，戈林有一次大声向这个保加利亚人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

法官（向警官）把他带下去。

季米特洛夫（被警官带下去）：你害怕我的问题吗，总理先生？

戈林：等我们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给你点颜色看看，你这个混蛋！

托格勒和这三个保加利亚人被判无罪释放，但是这个德国共产党领袖却立即被加以「保护性拘留」，终于在第二次大战时瘐死狱中。范·德·卢勃被判有罪，当即处决。

尽管法庭屈从于纳粹当局，但是这次审讯使戈林和纳粹党人受到了很大的怀疑，只是为时已晚，起不了什么实际作用了。因为希特勒丝毫没有错过时机，已经充分利用了国会纵火案。

在起火后的次日（二月二十八日），他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这项法令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这项法令自称是「防止共产党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的预防措施」，它规定：

得在相反规定的法律限度以外，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以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全国政府在必要时接管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能够合法地任意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由于他捏造的共产党威胁得到「公认」，也能够使千百万德国中产阶级和农民陷于恐惧之中，生怕如果他们在一星期后的选举中不投国家社会党的票，布尔什维克就可能掌握政权。大约有四千名共产党干部和许多社会民主党的及自由主义的领袖遭到了逮捕，其中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而根据法律，后者有豁免权，是不能逮捕的。这是德国人第一次尝到在政府支持下的纳粹恐怖的滋味。满车满车的冲锋队员在德国各个城市的街道中隆隆驶过，未经许可，破门而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带去，投入冲锋队营房中，严刑拷打。共产党报纸和政治集会固然遭到了取缔，社会民主党报纸和许多自由主义报刊也被勒令停刊，民主党派的集会也不是遭到禁止就是遭到破坏。只有纳粹党人和他们的民族党盟友可以毫无阻拦地进行竞选。

纳粹党人现在手头掌握了全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一切力量，财库里有着大企业方面来的充分经费，因此他们这次竞选宣传是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营电台第一次把希特勒、戈林和戈培尔的声音传送到全国每一角落。装饰着※字旗的街道上，冲锋队员列队而过的皮靴声不绝于耳。还有数不尽的群众大会，火炬游行，广场里的扩音器。广告牌上尽是纳粹党的触目的招贴，入晚山顶上燃起了髯火。对选民威胁利诱，双管齐下，一会儿以德国天堂来引诱，一会儿又以街头的褐色恐怖来威胁，一会儿又以「揭露」共产党「革命」来恐吓。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项长篇声明，宣称它搜获的共产党「档案」证明：

要焚毁政府大厦、博物馆、宅哪、重要工厂——要把妇女儿童送到恐怖团体面前处死——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已经确定，今天要在德国全国对个人，对私有财产，对和平居民的生活采取恐怖行动，发生全面内战。

它保证发表「证明共产党阴谋的档案」，但是这个诺言从来没有兑现过。不过，普鲁士政府既然保证这种档案确实存在，这一点已经足够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了。

如果再不相信的话，戈林的威胁也许起了作用。他在三月三日即选举的前夕在法兰克福大声叫嚷说：

德国同胞们，任何司法上的考虑，都不能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共产党朋友，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的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前总理勃鲁宁在那一天也讲了话，但是他的声音几乎没有人听到，勃鲁宁宣称，他的中央党将反对任何推翻宪法的尝试，要求调查可疑的国会纵火案，呼吁兴登堡总统「保护被压迫者抵抗压迫者」。这一呼吁毫无效果。年老的总统继续保持沉默。人民已经受到了震动，现在是他们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五日，他们在希特勒一生中最后一次民主选举的那天，用他们所投的票说话了。尽管这种种恐怖和威胁，他们的大多数人仍反对希特勒。纳粹党人在选举中虽然以一千七百二十七万七千一百八十票领先——比上次选举增加了大约五百五十万票，但是在全部选票中仍然只占四十四％。希特勒仍旧没有能获得绝对多数。过去几星期的迫害和镇压并不能够阻止中央党的选票得到实际的增加——从原来的四百二十三万零六百票增加到四百四十二万四千九百票；把它的盟友天主教已伐利亚人民党的票数加在一起，它一共得到五百五十万票。甚至社会民主党也保持了它的第二大党的地位，共得七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二十九票，较前只少了七万票。共产党减少了一百万支持者，但是仍有四百八十四万八千零五十八票。巴本和休根堡领导的民族党的成绩使他们极感失望，一共只得到三百一十三万六千七百六十票，在全部票数中只占八％，比以前只增加了二十万票不到。

尽管如此，民族党的五十二席加在纳粹党的二百八十八席上面以后，政府在国会中就有了十六席的多数。要执行日常的政府工作，这也许已经够了，但是要达到二/三的多数，那还相差很远，而希特勒为了要实现他的在议会同意下确立他的独裁地位的大胆新计划，是需要二/三的多数的。



<h3 id = "ncx3_3_2">二 Gleichschaltung：国家的「一体化」</h3>

这个计划极其简单，而且有着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夺绝对权力的好处。

它的办法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在四年之内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说得再简单一些，也就是要求德国国会把宪法规定的职责移交给希特勒，而国会则开始长期休会。但是，由于这需要修改宪法，因此需要有二/三的多数才能通过。

怎样取得二/三的多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的内阁会议上，就成了一个主要的议事项目。这次内阁会议的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公开了。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八十一个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戈林认为，余下来的问题就可以用「不让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入场」的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理掉。希特勒情绪很高，自信颇大。因为，根据他在国会起火后第二天诱使兴登堡签署的二月二十八日法令，他可以逮捕任何数量的反对党议员，以保证二/三的多数。天主教中央党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因为他们要求提供某种保证，但是总理相信，这个党是会同意他的。民族党领袖休根堡并不想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一人，他要求授权总统也参与起草内阁根据授权法颁布的法律。但是总统府国务秘书梅斯纳博士已经把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纳粹党方面，他却答复说，「联邦总统没有必要参加」。他很明白，希特勒不想象过去历任共和国总理那样，受到顽固的老总统的掣时。

但是在目前，希特勒希望向老元帅，同时也是向陆军方面和民族主义保守派作一个漂亮的姿态，通过这个姿态，把他的流氓革命政权同兴登堡的威望和普鲁士过去的一切军事荣誉联系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和三月十三日就任宣传部长的戈培尔想出了一条妙计，由希特勒在波茨坦卫戍部队教堂主持他要摧毁的新国会的开幕式。这个教堂是普鲁士主义的圣地，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能够唤起对于帝国的光荣伟大的回忆，因为胖德烈大王的遗体就埋葬在这里，霍亨佐伦王朝的历代先王都曾在这里做过礼拜，兴登堡曾在一八六六年到这里来作过第一次朝圣，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禁卫军军官，刚参加了给德国带来了第一次统一的奥普战争归来。

第三帝国第一届国会选了三月二十一日作为隆重的开幕日期是大有深意的，因为这一天正好是俾斯麦在一八七一年主持第二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的日子。当身穿金光闪闪的制服的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老元帅们、海陆军将领们在头戴髑髅骠骑兵的头盔、身穿威武制服的前王太子冯·马肯森陆军元帅的带领下进入会场时，腓德烈大王和铁血宰相的威灵赫然如临。

兴登堡显然大为感动，布置这次演出并且指导向全国广播的戈培尔在仪式进行时一度注意到——他并且记在日记中——老元帅热泪盈眶。总统身穿着灰色军服，胸佩黑鹰缓章，一手捧着尖顶头盔，一手执着元帅节杖，在穿着正式礼服显得有点拘谨的希特勒陪同下慢步进入会场，中途停下来向皇室旁听席上空着的德皇威廉二世的座位敬礼，然后到祭坛前宣读了一篇简短的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新政府。

愿这个著名圣地的传统精神贯彻到今天的一辈青年中去，愿这种传统精神把我们从自私自利和党争中解脱出来，在民族自觉中团结起来，建立一个自豪的自由的统一的德国。希特勒的答词极其狡猾，旨在打动济济一堂的旧秩序代表的同情心和骗取他们的信任。

无论皇帝、政府或人民都不要战争。只是由于国家的崩溃才迫使一个备受凌辱的民族违反它的极其神圣的信念，承担了这次战争的罪过。

说到这里，他转身向巍然坐在前面不远的兴登堡说：

由于过去几星期中发生了一个独特的变化，我国民族荣誉得以恢复，而且由于您，陆军大元帅阁下，往日的伟大的象征和新的力量的象征联合起来了。我们向您致敬。感谢上帝的保佑：我国新的力量能有您领导。

希特勒为了要表示他对总统——也就是对这位总统，他在这个星期还没有结束之前，就要剥夺其全部政治权力——的敬意，走下讲台，到兴登堡面前深深一鞠躬，紧紧地同他握手。这时，戈培尔布置的照相机、电影机、录音机都同时活动起来，镁光闪闪，机声轧轧，把德国陆军元帅和奥地利下士象征着新德国和老德国团结的庄严握手场面记录下来，让全国和全世界都能看到听到。

「在希特勒在波茨坦作了令人眼花撩乱的保证以后，」当时在场的法国大使后来写道，「这种人，像兴登堡和他的朋友，容克地主和保皇派贵族，休根堡和他的德国民族党人，国防军军官们这种人，怎么还会再有他们当初在看到他的党的违法乱纪行为时所怀有的疑惧呢？他们现在还能够不痛快地给予他完全信任，满足他的一切要求，授予他所要求的全部权力吗？」

两天以后，在三月二十三日，当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复会时，答案就出来了。国会要讨论所谓授权法——正式名称叫《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GesetzzurBehebungderNotvonVolkundReich）。它一共只有短短的五节，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内阁，为期四年。此外，这项法律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但是任何法律不得「影响国会的地位」——这肯定是世界上最残酷的嘲弄了——总统的权力依旧「未变」。

希特勒向聚集在这所华丽的歌剧院中的议员们发表了一篇特别有节制的讲话，着重指出了最后这两点。这所歌剧院一向专门演出轻松歌剧，它的旁听席上现在都坐满了身穿褐衫的冲锋队员，他们的满脸横肉和伤疤向人表明，不能允许人民代表在这里胡闹。

政府（希特勒保证）将只有在为执行极其必要的措施而必需的范围内使用这种权力。这并不威胁到国会或参议院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教会的权利不会受到限制，它们同国家的关系不会受到影响。非实行这种法律不可的国内情况是很有限的。

这个脾气暴躁的纳粹党领袖的讲话听起来相当温和，几乎到了谦恭的程度；即使是反对党议员，要在当时第三帝国生命的初期能够充分识破希特勒的保证的价值，为时还大早。尽管如此，在外面的冲锋队员的「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声中还是有一位反对党议员站了起来，反对这个未来的独裁者。这位议员是社会民主党领袖奥托·韦尔斯，他的十几位同僚已被警方「拘留」。他态度镇静，昂然不屈地宣称，政府可以剥夺社会党人的权力，但是剥夺不了他们的荣誉。

在这有着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庄严地保证要维护人道和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的原则。任何授权法都不能给予你摧毁永恒的、不可摧毁的思想的权力。

希特勒盛怒之下，跳了起来，现在议员们真正看到了这个人的颜色。你们来得晚了，但是你们还是来了！（他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德国的命运将会上升，而你们的命运将会下降。你们的丧钟已经响了——我不需要你们的投票。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热烈掌声。）

对共和国的削弱负有沉重责任的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将要失败，但是至少这一次，愿意坚持原则并且坚决反抗。但是天主教中央党却不愿意，而他们在政教斗争时却曾经成功地反抗过铁血宰相。该党领袖卡斯主教曾经要求过希特勒书面保证他将尊重总统的否决权。但是希特勒虽然在选举以前答应作出这个保证，却从来没有交出过这个保证。尽管如此，这位中央党领袖还是站起来宣布，他的党将投票赞成授权法。勃鲁宁继续保持沉默。投票马上举行，结果是四百四十一票赞成，八十四票（全部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纳粹党议员们跳了起来呼叫，兴高采烈地跺着脚，然后同冲锋队员们一起高唱《霍尔斯特·威塞尔之歌》，这支歌不久就有了《德意志高于一切》一样的地位，成了德国两个国歌之一：

旗帜高高飘扬，队伍整整堂堂，

冲锋队员们齐步向前——

这样，议会民主制度在德国终于被埋葬了。除了逮捕共产党人和一些社会民主党议员以外，一切都是在相当合法的情况下做到的，虽然同时也存在着恐怖。议会把它的宪法权力交给了希特勒，从而实行了自杀，虽然如此，它的尸体却抹上了防腐的油膏，一直摆在那里，到第三帝国的未日为止，偶然拿来充当希特勒大声咆哮的传声筒，它的议员以后都是由纳粹党一手挑选出来的，因为以后就再也没有真正的选举了。这一项授权法就是希特勒独裁政权的全部法律基础。从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三日起，希特勒成了全国的独裁者，不受议会的任何约束，在实际上也不受年老多病的总统的任何约束。当然，要使整个国家和它的全部制度都置于纳粹的铁蹄之下，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不过，我们不久就可以看到，这也是在极其迅速的情况下用残酷无情的手段和阴谋诡谲的方法做到的。

「街头流氓，」用阿兰·布洛克的话来说，「攫夺了一个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力量的控制权，流浪汉上台执了政。」不过是——正如希特勒从来没有停止夸口的那样——「合法地」用议会的压倒多数来达到这个目的的。德国人只能怪自己。

德国的最有权势的机构现在一个接着一个向希特勒投降，一声不吭、毫无反抗地自行消失。

在德国历史中始终坚持自己单独权力的各邦被开头刀。在三月九日晚上，也就是通过授权法以前两个星期，冯·埃普将军奉希特勒和弗立克之命，在少数冲锋队员的协助下，赶走了巴伐利亚政府，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到一星期，希特勒就派出了国家专员去接管其他各邦，只有普鲁士例外，因为在这里戈林早已牢牢地处在控制地位了。三月三十一日，希特勒和弗立克第一次援用授权法，宣布了一项法律，解散普鲁士以外各邦的议会，命令它们按照最近一次国会选举结果的比例重新组织。共产党的议席则予以虚悬。不过这个办法只实行了一个星期。性急如火的总理在四月七日又颁布一项法律，任命了各邦的邦长（Reichsstaathalter），他们有权任命和撤换地方政府，解散议会，任命和撤换各邦的官员和法官。新任的邦长无一不是纳粹党人，他们「必须」执行「国家总理所制定的总政策」。

这样，从国会得到全部权力还不满两个星期，希特勒就完成了俾斯麦、威廉二世和魏玛共和国所从来不敢尝试的事情：他废除了历史性各邦的单独权力，使它们归属于掌握在他自己手中的国家中央权力之下。他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统一了德国，摧毁了它的历史悠久的联邦性质。在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就任总理的一周年纪念日，他颁布了一项《国家重建法》，就正式完成了这个任务。这项法律取消了各邦的「人民议会」，各邦的主权移交给国家，邦政府隶属于全国政府，邦长受全国政府内政部长管辖。正如内政部长弗立克所说，「邦政府现在不过是国家的行政机构而已」。

一九三四年一月三十日法律的前言宣称，这项法律是「国会一致表决通过的」。这话并不错，因为到这个时候，除了纳粹党以外，德国的所有政党都已被消灭殆尽了。

不能说它们在被消灭的时候是反抗过的。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九日，国会中所有没有被捕或流亡的社会民主党人都毫无异议地一致投票赞成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此以前九天，戈林的警察还占据了该党的办公楼，没收了它的报纸和财产。但是，社会党人还想依顺希特勒。他们谴责在国外攻击元首的同志。六月十九日，他们选举出一个新的党委员会，但是三天后，弗立克解散了社会民主党，认为它「颠覆和敌视国家」，这就使他们的妥协尝试告一结束。幸存下来的领袖保罗。洛伯和该党一些国会议员遭到了逮捕。至于共产党人，当然早已遭到镇压了。

剩下来的就只有中产阶级的政党了，但是，它们的寿命也并不长。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政府在三月九日的纳粹党政变中被赶下台，到七月四日就宣布自行解散；它的盟友中央党在过去曾经坚决地反抗过俾斯麦，一向是共和国的中流砥柱，但是在第二天也宣布解散，这样，在德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没有了天主教的政党——不过，这个事实并没有妨碍梵蒂冈在两星期后同希特勒政府达成一项协议。施特莱斯曼的老党人民党在七月四日自杀，民主党则在一个星期前就自杀了。

希特勒联合政府中的盟友德国民族党怎样呢？没有民族党的支持，这个前奥地利下士是决不可能合法地掌握政权的。民族党尽管接近兴登堡、陆军、容克地主和大企业，尽管对希特勒上台有功，它还是同样乖乖地走上了所有其他政党所走过的道路。六月二十一日，警察和冲锋队占领了它在全国各地的办事处，六月二十九日，该党在六个月以前还曾经帮助希特勒进入总理府的态度强硬的领袖休根堡退出政府，他的手下人员「自动地」解散了民族党。

剩下来的只有纳粹党了，七月十四日，一项法律规定：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德国的唯一政党。

凡维持另外一个政党的组织机构或组织一个新政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须受到更大的惩罚，则处以三年以下的徒刑，或六个月到三年的拘禁。

这种一党极权的国家，是国会放弃了它的民主职责后四个月内在几乎未受丝毫反抗的情况下建立的。

我们曾经谈到，自由的工会曾经用宣布总罢工这样一个简单办法，一度击溃过法西斯卡普政变，现在它们也像各政党和各邦一样，被轻而易举地结束了生命，虽然在这以前还对它们施了一个巧妙的诡计。半个世纪以来，五一节一直是德国——和欧洲——的工人的传统纪念日。纳粹党政府在下手之前为了麻痹工人和他们的领袖，宣布一九三三年五一节为全国性纪念日，正式命名为「全国劳动节」，准备空前地大事庆祝。纳粹党的这种对工人阶级表示特别友好的行动，使工会领袖们上了钩，他们热情地同政府和纳粹党合作来筹备庆祝。各地劳工界领袖都坐飞机到柏林来，成千上万的旗帜上写着纳粹政权同工人团结一致的口号，在柏林郊外的但贝尔霍夫飞机场，戈培尔准备举行德国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群众示威。在群众大会之前，希特勒亲自接见工人代表，他宣称：「你们可以看到，说什么革命的对象是工人的说法，是多么不真实和不公正。情况恰好相反。」后来在飞机场对十万工人发表演说时，希特勒宣布了这句口号：「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且保证，要「世世代代」庆祝五一节来对德国工人表示敬意。

那天夜里，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用最华丽的辞藻描述了工人门参加他筹备得极其出色的五一节庆祝活动的热情后，加上了这么一句古怪的话：「明天我们将要占领工会办公处。他们将不会有什么抵抗。」

事实就是如此。五月二日，全国各地的工会办公处都被占领，工会经费被没收，工会被勒令解散，领袖被逮捕。许多人遭到了毒打，关进了集中营。工会联合会两位主席西奥多·莱巴特和彼得。格拉斯曼曾经公开保证同纳粹政权合作，然而也不能幸免。希特勒派去接管工会和建立德国劳工阵线的科隆纳粹党头子、嗜酒如命的罗伯特·莱伊博士这么说：「莱巴特和格拉斯曼之流可以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虚伪地宣布他们忠于元首——但是他们最好还是坐监牢。」这就是他们被送去的地方。

虽然在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和莱伊企图让工人们放心，他们的权利会得到保护。莱伊在他的第一次宣言中说：「工人们！你们的组织对我们国家社会党人来说是神圣的。我本人是个贫农的儿子，知道贫困的滋味——我知道无形的资本主义剥削是怎么一回事。工人们！我向你们起誓，我们不仅将保持现有的一切，而且要进一步保护工人，扩大他们的权利。」三星期后，纳粹的诺言再一次证明是骗人的空话，那时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律，停止实行集体谈判的办法，并且规定今后将由他任命的「劳动托事」来「调整劳资合同」和维持「劳资和平」。由于劳动托事的决定在法律上有约束力，人人必须遵守，这项法律实际上就是取缔罢工，莱伊保证「要把绝对领导权交还给一个工厂的当然领袖——那就是雇主——只有雇主有权决定一切。许多雇主多年来必须到外面去请人来当『一家之主』。现在他们又恢复做『一家之主』了」。

暂时来说，企业界感到高兴了。许多雇主对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作的慷慨捐助现在收到了效果。但是，企业要繁荣，社会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稳定。而在整个春天和初夏，德国的治安情况每况愈下，狂热的褐衫队匪帮在街上横冲直撞，任意逮人、打人，甚至杀人，而警察却站在一边袖手旁观。街头恐怖，并不像在法国大革命时期那样，是国家权威垮台的结果，相反，它是在国家鼓励、甚至常常是在国家的命令下进行的，而这种国家的权威在德国从未达到过这么强大和集中的地步。法官受到了威胁，他们不敢判处一个冲锋队员，即使他犯了杀人罪行，因为这样做，自己的性命就要不保。正如戈林所说，如今希特勒就是法律，到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元首还在宣布「国家社会主义革命还没有完成」，「只有在新德国民族受到了教育以后才会胜利完成」。在纳粹党的辞典里，「教育」意即「恫吓」——到人人都驯顺地接受纳粹党独裁和它的野蛮暴行的程度。在希特勒看来——他已经不止一次地公开宣称过——犹太人不是德国人，虽然他并没有马上就消灭他们（在他上台后头几个月里，只有少数人——那是说，少数几干人——被剥夺了财产，受到了毒打，遭到了杀害），但是他颁布命令，不许他们担任公职，在大学里教书，从事自由职业。

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他下令全国抵制犹太人的商店。

在纳粹党解散讨厌的工会时一度过早感到高兴的企业家们，现在发现纳粹党中左翼分子当真相信该党的社会主义主张，企图控制雇主协会，解散大百货商店，把工业收归国有。成千上万的粗暴的纳粹党官员到过去不支持希特勒的企业登门拜访，有的扬言要没收这些企业，有的要求在企业中担任薪金优厚的职位。经济学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博士现在坚持要实现党的纲领——把大企业收归国有、国家分享利润、取消不劳而获的收入和「利息奴役制」。好像这还不足以吓坏企业家似的，刚刚上任的农业部长瓦尔特·达里答应农民把他们所欠的债务本金勾销一大笔并且把未勾销部分的利息降低到二％，这使银行家们提心吊胆，惶惶不安。

为什么不这样？希特勒到一九三三年仲夏时已是全德国的主人。他现在完全可以实行他的纲领。巴本尽管狡诈，这时已完全无能为力，他原来以为他和休根堡以及旧秩序的其他保卫者在内阁中对纳粹党保有八对三的优势，能够控制希特勒，利用他来达到他们自己的保守目的，如令他的打算完全落空了。他自己就被轰出了普鲁士总理的职位，而由戈林来接替。他在全国政府中仍旧担任副总理一职，但是正如他后来悻悻然承认的那样，「这个职位是徒有虚名」。企业界和金融界的辩护士休根堡已经辞职，他的党已经解散。纳粹党中第三号人物戈培尔已在三月十三日参加内阁，担任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长。像戈培尔一样，被认为是个「激进分子」的达里则担任了农业部长。在德国经济系统中占据关键地位的国家银行总裁保守分子汉斯·路德博士被希特勒免了职，卷起铺盖到华盛顿去当大使了。认识到纳粹主义的「真理和必要性」的前总裁。希特勒的忠实信徒沙赫特博士趾高气扬地在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继任了这个职位。在建设第三帝国的经济实力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准备军备方面，整个德国没有别人比沙赫特对希特勒的功劳更大了。他后来还兼任了经济部长和战时经济全权总代表。不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不久，他开始反对他所崇拜的偶像，终于辞去了或者说被解除了他的一切职务，甚至参加了那些密谋要暗刺希特勒的人一伙。他悔不该长期输诚效忠，以自己的声望为之助威，把自己的过人才能供其驱策。但是到那个时候，要在纳粹党领袖面前独挽狂澜，为时已经晚了。



<h3 id = "ncx3_3_3">三 「不许有第二次革命！」</h3>

希特勒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德国，但是当一九三三年夏天来临的时候，他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主要的问题至少有五个：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解决冲锋队与陆军之间令人不安的关系；使国家摆脱经济困境，为六百万失业者寻找工作；在日内瓦裁军会议上为德国取得平等的扩军权利和加速德国在共和国末期开始的秘密重整军备工作；最后是决定由谁在年老多病的兴登堡去世后继承他的位置。

「第二次革命」这句话是冲锋队头子罗姆造出来的，他坚决主张要实现第二次革命。戈培尔后来也这么主张，他在一九三三年四月十八日的日记中写道：「人民中间个个都在谈论一定要进行的第二次革命。这是说一次革命没有完，现在我们要同反动派算账了。革命绝不能停下来。」

纳粹党摧毁了左派，但是右派仍旧存在：大企业界和金融界，贵族，容克地主，牢牢地控制着陆军的普鲁士将军。罗姆、戈培尔和纳粹运动中的其他「激进分子」要把他们也清算掉。手下冲锋队已达二百万人左右——几乎是陆军的二十倍——的罗姆在六月间发出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