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动荡和混乱的德国政治生活中，现在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异乎寻常的人物，天意注定要由他，而不是别人，来挖掘共和国的坟墓。他将担任共和国最后一任为时不长的总理职务，而且，也可以说是他奇特的一生中最后一次意外的转折，在最后无可挽回的时刻，却拼命想法要拯救共和国。这个人就是库特·冯·施莱彻尔。他的姓在德文中的意思是「阴谋家」或「鬼鬼祟祟的人」。

一九三一年的时候，他是陆军中的一名中将。他生于一八八二年，十八岁的时候加入军界，在兴登堡原来所属的第三步兵禁卫团里当尉官，成了这位元帅兼总统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的好友。他的第二个友人后来证明也有同样的宝贵价值。那就是格罗讷将军。后者对于施莱彻尔在军事学院中学习时的成绩甚为赏识，一九一八年在最高统帅部继任鲁登道夫的职位时就把这个年轻军官带来担任他的副官。施莱彻尔基本上是个「办公桌军官」——他只在俄国前线服役过一个很短时期——从此以后就一直留在陆军和魏玛共和国权力的中心附近，他的机警的头脑、殷勤的态度、政治的嗅觉颇引起将军们和政客们的注意。在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他协助组织非法的自由团和同样是非法的和高度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起过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并且是一个同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安排在苏俄境内秘密训练德国坦克军官和空军军官并在那里建立由德国人管理的军火厂一事的关键人物。施莱彻尔是个天生的权术家，热中于阴谋诡计，擅长于暗地活动。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前，他的名字不大为世人所知，但是已开始在班德勒街和威廉街引起注意，前者是陆军部的所在地，后者是政府各部的所在地。

一九二八年一月间他利用他对兴登堡总统的日益增长的影响（他是通过同臭斯卡的友谊而接近总统的），使他的老上司格罗讷将军担任了国防部长的职务，这是在共和国时期第一个军人担任这个职务。格罗讷把施莱彻尔当作部内最得力的助手，让他负责一个新设立的部门——部务司，处理陆军和海军的政治和新闻事务。格罗讷称他的助手为「我在政治方面的红衣主教」，把陆军同其他各部和政治领袖的关系问题交托给他。施莱彻尔处在这个地位不仅在军官团中是一个势力，而且在政治方面也是一个势力。在陆军中，他能够任免高级军官，而且开始在实际上这么做，比如他在一九三○年施了一个诡计，赶走了陆军第二号人物冯·勃洛姆堡将军，而代之以第三步兵近卫团时代的老朋友冯·哈麦施坦因将军。同年春天，我们前已谈到，他第一次尝试要由他来挑选总理，在陆军的支持下，终于说服兴登堡任命海因里希·勃鲁宁担任此职。

在政治上得到了这个胜利以后，施莱彻尔就实现了他要想改造共和国的宏伟计划中的第一步。这个念头在他的机灵的脑袋中已经转了很久了。他很清楚地看到——谁没有清楚地看到呢？——魏玛政体软弱无力的原因。政党数目过多（一九三○年拥有一百万张选票以上的政党有十个），这些政党相互倾轧，只顾它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经济和社会利益，因此不能消除分歧，不能在国会中形成一个持久的多数派来支持一个能够对付三十年代开始时国家面临的重大危机的稳定政府。议会制政府成了一桩德国人称之为Kuhhandel——贩牛交易——的事情，各政党为了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讨价还价，争取特殊利益，而国家利益却被丢在一旁。无怪乎当勃鲁宁在一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就任总理时，已经不可能在国会中拼凑多数议员来支持任何一项政策了，不论它是左翼的，中间的，还是右翼的。仅仅为了维持政府的日常事务的处理和设法解决经济困境，他也不得不援引宪法第四十八条的规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在紧急状态下，只要总统批准，他可以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

施莱彻尔就是希望总理这样来行使职权。这样，在总统的有力控制下会出现一个有力的政府，毕竟（施莱彻尔这样认为）总统是经人民普选选出的，因此代表人民的意志，也得到陆军的支持。如果民主选出的国会不能提供一个稳定的政府，那就必须要由民主选出的总统来提供。施莱彻尔相信，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是一个能够毅然决然引导他们脱离绝望困境的政府。但是实际上，勃鲁宁在九月间下令举行的选举表明，大多数德国人所希望的并不是这个。或者说，至少他们并不希望让一个施菜彻尔及其在陆军里和总统府中的友人所选择的那种政府来引导他们走出茫茫的绝境。

可以说，施莱彻尔犯了两个后患无穷的错误。由于选择勃鲁宁为总理，鼓励他靠总统紧急法令行使职权，他破坏了陆军在国家生活中的力量的基础——它的超然于政治的地位，放弃这种地位将导致它本身和德国的毁灭。其次，他对选民作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当一九三○年九月十四日有六百五十万选民投纳粹党的票时（两年前只有八十一万），这个热中于政治的将军觉得，他必须改弦易辙。到这一年年底，他已与刚从玻利维亚回来的罗姆以及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保持联系，这是纳粹党人与共和国中掌握政权的人之间的第一次重要的联系。在恰好两年之内，这种联系的发展结果，将导致阿道夫·希特勒达到他的目标和导致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倒台和最后的被刺。

一九三一年十月十日，在希特勒的外甥女儿情人吉莉·拉包尔自杀后三星期，他第一次得到兴登堡总统的接见。这次接见是忙着布置一个新的阴谋的施莱彻尔所安排的。这年秋天早些时候，他曾与希特勒会商，安排希特勒去见总理和总统。在他的心中和勃鲁宁的心中都一直在考虑，兴登堡七年任期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届满时，应该怎么办。届时这位陆军元帅将达八十五岁高龄，而他头脑清醒的时候已越来越少了。但是，人人都很清楚，如果他不竞选连任的话，希特勒虽然从法律上来说不是德国公民，却很可能取得德国国籍，参加竞选，获得胜利，成为总统。

在这年夏天，颇有学者风度的总理对德国所处的绝境就在日夜忧思。他充分认识到，他的政府已经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届政府。为了对付萧条，他除了压低物价以外也压低了薪水工资，对工商业、金融业、社会服务业实行了严厉的限制。不论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都叫他「饥饿总理」，但是他还是认为，他已经找到了一条出路，最后终能重新建立一个稳定的、自由的、繁荣的德国。他要设法同协约国谈判取消赔款，当时根据胡佛的延期偿付的决定，赔款本来已经暂时停付了。在下年举行的裁军会议上，他要设法使协约国履行它们在凡尔赛和约中的保证，把它们的军队裁减到德国的水平，否则就应该让德国公开实行一个起码的重整军备计划，而在实际上，在他的默许下，德国已经开始在秘密实行这个计划了。这样，和约的最后桎梏就可以卸除，德国将在大国中间作为平等的一员出现。这对共和国来说不仅是一件好事，而且也很可能——勃鲁宁这么想——在西方世界开辟一个充满信心的新纪元，结束给德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经济恐慌。而且这样就可以对纳粹党釜底抽薪，使它无计可施。

在国内方面，勃鲁宁也打算采取大胆行动，要争取除了共产党以外的各大政党的同意，对德国宪法作一番根本修改。他打算使霍亨佐伦王室复辟。即使能够说服兴登堡竞选连任，他年纪已这样大，也不可能期望活满七年任期。如果他在一两年后死去的话，希特勒仍旧有当选为总统的希望。为了要防止这一点，为了要确保国家元首一职的长久性和稳定性，勃鲁宁有这样一个打算：取消一九三二年的选举，由议会两院（即国会和参议院）的二/三多数表决将兴登堡的任期延长。在这一点做到以后，他就建议议会宣布实行君主政体，由总统摄政。总统死后，就由皇太子的一个儿子重登霍亨佐伦王室的宝座。这个行动也能使纳粹党人无计可施；事实上，勃鲁宁相信，这将意味着他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末日。

但是年迈的总统对此不感兴趣。当初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那个秋天的暗淡日子里，在斯巴，他作为帝国军队司令，职责所在，有义务通知德皇必须下台，君主政体必须结束。现在他不愿考虑由霍亨佐伦王室的任何人来恢复王位，除非是仍然流亡在荷兰的多尔恩的皇帝本人。勃鲁宁向他说明，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虽然极其勉强，已经对他的计划给予一定的支持，哪怕仅仅是因为这可能是防止希特勒上台的最后一个孤注一掷的机会了，但是他们不赞成威廉本人或他的长子复辟，此外，如果要复辟的话，也必须仿效英国的榜样，实行立宪的民主的君主政体。一听到这番解释，这位白发苍苍的老元帅大为震怒，立即下令逐客，不愿再见这位总理。一星期后，他又把总理叫来，告诉后者，他不愿竞选连任。

在这期间，先是勃鲁宁，后是兴登堡，都第一次会见了阿道夫·希特勒。这两次会谈结果，对这位纳粹党领袖都很不利。自从受到吉莉·拉包尔自杀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他的思想开小差，他的心神不由自主。勃鲁宁要求纳粹党支持兴登堡延长任期，希特勒不加作答，却大谈共和国的缺点，这使人肯定认为，他不会同意总理的计划。在会见兴登堡时，希特勒显得局促不安。他想以长篇大论的说辞来打动这位老先生，可是却完全失败了。总统在这第一次会见时，对这个「波希米亚下士」（他是这么叫希特勒的）印象一点也不好，他告诉施莱彻尔说，这样一个人也许可以当邮政部长，但是决当不了总理——这句话，后来这位陆军元帅不得不自己咽了下去。

希特勒气愤之下，匆匆前往哈尔兹堡浴场，第二天，十月十一日，在那里参加了「全民反对」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大规模示威。这次示威与其说是以国家社会党为代表的激进右翼的示威，不如说是者派的保守的反动势力的示威，这些反动势力是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右翼退伍军人组织钢盔队、所谓俾斯麦青年团、容克组织的农业联盟以及各种各样的老将军。不过纳粹党的领袖对这次集会并不热心。他瞧不起这些身穿燕尾服，头戴大礼帽，胸挂金奖章的旧政权遗老，他看到，像他自己的那样一个「革命」运动，同他们来往过密，可能是危险的。他敷衍了事地匆匆讲了一通话，在钢盔队游行之前，就离开了会场，而使他生气的是，出席的人中间，钢盔队的人数竟超过了他的冲锋队。那天成立的哈尔兹堡阵线就此夭折了，老式保守派要成立这个阵线是要想同纳粹党人结成统一战线，以便对共和国发动最后一次攻击，他们要求勃鲁宁立即辞职。希特勒无意给这些先生当配角，他认为他们一心想念着过去，而他很清楚，过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如果他们有助于推翻魏玛政体，向他提供新的经济来源，像实际上确实已经做到的那样，那么他可能会利用他们一下。但是他们却不能反过来也利用他。几天后，哈尔兹堡阵线就面临崩溃；它的各种成分又恢复彼此明争暗斗的状态了。

只有在一个问题上例外。那就是休根堡和希特勒两人都拒绝同意勃鲁宁提出的让兴登堡延长任期的建议。在一九三二年年初的时候，总理重新努力要争取他们改变初衷。在此以前，他花了很大努力，终于说服总统同意这点，即如果议会延长他的任期，他就继续供职。这样，总统就可以不必从事一场激烈竞选了。现在勃鲁宁邀请希恃勒来柏林重新会商这个问题。电报送来时，元首正在慕尼黑《人民观察家报》编辑部同赫斯和罗森堡开会。他把电报在他们面前晃着叫道：「现在他们已在我的掌握之中了！他们承认我是谈判中的一方了。」

一月七日，希特勒同勃鲁宁和施莱彻尔会谈，一月十日又举行了一次会议。勃鲁宁再次提出他的建议：纳粹党同意延长兴登堡的任期。如果做到了这一点，一俟他解决了取消赔款和军备平等问题，他本人就宣布辞职。据某些人士说——不过这是有不同意见的——勃鲁宁还放出了另外一个钓饵：他表示愿意向总统提出由希特勒继任他为总理。

希特勒井没有立即作出明确的答复。他告辞出来，回到凯撤霍夫饭店，同他的一些顾问商量。格利戈尔·施特拉塞赞成接受勃鲁宁的方案，他的理由是，如果纳粹党硬要举行选举，兴登堡必胜无疑。戈培尔和罗姆则主张断然拒绝。戈培尔在他一月七日的日记中写道：「总统职位并不是关键所在。勃鲁宁只不过是想无限期地加强自己的地位——争夺政权的棋局已经开始了——重要的是，我们的力量必须保持强大，而且不作妥协。」前一天晚上，他这样写道：「组织里有个无人能信任的人——这个人就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

希特勒本人认为没有理由加强勃鲁宁的地位，从而使共和国能够延长寿命。但是不像在一月十二日断然拒绝这个办法的头脑简单的休根堡，希特勒要狡猾得多。他不向总理提出答复，而是越过他直接向总统说，他认为勃鲁宁的建议是违反宪法的，但是他愿意支持兴登堡竞选连任，只要这位元帅拒绝勃鲁宁的建议。当时担任总统府国务秘书的是心灵眼快的奥托·冯·梅斯纳，他先后为社会党的埃伯特和保守的兴登堡连续热心地当了两任国务秘书，现在正在捉摸是否有可能第三次连任此职，不论上面的总统是谁，也许甚至是希特勒？纳粹党领袖在西泽霍夫饭店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谈中对这个人表示，愿意支持兴登堡竞选，只要兴登堡肯把勃鲁宁免职，任命一个「全民的」政府；下令国会和普鲁士议会举行新的选举。

对于这样的要求，兴登堡自然不会同意。由于纳粹党人和民族党人——后者是他的朋友，说起来还是他的拥护者——不同意免除他一场激烈的竞选活动，兴登堡一气之下同意再来一次竞选。但是在他对民族主义各党表示不满之余，他对勃鲁宁也产生了一层微妙的怨恨，他觉得勃鲁宁处理此事不当，逼得他要同当初在一九二五年时拥护他与自由主义一马克思主义候选人竞选总统的民族主义势力发生尖锐的冲突。现在他只有在社会党人和工会的支持下才能取胜，而对于他们，他一直是怀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轻蔑态度的。他在同他的总理的来往中油然产生了一种明显的冷淡态度，而在不久之前，他还说过勃鲁宁是「俾斯麦以来最杰出的总理」。

把勃鲁宁捧上总理一职的那位将军也对他冷淡起来。在施莱彻尔看来，这个严峻古板的天主教领袖实在令人失望。他成了共和国最不得人心的一位总理。他在国内无法争取到多数的支持，他未能使纳粹党人就范，也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他弄糟了兴登堡的连任问题。因此，他必须下台，也许施莱彻尔的尊敬的老上司格罗讷将军也应该同他一起下台，格罗讷将军对于施莱彻尔肚中将来的打算似乎一点也不能体会。不过，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并不真的着急。勃鲁宁和格罗讷是政府中的两个有势力人物，在兴登堡重新当选以前，必须继续执政；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位老元帅可能当选不了。而在选举以后，他们的用处也就完了。



<h3 id = "ncx3_2_1">一 希持勒与兴登堡对垒</h3>

在阿道夫·希特勒的一生中，当他必须作出困难的决定的时候，他曾经有好几次似乎拿不定主意。目前这一次就是其中的一次。他在一九三二年一月面临的问题是：究竟竞选总统，还是不竞选总统？兴登堡似乎是不可战胜的。

这个神话式的英雄不但受到许多右翼势力的支持，而且也受到民主党派的支持，后者在一九二五年选举中还是反对他的，但是现在却把他看成是共和国的救星。同这位陆军元帅竞选而被击败——他几乎肯定是会被击败的——这不是要把纳粹党自从一九三○年全国选举取得大胜以来在一次接着一次的邦选举中逐渐造成的不可战胜的名誉付诸东流吗？然而，要是不参加竞选的话，那又岂不是自认软弱，那岂不是表明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快要取得政权这一点缺乏信心吗？除此之外，还有一层考虑。希特勒当时甚至还没有资格参加竞选，因为他不是德国公民。

约瑟夫·戈培尔力促他宣布参加竞选。一月十九日，他们两人连袂去慕尼黑，那天晚上，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记道：「与元首讨论了总统职位问题。还未作出决定。我竭力主张他自己参加竞选。」在下一个月内戈培尔的日记中反映了希特勒思想的起伏不定的情况。一月三十一日：「元首将在星期三作出决定。这一点无可再怀疑了。」二月二日，看来他已作出了决定。戈培尔记道：「他决定亲自参加竞选。」但是戈培尔又说，在没有知道社会民主党的行动以前，这项决定暂不公布。次日，党的领袖们在慕尼黑集合，听希特勒宣布决定。「他们白等了一场，」戈培尔嘟囔说。「每个人，」他补充说，「都很紧张不安。」那天晚上，这个身材矮小的宣传头子自己去散心了，他偷偷地溜出去看了一部葛丽泰·嘉宝的影片，颇受这个「现在活在人世的最伟大的女演员」的「感动」。那天深夜，「一些党内老同志来见我。他们对于至今没有作出决定感到沮丧。他们担心元首等待得太长久了」。

希特勒可能等待得太长久了，但是他对最后胜利的信心却并未动摇。据戈培尔的日记的记载，有一天晚上在慕尼黑，元首就戈培尔在第三帝国担任什么职务问题，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戈培尔说，元首已经为他考虑设立一个「国民教育部，处理电影、电台、艺术、文化和宣传事务」。另一天晚上，希特勒就「大规模重建国都」的计划，同他的建筑师特罗斯特教授进行了一次长谈。戈培尔并且补充说：「元首早已拟好了他的计划。他的说话、行动、感觉，都好像我们已经执政了一样。」

但是，他的说话还不像他很想同兴登堡打对台参加竞选。二月九日，戈培尔记载道：「元首已回柏林。关于总统选举问题，在西泽霍夫饭店又举行了辩论。什么都悬而未决。」三天以后，戈培尔同元首算了一下他估计将得到的票数。「这是冒险的事，」他说，「但是必须冒一下险。」希特勒又去慕尼黑作进一步的考虑。

最后，他的主意是由兴登堡来帮助他拿定的。二月十五日，年迈的总统正式宣布参加竞选。戈培尔很高兴。「现在我们可以自由行动了。现在我们不再需要隐藏我们的决定了。」但是希特勒却把他的决定隐藏到二月二十二日。那一天在西泽霍夫饭店举行的会议上，「元首准许我，」戈培尔兴高采烈地说，「在今天晚上在体育馆宣布他参加竞选。」

这次竞选运动是一场激烈而又混乱的竞选运动。戈培尔在国会中攻击兴登堡是「逃兵的党的候选人」，因为这样侮辱总统而被逐出国会。在柏林，原来在一九二五年选举中支持兴登堡的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日报》现在转过来激烈攻击他。这家报纸宣称：「目前的问题是：里通外国的叛徒和主和非战的猪猡在兴登堡的赞许下是不是要给德国带来最后的毁灭。」

在激烈的竞选所造成的一片混乱中，一切原来的阶级和党派界线都打乱了。支持兴登堡这个新教徒、普鲁士人、保守派、保皇派的，是社会党人、工会、勃鲁宁的中央党的天主教徒和自由民主的中产阶级政党的残余分子。支持希特勒这个天主教徒、奥地利人、前流浪汉、「国家社会主义者」、下层中产阶级群众的领袖的，除了他自己的党徒以外，还有北方上层阶级新教徒、保守的容克地主和一些保皇派，其中在最后一分钟还包括前皇太子。局面由于另外还有两个候选人参加竞选而更加混乱。这两个候选人都没有希望取胜，但是都可能获得足够的选票来妨碍两个主要竞选者取得当选所必要的绝对多数。民族党提出了钢盔队的第二号人物（兴登堡是其名誉队长）西奥多·杜施特堡为总统候选人。他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前陆军中校，使纳粹党人高兴的是，他们不久发现他是一个犹太人的曾孙。共产党攻击社会民主党支持兴登堡，「背叛了工人阶级」，因此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共产党领袖恩斯特·台尔曼。共产党根据莫斯科的命令，不惜帮纳粹党人的忙，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竞选运动还没有开始，希特勒就解决了他的国籍问题。在二月二十五日宣布，不伦瑞克邦内政部长，一个纳粹党人，任命了希特勒先生为该邦驻柏林公使馆的随员。通过这种滑稽戏式的手段，这个纳粹党领袖就当然成了不伦瑞克的公民，因而也是德国的公民，因而就有资格竞选德国总统。轻易地克服了这个小障碍以后，希特勒就全力投入竞选运动，周游全国，在好几十次的群众大会上向大批群众演讲，把他们驱入狂热的状态。党的另外两位演讲家戈培尔和施特拉塞也安排了类似的日程。不仅如此，他们还进行了一次德国历史上从未见过的宣传运动。他们在大小城市的墙上贴了一百万张彩色的大字招贴画，散发了八百万本小册子和一二○○万份党报特刊，一天之内举行了三千个大会，而且在德国选举中第一次充分利用了电影和唱片，唱片是在安了扩音器和喇叭的卡车上巡回放送的。

勃鲁宁也日夜不停地工作，争取年迈的总统当选。这个一向待人公平的人这一次却毫不客气，把政府控制的电台的全部广播时间都保留给自己的一方面使用，这一着可气坏了希特勒。兴登堡只讲了一次话，是在投票前夕三月十日的一次录音广播。这次讲话颇为尊严，是这次竞选运动中少数几次尊严的讲话之一，它很起作用。

如果选举一个代表片面的极端派观点的党人，这将使祖国发生严重的混乱和不安，其后果是无法估计的。因为他必然会遭到大多数人民的反对。我为责任所驱，必须防止这种人当选——如果我竞选失败，我至少可以免于这种指责：在危机的时刻，我自动懈怠了职责——凡是不愿投我票的人，我并不要求他们的选票。

投他的票的人比所需要的绝对多数尚少．四％。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三日选举结束时，结果是：

兴登堡十八亿六千五百一十四万九千七百四十九．六％

希特勒十一亿三千三百九十四万四千六百三十．一％

台尔曼四亿九千八百三十三万四千一百一十三．二％

杜施特堡二千五百五十七万七千二百九十六．八％

对于双方来说，票数都是令人失望的。老总统比纳粹党煽动家多了七百多万张选票，但是尚差一点点而没有能够赢得必要的绝对多数。这就必须举行第二次选举，在第二次选举中，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可以当选。比起一九三○年的选举来，希特勒已使纳粹党多得了近五百万张选票——大约多八十六％——但是他落在兴登堡后面还很远。揭晓那天晚上，戈培尔柏林寓所中笼罩着一片绝望沮丧的气氛，当时有许多纳粹党领袖聚在那里听收音机中关于选举结果的报导。「我们被打败了；可怕的前途，」戈培尔那天晚上在日记中写道，「党内圈子里的人都极感失望和沮丧——只有靠出奇的办法，我们才能拯救自己」。

但是在第二天早晨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希特勒宣布：「第一次竞选运动结束了。第二次在今天开始。在这次竞选中，我必将领先。」说真的，他一如以往地那样努力竞选。他租了一架容克式客机，从德国这一头飞到那一头——在当时竞选中这是一个新花样——一天在三四个城市中的大会上讲话。他很狡猾地改变了策略以便赢得更多选票。在第一次竞选中，他大谈其人民的苦难，共和国的无能。现在，他描绘了一幅如果他当选每个德国人将能享有的幸福的图景：工人有工做，农民的农产品可售得高价，工商业者有更多的生意，军国主义者可以建立一支大军队。在柏林游乐公园的一次演说中，他竟保证：「在第三帝国中，每一个德国女郎都可以找到丈夫！」民族党的杜施特堡退出了竞选，要求支持者投希特勒的票。甚至放荡不羁的前皇太子腓德烈·威廉也表示支持，他宣布：「我将投票赞成希特勒。」第二次竞选的日子一九三二年四月十日是个阴沉多雨的日子，那天投票的选民少了一百万人。当天深晚宣布的结果是：

兴登堡十九亿三千五百九十九万八千三百五十三％

希特勒十三亿四千一百八十五万四千七百三十六．八％

台尔曼三亿七千零六十七万五千九百一十．二％

虽然希特勒的票数增加了二百万，而兴登堡只增加了一百万，但总统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绝对的多数。这样，一半以上的德国人表示他们拥护民主共和国；他们肯定地反对不论左右的极端派。至少他们是这么想的。

这个结果很值得希特勒本人玩味。他取得了很突出的成绩。在两年之内，他使纳粹党的选票翻了一番。但是他仍旧没有取得多数——和他所追求的政权。他在这条路上是否已经走到尽头了？在四月十日选举后党内举行的会议上，施特拉塞坦率地认为，希特勒的处境确是如此。施特拉塞要求同那些当权的人：同总统、同勃鲁宁和格罗讷将军的政府、同陆军妥协。希特勒虽然不信任他的这个主要助手，却不反对他的意见，他没有忘记他在维也纳时代取得的一个教训：要取得政权，你必须赢得一些既有的「有势力机构」的支持。

但是在他还没有打定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主意以前，这些「有势力机构」之一，也就是共和国政府却给了他一个打击。

一年多以来，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都开始掌握一些文件，这些文件表明，纳粹党的一些高级领袖，特别是冲锋队的一些头子，准备用暴力接管德国，实行恐怖统治。在第一次总统选举前夕，队员已达四十万人的冲锋队被充分动员了起来，在柏林周围布置了一道警戒线。虽然冲锋队头子罗姆上尉向冯·施莱彻尔将军保证，这仅仅是「预防」措施，但是普鲁士警察在柏林纳粹党总部抄获了文件，其中清楚地表明，冲锋队确是打算在次日晚上实行政变的，如果希特勒当选总统的话——这是罗姆的心意。戈培尔三月十一日晚上的日记证实了确有其事在酝酿中。「同冲锋队和党卫队队长们讨论了指示。到处都深感不安。政变这个字眼在流传着。」

因而全国政府和各邦政府都警惕起来。四月五日，以普鲁士和巴伐利亚这两个大邦为首的好几个邦的代表要求中央政府取缔冲锋队，要不然，它们就在各自的境内取缔它。当时总理勃鲁宁为了选举事宜不在柏林，但是以内政兼国防部长身份接见他们的格罗讷将军答应，一俟勃鲁宁回京，立即采取行动。勃鲁宁回来的日期是四月十日，即第二次选举那一天。勃鲁宁和格罗讷认为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取缔冲锋队。因为这样就会消除内战的威胁，也可能是预告希特勒在德国政治中作为重要因素的末日的来临。由于确信兴登堡可以得到绝对多数当选总统，他们更是认为，这是选民们给他们的委托，要他们保护共和国，对付纳粹党要用暴力加以推翻的威胁。以暴力对付暴力的时机已经来到。此外，除非他们采取果断措施，否则，政府将失去社会党和工会的支持，而它们为兴登堡提供了大多数选票，而且是勃鲁宁政府继续得以维持的主要依靠。

内阁在四月十日开会，当时选举还未结束。会上决定立即取缔希特勒的私人军队。要兴登堡在这项命令上签字，曾有一些困难，因为当初赞成这项命令的施莱彻尔开始在总统耳旁低语，促使他反对。但是他最后还是在四月十三日在命令上签了字，命令遂于四月十四日公布。

这个打击使纳粹党人目瞪口呆。罗姆和党内一些容易冲动的人主张违抗这项命令。但是比他的部下精明狡猾的希特勒却决定必须服从这项命令。现在还不是举行武装叛乱的时候。此外，他还得到了有关施莱彻尔的态度的颇有意思的消息。戈培尔在四月十四日那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获知，施莱彻尔不赞成格罗讷的行动——」后来又写道：「——接到一位著名太太的电话，她是施莱彻尔将军的好朋友。她说将军打算辞职。」

戈培尔对此很感兴趣，但是抱有怀疑。他说：「这也许仅仅是一种策略。」这个诡计多端、热中政治的将军是什么背信弃义的勾当都干得出来的，但是其寡廉鲜耻的程度，不论戈培尔也好，希特勒也好，或是任何人也好，都是一点底也没有摸到的，至于勃鲁宁，肯定也是没有摸到底的，格罗讷就更不用说了，虽然施莱彻尔在军队中和政府中的迅速升迁完全是靠格罗讷的提拔。不过，他们很快就会摸到了。

甚至在取缔冲锋队的禁令还没有宣布之前，施莱彻尔把意志软弱的国防军司令冯·哈麦施坦因将军争取过来以后，就已经秘密通知七个军区司令：陆军不同意这项命令。其次，他又劝说兴登堡在四月十六日写了一封故意找岔子的信给格罗讷，问他为什么不把社会民主党的准军事组织国旗队同冲锋队一起取缔。施莱彻尔还进一步采取了一个行动来破坏他上司的地位。他主使了一场恶意的宣传，诬蔑格罗讷将军，散布谣言说格罗讷将军病得很重，不能继续任职；说他已信了马克思主义，甚至和平主义；宣称国防部长玷污了陆军的名誉，因为他最近结婚不到五个月就生了个孩子——他还告诉兴登堡，在陆军圈子里，这个孩子的外号叫「诺尔米」，这是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飞快的芬兰赛跑选手的名字。

与此同时，施莱彻尔恢复了他同冲锋队的联系。他同冲锋队头子罗姆和柏林冲锋队长冯·赫尔道夫伯爵都举行了会谈。戈培尔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施莱彻尔通知赫尔道夫，他「想改弦易辙」。两天以后，施莱彻尔见了希特勒，据戈培尔的记载，「会谈进行得很顺利」。

即使在玩弄权术的这个阶段，已经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在一个问题上，罗姆和施莱彻尔背着希特勒在搞阴谋。他们两个人都希望把冲锋队并入陆军，作为一种民兵，但是元首坚决反对。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时常同他的冲锋队参谋长发生争吵，后者把冲锋队看作是加强国家的潜在军事力量，而希特勒却认为冲锋队是一种纯政治力量，一种在街头殴打政敌、制造恐怖，在党内保持政治热情的队伍。但是施莱彻尔同纳粹党领袖们会谈时，心中却另有打算。他想使冲锋队归属于陆军，这样他就能够加以控制。但是他也希望希特勒这个唯一有群众拥护的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参加政府，这样他也就能够控制他了。取缔冲锋队的禁令妨碍了这两个目标的实现。

到一九三二年五月第一个星期结束的时候，施莱彻尔的阴谋达到了一个高潮。戈培尔在五月四日的日记上写道：「希特勒的地雷快要爆炸了。格罗讷首先得下台，其次是勃鲁宁。」五月八日，戈培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希特勒「同施莱彻尔将军和接近总统的一些先生举行了一次有决定意义的会谈。一切都很顺利。勃鲁宁将在数天内下台。总统将撤回对他的信任」。他接着概述了施莱彻尔和总统亲信同希特勒密谋的计划：先解散国会，然后成立总统内阁，取消对冲锋队和纳粹党的一切禁令。戈培尔又说，为了避免勃鲁宁生疑，希特勒暂时离开柏林。那天晚上，他陪他的领袖到了梅克伦堡，当真藏匿了起来。

在纳粹党看来，总统内阁只不过是「暂时」的安排，这一点是戈培尔在第二天的日记中说的，他说，这样一种「毫无特色的『过渡政府』将为我们扫清道路。这个政府越软弱，我们越是容易搞掉它」。当然，施菜彻尔的看法可不是这样，他已经在梦想组织一个新政府，这个政府在宪法修改以前可以不受议会的约束，而他自己又能加以任意支配，很明显，他和希特勒都以为自己能够制胜对方。不过在当时，他却有一张好牌在手。他可以向年迈力衰的总统保证，他能够提供勃鲁宁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一个得到希待勒的支持而又没有非得让这个狂热的煽动家参加不可的这种不方便。

这样，一切都准备妥当了，在五月十日那一天，也就是施莱彻尔同希特勒和兴登堡周围人物会谈后两天，他采取了行动。动手的地方是国会。格罗讷将军站起来为取缔冲锋队的行动辩护，马上受到了戈林的猛烈攻击。这位身患糖尿病的国防部长，对于施莱彻尔的阴谋诡计深感失望，他尽管竭力为自己辩护，但是，在纳粹党议员连珠炮般的辱骂前面，他没有还手之力。在精疲力竭、丢脸伤心之余，他正要退席而去，不料却面对面地碰上了冯·施莱彻尔将军，后者冷冰冰地告诉他，他「已不再享有陆军的信任，必须辞职」。

格罗讷向兴登堡求救。他曾经两次在关键时刻为兴登堡解过围——并且代兴登堡受过：一次是在一九一八年，代表兴登堡要德皇退位；一次是在一九一九年，又代表兴登堡告诉共和国政府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但是老元帅这次却回答说，他「感到很遗憾」，对这件事情无能为力，原来兴登堡对于欠了这个比他年轻的军官人情这一点，心中一直是不痛快的。五月十三日，格罗讷失望之余，悻然辞职。那天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记道：「从施莱彻尔将军那里得到消息。一切按计划进行，」

计划的下一步是要开勃鲁宁的刀，过不了多久，这个诡计多端的将军就有了下手的机会。格罗讷的下台，对于摇摇欲坠的共和国来说是个很严重的打击，在军人中间，几乎只有他一个人曾经能干地和忠心耿耿地为共和国效劳过，陆军里也没有一个具有他那样声望和忠心的人可以代替他。但是，顽强的、努力活动的勃鲁宁仍是一个势力。他已经为兴登堡的连任，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也就是为共和国的继续存在，争取到了大多数德国人的支持。在外交政策方面，关于取消赔款和德国重整军备的平等权利这两个问题上，他似乎正处于取得惊人成功的前夕。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这位总理为了要使兴登堡竞选连任而作出的超人的努力，老总统不但不表感谢，反而报之以特别冷淡的态度。当勃鲁宁建议由国家付出优厚的赔偿后接管东普鲁士某些破产的容克庄园、把它们分配给无地农民的时候，兴登堡的态度就更加冷淡了。五月间，兴登堡去纽台克度复活节假期。纽台克是一个在东普鲁士的庄园，是那些容克在工业家出钱资助下送给兴登堡的八十岁寿礼。他在那里的时候，他的贵族邻居趁此机会在他耳旁进了馋言，要求撤换这个被他们现在称为「农业布尔什维主义者」的总理。

纳粹党人比勃鲁宁自己还早就知道这位总理即将下台，这无疑是通过施莱彻尔的途径。五月十八日，戈培尔从慕尼黑回到柏林，注意到「复活节气象」依然未消，便在日记中写道：「只有对勃鲁宁一个人，冬天似乎已经来临。可笑的是，他自己还不知道。他找不到人参加他的内阁。耗子都离开了快要沉没的船。」但是，这样说也许要更确切些，那就是：带头的那只耗子，并没有离开这只要沉的船——国家，不过是在准备为它找个新船长。第二天戈培尔记载道：「施莱彻尔将军拒绝继掌国防部。」这话不错，但是不够精确。勃鲁宁在责备施莱彻尔搞垮格罗讷以后的确曾经请过施莱彻尔出任国防部长。施莱彻尔的答复是：「我愿意出任，但是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五月十九日戈培尔的日记记道：「施菜彻尔那里来的消息。部长名单已经拟定，在过渡时期，这并不太重要。」这样，至少比勃鲁宁早一个星期，纳粹党已经知道要把他干掉了。五月二十九日是星期日，兴登堡召见了勃鲁宁，猝然要他辞职。第二天，勃鲁宁就向他递了辞呈。

施莱彻尔胜利了。但是倒下去的不仅是勃鲁宁；民主共和国和他一起倒了下去，虽然临死的痛苦还要延续八个月，最后才加一枪送命。对于共和国的死亡，勃鲁宁的责任是不小的。他虽然从内心来说是个民主派，但是他却听人摆布，终于在任期的大部分时间中不得不靠总统的紧急法令来行使政府职权，而没有取得议会的同意。采取这种步骤，的确也是出于不得已，这完全是政客们的目光短浅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虽然在五月十二日的时候，他还能够为他的财政法案在国会中赢得一次信任票。但是在议会不能同意的问题上，他就不得不依靠总统的支持来维持统治。现在，这种支持已经收回去了。从现在开始，从一九三二年六月到一九三三年一月，这种支持将给予两个比较次要的人物，这两个人物虽然不是纳粹党人，却一点也不想维护民主共和国，至少是不想维护按目前方式组织的民主共和国。

德国的政治权力现在不再像共和国成立以后那样存在于人民和表达人民意志的机构——国会手里，它现在集中在一个年达八十五岁高龄的衰老的总统和他周围一些思想浅薄、野心勃勃的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却左右着他那衰朽倦怠、神思恍馏的精神。这一点，希特勒看得很清楚，这也适合他的目标。他要在议会中赢得多数，看来是极其不可能的。兴登堡的新态度给了他可以取得政权的唯一机会。当然，还不是在目前，但是也不用太久了。

他从奥耳登堡匆匆赶回柏林（在奥耳登堡，纳粹党在五月二十九日地方议会的选举中赢得了绝对的多数）。第二天，兴登堡接见了他，证实了这个纳粹党领袖事前在五月八日同施菜彻尔秘密商定的交易中的几点：取消对冲锋队的禁令、组织由兴登堡自择人选的总统内阁、解散国会。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愿不愿意支持新政府？兴登堡这么问他。希特勒回答说，他愿意支持。那天（五月三十日）晚上，戈培尔的日记说：「希特勒同总统的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提到冯·巴本为总理人选。但是我们对此不感兴趣。重要的是，国会解散了。选举！选举！直接诉诸人民！我们都很高兴。」



<h3 id = "ncx3_2_2">二 弗朗兹·冯·巴本的大失败</h3>

现在舞台的中心暂时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和滑稽可笑的人物。由冯·施莱彻尔将军推荐给八十多岁总统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受命出任德国总理的人是五十三岁的弗朗兹·冯·巴本，他是威斯特伐利亚一家没落的贵族的后裔，曾在参谋总部供职，是个跑马能手，但在政治上却是个不成功的天主教中央党外行政客。他靠了裙带关系，成了一个富有的工业家，在社会上无藉藉名，只是有一次在任驻华盛顿武官时因参与策划炸毁当时尚守中立的美国的桥梁和铁路这种破坏活动而被驱逐出境。

「总统的选择使人感到不可置信，」法国驻柏林大使写道，「凡是听到这个消息的人，莫不感到好笑，有的吃吃偷笑，有的捧腹大笑，因为巴本的特色是，不论友与敌，无人把他当作一回事——他以肤浅愚蠢、虚伪狡猾、爱好虚荣、野心勃勃的一个阴谋家著称。」弗朗索瓦一庞赛的描写绝无夸大。而兴登堡在施莱彻尔的唆使下竟然把在挣扎中的共和国的命运交托给这样一个人。

巴本毫无任何政治后台。他甚至还不是个国会议员，他在政治方面最高的履历是曾任普鲁士邦议会议员。巴本被任命为总理后，他所属的中央党激于他背叛该党领袖勃鲁宁，一致把他开除出党。但是总统叮嘱他组织一个超党派政府，而这件事是他能够马上做到的，因为施莱彻尔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张部长名单。这张名单后来就以「男爵内阁」著称。其中五个部长是贵族，两个是大公司董事，一个是啤酒馆政变前后动乱时代巴伐利亚政府内庇护希特勒的人，名叫弗朗兹·古特纳，他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冯·施菜彻尔被兴登堡所迫，不得不从他喜爱的幕后地位走出来，出任国防部长。全国大部分人民都把「男爵内阁」当作一场笑话，虽然有些阁员如冯·牛赖特男爵、冯·艾尔茨一鲁本那赫男爵、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和古特纳博士的政治寿命很长，一直到第三帝国时期开始后很久，他们还留在各自的职位上。

巴本的第一个行动是履行施莱彻尔与希特勒的协议。六月四日，他解散了国会，决定在七月三十一日举行新选举。在多疑的纳粹党催促了几次后，他在六月十五日取消了对冲锋队的禁令。接着马上发生了甚至德国在过去也从未有过的一阵政治暴行和谋杀的浪潮。冲锋队员涌到街上去寻衅闹事，他们的挑战常常受到应战，特别是受到共产党的应战。仅仅在普鲁士一邦，从六月一日到二十日，街头就发生了四百六十一起斗殴，死了八十二人，重伤四百人。在七月间，在殴斗中死亡的共有八十六人，其中三十八人是纳粹党人，三十人是共产党人。七月十日星期日这一天，街头被殴致死者有十八人，下一个星期日，纳粹党人在警察保护下，在汉堡工人阶级郊区阿尔托那举行游行，当时被打死的有十九人，受伤的二百八十五人。内战越来越恶化，各方面都要求男爵内阁设法制止这场内战。除了纳粹党和共产党以外，所有各党派都要求政府采取行动来恢复秩序。

对此，巴本做了两件事情作为答复。他禁止各党派在七月三十一日选举前十四天内举行游行。其次，他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目的不仅要抚慰纳粹党人，而且要摧毁民主共和国残余的支柱之一。他在七月二十日撤除了普鲁士政府，自任为普鲁士国家长官。这是走向他企图在整个德国建立的那种极权主义政府的一个大胆步骤。巴本的借口是，阿尔托那暴乱证明普鲁士政府无力维持治安。他并且根据施莱彻尔临时拼凑的「证据」，指责普鲁士当局与共产党人共谋。当社会民主党的部长们表示除非使用武力就拒绝离职的时候，巴本就很乐意地使用了武力。

柏林宣布了戒严令，当地的国防军司令冯·伦斯德将军派了一个中尉和十几个士兵，去进行了一些必要的逮捕。这件事情没有逃过取得联邦政权的右派人物的注意，也没有逃过希特勒的注意。现在已不再有必要担心左派势力或者甚至民主的中间派势力会对推翻民主制度的尝试进行认真的抵抗了。一九二○年时，一次总罢工曾拯救了共和国，使之免于推翻。现在工会领袖和社会民主党人中间又讨论了这样一种措施，但是结果却认为太危险而被放弃了。因此，巴本把合乎宪法的普鲁士政府撤换以后，给魏玛共和国的棺材又钉上了一个钉子。而这一次只用了一个班的士兵就做到了——他就是这样吹嘘的。

至于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决心要推翻的不仅是共和国，而且还有巴本和他的男爵们。戈培尔在他六月五日的日记中表示了这个目标：「我们必须尽早同这个资产阶级过渡政府脱离关系。」巴本在六月九日第一次会见希特勒，当时这个纳粹党领袖告诉他：「我认为你的内阁只是一种暂时的解决办法，我将继续努力使我的党成为全国最大的政党。到了那个时候，总理一职就非我莫属了。」

七月三十一日的国会选举是德国在五个月以内举行的第三次全国性选举。但是纳粹党人非但对这种紧张的竞选活动一点也不感到厌倦，反而比往常更加狂热和卖力地投了进去。尽管希特勒向兴登堡保证，纳粹党将支持巴本政府，戈培尔却对内政部长进行了尖锐的攻击，而且早在七月九日，希特勒就去见了施莱彻尔，对政府的各项政策表示极为不满。从希特勒公开出现场合的群众人数来看，显然，纳粹党的势力有了增长。在七月二十七日那天，他就在勃兰登堡向六万人讲了话，接着在波茨坦向几乎同样多的人讲了话，晚上又在柏林格鲁纳瓦尔德大运动场向十二万人讲了话，场外还有十万人从扩音器听了他的讲话。

在七月三十一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党取得了大胜，一共获得一千三百七十四．五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占二百三十席，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虽然在六百零八个席位的国会中，仍远远不足构成多数。社会民主党无疑是由于他们的领袖在普鲁士的胆小怕事的表现，丧失了十个席位，只有一百三十三个席位。工人阶级转向共产党一边，他们增加了十二个席位，在国会中共占八十九个席位，成了第三大党。天主教中央党也稍许增加了力量，从六十八个席位增加到七十三个席位，但其他中产阶级政党，甚至休根堡的德意志民族党——在选举中支持巴本的唯一政党——却居极少数地位。显然，除了天主教徒以外，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都转向了纳粹党。

八月二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附近的特格恩西湖同他党内的领袖们开会，估计他的胜利，自从两年前上一次国会选举以来，国家社会党增加了七百万张选票，在国会中的代表从一百零七人增加到二百三十人。而如果从一九二八年选举开始计算，这四年来纳粹党的选票增加了一三○○万张左右。但是要取得政权所必需的多数，希特勒还是没有得到。他在全部票数中只赢得了三十七％。大多数德国人仍旧反对他。

他同助手们一直讨论到深夜。戈培尔在八月二日的日记中记载了讨论的结果：「元首面临着困难的决定。走合法途径？还是同中央党合作？」同中央党合作，纳粹党就能在国会中取得多数。但是在戈培尔看来，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他记道：「元首（仍然）没有作出最后决定。局势还需要过一些时候才能成熟。」

但是不用很多时候。尽管希特勒所取得的胜利还谈不上是决定性的胜利，但是在这种胜利的刺激下，希特勒还是忍耐不住。他在八月四日赶到柏林，不是去见冯·巴本总理，而是去见冯·施莱彻尔将军，据戈培尔记载，是去「提出他的要求」。他并且说，「这些要求不会太低。」八月五日，在柏林附近的弗尔施登堡兵营，希特勒向冯·施莱彻尔将军提出了他的条件：给他本人的是总理职位，给他的党的是普鲁士总理职位、联邦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内政部、联邦政府的司法部、经济部、航空部，以及给戈培尔设的一项新职务——国民教育与宣传部。为了给施莱彻尔一点甜头，希特勒答应把国防部给他。此外，希特勒说，他将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授权他在一个规定的期限内凭特别命令行使政府职权，如果国会拒绝，就把国会「送回老家」。

希特勒在会见后深信，他已经把施莱彻尔拉了过来，赞成他的计划，于是高高兴兴地赶回他在上萨尔斯堡的避暑山庄。戈培尔对反对者总是不放心的，而对这个政客将军总是心怀疑惧，不是这么满有把握。他在听到了元首关于同施莱彻尔会谈的乐观报告后，在八月六日的日记中记道：「对于未来的事情，最好采取怀疑的态度。」不过，在一件事情上，戈培尔是有把握的：「我们一旦取得了政权，就决不放弃。他们除非把我们的尸体抬出政府各部。」

事情并不像希特勒所想象的那么顺利。八月八日，戈培尔写道：「柏林来了电话。尽是谣言。全党进入准备状态，以便接管政权。冲锋队员们都离开原来工作岗位，进行准备，党的领袖们在准备这伟大时刻的来到。如果一切顺利，那就太好了。否则，就会有可怕的挫折。」第二天，施特拉塞、弗立克和丰克来到上萨尔斯堡，带来了并不十分令人鼓舞的消息。施莱彻尔像条蛆虫一样，又转了方向。他现在坚持；如果希特勒当总理，必须在取得国会同意的情况下行使政府职权。丰克报告说，他的企业界朋友，对于纳粹党执政的前途感到担忧。沙赫特给他一个口信，证实了这一点。最后，这三个人告诉希特勒说，威廉街方面担心纳粹发动政变。

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第二天，八月十日，戈培尔获悉，在柏林，冲锋队已处于「一种武装准备状态——冲锋队包围了柏林，力量越来越大——对于这一点，威廉街方面感到紧张不安。然而这正是我们动员的目的」。第二天，元首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他乘汽车去柏林。戈培尔说，他到那里「不会露面」，但是另外一方面，一有召唤，他随时都有准备。结果没有人召唤他，他只好自己求见总统。但在见总统之前，他先得见施莱彻尔和巴本。这次会谈是在八月十三日中午举行的。经过极为激烈。施莱彻尔已经偷偷地离开了他在一个星期前的原来的立场。他现在支持巴本，认为希特勒至多只能盼望一个副总理的职位。希特勒大为震怒。他非当总理不可，否则就不参加政府。巴本说，他得让兴登堡来作「最后决定」，这样就结束了会谈。

希特勒悻悻然回到附近的西泽霍夫饭店休息。下午三点钟时，总统府来了电话。有人——从戈培尔日记来看，大概是他——接了电话问道：「是不是已经作出了决定？如果是那样，请希特勒去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对方告诉这个纳粹党人说，总统「希望先跟希特勒谈一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