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二五年一直到一九二九年发生经济恐慌，这几年是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运动时运不佳的几年。但是，他仍不屈不挠，从来没有丧失过希望和信心，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尽管他的性格容易激动，常常因此发出歇斯底里的狂言乱语，但是他却有耐心等待，而且他也很精明，认识到这些年代中笼罩着德国的物质繁荣的气候和安定宽舒的感觉是不适宜于实现他的目标的。
但是，他相信好景不长。他说过，就德国而论，这种好日子所依靠的不是德国本身的力量，而是别人的力量——尤其是美国的力量，德国的繁荣正是从美国的充裕的金库中借来了大量的贷款后造成和维持的。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年之间，德国借了大约七十亿美元外债，其中大多数借自美国的投资人，后者很少考虑到德国最后靠什么还债。关于这一点，德国人考虑得更少。
共和国借了外债，用来偿付战争赔款和扩大它约庞大的社会服务，这种社会服务成了全世界的典范。各邦，各大小城市也借了外债，不仅从事必要的建设，也从事飞机场、戏院、运动场、豪华的游泳池的建筑。在通货膨胀期间轻易偿清了债务的工业部门，也借了数以十亿计的外债来更新装备和把生产过程合理化。工业产量于一九二三年跌到一九一三年的五十五%，到一九二七年增加到一百二十二%。失业人数在一九二八年是战后第一次跌到了百万以下——六十五万人。那一年零售额较一九二五年增加了二十%，次年实际工资达到了比四年前高十%的数字。下层中产阶级，也就是希特勒要从那里得到群众支持的千百万小店主和低薪阶层，在这次普遍繁荣中也分得了一杯羹。
我个人对德国的了解也是在这些日子里开始的，我当时驻在巴黎，偶尔也去伦敦；当时美国正处在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治下的令人难以置信的自满和空虚的时代，对于一个能够逃避这种环境而感到欣喜的美国青年来说，这两个首都固然有其令人神往之处，但是同柏林和慕尼黑相比，就不免略为逊色了。当时德国正处在沸腾的气氛之中。那里的生活似乎比我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生活更加自由，更加现代化，更加令人兴奋。没有任何地方的艺术和文化生活有像德国那样活跃的。在当代写作、绘画、建筑、音乐和戏剧方面，新的潮流不断涌现，优秀人才辈出。到处都是青年人占上风。在人行道边的咖啡座上，在华丽的酒吧间里，在夏令营里，在莱因河上的汽船里，或者在烟雾腾腾的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你与青年人坐在一起，通宵达旦，无休无止地谈论着生活。他们是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崇拜阳光的一些人，他们对于生活充满了热情，一点没有忌讳和拘束。从前压制人的普鲁士精神似乎已经死了和埋葬了。你遇到的大多数德国人——政治家、作家、编辑、艺术家、教授、学生、企业家、劳工领袖——都使你认为他们是爱好民主，崇尚自由，甚至是主张非战的。
你很少听到人们谈到希特勒或纳粹党，除非是作为笑料——通常是在谈到当时已以啤酒馆政变闻名的那次事件的时候才提起的。在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那次选举中，在全部三一○○万张投的选票中，纳粹党只得了八十一万张，在国会四百九十一个席位中只占了十二个席位。保守的民族党也丧失了很多选票，从一九二四年的六百万张选票跌到了四百万张选票，议席从一百零三席减少到七十三席。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二八年选举中增加了一百二十五万张选票，总数达九百多万，在国会中占一百五十三个席位，一跃而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战争结束以后，经过了十年工夫，德意志共和国似乎终于站稳脚跟了。
在一九二八年那一年，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人数是十万八千人。数目虽少，却在慢慢增加。希特勒在一九二四年年底出狱后两星期，就马上去见巴伐利亚总理、天主教巴伐利亚人民党领导人海因里希·赫尔德博士。在希特勒保证以后行动一定要循规蹈距（他当时仍算是假释在外）之后，赫尔德撤销了对纳粹党及其报纸的取缔。「这头野兽已经制服了，」赫尔德对他的司法部长古特纳说，「我们现在不怕放松铁链了。」犯了这个致命的判断错误的德国政治家有不少，这个巴伐利亚总理是第一批（但绝不是最后一批）中间的一个。《人民观察家报》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复刊，发表了希特勒写的长篇社论，题目是《新的开端》。第二天，复活后的纳粹党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举行第一次群众集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讲，这个地方就是一年半以前在十一月九日早上他和他的忠实信徒出发举行他们归于惨败的游行的地方。这些信徒中间有很多人这一次没有在场。埃卡特和施勃纳——里希特已经死了。戈林在流亡中。鲁登道夫和罗姆已同元首决裂。罗森堡同施特莱彻和埃塞发生了内讧，心怀不满，有意避开。格利戈尔·施特拉塞也是如此。他同鲁登道夫在希特勒身系囹圄而纳粹党遭禁的时候曾经领导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希特勒请安东·德莱克斯勒主持这次集会，但是这个老锁匠、党的创始人叫他见鬼去。尽管如此，在啤酒馆里还是聚集了四千名左右的信徒，来听希特勒的演讲，他没有使他们失望。他像以前一样口若悬河，讲了两小时。在演讲结束时，群众掌声雷动。尽管有不少人开了小差，前途颇为黯淡，但是希特勒表明，他仍认为自己是党的独裁领袖。「我单独负责领导我们的运动，只要我单独负责一天，就没有人能对我强加条件，」他又补充说，「我再一次负起我们运动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全部责任。」
希特勒在去出席这次大会的时候，已经下定决心以后要实现两个目标。一个目标是要把全部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中。还有一个目标是要把纳粹党重新建设为一个只通过宪法手段攫取政权的政治组织。他还在监牢里的时候就把这种新策略解释给他的一个部下卡尔·卢台克听。「我恢复活动以后，必须采取新的方针。我们将不再企图通过武装政变来取得政权，而是要捏着鼻子进国会同天主教议员和马克思主义者议员打交道。哪怕在选票上要超过他们比在动武上压倒他们所花的时间更长，至少结果能够得到他们自己的宪法的保证。任何合法事情的过程总是缓慢的——迟早我们会得到多数选票——下一步就是得到德国了。」他在出了兰德斯堡监狱后即向巴伐利亚总理保证，从此以后，纳粹党将在宪法的体制内进行活动。
但是，二月二十七日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馆再次露面时，群众的热烈情绪还是使他感到飘飘然。他并没有怎么隐讳对国家的恫吓。除了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人以外，共和政体也是「敌人」。在发言结束时，他高呼：「我们的斗争只有两种可能的结局：不是敌人踩着我们的尸体过去，就是我们踩着敌人的尸体过去！」
根据这头「野兽」出狱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情况看来，他似乎一点也没有被「制服」。他虽然保证以后要循规蹈矩，但是还是以暴力来威吓国家。巴伐利亚政府立即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这次禁令的期限是两年。其他各邦也相继效法。对于一个靠三寸不烂之舌达到目前成就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的打击。一个被剥夺公开发言权利的希特勒就等于是一个失败了的希特勒，正如一个拳师在拳击场上被铐住了双手一样无能为力，至少大多数人是这样想的。
但是他们又弄错了。他们忘记了，希特勒除了是个演说家以外，还是一个组织家。他咽下这口不得在公开场合讲话的怒气，发愤从事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建设工作，把它组织成为一个德国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组织。他打算把它组织得像陆军一般——成为一个国中之国。第一项工作是吸收缴党费的党员。到一九二五年年底，党员人数仅为二万七千人。吸收新党员的工作进展很慢，但是每年都略有进展，一九二六年是四万九千人；一九二七年是七万二千人；一九二八年是十万八千人；一九二九年是十七万八千人。
而更重要的工作是建立一个复杂的党内机构，这个机构相当于德国政府的组织，也的确可以说相当于德国社会的组织。全国划分为若干区，其范围大致相当于德国国会原来的三十四个选区，每一个区有一个希特勒任命的区领袖。另外还有奥地利、但泽、萨尔、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等七个区。每个区又分为分区，由分区领袖领导。再底下的党内单位是分部，在城市里各分部又进一步分为街道支部和小组。
纳粹党的政治组织分为两个部，政治组织第一部负责对付和破坏政府，政治组织第二部负责建立一个国中之国。因此第二部下面设有农业、司法、国民经济、内政、劳工等部门，而且考虑到将来情况，还设有种族、文化、工程等部门。政治组织第一部设有外交、工会等部门，还没有一个全国新闻局。宣传部是个单独设立的复杂机构。
虽然党内一些粗人、街头殴斗和酒馆闹事的老手反对吸收妇女和儿童入党，希特勒还是很快地给妇女和儿童也设立了专门的组织。希特勒青年团吸收十五岁到十八岁的青年，他们有自己的文化、学校、新闻、宣传、「国防体育」等部门，十岁到十五岁的少年儿童则参加德国少年队。女孩子有德国少女队，妇女有国社党妇女会，学生、教员、公务员、医师、律师、法官都各有自己的组织，还有一个纳粹文化联盟来吸引知识分子和艺术家。
在经过了相当困难之后，冲锋队改组成为一种武装团体，拥有几十万队员，其任务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他政党的集会，和一般地恫吓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冲锋队的某些领袖也希望在希特勒上台以后以冲锋队来代替正规军的位置。为了准备这个前途，专门设立了一个办公室，由弗朗兹·里特·冯·埃普将军领导，名叫国防政治处。它所设立的五个部门分别负责国内外防御政策、国防部队、民防后备力量等等这样的问题。不过身穿褐衫的冲锋队自始至终不过是批杂七杂八的打手。它的许多高级领袖，以冲锋队头子罗姆为首，都是臭名远扬的有相公癖的人。慕尼黑冲锋队长埃德蒙·海因斯中尉不仅是个有相公癖的人，而且是个被判过刑的杀人凶犯。这两个人同其他几十个人都一直在发生争吵和内讧，其恶劣程度，只有患性变态病症和因而争风吃醋的人才做得出来。
为了要有一个比较可靠的武装团体，希特勒又建立了党卫队（S．S．），队员身穿黑色制服，与意大利法西斯分子相同，并且要他们特别宣誓效忠于他个人。起初，党卫队不过是元首的卫队。第一任队长是个名叫伯希托尔德的新闻记者。因为伯希托尔德喜欢在比较安静的《人民观察家报》编辑室，而不想玩当警察和当兵的游戏，希特勒让一个名叫埃哈德·海登的名气甚臭的前警察局密探代替了他。直到一九二九年，希特勒才找到了理想的党卫队头子，这是一个在慕尼黑附近瓦尔德特鲁德林村里以养鸡为生的农民，态度温文尔雅，人们常常把他弄错（本书作者第一次遇见他时也弄错了），以为他是个小地方的小学教员，此人名叫海因里希·希姆莱。希姆莱把党卫队接过手来时，一共只有二百名左右队员。到他结束他的党卫队工作时，党卫队已经统治了整个德国，而在整个欧洲德占区成了一个令人谈虎色变的可怕名称。
高居在这个错综复杂的党组织金字塔顶上的是阿道夫·希特勒本人，他的神气活现的头衔是Partei－und－Oberster－S．A．－Fuhrer，VorsitzenderderN．S．D．A．V．——可以译为「党和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主席」。直属于他的办公室的有全国指导处（Reichsleitung），组成人员是党的高级领袖和「全国司库」和「全国总务主任」这样有用的人员，在共和国最后几年里，你要是去拜访一下纳粹党设在慕尼黑的全国总部的宏伟的褐色大厦，你得到的印象便是，这里的确是一个国中之国的办公机关。毫无疑问，希特勒要别人得到的就是这样一个印象，因为这种印象有助于破坏他所试图推翻的那个实际的德意志国家在国内外所享有的信任。
但是希特勒一心所追求的东西要比造成一个印象重要得多。在他上台三年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九日晚上，他在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向「老战士」谈话时，解释了他要使党组织成为这样一个庞大的无所不包的组织的一个目标。「我们当时认识到，」他追述党在政变后进行改组的日子时说道，「推翻旧国家是不够的，必须在事前先建立起新国家，并且实际上就随时准备好——在一九三三年，问题已不再是用暴力行动来推翻国家的问题，在这期间，新国家已经建立起来，留下来要做的不过是摧毁旧国家的最后残余了——而这只要几个小时就行了。」
任何组织，不论多么完善，不论多么有效率，毕竟是由人组成的，而人不免会犯错误。在希特勒加强他的政党以便掌握德国的命运的那些年代里，他的一些主要助手使他伤透了脑筋，因为他们不仅相互之间经常发生争吵，就是同他也经常发生争吵。说也奇怪，他的本性是非常不能容人的，但是对于人性中间的一个方面——人的品行却特别能容忍。德国任何其他政党都没有像纳粹党那样吸收了这么多来历可疑的角色。我们已经谈到，各种各样的乌龟、屁精、杀人凶手、有相公癖者、酗酒滋事之徒、讹诈钱财的人都像飞鸟投林一般很自然地来投奔纳粹党。希特勒一点也不在乎，只要他们对他有一点用处。当他刚刚出狱时，他发现他们内讧甚烈，吵得不可开交，而那些像罗森堡和鲁登道夫那样比较正派和体面的领袖则要求把这些罪犯，特别是有相公癖者开除出党。关于这一要求，希特勒坦率地拒绝接受。他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人民观察家报》的社论《新的开端》中写道：「我认为，设法改进或者甚至熔合手头现成的人材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的任务。」
但是到一九二六年，纳粹党头目之间的相互攻击已经到了令人非常难堪的地步，希特勒不得已成立了一个党内法庭来解决这些攻击，防止他的同志把家丑外扬。这个机构名叫USCHLA，是Un－tersuchung－und－Schlichtungs－Ausschuss（调查解决委员会）的简称。第一任主席是退休将军海因曼，但是此公不能体会这个法庭的真正目的不是对被控犯有普通罪行的人宣布判决，而是遮盖掩饰这种罪行，务使党的纪律和元首的威信不致受到影响。因此这位将军不能不让位给一个比较能够体会这个目的的退伍军官瓦尔特·布赫少校。布赫有两名助手，一名是曾经担任希特勒卫士的前屠夫乌里希·格拉夫，另一名是一个年轻的纳粹党律师汉斯·弗朗克，关于此人的情况，我们在记述他在担任占领下的波兰的总督期间的血腥暴行时还要详细谈到。这里可以一提的是，他后来因此在纽伦堡上了绞刑架。由这三个人组成的司法机构完成工作的情况，使元首极感满意。要是党内有一个头目被控犯有极恶劣的罪行，布赫的回答必然是，「那又怎么着」？他要知道的只是，这一罪行是否影响党的纪律或触犯元首。
要使得纳粹党这些野心勃勃、竞争激烈的头目的行动不致逾越界限，仅仅这个党内法庭还是不够的，尽管它在许许多多案件上证明很有效。希特勒常常不得不亲自过问，这不仅是为了保持表面上的和谐，也是为了要防备自己的咽喉被人割断。
当他还在兰德斯堡饱尝铁窗风味的时候，一个名叫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的青年人在纳粹运动中突然抬了头。他的出身是个药剂师，他是巴伐利亚人，比希特勒年轻三岁；同希特勒一样，他也得到过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战争中从一个普通士兵提升为中尉军官。他在一九二○年加入纳粹党，不久就成了下巴伐利亚的纳粹党区领袖。他的躯干魁梧，精力过人，喜欢讲究吃喝。他慢慢成了一个有才能的演说家，主要是靠了他的突出的个性，而不是靠希特勒所具有的演讲天才。此外，他还是个天生的组织家。施特拉塞在精神上和思想上都是极其有独立性的，他拒绝向希特勒低头，也不肯认真对待这个奥地利人要在纳粹运动中成为绝对独裁者的要求。后来事实证明，对他自己来说，这是一个致命的障碍，正如他对国家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部分真正心向往之的热情成了他的一个致命障碍一样。
不顾在狱中的希特勒的反对，施特拉塞同鲁登道夫和罗森堡一起组织了一个纳粹党的Volkisch（人民）运动，参加一九二四年春天的邦和全国选举。在巴伐利亚，纳粹党得到了足够的选票，成了邦内第二大党；在德国，我们上面已经谈到，它在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称下得到了二百万张选票，在国会中得到了三十二个席位，其中一席即归施特拉塞。希特勒对于这个青年人的活动感到很不高兴，对他的成功尤其感到不高兴。而施特拉塞呢，他也不愿把希特勒当作至高无上的头子，因此在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在慕尼黑举行的恢复纳粹党的大会上，他有意避免出席。
希特勒认识到，如果他的运动要真正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必须在北方，在普鲁士，首先是在敌人的堡垒柏林也获得一个立足之地。在一九二四年的竞选中，施特拉塞曾在北方进行活动，同那里的艾尔布莱希特·冯·格拉弗和恩斯特·佐·勒文特罗伯爵领导的极端民族主义团体结了盟。因此，他在那里有个人的联系和一定的影响，而且也是纳粹党中唯一有这种联系和影响的领袖。二月二十七日大会后两个星期，希特勒按捺下他心中的不快，派人去请施特拉塞，要他回到队伍中来，到北方去组织纳粹党。施特拉塞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是一个很好机会，可以发挥他的才能，而没有妒忌骄横的领袖虎视眈眈地在旁盯着他。
几个月以后，他就在首都创办了一张报纸，名叫《柏林工人日报》，由他的兄弟奥托·施特拉塞主编，还有一份双周刊《国社党通讯》，供党内工作人员阅读，内容是关于党的方针政策的。此外他还在普鲁士、萨克森、汉诺威和工业地区莱因兰奠下了政治组织的基础。施特拉塞真可以说像架精力过人的发电机，他在北方到处奔走，发表演讲，指派区领袖，建立党机器。国会议员的身份，使他有了希特勒所没有的两个有利条件：他有铁路的长期免票证，因此旅行对他个人或党都花不了多少钱，同时他又享有议员的豁免权。任何当局都不能禁止他在公开场合演讲。任何法院都不能控诉他进行诽谤或者他想要做的任何事情。正如海登感叹地说过：「免费旅行和自由诽谤——施特拉塞在开始时比他的元首占了很大的便宜。」
格利戈尔·施特拉塞选拔了一个名叫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年方二十八岁的莱因兰人做他的秘书兼《国社党通讯》主编。
<h3 id = "ncx3_1_1">一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的出现</h3>
这个面容瘦黑、形同侏儒、瘸了一条腿的青年，是一个思想敏捷、心理复杂而有点神经质的人。他不是纳粹运动的新人，早在一九二二年他就发现了这个运动，当时他第一次在慕尼黑听到希特勒讲话，从此信仰国家社会主义，参加了纳粹党。但是纳粹运动在三年以后才发现他这个人才，当时施特拉塞听了他发言后，认为这样一个显然有才华的青年，是他可以利用的人。戈培尔这时年方二十八岁，已是一个激烈的演说家，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正如施特拉塞所发现的一样，有一支锋利的文笔，而且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而最后这一点在纳粹党领袖中真可谓凤毛麟角，当时海因里希·希姆莱刚刚辞去施特拉塞秘书的职务去一心养鸡。施持拉塞就派戈培尔接替。这项任命后来证明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
保罗·约瑟夫·戈培尔于一八九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生于莱因兰一个约有三万居民的纺织中心雷特。他的父亲弗里茨·戈培尔是当地一家纺织厂的工头。他的母亲玛丽亚·凯塞琳娜·奥登豪生是个铁匠的女儿。双亲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约瑟夫·戈培尔的大部分教育是在天主教会里得到的。他先在一个天主教教区小学上学，后来上雷特的文科中学。天主教艾伯特·马格努斯协会给了他一笔奖学盒，使他能够继续入大学深造，结果他上了八个大学，先后在波恩大学、弗雷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求学，最后于一九二一年二十四岁那一年在海得耳堡大学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这些著名大学、德国最优秀的高等学府里，戈培尔专修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兼修拉丁文和希腊文。
他的志愿是做作家。他在得到博士学位的那一年写了一部自传小说《迈戈尔》（《Michael》），但是当时没有出版商愿意出版，以后两年他又写了两部剧本，关于耶稣·基督事迹的《流浪者》（《TheWanderer》）和《孤客》（《TheLonesomeGuest》），都是用韵文诗体写成的，但是也没有剧团愿意演出。在新闻工作方面，他的命运也不佳。自由主义的大报《柏林日报》退回了他所投的许多文章，并且回绝了他要想当该报记者的求职申请。
他的个人生活在初期也充满了挫折和失意。因为他瘸了一条腿，不能参军作战，因此没有能够具有他那一代年轻人认为非常光荣——至少在开始的时候——的战争经历，而这却是要在纳粹党内占据高位的一个必要条件。戈培尔并不是如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是天生瘸腿的。他七岁的时候患了骨脊髓炎。左臀开刀不很顺利，结果左腿比右腿短了一截，而且有点萎缩，走起路来一望而知是个瘸子。这个残疾是使他饮恨终生的憾事，也是他早年心中满怀不平的原因之一。在萧条时期，在他的大学时代和煽动反对占领鲁尔的法军的一个短时期里，他常常冒充受伤的退伍军人。
他在恋爱方面的运气也不好，虽然他一生之中都把乱搞女人（在他当权之后越来越弄得尽人皆知了）当作人间至情。他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的日记中到处流露出对他所爱的女人（有时同时有好几个）的思恋。当时他才二十八九岁，刚刚靠施特拉塞的提拔参加了纳粹党的政治活动。这些日记有：
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爱尔玛从哈尔兹堡浴场写了一张明信片给我。这是那天晚上以后第一次得到她的音讯。这个逗人的、迷人的爱尔玛！
接到了艾尔西从瑞士寄出的第一封信。只有亲爱的艾尔西写得出这样的信——我不久要到莱因去呆一个星期，相当孤寂。但艾尔西就会来——等待这次相见，我是多么快活啊！
八月十五日：这些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安克——同她一起旅行真是愉快极了。这个可爱的姑娘！
我想念艾尔西。什么时候我再能把她搂在怀里？
亲爱的艾尔西，什么时候我能再见你？
爱尔玛，你这个可爱的小鸟儿！
安克，我永远忘不了你！
八月二十七日：到莱因已有三日——艾尔西音讯全无——她生我的气了？我多么的想她！我还是住在上次圣灵降临周同她一起住过的房间里。真令人渴念，想望！她为什么不来？
九月三日：艾尔西来了！她在星期二从瑞士回来——胖胖的，胸脯鼓鼓的，健康，愉快，只是略为晒黑了一点，她很快活，情绪很高。她待我很好，使我感到很快活。
十月十四日：安克为什么要离开我？——我别再去想这些事情了。
十二月二十一日：我和这些女人活该倒霉。让爱我的人去受苦吧！
十二月二十九日：昨晚与赫斯同去克利菲尔德。欢度圣诞节。一个来自弗朗科尼亚的可爱而美丽的姑娘。她是我喜欢的那一类型人。在暴风雨中同她一起回家。Aurevoir（再见）！
艾尔西来了。
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我渴望一个甜美的女人！唉！真教人难熬！
戈培尔从来没有忘记过「安克」——安克·赫尔霍恩，是他在弗雷堡大学第二学期时遇到的他最初的恋人。他的日记里到处流露他对这个金发美人的不绝赞叹和她抛弃他以后的悲哀。后来他当了宣传部长以后，曾以一种典型的虚荣和讥嘲的口气告诉他的朋友，为什么她抛弃了他。「她抛弃了我，因为另外那个家伙比我有钱，能够请她吃饭看戏。她多么愚蠢！——要不然，她今天就是宣传部长夫人了！她一定感到很后悔！」安克嫁了「另外那个家伙」，后来又离了婚，一九三四年来到柏林，戈培尔给她在一家杂志社搞到了一个职业。
吸引年轻戈培尔的是施特拉塞的激进态度，是他信奉国家社会主义中「社会主义」的主张。他们两个人都想依靠无产阶级来建设纳粹党。在这个时期，戈培尔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归根结蒂，」他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三日写道，「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
一九二六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纳粹党人）同共产党人自相残杀，我认为是件可怕的事——我们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够同共产党领导人聚在一起谈谈呢？」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发表了一封致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向后者保证，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你和我，」他宣称，「相互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真正的敌人。」
在阿道夫·希特勒看来，这完全是异端邪说。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在北方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激进的纳粹党左翼力量，使他感到越来越不安。如果听任他们自由发展下去，他们可能把整个党都抓过去，实现希特勒所竭力反对的目标。不可避免的摊牌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和次年二月间发生的。
这是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在一个当时在德国引起情绪骚动的问题上迫使希特勒摊牌的。这个问题就是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建议共和国征用和接管退位的各王公贵族的大庄园和财产。按照魏玛共和国宪法，这个问题要交付公民投票来决定。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建议，纳粹党同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一起支持这个征用贵族财产的运动。
希特勒闻讯大怒。这些前统治者中有不少人曾经给党捐助了款项。此外，有一些大工业家也开始在经济上对希特勒的新生的运动关心起来，其原因正是因为它很有可能在打击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工会方面起有效的作用。如果施特拉塞和戈培尔的计划得逞，希特勒的收入来源就可能马上枯竭。
但是在元首还没有能够采取行动之前，施特拉塞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汉诺威召开了一次北方党的区一级领导人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不仅是要使北方的纳粹党支持征用运动，而且要提出一个新的经济纲领，这项纲领将废除以前在一九二○年通过的「反动的」二十五点纲领。施特拉塞兄弟和戈培尔要把大工业和大庄园收归国有，按照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方式组织一个社团院来代替国会。希特勒拒绝出席会议，派了忠实的戈特弗雷德·弗德尔代表他去镇压反叛者。戈培尔要求把弗德尔轰出去——「我们不需要奸细密探！」他叫道。好几个后来在第三帝国占有一点地位的领袖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伯尔尼哈德·卢斯特、埃里希·科赫、汉斯·凯尔和罗伯特·莱伊——但是只有莱伊这个领导科隆区纳粹党的酗酒化学家支持希特勒。当莱伊博士和弗德尔声称，这次会议是不合程序的，没有最高领袖希特勒在场，什么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时候，戈培尔叫道（根据当时在场的奥托·施特拉塞的话）：「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这个言词锋利的年轻的戈培尔自从三年前拜倒在希特勒的魅力下以来有了很大的转变，至少在格利戈尔·施特拉塞看来一定是如此。
「那时候我仿佛是再生了！」戈培尔在记录一九二二年六月在慕尼黑皇冠马戏场第一次听希特勒演讲得到的印象时惊叹道，「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他对于希特勒在慕尼黑政变案审讯时的表现更加心醉神迷。在判决以后，戈培尔写信给元首道：
你像一颗初升的明星，出现在我们惊异的眼前，你所表现的奇迹廓清了我们的思想，而且在一个充满怀疑和绝望情绪的世界里，给了我们信仰。你高高在群众之上，充满信心，掌握未来，有着坚强的意志，要用你对所有相信新德国的人的无限热爱来解放群众。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以雪亮的眼睛看到了一个人从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脸上，从那些庸庸碌碌的议会里的好事之徒脸上，把他们的假面具撕掉——
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的最伟大的话。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这种政治信仰是在一个崩溃的、无神的世界的绝望中产生的——我们都要感谢你。有一天，德国也要感谢你——
但是现在，经过一年半以后，戈培尔所崇拜的偶像倒了下来。他成了一个应该赶出党去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在只有莱伊和弗德尔的反对下，汉诺威会议通过了施特拉塞的新党纲，批准了在要求实行公民投票剥夺前王公贵族的财产的运动中同马克思主义者携手的决定。
希特勒按兵不动，静候时机，终于到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四日进行了反击。他在南德的班堡召开了一次会议，狡猾地选了一个工作日，这样，北方的领袖就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事实上，只有格利戈尔·施特拉塞和戈培尔可以分身来参加。他们在人数上大大少于希特勒一手挑选的南方领袖。于是在元首的坚持下，他们被迫屈服，放弃了他们的纲领。像海登和奥耳登这样的研究纳粹主义的德国历史学家，以及受到他们影响的非德国作家都记载称，在班堡会议上，戈培尔公开背弃了施特拉塞，倒向希特勒一边。但是在海登和奥耳登的著作出版后发现的戈培尔日记却透露，他并没有这么突然地背叛施特拉塞。这些日记表明，戈培尔虽然同施特拉塞一起向希特勒投降，他还是认为元首是完全错误的，而且还表明——至少在当时——他丝毫无意倒向元首一边。二月十五日，班堡会议后一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希特勒谈了两小时。我觉得好像有人揍了我一顿一般，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希特勒呀？一个反动派吗？非常笨拙、不稳。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错了。居然说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天然的盟友！可怕呀，可怕！——居然说我们必须消灭俄罗斯！——贵族私有财产问题甚至不许碰一碰！真是可怕！——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觉得好像头上挨了一记闷棍似的——
肯定是我一生之中最使我失望的一件事。我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我脚下的支柱都给抽掉了。
为了表明他忠于谁，戈培尔陪着施特拉塞一起到火车站，并且想安慰施特拉塞。一星期后，在二月二十三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同施特拉塞举行了长谈。结果：我们绝不要嫉妒慕尼黑这批人的代价巨大的胜利。我们必须再次展开我们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
但是希特勒比施特拉塞更好地估量了这个才华焕发的年轻的莱因兰人。三月二十九日，戈培尔记道：「今日接到希特勒来信。他要我在四月八日在慕尼黑发表演讲。」他在四月七日到达慕尼黑。「希特勒派了汽车来接我，」他记道，「招待隆重之极！我将在具有历史意义的贝格勃劳凯勒酒店讲话。」第二天他就在元首所用过的那个讲坛上讲了话。他四月八日在日记里详细写道：
希特勒打电话来——在班堡会议以后他不提前嫌使我们感到惭愧——二点钟我们驱车前往贝格勃劳凯勒酒店。希特勒已经在那里了。我兴奋之极，心快要跳出来了。我进了大厅，欢声震耳——我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我。我感到很快活——希特勒一直在我身边。
几天后，戈培尔完全投降了。「四月十三日：希特勒讲了三小时。精采之极。他能够使你怀疑自己的看法。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的盟友。俄罗斯要想鲸吞我们——我敬爱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想过了。他的理想：一种公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于土地——一切属于人民。生产必须是创造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托拉斯、运输等等要社会化——我现在对他完全放心了——我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
戈培尔四月十七日离开慕尼黑时已成了希特勒的人，并且以后至死都是他最忠实的信徒。四月二十白他向元首发了一封祝贺生日的短简：「亲爱的和敬爱的阿道夫·希特勒！我从你那里得到了不少教益——你终于使我看到了光明——」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说：「他今天已满三十七岁。阿道夫·希特勒，我所以敬爱你，因为你既伟大又单纯。这两者就是天才的特点。」
戈培尔在那年夏天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一起度过的。他的日记中全是对元首的歌颂之词。八月间，他在《人民观察家报》发表一篇文章，公开同施特拉塞决裂。
我到现在才认清你们的本来面目：空口革命家而不是行动革命家（他对施特拉塞及其支持者说）——不必大谈理想，不必自欺欺人地以为你们是这些理想的创始者和保护者——我们坚决支持元首，并不是忏悔赎罪。我们——怀着古代诺斯人傲然挺立在他们日耳曼封建主前面的男子汉的、有骨气的自尊心——向他鞠躬致敬。我们觉得他比我们谁都伟大，比你我都伟大。他是天意的工具，将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热情来创造历史。
一九二六年十月底，希特勒任命戈培尔为柏林的纳粹党区领袖。他指示戈培尔要肃清那些妨碍纳粹运动在那里发展的互相争吵不休的褐衫队员，把德国的这个首都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拿下来。柏林当时是「红色的」。柏林大多数选民都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的票。戈培尔这时刚刚满二十九岁，在一年之间就从一个无名之辈爬到了纳粹党内领导人之一的地位，他毫无难色地着手完成他在这个巴比伦式大城市中的任务。
<h3 id = "ncx3_1_2">二 阿道夫·希特勒的一段休息和罗曼斯的插曲</h3>
在政治上对阿道夫·希特勒是不顺利的几年却是他私人生活中最美好的几年，正如他后来自己说的一样。他当时由于受到了取缔，在一九二七年以前不得公开演讲，因此全神贯注地在写作《我的奋斗》的最后部分，心中策划纳粹党和自己的前途。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巴伐利亚境内阿尔卑斯山间伯希特斯加登这个市集村镇上面的上萨尔斯堡度过的。这是个休息养神的好地方。
战争期间，希特勒在前线大本营里总爱同他的党内老同志和忠实的女秘书深夜话旧散心，回忆过去的情况，他的这种独白往往充满了关于这个山间胜地在他心中所占的地位的怀恋的话，他在那里建立了他一生中唯一的家。「是的，」当一九四二年一月十六－十七日夜里进行这样一次谈话时，他感叹地说，「上萨尔斯堡同我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许许多多事情都是在那里产生的——我在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所有的伟大计划都是在那里构思成熟的。在那些日子里，我有许多闲暇的时间，还有多少可爱的朋友啊！」
在出狱后头三年里，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的各家小旅舍里住过，一九四二年那次冬季话旧时，他谈到这些旅舍有一小时之久。他最后在德意志旅舍定居下来，此后两年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并且在这里完成了《我的奋斗》的口授工作。他说，他和他的党内老友「非常喜欢去光顾德莱梅德耳旅舍，因为那里总有漂亮的姑娘。这，」他补充说，「是我的一种莫大享受。特别是其中有一个姑娘，真是个美人儿。」
那天晚上，在俄罗斯前线的大本营地下室里，希特勒向他的听众谈到的一段话，重提了他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逍遥自在的日子里所担心的两件事。
在这个时期（在上萨尔斯堡），我认识了不少女人。其中有好几个对我很有情。那么，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要撇下一个无依无靠的妻子吗？我稍一不慎就有回到监狱去蹲上六年的危险。因此，结婚对我来说是谈不上的。我只好放弃当时出现的一些机会。
希特勒在二十年代担心再进监狱或者被驱逐出境，这不是没有一些根据的。他当时仍是假释在外的犯人。要是他公开违反不许他在公开场合演讲的禁令，巴伐利亚政府很可能再叫他锒铛入狱，或者押解出境到他出生的奥地利去。他选择上萨尔斯堡做他退隐地的一个原因是这个地方距离奥地利边境很近；一接到通知他就能溜过边境，逃避德国警察的逮捕。但是如果回到奥地利去，不论是自愿回去还是被迫回去，都将断送他的前程。为了减少驱逐出境的危险，他在一九二五年四月七日正式申请放弃奥地利国籍，这一要求立即为奥地利政府所接受。但是这使他处于无国籍的地位。他虽然放弃了奥地利国籍，但是还没有成为德国公民。在德国，对于一个政客来说，这是个很大的妨碍，比如说，他就不能竞选公职。希特勒曾经公开地宣布过，他永远不会要求共和政府批准他的国籍，他认为，由于他战时在德意志帝国军队中服役，国籍是理所应得的。但是在一九二○年代后半期，他一直在进行秘密活动，想使巴伐利亚政府批准他为德国公民。不幸，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
至于女人和结婚，希特勒在一九四二年那天晚上讲的话中也有一些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同一般的看法相反，他很喜欢同女人来往，特别是如果长得漂亮的话。他在战时最高统帅部饭后酒余谈话时一再谈到这个话题。「世界上有多么可爱的女人啊！」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五－二十六日夜里他在同老部下谈天时感叹道。他并且举了他个人经历中的好几个例子，还吹嘘说：「我年轻的时候在维也纳，认识不少可爱的女人！」海登记述了他早年一些罗曼蒂克的渴望；其中有一个对象是詹尼·豪格，她的哥哥是希特勒的司机，她在一九二三年当了他的情人。有一个是雍容华贵的埃尔娜·汉夫施丹格尔，也就是普茨的妹妹。有一个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那是理查德·瓦格纳的儿媳。但是希特勒一生中唯一对之有深情厚爱的女人，就现在所知，是他的外甥女儿。
一九二八年夏季，希特勒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以每月一百马克（折合二十五美元）的租金向一个汉堡工业家的寡妻租了瓦亨菲尔德别墅，请了他异母姊姊、孀居的安吉拉·拉包尔从维也纳来替他管家，这是他的第一所可以称为归自己所有的房子。拉包尔太太带来了她的两个女儿，吉莉和弗莉德尔。吉莉年华双十，一头金发，面容俊秀，声音悦耳，性格开朗，很讨男人的欢心。
希特勒不久就爱上了她。他到处都带着她，参加集会和会议，在山间散步，在慕尼黑上咖啡馆和戏院。一九二九年他在慕尼黑最时髦的一条街摄政王大街租了一套有九间房间的豪华公寓，吉莉自己单有一间房间。在慕尼黑和整个南德的纳粹党人士中间不可避免地传开了党的领袖和他美丽的金发外甥女儿的流言蜚语。一些比较正派的——也许是吃醋的——领袖劝希特勒不要再在公开场合携带他的年轻情人，要不然，就索性结婚。希特勒对这种意见非常生气，有一次因此而发生争吵，他竟解除了伍尔登堡纳粹党区领袖的职务。
很可能希特勒是打算同他的外甥女儿结婚的。当时同他接近的一些党内老同志后来告诉作者说，当时看来结婚是不可避免的事。他们毫不怀疑，希特勒深深地爱上了她。至于她本人的感情如何，那外人就只好猜测了。一个现在已经成名的人居然对她加以青睐，她一定感到受宠若惊，甚至可以说颇为得意，这也是很明显的。不过，她对她的舅父的爱情是否有回报，外人不得而知；大概是没有回报，而在最后，肯定是没有回报。他们两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隔阂，其根源和性质一直没有完全弄清楚。虽然传说纷纭，但是证据却很少。显然，两人彼此都很不放心。她对他注意别的女人——尤其是温尼弗雷德·瓦格纳——感到不满。他则怀疑她同他的卫士、以前坐过牢的艾米尔·莫里斯有暧昧关系。她也反抗她舅父对她的专制态度。他不让她同任何别的男人一起在公开场合出现。他禁止她到维也纳去继续学唱，使她想登台唱歌剧的打算不能实现。他要她完全为他一个人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