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想把他的书题名为《四年半来对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但是负责出版这本书的纳粹党出版社有实际头脑的经理马克斯·阿曼不喜欢这个累赘的而没有生意眼的书名，把它改成简短的《我的奋斗》。阿曼对这本书的内容大感失望。他原来以为这是一本有趣的个人故事，希特勒会详细记述他怎么样从一个维也纳的默默无闻的「工人」一跃而成为世界闻名的人物。而我们已经知道，这本书里自传的成分很少。那个纳粹党出版社经理原来也指望这是一本描写啤酒馆政变的内幕书，他相信，其中的精采场面和勾心斗角的情况，读起来一定使人很感兴趣。但是当时正是党最不走运的时候，希特勒这个精明狡猾的人深知不能再去翻老帐。《我的奋斗》中几乎一句话也没有提到失败的政变。

第一卷是在一九二五年秋天出版的。全书约四百页，售价十二马克（折合三美元），大约比当时德国出版的大多数书籍定价贵一倍。它在当时并没有立即成为一本畅销书。阿曼吹嘘说，第一年售出了二万三千本，以后销售量继续上升，这种说法，在反纳粹人士中间没有人轻易置信。

由于盟国在一九四五年缴获了纳粹党的埃那出版社的版税清单，《我的奋斗》实际销售额现在已经弄清楚了。一九二五年销了九千四百七十三本，此后三年中，销售额逐年下降。上下卷算在一起，一九二六年跌到六千九百一十三本，一九二七年跌到五千六百零七本，一九二八年只有三千零一十五本。一九二九年稍许增加：一点，为七千六百六十四本。一九三○年纳粹党走运后，销路也随之增加，当时出版了一卷装的廉价本，只售八马克，销路达五万四千零八十六本，次年稍有下降，为五万零八百零八本，一九三二年增至九万零三百五十一本。

头七年平均来算，希特勒的版税已是相当可观的，从一九二五年起，这就成了他主要的收入来源。但是比起他在一九三三年担任总理那一年收入的版税来，上述几年就简直算不得什么了。希特勒担任总理的头一年，《我的奋斗》销了一百万本，他的版税收入（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他的版税率从十％增至十五％）达一百多万马克（折合约三十万美元），使他成了德国最时行的作家，也是第一次成了百万富翁。「除了圣经以外，在纳粹政权下，没有别的书有这么好的销路，当时家家户户的桌子上都有这本书，否则就会感到不太安全。在一对青年男女结婚的时候，向新郎新娘送一本《我的奋斗》，几乎是一种义务——当然也是很得体的。而且学童们不论从什么学校毕业，也几乎人人会得到一本。到一九四○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年，这本纳粹党圣经在德国已经销售了六百万本。

像大多数的作家一样，希特勒同他的所得税征收员也有纠葛，至少——我们不久就会谈到——在他成为德国的独裁者之前是如此。并不是每一个买了一本《我的奋斗》的德国人都一定读过这本书。我听到过不少纳粹党的忠实信徒表示，这本书读起来太枯燥乏味了，也有不少人私下承认，他们从来没有读完这本臃肿冗长、共有七百八十二页的厚书。但是可以这样说，要是在一九三三年之前德国有更多的非纳粹党人读了这本书，要是外国政治家在还不太晚的时候仔细读了这本书，德国和全世界本来是可以免于一场灾祸的。因为，不论你对阿道夫·希特勒可能提出什么其他的谴责，你决不能谴责他没有用书面精确地写下，如果他一旦掌权的话他要把德国变成为怎样的一个国家，他要用德国的武力征服把世界变成为怎样的一个世界。在这本富有启示性的书里，他极其详尽地描绘了第三帝国的蓝图，特别是描绘了他在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胜利年代里强加给被征服的欧洲的野蛮的新秩序的蓝图，其露骨率直，令人毛骨悚然。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希特勒的基本思想是他在二十岁刚出头的时候在维也纳形成的，这有他自己的话为证，他说，在这以后，他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他的思想一点也没有什么改变。当他在一九一三年二十四岁的那一年离开奥地利去德国的时候，他心中充满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激烈热情，充满了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犹太人的刻骨仇恨，并且确信上帝选择了亚利安人，特别是日耳曼人，做主宰种族。

在《我的奋斗》中，他发展了他的看法，并把这些看法具体应用到这样一个问题上去：不仅要使战败的混乱不堪的德国在太阳底下占有比以前伟大的地位，而且要建立一个新式的国家，这个国家要以人种为基础，要包括所有当时住在德国境外的日耳曼人，在这个国家里要确立元首——他本人——的绝对独裁权力，在元首身边的是一批承上启下的较为次要的领袖。因此，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未来德国国家和它有朝一日能成为——作者在最后一页所说的——「地球主人」所依靠的手段的轮廓概述，其次是一种看法，一种人生观，或者用希特勒最喜欢说的德文词儿，一种Weltanschauung（世界观）。在二十世纪一个正常人看来，这种人生观一望而知是一个一知半解、没有教育的神经病人所想出来的荒诞可笑的大杂烩。但是重要的是，竟然有成百万的德国人狂热地信奉它，而且如果说它给他们——事实证明的确如此——带来了最终毁灭的话，它也给住在德国境内，特别是住在德国境外的成百万无辜的、善良的人带来了毁灭。

那么，新帝国如何恢复它的世界大国地位，如何接着走向世界霸权呢？希特勒在第一卷中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第一卷大部分是一九二四年他在监牢里写的。在一九二六年完成的第二卷中，他又更加详尽地谈到了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同「德国人民的不共戴天的死敌」法国算账。希特勒说，法国的目的总是要造成一个「肢解的破碎的德国——一些拼凑起来的小国家」。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如果我是一个法国人——我的行动同克莱孟梭不能也不会有什么两样」。因此，必须「对法国来一次最后的总算账——一场最后的决战——只有到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结束我们自己同法国的永无休止的、基本上没有任何结果的斗争；当然首先要假定，德国实际上不过是把灭亡法国当作一种手段而已，其目的是在将来能够为我国人民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

在其他地方进行扩张，什么地方？希特勒由此就谈到了他对于他担任德国的统治者以后要忠实执行的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些想法的核心。他直率他说，德国必须在东方进行扩张——主要牺牲俄国。

在《我的奋斗》第一卷中，希特勒详尽地谈到了这个Lebensraum（生存空间）的问题，这是一个至死还萦绕在他脑子里的问题。他宣称，霍亨佐伦帝国在非洲猎取殖民地犯了错误。「领土（扩张）政策是不能在喀麦隆实现的，今天几乎完全只能在欧洲实现。」但是欧洲的土地都已被占有了。不错，希特勒承认这一点，「但是大自然并没有为任何民族或种族保留这片土地的未来占有权；相反，这片土地是为有力量占有它的人民而存在的」。要是目前的占有者反对，那么怎么办呢？「那么，自保的法则就要起作用。不能用和平的方法取得的东西，就用拳头来取。」

希特勒继续分析德国战前外交政策的盲目性，他说，要取得新土地「只有在东方才有可能——如果要在欧洲取得领土，只有在主要是牺牲俄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这就是说，新帝国必须再一次沿着古代条顿武士的道路向前进军，用德国的剑为德国的犁取得土地，为德国人民取得每天的面包」。

希特勒好像在第一卷中还没有把自己的意思完全说明白一样，在第二卷中又谈到了这个问题。

只有在这个地球上有足够大的空间，才能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自由——（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考虑「传统」和偏见，必须敢于团结我国人民及其力量走上这条能够引导我国人民从目前有限的生存空间走向新土地的道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必须努力消灭我国人口与我国面积之间的不平衡状态，把后者不仅视为强权政治的基础，并且也视为粮食的来源——我们必须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目标——为德国人民取得他们有权享有的土地——

德国人民有权享有多少土地？希特勒轻蔑他说，「关于将来一点也没有创造性政治思想」的资产阶级，一直在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德国的疆界。

要求恢复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在政治上是一件荒谬可笑的事，其荒谬的程度和后果的严重，使这种要求几乎成为一种罪行。且不谈一九一四年的德国疆界是一点也不合理的。因为在实际上，当时的疆界并没有把所有日耳曼人民都包括在内，从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完全的，同时在军事地理的考虑方面它也是不合理的。当时的疆界不是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政治行动的结果，而是在一场政治斗争中的暂时疆界，这场政治斗争目前还谈不上结束——我们完全有理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更有理由，可以在德国历史上挑选某个其他年代作为标准，宣布以恢复当时的情况作为外交政策目标。

希特勒的「标准年代」要回到六个世纪以前日耳曼人正在把斯拉夫人赶回东方去的年代，必须恢复东进。「今天我们在欧洲有八○○○万日耳曼人！只有在过了一百年以后，这个大陆上有二．五亿日耳曼人的时候，这一外交政策才会被承认是正确的，」而且这二．五亿日耳曼人都是在扩张了的新帝国的版图之内。

显然，还有一些其他民族也得为这么多日耳曼人腾出地方来。他们是哪些民族呢？

因此，我们国家社会党人——要继承我们在六百年以前中断了的事业。我们要中止日耳曼人不断向南和向西的移动，而把我们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土地。今天我们来谈欧洲的土地，我们指的首先只能是俄国和它的藩国。

希特勒说，在这方面，命运待德国不薄，它把俄国交给了布尔什维主义，而在他看来，这实际上意味着把俄国交给了犹太人。他高兴地说道：「这个东方大帝国崩溃在即。犹太人在俄国的统治的结束，也是俄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末日。」因此希特勒言下之意是，东方的大草原可以在俄国崩溃的时候轻而易举地取过来，而不需要德国人流很多的血。

有人能说这里画出的蓝图是不清楚、不明确的吗？法国将要灭亡，但是同德国向东挺进比起来，这是次要的。首先要把日耳曼人占居民中大多数的东方邻近疆土取过来，这些疆土是哪些地方，显然是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苏台德区、波兰的西部，包括但泽市。然后是俄国。既然如此，那么过不了几年，当了总理的希特勒着手开始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全世界为什么那么惊异呢？

关于未来纳粹国家的性质，希特勒的思想在《我的奋斗》中没有那么明确。不过他很清楚地表明，不会允许有「民主政治那种无聊玩意儿」，第三帝国将用Fuhrerprinzip（领袖原则）来统治，也就是说，将实行独裁统治。在书中几乎没有谈到经济问题。希特勒对这个问题不感兴趣，除了那个反对「利息奴役」的怪物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些怪念头以外，他从来不想了解什么关于经济学的问题。

希特勒感到兴趣的是政治权力；经济学可以由它去。

国家同任何固定的经济概念或经济发展都一点没有关系——国家是个种族有机体，而不是个经济组织——一个国家的内在力量只有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才同所谓经济繁荣同时出现；后者，在大多数情况下，似乎只表明一个国家的接近衰亡——普鲁士的经验极其鲜明地表明，只有靠思想力量，而不是靠物质因素，才有可能组成一个国家。只有在思想力量的保护下，经济生活才能繁荣。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的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

因此，正如希特勒一九二三年在慕尼黑发表的演讲中所说的一样，「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除了这种含含糊糊、幼稚浅薄的看法和在《我的奋斗》中偶然提到各地成立「经济协会」和「庄园协会」，全国成立一个「中央经济议会」来「管理国民经济」之外，希特勒没有对第三帝国的经济基础表示过什么意见。

国家社会党的名字固然以「社会主义」相标榜，但是他为新德国设计的究竟是何等样的「社会主义」，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就更加含糊不清了。鉴于他在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演讲中对「社会主义者」所下的定义，这倒一点也都不使人觉得奇怪。他说：

任何人只要准备以民族事业为己任，再没有高出于民族福利之上的理想；只要了解我国伟大的国歌《德意志高于一切》的意思是，在自己心目中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德国、德国人民和德国土地之上——这样的人就是社会主义者。

虽然至少有三个帮手从编辑的角度提供了相当多的意见，甚至进行删改，但是这并不能防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信笔所至，从一个问题忽而转到另一个问题。大部分笔录工作是鲁道夫·赫斯先是在兰德斯堡监狱，后来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的瓦亨菲尔德别墅担任的，他整理原稿尽了最大努力，但是他没有胆量敢同领袖争论。在这方面比较成功的是伯尔尼哈德·施丹佛尔神父，他原来是希罗尼摩斯派天主教神父，后来成了巴伐利亚出名的反犹新闻记者。关于这个奇特的教士，本书以后还要谈到。他纠正了希特勒的一些语法错误，润色了他的文章，并且删去了一些他使作者相信在政治上是不合宜的章节。第三个顾问是约瑟夫·捷尔内，他有捷克血统，在纳粹党报《人民观察家报》工作，他的反犹诗很得希特勒的赏识。在《我的奋斗》第一卷再版时，捷尔内帮了很大的忙，删去了或修改了一些不很得体的字句，他并且仔细校阅了第二卷的清样。

尽管如此，大多数海阔天空的胡扯仍旧原封未动，希特勒坚持要对几乎凡是能够想到的一切问题随心所欲地发表他的高见，这些问题包括文化、教育、戏剧、电影、漫画、艺术、文学、历史、性、婚姻、卖淫制度、梅毒等等。说真的，在梅毒问题上，希特勒居然用了足足十页的篇幅，宣称消灭梅毒是「国家的重要任务，而不仅仅是又一个任务」。为了消灭这种可怕的疾病，希特勒要求动员全国一切宣传力量。他说：「一切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他说，还必须提倡早婚来解决梅毒和卖淫问题，他坚持「结婚本身不应该是目的，它必须为一个更高的目标服务：保种保族并且使之增殖扩大。这才是结婚的意义，才是结婚的任务」。这里已经显露了第三帝国的优生学的苗头。

从《我的奋斗》中提到保种保族的这句话，我们再来谈谈第二个主要的考虑：希特勒的Weltanschauung，他的人生观。有的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认为他的人生观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人生观在德国人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像达尔文一样，同时也像一大批德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帝王、将军、政治家一样，希特勒认为一切生命都是一场永恒的斗争，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

《我的奋斗》中处处不乏这样的话：「最终只有自保的要求才能得胜——人类在永恒的斗争中壮大，而在永恒的和平中它只会灭亡——大自然——在地球上产生了生物，听任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她然后把主宰的权利授予她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强者必须统治弱者，不能与弱者混杂，从而影响了自己的伟大。只有天生的弱种才会认为这是残酷的——」希特勒认为保存文化「同严格的必然法则和世界上最优、最强者得胜的权利有紧密联系。凡是想生存的，必须奋斗，不想奋斗的，就不配生存在这个永恒斗争的世界里。即使残酷，却是客观现实」！

那么谁是上苍赋与「主宰的权利」的「大自然的宠儿，最勇敢和最勤劳的强者」呢？是亚利安人。在《我的奋斗》的这一部分中我们接触到了纳粹党的种族优越论的真髓，第三帝国和希特勒在欧洲的新秩序就是以此为基础的。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的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样的推论不是没有根据的：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因此是我们所谓的「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从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点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物奠下基础，树起墙垣。

亚利安人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成就，怎么会变得这么优越的呢？希特勒的答复是：靠践踏别人。正像许多十九世纪德国的思想家一样，希特勒有着一种虐待狂（反过来也有一种被虐待狂），这是研究日耳曼精神的外国人一直感到很难理解的。

因此，对于创造高级文化来说，低级人类的存在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之一——人类初创的文化肯定是建立在对低级人类的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驯服的动物上，只有在奴役了被征服种族以后，同样的命运才降到兽类身上。首先让被征服的战士拉犁——只有在这以后，才用马拉犁，因此，最初的文化产生于亚利安人在遇到低级民族后征服低级民族并且迫使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的地方，就不是什么偶然的事情了——只要他继续无情地维持他的主人态度，他就不但可以继续当主人，而且也可以继续做文化的保存者和发展者。

接着发生了一件事情，希特勒认为这是对日耳曼人的警告。

一旦被征服民族开始提高自己，因而接近征服者的水平一一其中一个方面可能是使用征服者的语言——以后，主奴之间的壁垒就倒塌了。

但是还有别的事情甚至比使用主人的语言还要糟糕。

亚利安人放弃了血统的纯洁性，因此丧失了他在天堂为自己创造的地位。他因为人种的混杂而沉沦，逐渐丧失了文化上的创造性。

在这个年轻的纳粹党领袖看来，这是个莫大的错误。

血统的混杂和由此而来的人种水平的下降，是旧文化衰亡的唯一原因；因为人类并不会由于战争失败而灭亡，却会由于抵抗力的丧失而灭亡，而这种抵抗力只有在纯粹血统中才能继续保持。世界上凡是不属于优良种族的人都是些糟粕。

糟粕就是犹太人和斯拉夫人，而到一定时候，当希特勒成为独裁者和征服者时，他就会禁止日耳曼人同这些种族的任何人通婚，虽然小学四年级的女教师都能够告诉他，日耳曼人中间有不少斯拉夫血统，特别是在那些住在东部省份的日耳曼人中间。我们也必须再一次承认，希特勒在实现他的种族思想方面也是言出必行的。在战时，他开始在东方对斯拉夫人实行的新秩序中，捷克人、波兰人、俄罗斯人曾经是为日耳曼主人伐木、提水的奴仆，而且如果这种荒诞的新秩序继续下去的活，他们还会继续处于这种地位。

一个像希特勒那样在历史和人类学方面全然无知的人，把日耳曼人作为现代的亚利安人，从而作为主宰种族，是很容易做出来的事。在希特勒看来，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人种」，而且将继续是如此，如果他们「不仅注意狗、马、猫的培育，而且也关心他们自己的血统的纯洁的话」。

希特勒念念不忘种族问题的结果是提倡所谓「人民的」国家。这究竟是怎么一种国家，或者打算成为怎么一种国家，我从来没有弄清楚过，虽然我读了好几遍《我的奋斗》，也听了元首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几十次演讲，而且我不止一次地听到这个独裁者宣称，这是他全部思想的中心之点。德文「Volk」一词很难确切地译成英文。一般把它泽为「民族」或「人民」，但是这个词在德文中有一种更加深刻的和有些不同的意义，它有一种以血统和乡土为基础的原始部族社团的意思。在《我的奋斗》中希待勒也没有很好地解释清楚人民的国家的定义，例如他在第三百七十九页上宣布，他要澄清「『人民的』这一概念」，但是结果却一点也没有澄清，反而花了好几页篇幅，信笔写到一些其他问题。最后他这么试了一下：

（同资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一犹太人的世界）相反，人民的哲学认为人类的重要性在于它的基本人种因素，它认为国家只不过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则是保种保族。因此，它绝不相信种族的平等，而是根据种族的不同，承认各种不同种族的价值有高有低，认为有义务促进优者和强者的胜利，要求劣者和弱者按照支配宇宙上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服从优者和强者。因此，在原则上，它服务于大自然的根本的等级思想，相信这个法则对每一个人都适用。它不仅看到各个种族的不同价值，也看到个人的不同价值。它从群众中间归结出个别人物的重要性，因此——它有一种组织的作用。它相信人类理想化的必要性，它认为只有这样才是人类存在的前提。但是，哪怕仅仅是一种伦理观念，如果它危及更高级伦理的持有者的种族生活，也不能允许其存在；因为在一个杂种化和黑鬼化的世界里，所有关于人性美和崇高的思想，以及所有关于人类理想化前途的思想，都将永远丧失——

因此，人民的人生观同大自然的内在意志是一致的，因为它恢复了各种力量的自由活动，这必然导致品种继续不断地进行相互提高，一直到最后，最优秀的人类在占有了这个地球以后，得到一条自由的途径，可以在地球上面和地球以外的领域中进行活动。

我们大家都觉得，在遥远的将来，人类将面临的问题，只有最高级的种族在成为主宰民族以后，以整个地球的力量和资源为后盾，才有条件加以克服。

「因此，」希特勒在后面宣称，「一个人民的国家的最高目标是，努力保持那些产生文化和创造高级人类的美与尊严的原来种族成分。」这又引起他大谈优生学：

人民的国家——必须把种族放在一切生活的中心。它必须注意保持其纯洁——它必须努力做到，只有健康的人才能生儿育女：只有一种可耻的事情。自己有病有缺陷还要生育；只有一种最高的荣誉：避免这样做。反过来，不给国家生养健康子女，必须认为是不可宽恕的。在这一点上，（人民的）国家必须充当千秋事业的监护人，在这种事业面前，个人不能有自己的愿望和自私心，而只有绝对服从——因此，一个人民的国家必须一开始就把婚配的水平提高，使它脱离原来那种不断损害种族纯洁性的水平，而使它具有一种制度的神圣性，必须复制上帝的形象而不是复制人和猿之间的怪物。

希特勒从他的关于人民的国家的异想天开的观念出发，又啰啰嗦嗦地谈到了其他许多考虑，据他说，如果注意这些考虑，就可以使日耳曼人成为地球的主宰——日耳曼人独霸世界已成为他念念不忘的事情。他在一个地方谈到，由于没有能够维持日耳曼种族的纯洁性，「我们被剥夺了称霸世界的机会。如果日耳曼民族也有其他民族兽群般的统一，德国今天无疑已成了地球的主人」。由于人民的国家必须以种族为基础，「德国必须包括所有的日耳曼人」，——这是他的论点中的关键的一点，也是他当政以后所没有忘记而努力做到的一点。

既然人民的国家要以「大自然的等级思想」为基础，结论必然是，民主是根本谈不上的，必须由领袖原则来代替。第三帝国要采用普鲁士军队的极权主义：「每个领袖对下必须有权威，对上必须负责任。」

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只能由负责的人作决定——当然每个人身边都要有顾问，但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来作出决定——只有他才有权威，才有指挥权力——要取消议会是不大可能的。但是议会中的议员届时实际上将只提供建议——不论上院下院，都不进行表决。它们是工作机构而不是表决机器。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与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它将会逐渐培养出一批在今天这种不负责任的议会制度时代中根本不能想象的领袖人才。

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坐在兰德斯堡监狱里凝视着窗外列赫河那边鲜花盛开的果园，或者后来在一九二五－一九二六年躺在伯希特斯加登一所舒服的别墅的阳台上眺望着高耸的阿尔卑斯山那边他的家乡奥地利，一边向忠实的鲁道夫·赫斯滔滔不绝地进行口授，一边梦想着他要在上述荒唐的基础上建立而且要以铁腕来统治的第三帝国的时候，令人毛骨惊然地赤裸裸记录下来的思想。总有一天，他将建立和统治这一第三帝国，关于这一点，他是没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他有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这是有史以来许许多多表面看来似乎出身低贱的天才人物所特有的。他要把过去在政治上从来没有统一过的一个精选民族统一起来。他要纯洁他们的种族。他要使他们强大。他要使他们成为地球上的主人。

这是一种不成熟的达尔文主义吗？一种虐待狂的幻想吗？一种不负责任的自我中心思想吗？一种狂妄自大的心理吗？这些成分都有。但是还不仅仅是这一些。因为希特勒的思想和情绪，支配他狂热的脑子的一切错乱神经，在德国历史和思想中是有其深刻的根源的。纳粹主义和第三帝国，事实上，不过是德国历史的合乎逻辑的延续。



<h3 id = "ncx2_4_1">一 第三帝国的历史根源</h3>

纳粹党每年九月初在纽伦堡举行大会，在那些情绪兴奋、如醉如狂的日子里，我常常遇到一大群小贩在叫卖一种明信片，上面印着腓德烈大王、俾斯麦、兴登堡和希特勒的肖像。文字说明是：「国王所征服的，由亲王建成，元帅保卫，士兵拯救和统一。」

因此希特勒这个士兵不仅被描绘为德国的拯救者和统一者，而且是过去这些把德国造成一个伟大国家的杰出人物的继承者。希特勒的统治是德国历史的延续的结果，这一点暗示对群众不是没有作用的。「第三帝国」这个名称也有助于加强这种概念，第一帝国是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第二帝国是普鲁士击败法国后，俾斯麦在一八七一年建立的帝国。这两次帝国都为德国带来了荣誉，而魏玛共和国——据纳粹的宣传——却玷污了德国的令名。第三帝国如希特勒当初所保证的一样，恢复了这种名誉。因此，希特勒的德国被说成是过去一切——至少是过去的荣誉——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是这个前维也纳的流浪汉，不论他的思想多么混乱，也有一些起码的历史知识，知道德国过去也有失败的时候，与这些失败相对的则是法国和英国的胜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到中世纪末叶，英国和法国都成了统一的民族国家，而德国仍处于三百个左右小国割据的四分五裂状态。就是这种缺乏民族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世纪末期到十九世纪中叶德国历史的发展，使得德国历史同西欧其他大国的历史有很大的不同。

除了缺乏政治的和君权上的统一之外，在十六和十七世纪里，还有宗教改革以后发生的宗教分歧这个祸害。本书没有篇幅来充分叙述马丁·路德这个做了奥古斯丁教团僧侣、发动德国宗教改革的萨克森农民对德国人和他们以后的历史的巨大影响。但是可以顺便提一下，这个伟大而古怪的天才人物，这个野蛮的反犹主义者和痛恨罗马的人，这个暴烈的性格中既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优秀质量又有日耳曼人的许多最恶劣质量的人（他既粗野、嚣张、狂热、偏狭、强暴，又诚实、单纯、律己严格，对于求知、对于音乐、对于诗歌、对于良心的正直都有强烈的要求），对德国人的生活的影响，不论从好的方面或坏的方面来说，其深刻的程度和决定性的作用，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马丁·路德通过他的讲道和出色的圣经翻译，创造了现代德语，在人民中间，不仅造成了对基督教教义的新教理解，而且也形成了一种热烈的日耳曼民族主义，最后还教导他们——至少在宗教方面——个人良心的至高无上地位。但是不幸的是，在主要是由于他的宣教而引起的农民暴动中，路德站在王公贵族一边，而且他热烈拥护政治上的专制政体，这造成了政治上愚昧的、乡上的极权主义，使得绝大多数德国人民陷于贫困的境地，知觉惊人的迟钝，性格特别的驯顺。更糟糕的也许是，这种情况使得不仅阶级之间，而且日耳曼民族的各个王室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无法消弭的分裂永久存在，甚至尖锐化。这种情况使得德国在好几个世纪内不能实现统一。

三十年战争和该战争于一六四八年结束时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给德国带来了最后一场奇灾大祸，这次打击之甚，使得德国以后一直没有能完全恢复过来。这次战争是欧洲最后一场宗教大战，它开始的时候是一场新教和天主教两派之间的冲突，到快结束时已变质一边是天主教的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另一边是天主教的法国波旁王室和新教的瑞典王室之间的一场混乱的王室冲突。德国全境受到了野蛮的战争的洗劫，市崖萧条，田野荒芜，生灵涂炭，十室九空。据估计，在这场野蛮的战争中，德国人死了一/三。

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对德国未来的为害之甚几乎不亚于战争本身。站在法国和瑞典一边的德国王公诸侯成了他们小小领域内的绝对统治者，他们为数约有三百五十个，而对这些王公诸侯而言，皇帝不过是个名义上的傀儡而已。十五世纪末叶和十六世纪初叶席卷德国全国的要求改革和启蒙的浪潮这时受到了压制。而在那个时期里，大一些的弗里敦市都享有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封建主义在那里已经消亡，艺术和商业非常发达。即使在农村里，德国农民也取得了比英法农民更多的自由。的确，在十六世纪初叶，德国可以说是欧洲文明的源泉之一。

可是现在，在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德国又陷于莫斯科公国式的野蛮落后状态。农奴制度又恢复了，甚至扩大到了以前从来没有实行过这个制度的地方。城市丧失了自治的权利。农民们，工人们，甚至中产阶级的城市居民都遭到了王公诸侯的穷凶极恶的剥削，处于令人屈辱的奴役地位。对学问和艺术的探索，完全陷于停顿。贪婪的统治者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毫无感情的，他们彻底扑灭了臣民中间这种情绪的任何表现。文明在德国停止了发展。正如一个历史学家所说，德国「被人为地固定在一个中世纪式的混乱和软弱的水平上」。

经过这次挫折，德国一直没有彻底恢复元气。接受专制统治，盲目顺从像小暴君那样统治的王公诸侯，这种心理已深入德国人的思想中。而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英国取得迅速进展、在一七八九年在法国爆发为大革命的民主思想。议会统治思想，在德国却根本没有萌芽。德国人在政治上的这种落后状态，使德国隔绝于西方其他国家，也落后干西方其他国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被分裂为这么多小国家，同欧洲的思想和发展的潮流完全隔绝。因此就不可能自然地形成一个民族国家。我们要了解德国人民以后走上的自取灭亡的道路和决定这条道路的不正常的思想状态，必须记住这一点。最后，德意志民族国家是靠赤裸裸的武力来形成的，是靠赤裸裸的侵略来维持的。

普鲁士位于易北河之东。随着十九世纪的消逝——在这个世纪里，法兰克福一些思想混乱、性格怯懦的自由主义者曾经企图在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建立一个有点民主的、统一的德国，可惜失败了——普鲁士开始掌握德国的命运。好几个世纪以来，这个日耳曼人的国家一直置身于德国历史发展和文化的主流之外。它几乎好像是个历史的畸儿。普鲁士原来是易北河以东多沙的荒地上一个边疆国家勃兰登堡。这些荒地都是十一世纪以后逐步从斯拉夫人手里夺取过来的。统治勃兰登堡的是霍亨佐伦家族，他们不过是些军事冒险家。在他们的统治下，斯拉夫人（其中主要是波兰人）沿着波罗的海逐步往回退，敢于起来反抗的，不是被消灭了，就是成了无地的农奴。德意志帝国法律原来禁止诸侯称王，但是在一七○一年，皇帝默许了选侯腓德烈三世在柯尼斯堡加冕为普鲁士境内的国王。

这时，普鲁士已经靠自己的武功成了欧洲主要的军事强国之一。它没有其他国家那样的富源。它的土地贫瘠，缺乏矿藏。它的人口稀少。它没有大城市，也没有工业，文化很落后，甚至贵族也很穷。无地农民的生活同牲口差不多。然而靠着坚毅的意志和组织的天才，霍亨佐伦王室终于建立了一个斯巴达式的军事国家，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每战必胜。它总是同当时最强的国家结成暂时的同盟，运用这种权术外交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这样就完全人为地出现了一个国家，它不是人民力量的产物，也不是一种思想（除非是征服思想）的产物，它所以能够维持，是靠统治者的绝对权力，是靠一批忠实执行命令的思想偏狭的官僚，是靠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国家岁收有二/三一一有时多达五/六——花在军队上，军队在国王统率下成了国家本身。米拉波曾说，「普鲁士不是一个有军队的国家，而是一支有国家的军队」。用管理一个工厂那样的效率和残酷无情的方式统治的国家成了至高无上的一切；人民不过是一部大机器中的小齿轮。不仅国王和领操的班长这样教导个人，而且哲学家也这样教导个人：他们在生活中要起的作用是顺从、工作、牺牲、义务。甚至康德也宣传，义务要求压制人情，而普鲁士诗人维利巴耳德·亚历克西斯就歌颂人民在霍亨佐伦玉室统治下受奴役。在不喜欢这种情况的莱辛看来，「普鲁士是欧洲最奴化的国家」。

在现代德国要起很重要的作用的容克地主也是普鲁士的特有产物。正如他们所说，他们是一种主宰种族。他们占据了从斯拉夫人手里征服的土地，建立了大庄园，经营农业，在庄园里干活的就是这些斯拉夫人，后者成了同西方农奴完全不同的一种无地农奴。普鲁士的土地制度同西德及西欧的土地制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西德或西欧，占有大多数土地的贵族从农民那里收取地租或者封建的贡品，农民虽然常常处于农奴的地位，但是仍旧享有一定的权利，可以——而且事实上也如此——逐步赎回土地和人身自由。在西方，农民是社会中一个很可靠的部分；而地主，虽然有他们的种种缺点，在养尊处优的条件下，也慢慢有了一种教养，从而形成了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这可以从他们优雅的举止、思想和艺术中看到。

而普鲁士的容克却不是养尊处优的人。他们经营规模很大的庄园，工作极其辛勤，很像今天的工厂主。他们对待无地农民完全像奴隶一般。在他们的大庄园里，他们是绝对的主人。当时普鲁士也没有西方的那种大城市或人数相当多的中产阶级，因此容克受不到他们的文明影响。同西方有教养的贵族相反，普鲁士容克变成了一种粗野、专横、傲慢的人，没有教养，没有文化，侵略成性，目空一切，残酷无情，心胸狭隘，斤斤计较，喜欢占小便宜，这最后一点，有些德国历史学家在最成功的容克地主奥托·冯·俾斯麦的私生活中都看到了。

就是这个政治天才，这个宣传「铁和血」的人，在一八六六年与一八七一年之间结束了为时几达一○○○年之久的德国分裂状态，而用武力建立了大普鲁士国家，或者可以称为普鲁士德国。我们时代的德国，就是俾斯麦一手创造的，它是近百年来欧洲和世界的一个「问题儿童」，是一个人民天赋优异、精力充沛的国家。就是在这个国家里，先是俾斯麦这个杰出人物，以后是德皇威廉二世，最后是希特勒，在军官阶层和许多古怪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培养出了一种对权力和统治的野心，对横行无忌的军国主义的热情，对民主和个人自由的轻视，对权威和极权主义的欲望。在这种情绪的蛊惑之下，这个民族突然兴起，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然后又跌落下来，如此起起伏伏，几经盛衰，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春季希特勒的覆亡，才看来似乎已经完蛋。但是，要有把握地这么说，现在恐怕为时尚嫌过早。

「当前的重大问题，」俾斯麦在一八六二年担任普鲁士首相时宣称，「是不能用决议和多数表决来解决的一一八四八－一八四九年的人们的错误就在这里——而是要用铁和血来解决。」他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时所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不过话得说回来，除了铁和血以外，他还辅之以一种巧妙的外交手腕，往往极尽诡诈之能事。俾斯麦的目的是要扼杀自由主义，扶植保守主义的力量，也就是容克、军队、王室的力量，使得德国能与奥地利相抗衡，不仅成为日耳曼人中间的支配力量，如果可能的话，也要成为欧洲的支配力量。「德国所仰望于普鲁士的，不是它的自由主义，」他在普鲁士议会对议员们说，「而是它的武力。」

俾斯麦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加强普鲁士军队；在议会拒绝增加军队拨款以后，他就自己设法筹钱，最后解散了议会。军队加强了以后，他就进行了连续三次的战争。第一次战争是一八六四年进攻丹麦，结果使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个公国归德国统治。第二次战争是一八六六年同奥地利的战争，它的后果非常深远。奥地利几百年来一直是日耳曼人国家中领袖群伦的国家，经此一战，就再也不能过问日耳曼人的事情了。俾斯麦不许它参加他现在着手建立的北德意志邦联。

「在一八六六年，」著名的德国政治学者威廉·罗普克曾经写道，「德意志不再存在了。」普鲁士干脆兼并了美因河以北曾经同它作战过的所有日耳曼人国家，唯一例外是萨克森。这些国家包括汉诺威、黑森、拿骚、法兰克福以及易北河沿岸的一些公国。至于美因河以北的所有其他国家，则都被迫参加了北德意志邦联。现在版图已从莱因河一直到柯尼斯堡的普鲁士，完全占统治地位，而且在五年之后，由于拿破仑三世法国的战败，以较大的巴伐利亚王国为首的南德意志各国也将被并入普鲁士德意志。

俾斯麦的最高成就是一八七一年一月十八日建立第二帝国，当时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登基为德国皇帝。德国被普鲁士的武装力量统一后，成为大陆上最强大的国家；它在欧洲的唯一对手只剩下英国了。

但是有一桩缺陷却是个致命伤。正如特莱希克所说，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不过是普鲁士的扩大。他强调说：「普鲁士是支配因素。——帝国的意志不过是普鲁士国的意志。」这说的是实情，而且它对德国人自己后来产生了不堪设想的后果。因此，从一八七一年到一九三三年，而且可以说到一九四五年希特勒的覆亡为止，德国历史的进程，除了魏玛共和国一段时期而外，是完全按照一条直线，按照必然的逻辑发展的。

尽管装起了民主的外表，成立了帝国议会，议员由成年公民普选产生，但是德意志帝国在实际上是身兼皇帝的普鲁士国王统治下的一个军事专制国家。帝国议会权力很少，它不过是个人民代表在这里发泄发泄牢骚不满和为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争取一些细微利益的辩论场所。权力掌握在君主手里，这是神授给他的。近至一九一○年，威廉二世居然还能够宣称，皇冠「完全是上帝所赐，而不是由议会、人民议会或人民的决定所授与的——鉴于我是上帝的工具，」他补充说，「我将独行其是」。

他不受议会的牵制。他所任命的首相只对他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议会既不能罢兔也不能挽留。这完全是君主的特权。因此，与西方其他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民主的思想，人民主权的思想，议会权力至高无上的思想，从来没有在德国站稳过脚跟，甚至在二十世纪开始以后也是如此。不错，社会民主党历经俾斯麦和皇帝的多年迫害，在一九一二年终于成为帝国议会中第一大党。他们大声疾呼地要求实行议会民主。但是他们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他们尽管是第一大党，但是仍是一个少数派。工业革命来得虽然晚了一些，但是发展却很惊人，中产阶级因此兴旺起来，他们给俾斯麦的武力和战争政策的胜利弄得眼花缀乱，终于为了物质上的利益而出卖了他们可能有的任何政治自由的想望。他们接受了霍亨佐伦王室的专制统治。他们心甘情愿地服从容克官僚，他们热烈地拥护普鲁士军国主义。德国走运的时刻已经来了，为了使它继续走运，他们——而且几乎包括全体人民——都很愿意按照主人的吩咐行事。

在这些人中间，在最末的一代中，就有希特勒这个奥地利人。在他看来，俾斯麦的第二帝国虽然有错误和「可怕的腐朽势力」，却是一种显赫的丰功伟业，德国人终于有了自己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