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胜利的西方协约国中的大多数人看来，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柏林宣告成立共和国，似乎标志着德国人民和他们国家的新时代的来临。伍德罗·威尔逊在停战以前交换的照会中，坚决主张废除霍亨佐伦皇朝军国主义的专制政体，看来德国人似乎是遵从他的要求的，虽然有些勉强。德皇已经被迫宣布退位，逃亡国外，君主政体已经废除，德国各地所有小王朝也都立刻解体，共和政府已经宣告成立了。

但是宣告共和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

十一月九日那天下午，在帝国总理、巴登的马克斯亲王辞职以后，所谓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弗雷德里希·埃伯特和菲利普·谢德曼领导下，在柏林的帝国议会开会，他们对于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完全茫然不知所措。马克斯亲王刚刚宣布了德皇的退位。马鞍工人出身的埃伯特认为德皇威廉的儿子之一——随便哪个都行，只要不是那个放荡成性的太子——可以继承皇位，因为他主张按照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埃伯特虽然是社会党人的领袖，却惧怕社会革命。他有一次曾经说过，对社会革命，「我恨之入骨」。但是革命却在柏林酝酿中。总罢工使首都陷于瘫痪状态。在宽阔的菩提树下大街，距离国会几个街区的地方，左翼社会党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领导下的斯巴达克斯团准备在他们设在德皇皇宫的总部中宣布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这个消息传到国会里的社会党人耳中时，他们大吃一惊，马上得采取行动来制止斯巴达克斯团。谢德曼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主意。他也没有同他的同志们商量，就冲到俯瞰柯尼斯广场的窗台，当时下面正聚集着大批人群，他伸出脑袋，自作主张，好像这个念头刚刚在他心中出现一样，向群众宣布共和国成立了！马鞍工人埃伯特气得跳起来。他原来还是要想挽救霍亨佐伦君主政体的。

德意志共和国就是这样侥幸诞生的。社会党人既然不是坚决的共和派，那就更难希望保守分子是坚决的共和派了。但是后者已经推卸了他们的责任。他们同陆军领袖鲁登道夫和兴登堡一起把政治权力塞到勉强从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手中。这样，他们就把签订投降协议和后来签订和约的明显责任，推在工人阶级的这些民主领袖身上，德国的战败和德国人民如果由于战败及片面决定的和约而遭受悲惨的命运，罪名就落到他们身上了。这是一个很拙劣的诡计，就是小孩子也能看穿，但是在德国，它居然奏效。这个诡计从一开始起，就注定了共和国的厄运。

也许，这种厄运本来是可以避免的。拥有绝对权力的社会民主党人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本来可以迅速奠定持久的民主共和国基础。但是要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必须先要一劳永逸地镇压——或者说至少要一劳永逸地钳制——那些过去一直支持霍亨佐伦帝国、将来也不会老老实实地接受民主制度的势力：封建容克地主和其他上层阶级，控制着大工业卡特尔的巨头，到处流窜的自由团雇佣兵，帝国文官系统中的高级官员，最后，尤其是，军官阶层和参谋总部的人员。他们必须分散许多在经营上是浪费的和不经济的大庄园，分散工业方面的垄断企业和卡特尔，在官僚系统中、司法系统中、警察系统中、大学里、军队里肃清那些不会忠诚老实地为新的民主政体服务的一切分子。

但是这却是社会民主党人所不敢做的事情。他们大多数人是用心良好的工会活动家，有着德国其他阶级的人都固有的那种向既有的、地位已确立不移的权威鞠躬低头的劣根性。他们不但没有这么做，反而把权力让给了在现代德国一直占支配地位的势力——陆军。因为，陆军在战场上虽然战败了；但是在国内维持原有地位和挫败革命却仍旧是有把握的。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它迅速采取了大胆的行动。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晚上，在「宣告」成立共和国以后没有几个小时，柏林总理府内埃伯特的书房里的电话铃响了。这是一架特别的电话机，由一条秘密的线路通到设在斯巴的最高统帅部。埃伯特当时是单独一个人在书房里。他拿起电话耳机。「我是格罗讷，」那边说。这个前马鞍工人由于白天的事件突然把正在垮台中的德国的残余政治权力塞人他毫无准备的手中之后还有点感到晕头转向，听到这声音不禁肃然起敬。威廉·格罗讷将军是继鲁登道夫担任军需总监的人。就在当天早些时候，在斯巴，当冯·兴登堡元帅临阵犹豫的时候，就由他直率地面告德皇，军队已经不再效忠于他，他必须下台——这个大胆的行动，是军官阶层永远不会原谅他的。埃伯特和格罗讷自从一九一六年以来就有了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当时这位将军：负责军事生产，曾与这位社会党领袖一起紧密合作过。十一月初——仅仅几天以前，他们就在柏林商谈过如何挽救君主政体和祖国。

现在，正当祖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时候，一条秘密电话线路又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就在当时当地，这位社会党领袖和德国陆军的第二号人物订了一个秘密协议，这个协议虽然过了很多年才为世人所知，当时却要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埃伯特答应要结束无政府状态，镇压布尔什维主义，按原有传统维持陆军。格罗讷则保证陆军支持新政府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实现它的目标。「陆军元帅（兴登堡）仍旧愿意担任总司令吗？」埃伯特问。

格罗讷将军回答说他仍旧愿意。

「请你向元帅转达政府的谢意，」埃伯特说。

德国军队得救了，但是共和国却在诞生的头一天就没有救了。将军们，除了格罗讷自己是光荣的例外和其他少数人以外，是决不会向共和国效忠的。最后，他们在兴登堡率领下，把共和国出卖给了纳粹党人。

但是，在当时，可以肯定，不久之前俄国发生的情况，使埃伯特和他的社会党的同志惶惶不安。他们不想变成德国的克伦斯基。他们不想被布尔什维分子代替。在德国各地，正如在俄国一样，士兵和工人委员会纷纷成立，掌握了权力。正是这些委员会在十一月十日选举出来一个人民代表委员会，由埃伯特为首，负责暂时管理德国。十二月，德国第一届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柏林召开。代表大会的成员是全国各地士兵和工人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它要求把兴登堡撤职，废除正规军，代之以一支民防队，其军官由士兵选出，归人民代表委员会管辖。

对兴登堡和格罗讷来说，这大过分了。他们拒绝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权力。埃伯特本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贯彻代表大会的要求。但是陆军为了保持自己的生命，要求它原来同意支持的政府采取比较积极的行动，在圣诞节前两天，在共产党的斯巴达克斯团控制下的人民海军陆战队师占领了威廉街，冲入总理府，割断了电话线。但是通向陆军司令部的秘密线路仍旧畅通，埃伯特通过这条线路求援。陆军答应派波茨但卫戍部队前来援救，但是在它到达以前，哗变的水兵们已经退到他们设在当时仍由斯巴达克斯团据守的皇宫马厩的营房中去了。

斯巴达克斯团，在德国两个最有本领的煽动家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领导下，继续争取成立苏维埃共和国。他们在柏林的武装力量日益壮大。在圣诞节前夕，海军陆战队师轻而易举地击退了从波茨但开来的企图把他们驱出皇宫马厩的正规军。兴登堡和格罗讷催促埃伯特履行诺言，镇压布尔什维分子。对这件事，这个社会党领袖大乐意做了。圣诞节后两天，他任命古斯塔夫·诺斯克为国防部长，从这项任命开始，事态就按照凡是知道这位新任部长的人都能预料得到的逻辑发展了。

诺斯克是屠夫出身，在工会运动和社会民主党内一步步向上爬，一九○六年成了国会议员，被认为是党内军事专家。他也被认为是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和铁腕人物。巴登的马克斯亲王派他去平定十一月初在基尔发生的海军哗变，他完成了这项使命，诺斯克身躯魁伟，面目凶狠，体力过人，然而智力低下，正如他的敌人所说，这是他的行业的特点。他在被任命为国防部长那一天就宣布「总得有人当警犭」。

早在一九一九年一月，他就开始下手，在一月十日到十七日之间——后来在柏林有一个时期称这七天为「血腥的一周」——正规军和自由团在诺斯克指示下和冯·卢特维茨将军的指挥下击溃了斯巴达克斯团。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被近卫骑兵师的军官俘获杀害。

柏林战事结束后，德国全国马上举行国民议会选举，这届国民议会的任务是起草新宪法。这次选举是在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九日举行的，选举结果表明，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在发生「革命」后两个多月的时间内已经恢复了一些勇气。过去由于没有任何其他集团愿意分担责任而单独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多数派和独立社会党）在三千万选票中获得了一三八○万张选票，在国民议会四百二十一个议席中赢得了一百八十五个议席，但是距多数席位相差还很远。显然，新的德国是不能单靠工人阶级来建立的。两个中产阶级政党——代表罗马天主教的政治运动的中央党和十二月间由原来的进步党同国家自由党左翼合并的民主党一共得了一千一百五十万张选票，在议会中占一百六十六个议席。两党都声称拥护一个温和的、民主的共和国，虽然当时相当一部分舆论是主张君主政体最后复辟的。

至于保守派，他们当中有些领袖在十一月藏匿了起来，另外一些领袖如冯·维斯塔普伯爵则乞求埃伯特的保护。他们的选票虽然有所减少，但是却表明绝没有被消灭。他们改名为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了三百万张选票，四十四个议席；他们的右翼盟友国家自由党（也已改名为德国人民党）得到近一百五十万张选票，十九个议席。这两个保守党派虽然肯定处于少数党地位，但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足够的议席来发表政见。事情也确实是如此，国民议会刚刚于一九一九年二月六日在魏玛开会，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就起来为德皇威廉二世以及他和他的将领们领导战争的情况辩护。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当时还没有像后来有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变心转意。在一九一九年，他仍旧被认为曾经是最高统帅部在国会中的喉舌——像大家所称的那样，是「鲁登道夫的青年人」——激烈地拥护采取并吞政策的人，狂热地主张进行无限制的潜艇作战的人。

国民议会经过六个月的辩论后于一九一九年七月三十一日通过宪法，总统于八月三十一日批准了这一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二十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内阁制政府是取法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镜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

魏玛宪法的措词，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听来都是动人而有力的。宪法宣布人民是一国之主：「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凡年满二十岁，不分男女，均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所有德国人都有权——自由表示意见——所有德国人都有结社或集会的权利——全国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h3 id = "ncx2_3_1">一 凡尔赛的阴影</h3>

在魏玛宪法的起草工作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玛宪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是凡尔赛和约的起草。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和平日子里，甚至在国民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后，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都还很少考虑。即使考虑了的话，他们看来也颇有自信，在按照协约国的要求驱逐了霍亨佐伦王室、「平定了布尔什维分子、着手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政府之后，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不是以他们战败为基础而是以威尔逊总统的著名十四点为基础的和约。

德国人似乎很健忘，连一年前的事也记不起来了；在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当时尚处在胜利中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布雷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和无可比拟的羞辱的」和约，这还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在战争所引起的情绪冷却下来了二十年以后发表的看法。这个和约剥夺俄国的领土几乎有奥匈帝国和上耳其加起来一般大，居民五六○○万，亦即其全部人口的三十二％；一/三的铁路线，七十三％的铁矿，八十九％的煤产量，五千多个工厂。此外，俄国还得付给德国六十亿马克的赔款。

一九一九年晚春的时候，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协约国未经与德国协商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子五月七日在柏林发表。对于一个到最后一刻钟还耽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打击。全国纷纷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德国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期间担任总理的谢德曼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五月八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照会固执的克莱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八百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之间先要付一笔五十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六月十七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讷将军推动下答复称：

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

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讷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六月十六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六月二十四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议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

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讷。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六月二十四日来到了。下午四点三十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讷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讷，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讷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十九分钟。四天以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h3 id = "ncx2_3_2">二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h3>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讷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十一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十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傲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L·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一九二○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七百零五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一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五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五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以《西方的衰亡》（《TheDeclineoftheWest》）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时局对他帮了很大的忙，特别是这两件事：马克的贬值和法国的占领鲁尔，我们前面已经谈到，马克在一九二一年开始贬值，和美元的比价跌到七十五：一，次年跌到四百：一，一九二三年年初跌到七千：一。在一九二二年秋天，德国政府已经要求协约国暂缓偿还赔款。法国的普恩加费政府断然拒绝。当德国不能交付木材时，在战时曾任法国总统的这位头脑死硬的总理命令法国军队占领鲁尔。在上西里西亚割让给了波兰以后，德国的这一煤钢产量占全国四/五的工业心脏，如今就同德国其他部分隔绝了。

这个对德国经济起瘫痪作用的打击使德国人民暂时团结起来，而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他们还从来没有这样团结过。鲁尔的工人宣布举行总罢工，并且得到柏林政府的经济支持，后者号召进行消极抵抗。在陆军的帮助下，组织了破坏活动和游击战争。法国以逮捕、驱逐出境、甚至死刑来对付。但是在鲁尔，没有一架机器的轮子转动。

对德国经济的扼杀，加速了马克的最后崩溃。

一九二三年一月占领鲁尔的那一天，马克对美元比价跌到了一．八万：一，到七月一日，跌到了十六万：一，到八月一日跌到了一百万：一，到十一月，希特勒认为他的时辰来到时，马克跌到了四十亿比一美元，此后，数字就以兆计了。德国货币成了毫无价值的废纸。工资薪水的购买力等于零。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一生积蓄都荡然无存。但是遭到毁灭的还有更加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德国人民对德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信任。德国社会历来竭力鼓励储蓄和投资，并且庄严地保证这种储蓄和投资能够得到万无一失的报偿，结果却自食其言，这样一个社会的标准和行为还值得相信吗？这不是对人民布下的大骗局吗？

这场灾祸不是应该怪那个向敌人投降和接受赔款重担的民主共和国吗？对其本身的生存颇为不幸的是，共和国的确要负一份责任。通货膨胀本来是可以靠平衡预算来制止的，尽管平衡预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也不是办不到的。适当增税本来可以实现预算平衡，但是新政府却不敢适当地增税。说到底，一千六百四十亿马克的战争费用也一点不是靠直接征税来筹措的，其中九百三十亿马克靠发行战时公债，二百九十亿马克靠金库券，其余靠增发纸币。共和国政府不但没有对有力量的人大大增加税额，反而在一九二一年削减了他们的税额。

从此以后，在大工业家和大地主的教唆下，政府有意让马克崩溃，为了使国家能够逃避公债，免付赔款，在鲁尔跟法国捣蛋。这样做，对大工业家和大地主肯定是有好处的，而人民群众却在经济上遭到了毁灭。此外，货币贬值也使德国重工业能够用毫无价值的马克偿清债务，参谋总部为了要逃避和约中取缔其存在的条款，这时已伪装为军队办公室（Truppenamt），它也注意到，马克的贬值扫清了战争债务，这样就可以使德国在财政上毫无牵累，可以从事一场新的战争。

但是人民群众并不知道工业巨头、陆军和国家从货币的贬值中得到多少好处。他们所知道的只是，大笔银行存款还买不到一把胡萝卜、几个马铃薯、几两糖、一磅面粉。他们知道，作为个人，他们是破产了。他们也知道饥肠辘辘的滋味，因为这是每天尝到的。他们在痛苦和绝望之余，把共和国当作这一切罪过的替罪羊。

这样的时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天赐良机。



<h3 id = "ncx2_3_3">三 巴伐利亚发生的反叛</h3>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他叫嚷道，「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请相信我，我们的痛苦只会增加。而坏蛋们却安然无事。原因是：国家本身已经成了最大的骗子和恶棍。这是个强盗的国家！——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

毫无疑问，通货漫天膨胀所带来的困难和动荡不定迫使千百万德国人民得出了这个结论，而希特勒是非常乐意把他们引导上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早已开始相信，一九二三年混乱的局面已经造成了一个可能不再来临的推翻共和国的机会。但是，如果他本人要来领导这场反革命活动的话，他的道路上还有一定的困难。而如果不是由他来领导，他就没有多大兴趣。这些困难首先是，纳粹党虽然党员人数日增，还远不是巴伐利亚最重要的一个政治运动，而在巴伐利亚境外，它更是默默无闻。这样一个小党怎么能够推翻共和国呢？希特勒不是个能轻易被困难吓倒的人，他认为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可以把巴伐利亚所有反共和的民族主义势力团结在他的领导之下。然后在巴伐利亚政府、武装团体和驻扎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支持之下，他可以领导一次向柏林的进军——像一年前墨索里尼向罗马进军一样——推翻魏玛共和国，显然，墨索里尼轻易取得的胜利触发了他的灵机。法国占领鲁尔虽然重新燃起了德国对传统敌人的仇恨，从而使民族主义精神复活，但是却使希特勒的计划变得困难了。法国这样做，使得德国人民团结在抵抗法国的柏林共和政府的背后。这是希特勒所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他的目标是摧毁共和国。至于法国，德国可以在实现了自己的民族主义革命和建立了独裁政权以后，再来收拾它。希特勒在有力的舆论潮流面前居然敢冒大不韪，采取一个不得人心的方针：「不——不要打倒法国，而是要打倒祖国的叛徒！打倒十一月罪人！这才是我们的口号。」

在一九二三年的头几个月里，希特勒就致力于实现这个口号。二用间，主要是由于罗姆在组织工作上的本领，巴伐利亚有四个武装的「爱国团体」同纳粹党联合组成所谓「祖国战斗团体工作联盟」，而以希特勒为政治领导。九月间组织了一个名叫「德国人战斗联盟」的更强有力的团体，希特勒担任三人领导之一。这一组织是九月二日在纽伦堡举行群众大会庆祝德国一八七○年在色当战败法国的五十三周年纪念时产生的。南德大部分具有法西斯思想的团体都有代表参加，希特勒在会上发表了一篇激烈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演说后，受到了全场起立的欢呼。新成立的战斗联盟公开声称它的目标是：推翻共和国，撕毁凡尔赛和约。

在纽伦堡开会期间，检阅示威群众游行的时候，希特勒在检阅台上站在鲁登道夫将军的旁边。这并不是件偶然的事。若干时候以来，这个年轻的纳粹党头子就一直在拉拢这位战时英雄。鲁登道夫曾经让柏林卡普政变的策动者利用他的声名，现在既然他继续鼓励右翼的反革命，也就有可能诱使他来支持希特勒心中开始萌芽的那种行动。这位老将军是一点也没有政治头脑的；他现在定居在慕尼黑郊外，毫不掩饰他对巴伐利亚人、对巴伐利亚王位可能继承人卢伯莱希特太子、对德国天主教会势力最大的一邦的天主教会的蔑视。这一切，希特勒都知道，但是，这正合他的心意。他并不想要鲁登道夫来担任民族主义反革命运动的政治领袖——虽然人人皆知，这位战时英雄颇有雄心担当这个角色。希特勒要把这个角色留给自己。但是鲁登道夫的名字，他在军官团和整个德国保守派中间的声望，对这个在巴伐利亚境外还是默默无闻的地方政客来说，却是个本钱。于是希特勒开始把鲁登道夫：包括到他的计划里面。

一九二三年秋，德意志共和国和巴伐利亚邦之间的危机达到了顶点。九月二十六日那天，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总理宣布结束在鲁尔的消极抵抗，德国恢复支付赔款。这个前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喉舌是个坚决的保守派，而且从骨子里来说，还是个保皇派，他已认定，如果德国要得救，要统一，要恢复强大，那就必须——至少在目前——同意共和国的存在，同协约国妥协，取得喘息的时间来恢复经济力量。如果再听其自流的话，只会造成内战，也许最后会导致国家的毁灭。

在鲁尔放弃对法国的抵抗和恢复赔款负担这两件事，在德国民族主义分子和在共产党人中间引起了一场狂怒和歇斯底里的叫嚷。共产党的势力这时也有了增长，他们同民族主义者一起，猛烈谴责共和国。施特莱斯曼面临着来自极右方面和极左方面的严重反叛。关于这一点，他是预见到的，他在宣布改变鲁尔和赔款问题政策的那一天就请总统埃伯特宣布了紧急状态。从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六日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二月，根据紧急状态法，德国的执行权力交给国防部长奥托·格斯勒和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实际上，这就使得冯·西克特将军和他的陆军成了全国的实际独裁者。

巴伐利亚毫无意思接受这样一个解决办法。欧根·冯·克尼林领导的巴伐利亚内阁九月二十六日在本邦宣布了紧急状态，任命右翼保皇派、前邦总理古斯塔夫·冯·卡尔为拥有独裁权力的邦长官。在柏林方面，有人担心巴伐利亚可能退出德国，拥护维特尔斯已赫王室复辟，也许还会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联邦。于是埃伯特总统就匆匆忙忙地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并且邀请冯·西克特将军参加。埃伯特想要知道陆军站在哪一方面。西克特直率地告诉他：「总统先生，陆军站在我的背后。」

这位夹着单镜片、面无表情的普鲁士籍总司令的冷冰冰的话，不出所料，并没有使德国总统或者总理感到惊异。他们早已认识到陆军那种不服从任何方面的国中之国的地位。我们前面已经谈到，三年以前，当柏林被卡普部队占领的时候，曾向西克特提出过类似的呼吁，当时陆军就站在这位将军的背后，而没有站在共和国的背后。现在一九二三年的唯一问题是，西克特站在哪里。

共和国真是幸运，他这次是站在共和国的背后，这不是因为他相信共和民主的原则，而是因为他看到，就目前来说，要保全本身受到巴伐利亚和北方的反叛威胁的陆军，要防止德国陷于灾难深重的内战，支持现政权是必要的。西克特知道，驻扎在慕尼黑的那一个师里有些领导军官站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者一边。他也知道有个「黑色国防军」的阴谋，其首领是前参谋总部军官布赫鲁克少校，其目的是要占领柏林和推翻共和政府。他现在就按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和坚强的决心着手行动，来整顿陆军和结束内战威胁。

一九二三年九月三十日晚上，「黑色国防军」部队在布赫鲁克少校指挥下占领了柏林东面的三个炮台。西克特命令正规军去包围他们，两天后，布赫鲁克投降了。他以叛国罪被起诉，后来真的判了十年的炮台禁闭。原来是由西克特本人用「劳动突击队」名义建立起来为十万名国防军提供秘密后备人员的「黑色国防军」就此解散了。西克特接着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萨克森、图林吉亚、汉堡和鲁尔方面共产党暴动的威胁上去。在镇压左派方面，陆军的忠诚是毫无问题的。在萨克森，当地国防军司令逮捕了社会党－共产党联合政府人员，并且任命了一名国家长官执掌政权。在汉堡和其他地方，共产党很快受到严厉的镇压。柏林现在认为，比较轻易地镇压了布尔什维分子以后，已经剥夺了巴伐利亚阴谋分子声称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要从共产主义手中拯救共和国的借口，并且认为他们现在总该会承认全国政府的权威了。但是事情的结果却不是如此。

巴伐利亚仍旧违抗柏林。它现在处在三巨头的独裁控制之下，三巨头是邦长官卡尔、驻在已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奥托·冯·洛索夫将军和邦警察局长汉斯·冯·赛塞尔上校。卡尔拒绝承认埃伯特总统宣布德国处于紧急状态的命令适用于巴伐利亚。他拒绝执行柏林方面的任何命令。全国政府要求取缔希特勒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因为它恶毒攻击共和国，特别是西克特、施特莱斯曼和格斯勒，但是卡尔却轻蔑地加以拒绝了。

柏林方面的第二道命令是：逮捕巴伐利亚一些武装团体的三个臭名远扬的首脑：海斯上尉、卡普政变中的「英雄」埃尔哈特上尉和罗姆的男宠罗斯已赫中尉。卡尔也置之不理，西克特不能再忍耐了，他命令冯·洛索夫将军取缔纳粹党党报和逮捕这三个自由团人员。但是这位将军却迟迟没有遵命，因为他自己也是巴伐利亚人，而且思想混乱，性格软弱，希特勒的雄辩和卡尔的劝说已使他上了钩，十月二十四日，西克特撤换了他，另帕克莱斯·冯·克莱森施坦因将军接替。但是，卡尔不肯接受柏林方面的片面决定。他宣称，洛索夫将继续担任驻在巴伐利亚的国防军司令，并且强迫陆军军官和士兵举行特别宣誓，效忠巴伐利亚政府，这不仅是违抗西克特，而且是藐视宪法。在柏林方面看来，这不仅是政治反叛，而且还是军事反叛。冯·西克特将军现在决心要平定这次双重反叛。

他向巴伐利亚三巨头。向希特勒和武装团体发出了一个明白的警告：他们方面的任何反叛都将受到武力的对付。但是对这位纳粹党领袖来说，这时要再后退已经太晚了。他的激烈的党羽都要求行动起来。他的冲锋队队长之一威廉·勃鲁克纳中尉则要求他马上采取行动。「时候到了，」他提醒说，「我已约束不住弟兄们了。如果现在再不采取行动，他们就要离开我们了。」

希特勒也认识到，如果施特莱斯曼赢得更多的时间，并且恢复国内平静成功的话，他自己的机会就会丧失。因此他要求卡尔和洛索夫趁现在柏林方面还没有向慕尼黑进军之前就向柏林进军。他开始怀疑，三巨头不是胆怯了，就是打算在没有他参加的情况下搞政变，闹分离，要巴伐利亚脱离德国。希特勒狂热地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统一的德国，对于这种政变他是绝对反对的。

在西克特提出警告后，卡尔、洛索夫、赛塞尔的确是开始丧胆了。他们没有兴趣作无益的姿态而自毁前途。十一月六日，他们告诉战斗联盟：不能催促他们采取轻率行动；究竟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采取行动，只有他们才有权决定。希特勒是战斗联盟的主要政治人物，因此这等于告诉希泞勒，他必须自己掌握主动。他如果要单独举行政变，还没有足够的后盾。他必须得到巴伐利亚邦、军队和警察的支持，这是他在维也纳流浪的日子里学到的教训。他总得想个办法使卡尔、洛索夫、赛塞尔处在不得不与他一起行动而且没有退步余地的地位。这需要大胆，甚至冒险，现在希特勒用事实证明他是有这种魄力的。他决定劫持三巨头，强迫他们按照他的要求行使他们的权力。

这个主意最初是罗森堡和施勃纳——里希特这两个从俄国逃出来的人向希特勒建议的。后者借他妻子的姓充起贵族来，自称为马克斯·埃尔温·冯·施勃纳——里希特。他是个来历可疑的角色，像罗森堡一样，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波罗的海沿岸的俄国省份里度过的，战后同其他难民一起从苏联逃到慕尼黑，在这里加入了纳粹党，成了希特勒亲信之一。

十一月四日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Totengedenktag），慕尼黑市中心要举行军事检阅，报上已经宣布，在一条通向英烈祠的狭隘街道上设立的检阅台上，接受军队敬礼的，除了众望所归的卢伯莱希特太子之外，还有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施勃纳——里希特和罗森堡向希特勒建议，用卡车装运几百名冲锋队，在受检阅的军队来到之前包围这条小街道，用机枪加以封锁。希特勒然后登上检阅台，宣布革命，在手枪威胁下劝说这些权贵参加革命，帮助他领导革命。这个计划很中希特勒的意，他表示热烈赞成。但是在约定的那天，当罗森堡提前赶到这个地方作侦察时，他颇为沮丧地发现，这条狭隘的街道被一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完全警戒起来了。这个计划，也就是「革命」，不得不因此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