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一个阴暗的秋天的星期日，阿道夫·希特勒尝到了他出于深刻的仇恨和失望而称之为本世纪最最卑劣的事情的滋味。一个牧师到柏林东北波麦腊尼亚小镇帕泽瓦耳克军事医院来对伤兵宣布一个简直令人不能相信的消息。希特勒当时正在那个医院休养，他一个月以前在伊普莱斯中了英国毒气，双目暂时失明。

那个牧师告诉他们，那个星期日上午德皇已经退位，逃到荷兰去了。在那天前一天，柏林已经宣布成立共和国。次日，十一月十一日，将在法国的贡比臬签订停战协议。战争已经打败了。德国要听任胜利的协约国摆布。那个牧师说着说着就哽咽起来。

「我忍不下去了，」希特勒追述当时的情景说，「我的眼前突然又是一片昏黑；我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回到病房，投身到床上，把发烧的脑袋埋在毯子和枕头下——这样，一切都白费了。一切牺牲和困苦都白费了——我们尽管心中怀着死亡的恐惧，还是尽了我们的天职，但是这样的时刻都白费了；二百万阵亡烈士的牺牲也白费了——但是他们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才牺牲的吗？——我们经受这种种遭遇，难道只是为了让一帮卑鄙的罪犯能够欺凌我们的祖国吗？」

自从他站在他母亲墓边以来，他第一次——据他自己说——痛哭失声。「我禁不住哭了。」像当时和以后的千百万同胞一样，他不能接受这个铁一般无情的事实：德国在战场上已经战败，打输了这场战争。

也像其他千百万德国人一样，希特勒是个勇敢无畏的士兵。后来有些政治敌人攻击他在战斗中表现胆怯，但是应该说句公道话，在他的纪录中没有一丝一毫证据，可以证明这种攻击是有根据的。他经过了不到三个月的训练后，于一九一四年十月底到达前线，担任巴伐利亚后备步兵第十六团第一营的传令兵。第一次伊普莱斯战役，英军阻住了德军向英吉利海峡方面的挺进。就在这次战役的四天激战中，希特勒所属的部队伤亡惨重。根据希特勒写给他在慕尼黑的房东一个名叫波普的裁缝的信，他的团一共三千五百人在四天激战后只剩下六百人了，军官只剩下三十名，四个连的番号不得不撤销。在战争中他一共受伤两次，一次是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在德国医疗复原后，他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回到以该团原来团长的名字命名的李斯特团，这时他已被提升为下士，同年夏天参加了阿腊斯战役和第三次伊普莱斯战役。在一九一八年春、夏德军最后一次全面攻势中，他那一团处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最后一次伊普莱斯战役中，在十月十三日的晚上，英军向瓦尔维克以南的一个小山头大放毒气，他当时中了毒气。「我跌跌撞撞地回来，眼睛感到火辣辣的一阵痛，」他叙述道，「身边带着我所传递的最后一份战况报告。几小时后，我的眼睛烧得像通红的煤块一样；周围一片漆黑。」他因为作战英勇曾两次受奖。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他得了一枚二级铁十字奖章，一九一八年八月又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在前帝国军队中，后一种奖章是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同他在一个团里的一个战友说，他得到这个令人羡慕的奖章是因为他只身俘获了十五名英军；还有一个战友说是法军。李斯特团正式团史中并没有提到任何这样的功勋，它对于许多获得奖章的成员的个人功绩都没有提到。不论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希特勒下士获得了一枚一级铁十字奖章。他一直自豪地佩着这枚奖章，直到临死。

然而，作为士兵来看，他仍是个奇怪的家伙，他的不止一个战友都这么说。不像别的士兵，他从来没有后方寄来的信件和礼物。他从来不要求休假，甚至连一般战士对女人的兴趣也没有。对于前线的肮脏、虱子、泥泞、恶臭，他从来不抱怨诉苦，而最勇敢的军人对这些也难免有怨言的。他是个热情的战士，对于战争的目的和德国的明显的使命始终极其认真。

「我们都咒骂他，觉得不能容忍他，」他所属那个连中一个士兵后来追忆说，「当我们都诅咒战争的时候，我们中间就有这个白乌鸦不同意我们咒骂。」另外一个人说他「坐在我们食堂的角落里，双手抱头，默默沉思。他会突然跳起来，兴奋地走来走去，说我们尽管有大炮，还是得不到胜利，因为德国人民的无形敌人比敌人的最大大炮还要危险」。接着他就会对这些「无形敌人」犹太人和马克思主义者进行一场狠毒的攻击，他不是在维也纳知道了他们是万恶之源吗？

的确，当他在战争中途养腿伤的时候，不是亲眼在德国本国看到过这一点吗？他在柏林附近的皮立茨伤愈出院后，曾到首都去观光，然后又去慕尼黑，他到处都看到「恶棍无赖」诅咒战争，希望战争早些结束。怠工的人遍地皆是，除了犹太人之外还有谁？他发现「办公室里犹太人充斥。几乎每一个办事员都是犹太人，每一个犹太人都成了办事员——在一九一六－一九一七年间，几乎全部生产工作都是在犹太人的财政控制之下——犹太人掠夺了整个国家，把它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我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灾祸临头——」他看到的情况，使他不能忍受，据他说，他对又回到前线感到很高兴。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他心爱的祖国所遭到的灾难，使他更加不能忍受。在他看来，正如在几乎所有德国人看来一样，这场灾难是「极其荒谬的」和平白无故的。德军并没有在战场上被打败。它是背后中了国内卖国贼的暗剑。

这样，希特勒和许多德国人一样，对于「背后中了暗剑」的传说，慢慢形成了一种执迷不悟的信仰。这一传说日后在破坏魏玛共和国和为希特勒的最后胜利铺平道路方面比任何其他事情都起了更大的作用，这一传说纯属子虚，总司令部实际首脑鲁登道夫将军在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坚决主张「立即」停火，他的名义上的上级冯·兴登堡陆军元帅支持他的主张。在十月二日在柏林由德皇威廉二世主持的御前会议上，兴登堡重申总司令部关于立即停火的要求。他说：「军队不能再等待四十八小时。」兴登堡在同日写的一封信中断然声称，军事形势要求「立即停止战斗」。根本没有提到「背后中了暗剑」。这位德国伟大的战争英雄表示相信这个神话是后来的事。在战争结束一年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国民议会调查委员会的一次调查会上，兴登堡宣称，「一位英国将军说得很不错，德军是『背后中了暗剑』」。

事实上，由巴登的马克斯亲王领导的政府不顾鲁登道夫的停战要求，坚持了好几个星期之久，因为在九月底以前，总司令部一直没有把恶化中的军事形势告诉给政府。

只有在两次大战之间在德国呆过的人才知道德国人民相信这个令人不能置信的传说的普遍程度。能够揭露这一传说不确的事实遍地皆是。但是右派的德国人不愿正视这些事实。他们从来没有停止叫喊过，有罪过的是「十一月罪人」——这是希特勒深深地打入人民心坎中的一个称呼。在他们看来，德国军方狡猾地卑怯地诱使共和国政府签订军事领袖坚决主张签订的停战协议，后来又劝告政府接受凡尔赛和约，这些事实都是无关紧要的。而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一八年接掌政权是十分勉强的，而且完全是为了要保全国家，使它不致于陷入势将导致布尔什维主义的极度混乱状态。这一点似乎也是不重要的。德国的崩溃不是社会民主党的过错。责任完全在于掌握政权的旧秩序。但是千百万德国人都不愿承认这一点。他们要为战败、为他们的耻辱和悲惨处境寻找替罪羊。他们很容易使自己相信。替罪羊就是签订了投降协议和建立民主政府并废除原来专制政体的「十一月罪人」。德国人容易受骗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常常讲到的一个题目。他不久就要充分利用这一点。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日那天晚上，那位牧师离开帕泽瓦耳克以后，阿道夫·希特勒「接着过着可怕的日子，甚至更加可怕的夜晚」。「我知道，」他说，「一切都完了。只有傻子、骗子、罪人才希望敌人能发慈悲。在这些夜晚，我的心中滋长了仇恨，对那些干出这件事来的入的仇恨——卑鄙的堕落的罪人！我越是想在这个时刻弄清楚这件荒谬的事情，我越是感到愤慨和羞辱。同这种悲惨境遇比较起来，我的眼痛算得了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看清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决定投身政治」。

结果证明，不仅对希特勒，而且对整个世界，这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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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方三十的奥地利人，无亲无故，无产无业，既无一技之长，也从无正常职业，在政治方面更无任何经验，他要在德国谋政治方面的发展，前途是一点也不光明的。在开始的时候，有一个短短的时期，希特勒也明白这一点。「好多天以来，」他说，「我一直在考虑应该怎么办，每次考虑结果总是清醒地认识到，像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要采取任何有益的行动，连最起码的基础也不具备。」

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发现这个寄寓的城市几乎面目全非了。这里也发生了革命，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国王也已经退位。巴伐利亚现在落在社会民主党的手中，他们成立了一个巴伐利亚「人民国」，以库特·艾斯纳为首，他是生于柏林的一位流行的犹大作家。艾斯纳在慕尼黑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长着一脸灰白色的大胡子，戴着夹鼻眼镜，头上是一顶黑色的大帽子，个于却特别矮小。他在十一月七日那天带领了几百个人，大摇大摆地经过街头，不发一枪就占领了议会和政府的所在地，宣布成立共和国。三个月后他被一个年轻的右派军官安东·阿尔科一凡雷伯爵所暗杀。工人们于是成立了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寿命不长。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柏林派来的正规军和巴伐利亚「自由团」义勇军开进了慕尼黑，推翻了共产党政权。为了报复苏维埃枪杀十几名人质，他们屠杀了好几百人，其中也有许多非共产党人。虽然在名义上暂时恢复了一个以约翰内斯·霍夫曼为首的温和的社会民主党政府，巴伐利亚政治中的真正权力已转入右派之手。

在这个混乱的时候，巴伐利亚右派是哪些人？他们是正规国防军；他们是希望维特尔斯巴赫王室复辟的保皇派；他们是一批看不起柏林民主共和国的保守派。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成分也逐渐起了变化，主要成分已是为数众多的一批覆员军人，他们的世界在一九一八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是那些无处扎根的人，他们找不到工作，也找不到回到他们在一九一四年离开的那种和平社会中去的道路；也是那些在战争中变得心肠狠辣、性格粗暴的人，他们摆脱不了这种根深蒂固的恶习，像希特勒（他有一个很短的时候曾经是他们之中的一个）后来说的那样，他们「变成了为革命而革命的革命派，希望革命成为一种永久存在的状态」。

武装的自由团在德国各地纷纷建立，由国防军秘密提供装备。起初他们只是被用来在发生纠纷的东部边境同波兰人和波罗的海一带的人殴斗，但是不久就开始支持推翻共和政体的阴谋了。一九二○年三月，自由团的一个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旅在一个叫做埃尔哈特上尉的冒险家率领下占领了柏林，让一个极右派的庸碌无能的政客沃尔夫冈·卡普博士担任总理。正规军在冯·西克特将军率领下按兵不动，共和国总统和政府则仓皇逃向西德。只是靠各工会举行了一次总罢工，才恢复了共和政府。

与此同时，在慕尼黑举行的另外一种军事政变却比较成功。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国防军推翻了霍夫曼的社会党政府，成立了一个以古斯塔夫·冯·卡尔为首的右翼政权。现在这个巴伐利亚首府已经成了德国国内各种决心要推翻共和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的政体、否认凡尔赛和约的束缚的一切势力的磁力中心；在这里，自由团的雇佣兵，包括埃尔哈特旅的成员，得到了庇护和受到了欢迎。。在这里，鲁登道夫将军同一批其他心怀不满的退伍军官定居下来，在这里，策动了多次政治暗杀，其中包括对马修斯·埃尔兹伯格和瓦尔特·腊思瑙的暗杀。埃尔兹伯格是个温和派的天主教政治家，他有勇气在将军们打退堂鼓的时候出来签订停战协议；腊思瑙是当时才华出众、颇有学识的外交部长，极端派痛恨他，因为他是个犹太人，同时因为他执行了全国政府的政策，设法至少履行凡尔赛和约中一部分条款。

就是在慕尼黑的肥沃的土壤上，阿道夫·希特勒开始了他的活动。

当他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底回到慕尼黑时，他发现他所属的那一个营处在「士兵委员会」的掌握中。这种情况使他十分反感——他说——于是他决定「立刻尽快离开」。这年冬天他在奥地利边境附近的特劳恩施大因的一个战俘营担任警卫，次年春天又回到慕尼黑。他在《我的奋斗》中谈到，：他招惹了左翼政府的「不满」，完全靠用马枪对准三个来捉他的「恶棍」才免于被捕。在共产党政权被推翻后不久，希特勒立刻开始他所谓的「第一次多少有点政治性质的活动」。这就是向第二步兵团调查委员会提供情报，这个调查委员会是为了要调查慕尼黑出现为时短暂的苏维埃政权的责任属谁而成立的。显然，希特勒在这件事上出的力是被认为有价值的，因此陆军继续雇用他，派他在当地军区司令部政治部新闻局工作。德国陆军一反过去传统，现在热衷于政治，特别是在巴伐利亚，它在那里终于建立了一个合乎自己口味的政府。为了要扩大它的保守的影响，它给士兵开了「政治训练」班，阿道夫·希特勒也参加了其中的一个班，而且是一个注意听讲的学员。据他自己的叙述，有一天，在听讲时，有人为犹太人说了一句好话，他就忍不住插嘴进去。他的反犹宏论显然使他的上级军官听了很高兴，他不久就被派到慕尼黑一个团里担任教官。其主要任务就是同危险的思想——和平主义、社会主义、民主主义作斗争；在陆军心目中看来，这就是它在这个曾经对之宣誓要效忠的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

对希特勒说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机，在他想进入的政治领域中，这是他第一次得到承认。特别是，这给了他一个机会来试验和锻炼他的演讲本领——正如他一向所认为的那样，这是要做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第一个先决条件。他说：「一下子，我得到了在大庭广众说话的机会，过去我完全无意识地靠直觉而认为具有的东西，现在得到了证实，那就是：我是能够『演讲』的。」这个发现使他非常高兴，虽然这件事并不特别奇怪。他过去一直担心他的嗓子可能由于在前线中了毒气而永远给毁了，现在他发现已经复原，足以使「至少在一个班的小房间里每个角落」都能够听到。这一才能日后使他很轻易地成为德国最富于口才的演说家。他在电台上演讲时，几乎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用他的声音来左右千百万听众。

一九一九年九月的某一天，希特勒接到陆军政治部的一项命令，要他调查一下慕尼黑一个自称「德国工人党」的小小政治团体。军方对工人的政党一直都很疑忌，因为这些政党都是由社会党和共产党控制的，但是这个政党却被认为可能有所不同。希特勒说，他「完全不知道」这个政党。但是在他要调查的该党会议上预定要发言的一个人，却是他所认识的。

原来在几个星期以前，他在陆军训练班上听到戈特弗雷德·弗德尔的一次讲课。弗德尔是个土木工程师，经济学方面的怪人，他坚决相信，除了「创造性」和「生产性」的资本之外，还有一种「投机性」的资本，这种「投机性」资本就是德国大多数经济问题的原因。他主张禁止这种资本，一九一七年，他组织了一个团体来实现这个目标，这个团体的名称叫做「德国打破利息奴役制度战斗联盟」。经济学一窍不通的希特勒听了弗德尔的演讲后很受影响。他认为弗德尔的「打破利息奴役制度」的要求是「建立一个新政党的基础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他说，在弗德尔的演讲中。「我感到有一个可以用于这场未来斗争的有力口号」。

但是在开始的时候，他并没有感觉到德国工人党有什么重要意义。他去参加该党集会是奉命而去的。这次集会参加的一共只有二十五人，地点是在施端纳克勃劳啤酒馆的一间阴暗的房间里。希特勒从开始一直坐到散场，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一点也没有什么好印象。他说，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当时的时代是这样一个时代：任何人都对现状不满，都觉得有必要组织一个新党。这种新组织遍地皆是，过不了很久又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我觉得德国工人党没有什么不同」。在弗德尔发言结束后，希特勒正要离开时，一个「教授」站了起来，反驳弗德尔的论点，并且建议巴伐利亚同普鲁士脱离关系，另外同奥地利组织一个南德意志国家。这在当时的维也纳是个很流行的主张，但是它却引起了希特勒的狂怒，据他亏来自己说，此事使他站起身来对「这位有学问的先生」加以一番痛斥。话显然说得十分尖锐，据希特勒说，那位「教授」「像只落水狗般」夹着尾巴溜走了，而其余的听众则「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无名小子。有一个人——据希特勒说当时没有听清他的姓名——在后面追上来，把一本小册子塞在他手里。

这个人是安东·德莱克斯勒，锁匠出身，他可以说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真正奠基人。德莱克斯勒是个面有病容，目戴眼镜的人，没有受过正式教育，能够独立思考，但是头脑偏狭，思想混乱，文章固然写得不好，演讲更是糟糕，他当时在慕尼黑铁路工厂工作。一九一八年三月七日他组织了一个「独立工人委员会」同自由的工会中的马克思主义作斗争，鼓吹为德国争取「公正的」和平。实际上，这是在北德建立的「根据工人阶级路线促进和平协会」这个运动的一个分支机构（德国当时和后来一直到一九三三年都有不少这种名字起得十分堂皇的行施压力的团体）。

德莱克斯勒所拉到的会员从来没有超出四十个，一九一九年一月，他的委员会同一个叫做「政治工人集团」的差不多的团体合并，后者原来是由一个名叫卡尔·哈勒的报社记者领导的。新组织的成员不到一百个，名叫德国工人党，由哈勒担任第一任主席，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很少提到他的一些后来无声无息的早期同志，但是却恭维哈勒是个「正直的」和「确实很有教养的」人，不过对于他缺乏「演讲天才」表示惋惜。也许哈勒之所以有此一笔带过的光荣，主要是因为他顽固地认为希特勒演讲拙劣，这种看法使这个纳粹党的领袖一直很恼火，他在自传中一点也没有隐讳这一点。无论如何，德莱克斯勒似乎是这个规模很小、默默无闻的德国工人党的主要推动力。

第二天早上，希特勒仔细阅读了德莱克斯勒塞在他手中的小册子。他把当时情况详细地写入了《我的奋斗》。当时是清晨五时，希特勒醒了，按照他所说的习惯，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里的床铺上，看着耗子啃啮他总是在前一天晚上撤在地上的面包屑，「我一生尝够了贫困的滋味，」他沉思道，「因此我很能够想象小生物的饥饿和快乐。」他记起了那本小册子，就取出来阅读。小册子的书名叫《我的政治觉悟》。叫希特勒惊异的是，它反映了他本人在过去几年中确立起来的很多思想。德莱克斯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要以工人阶级群众为基础，然而不像社会民主党，却要保持强烈民族主义的政党。德莱克斯勒曾经参加过爱国主义的祖国阵线，但是不久就对它那似乎与群众毫无联系的中产阶级倾向感到幻灭。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也为了同样的原因瞧不起资产阶级——他们完全不关心工人阶级家庭和他们的社会问题，因此，德莱克斯勒的主张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那一天，希特勒后来又惊异地接到一张明信片，通知他，他已被接受参加了德国工人党。「我真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他后来卧忆说，「我丝毫无意参加一个现成的政党，我要自己组织一个。他们对我的要求未免大自作主张了，根本不能考虑。」他正要这么写信作复，但是「好奇心又占了上风」，他决定去参加他们邀请他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亲自说明他不参加「这个荒唐可笑的小团体」的原因。

举行会议的酒馆是一家开设在赫伦街、名叫老罗森巴德的下等酒店——我穿过灯光阴暗、空无一人的餐厅，打开门到后面的一间屋子里，同委员会打了一个用面。在一盏昏暗的煤气灯下，围着桌子坐着四个青年，其中就有小册子的作者，她一见我进去就马上非常高兴地招呼我，欢迎我这个德国工人党新党员。

说真的，我非常吃惊。他们先读了上次会议的记录，对秘书投了信任票。接着司库作了账目报告——这个组织一共只有七马克五十芬尼的经费——也对司库投了信任票。这也记入了会议记录。接着第一主席读了给基尔、杜塞尔多夫和柏林的来信的答复，人人都表示同意，接着是就收到的来信作了一个报告——

讨厌啊，讨厌！这是最糟糕不过的俱乐部生活！难道我要参加这个组织吗？

但是坐在这间灯光昏暗的后室里的这些小人物身上却有什么东西吸引住他：那就是「渴望组织一个不仅仅是通常意义的政党的新的运动」。那天晚上，他回到营房，「考虑我一生中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是否应该参加？」他承认，理智告诉他要推辞。但是——正因为这个组织无足轻重，一个有精力和思想的青年人就有机会「进行真正个人的活动」。希特勒再三思考他能够「给这个任务」干些什么。

我不名一文，没有收入，这一点在我看来倒是最可以忍受的，而比较困难的则是，我是个无名之辈，侥幸活着或者死去，连最近的邻人也不会加以注意。此外，还有由于我缺乏教育而必然引起的困难。

经过了两天伤尽脑筋的思考以后，我终于决定我必须采取这一步骤。

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以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样成了德国工人党委员会的第七名委员。

这个微不足道的政党有两个成员值得在这里一提。他们日后证明对希特勒的崛起是很重要的。在慕尼黑陆军第七军区参谋部工作的恩斯特·罗姆上尉在希特勒之前参加了这个党。他是一个体格魁梧的职业军人，脖子粗壮像头公牛，眼睛细小像只肥猪，脸上疤痕斑斑，上半截鼻子在一九一四年给子弹打掉了，他生性爱好政治，有天赋组织能力，像希特勒一样，他对民主共和国和他认为应该对之负责的「十一月罪人」怀有强烈的憎恨。他的目标是重建一个强大的民族主义的德国，他同希特勒一样认为只有靠一个以下层阶级为基础的政党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像大多数正规军官，他本人就是来自这个阶级，他是一个狠毒、无情、猛干的人，不过也像许多早期纳粹党人一样，是个有相公癖的人。他参与建立了第一批纳粹党打手，后来扩建成为冲锋队，一直由他领导，直到一九三四年他被希特勒处决为止，罗姆不仅给这个新党带来了大批退伍军人和自由团义勇军，成了该党初期的骨干，而且由于他是控制着巴伐利亚的陆军的一名军官，也为希特勒和他的运动取得了当局的保护，有时甚至是支持。没有这种帮助，希特勒要想煽动人民推翻共和国的运动，也许是永远不能够得到真正开展的。可以肯定，没有巴伐利亚政府和警察的容忍，他是不可能安然无事地采取他的恐怖和恫吓手段的。

狄特里希·埃卡特比希特勒大二十一岁，常常被称为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上的奠基人。他是一个机智的新闻记者，同时又是一个平庸的诗人和剧作家。他翻译过易卜生的《派尔·金特》（《PeerGent》），写过一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在柏林，他曾经像希特勒在维也纳一样，过了一阵子波希米亚式的流浪生活，成了一个酒鬼，吸过吗啡，据海登的材料，还进过精神病院，在那里，他才总算能把自己的剧本上演，让病人来当演员。他在战争结束时回到故乡巴伐利亚，在慕尼黑的艺术家荟集的施瓦勃林区的勃伦纳赛尔酒馆里，在一群钦慕者前面，宣传亚利安人的优越性，主张消灭犹大人，推翻柏林的「猪猡」。

「我们需要一个头子，」当时在慕尼黑工作的新闻记者海登引述埃卡特一九一九年对勃伦纳赛尔酒馆的常客作的演讲说，「他要能够吃得消机枪的声音。群众是需要吓一吓的。我们不能用军官，因为大家现在不再尊重他们了。最好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工人——他不需要什么脑筋——他必须是个单身汉，这样我们就能吸引妇女。」

这个酗酒的诗人在阿道夫·希特勒身上发现了他一直在寻找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自然的事情吗？他在德国工人党内成了这个新起的年轻人的亲密顾问，借书给他阅读，帮助他提高他的德文——文字的和口头的——把他介绍给自己的广大朋友，其中不仅有愿意出钱捐助该党经费和维持希特勒生活的阔佬，而且有像鲁道夫·赫斯和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的未来助手。希特勒对埃卡特的仰慕之情一直没有减退过，《我的奋斗》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表示对这位古怪的导师的感激：他是——希特勒在该书的结尾中说——「最优秀的人，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的思想中，最后在他的行动中，一生致力于唤起我国人民」。

创建国家社会党的人就是这么一批无奇不有的失常的怪物，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开始形成一个在十三年内将席卷欧洲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为德国建立第三帝国的运动。思想混乱的锁匠德莱克斯勒提供了一个核心，酗酒的诗人埃卡特提供了一部分「精神上的」基础，经济学怪人弗德尔提供了可以算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有相公痹的罗姆提供了陆军和退伍军人的支持，至于将一个原来不过是酒馆小房间里的辩论会的组织建设成为一个势力强大的政党，这项工作的领导责任现在就落在这个年纪不满三十一岁、以前完全默默无闻的流浪汉阿道夫·希特勒的身上了。

自从在维也纳挨饿的日子以来在他心中沸腾的各种各样思想现在都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出路，迄今为止他的性格上的一直看不出来的内在精力现在开始迸发出来了。他促使他们原来是缩手缩脚的委员会开始组织规模较大的集会。他亲手在打字机上打请帖，发请帖。后来他说起，有一次，他发出了八十份请帖以后，「我们坐着等待客人们来临。一个小时后，『主席』不得不宣布『开会』。一共仍旧只有七个人，我们自己的七个人」。但是他并不气馁。他用油印办法增加了请帖的数目。他筹到了一些钱在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开会的通知。他说，「这次成功简直是惊人的。出席的有一百一十一个人」。原来预定希特勒在一位「慕尼黑教授」发表了主要讲话后作第一次「公开」演说。但是该党名义上的首脑哈勒表示反对。「这位先生为人肯定是正直的，」希特勒后来说，「但是他却认为，搞别的名堂，我也许还行，演讲却绝对不行。我一共讲了三十分钟，在此以前，我只是自己直觉地感到而一点也没有把握的事情，现在却为具体事实所证实了：我是能够演讲的！」据希特勒自称，他的滔滔雄辞使听众像「过电」一样激动，其反应之热烈，从会后大家捐献了三百马克这件事可以得到证明，这暂时减轻了他们党在经济上的困难。

一九二○年初，希特勒把党的宣传工作接了过来，自从他在维也纳社会党和基督教社会党的活动中看到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以来，他一直对之非常下功夫。他立刻开始组织这个小得可怜的党做梦也想不到的最大规模的集会。时间订在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会场假座著名的霍夫勃劳豪斯啤酒馆的宴会厅，其大可容近二千人。希特勒在委员会中的同伴们都认为他这样做是发疯了。哈勒辞职表示抗议，由德莱克斯勒继任，他也仍然表示怀疑，希特勒强调说，准备工作是他个人负责进行的。他对这次集会非常重视，因此在《我的奋斗》第一卷结束时还把这次集会作了一番介绍，他解释，这是因为，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希特勒甚至没有预定要当主要演讲人。这个角色保留给一个名叫约翰内斯·丁菲尔德博士的推行顺势疗法的医生，他是一个用「日耳曼纳斯·阿格里科拉」的假名向报上投寄经济学文章的怪物，没有多久就变得默默无闻了。他的演讲结束后，台下毫无反应，接着希特勒开始演讲。据他的描写，当时情况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