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厅里有喊叫声，猛烈的撞击声，一些最忠实的战友和其他拥护者同捣乱分子打了起来——后者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秩序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恢复。我又能继续讲下去了。半小时以后，鼓掌声慢慢地开始压倒了叫喊声——将近四小时以后，大会己散，大厅渐空的时候，我知道，现在我们的运动的原则已经跟着德国人民一起走了出去，这些原则不可能再被遗忘了。

在演讲的时候，希特勒第一次阐明了德国工人党的二十五点纲领。这个纲领是德莱克斯勒、弗德尔和希特勒三人匆匆忙忙地拟出来的。会上的嘘叫声，大部是针对他宣读的纲领内容而发的，但是他还是认为纲领已全部得到通过，在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时候，这个纲领成了该党的正式纲领。后来，为了策略上的原因，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还宣布这个纲领是「不能改动的」。

这个纲领当然是骗骗工人、下层中产阶级和农民的大杂烩，到纳粹党执政的时候，大部分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许多对德国问题写文章的人都嘲笑过它，而且这个纳粹党领袖后来听到有人提到其中的某些内容时也颇为难堪，下不来台。但是，正如《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重要原则一样，这个纲领中最重要的部分，第三帝国是执行了的，对德国国内外千百万人民造成了灾难深重的后果。

纲领第一点要求所有日耳曼人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统一起来。希特勒担任总理后并吞奥地利及其六百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侵占苏台德区及其三百万日耳曼人的时候，他所坚决要求的和得到的不正是这一点吗？他要求归还但泽和波兰境内一些主要由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以致造成德国对波兰的进攻和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正是为了这一点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有这么许多人对于希特勒不厌其烦地用书面写下来的纳粹目标，不是漫不在意，就是一笑置之，难道不可以说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事吗？一九二○年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慕尼黑的啤酒馆里宣布的纲领中的一些反犹项目，肯定是个不祥的预告。其中规定：在德国，犹太人不能担任公职，甚至不能享有公民权利，不能参加新闻工作。在一九一四年八月二日以后到德国的犹太人一律都要驱逐出境。

党纲中不少段落显然仅仅是投合下层阶级的情绪的骗人玩意儿。当时下层阶级处境极为困难，激进的甚至社会主义的口号是很容易打动他们的。例如，第十一点要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第十二点要求将托拉斯收归国有，第十三点要求国家分享大工业的利润，第十四点要求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第十八点要求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第十六点要求保持「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坚决主张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这些要求都是在德荣克斯勒和弗德尔的坚持下列入的，他们两人显然真的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后来当大工业家和大地主开始大批捐款给纳粹党的时候，这些要求颇使希特勒感到难堪，当然，根本谈不上执行了。

最后，纲领中有两点是希特勒一当总理后就马上加以执行的。

那就是要求废除凡尔赛和约和圣歇尔曼条约的第二点。最后坚决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的第二十五点。这一点，同要求所有日耳曼人统一在德国之内的第一点和废除和约的第二点一样，是在希特勒坚持下列入纲领的。这一点说明，即使在他的党除了在慕尼黑以外很少为人所知的时候，他已经不惜冒失去本地群众支持的危险而开始把眼光放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因为当时在巴伐利亚，分离主义的倾向很强烈。巴伐利亚人经常同柏林的中央政府发生冲突，他们要求减少——而不是增加——中央集权，以便已伐利亚能够实行自治。事实上，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也是如此，柏林的命令在各邦没有什么权威性。而希特勒想要得到的则不仅是在巴伐利亚的权力，而且是最后在全国取得权力，为了要掌握和行使这一权力，就需要一个像他已经设想到的那种独裁政权来作为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取消各邦的半自治地位；而在魏玛共和国政体下，就像在霍亨佐伦帝国政体下一样，各邦都有自己的议会和政府。他在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一上台以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就是迅速实行该党党纲中很少人注意到、或者说很少人认真对待的这最后一点。我们不能怪他言之不预，因为他是一开始就用书面提出了充分的警告的。

煽动人心的演讲能力和态度激进、面面俱到的纲领，对于一个努力想要吸引人们注意和取得群众支持的新成立的政党来说，固然是很重要的，但是，仅仅这些条件还是不够的。希特勒现在就在开始注意提供更多的条件——多得多的条件，他的奇特的天才开始露出了苗头，发生了作用。他觉得，群众所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些主张——那是说他能够不断地打入他们心坎的一些简单的主张——而且也需要标志和象征，那样才能够取得他们的信任；需要有声有色的大场面，那样才能够唤起他们的热情；需要暴力和恐怖的行动，这种行动如果成功的话，就能够吸引追随者并且使他们感到有压倒弱者的力量。（大多数德国人不都是崇拜强者的吗？）

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在维也纳的时候，他认为社会民主党对他们的政治敌人实行了「可耻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她对于他所说的这种「恐怖手段」，很感兴趣。现在他就在自己的反社会主义的党内充分利用了这种恐怖手段。在开始的时候，退伍军人在集会上的任务是压制捣乱分子，必要的话，把他们轰出去。

一九二○年夏天，在该党的「德国工人党」的名字前添上了「国家社会主义」而成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缩写为N．S．D．A．P．，简称纳粹党，这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称）。以后不久，希特勒就把一批拳大臂粗的退伍军人组成「纠察队」（Ordnertruppe），由曾经坐过牢的钟表匠艾米尔·莫里斯指挥。为了逃避柏林政府的镇压，他们有一个时期曾伪装为该党的「体育运动部」，但是隔不了多久，在一九二一年十月五日，他们正式定名为冲锋队（Sturmabteilung缩写为S．A．）。冲锋队员穿褐色制服，他们大部分是自由团中的冒险家，负责指挥的是约翰·乌里希·克林茨赫，他是声名狼藉的埃尔哈特上尉的一名下手，后者曾因为谋杀埃尔兹伯格案被判徒刑，最近才被释放出狱。

这些穿制服的无赖后来已不能满足于在纳粹党的集会上维持秩序了，不久就开始去捣乱其他党的集会。一九二一年曾有一次希特勒亲自率领冲锋队去袭击一个名叫巴勒施塔特的巴伐利亚联邦主义者预定要发表演讲的集会，使巴勒施塔特挨了一顿揍。希特勒因此被判处三个月徒刑，结果只关了一个月。这是他第一次尝到铁窗风味，出狱以后，仿佛成了一个志士，反而比以前更加受人拥护了。「那没有关系，」希特勒对警察当局吹嘘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巴勒施塔特没有能讲成话。」正如希特勒几个月以前对一批听众所说的一样，「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在将来要毫不客气地防止——如果必要的话，用武力来防止——一切可能涣散我国同胞思想的集会和讲演」。

希特勒要做艺术家没有成功，做宣传家却成了一个大师，他在一九二○年夏天触动了一个灵机，不能不叫人认为是天才的表现。他看到，纳粹党所缺少的是一个能够表达这个新组织的主张，打动群众的心灵的徽号，一面旗帜，一种象征，希特勒认为，群众必须要有一面明显的旗帜来随之前进，为之斗争。他在多方考虑和试了不少图样以后，想出了这样一面旗帜：红地白圆心，中间嵌个黑※【编者：用※来代表原书符号，因「好读」不能显示。维基是这样解释这个符号的：「梵文：好运的象征，是古代印度宗教的吉祥标志。中国唐代武则天将※定为右旋，定音为『万』，义为『吉祥万德之所集』。」】字。带钩十字的于字虽然是袭用古代的，日后却成了纳粹党的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最后也成了纳粹德国有力的和吓人的标记。希特勒从哪里得到这个念头，用※字来做党旗和党徽，他在《我的奋斗》中并没有提到，虽然他曾就这件事写了很长的一段话。

※字的历史同人类一样悠久。在特洛伊的废墟中，在埃及和中国的废墟中，都有人发现过※字。我自己也曾在印度古代印度教和佛教的遗物中看到过它。在近代，爱沙尼亚和芬兰这样一些波罗的海国家的国徽中也出现过它，德国自由团人员在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的战斗中曾在那里看到过。埃尔哈特旅在一九二○年卡普政变期间开进柏林时曾经把它漆在钢盔上。希特勒在奥地利的时候无疑在某个反犹政党的党徽中看到过它，也可能是埃尔哈特旅来慕尼黑的时候加深了他的印象。他说，许多党员们向他提出的图样不约而同地都有一个※字，而且有一个「来自斯端恩堡的牙医师」确实提出了一个「一点也不坏而且同我的图样很相像的」旗帜的图样。

至于颜色，希特勒当然不要他痛恨的魏玛共和国的黑红黄三色。他不想采用前帝国的红白黑三色旗，但是他喜欢这三种颜色，不仅因为一据他说——这三种颜色是「现有色彩最协调的颜色」，而且因为这三种颜色是他曾经为之战斗的德国军旗的颜色。不过它们得换个形式，于是便加了一个※字。

希特勒对他的独特创造感到非常喜欢。「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中惊叹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字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的使命。」

不久又给冲锋队员和党员的制服设计了※字臂章。两年后，希特勒设计了纳粹的锦旗。供在群众游行时使用和在群众集会的主席台上装饰。这种锦旗模仿古代罗马的图样，上面是个黑色的金属※字，有一只鹰踩在一个银色的花环上，下面是个长方形金属框，刻有纳粹党的缩写字母，挂着有流苏的绳子，整个锦旗就是一面方形的※字旗，上面写着：「觉醒吧，德意志！」

这也许谈不上是「艺术」，然而却是最高超的宣传。纳粹党现在有了一个任何其他政党所不能比拟的标记，带钩的十字仿佛具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吸引着在战后初期混乱的年代中一直彷徨无依、生活没有保障的下层中产阶级，鼓舞他们朝着一个新的方向采取行动。他们开始在它的旗帜底下聚集起来了。

<h3 id = "ncx2_2_2">二 「元首」的出现</h3>

一九二一年夏天，这个后起之秀的煽动家，在表现出不仅作为一个演讲家而且作为一个组织家和宣传家方面的这种惊人的才能之后，无可争辩地掌握了党的领导权。他立刻给他的同志第一次尝到了他的冷酷无情、机智狡猾的手段的滋味，而靠了这种无情和狡猾的手段，他以后将在许多更加重要的危机中取得许多成功。

在夏初的时候，希特勒到了柏林，同北德民族主义分子联系，并且到他们精神上的大本营国民俱乐部去演讲。他此去是想要掂量一下把他自己的运动扩大到巴伐利亚一邦的境外、扩大到整个德国的可能性。也许他能够为了这个目的结下一些有用的联盟。就在他外出的时候，纳粹党委员会的其他委员认为，推翻他的领导的时机已经来到。因为他对他们太独断独行了。他们打算同南德有同样思想的团体结成联盟，特别是同「德国社会党」结成联盟，这个党是希特勒的死敌和竞争者、一个著名的反犹主义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纽伦堡组织的，委员会的成员们都认为，如果这些团体和它们的野心勃勃的领袖能够同纳粹党合并，希特勒的地位就会降低了。

希特勒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后，就立刻赶回慕尼黑，来收拾这些「愚蠢的疯子」——他在《我的奋斗》中是这么称呼他们的——的阴谋。他表示愿意退出党。这是党所吃不消的，因为委员会其他成员马上认识到，希特勒不仅是他们最能演讲的人，而且也是他们最优秀的组织家和宣传家。此外，他们的大部分经费现在也靠他募集，来源除了他发表演讲的群众性集会上的捐款以外，还有其他的方面，其中包括军队方面。如果他走了，褪褓中的纳粹党肯定要夭折。委员会不让他辞职。希特勒在地位巩固了以后，现在就迫使其他领袖全面投降。他要求让他当党的唯一领袖，拥有独裁权力，取消委员会，停止同其他团体、诸如同施特莱彻的团体的勾勾搭搭。

这些要求在其他委员看来是太过分了。他们在党的创建人安东·德莱克斯勒领导之下，起草了一份攻击这个未来的独裁者的罪状，印成小册子散发。这是希特勒受到他自己党内最激烈的一次攻击，攻击他的这些人对于他的性格和他的作风都有亲身的体会。

权力欲和个人野心使阿道失·希特勒先生在柏林逗留六周后回到他的岗位上来了，而他的柏林之行的目的至今没有透露。他以为时机已经成熟，可以借他背后暧昧不明的人之手，在我们队伍中间制造分裂和不和，从而促进犹太人和他们朋友的利益。越来越清楚，他的目的完全是利用国家社会党作为跳板，来实现他自己的不道德目的，篡夺领导权，以便在这个重要关头，迫使党走上另外一条轨道。他在数天前发给党的领导人的一份最后通牒，非常清楚他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份最后通碟里，他提出了种种要求，其中最主要的是他要对党拥有唯一的和绝对的独裁权力，而委员会，包括党的创建人和领袖、锁匠安东·德莱克斯勒，应该退隐——

他是怎样进行他的活动的呢？完全像个犹太人。他歪曲每一桩事实——国家社会党党员们！对于这种角色，快打定主意吧！千万不要做出错误的决定来。希特勒是个奸雄——他认为他能够——用各种各样假话来欺骗你们。

这些指责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还有一点可笑的反犹成分（希特勒的行为像个犹太人！）而减弱了力量。但是把这些指责公开，并没有给反叛者带来他们可能预期的结果。希特勒马上控告小册子起草人对他诽谤中伤，而德莱克斯勒本人在一次公开集会上不得不否认这本小册子与他有关。在党内两次特别会议上，希特勒强使对方接受他的和解条件，修改了党章，撤销委员会，由他担任主席，拥有独裁权力。失败受辱的德莱克斯勒当名誉主席，这是明升暗降，不久就销声匿迹了。正如海登所说，这是保王党对圆头党的胜利。但是它的意义还不仅如此。就在当时当地，在一九二一年七月，确立了「领袖原则」，这个原则始而作为纳粹党的党纪，继而成了第三帝国的国法。「元首」在德国舞台上出现了。「元首」现在开始改组纳粹党。施端纳克勃劳酒店后面阴暗的酒室，在希特勒看来简直是「一个停尸间，而不是一个办公室」，现在已弃置不用了，另外在科尼利斯街的一家酒店里设立了新的办公室。这里地方比较宽敞，光线比较明亮。办公室先赊购了一架艾德勒牌的旧打字机，后来又逐步添置了保险箱、文件柜、家具，安装了电话，聘请了专职秘书。

金钱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来了。将近一年以前，在一九二○年十二月，纳粹党买下了一家负债累累的亏本报纸，名叫《人民观察家报》。这是一张每周出版两次的反犹小报。收买这家报纸的六万马克究竟是从哪里弄来的，希特勒严守秘密，但是据说，这是靠埃卡特和罗姆劝诱里特·冯·埃普少将筹集来的。埃普少将在国防军中是罗姆的指挥官，本人也是纳粹党员。这笔钱很可能来自军方的秘密经费。在一九二三年初，《人民观察家报》改为日报。这样，希特勒就有了所有德国政党所必备的条件——一家报纸来宣传党的主张。办一家政治性日报，需要更多的钱，现在这些钱的来源，在党内某些比较无产阶级化的粗人看来，一定是有些奇怪的。富有的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是来源之一。她第一次同这个年轻的煽动家碰面后，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当他在柏林的时候，邀他到贝希施坦因家中下榻，为他举行招待会，让他会见有钱的人，还对他的运动捐助了数量可观的款项。资助这家新办日报经费的，还有一部分来自一位格特鲁德·冯·赛德立茨大太，她是个波罗的海沿岸的人，在芬兰几家赚钱的造纸厂里拥有股份。

一九二三年三月，一个名叫恩斯特·（普茨）·汉夫施丹格尔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以《人民观察家报》为抵押品，借给纳粹党一千美元，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的母亲是个美国人，他的讲究风雅的家里很有钱，在慕尼黑开设一家艺术出版公司。在通货膨胀的日子里，这笔钱折成马克是一笔惊人巨款，它给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帮了很大的忙。不仅如此，汉夫施丹格尔一家的友谊还不止限于金钱上的帮助。他们是慕尼黑第一个向这个喧闹滋事的年轻政客打开大门的富有望族。普茨成了希特勒的好友，希特勒后来任命他担任该党外国报纸部负责人。汉夫施丹格尔是个古怪的、瘦长得出奇的人，他那刺人的机智稍许补救了他那浅薄的头脑。他是个钢琴家，晚上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曾有多次，甚至在他的朋友在柏林执政了以后，常常中途告退，奉召去见元首。据说，他的钢琴弹奏——他猛击琴键——和他的俏皮话对于希特勒在忙碌了一天之后颇起安定精神、甚至振作精神的作用。后来这个脾气古怪然而性情和蔼的哈佛大学毕业生，像希特勒其他一些早期伙伴一样，也不得不离开德国逃命。

希特勒日后最亲信的下属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已经入党，或者不久就要入党。鲁道夫·赫斯是在一九二○年加入的。他是一个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人的儿子，十四岁以前是在埃及度过的，十四岁后回莱因兰上学。战争期间他一度同希特勒一起在李斯特团服役，虽然当时并不相识。两次受伤后，他做了飞行员。战后他在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学，但是大部分时间似乎在散发反犹小册子和同巴伐利亚当时极为猖獗的各色各样武装团体殴斗。

一九一九年五月一日慕尼黑苏维埃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他正处在枪火密集的地方，腿部受了伤。一年后有一个傍晚，他去听希特勒演讲，对他的口才佩服得五体投地，就参加了党，成了这位领袖的亲密朋友、忠实信徒、私人秘书。也就是他，向希特勒介绍了当时慕尼黑大学地缘政治学教授卡尔·霍斯霍弗将军的地缘政治思想。

赫斯写了一篇得奖学术论文，很受希特勒赏识，题目是：《领导德国恢复旧日光荣地位的人应当是怎样一个人？》

在一切权威荡然无存的时候，只有一个来自人民的人才能确立权威——独裁者在广大群众中间扎根越深，他就越能了解在心理上应该怎样对待他们，工人们也就越不会不信任他，他在最活跃的人民阶层中也就会得到越多的支持。他本人同群众并无共同之处；像一切伟人一样，他有伟大的人格——必要时他不会怕流血而退缩。重大问题总是由血和铁来决定的——为了达到他的目标，他不惜践踏他最亲密的友人——立法者必须严酷无情——必要时，他可以用他的军靴踩着他们（人民）前进——

难怪希特勒喜欢这个青年人。赫斯所描绘的领袖，也许不是希特勒在当时的肖像，但是却是希特勒所想要实现的——而且后来确是实现了的——肖像，赫斯虽然为人严肃，刻苦好学，但是他仍是个才力有限的人，对于想入非非的意见很容易听得进去，而且会极其狂热地去执行。几乎一直到最后，他都是希特勒的最忠诚和最受信任的追随者之一，是少数几个没有个人野心的人之一。

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虽然常常被称为纳粹党的「思想领袖」，而且也的确是纳粹党的「哲学家」，但是他也是个才力平庸的人。有人把罗森堡当作俄罗斯人，也许是有些根据的。像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一样，他是波罗的海沿岸日耳曼人的后裔。他是一个鞋匠的儿子，一八九三年一月十二日生于爱沙尼亚的勒伐尔（现在叫塔林），一七二一年以来爱沙尼亚一直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他选了到俄国而不是到德国去上学，一九一七年在莫斯科大学得了一张建筑学的毕业证书。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时候，他一直呆在莫斯科，很可能，像他在纳粹党内有些仇人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当时曾有过做个年轻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者的念头。一九一八年二月，他回到勒伐尔，自愿参加当时开到那个城市的德国军队，但是因为是个「俄罗斯人」而被拒绝了。他于一九一八年年底终于到了慕尼黑，最初是在流亡在当地的白俄当中活跃起来的。

罗森堡在这个时候认识了狄特里希·埃卡特，通过埃卡特又认识了希特勒。罗森堡在一九一九年年底参加了纳粹党。一个拥有一张建筑学毕业证书的人，对于连建筑系也考不进的人来说，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罗森堡的「学识」也使希特勒深为心折。他也赏识这个年轻的波罗的海人对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就在一九二三年年底埃卡特死前不久，希特勒派罗森堡担任《人民观察家报》的主编，在以后许多年内，他继续吹捧这个头脑完全胡涂的人，这个思想混乱浅薄的「哲学家」，把他当作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外交政策的权威人士之一。

像鲁道夫·赫斯一样，赫尔曼·戈林也是在战争结束以后一些时候到慕尼黑大学来，名为来学经济学的。他也拜倒于阿道夫·希特勒个人的魅力之下。戈林是德国著名的战时英雄之一，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战斗机中队最后一任队长，德国战时最高奖章功勋奖章的获得者，他要回到和平时期单调的平民生活中间来，比大多数退伍军人更觉困难。他开始在丹麦，后来在瑞典做了一个时期的运输机驾驶员。有一天，他驾驶飞机送埃立克·冯·罗森伯爵到斯德哥尔摩附近后者的宅邸里去，在那里作客的时候，同罗森伯爵夫人的妹妹卡林·冯·肯佐夫夫人（娘家的姓是福克女男爵）堕人了情网，她是瑞典有名的美人。困难是，卡林·冯·肯佐夫夫人患有癫痈病，结过婚，有个八岁的儿子。但是她还是设法解除了婚姻关系，同这个英俊的年轻飞行员结婚。她的财产不少，同新丈夫一起到了慕尼黑，过着豪华的生活，一面让他在大学里鬼混。

这种日子过得并不长久。他在一九二一年就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党，对党（和希特勒个人）慷慨捐献，并且用他过人的精力帮助罗姆组织了冲锋队。一年后，一九二二年，他担任了冲锋队队长。

在纳粹党独裁者周围的圈子里还有一大批不那么有名气、但大多数是比较臭的人。希特勒在李斯特团中的上士马克斯·阿曼是个粗鲁暴戾的角色，但是做组织工作很能干，他被派担任党的总务主任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经理后，两方面的财务情况就很快得到了整顿。希特勒选了一个名叫乌里希·格拉夫的，做他私人卫士。格拉夫是业余摔交家、屠夫的下手、有名爱吵架滋事的人。「宫廷摄影师」是瘸腿的海因里希·霍夫曼，他是许多年来唯一可以为希特勒拍照的特许的摄影师。他对主人像狗一样忠诚，最后终于使他发了财，成了百万富翁。另一个亲信是克里斯蒂安·韦伯，他是个马贩子，原来在慕尼黑一家酒馆当保镖，爱喝啤酒，嗜之若命，在这些日子里接近希特勒的还有赫尔曼·埃塞，他的演讲能力不输于领袖，他在《人民观察家报》上的反犹文章是党报的一个主要特色。他毫不隐讳，有一个时候，他靠几个情妇的倒贴过着舒服的生活。他是个出名的敲诈能手，甚至他自己党内的同志如果触犯了他，他也会「揭露，」他们，因此使党内一些年纪较大、为人比较正派的人非常反感，都要求把他开除出党。「我知道埃塞是个无赖」，希特勒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回答说，「但是只要他对我有一天的用处，我就留他一天。」他对待他的亲信，几乎都是用这个态度，不论这些人的来历——甚至现在的情况——是多么暧昧。杀人凶手、拉皮条的、性欲倒错的、吸毒犯或者寻常的无赖，在他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只要对他有用。

例如，他对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几乎是自始至终容忍的。这个道德败坏的虐待狂，原来是个小学教员，从一九二二年起，是希特勒周围声名最为不堪的人之一，到一九三九年，他的红运才终于结束。他自己吹嘘是个出名的私通能手，甚至能敲诈他情妇的丈夫。他的盲目狂热的反犹活动，不仅使他臭名远扬，而且还搜刮到大批钱财。他办的一份著名黄色周刊《冲锋队员》专门靠刊载关于犹太人的性罪行和犹太人的「祭祀杀人」的恐怖故事卖钱，其内容之淫秽猥亵，甚至使许多纳粹党人也感到恶心。施恃莱彻也是个著名的色情文学提倡者。他的外号叫「弗朗科尼亚的无冕国王」，他的老巢设在纽伦堡，在这里，他说的话就是法律，任何人得罪了他，就免不了下监牢或者受酷刑。直到我最后在纽伦堡看到他精神萎顿地坐在被告席上受审判之前，我每次看到他时，他总是有一根皮鞭执在手中或者插在腰带上，他常常大笑着自夸抽过别人无数鞭子。

这些人就是希特勒开始要想当曾经为世界贡献过路德、康德、歌德、席勒、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的民族的独裁者的时候纠集在他周围的角色。一九二○年四月一日，在德国工人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纳粹」简称由此而来——的那一天，希特勒正式脱离了军队。从此以后，他要把他的全部时间用在纳粹党上。不论当时或者以后，他都不从党里支取任何薪水。

因此，可能有人会问，他靠什么生活呢？党内同他一起工作的人有时也不免纳闷。一九二一年七月党委员会一些反叛的委员起草的罪状中直率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有任何党员问他靠什么为生，原来的职业是什么，他就不免狂怒起来。迄今为止，他没有作出过答复。因此，他的良心不能是无愧的，特别是鉴于他同女人们来往频繁，花费不资。他在女人们面前还自称为『慕尼黑之王』。」

希特勒后来控告这本小册子的作者犯了诽谤罪，在审讯时答复了这个问题。法院问他靠什么为生，他回答说：「我为国家社会党讲演时，不取分文。但是我也为其他团体讲演——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收取一定的费用。我的午饭是轮流同党内同志一起吃的。此外，还有一些党内同志给我一些为数不大的帮助。」

这大概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像狄特里希·埃卡特、戈林、汉夫施丹格尔这样境况较好的朋友无疑会「借」钱给他付房租、买衣服、备膳食的。他的需要也很简单。在一九二九年以前，他一直住在伊萨河附近提尔契街下层中产阶级区一套共有两间房间的公寓里。冬天他穿一件旧军大衣——后来由于许多照片，德国国内几乎人人都很熟悉这件大衣。夏天他常常穿「莱德霍森」，这是大多数巴伐利亚人在宜人的气候中喜欢穿的皮短裤。一九二三年埃卡特和埃塞为希特勒及其友人在伯希特斯加登附近弄到了一所名叫普拉特霍夫的旅馆作为夏季避暑的地方。希特勒很喜欢这个美丽的山间乡下风光，后来就在这个地方盖了宽敞的别墅伯格霍夫，在战争爆发之前，这就成了他的家，他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不过在一九二一－一九二三年的动荡年代中，很少时间供他休息玩乐。他有一个党要建设，要在一批同他一样不讲信义、不择手段的人的激烈竞争下保持控制。而且，巴伐利亚邦中争取公众注意和支持的右翼运动不止一个，纳粹党不过是其中之一：再扩大些说，在整个德国，这种右翼运动还有好些。一个从事政治的人，需要观察、分析和加以利用的事件和不断变化的局面，真是接二连三，令人目眩头晕。一九二一年四月，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赔偿要求——为数达一千三百二十亿金马克，折合三百三十亿美元。德国人马上嚷嚷他们无法偿付。马克原来对美元的比价是四：一，现在开始下跌，到一九二一年夏天，已跌到七十五：一，一年后跌到四百：一。埃尔兹伯格在一九二一年八月被暗杀。一九二二年六月发生谋刺当初宣布成立共和国的社会党人菲利普·谢德曼事件。同月二十四日，外交部长腊思瑙在街头被刺殒命。在这三起案件中，凶手都是极右翼的人。摇摇欲倒的柏林全国政府为了对付这一挑战，终于宣布了一项特别规定的共和国保护法，其中对政治恐怖行动规定了严厉的惩泊办法。柏林方面要求解散许多武装团体和结束政治上的无赖行为。但是，巴伐利亚政府即使在温和派的莱亨菲尔德伯爵（他于一九二一年接替极端派的卡尔）领导下，也发现要遵守柏林全国政府的决定是很困难的。当它企图实行取缔恐怖活动的法律时，巴伐利亚右派（现在希特勒已是他们的公认年轻领袖之一）组织了一个推翻莱亨菲尔德和进军柏林颠覆共和国的阴谋。

褪褓中的民主的魏玛共和国陷于重重困难之中，它的生存不仅经常受到来自极右方面的威胁，而且也经常受到来自极左方面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