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

（第二）帝国的创建本身好像被一件振奋全国人心的事件的魔力增添了光辉。经过了一系列无可比拟的胜利以后，诞生了一个留传给后代子孙的帝国——这是对不朽的英雄主义的酬报——这一帝国的存在不是由于议会各派别的勾心斗角，它的建国的崇高方式，使它超绝于其他国家之上；因为宣布我们的意志，宣布德国人，不论贵族平民，都决心要在将来建立一个帝国，再次把帝国的地位升高到无上的高度，这个庄严的行动，不是在议会的舌战的嘴叨声中，而是在巴黎郊外前线的隆隆炮声之中完成的——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

这种独特的诞生方式和炮火的洗礼为帝国增添了只有最古老的国家——但是为数稀少——才能自夸的历史性的光辉。

现在开始了步步上升的历程！

外部的行动自由为内部提供了每日的面包。国家在人日和物产方面都富饶起来。国家的荣誉和全国人民的荣誉受到了一支可以极其明显地表现出与以前德意志联邦不同的军队的保护。

这就是希特勒决心要恢复的德国。在《我的奋斗》中，他详尽地讨论了他心目中的德国覆亡的原因：容忍犹大人和马克思主义者、中产阶级贪图物质享受和自私自利的思想、霍亨佐伦王室周围「阿谈奉承之徒」的恶劣影响、同腐化堕落的哈布斯堡王室和不可信任的意大利人结盟而不同英国结盟的「为害极大的德国结盟政策」、缺少一项根本的「社会的」和种族的政策。他保证，这些错误是国家社会党一定要纠正的。



<h3 id = "ncx2_4_2">二 第三帝国的思想根源</h3>

但是除了历史以外，希特勒还从哪里得到思想上的启发呢？他在德国国内外的反对者不是太忙，就是太笨，没有在尚不太晚的时候注意到这一点，但是他却像许多德国人一样，兼收并蓄地汲取了十九世纪德国思想家各种各样不负责任和狂妄自大的思想。这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希特勒都是从阿尔弗雷德·罗森堡这样胡涂的冒牌哲学家或者他那醉醺醺的诗人朋友狄特里希·埃卡特那里拾来的牙慧，却以一个初入门者的满腔热情来奉为至宝。更糟糕的是，他决心要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行，只要一有机会。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紊绕在希特勒脑际的这些思想是些什么思想：对战争和征服的歌颂，极权主义国家的绝对权力；认为亚利安人即日耳曼人是主宰种族的信念，对犹大人和斯拉夫人的仇视；对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蔑视，这些思想都不是希特勒独创之见——虽然实行这种思想的方式后来证明是他的独创。这些思想来自在希特勒出生前一个世纪内支配德国思想界的一批无奇不有的学问渊博然而头脑有失平衡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和教育家。后来事实证明，这些思想不仅对德国人，而且对很大一部分人类也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

毫无问题，在德国人中间，曾经出过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最崇高的一些人物——诸如莱布尼兹、康德、赫得、洪堡、莱辛、歌德、席勒、巴赫和贝多芬等——而且他们对西方文明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正好与从俾斯麦一直传到希特勒手中的普鲁士德国的兴起同时，在十九世纪开始占优势的德国文化的主要支柱首先是菲希特和黑格尔，后来是特莱希克、尼采、理查德·瓦格纳，以及一批较为次要的人物，奇怪的是，在后者这些人物中占重要地位的还有一个古怪的法国人和古怪的英国人。这些人终于造成了德国在精神上与西方的分裂；这种分裂状态至今还没有弥补过来。

一八○七年，普鲁士在那拿屈辱地被拿破仑击败以后，约翰·戈特利勃。菲希特开始在他担任哲学教授职位的柏林大学的讲坛上发表他著名的《告日耳曼民族书》。这些演讲深深地激动了和鼓舞了一个陷于四分五裂的战败国家的人民，它们的响亮回声即使到了第三帝国时代仍旧隐约可闻。对于一个战败国的意气沮丧的人民来说，菲希特的教导是一种醉人的烈酒。在他看来，拉丁民族——特别是法国人——和犹太人都是腐朽种族。只有日耳曼人才有中兴的可能。他们的语言是最纯洁的，最与众不同的。只有在他们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的纪元。这个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它将由一批为数不多的社会精华来领导，他们没有任何「个人」性质的道德观念的约束。这些思想就是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希特勒写在他的《我的奋斗》中的一部分思想。

菲希特一八一四年逝世后，他在柏林大学的讲座由格奥尔格·威廉·弗雷德里希·黑格尔继任。黑格尔是一个思想敏锐、观察深刻的人，他的辩证法启发了马克思和列宁，因此对共产主义思想的确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把国家颂扬为人类生活中至高无上的主宰的思想，为惮斯麦的第二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铺平了道路。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就是一切，或者几乎就是一切。他认为国家是「世界精神」的最高表现；它是「道德的宇宙」；它是「伦理概念——伦理思想——认识和思维本身的体现」；国家「对个人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个人的至高无上的责任是做国家的一分子——因为世界精神的权利是超越一切个人特殊权利的——」

那么个人在世界上的幸福在哪里呢？黑格尔答复说，「世界历史不是幸福的帝国。幸福的时期，」他宣称，「是历史上空白的篇页，因为这些时期是和谐一致、没有冲突的时期，『。战争是最伟大、的纯洁剂。在黑格尔看来，它有益于」为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趁康，正如刮风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一样「。

任何传统的道德和伦理观念都不得影响至高无上的国家或领导国家的「英雄」。「世界历史占有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能与世界性历史性的功业及其实现发生冲突。绝不能以喃喃连祷的那些个人品德了——谦虚、仁爱、宽容——来反对它们——这样强大的一种形式（国家）必须践踏许多无辜的花草——压碎它的前进道路上的许多东西。」

黑格尔预料德国在恢复了它的天赋才能以后就会建立这样一个国家。他预言，「德国的时辰」将会来到，它的使命将是振兴世界。谁如果读过黑格尔的著作，就不难了解希特勒像马克思一样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灵感的启发，哪怕这是经别人之手而得来的。尤其是，黑格尔在他关于「英雄」——那些由于神秘的天意而命中注定要执行「世界精神的意志」的伟大人物——的理论中似乎就以他自己的强烈的使命感启发了希特勒，这一点我们在本章结尾时就会谈到。

海因里希·冯·特莱希克是稍后来到柏林大学的。从一八七四年起一直到他在一八九六年去世时为止，他一直在那里担任历史学教授，很受学生欢迎，讲深时座无虚席，热情的听众中不仅育学生也有参谋总部的军官和容克官僚。他在十九世纪末期对德国思想界的影响很大，这种影响一直存在到威廉二世的时代，甚至一直到希特勒的时代。他虽然是萨克森人，却是个竭力主张普鲁士化的人。他比普鲁士人更加普鲁士化。像黑格尔一样，他也颂扬国家，视之为至高无上，但是他的态度更加粗暴：人民，臣民，在一个国家里不过是奴隶而已。「只要你服从，」他宣称，「不用管你怎么想。」

在宣称战争是人类的最高自我表现方面，比起黑格尔来，特莱希克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看来，「军事荣誉是一切政治价值的基础；而在德国的丰富的荣誉宝库中，普鲁士的军事荣誉是一颗明珠，其价值之高，不亚于我们的诗人和思想家的杰作。」他认为，「盲目追求和平——已经成了我们时代的思想和道德的耻辱。」

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

尼采像歌德一样对德国人民评价不高，而且在其他方面，这个狂妄自大的天才的一些言论也与十九世纪德国沙文主义思想家有所不同。的确，他认为，包括菲希特和黑格尔在内的大多数德国哲学家都是「不自觉的骗子」。他嘲笑「康德老头儿的塔杜夫作风」。他在《EcceHomo》（《何等的人》）中写道，德国人「一点也不知道他们多么卑鄙」，他的结论是，「凡是德国力量所到的地方，它都要破坏文化」。他认为，世界上所以存在「奴隶道德」，基督教徒同犹大教徒同样要负责；他从来不是一个反犹主义者。他有时担心普鲁士的前途，在他晚年发疯之前，甚至怀有欧洲联邦和世界政府的思想。

但是我认为，在第三帝国生活过的人，没有一个不对尼采的，影响有深刻印象的。正如桑塔亚那所说，他的著作中可能充满了「愉快的蠢话」和「孩子气的咒骂」。但是纳粹文人还是乐此不疲地颂扬他。希特勒常常到魏玛去参观尼采博物馆，大事宣传他对这个哲学家的尊敬，让记者拍他出神地瞻仰这个伟人胸像的照片。

把尼采当作纳粹世界观的创始者之一是不无理由的。这个哲学家不是曾经用尽其精辟的警句格言，来大力反对民主和议会制度、宣传权力的意志、赞美战争、宣布主宰种族和超人的来临吗，几乎在任何想象得到的问题上，一个纳粹党人都可以得意地引用他的话，而且事实也确实如此。关于基督教义：「是最大的不幸，是最重大的根本错误——我称它为人类无法洗雪的污点——这种基督教义不过是社会主义者的典型说教。」关于国家、权力和人类的丛林世界：「社会一向认为美德不过是取得力量。权力和秩序的手段。国家（是）有组织的不道德——（是）打仗、征服、报复的意志——社会无权仅仅为其本身的缘故而存在，它只能充当下层建筑和脚手架，为让精选的种族得以借之上升，担负更高的责任——所谓生活权利、工作权利、幸福权利这种东西是根本没有的：在这一方面，人类同最低贱的蛆虫没有区别。」他颂扬超人是肉食猛兽，「杰出的金发碧眼野兽，虎视眈眈地等待扑向猎获物和胜利」。

那么战争呢？在这个问题上，尼采采取了十九世纪大多数其他德国思想家的观点。这位哲学家用旧约那种宏亮的语言来写作《琐罗亚斯德如是说人他在书里面喊道：「你们爱和平应以它作为新战争的手段，爱短期和平应胜过长期和平。我劝告你们不要工作，要去作战。我劝告你们不要和平，而要胜利——你们说，和平是甚至使战争也变成神圣的事业？我对你们说：只有战争才使一切事业变成神圣。战争与勇气所做出的丰功伟绩，大大超过慈悲。」

最后，尼采还预言未来的社会精华人物将统治世界，超人将由此产生。在《权力的意志》（《ThewilltoPower》）一书中，他宣称，「一个大胆的统治者种族正在加强自己——目的应该是为在智力和意志方面天赋最厚的一种特别强壮的人准备根据新的原则估计价值标准。这种人和他周围的精华人物应该成为地球的主人」。

德国最有独创之见的一位思想家的这种狂言大语，在希特勒的混乱的头脑中一定引起了强烈的共呜。总而言之，他把这些狂言大语——不仅是这种思想，而且连这位哲学家的过分夸张的痹好，甚至他的措辞——都据为己有。「地球的主人」是《我的奋斗》中常见的话。希特勒最后认为自己就是尼采所预言的超人，这一点是无可怀疑的。

「凡是要想了解国家社会主义的德国的人必须了解瓦格纳。」希特勒常常这么说。这可能是基于对这位伟大的作曲家的某种误解，因为，虽然理查德·瓦格纳像希特勒一样对犹太人怀有一种疯狂的仇恨，深信他们要用金钱来统治全世界，虽然他蔑视议会制度、民主主义、资产阶级的追求物质利益和庸俗习气，他也热烈地希望德国人能够「以他们特殊的天赋」，「成为世界的改造者，而不是统治者」。

不过，促成产生现代德国的神话，使得现代德国有了一种日耳曼式世界观，以致希特勒和纳粹党不无理由把它接过来据为己有的，不是瓦格纳的政治著作，而是他的伟大的歌剧，这些歌剧生动地再现了日耳曼人的远古世界，它那英雄式的神话，它那战争的神祗和勇士，它那恶魔和巨龙，它那流血格斗和原始的部族礼法，它那宿命观念，它那以爱情与生命为光荣、以死亡为高贵的观念。

希特勒从早年时代起就崇拜瓦格纳，甚至在他濒死的时候，在俄国前线附近大本营的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在他的天下开始崩溃和他的雄图化为泡影的时候，他还喜欢回忆他听到瓦格纳的伟大作品时的一切情景，回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回忆他从拜罗伊特音乐节、从无数次访问这位作曲家的故居瓦恩弗雷德别墅时所得到的灵感，在这所故居中，作曲家的儿子齐格菲·瓦格纳和他的英国出生的妻子温尼弗雷德仍住在那里，他有一个时期曾是希特勒所敬重的朋友。

「瓦格纳的每一部作品都给我带来莫大的愉快！」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夜里，在德军第一次在俄国遭到惨重失败后不久，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地下防空洞中同他手下的将领和党内助手（其中有希姆莱）谈话的时候曾经感叹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在防空洞外面，遍地白雪皑皑，寒冷彻骨，这是他最痛恨和害怕的两个因素，也是造成这次战争中德国第一次军事失利的两个因素。但是在暖和的地下防空洞中，至少在这个晚上，他的脑子里想到的是他的生命的伟大灵感泉源之一。「我还记得，」他说，「我第一次踏进瓦恩弗雷德时的感情。说我受到了感动，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感情于万一！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他们从来总是支持我的，甚至齐格菲·瓦格纳。我同他们都很熟，相互直呼名字。我爱他们一家人，我也爱瓦恩弗雷德这所房子——拜罗伊特十天音乐节永远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日子。一想到我将来总有一次重饬这个圣地，我就非常高兴——在拜罗伊特音乐节结束后那一天——我感到非常悲哀，就像你把圣诞树上的装饰卸下来的时候一样。」

虽然希特勒在那个冬夜的独白中一再说，在他看来，《特里斯但和伊莎尔德》（《Tristanandlsolde》）是「瓦格纳的杰作」，但是为德国，特别是为第三帝国提供这么多的原始日耳曼神话的，还是那部了不起的《尼伯龙根的指环》（《NibelungenRing》），这是连续性的四部歌剧，取材于日耳曼民族伟大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Nibelungenlied》），作曲家为了这部作品花了二十五年的心血。一个民族的神话往往是那个民族精神和文化的最高级和最真实的表现，这种情况在德国是再确实不过了。席林甚至认为，「一个民族是有了神话以后才开始存在的——它的思想的一致性——亦即集体的哲学，表现在它的神话里面；因此，它的神话包含了民族的命运」。曾经用现代语言写过《尼伯龙根之歌》的当代诗人马克斯·梅尔宣称：「人本主义希望希腊诸神对我们文化发生深刻影响，现在这种影响已经很少了——但是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却永远活在人们的心灵中！」

齐格菲和克里姆希尔德、勃隆希尔德和哈根都是许多现代德国人喜欢引以自喻的古代神话中的男女英雄人物。就是同他们一起，同这个野蛮的、多神的尼伯龙根人的世界一起，一个尔虞我诈、暴力横行、血流成河，最后以Gotterdammerung（诸神的末日）告终的非理性的、英雄式的、神秘主义的世界，在沃旦历经盛衰之后纵火焚烧瓦拉拉时，在一场自我毁灭的狂乱中化为烈焰，同归于尽。这种毁灭，一直使德国人的心灵着迷，一直使他们在精神上满足了某种渴望。这些英雄人物，这个原始的巨人的世界，用梅尔的话来说，一直活在「人民的心灵中」。在这种德国人的心灵中，我们可以感觉到文明的精神与尼伯龙根人的精神的斗争，而在本书所涉的时期里，后者的精神似乎占了上风。一九四五年，希特勒企图与沃旦媲美，一手造成了德国的毁灭，想使德国同他一起在一场大火中化为烈焰，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瓦格纳是个有惊人天才的人，是个气魄雄伟的艺术家，他的成就远远超出了上述几点。《指环》歌剧中的冲突，常常围绕着贪图黄金这个主题，作曲家把这一点同「现代资本主义悲剧」相比，并且怀着恐惧的心情，眼看着它消灭了自古以来传下来的一些美德。尽管他的主人翁都是异教徒，但是他并没有像尼采那样，对基督教义感到绝望。他对犯了错误的自相残杀的人类还是有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但是希特勒说，要了解纳粹主义，必须先了解瓦格纳。这话并不完全是错的。

瓦格纳曾先后与叔本华和尼采相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虽然尼采后来与瓦格纳发生了争吵，因为尼采认为瓦格纳的歌剧，特别是在《派西法尔》（《Parsifal》）中，表现了太多的基督教徒的克制。瓦格纳在他长寿的多事的一生中，结识了另外两个人，一个是法国人，一个是英国人，这两个人对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所以有重要意义，与其说是由于他们对他个人的影响（固然其中一个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不如说是由于他们对德国人思想的影响，因为正是他们的影响，使德国人的思想导向第三帝国的出现。

这两个人，一个名叫约瑟夫，阿瑟·德·戈平瑙伯爵，是个法国文人兼外交官，一个名叫豪斯顿·斯蒂华·张怕伦，是有史以来英国最大的怪人之一。

不过话得说在头里，他们两个人都不是江湖骗子。他们两个人都是博学多闻，游踪极广之士。但是他们两人都创造了极为荒唐的种族理论。这种理论，除了德国人是唯一例外，没有人（甚至他们本国的人）加以认真对待过。但是在纳粹党人看来，他们的颇成问题的理论却成了福音书。说张伯伦是第三帝国的精神上的创建人，也许并不过分夸张，因为我曾听到不止一个希特勒的追随者这么说。这个古怪的英国人把日耳曼人看成是主宰种族，是未来的希望。他崇拜理查德·瓦格纳，最后娶了瓦格纳的一个女儿为妻。他起初拥戴威廉二世，继而拥戴希特勒，他是他们两个人精神上的导师。在他的怪诞的生命快结束的时候，他竟认为，这个奥地利下士是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走出荒野的人，这件事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或者说有任何上台希望之前很久的时候。因此希特勒把张伯伦看成是一个先知，并非偶然，后来事实证明张伯伦的确是个先知。

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中，究竟有些什么东西在种族问题和德国的命运问题上把一种疯狂思想灌输到德国人心中呢？

戈平瑙的主要贡献是一八五三年到一八五五年在巴黎出版的四卷集《人种不平等论》（《EssaisurL『InegaltedesRacesHumaines》）。说也奇怪，这个法国贵族在皇家禁卫军当过军官以后，却以亚历克西斯·德·托基维尔内阁的秘书长身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托基维尔是《美国的民主》（《DemocracyinAmerica》）一书的著名作者，曾在一八四八年担任过很短一个时期的总理职务。戈平瑙后来到汉诺威和法兰克福去当外交官，他的种族不平等理论是从他同德国人的接触中，而不是从他同托基维尔的接触中形成的，不过他曾经承认，他写这部著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要证明他自己的贵族祖先的优越性。

根据戈平瑙在这部作品中给汉诺威国王所写的献辞，在他看来，历史和文明的关键是种族。「历史上一切其他问题都受种族问题的支配——各种族的不平等足以说明各国人民的命运的整个情况。」主要人种有三个，白种、黄种、黑种，其中以白种为最优越。他认为：「历史证明，所有文明都起源于白种人，没有白种人的合作，任何文明都不能存在。」而亚利安人是白种人中间的明珠，「这一光芒四射的种族，是白种人中间最高贵的种族，」他们的起源，他一直迫溯到中亚细亚。不幸的是，据戈平瑙说，当代的亚利安人同一些劣等种族混血通婚，这在当时的南欧就可以看到。但是，在西北方面，大致上沿着塞纳-马恩省河向东到瑞士的一条线以北，亚利安人虽然远远谈不上非常纯粹，但还保持着是一个优秀的种族。他们包括一部分法国人，全部英国人和爱尔兰人，低地国家的人民，莱因河流域和汉诺威的人民，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人民。戈平瑙似乎把住在这条线以东和东南的大部分日耳曼人排除在外，这一点，在纳粹党人提倡他的学说的时候，马马虎虎地掩饰过去了。

即使如此，在戈平瑙的心目中，日耳曼人，至少是西部日耳曼人，也许仍然是亚利安人中最优秀的，这一点纳粹党人并没有加以掩饰。他发现，凡是日耳曼人足迹所到之处，都带来了进步。甚至在罗马帝国中也是如此。征服了罗马人和击溃了他们帝国的所谓野蛮的日耳曼部落，对文明做出了一个杰出的贡献，因为到四世纪的时候，罗马人比退化的杂种好不了多少，而日耳曼人相对地来说，却是血统纯粹的亚利安人。他宣称：「亚利安种日耳曼人是强大的种族——因此，他们的思想、言论和行为有着很大的重要性。」

戈平瑙的思想，在德国很快被接受过去。瓦格纳在一八七六年这个法国人已届晚年（他于一八八二年去世）的时候认识了他，热情地提倡他的学说，不久之后，德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戈平瑙协会。



<h3 id = "ncx2_4_3">三 豪·斯·张伯伦的奇异的一生和著作</h3>

德国戈平瑙协会的热心会员中有一个豪斯顿·斯蒂华·张伯伦，他的一生和著作，是导致第三帝国的兴起和覆亡的无情的历史进程中最令人莫测的奇怪事件之一。

张伯伦于一八五五年生于朴资茅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英国海军上将，他的叔伯之中，有一个是英国陆军元帅尼维尔·张伯伦爵士，有两个是英国陆军将军。他最后成了理查德·瓦格纳的女婿，本来是要送他参加英国海军或陆军的，但是因为体弱多病而放弃了这个打算，家里送他到法国和日内瓦受教育，法语就成了他的第一语言。在十五岁到十九岁之间，命运使他结识了两个德国人，从此之后，他就对德国一往情深，最后成了德国公民和德国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他写了许多著作，「全部都是用德语写作的，其中有好几部著作对威廉二世、阿道夫·希特勒以及其他无数较次要的德国人发生了一种几乎是头晕眼花的影响。

一八七○年，张伯伦十五岁的时候落在一个名叫奥托·孔策的杰出家庭教师的手里，孔策是个最最普鲁士化的普鲁士人，在他担任家庭教师的四年中，他把英勇尚武、战无不胜的普鲁士式的武功和一一显然没有想到两方面的尖锐对照一一贝多芬、歌德、席勒、瓦格纳那样的艺术家和诗人的杰作深深地打入了张伯伦敏悟的心灵。张伯伦十九岁的时候疯狂地爱上了安娜·霍尔斯特，她也是个普鲁士人，年纪比他大十岁，同他一样，也极其神经质。一八八二年他二十七岁的时候，离开了在那里曾经埋头三年，研读过哲学、自然史、物理、化学、医学的日内瓦，到了拜罗伊特。在那里，他遇见了瓦格纳，据他说，后者成了他生命中的太阳。他还遇见了作曲家的妻子考西玛，他在此后一生之中，一直对她保持了热情的、奴隶般的忠诚。一八八五年，他同当时已成了他的妻子的安娜·霍尔斯特一起，到德累斯顿去住了四年，从这一年起，他在思想上和语言上成了一个德国人。一八八九年他到维也纳，在那里住了十年，最后在一九○九年又回到拜罗伊特，一直住到一九二七年去世。他在一九○五年同他原来崇拜备至的普鲁士妻子离了婚：当时她已六十岁了，在精神上和体质上都比他病得更严重（据他说，他因为不得不分居而极感痛苦，几乎发疯）。三年后，他娶了爱娃·瓦格纳为妻，在瓦恩弗雷德附近定居下来，因为在那里他可以就近照顾他的岳母，受尊敬的和意志坚强的考西玛。

张伯伦是个非常敏感的神经质的人，神经官能症常常发作，据说他能看到恶魔，这些恶魔往往无情地驱使他从事新的方面的研究和继续不断的写作。一个接着一个的幻象驱使他从研究生物学改为研究植物学，又改为研究艺术、音乐、哲学、传记、历史。有一次，在一八九六年，他从意大利回来，在一个恶魔的驱使之下，他中途在加尔顿下了火车，租了一间旅馆房间，关起门来有八天之久，放弃了他原来想写的关于音乐的文章，而紧张地写了一篇生物学论文，终于得到了从此以后贯穿在他的全部著作中的中心思想的萌芽：种族和历史。

不论他有什么样的缺点，他的思想的天地确是极为广阔：文学、音乐，生物学、植物学、宗教、历史。政治，无所不通。正如让·雷勒所指出的，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有一种深刻的灵感的一致，这些著作的前后一贯性极为突出。由于他自己觉得受恶魔的驱使，他的有关论述瓦格纳、歌德、康德、基督教义和种族的著作，都是在一种可怕的热病袭击下，一种真正的神志昏迷的状态中，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中写成的，因此，据他自己在自传《生活的道路》（《Lebenswege》）中所说，他常常认不出这些东西是他自己的作品，因为它们超过了他所预期的程度。神经比他正常的人后来推翻了他的种族理论和他的许多历史见解，而且在埃德蒙·凡尔梅尔这样一位法国日耳曼学家看来，张伯伦的思想基本上是「卖膏药的」，但是在希特勒的传记作者、反纳粹的德国作家康拉德·海登看来，虽然张伯伦的种族学说所造成的影响使他深感遗憾，张伯伦仍然「是德国思想史上具有最惊人的才华的人之一，是知识和深刻思想的一个宝库」。

影响德国思想最深刻的作品，使得威廉二世大喜若狂和为纳粹党人提供了种族谬论的作品，是张伯伦一八九七年四月一日到一八九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之间的十九个月时间中在维也纳在他的一个「恶魔」驱使下写的一部长达一千二百页的巨著《十九世纪的基础》（GrundlagendesNeunzehntenJahrhunderts）。这部著作是在一八九九年出版的。

同张伯伦所钦佩的戈平瑙一样，张伯伦发现，历史的关键，的确也可以说文明的基础，在于种族。要了解十九世纪，也就是说当代世界的现象，人们必须首先要考虑二下古代的遗产。张伯论认为，古代的遗产有三：希腊的哲学和艺术、罗马的法律、基督的人格。遗产的承受人也有三个：「两个血统纯粹的种族」犹太人和日耳曼人，以及地中海一带的杂种拉丁人——张伯伦称他们为「各种民族的大混杂」。只有日耳曼人才配继承这份光辉的遗产。不错，他们在历史上出现得很迟，到十三世纪时才出现。但是就在这以前，他们已灭亡了罗马帝国，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价值。他说：「有人说，野蛮的条顿人造成了所谓『中世纪的黑夜』，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相反，这个黑夜是垂死的罗马帝国所造成的人类不讲种族的大混杂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破产以后降临的。要不是条顿人，全世界就会笼罩着永恒的黑夜。」在他写作的时候，他把条顿人看成是世界的唯一希望。

张伯伦把居尔特人和斯拉夫人都包括在「条顿人」中间，不过条顿人是最重要的成分。但是，他的定义是相当含糊的，有一次他说，「凡是行为像条顿人者，即条顿人，不论其原来种族是什么」。也许他说这句话是因为他想到自己的非日耳曼血统，无论如何，根据张伯伦的说法，条顿人是「我们文化的灵魂。每个民族今天作为一种活着的力量，其重要性取决于它的人口中纯正条顿血液的比例——只有在条顿人用他的灵巧的手掌握了古代遗产的时候，真正的历史才开始」。

那么犹太人呢？《十九世纪的基础》中最长的一章论述了犹太人。我们已经看到，张伯伦声称，犹太人和条顿人是西方仅有的血统纯粹的两个种族。在这一章中，他谴责「愚蠢的令人反感的反犹主义」。他说，犹太人并不「次」于条顿人，仅仅是「不同」而已。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伟大之处。他们认识到，人类的「神圣职责」是保持种族的纯洁。但是在他进而分析犹太人的时候，张伯伦也陷入了他谴责别人持有的非常庸俗的反犹主义中，这种庸俗的反犹主义最后发展到希特勒时代尤利乌斯·施特莱彻在《冲锋队员》中丑化犹太人时所用的淫猥粗鄙的谩骂。的确可以说，纳粹党的反犹主义的「哲学」基础有很大一部分是从这一章来的。张伯伦的见解一望而知是荒谬绝伦的，他宣称，基督的人格是古代传给现代文明的三大遗产之一。他接着着手证明耶稣不是犹太人。张伯伦认为，耶稣出生于加利利，他不能正确地发出亚拉姆语中的喉音字母，这些「明显的迹象」，都说明了耶稣有「很大比例的非闪族血统」。他接着说了一句典型直截了当的话：「凡是说耶稣是犹太人的人，不是傻子，就是说谎——耶稣不是犹太人。」

那么他是什么种族的人呢？张伯伦答复道：很可能是个亚利安人！如果不是由于血统的话，那么也毫无疑问地由于他的道德上和宗教上的说教，因为这种说教同犹太教的「唯物主义和抽象形式主义」截然相反。因此，很自然地——至少在张伯伦看来——基督应该成为「生命力旺盛的年轻的印欧民族的上帝」，特别是条顿人的上帝，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具备像条顿人那么好的条件能够听到这神明的召唤」。接着他写了自称是犹太种族详细的历史，从闪族或者说沙漠中的贝都因族与圆头的长着「犹太鼻子」的希地族混血开始，最后到与属于亚利安人的亚摩利人混血为止。不幸的是，亚利安混血种——即亚摩利人，据他说是金发碧眼、体格魁梧、仪表堂堂的——来得太晚了，不能对改进「腐化的」希伯来血统起什么真正的作用。从此以后，这个英国人——与他的犹太种族血统纯粹的理论自相矛盾——发现犹太人成了一种「消极的」种族，是「杂种」，因此，亚利安人「否认」以色列是有理由的。他甚至责怪亚利安人，不该把「实际不存在的荣誉」给予犹太人，他接着发现犹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到了可悲的程度」。

最后，在张伯伦看来，救星在于条顿人和他们的文化，而在条顿人中间，日耳曼人是最有天赋的，因为他们继承了希腊人和印度一亚利安人的最优秀的品质。因此他们有权做世界的主人。「上帝今天完全指望日耳曼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写道，「这是我的心中蕴藏了多年的认识，肯定的真理。」

《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使这个古怪的英国人在德国一举成名。尽管因为张伯伦是个刻意求功的艺术家，这本书有它的独特风格，而且不乏滔滔的雄辩，但是读起来却很费劲。但是它不久之后就在上层阶级人士中间很为流行，因为他们似乎在这本书里发现了他们愿意相信的东西。十年之内，它再版了八次，销了六万册，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销数已达十万册。在纳粹党统治时期，它又营销一时，我还记得，在一九三八年时曾经宣布它印行第二十四版，当时己销了二十五万册以上了。

这本书最初和最热情的读者之一是德皇威廉二世。他请张伯伦到波茨坦宫中见面，一见之下就互相倾倒，两人的友谊一直维持到张伯伦在一九二七年死去。他们两人在第一次会晤后就一直通讯。张伯伦给德皇一共写了四十三封信，德皇回了其中二十三封，其中有一部分信简直就是长篇文章，德皇在他的一些激烈演讲和声明中曾经加以采用。「上帝把你的书送给了德国人民，把你送给了我。」德皇在头上几封信中曾经这么说。张伯伦在这些信中竭尽其阿谀谄媚之能事，到了令人作呕的程度。「陛下和陛下的臣民，」他写道，「是生在神圣殿堂的。」他还告诉威廉，他在书房里把威廉的肖像放在里昂纳多画的基督肖像对面，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常常在他的救主和他的君王之间来回踱步。

但是张伯伦的奴才气并不妨碍他向这个性格暴烈、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断进言。一九○八年，威廉颇不得民心，以致帝国议会竟敢责难他过问外交造成不利后果。但是张伯伦劝告德皇说，舆论是白痴和奸贼制造出来的，可以不必去理会它，威廉则答复说，他们两个人将站在一起——「你用你的笔；我用我的口舌和利剑」。

这个英国人一直提醒威廉不要忘记德国的使命和命运。「德国一旦有了力量，」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说，「——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预期它能够得到力量——它必须立刻执行一种科学的天才的政策。奥古斯都曾经有计划地改造世界，德国也必须如此——有了进攻性和防御性武器的装备，有了像军队一样严密的组织，在艺术、科学、技术、工业、商业、财政，总而言之，在一切方面都优于任何国家，也就是说，自己成了世界的教导者、舵手、先驱，它的每一个人都坚守岗位，每一个人都为神圣的事业贡献出最大的力量——在这种条件下，德国——必将由于内在的优越性而征服全世界。」

张伯伦在战争中途的一九一六年归化为德国公民。由于宣传他所归化的国家这样一个光荣的使命，张伯伦得到了德皇一枚铁十字奖章。

但是受到这个英国人影响最大的还是第三帝国。虽然第三帝国到他死后六年才出现，但是他早已顶见它的到来。纳粹党人把他奉为他们的一个先知，继承了他的种族理论，继承了他的炽烈的德国人和德国的使命感。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版了大批书籍、小册子、文章，颂扬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的「精神创建人」。希特勒的军师之一罗森堡就经常把他自己钦佩这位英国哲学家的热情来灌输给元首。很可能，希特勒在离开维也纳之前就已经知道了张伯伦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在泛日耳曼团体和反犹团体中是很流行的，而这些团体的印刷品又是他在那些日子里废寝忘食地阅读的东西。他也很可能读过张伯伦在战时写的一些沙文主义文章。在《我的奋斗》中，他对于第二帝国没有更多地采纳张伯伦的意见表示遗憾。

张伯伦是首先看到希特勒有伟大前途、因而也看到德国人（如果他们追随希特勒的话）有新的机会的德国知识分子之一。希特勒在一九二三年在拜罗伊特见过他，当时张伯伦虽然身患重病，半身不遂，而且德国的战败和霍亨佐伦帝国的覆亡——这是他一切希望和预言的崩溃！——使他感到心灰意冷，但是这个夸夸其谈的年轻奥地利人使他钦佩得五体投地。「你有伟大的事业要完成，」他在第二天写信给希特勒说，「——我对日耳曼主义的信念从未有片刻的动摇，虽然我承认，我的希望曾处于低潮。你在顷刻之间却改变了我的精神状态。在德国最迫切需要的时刻，它诞生了一个希特勒，这就证明了它的生命力；他所产生的感召力量也是如此；因为这两件东西——人格力量和感召力量——是密切不可分的——愿上帝保佑你！」

当时阿道夫·希特勒留着卓别麟式的小胡子，加上他的无赖作风，他的强暴粗野的极端行为，大多数德国人都把他当作笑话看待。他当时没有几个拥护他的人。但是他的性格中的催眠般的吸引力在这个年老多病的哲学家身上却起了奇迹般的作用，恢复了他对他志愿归化的民族的信心。张伯伦加入了襁褓时期的纳粹党，只要健康许可，还为它的没有什么销路的出版物写文章。一九二四年发表的一篇文章把当时还关在监狱里的希特勒捧为上帝派来领导德国人民的。命运招呼过威廉二世，但是他失败了；现在命运又在招呼希特勒了。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纳粹党的《人民观察家报》以五栏篇幅刊登贺辞，庆祝这个杰出的英国人的七十岁生日，把他的《十九世纪的基础》捧为「纳粹运动的福音书」，他在一年零四个月后即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一日进棺材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希望，认为他所宣传和预言的东西在这个德国的新救世主的非凡的领导下还是能够实现的。

在张伯伦的葬仪上，除了不能回德国的威廉二世派了一位亲王为代表以外，希特勒是唯一的社会名流。《人民观察家报》在报导这个英国人的死讯时说，德国人民失掉了「一位伟大的武器制造者，他所制造的武器在我们时代里还没有充分应用」。在一九二七年黯淡的一月里，当纳粹党处在最倒霉的时候，这个半身不遂的垂死老人无法料到——甚至希特勒本人或者德国的任何别人都无法料到，不久之后，这个归化的英国人所制造的武器很快就得到了充分的应用，而且带来了可怕的后果。

但是，阿道夫·希特勒在这些日子里，甚至在此以前，对于他个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就有着一种神秘的使命感。「在千百万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站出来，」他在《我的奋斗》中（着重体是他自己用的）写道，「他有着无容置疑的力量，能够在摇摆不定的广大群众的思想世界中，形成花岗石般的原则，并且为了这些原则的唯一正确性而进行斗争，直到在自由的思想世界的起伏的波浪中，出现一块信念和意志完全一致的坚固岩石。」

他使读者一点也不怀疑，他已经以那一个人自居。《我的奋斗》中不乏一些短小的片断，论述天才人物的作用，这种人物是上帝挑选出来领导伟大的国家的人民摆脱他们的困难、取得进一步伟大成就的，虽然他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并不了解他或者知道他的价值。读者知道希特勒这段话指的是他自己和他当时的处境。他是怎样一个人物，他是满有把握的，但是这还没有得到世人的公认，天才人物的命运往往如此——特别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总是需要一些刺激的因素才能使天才人物登场，」他说，「那时世界上还不肯承认他，不愿意相信这个表面上与世人并无二致的人物竟然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物；在人类的每一个杰出儿子身上，这种事情总是一再重演的——天才的火星，」他宣称，「在真正有创造性的人诞生之时起就存在于他的脑袋中。真正的天才总是先天的，从来不需要培养，更谈不上学习了。」

特别是——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伟大人物是实际政治家和思想家的结合。「在人类历史上，每隔一个很长时间，偶尔有这样的情况：政治家与理论家结合起来。这种结合越紧密，政治家工作所遇到的障碍也就越大。他不再为普通店主所了解的生活必需品而努力，而是为只有极少数人所了解的目标而努力。因此，他的一生就充满了爱与恨的矛盾。不了解他的现代人反对他，后代子孙——他也为他们工作——则承认他，二者发生了矛盾。因为一个人的工作对将来越有伟大意义，现代的人就越不能了解；他的斗争也就越艰苦——」

这些话是在一九二四年写的，当时很少有人了解这个因为滑稽戏似的政变失败而名誉扫地、系身囹圄的人心中有什么打算。但是希特勒自己是一点也没有疑问的。他究竟有没有直接读过黑格尔的著作，是一件令人怀疑的事。但是从他的著作和演讲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这个哲学家的思想是有点熟悉的，哪怕只是通过同他早年的军师罗森堡、埃卡特和赫斯的交谈后才有这点知识。反正通过某种方式，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著名讲学内容一定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如尼采的许多格言一样。我们已经简单地谈到，黑格尔发展了一种「英雄人物」的理论，很投合德国人的思想。他在柏林某次讲学时曾经谈到「世界精神的意志」是由「世界性－历史性人物」来贯彻的。

他们可以称为英雄人物，因为他们的目标和使命不是从现存秩序下平静无事的正常情况中产生的，而是来自一个隐藏的泉源，来自仍掩盖在表面之下但是像冲击外壳似地冲击表面世界并将它迸裂成为碎片的那种内在精神。亚历山大、西泽、拿破仑就是这样的人。他们是实际的政治人物，但是同时他们又是思想人物，对于时代的要求——什么东西已经成熟到可以发展——有深刻的了解。这就是他们的时代、他们的世界的真理——他们有责任了解这个初生期的原则，他们的世界要采取的这一必要的直接连续的前进步骤；他们有责任把这当作他们的目标，不遗余力地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必须承认，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一个时代的英雄人物——是时代的眼光远大的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行为，是他们的时代最优秀的言行。

请看这段话与前述《我的奋斗》中所引的一段话何等相似。政治家与思想家的结合，就是这种结合，产生了英雄，产生了「世界性一历史性人物」，产生了亚历山大、西泽和拿破仑，如果希特勒身上也有这种结合——他现在已开始相信这一点——那么他不是也可以脐身于这些英雄人物之列吗？

贯穿在希特勒许多言论里的一个中心思想是，最高领袖是超乎普通人的道德标准的。黑格尔和尼采也这样想。我们已经知道，黑格尔认为，「个人美德」和「不相干的道德要求」绝不许妨碍伟大的统治者，如果英雄人物在完成他们的使命时践踏了或「压碎了」许多无辜的花朵，人们也不必大惊小怪。尼采用他古怪的夸张笔法更进一步说：

强者，主人，恢复了纯粹食肉动物的意识；他们是兴高采烈的鬼怪，他们在经历了杀人、放火、强奸、苦刑这一连串可怕的暴行以后，心中能够照样感到高兴，精神上能够照样感到满足，就好像参加了学生的恶作剧回来一样——如果一个人能指挥别人，如果他的本性就是一个「主人」，如果他举止和动作暴烈，条约对他来说又有什么重要性呢？——要正确地评判道德，道德就必须用从动物学方面借用来的两个概念来代替：对一头野兽的驯服和对一种特殊品种的培育。

被尼采发挥到极端程度而且受到一大批名气较小的德国人拥护的这种学说，似乎对希特勒具有一种强烈的吸引力。负有使命的天才人物是超乎法律的；不能用「资产阶级」的道德来约束他。因此，在行动时刻来临的时候，希待勒就能够于心无愧地于出最残酷无情的勾当来，镇压个人自由，野蛮地实行奴隶劳动，建立万恶的集中营，在一九三四年六月屠杀他自己的手下，杀害战俘和大规模杀戮犹太人。

希特勒于一九二四年圣诞节前五天从兰德斯堡监狱中出来，要是换了任何别人的话，当时的情势，几乎都会使这个人退出政治生活。纳粹党和它的报纸已被取缔；原来的一些头目不是发生了内讧，就是倒戈了。他本人则被禁止在公开场合演讲。更糟糕的是，他面临着被驱逐出境，押解回故乡奥地利的威胁。巴伐利亚邦警察当局在其致内政部的报告中竭力主张这么办。甚至他的不少老同志也同意一般的看法，认为希特勒已经完蛋了，他以后将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正如许多其他的地方政客在共和国似乎摇摇欲坠的充满明争暗斗的年代中曾经名噪一时而后又很快就归于无声无息一样。

但是共和国还是熬过了风浪。它开始繁荣起来。在希特勒还关在监狱里的时候，一个名叫海尔马·霍拉斯·格利莱·沙赫特博士的金融奇才被请来稳定货币，结果获得了成功。为害极烈的通货膨胀结束了。赔款负担也由于道威斯计划而减轻了。资本开始从美国流进来。经济迅速恢复。施特莱斯曼的同协约国和解的政策获得了成功。法国人开始撤出鲁尔。当时正在讨论一项安全条约（洛迦诺条约），以便为欧洲的总解决铺平道路，让德国参加国际联盟。经过了六年之久的紧张、混乱和萧条，德国人民在战后第一次开始过正常的生活。在希特勒从兰德斯堡监狱出来以前两星期，社会民主党——就是他所称呼的「十一月罪人」——在一次普选中，为维护共和国而进行了斗争，结果所得选票增加了三十%，几乎达八百万张选票。纳粹党同北方一些种族主义团体联合，用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自由运动的名义，参加了十二月间的竞选，但是所得选票从一九二四年五月间原来的将近二百万张减到了不到一百万张。纳粹主义看来已是一桩垂死的事业了。它在国家倒霉的时候曾经兴盛过一时，现在国家的前途突然光明，它也就很快要消亡了。至少大多数德国人和外国观察家是这样看的。

可是阿道夫·希特勒却并不这样看。他不是个轻易气馁的人。而且他也知道如何等待时机。一九二五年冬季几个月里，他在慕尼黑提尔契街四十一号顶层一套两小间的公寓里，重理旧业，夏天来了以后，他到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的旅舍中去消夏，他抚今追昔，不久以前的牢狱之灾和目前的时运晦暗，只有加强了他的决心。在铁窗后面，他有时间不仅彻头彻尾地回顾了他本人的过去，他的成功和错误，也彻头彻尾地回顾了德国人民的动乱的过去，他们的成功和错误。现在，他对这两方面都看得更加清楚了。他的心中又产生了一种不容存在任何怀疑的炽烈的使命感——不仅是为他自己，也是为了德国。在这种高昂的情绪下，他结束了《我的奋斗》第一卷的口授工作，接着立刻进入第二卷的口授工作。上帝召唤他在这个动乱不已的世界上要做的事情的蓝图和作为这种事业的支持的哲学——Weltanschauung（世界观），都用白纸黑字写了下来，供世人思考。这种哲学，不论如何荒诞不经，但是在德国人的生活中是有其深刻根源的，这一点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蓝图对于大多数二十世纪的人来说，甚至对于在德国的人来说，可能看起来是荒唐可笑的。但是它也有一定的逻辑。它展开了一个远景。它为德国历史指出了一个继续的方向，虽然当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它指出了完成德国光荣使命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