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美国人估计，苏联在阿富汗的军费开支每年高达20亿美元。此外，苏联每年还要拿出1500万美元支持卡尔迈勒政府。到1986年，苏联仅在上述两项上的支出就已达到200亿美元。按照苏联人自己的说法，1988年1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向戈尔巴乔夫报告，阿富汗战争每昼夜的平均消耗是：1984年430万卢布，1985年720万卢布，1986年1000万卢布，1987年1470万卢布。有统计数据称，苏联在阿富汗投入的军费占苏联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12％。
苏军的装备消耗更是惊人。因为阿富汗没有铁路，苏联的军事运输主要靠公路，每天的运输工作都要动用大批车辆。对于几千公里的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线，苏军还要大范围加强防御，设置火力封锁区。战争中，苏军一直以立体机械化进攻为主要进攻方式，后勤消耗巨大，平均每个苏军士兵每昼夜消耗军需品90公斤。阿富汗成了苏联一个填不满的深坑，给苏联的国内经济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自20世纪80年代起，苏联的经济就开始滑坡，没有一位苏联领导人能够解决致命的经济问题。
此时，根据苏联方面的统计，阿富汗的反苏游击队有5016支，18万人，其中骨干武装部队约8万人。游击队控制着阿富汗国土总面积的80％、国内总人口的70％、全国县镇总数的90％，经过长年的交战，苏军几乎一点也没有改变这种局面。英国《经济学家》周刊认为，苏联在阿富汗要“能粉碎叛乱”，“也许要用上50万兵力”。
苏联入侵阿富汗遭到了几乎全世界的谴责，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是全世界在阿富汗问题上向苏联施压的最真实体现。莫斯科赢得了奥运会主办权后，曾拟定了庞大的计划，不惜耗费3.7亿美元的巨资，建起了奥运会比赛所用的设施和能接待几十万游客的宾馆。结果在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首先宣布抵制1980年奥运会，美国的盟国随后响应，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支持阿富汗人民的斗争，也纷纷加入抵制的行列。原定有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将要参加的奥运会，结果只来了81个；原准备参加奥运会的1.2万名运动员，实际参加的不到一半；早先登记在比赛期间将到莫斯科旅游的有30万名旅客，最后去的不足四分之一。
每届联合国大会都将阿富汗问题列入议程，作为联大的主要议题之一。1981年第36届联大，以116票赞成、23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谴责苏联入侵、敦促苏联撤军的提案；1982年第37届联大，以114票赞成、21票反对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同一提案；1983年第38届联大，同样提案以116票赞成、20票反对、17票弃权的多数通过；到1984年的第39届联大，大会以119票赞成、20票反对、14票弃权再次通过上述提案；1987年第42届联大，123个成员国一致要求苏联立即将其军队撤出阿富汗。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外交上的谴责并不是太大的问题，最令他担忧的是苏联军队的现状。从阿富汗汇报上来的情况明确告诉他——这支军队已经厌战了，而且厌战情绪正在向苏联国内蔓延，人民早已厌倦了这场没有尽头又毫无取胜希望的肮脏战争。
1983年5月18日，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关心苏联问题的外国人正在收听弗拉基米尔·丹切夫的英语广播。突然他们发现，这位35岁的苏联男播音员在提及阿富汗问题时，清晰无误地将驻阿富汗苏军称作“苏联入侵者”。在5月23日的同一节目中，人们再次听到丹切夫的这种称呼。
丹切夫此举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不少人认为苏联可能在对阿富汗政策上发生了巨大转变。但在5月25日，莫斯科国际广播电台和《真理报》先后声明“苏联入侵者”的说法纯属丹切夫个人的错误称呼，苏联仍然坚持对阿富汗的一贯政策。一天之后，另一个播音员代替丹切夫出现在广播节目中。
驻阿富汗苏军的军人家属们接到了愈来愈多的阵亡通知书，苏联各大城市的街道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残废退伍军人，但是苏联国内媒体上却很少能见到有关阿富汗战争的报道。那些从阿富汗归来的残废军人普遍受到了冷酷的待遇，很多人被孤立在整个社会外，一些失去下肢的残废军人想要一把轮椅都得不到满足。阿富汗战场复员残废军人问题，一度成为苏联国内一个引人关注的社会问题。
阿富汗战场上的苏联军人承受着外界无法想象的压力。许多苏联军人给国内媒体写绝不可能被刊载出来的信件，缓解自己的压力。苏联《真理报》接到过这样一封信：“坦率地讲，并不是所有女人都需要残废，残疾人不可能成为业务熟练的专家，也很难成为先进工作者，而这就意味着国家不会向你提供住宅。其结果是，除了自己和因儿子的痛苦而受折磨的老母亲外，谁也不需要你。”
驻阿富汗苏军的士气日益低落。关于出兵阿富汗，苏联政府向苏军官兵的解释是：“你们是去保卫阿富汗人民，因为阿富汗人民正在与来自中国、埃及和美国的侵略者进行斗争。”或者是：“这就像在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挽救苏联的软肋，我们必须要帮助一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去建立他们的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可是，等到了阿富汗后他们才发现，除了自己之外，看不到任何“外国侵略者”。苏军士兵必须瞄准射击的只是手持简陋武器保卫家园的抵抗者，甚至是手无寸铁的阿富汗平民。严酷的现实很快击碎了他们原本就脆弱的“国际主义”理念，苏军士兵们动摇了。
在战后的采访中，一名苏军士兵承认：“广泛流行的腐败以及走私武器装备以交换毒品和商品都是允许的。抢劫阿富汗居民，杀死非战斗人员，惩罚性地进攻村庄以及拷打战俘都是经常存在的，并且得到军官的鼓励。”
另一名士兵回忆说：“我们为我们在阿富汗的残忍行为感到震惊。我们处决无辜的农民。如果他们杀死或伤害我们一个人，我们就杀死妇女、儿童和老人作为报复。我们杀死一切东西，包括动物。”
驻阿富汗苏军士兵都在企盼两年的义务服役期快些结束，争取活着回国。但是，即使他们不参加战斗，在军队里的处境仍然难以忍受。阿富汗游击队频繁袭击苏军的运输线，后勤补给不足令苏军的食物匮乏，有时吃不到罐头，只能靠稀粥度日。在阿富汗游击队对苏军攻击加强的时候，苏军士兵更是陷入饥饿，一些士兵甚至去平民区抢劫，或者用武器向阿富汗人换取食物。
驻阿富汗苏军的卫生状况之恶劣是外界所不能想象的。阿富汗到处是无路可通的山区，遍地光秃秃的岩石，冬天温度降到零下27度，几个小时内可以有40度的温差。那里条件很差，苏军士兵们常常无法洗澡，且缺少换洗的衣物。阿富汗的水源含菌量较高，但由于后勤补给的原因，尽管受到了警告，苏军士兵仍经常喝未处理过的水，而这些水中含有斑疹、伤寒和阿米巴莉疾等病菌；大批士兵患上传染性疾病，包括传染性肝炎、伤寒热、疟疾、霍乱、白喉、脑膜炎等。
糟糕的后勤状况让战场上缺乏热饭、洁净水、日用药品和取暖物品，严寒条件下苏军士兵对疾病的抵抗力极差。在阿富汗境内死亡的苏军士兵中，因疾病和自杀而死者占苏军死亡总人数的极高比例。据统计，有一些驻阿富汗苏军战斗部队几乎常年被疾病所困扰，因疾病造成的力量削弱一直持续在三分之一以上。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联方面将大批苏军伤病员送到东德去医治，而不是直接送回苏联国内。在东德治病期间，苏军伤病员要接受严格的“思想教育”，因为苏联政府怕他们回国后讲出阿富汗的真实情况。最打击士气的是，为了不引起外界注意，苏军竟然停止用军队葬礼为死亡士兵下葬。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对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渐趋宽容，不同的声音和事实的真相终于第一次展现在苏联国民面前。阿富汗战场上的情景实在太过恐怖，许多东西是苏联国内所无法接受的。阿富汗战争结束后，白俄罗斯女作家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出版了自己的报告文学作品《锌皮娃娃兵》。她大量收集前驻阿富汗苏军官兵及家属的证词，将阿富汗战争的残酷与真实暴露在苏联人面前。结果许多读者甚至从感情上都不能容忍她公开的真相。2015年，斯韦特兰娜荣获诺贝尔文学奖，《锌皮娃娃兵》一书再度被世人想起。“锌皮”指的是苏军条令中规定军人下葬时使用的锌皮棺材，而这些战死在阿富汗的苏军官兵有很多还只是孩子。
有从阿富汗归来的苏军士兵如此讲述：
无论我怎么聚精会神，我都只能听见声音，没有面孔的声音。声音时隐时现，好像我还来得及想道：“我要死了。”这时，我睁开了眼睛……
爆炸后第十六天，在塔什干，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小声说话也会震得头疼，只能小声，大声不了。我已经接受过喀布尔军医院的治疗，在那里，我被切开了颅骨：脑袋像是一锅粥，被清除了碎骨渣。我的左手被螺钉接起来，但没有骨节。第一种感觉是惋惜，惋惜一切都不可挽回了，看不见朋友了，最难过的是我再也上不了单杠了。
我在几家军医院里躺到差十五天就满两年，进行了十八次手术，有四次是全身麻醉。讲习班的大学生们根据我的状况写过我有什么，没有什么。我自己不能刮脸，同学们替我刮。第一次刮脸时，他们把一瓶香水都洒在了我身上，可我还在喊：“再来一瓶！”我闻不到香味，闻不到。他们从床头柜里取出了所有东西：香肠、黄瓜、蜂蜜、糖果，都没有味儿！看东西有颜色，吃起来有味道，可就是闻不到。我几乎发了疯！春天来了，满树鲜花，这些我都看见了，可是闻不到香味。我的头里被取出了1.5毫升的脑浆，显然把某种与气味有关的中枢给剔除了。五年过去了，我到现在仍然闻不到花香、烟味、女人香水的味道。如果香水气味又冲又浓，把香水瓶塞在鼻子底下，我是能够闻出味来的，显然脑髓中剩余的部分承担了丧失的功能。
我在医院治疗时，收到一位朋友的来信。从他的信中，我才知道我们的装甲输送车轧到了意大利地雷，被炸毁了。他亲眼看到一个人和发动机一起飞了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我出院以后，领了一笔补助金——三百卢布。轻伤——一百五十卢布，重伤——三百卢布。以后的日子，自己看着办吧！抚恤金——没有几个钱，只好依靠爹妈养活。我老爹过着没有战争胜似战争的日子，他头发全白了，患了高血压。
我在战争中没有醒悟，是后来慢慢醒悟过来的。一切都倒转了方向……
我是在1981年应征入伍的。那时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但在“非军事化生活”中的人们对战争知之甚少，谈论得也不多。我们家里认为：既然政府派兵到那边去，就是有这种需要。我父亲就这么认为，左邻右舍也这么认为。我不记得哪个人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妇女也不哭，也不感到可怕，一切都离自己远着哪！
说是战争吧，又不像是战争。如果是战争，那么它也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战争，没有伤亡，没有俘虏。那时还没有人见过锌皮棺材，后来我们才得知：城里已经运来过棺材，但是在夜里就偷偷下葬了，墓碑上写的是“亡”而不是“阵亡”。可是没人打听过，我们这些十九岁的小伙子，怎么会一个个突然死亡？是伏特加喝多了，还是患了流感，或者是吃橙子撑死的？只有亲友的啼哭，其他人的生活和往常一样，因为这种事还没有轮到他们头上。报上写的是：我们的士兵们在阿富汗筑桥、种树、修友谊林荫路，我国的医务人员在为阿富汗妇女婴儿治病。
在维捷布斯克军训期间，他们准备把我们派往阿富汗一事，已不是秘密了。有个人坦白地说，他担心我们在那边都会被打死。我一开始瞧不起他。启程前，又有一个人拒绝去，先是撒谎，说他丢了共青团团员证，可是团员证找到了；他又编了一个瞎话，说他的情人要分娩。我认为他精神不正常。我们是去搞革命的，他们就是这么告诉我们的，我们就相信了。我们想象以后的日子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
……
子弹射进人体时，你可以听得见，如同轻轻的击水声。这声音你忘不掉，也不会和任何别的声音混淆。
有个我认识的小伙子，脸朝下倒在地上了，倒在气味呛鼻、灰烬一般的尘土里。我把他的身子翻过来，让他后背贴地。他的牙齿还咬着香烟，刚刚递给他的香烟……香烟还燃着……有生以来第一次，我感到自己仿佛在梦中活动，奔跑、拖拽、开枪射击，但什么也记不住。战斗之后，什么也讲不清楚。一切都像是隔着一层玻璃……恍如一场噩梦。你被吓醒了，可什么事也想不起来。尝到恐惧的滋味后，就得把恐惧记在心里，还得习惯。
过了两三周以后，以前的你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了你的姓名。你已经不是你了，你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见到死人已经不害怕了，他会心平气和或略带懊恼地寻思：怎么把死者从山岩上拖下去，或者如何在火辣辣的热气里背他走上几公里路。这个人已经不是在想象，而是已经熟悉了大热天里五脏六腑露在肚皮外的味道，这个人已经了解了粪便和鲜血的气味为什么久久不散……他知道，在被滚热的弹片烫得沸腾的脏水坑里，被烧焦的人头龇牙咧嘴的表情，仿佛他们临死前不是叫了几个小时，而是一连笑了几个小时。当他见到死人时，他有一种强烈的、幸灾乐祸的感受——死的不是我！这些事情发生得飞快，变化就是如此，非常快。几乎人人都有这一过程。
对于打仗的人来说，死亡已没有什么秘密了，只要随随便便扣一下扳机就能杀人。我们接受的教育是：谁第一个开枪，谁就能活下来，战争法则就是如此。指挥官说：“你们在这儿要学会两件事：一是走得快；二是射得准。至于思考嘛，由我来承担。”命令让我们往哪儿射击，我们就往哪儿射击，我就学会了听从命令射击。射击时，任何一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因为那边的男女老少，人人都和我们作战。部队经过一个村子，打头的汽车马达不响了，司机下了车，掀开车盖……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一刀刺入他的后背……正刺在心脏上。士兵扑在发动机上……那个毛孩子被子弹打成了筛子……只要此时此刻下令，这座村子就会变成一片焦土。每个人都想活下去，没有考虑的时间。我们只有十八岁、二十岁呀！我已经看惯了别人死，可是害怕自己死。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在一秒钟内变得无影无踪，仿佛他根本没有存在过。然后，用一口棺材装上一套军礼服，运回国去。棺材里还得再装些外国的土，让它有一定的重量……
想活下去……从来也没有像在那边那样想活下去。打完一仗，回来时就笑。我从来没有像在那边那样大笑过。老掉牙的笑话，我们当作一流的新作品来听。
举个例子，有个坑蒙拐骗的人来到战场，他第一件事就是打听抓一个“杜赫”（苏军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能得多少兑换券。一个“杜赫”价值八张兑换券。两天以后，卫戍区附近尘土飞扬，他带来两百名俘虏。有个朋友央求道：“卖给我一个，给你七张兑换券。”“乖乖，看你说的，我买一个还花了九张兑换券呢！”
有人讲一百次，我们就能笑上一百次。任何一件无聊的事，都能让大家笑破肚皮。
有个“杜赫”在躺着看字典。他是神枪手，他看见一个人肩上扛着三颗小星星，是上尉——价值五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一颗大星星，是少校——价值二十万阿富汗币，砰的一枪！两颗小星星，是准尉，砰的一枪！到了夜里，首领开始按人头付款：打死了一个上尉，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一个少校，发给阿富汗币。打死了……什么？准尉？你把咱们的财神爷给打死了，谁给咱们发炼乳、发被褥？把他吊死！
关于钱的问题谈得很多，谈得比死还多。我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回来，只带回了从我身上取出的一个弹片，仅此而已。有人在打仗时窜进村子……拿走了瓷器、宝石、各种装饰品、地毯……有人花钱买，有人用东西换……一梭子子弹可以换一套化妆品：送给心爱的姑娘用的眉笔、香粉、眼影膏。出售的子弹用水煮过……煮过的子弹出膛时，不是射出去而是吐出去，用这种子弹打不死人。一般都是弄一个铁桶或者一个脸盆，把子弹扔进去，用水煮上两个小时；煮好了，晚上拿着这些子弹去做买卖。指挥员和战士、英雄和胆小鬼，都从事这种生意。食堂里的刀子、勺子、叉子、碗和盆常常不翼而飞，兵营里的水碗、凳子、锤子总是不够数，自动步枪的刺刀、汽车的镜子、各种各样的零件、奖章……什么都出售……商店什么都收购，甚至从兵营驻地运出去的垃圾，如罐头盒、旧报纸、锈钉子、破烂胶合板、塑料小口袋……出售垃圾按车计算。这场战争就是如此……
我们被叫作“阿富汗人”，成了外国人。这是一种标记，一种记号。我们与众不同，我们是另一种人。哪种人？我不知道我是什么人，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浑蛋？我也许是个罪犯，已经有人在议论，说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今天还在悄悄地议论，明天声音就会高些。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了……我本人的血……还有别人的血……给我们颁发了勋章，但我们不佩戴……将来我们还会把这些勋章退回去……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
有人邀请我们到学校去演讲。讲什么？你不会讲战斗行动。讲我至今还如何害怕黑暗？讲有什么东西一掉下来，我就会吓得全身发抖？讲怎么抓了俘虏，可是没有一个能押回团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没有见过一个活的“杜什曼”（苏军对阿富汗武装人员的称呼），我见到的都是死的。讲收集人的干耳朵？讲战利品？讲炮轰后的村庄？村庄已经不像是人住的地方，而像挖得乱七八糟的田地。难道我们的学生想听这些事？不，我们需要的是英雄人物。可是我记得我们是一边破坏、杀人，一边建设、馈赠礼物，这些行为同时存在，至今我也无法把它们分开。我害怕回忆这些事，我躲避回忆，逃离而去。从那边回来的人中，我不知道有谁不喝酒、不吸烟。清淡的香烟不过瘾，我寻找在那边吸过的“猎人”牌香烟，我们把那种香烟称作“沼泽上的死神”。
您千万不要写我们在阿富汗的兄弟情谊，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这种情谊。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我们同样上当受骗，我们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等我绞尽脑汁，千方百计把住房、家具、冰箱、洗衣机、日本电视机弄到手，大功就算是告成了！那时，我马上就会明白：我在这个俱乐部里已无事可做。年轻人不接近我们，不理解我们。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是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色，有个小伙子就是这么对我说的。我们恨透了他们。当我们在那边吃夹生饭，在那边把命交给地雷时，他们在这儿听音乐，和姑娘们跳舞，看各种书。在那边，谁没有和我生死与共，没有和我一起耳闻目睹一切，没有和我实地体验与感受，那么，那个人对我来说就分文不值。
等到十年以后，肝炎、挫伤、疟疾在我们身上发作时，人们就该回避我们了……在工作岗位上、在家里，都会如此……再不会让我坐上主席台。我们对大家来说会成为负担……您的书有什么用？为谁而写？为我们从那边回来的人？反正不会讨我们的喜欢。难道你能够把发生过的事都讲出来吗？那些被打死的骆驼和被打死的人躺在一块儿，躺在一片血潭里，他们的血混在一起，能讲出来吗？谁还需要这样的书呢？所有人都把我们看成是外人。我剩下的只有我的家、我待产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婴儿，还有从那边回来的几个朋友。其他人，我一概不相信……
另一名苏军士兵讲述道：
报纸上报道：有一个团在进行军事演习和射击训练……我们读到这条消息时，觉得很不是滋味。我们曾经乘坐汽车去过那些地方，这种汽车的轮胎用改锥一捅就漏气，对于敌军来说是再好不过的射击靶子。每天都有人向我们开枪，每天都有人被打死……和我并排坐的一个小伙子被打死了……他是第一个我亲眼见到的被打死的人……那时，我们互相还不太了解……对方是用迫击炮打的……他身上留下了很多弹片……他拖了很长时间才咽气……他有时还能认出我们来。他死前呼唤的，是我们不熟悉的人名……
被派到喀布尔前不久，他差一点和一个人打起架来，他的一位朋友把他从我身边拖走，对和他起冲突的人说：“你和他吵什么，他明天就要飞往阿富汗了！”
我们在那边可从来不像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锅，自己的勺子。在那边，大家共用一个锅，我们有八个人。不过，阿富汗的故事并不吸引人，也不是侦探故事片。
一个被击毙的农民躺在地上，孱弱的身躯，一双大手……射击时，你会祈求（祈求谁，我不知道，也许你是在祈求上帝）：大地裂个缝，让我躲进去……石头裂个缝……
几条专门用来寻找地雷的狼狗，在梦中可怜巴巴地龇着牙。狗也会负伤，也会被打死。被打死的狼狗和被打死的人并排躺在一起，缠着绷带的狗和缠着绷带的人并排躺在一起。人没有大腿，狗也没有大腿。雪地上分不清哪是人的血，哪是狗的血。
缴获的武器堆放在一起：中国造的、美国造的、巴基斯坦造的、苏联造的、英国造的，这些东西都是用来消灭你的。恐惧比勇敢更有人情味，因为害怕，你就会怜悯，即使是怜悯自己……你把恐惧逼到潜意识里去了。你不愿意去想自己会躺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地方，样子又可怜又渺小。人已经飞向宇宙了，可是现在人们和几千年前一样还在相互残杀，用子弹，用刀子，用石头……在村庄里，他们用木杈捅死我们的士兵……
我在1981年回国。到处是一片欢呼声，我们完成了国际主义使命。火车抵达莫斯科时是早晨，天刚亮。等到晚上再换乘，就得白白浪费一天时间，我可办不到。有什么车顺路，我就搭什么车，乘班车到加加林站，然后搭过路车到斯摩棱斯克，从斯摩棱斯克乘载重卡车到维捷布斯克，全程六百公里。当他们知道我是从阿富汗回来时，谁也不收费，最后两公里是徒步走回去的。
回到家中，一片白杨树的味道，电车叮叮当当，小姑娘在吃冰激凌。白杨树啊，白杨树多么芳香！可是那边是绿带区，有人躲在那里开枪射击。多么想看到家乡的小白桦树和小山雀呀！只要我一见到前边是拐弯的地方，整个身心都紧缩成一团，什么人躲在拐角后边？整整有一年时间我不敢上街，身上没有防弹坎肩，头上没有钢盔，肩上没有冲锋枪，活像一个光着身子的人。到了夜里尽做噩梦……有人向额头瞄准……可以掀掉半个脑袋的大口径子弹……夜里经常叫喊……有时紧贴住墙……电话铃声一响，我额头上就会冒汗——有人在射击……
报纸上照旧在报道：某架直升机完成了飞行演习……某某人被授予红星勋章……这时，我的病被“彻底治好了”。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过去我以为我国一切都正确，报纸上写的都是真事，电视中讲的都是事实。
“怎么办？怎么办？”我反问自己。
我总想干点什么事……总想到什么地方去……演讲，说一说……
我母亲阻止了我：“我们已经这样过了一辈子啦……”
一位苏军女护士回忆：
那时，他们告诉我们，那是一场正义的战争，我们是帮助阿富汗人消灭封建主义的，以便建设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于我们的小伙子在那里送了命，却一字不提。我们还以为，他们是在那儿得了种种传染病，像疟疾、斑疹、伤寒、肝炎。
1980年……刚刚开始……我们乘飞机来到了喀布尔……英国人的一座马厩被改成了军医院。什么东西也没有……那么多人，只有一支注射器……军官们把酒精喝光了，我们只好用汽油给伤口消毒；氧气稀薄，伤口难以愈合。太阳帮了大忙，灿烂的阳光可以杀菌。我见到的第一批伤员只穿着内衣和皮靴，没有病号服，病号服运来得很晚。没有拖鞋，也没有被褥……
整个三月份，从我们的官兵身上切除的肢体——胳膊、大腿等，都堆放在帐篷外。尸体都半裸露着，眼睛被挖掉了，后背、肚皮上被划开一个五角星的形状……过去我只在描写国内战争的电影里见过这种惨状。那时还没有锌皮棺材，还没有着手制作这种棺材。
这时，我们才开始多多少少有所思考了：“我们究竟是些什么人？”
我们的怀疑令某些人反感。没有拖鞋，没有病号服，可是到处挂着运来的标语口号、招贴画。站在标语前的，是我们那些骨瘦如柴、愁眉苦脸的娃娃兵，他们的样子永远铭刻在我的记忆中……
一周两次政治学习，反反复复教育我们：神圣的职责，边境必须固若金汤。部队里最讨人嫌的是要打各种报告：首长有指示，必须事事报告。每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每一个伤员甚至每一个病号的情况，都要向上级报告。这就是所谓“掌握人们的情绪”……部队应当是健康的……必须对所有人都“敲打一番”，不能有怜悯之心。可是我们怜悯人，那边一切都靠怜悯而存在……
救人，助人，爱人，我们为此来到这里。过了一段时间，我忽然发现自己产生了仇恨的心理。我恨这片细软的沙子，它像火一般烫人；我恨这些山，我恨这些房屋矮小的村庄，从那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开枪射击；我恨偶然相遇的阿富汗人，不管他是扛着一筐瓜果，还是站在自己的屋前，谁知他昨夜去过什么地方。
我们认识的一位军官被打死了，不久前他在我们的医院里治过病……两个帐篷的士兵都被杀了……另一处，水里放了毒……有个人拾起一个漂亮的打火机，打火机在他手中爆炸了……死的都是我们的娃娃兵呀……我们的小伙子……应当明白这一点……您没有见过被火烧焦的人……没有脸……没有眼睛……躯体也没有……只剩下黄色硬皮包裹的皱巴巴的东西，表面有一层淋巴液……他发出来的声音不是叫喊，而是咆哮……
人们在那边靠仇恨生存，靠仇恨活下去。那么，负罪感呢？这种感觉的出现不是在那边，而是在这里，当我在这里开始旁观此事的时候；为了我们一个被杀害的士兵，我们会屠杀整个村子。在那边，我觉得事事都是正义之举，可是到了这里，我吓了一跳。我想起了一个小姑娘，她躺在尘土里，没有胳膊，没有腿……活像是一个损坏了的洋娃娃……我们那时还奇怪呢，他们怎么不喜欢我们。他们躺在我们的军医院里……你把药递给一个妇女，她连头也不抬，也不看你一眼；她永远不会对你微笑，这真让人委屈。在那边感到委屈，可是回到这里就不会了。在这里，你是个正常人了，所有的感情又复苏了。
我从事的是一种美好的职业——救死扶伤，这个职业拯救了我，让我解脱了。我们在那边为人们所需要。最可怕的是没能拯救所有人，只拯救了能够拯救的人。
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没有必需的药品。
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把他送来时，已经来不及了。（在卫生连里工作的都是些什么人？是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只会包扎的士兵。）
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但怎么也叫不醒喝得烂醉如泥的外科医生。
本来可以拯救一个人，可是……
我们甚至在死亡通知书里都不能写明真实情况。有些人踩上地雷被炸死了……一个大活人往往只剩下半桶肉浆……可我们写的是：在车祸中殉难，坠入深渊身亡，食品中毒，等等。当死亡的人数超过一千时，我们才被允许向家属讲真话。我对尸体习以为常，但那是人啊，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同胞，我们的小伙子，一想到这些，我怎么也想不通。
送来一个小青年，那天正赶上我值班。他睁开眼睛，看了看我：
“喏，这下好了……”说完就断了气。
在深山里找了他三天三夜，找到了，运回来了。他不断地说着呓语：“快叫医生，快叫医生！”他看见了白大褂，心想：“这下得救了！”可他受的是致命伤。
那时我才知道，什么是颅骨受伤……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都有自己的坟墓……
他们死的时候也是不平等的。不知为什么，人们对战死疆场的人就多一些怜悯，对死在军医院里的人就少一些怜悯。可是他们死的时候，叫声都一样惨啊……我还记得抢救一位临死少校时的情景。他是军事顾问，他的夫人来了，她眼看着他死去……她开始号啕大哭，像只野兽……真想把所有的门都关死，别让任何人听见……因为隔壁的小兵们也奄奄一息……他们都是娃娃兵，没人能过来为他们哀泣……他们在孤独中死亡。这位夫人成了我们当中多余的人……
“妈妈！妈妈！”
“我在这儿，好儿子。”你应着，你在骗他。
我们变成了他们的妈妈，他们的姐姐。总想找个理由，说明我们这样做对得起他们的信赖。
战士们送来一个伤员，交了差之后却不肯离去。
“姑娘们，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我们就想在你们这里坐一会儿，可以吗？”
在国内，在家里，他们有自己的妈妈，自己的姐妹、妻子，他们在家里不需要我们。在那边，他们相信我们，甚至能把今生不会对任何人讲的掏心话全告诉我们。偷了同志一块糖，吃了，在国内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可是在那边，这是会使自己丢丑的大事。各种举动都能使人曝光。如果是胆小鬼，过不了多久，人人都能看清他是胆小鬼；如果是告密者，大家马上就能知道他是告密者；如果这个人好色，大家都会晓得他是个色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