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也可以成为嗜好，杀人也可以变成乐趣。在这里，是否有人承认自己会说这类话，我没有把握，但在那边我可听到不止一个人如此夸口。

我认识一个准尉，他返回苏联前毫不隐讳地表示：“以后我可怎么活呀？我总想杀人。”

他们讲这类话时，心平气和。小伙子们谈起怎样焚烧村庄，怎样践踏一切时，眉飞色舞！他们并非人人都是疯子啊！

有一次，一位军官到我们这儿做客，他来自坎大哈市近郊。到了傍晚，应当告别了，可他却躲进一间空屋子，开枪自杀了。别人说他喝醉了，我可不晓得。难受啊，天天都在难受中度日！一个小青年站岗时寻了短见，他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孩子，在太阳底下要站三个小时，忍受不了。很多人都成了疯子，最初疯子们住在普通病房里，后来把他们隔离了。他们开始逃跑，他们害怕铁窗，他们和大家在一起时感到轻松些。

有个小伙子，他的样子我现在记忆犹新：“你坐下……我给你唱一支复员歌。”

听着歌，他就入睡了。他醒来就说：“我想回家……回家……去找我妈……这边太热……”

他总是请求让他回家。

很多人吸毒。白面，大麻……弄到什么就吸什么……吸了以后，人就变得有劲了，自由自在、无拘无束。首先是灵魂脱壳，好像腾云驾雾，觉得每个细胞都轻飘飘的，每块肌肉都硬邦邦的。你只要想飞，就像是在空中飞了！这种欢乐无法抑制，什么都喜欢，见了无论多么无聊的事都要笑。耳朵更灵了，眼睛更明了，味道、声音都能分辨得更清楚了……国家热爱自己的英雄！在这种状态下，杀人易如反掌。你摆脱了痛苦，丧失了怜悯心。死也容易，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你觉得自己像是穿了一身装甲坎肩，你已经是刀枪不入的人……

吸够了，拔腿便出发……我试吸过两次，都是在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时……那时，我在传染病房工作，三十个床位，三百个病号。斑疹、伤寒、疟疾……虽然给病号发了行军床、被褥，可他们却躺在自己的军大衣上，地上什么铺的也没有，身上只剩下一条裤衩。他们的身体剃得光光的，可虱子还是成群地往下掉……衣服上的……脑袋上的……我以后再也没见过这么多虱子了……附近村庄里的阿富汗人，却穿着我们医院的病号服、头上顶着我们的褥单，褥单代替了他们的缠头。的确，我们的小伙子把什么东西都卖了，我不怪他们，或者不经常怪他们。他们为了一个月挣三个卢布而卖命，我们的士兵每月收入是八张兑换券。

三个卢布……给他们吃的是生蛆的肉、腐烂的鱼……我们都患了败血症，我前边的几颗牙都掉光了。他们卖掉被子、褥子，买白面儿或者糖果、小玩意儿……小铺子里的东西琳琅满目，那边的东西让你眼花缭乱，那些东西我们这儿都没有。士兵们把武器、子弹卖了……好让人家用我们的枪来杀我们……

在那边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以另外的视角看清了自己的祖国。

害怕回国呀！说来也奇怪，仿佛从你身上剥下了一层皮，我总是哭。除了到过那边的人以外，我谁也不想见，我和那些人可以整天整夜在一起。其他人的谈话，我觉得无聊，纯粹是瞎侃，如此持续了半年。如今，我排队买肉时也能破口骂街了。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像“在这之前”那样生活，但是办不到。我对自己，对自己的生活已经漠不关心了。使命结束了，一切都完了，男人们习惯这种生活要更痛苦。女人可以一心去管孩子，可男人就没事可干了。他们回到国内，恋爱、生儿育女，但阿富汗对他们来说高于一切。我自己也想弄个明白：为什么会如此？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发生这类事？为什么这些事让人如此揪心？在那边时，一切都压在心底，回来以后，一切又都冒了出来。

应当怜悯他们，怜悯所有到过那边的人。我是个成年人，当时已经三十岁了，还要经受这样的剧变，而他们是些孩子，什么也不懂。国家把他们从家里带走了，发给他们武器，对他们说：“你们是去从事神圣的事业。”还向他们保证：“祖国不会忘记你们。”可现在，谁也不理他们，还极力想把这场战争忘掉，所有人都是如此，包括那些派我们到那边去的人。甚至与我们见面时，也越来越少谈论战争，谁也不喜欢这场战争。可是直到现在，每次奏起阿富汗国歌时，我还会落泪；我爱上了阿富汗所有的音乐，它们像是麻醉剂。

不久以前，我在公共汽车上遇见一位士兵；我们给他治过病，他失去了右臂。我对他记忆犹新，他也是列宁格勒人。

我问：“谢廖沙，也许，你需要些什么帮助吧？”

可是，他恶狠狠地说：“滚你的吧……”

我知道他会找到我，向我道歉。可是谁会向他道歉呢？谁会向所有到过那边的人道歉呢？谁会向那些遭到摧残的人道歉？更不用说有人会向那些变成瘸子的人道歉了。一个国家需要怎样地不爱自己的人民，才能派他们去干那些事呀？！

我现在不仅仇恨任何战争，甚至仇恨顽童们的斗殴。

请您不要对我说：这场战争已经结束了。

每年夏天，只要呼吸一口灼热的尘埃，见到一潭死水里的闪光，闻到干枯的花朵刺鼻的香味，我的太阳穴就像是挨了一拳。

这种感受将伴随我们一辈子……

一位苏军女职员回忆：

我怎么会去了那儿？很简单，因为我相信报纸上所有的话。

我对自己说：“以前的人们建功立业，敢于自我牺牲，如今我国青年什么事也干不成，我也是这路货色。那边在打仗，可我在为自己缝制新连衣裙、设计新发型。”

妈妈哭哭啼啼：“宁肯死我也不答应。我生你们，不是为了到头来分别埋葬你们的胳膊和大腿。”

最初的印象是喀布尔的转运站——铁蒺藜，肩挎自动步枪的士兵，狗吠声。全是妇女，有几百名妇女。军官们来了一个又一个，挑选比较年轻可爱的女性，明目张胆地选。有个少校把我叫过去：“如果你不嫌弃我这部汽车，我就把你送到我的军营里去。”

“什么汽车？”

“运输‘载重二〇〇’的汽车……”

我当时已经知道了，“载重二〇〇”就是运送死人、运送棺材的车。

“有棺材吗？”

“现在马上卸下来。”

装了帆布篷的普通“卡玛斯”载重卡车。士兵们卸棺材时如同往下扔子弹箱，我吓了一跳。士兵们明白了：“这是个新来的妞儿。”我来到了驻地，气温高达六十摄氏度，厕所里，苍蝇多得似乎可以用翅膀把你抬起来。我失魂落魄，我是此地唯一的女人。

两个星期以后，营长召见我：“你得和我住在一起……”我抗拒了两个月，有一次几乎把手榴弹抛了过去，另一次我操起刀子。这些话听得我耳朵磨出了老茧：“你想挑选个有天上的星星那么大的人物……你想喝茶还能吃上黄油……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我从来没有骂过人，这次憋不住了：“你给我从这儿滚开……”

我爱骂人了，我变得粗野了。我被调到喀布尔招待所当管理员。最初，我像只野兽似的对待所有人。别人认为我有毛病：“你发什么疯？我们又不想咬你。”

可是我已习惯于自卫，改不了了。

每当有人唤我：“进来喝杯茶。”

“你叫我进去喝茶还是上床？”

这样一直延续到出现我的……真爱？这里没有这么说的。他把我介绍给他的朋友时，说：“我的妻子。”

我对着他的耳根说：“阿富汗时期的。”

我们乘坐装甲输送车外出，我用自己的身躯掩护了他，所幸子弹打在舱门上，他背身坐着。我们回来以后，他给妻子写了一封信，讲了我的事。后来足足两个月，他没有收到家中的来信。

我喜欢出去射击，一打就是满满一梭子，打完我觉得轻松了。

我亲手打死了一个“杜赫”，那次我们进山去呼吸新鲜空气，观赏风景。听到石头后有“沙沙”声，我像触了电，往后退了几步，随即打了一梭子，我先开的枪。我走过去看了看：一个健壮漂亮的男人躺在地上……

弟兄们说：“我们可以和你一起去侦察。”

我好不神气！我没有伸手去取他包里的东西，只拿走了手枪，这事也让他们高兴。后来，他们一路上都在保护我，怕我不舒服，恶心，我什么事都没有……

回来以后，我打开冰箱饱餐了一顿，足足顶得上我平常一周的饭量，我感觉神经活动失常了。有人送来一瓶伏特加，我喝了，可是没有醉。我有些后怕，当时如果没有命中目标，我妈就会领到“载重二〇〇”。

我想参加战争，但不是这场战争，而是伟大的卫国战争。

哪儿来的仇恨？很简单，一个战友被打死，当时你和他在一起，两人共用一个饭盒吃饭；他满身是血，躺在地上。看一眼，什么都明白了，这时的你会疯狂地射击。

我从不习惯考虑大问题，如：“这场战争是谁挑起来的？责任在谁？”

就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喜欢讲的笑话。有人问亚美尼亚电台：“什么是政治？”亚美尼亚电台回答说：“您听见过蚊子的叫声吗？那么政治——比它的叫声还细。”

让政府从事政治吧，人们在此地见到的是血，人变野蛮了……人们看到烧焦的人皮怎样卷成筒，仿佛是蹭破了的卡普纶长袜……枪杀动物时的场景惨不忍睹……向驮运队开枪，因为他们在运武器。人单独处决，骡子也单独处决。他们都默不作声，等待死亡。受伤的骡子嚎叫起来，活像用尖锐的铁器在铁板上划拉，十分瘆人。

还有许多零星的故事和讲述。比如一名苏联军事顾问说：“一天，人们从丛林中抬回一名没有胳膊、没有腿并被阉割了的中尉。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小伙子们怎么样？’他们全都付出了代价。”一名通信兵失去了一只手，他疼得要死，要求一枪结果了他。他回忆道：“其中一个人马上闪开了，另一个则缓慢地给他的冲锋枪装上了子弹。然而，当他上子弹时，子弹大概卡壳了，这时，他把他的冲锋枪丢给我说：‘我下不了手！拿着你自己来吧……’我抓起了冲锋枪，但我只有一只手，别的什么也干不了。”一名苏联军医说：“我曾羡慕那些前往阿富汗的同事，但是当我看到头一批运送伤员的车队抵达时，我简直要疯了。你看到的是没有胳膊、没有腿但却还在呼吸的躯干。在虐待狂影片中你都不会见到这种情景。”战争的恐怖能毁掉军人的神经，苏军在阿富汗一天天衰落下去。

而且，这支军队遭到跟当时苏联社会相同弊端的腐蚀。驻阿富汗苏军的纪律涣散、作风败坏，官僚作风盛行，腐化堕落更是不在话下。阿富汗的罂粟种植面积很广，苏军士兵中吸毒者不乏其人。有的军人甚至偷窃军需仓库里的汽油、弹药、装备出去倒卖，这些物资最后都转到了阿富汗游击队手里。甚至有苏军士兵拿机枪去和阿富汗人换牛仔裤，有的用坦克零件去交换口香糖。

参战的苏联军官向斯韦特兰娜抱怨，苏联的后勤准备很糟糕，后勤供应与看上去先进的武器库严重不相配，这些细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没有得到改善。药品总是不够用，缴获的药品都是进口药，其先进程度让苏军颇为惊讶。日本制造的一次性注射器很受苏军救护兵的欢迎，他们尽量在药包里保持装满20支的状态。它们用聚乙烯软包装，摘掉套子便可注射。苏联的国产注射器落后很多年，一旦包装的垫纸磨损后，便成为没有消毒的注射器，也沦为废品。苏联的瓶装代血浆容量为半升，抢救一个重伤员需要2升即4瓶；而阿富汗游击队则使用意大利产的1升装的聚乙烯代血浆袋，用皮鞋都踩不坏，使用便利、安全。苏联的消毒药布包装粗糙，包装的重量就超过布本身，布没有弹性；游击队使用泰国、澳大利亚产的消毒药布，又薄又白，弹性很好。抢救骨折的夹板，苏军争抢着用缴获的外国产品，如英国、法国、德国产的，国产夹板被抱怨成犹如滑雪板一样笨重不便。这位军官对曾经使用过的英国夹板念念不忘，有拉链，可充气，运输伤员时能防震，设计非常人性化。抵抗组织使用美国的睡袋，用天鹅绒填充，非常轻便；苏军则使用重达7千克的棉袄。苏军还从被击毙的雇佣兵身上剥下上衣、长檐帽、袜子、旅游鞋、中国造的裤子——中国裤子尤其受苏军欢迎，因为它不勒股沟。苏军连尸体上的袜子和内裤都不放过，因为军队分发量严重不足，国内计划经济下的产能又无法满足苏军个人的购买需求。

一些快满服役年限的苏军老兵恣意欺压和折磨新兵。训练营地中，上级军士更是对他们采取各种各样粗暴野蛮的惩罚措施。驻阿富汗苏军的组成人员复杂，来自苏联境内欧洲部分加盟共和国的“白种人”士兵跟来自亚洲部分加盟共和国的“黄种人”士兵常常发生冲突，相互殴斗，有时居然会引发严重的开枪仇杀事件。仅仅战争之初的1980年11月，就有175名苏军士兵因违反军纪被送入惩戒营和劳改营，3名苏联军官因在阿富汗从事走私活动而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在莫斯科郊外执行枪决。80年代中期，阿富汗甚至爆出过苏联高级文职顾问参与黄金外汇走私案的丑闻，此案牵扯到阿富汗国家情报服务局局长纳吉布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拉特布扎德等高级官员，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这样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可想而知。苏联军官跟士兵一样缺乏实际战场经验，常年的训练让他们对常规战比较熟悉，却应付不了游击战。但是多兵种协同机械化作战对阿富汗这个贫瘠的山国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习惯于集中指挥和拘泥于按计划打仗的苏联军官常常一错再错，而且其固执态度已经到了令人发笑的地步；他们缺乏指挥反游击战作战所必不可少的主动精神和随机应变能力。比如，当米-24武装直升机在袭击无关紧要的目标时，发现了大批暴露的阿富汗游击队员，可是米-24只当没有看见，继续攻击原来的目标。因为苏军陆军航空兵的作战条令明文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命令，不能有临时的应变。

十多万大军在阿富汗没有明确的作战目标，也搞不清他们在这地方的目的。苏联军人就像上班一样，每天天亮了乘坐米-24武装直升机出发，到一个地方扫射一通，护送一支运输车队给友军运送给养或其他什么东西，然后收工回家。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偶尔会看到一发“毒刺”导弹从山里飞起来，朝着某架倒霉的苏军直升机飞过去，最后用1980年勃列日涅夫的口吻调侃一句：“阿富汗？那地方真不错！”

一些苏军士兵开始叛逃了。不时有苏军士兵冒着种种危险逃离部队，参加到阿富汗游击队的行列里来。1983年11月，两名驻喀布尔的苏军士兵叛逃到西方，开苏军士兵在阿富汗向西方潜逃之先河；法国拒绝给这两位叛逃者签证，他们最后获准去美国政治避难。到80年代中期，从阿富汗叛逃到西方的苏军士兵越来越多。最惊人的事件发生在1985年10月，一名在喀布尔广播电台担负警卫任务的19岁苏联士兵突然冲过大街，冲进街对面的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与苏联人员会见，始终只对西方记者强调了一句话：我不喜欢这场战争，我要回家。

最危险的情况在向苏联境内蔓延——阿富汗的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苏联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也有自己的同胞。随着戈尔巴乔夫在国内民族问题上逐渐推行宽容政策，在这些加盟共和国里爆发了反对向相同种族的人民进行战争的示威游行，甚至骚乱。而在苏联欧洲领土上的加盟共和国里，也爆发了反对俄罗斯人的示威。按照街头传单的说法：“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立陶宛人‘被迫’执行俄罗斯军官的残酷命令，流的是他们自己和阿富汗人的血。”到80年代末，这些加盟共和国还提出了让它们的服兵役者在他们家乡共和国服役而不是被派往阿富汗的要求。

曾有名苏军士兵走进喀布尔的一座清真寺，人群立即包围了他，准备揍他。这名苏军士兵说：“我也是穆斯林。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要我给她弄一部《古兰经》。我到这里来就是想实现她对我的要求，因为在苏联是弄不到《古兰经》的。”清真寺里的阿富汗人听了这番话，感到很惊讶，不仅没有揍他，还热情地送他一部《古兰经》。由此可见，驻阿富汗苏军的军心已经处在被瓦解的边缘。

美国也加紧了对阿富汗游击队的武器援助。1986年下半年，英国的“吹管”式和“轻标枪”式防空导弹也相继通过美国中央情报局转送到了阿富汗国内。也就在这一年，本·拉登帮助阿富汗游击队建造了霍斯特隧道综合工程。这项工程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作为主要的武器存储库加以资助；那是阿富汗游击队的训练设施和医药中心，位于靠近巴基斯坦边境的深山中。正是在这里，本·拉登第一次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圣战者训练营地。在美国当时的一些报纸上，本·拉登是以英雄的形象出现。

“为了对抗那些俄罗斯的异教徒，沙特阿拉伯选择我作为他们在阿富汗的代表。”多年后，本·拉登回忆说，“我住在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地区。在那里，我募集来自沙特阿拉伯王国以及所有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人，我建立了我的第一个营地，那些志愿者们接受巴基斯坦和美国军官的训练。美国人提供武器，沙特阿拉伯则提供金钱。”

戈尔巴乔夫深知苏联再也不能从这场无望的战争中取胜。1986年2月，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毫不掩饰地称阿富汗是“一处流血不止的伤口”；同年晚些时候，新任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公开称苏联干涉阿富汗是一种“罪恶”。从这样的表述中，外界敏锐捕捉到了苏联在阿富汗问题上的新动向。

事实上，在1985年11月，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里根就在日内瓦进行了最高级会谈，这是苏美首脑六年来的首次会晤。这次会晤几乎可以算作是结束冷战的开端，而为了显示出苏联方面的诚意，戈尔巴乔夫必须有实际的表示。

无论如何，阿富汗对于戈尔巴乔夫来说只是全面改革构想中的一个环节；要解决阿富汗问题，必须从整体的全面改革构想入手。实现这个构想的契机，是苏共二十七大。

1986年2月25日至3月6日，苏共二十七大在莫斯科举行。戈尔巴乔夫在二十七大报告及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和决议中，提出了大量新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上，戈尔巴乔夫以“有计划和全面地完善社会主义”取代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成熟社会主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问题上，戈尔巴乔夫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存在着“非对抗性的矛盾”，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应当经常加以调整和完善。戈尔巴乔夫还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不单纯是一种归属问题，而是“具有丰富的内容”。它包含着“人与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在利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果分配的一整套多方面的关系和一整套经济利益”，他明确提出要不断调整这种关系，并把这种调整与“社会经济自治”联系起来。戈尔巴乔夫还提出，社会主义企业是“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宣称要“对现行价格体系必须进行有计划地改造”，使其更灵活。

通过苏共二十七大，戈尔巴乔夫告诉世人，一个全面改革的年代要到来了，阿富汗战争露出了结束的第一缕曙光。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外交新思维”，他向外界表示——第三世界并不存在革命形势，不应采取“输出革命”的形式来人为制造那里的革命，也不应以意识形态作为决定对外政策和判断事物的标准，处理国际冲突时一定要考虑有关各方面的“利益平衡”和“普遍安全”。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企图通过军事途径解决地区冲突问题是极其有害和徒劳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是“通过政治途径和对话，来解决地区冲突问题”。

多年之后，苏联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回忆说：“从阿富汗撤退的决定是最困难的第一步……其他一切事情都源于这一步。”

戈尔巴乔夫在考虑——如果苏军撤出阿富汗，阿富汗将陷入何种局面？无论何种局面，年近60岁、身患多种疾病的卡尔迈勒均无力控制。他无力消灭反政府游击队，无力对抗西方势力，甚至连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都无法全面控制。如果卡尔迈勒继续掌握权力，苏军撤走后，阿富汗必将陷入混乱。阿富汗所需要的，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

经过反复讨论，苏联方面看中的人选是纳吉布拉。

穆罕默德·纳吉布拉生于喀布尔的富商兼官僚家庭，属于普什图人中势力强大的阿赫马德扎伊部族，他的父亲曾是阿富汗驻巴基斯坦商务官员。纳吉布拉幼年随父亲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居住了12年，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才返回喀布尔上学。1965年，他加入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属于“旗帜派”。1975年纳吉布拉毕业于喀布尔大学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在校期间他曾因参加反政府的政治活动而两度被捕入狱。毕业后，纳吉布拉一边从事医务工作一边进行政治活动。由于精力充沛，高大强壮，声若洪钟，纳吉布拉很受“旗帜派”领袖卡尔迈勒和克格勃在阿富汗分支情报组织的信任，被称为“公牛”。1978年“四月革命”后，纳吉布拉任塔拉基政府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后在内部斗争中失败，被外放为驻伊朗大使。1979年12月苏联入侵阿富汗时他返回国内，奉命解散原来的国家安全机构，另组国家情报服务局，自任局长。

在纳吉布拉主持情报工作的六年时间里，国家情报服务局从初建时的120人扩充至3万人，到1986年更扩充至8万人。国家情报服务局的工作人员是阿富汗民主共和国国家机关中薪资待遇最高的，因为它主管的政治灌输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工作是重中之重。纳吉布拉曾说：“他们是一手拿着武器，一手拿着书本。”国家情报服务局对阿富汗百姓进行无孔不入的监视、搜捕和审讯，对卡尔迈勒政权的反对者极为残酷，动用从烟头到电刑在内的所有手段，极少有人能挺得过去，很多人惨死在审讯中。不久，纳吉布拉就有了一个血腥的外号“屠夫”。纳吉布拉直接向苏联克格勃汇报，并且阿富汗国家情报服务局的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苏联。1981年6月，纳吉布拉成为人民民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1983年4月晋升为中将，1985年11月任中央书记，卸去国家情报服务局局长职务，负责全面安全工作。

与此同时，卡尔迈勒政权的内部矛盾日趋表面化。1985年7月12日，卡尔迈勒与阿富汗总理基什特曼德的卫兵在人民宫内发生枪战。交火过程中被打死的苏联士兵、阿富汗士兵和两人的保镖共100余人。连年的战乱和每年高达十余次的政府改组使得许多中下级官员不堪忍受，纷纷逃亡巴基斯坦、伊朗、印度等邻，许多人已对这位“与苏联坦克一起进来的总书记”失去了信心。戈尔巴乔夫决心仿效前任，在阿富汗“换马”。1985年5月7日，卡尔迈勒到莫斯科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40周年的纪念活动。苏联报纸的图片报道中，卡尔迈勒没有像以往一样站在苏联领导人身旁最显赫的位置，而是被湮没在一群模模糊糊的头像之中。5月16日，卡尔迈勒从莫斯科起程赴波兰访问，苏联人只为他安排了相当于三等规格的送行仪式。也许，从这些细微的变化中，卡尔迈勒已经察觉到了苏联领导人对自己态度的变化。

1986年3月底，戈尔巴乔夫拍电报给卡尔迈勒，“邀请”年近六旬的卡尔迈勒来莫斯科“治病”。熟悉苏联和东欧历史的人们都知道，每当这些国家的某位领导人被其他人排挤掉时，都会被宣布“因健康原因退休”。戈尔巴乔夫邀请卡尔迈勒前来莫斯科“治病”的这一纸电报，对正处于内外交困中的卡尔迈勒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祥的信号。

卡尔迈勒奔赴莫斯科的同时，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决定卡尔迈勒个人前途命运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本来预计只开一个半小时的会拖了七八个小时。会上，能言善辩的戈尔巴乔夫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口才，耐心说服每一位同他持不同意见的人。在卡尔迈勒必须下台这一问题上，政治局会议未经什么讨论便获得一致通过。现在，会议需要讨论的只有一个问题：由谁来代替卡尔迈勒。

克格勃主席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大将提出由纳吉布拉接替。切布里科夫归纳出了纳吉布拉的几个可取之处：第一，纳吉布拉年轻，只有39岁，正是治国的黄金年龄；第二，纳吉布拉是阿富汗过去几年中少有的“政绩突出者”之一；第三，纳吉布拉受过克格勃的训练，又是阿富汗“四月革命”后革命委员会的正式成员；第四，纳吉布拉与苏联有着丰富的合作经验，是苏联驻阿富汗的克格勃分支机构领导人彼得罗夫的最佳合作者；第五，纳吉布拉是普什图人，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大多数党员属于同一民族。切布里科夫的提议得到了戈尔巴乔夫的赞同，他对此微微点头，做思索状。而这时，卡尔迈勒还在同一座城市里茫然地“治病疗养”。

5月初，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卡尔迈勒被戈尔巴乔夫召至克里姆林宫内宽大的办公室。除他们两人和翻译人员外，在座的还有刚调回的苏联驻美大使、当时负责国际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多勃雷宁。戈尔巴乔夫开门见山，直截了当地告诉卡尔迈勒：“你不能再当总书记了，你应该把位置让给纳吉布拉，然后定居莫斯科。这对你来说很方便，因为你的家人已经在这里了。”

卡尔迈勒显然已从他最近在莫斯科的感受中察觉到了苏联人对自己的不满。出乎他意料的是，戈尔巴乔夫竟会如此轻松地将他撤职；他全身发抖，带得苍老的面孔和雪白的头发也在微微颤动。他请求戈尔巴乔夫再给他一次机会。戈尔巴乔夫将手一挥：你曾经有过六年的机会，最终却造成了谁都不好收拾的僵局。不要再抱什么幻想了。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命令，1986年5月4日，卡尔迈勒因“健康原因”辞去总书记职务。同年11月30日，他被解除革命委员会主席和人民民主党总书记职务。1987年5月4日，卡尔迈勒赴苏联“治疗和休养”，开始了他的流亡生活。从此他在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人们彻底忘记了这个阿富汗领导人。将近十年后，1996年12月，卡尔迈勒在莫斯科去世，总算完成了他的夙愿——“在苏联死去”。

年仅39岁的纳吉布拉上台之始对身边的人说：“我走上了一条充满风险的路，但战士和懦夫的区别就在于你敢不敢面对，雄狮可能会死在战场，总比猴子躲避到山林里强万倍。”

满怀“豪情”的纳吉布拉的确做了一系列工作。他掌权后，重新整顿阿富汗政府军。经过整顿，阿富汗国防军的力量得到加强，纳吉布拉还招募了大批亲喀布尔的民兵；到1988年，阿富汗政府武装力量达32万人。1987年9月11日，纳吉布拉颁布法令，允许新成立的政党合法化，并说阿富汗政治体制的基础应建立在多党制之上。他宣布将建立有反对派参加的联合政府，同年阿富汗举行地方选举。新宪法设立一个两院制的大国民议会，由一个参议院（长老院）和一个众议院（人民院）组成，总统由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新政党都必须遵循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种族歧视、种族隔离和法西斯主义的原则。

1987年11月30日，纳吉布拉经阿富汗大支尔格会议选举就任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总统，12月10日，他正式宣布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改名称为阿富汗共和国。纳吉布拉任总统后，进一步表示“和解”姿态，恢复了传统的黑红绿三色国旗，修改了国徽图案，在新宪法中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放宽土地占有者的占有限额，并给清真寺以优惠照顾。1988年4月15日，阿富汗举行了议会两院选举，人民民主党赢得人民院一共234个议席中的46个，人民民主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祖国阵线赢得45席，新的左翼政党占24席，从而确保了人民民主党在议会的优势地位。虽然穆斯林游击队抵制选举，政府仍空置了人民院234席中的50席和长老院的少数席位，希望游击队结束武装斗争和参加政府。他不断对阿富汗游击队发动和平攻势——派出中央官员前往游击队活动频繁的地区慰问各部族，答应给予他们经济援助。同时，纳吉布拉释放了一些因参加游击队而入狱的部族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