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7月，在陕北保安，博古对斯诺用英语介绍生平时，斯诺对他的印象是这样的：

博古是我遇见过的有风度、有趣的中共领导人之一，也是政治局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他个子较高，身材瘦长。确实，他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动作急促而不协调，常常爱神经质地哈哈大笑。他的牙齿前突，眼睛外鼓，特别是透过深度近视眼镜，眼球好像向外鼓出。阿奇士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常称他怪人。他喜欢打网球、打扑克。他理得很短的寸头，好似一把硬刷子在头顶上。他头脑反应很快，像周恩来一样敏锐，也许比周还要敏锐……

此时，他并不完全像斯诺描绘的那样总是处在极度兴奋之中，而是恰恰相反。

他以二十七年的人生阅历（1931年负责中央工作时只有二十四岁），担负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职务。他作为王明的化身，支撑着中国革命的危危乎几欲坍塌的苍穹。他是不是一座博大精深、基础稳固、顶天立地的高山？他是不是也会觉得自己的肩膀稚嫩？

严格说来，博古获得如此职高权重的地位，连他自己也感到偶然。临时中央负责人的地位，一下子就把他推上了峰巅。他应该具有政治上的远见，军事上的才能和一个伟大人物的决策能力。但在这些方面他都不够，他没有办法跟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相比，甚至也不能和任弼时、彭德怀这些人相比！

在“最高三人团”中，他能力最差、资历最浅，在部队中享有的威望也最低。但他又处在作最后决策的地位，这是历史的偶然安排。他并不是那种不可一世、刚愎自用的人。他骨子里是个满腔炽情的知识分子，他必须倚重李德和周恩来。但是，老一代和新一代的革命家，对周恩来的印象是不相同的。有人认为他是调和主义，而王明、项英等人则认为他已经迈到右倾机会主义边缘了！他有办事的卓越的才能和超人的优良品格。用他的能力，却不用他来决策。这样，博古偏向于李德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博古长于马列主义理论，却短于军事知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短期军事训练，简直形同儿戏。如今，他只能通过周围隆隆的炮声和湘江上的浮尸感受形势的严重。即使顺利过了湘江，即便打胜了这一仗，往后呢？瓦罐总在井边破，拖过十一能拖得过十五吗？他也希望快些与二、六军团会合。但是他没有李德那样坚强的信心。未可知的危险在前面等着他。

他不敢再想下去。他取下沾满灰尘的眼镜，用手帕擦擦，又擦擦晕眩酸涩的眼睛。他感受到一种沉落江底的那种永劫不复的阴冷和沉重。

意想不到的最高权力骤然落进手中时，他振奋了很久。这种变化太突然，太巨大，一时难以适应。在他慢慢习惯了这种变化时，振奋之情也就淡化了。他产生了一种置身于绝巅危崖的惶悚感。在这种位置上是不能失足的！

后来，他在保持地位的同时，却把权力之柄，委托给李德和周恩来，自己只处在选择决策的地位。李德头头是道的军事理论和国际顾问的身份，使他的天平指针自然向李德一边倾斜。远在红军出征之前，他就感受到了一种茫然，在广昌前线时，由于对自己缺乏自信，他常常感到精神紧张。那时，李德便是他的精神支柱，现在他更需要这根坚强的支柱。

在整个军事会议期间，博古几乎没有拿出个人的见解，只会点头摇头。他相信李德，也相信周恩来，同时又把朱总司令当成一个经验丰富的、可以信赖的、可以按照别人意图专事指挥作战的将军。

在博古心头，笼罩着双重阴影：一是红军的前程，二是正在散布不满情绪的毛泽东。他想起了项英对他的警告。不满情绪早就有了。他以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消除了许多隐患，而现在却证明隐患并没有消除。

李德已经感到他的威望在逐渐丧失。虽然他还是“最高三人团”的主宰，却已经不是众望所归为大家所倚重的人了。许多事情已是不经他的过问便命令实施了。

“大丈夫不可一日无权”，失去权力是痛苦的事。在哲学思想上，李德推崇英雄史观，他曾一度强烈地表示要造出一个热火朝天的革命大好时势来：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这种胜利必将载入世界革命史册，也不辱他的来华使命。

在莫斯科，披着霏霏雨雪，跨出伏龙芝军事学院的拱形大门时，他就抚摸着各科都是优等的毕业证书，为自己规划了远大的前程。自封了一世将才！

当他身着西装，怀揣一张奥地利护照，横越飞雪漫漫的西伯利亚时，他又历数了来华的历届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

他首先想到是列夫·加拉汗，这位第一任驻华大使；其次想到了米哈伊尔·鲍罗廷——这个支配广东革命政府的人。他更是怀着一种尊敬（他从未崇拜过什么人）的感情想起瓦西里·布留赫尔——这个使中国人难忘的、指挥北伐作战的加伦将军。在他眼里，印度人罗易是个失败的形象；巴威尔·米夫，这个为他送行的东方部副部长，倒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知道，在反对托洛茨基的斗争中，米夫成了斯大林所信赖的红人。米夫是中国的苏维埃革命战略的筹划者，也是中国大动荡的目击者。1927年2月至6月访问上海、广州、武汉，1930年末第二次来华，参加中共1931年1月在上海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深谙中共内部的派别斗争。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1920年向中国派遣的维经斯基工作小组，虽然也曾于1924年4月再次来到中国，却对激烈动荡的中国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维经斯基甚至不知道还有个年轻的东方学者、不屈不挠的国际革命家柳德维格·马季亚尔。在李德看来，米夫是真正的通晓中国情势、指导中国革命的专家，维经斯基无法与米夫相比……

后来，他在上海礼查饭店和美国人的公寓里，秘密纵览中国政治风云和军事局势时，他更下定决心大显身手了！他在为巴伐利亚共和国而奋斗的街垒战中没有施展的宏图大略，很可能要在中国这块古老神秘的土地上得以实现。也许他可以用超人的才智与胆魄，来唤醒拿破仑害怕的东方睡狮。中国的土地太大了，人口太多了，在如此幅员辽阔的画布上，大笔挥洒，将画出多么灿烂的革命巨图呀！

但是，在上海时，地图上展示的图景很不具体。他把一些靠间接得到的材料画成数字和草图，拍在微型胶卷上，送往莫斯科。共产国际靠这种形势报告所作出的战略方针和各种指示，是否正确和具有实践意义就只有老天知晓了。

直到经过千难万险成了“独立房子”的主人，李德才对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有了最初的印象和真实感。

或许，对于这样一个献身国际主义革命事业的人，不管他成功还是失败，也不管他性格上、生活上有多少弱点，我们都不应该嘲讽和蔑视。如果他是胜利者，那“独立房子”就是应有的礼遇，如果他失败了，“独立房子”就变成了搞特殊的典型。

以成败对错取人，是一种浅薄。

在这种时候，李德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失败。可是，他注定不是一个真正的领袖人物，他不具备在政治生活舞台上那种精湛的演技——掩饰内心真正的感情。很难从政治家温存的微笑里看出内心的杀机；也不会从政治家的谈笑风生中看出他内心在哭泣；很难从政治家充满自信的言谈里看出他内心的失望；也不能从他的泰然自若中看出内心的怯惧和空虚。

李德，无法掩饰湘江之战给他造成的心灵创伤，无法掩饰对红军前程和对自己未来的忧虑。喜怒哀乐皆形于色的人，干不成大事！

博古也跟他相似，很容易冲动。冲动，容易暴露自己的真情。他的忧虑似乎比李德更甚，因为李德责任虽重，但毕竟是客人！

二人虽然都很困倦，但由于心事重重，却很难入眠。

李德坐在一张竹床上，一支接一支地吸烟。他的思绪很乱，无法凝聚到一个焦点上进行思考。

“这一仗没有打好，”博古躺在另一张床板上，颓然地说，“给毛泽东的非组织活动以借口。”他的俄语说得不像平时那样流利。

“是真的还是传说？”

“当然是真的。起先，他是跟王稼祥在一块儿，现在，洛甫又加进去了。有人称他们为‘中央队三人团’……这不是搞小宗派吗？”

“他们能谈些什么呢？”

“还不是散布失败情绪？他几乎向他能够密谈的所有人宣传他的观点，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是由于我们战略上的错误。说西征是仓促的逃跑主义，无准备，无计划，无目的……”

“这是不公平的！”李德丢掉烟蒂猛然从床沿上站起，在屋子里急步绕圈，像只困兽急于突破囚笼，但他终于压抑了冲动，停在博古床前，“打了败仗，优点也成了缺点。”

博古也坐了起来，他的眼镜闪着亮光，颇带几分追悔地说：“看来，项英同志提出的警告，并不是多虑。让他跟随大军转移，这是一个失策。”

“问题是洛甫和王稼祥，他们都是莫斯科来的同志，都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的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跟反对国际路线的毛泽东搅在一起？”

“是的，我得找机会跟洛甫谈谈。毛泽东不断用他的反围剿胜利唤起这些人的回忆和对比。人们在遭受挫折时很容易怀念过去，不能小看他的影响。”

李德眼前又出现了湘江边可怕的一幕，声调变得奇特而带凄恻地说：“我们唯一的出路是早日与二、六军团会合！”

这句话他已经说过很多遍了，几乎成了他的祈祷词。在总司令部的军事会议上，新出现的敌情，给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罩上一层阴影。

李德说得不像往常那样有力。博古这时才注意到这两个月来李德经历着一个深刻隐蔽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天，他满脸淡黄色的茸毛和胡须，抹掉了往日的勃勃英气，微蓝色的眼珠也失去了晶莹的光彩，潜溢出一种郁闷难抒的痛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