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还发现，李德说的“我们一定与二、六军团会合”与“我们唯一的出路是与二、六军团会合”所含的心理因素是有微妙差别的。难道他对与二、六军团会合失去了信心？

李德并没有丧失信心，但被湘江边的那一幕惨景深深地刺伤了。那个惨死在他面前的参谋的身影老在他面前闪现，那生涩的令人产生亵渎感的目光直刺他的胸膛，使他产生了一种宿命感。他朦胧地意识到脚下就是他事业的顶点。他的悲剧在于徒有雄才伟志，前程却再无进境。他承认并不了解中国。他也知道，权力之争有时是很激烈的。他在苏联的年代，就曾处在权力搏斗之中，那是十分残忍的斗争……

李德在泡子灯上又点了一支烟，回坐到自己床上，他的情绪越来越灰暗。他记起1921年在汉堡时，台尔曼曾让他读过一首歌德的诗。他只记得大意：

在命运的天枰上，

指针很少不动。

不是下降就是上升。

不能凯旋，就要受罪；

不做铁砧，就做铁锤。

李德想到了自己的未来的命运，是跟这次西征成败紧紧连在一起的。万一失败了，第三国际怎么对待他？失败的责任是否会落在他的肩上？

就在此时此刻，基洛夫在列宁格勒的斯莫尔尼宫，被争夺权力的子弹谋杀了。

李德猛吸了几口烟，把烟蒂用脚碾碎，躺在床上。他不是一个容易灰心的人。恰恰相反，他的性格是倔强的，不屈不挠的，特别是在遭到危难的时候。

李德于1900年9月18日出生在慕尼黑郊区的伊斯玛宁。父亲是个会计，母亲是个教师。父亲去世时，留给他母亲的是五个未成年的孩子，当时，奥托·布劳恩才六岁。他被送进一所天主教孤儿院，在那里接受了初等教育。他的勤奋和优异成绩使他获得了奖学金。1913年他被慕尼黑的一所师范学院破格录取。1917年像履行劳动义务一样，他被征召当了勤杂工和农业工人，这是他为自己贫穷的母亲和兄弟姐妹付出的牺牲。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达到白热化的最后阶段。他应征服兵役，上了奥地利——意大利前线。作为列兵，他在连续的拼杀中，获得了实战经验，也开阔了政治视野。战争结束，返回慕尼黑，重进师范学院。1919年，他获得了毕业证书。以他的优良成绩，本是可以留校任教的，但因为反宗教的观点，未能得到校方的准许。

那时，他在日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自勉：

献身的人是伟大的，即使他的处境艰难，但他能平静处之。那么他的不幸也是幸福的。

奥托·布劳恩在学院时已经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1917年他卷入了社会民主青年反对派；1919年4月，他加入了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这是德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不久他被选进自由社会主义青年团慕尼黑委员会，并负责中等学校学生的组织工作。

这位十九岁的青年很快就成了著名的党的工作者，他积极地参加组建和保卫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的工作和斗争。德国巴伐利亚首府慕尼黑的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起义建立的共和国，从1919年4月13日诞生到5月1日被艾伯特政府镇压，活了不到四百八十个小时，比巴黎公社的寿命短了五十二天！这就是李德曾为之浴血奋战的共和国。

就是在这短短的二十天的街垒战斗中，他编了一首《不获胜利，战斗永不休止》的歌。在枪炮声中，当作口号来喊。他不仅是战斗者，也是组织者。他以共和国执行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手持毛瑟枪，指挥工人弟兄们同反革命的武装士兵浴血奋战。奥意前线的战斗经验，使他表现得特别出色！

共和国失败后，他转入地下，被捕三个月后，又误放了他。1919年秋他到了德国北部的汉堡。1920年至1921年，他是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的汉堡党组织的最积极的成员之一。1921年初，他在德共中央军政情报处工作。两年中，他充实了大量的军事知识：读了老毛奇、小毛奇和克劳塞维茨、汉尼拔、安东尼的各种论著，也熟读了《拿破仑》、《苏沃洛夫》、《马略》、《苏拉》、《凯撒》等各种版本的传记。他既有理论修养，也有实践经验。所以他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取得优异成绩并不困难。

他唯一的缺陷是蔑视东方：日本、朝鲜、印度、伊朗、蒙古的军事家的传略和记述，他不屑一读。即使到中国来做军事顾问，他仍然对中国的历代将领近于无知。对《孙子兵法》，他也嗤之以鼻！他不懂中国历史，不懂中国农民，不懂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历代农民起义取得政权，靠的并不是马列主义。这是他的历史局限，是政治的褊狭、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感在作祟。

1921年底他再次被捕入狱，五个月后，他越狱脱逃了。1924年春，他调到中央委员会做情报工作，从事反对奸细和法西斯组织的特别任务。这个期间他研究了政治和军事问题和理论著述，写了一系列文章。

1924年，他结识了女青年奥尔加·贝纳里奥，并吸收她参加了党的工作。这对夫妻的幸福和爱情是短暂的，1926年秋，二人双双被捕，被投入以残酷迫害犯人而臭名昭著的莫阿比特监狱。

三个月后，奥尔加获释，而奥托·布劳恩却一直被监禁到1928年春。他在狱中开始学俄文和英文。1928年4月，他在战友（包括爱人奥尔加）的帮助下，又一次神话般地越狱潜逃。他的胆魄、机智和勇敢，在整个德国引起了轰动。

魏玛共和国[1]的庞大警察机构下令逮捕他，国内有几十个叫奥托·布劳恩的被抓了起来。

奥托·布劳恩在回忆这次脱逃时写道：

工人阶级是不会接受这些恶毒攻击的。……到处都是欢欣鼓舞。……连小资产阶级也表示同情。当人们得知营救我的人是带着没有子弹的左轮手枪，而一百多名警察吓得向后撤退，以及我坐了十八个月的牢并未经法院判决时，他们对司法部门表示了极大义愤。整个柏林都在嘲笑被愚弄了的警察局。

越狱后，奥托和奥尔加在柏林的一些工人家庭中躲避了一个月，后来德共中央决定把他们秘密送往苏联。

在苏联，奥托·布劳恩以瓦尔格的名字活动。这也是他在德国时曾一度使用过的化名。他到达莫斯科时，正值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举行，他作为来宾应邀参加了会议。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这样便成了这位在本国备受迫害的革命者的第二故乡。

那时，克里姆林宫的红星，正在全世界无产者的心目中闪耀着神圣的光芒，它是全世界革命者向往的“麦加”！那时苏联的名字就是“革命”！它是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利益就是世界无产者的利益！它是世界无产者的希望！

奥托·布劳恩在苏联比较系统地研究了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经验和军事科学。为系统地掌握工农红军的战争艺术和战斗技术，他决定去莫斯科无产阶级师接受培训，进行从列兵到团指挥员的训练。在这个期间，他已经写了很多著述。他到国际列宁学校和一些专修班，讲授军事战术，还为国际组织、革命战士互济会写了一些他从事革命活动的小册子和文章。其中《莫阿比特》一文，详尽生动地记述了他的狱中生活和越狱经过，深深地打动了青年军人的心！他为青年共产国际写了《论红军和帝国主义战争》；也为苏联军事科学院写过《论巷战战术》的军事论述；还为共产主义科学院写了《关于1923年的汉堡起义》的政治性很强的论文。

三十年代，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注意力转向中国。那时，各国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从事巨大的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

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作为国际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运动和军事指挥部，已经成了保卫中国革命的中心！共产国际一再强调指出：支持中国革命是共产运动的主要国际任务之一。这种支持给中国革命带来多少成败得失，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回答，但这种支持是不容否认的！

193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王明等人的要求派奥托·布劳恩前来中国，担任红军军事顾问。1933年秋天，他以一个外国考古学家的身份到附近参观一座古代的寺庙作掩护，到达了红色首都瑞金！

埃德加·斯诺对他是这样评价的：

李德无疑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军事战术家和战略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德军中就大露头角。后来他担任俄国红军指挥官，曾在莫斯科的一所红军学院学习过。因为他是德国人，红军将士都注意听他对德国顾问向蒋介石大元帅提出的战略战术分析。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这种态度是正确的。当南京将领们看到李德的一些分析他们战术的著作时，都惊奇地承认，他准确地预料到了他们进攻的每一个步骤！

斯诺的评价也许高了，但他诚实，并没有因为李德犯了错误而失去公道和善意。

“李德同志，我仍然想不出我们错在哪里！”博古苦恼地说，“一切挫折，几乎都是客观给我们造成的！……中国有句古话：自古兴亡不由人……谁也没有办法，谁来领导也不会出现比我们更好的局面……也许会更糟。……我们是完全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博古同志……”李德冷冷地止住了对方，语气缓慢，却异常凝重，“这不过是一次挫折！可怕的不是敌人，而是内部的派别斗争……我们都不是自由的！”

博古并没有立即明白李德所说的全部含义，他实在累了，哈欠了几声，便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