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首是一个四百多户人家的大集镇，东临湘水西靠大山。弯曲的街道两旁，大多是青砖灰瓦的房屋。在穷山恶水的桂北，界首算物产丰富、生活充裕的一方宝地。正像毛泽东在江东岸所预言的那样，这里是筹措粮款的好地方。但是，对数万大军来说，这里所能补给的毕竟太有限了。
红军的临时总司令部设在镇中一所庭院里。院中有两棵粗壮的枫橡树，高大、挺拔、苍劲，威风凛凛地高踞于房屋之上。横空直伸的枝干，撑起一把黄中透红的伞盖，荫护着在这个院子里繁衍生息的人们。
军用地图铺展在客厅中的两张八仙桌上。参谋部人员请首长就座。李德坐在朱德对面，博古坐在李德左首，他和李德可以用俄语流利地交谈。每人面前都放着水杯，但没有茶叶，白开水散发着蒙蒙蒸汽。
总部作战局负责人扼要而又精确地报告着目前的战况。形势的严重性，与会者早就想到了。
这次西征，与李德最初的设想很不一样。它并不像苏沃洛夫率领的那支在阿尔卑斯山苦战的大军。那支大军，矫若游龙，可以指挥来去。而中央红军的西征并不单纯是一次军事行动，既不能大踏步前进也不能大踏步后退，更不能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它是包括中央、中革军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在内的一次战略转移。不是要不要大搬家，行动本身就是大搬家，是一个“国家”的开动。
参加西征的作战部队有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五个军团，总数达八万六千余人，军委纵队（机关）四千六百九十三人、中央纵队（机关）九千八百五十三人。此外，里面还有老人、病号和怀孕的妇女，挑夫、驮骡、担架，还有数不尽的辎重……这就是历史上被人千百遍提起的那顶“轿子”。你可以比作背着石碾爬山，也可以比作挂着哑铃渡海。但石碾、哑铃是可以丢弃的，辎重也是可以丢弃的，唯独“轿子”不能甩，必须抬。因为那是庞大的领导机构，是人不是物。
由于五次反围剿及远征的特殊性，最高权力领导核心集中在三个人身上。博古、李德、周恩来，这个当时被称之为“最高三人团”的机构，握有直接指挥中央红军西征的全部权力。
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组织指挥中央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和中央军委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迅速渡江！然而这两个中央机关和军委机关及下属各部门，即使在十万火急的命令连电催促下，仍然姗姗来迟！
历史，具有很大的模糊性。有些事，当时看是清晰的，后来看，却是朦胧的；有些事当时看是迷茫的，回头看又是清楚的。“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格言，恐怕只对了一半！
如果不囿于传统的说法，那么关于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的许多结论性的提法，就很值得作进一步的剖析。在战争的棋盘上，后人都可以进行复盘深究。
1934年11月25日（夏历10月19日），中央红军在湘南道县至江华段，全部渡过潇水。中革军委立即发布命令：野战军分四路纵队迅速抢渡湘江，通过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向全州、兴安西北前进，具体部署的行进方案是：
红一军团主力为第一纵队向全州以南前进；红一军团一个师、军委第一纵队、红五军团（缺一个师）为第二纵队，经雷口关或永安关以南，然后根据侦察结果决定前进路线；红三军团、军委二纵队及红五军团一个师为第三纵队，先向灌阳、后向兴安前进；红八、红九两军团为第四纵队，经永明向灌县、兴安前进。
26日，中央红军向江华、永明（今江永）前进时，广西军阀白崇禧一度命令他的部队退守龙虎关和恭城，其用意是既防止红军也防止蒋介石军队进入广西，此时湘敌刘建绪部队尚未到达全州，红一、三军团主力顺利地到达文市地区。
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红二师和红四师各一部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未遇困难便渡过了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间的渡河点。此时，先头部队与后卫部队前后相距一百公里，后续部队未能及时渡过湘江，湘、桂两省敌军在蒋介石严令下分路猛扑，志在夺回渡河点，把红军拦腰斩断，击红军于半渡，消灭于湘江两岸。
于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上，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便在湘江两岸展开！
敌人占据脚山铺西北一带高山，事先已经坚工扼守。红军阵地全在敌人炮火射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然而红军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钉在这里。
红军以单一兵种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敌人有工事进退的依托，而我军却是仓促进入阵地。
一切不均衡，预示着这场较量将是残酷的！
位于右翼的一军团，把界首交给三军团后，便急速向全州方面突进。由于刚上任的追剿总司令何健指挥的湘军先期抢占了全州，红军只好在全州以南三十里的脚山铺附近的丘陵地带进行扼守。位于左翼的第三军团正在灌阳、新圩一线与桂军优势兵力作战。这样，红军前锋部队一、三军团分左右翼控制了南起界首北至屏山渡之间六十华里的湘江两岸，为中央纵队、中央军委纵队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选择这一段渡江，无疑是明智之举。因为这一带江面宽阔平缓，水流不急，可以架设简易浮桥，并且四处浅滩均可以徒涉。
11月27日，中央纵队、军委纵队已经到达灌阳北边的文市、桂阳一带。距湘江最近的渡口，仅有一百六十华里。如果此时决心摔掉坛坛罐罐，采用急行军的办法，一天一夜即可到达。可是，经过种种努力，却未能做到这一点。从11月28日和29日，拖到了11月30日。全军上下，这样多的军事家、战略家，似乎都懂得但又都忘了起码的军事常识：兵贵神速！
何曾忘过？哪次电文不是十万火急？不是没有想到，而是未能做到。这样，不仅苦了前锋部队，使他们在数倍之敌的猛攻下，拼杀了四天四夜。更苦了后卫部队，使他们被阻于湘江东岸，陷入血海泥潭！
蒋介石对西征红军追剿、堵截、围歼的作战部署，在作战局的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地图上，标示得异常清楚。但这仍只是渡湘江前的基本态势。
作战局负责人脸色黯淡，两眼凹陷，声音沙哑。他已经三个昼夜没有睡眠了：
“我认为军委原先的预想基本上符合目前的敌情态势，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作战局的判断是这样的：蒋介石为了对付我们的战略转移，显然，他考虑过几种方案。在蒋介石心目中最害怕的有两点：一是害怕红军进军湘中，在湖南重建根据地；二是害怕红军与二、六军团会合，在鄂、湘、川、黔扩大苏区。这一点从国民党的军事部署上完全看得出来……”
作战局负责人，用红蓝铅笔点着地图上的标记：
“第一，他以二十八军刘建绪的四个师……这是辛亮基师，这是李觉师，这是陶广师，这是陈光中师，全部开进广西全州一带，在湘江两岸布防，与灌阳的桂军、夏威的十五军密切联系进行堵截。我们当前与之激战的就是刘建绪和夏威的两个军……”
他暂停了几十秒钟，以便首长们作些初步思考。
“第二，蒋介石以吴奇伟的第四军和第五军的主力：也就是韩汉英、殴震、梁华盛、唐云山、郭思演五个师，沿湘桂公路进行侧击，保持机动……”
朱德以惯常的平静掩藏着内心的不安，盯视着地图，低沉地说：
“这一路非常讨厌，他的目的在于阻止我军北上。这对我们与二、六军团的会合，极为不利……”
博古把朱德的话翻译给李德。
精于图上作业的李德，当然非常清楚。他沉着脸，直僵僵地坐在那里。博古忽然发现李德脸上出现了一些平时不太显眼的疱疱。他目光凝视着地图上蒋介石的各路军马，思想全部落在严酷的现实上：如果被迫放弃原定计划，那将是不可想象的！李德不是优柔寡断的人，他仿佛又恢复了信心：
“一定要与二、六军团会合，不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但这种近似挣扎的声调与平时的倔强自信极不一致，在这种不协调之中，隐含着某种可怕的冲动和决绝的“不惜一拼”的心态。
博古向司令部人员翻译了军事顾问的决心，但军事顾问的决心是否正确，他心中无数。李德的决心，就等于他的决心，他们两人的决心，几乎就等于最后决定。周恩来还在湘江东岸。博古凝望着朱德敦厚严正的脸，希望从他的反应中，得出某种验证。
但是，朱德避免干预“最高三人团”的决策。他已经听出，李德的决心就是由自己的提醒激发起来的。他不愿多说，只让作战局的同志继续报告敌情。
“第三，蒋介石以三十六军周浑元所辖的谢溥福师、萧致平师、万耀煌师尾追我军，他们进据宁远、道县堵住我后路，并防止我军进入桂北。
“第四，敌人以二十七军李云杰所率的王东原师和二十三师，沿桂阳、嘉禾、宁远我军行进路线，拊我侧背。”
“第五，敌人以十六军李韫珩率所兼之五十三师，取道临武、兰山、江华、永明从另一侧面拊我后卫。”
会场沉默了足有五分钟，吸烟，喝水，踱步，盯着地图思考。
博古请总司令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