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温稍稍降低了些，夜里甚至再次出现了一些霜冻，许多车辆得以借此机会驶出了泥泞。可是，随着我们进一步的后撤，被翻搅得一塌糊涂的道路变得更加泥泞不堪。

在一名年轻少尉的带领下，我们连经常承担起后卫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尽可能长时间地挡住敌军，甚至在可能的情况下发起反击。不过，通常说来，苏军攻击我们时所使用的武力相当强大，我们根本没有能与之匹敌的重武器。他们高喊着“乌拉”朝我们冲来时，我们通常所能做的是迅速逃离。唯一的结果是，我们这支小小的连队变得越来越弱小。

在阿波斯托洛沃和谢洛科耶之间开始这场后撤时，我们至少还能说是“有组织的”。为了给我们的行李车和重武器争取时间，以便让他们穿过无尽的泥泞，作为后卫部队的我们占据了带有掩体的一座前炮兵阵地。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守住这座阵地，等夜幕降临后再追上大部队。作为加强，从其他单位调了几名士兵给我们连，另外还包括一辆半履带车拖曳着的一门75毫米反坦克炮。这座炮兵阵地位于草原中间，条件相当好，只有右侧的向日葵地稍有些泥泞。

起初，这里一片平静：我们没看见也没听见敌人的任何动静。但我们知道他们正在不断向前推进，随时可能出现。他们肯定也知道，这里已经没有连贯的防线，要是我们给他们制造了麻烦，他们干脆不理会战壕中的我们，直接从左侧或右侧绕过。敌人从我们的两侧经过，留下的硝烟和灰尘非常明显。

我们这位年轻的少尉将那座掩体作为连部。我的机枪阵地设在掩体右侧一个狭小的散兵坑中，弗里茨•哈曼负责保护掩体的安全，轻装排位于左侧。反坦克炮隐蔽在修建掩体时挖掘出的泥土所堆成的一个土堆后。芬德中士建议，应该将反坦克炮阵地往后移，他的看法是，一旦敌人的坦克发现我们的反坦克炮，会危及到掩体和我们的重机枪阵地。但他的建议被忽略了。

正当我和弗兰茨•克拉默忙着改善我那挺重机枪的射界时，敌人的第一轮炮弹呼啸着飞来。炮击并未针对任何特定的目标—“骚扰性炮火！”瓦尔德马说道，他站在侧后方的一个散兵坑里，用望远镜查看着前方连绵起伏的山丘。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喊道：“该死！他们像一大群蚂蚁那样朝我们来了！”

通过机枪上的瞄准器，我也看见了敌人。俄国人就像一支白蚁大军，带着摧毁一切的决心朝我们而来。瓦尔德马估计他们距离我们还有3-4公里。对方的速度很慢，几乎是在散步，但却是以一种稳定的速度不断推进。只要一个小时左右，他们便会杀至我们面前。可是，几分钟后我们又判断出，敌人的主力并不是直扑我们而来，而是向着我们的右侧而去。

“看起来他们会绕过我们，”我说道。

“我不这么认为，”瓦尔德马说道：“他们的右翼可能会迎头撞上我们。”

就在这时，苏军的大炮朝着更远些的前方开火了，轰击着他们行速缓慢的步兵前方的空地。瓦尔德马说得没错：要是俄国人这样走下去，他们的右翼会掠过我们的阵地。我们首先该做的是保持不动，但如果敌人逼近到危险的距离内，我们就应该开火。瓦尔德马也同意这种做法。可少尉的看法不同，他把我们叫过去，告诉我们，两挺重机枪现在就应该开火射击。

“简直是发疯！一公里半的距离，这么做完全是浪费子弹—我们会丢失阵地的！”瓦尔德马恼火地说道。

于是我等待着。可其他的武器一齐开火了，于是我也打光了一条弹链。在我们前方，棕色的人群并未有任何停顿，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就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那样。我的机枪随后便卡壳了。

我咒骂着上了漆的钢制子弹：一发子弹卡在了枪膛中，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我通常在敌人距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或者为了干扰正在集结中的敌人时使用这种子弹，但我总会留几箱质量较好的子弹，专等敌人发起正面进攻时使用。但我仍需要1-2根备用枪管，以便在战斗真正打响时使用。约瑟夫•施皮特卡是我们的携弹手，他至少带着一根备用枪管。可他在哪里？

我问比特纳是否知道我们的助手在哪里，他告诉我：“他们肯定在掩体里。”我必须去那里找到他，于是我问了问瓦尔德马。

“你去吧，我来操纵机枪，俄国人离我们还远着呢。”

为了节省子弹，瓦尔德马用短点射朝着俄国人开火射击。掩体内，只有芬德和另外两个人—其他人都被少尉派到附近的散兵坑里去了。我匆匆点上一根烟，正当我走出掩体时，有人叫道：“坦克！”几秒种后，一发炮弹击中了掩体的顶部。我们的反坦克炮开了一炮，击毁了对方的坦克。

我冲出掩体，想回到自己的机枪阵地上。敌人坦克的炮弹不停地在四周炸开。我跳入旁边的一个散兵坑中，然后便看见三辆T-34从左侧逼近，径直朝着我们的掩体驶去。战壕里的士兵已经跑了出来，朝着后方逃去。

“他们都跑了！”弗里茨•哈曼叫道。然后，他和比特纳也跳出了散兵坑，跟在少尉和其他人身后飞奔起来。两辆坦克朝着逃亡中的士兵们开火，第三辆坦克在掩体旁逡巡，随后便开炮射击。一发炮弹将四散奔逃的反坦克组员炸得支离破碎，接着，T-34的炮塔打开了，几枚手榴弹扔进了掩体的入口。

我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想跳起身，跟在其他人身后一同逃命。但太迟了！一辆坦克刚刚碾过弗里茨•哈曼的重机枪，将其彻底压扁。然后它跟着另外两辆坦克，从我身边隆隆驶过。现在跳起身就意味着找死。我不得不待在坑里，静观其变。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也在他们的散兵坑里，芬德应该还在掩体内—他被击中了吗？

此刻，我的性命岌岌可危，我朝着瓦尔德马和克拉默望去。他们没有开火射击，正摆弄一根机枪枪管，无疑，机枪又被卡住了。这时，推进中的苏军士兵越来越近。然后，我听见了芬德中士的声音。

“怎么回事，你们干嘛不开火？”芬德中士站在掩体门口，紧紧地捂着自己的左臂。他肯定是负伤了。

“几根枪管都卡住了！”瓦尔德马叫着，拼命地想把卡住的子弹拨出来。最后，他终于成功了。他换了一条弹链，关上枪膛，将弹链拉紧。机枪咆哮起来，打出了两个长点射。前方的苏军士兵纷纷趴倒在地。可我们的机枪又一次卡住了。这可真气人—我知道这种感受！一旦枪管过热，或是机枪内部出现哪怕是最小的故障，这种情况便会发生。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换根枪管，并让这根枪管冷却下来，或者是使用质量好些的子弹。

我期盼着瓦尔德马能明白这一点，可最近几个月里，他一直在使用冲锋枪，并未操作过机枪。要是这挺机枪不开火，我们就全完了—俄国人会把我们拉出散兵坑，要么俘虏我们，要么直接把我们枪毙。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低着头，忙着清理他们的枪管，步枪子弹在他们四周呼啸着。瓦尔德马不停地祷告着，不时望一眼越来越近的苏军士兵。我惊慌失措，心里暗暗责骂自己。我干嘛没有留在原地呢？

我估计瓦尔德马和克拉默一直在使用那些质量低劣的子弹，尽管至少有六箱高质量的子弹就放在他们的散兵坑里。在处理子弹卡壳的问题上，我比克拉默强得多，因为我的经验更加丰富，而他，从未真正地应付过这种情况。如果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而且，如果子弹的底部已被撞击过，再想把子弹取出就有点困难，会很费时间。

这些念头在我脑中盘旋着。但在一切变得无可挽回之前，我必须尽快设法让这挺机枪响起来。天哪—迄今为止，我一直依靠着这挺机枪。在越来越激烈的步枪射击声中，我带着惊慌和恐惧叫嚷起来：“我来了！可你们必须有一个人得离开散兵坑！”那个散兵坑太过狭窄，无法挤下三个人，瓦尔德马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两人同时跳了起来，瓦尔德马紧跑几步，消失进旁边的一个散兵坑中。我奔跑的距离比他稍远些，就在我穿过弹雨时，左前臂感到一阵热辣辣的灼痛。疼痛并不厉害，但我能感觉到鲜血涌出了我的衣袖。

随着最后的一跃，我跳入了散兵坑中，开始检查机枪枪管。不出所料，两根枪管都被子弹卡住了，两颗子弹的底火也已被撞针击发过。该死！看来，我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将子弹取出。这时，我看见掩体处有几名士兵，我朝着他们叫道：“我需要备用枪管！”，然后，我试着用专用工具将卡住的子弹取出。在我们面前，那些棕色的身影越来越近，几乎已经能看清他们的脸。就在这时，我听见瓦尔德马的冲锋枪响了起来，掩体处的几个人也用步枪开火了。毕竟，这里还有些步兵没有逃跑。

可是，面对苏军汹涌的大潮，稀疏的步枪射击根本无济于事。难道，就这样完蛋了吗？眼前的情形看起来肯定是这样。我从未真的想过就这样结束自己的生命。可我为什么应该例外呢？现在，等待我的将是阵亡或被俘—也许是更糟糕的结局。我们曾多次听说过苏联红军是如何对待俘虏的。当场被打死会更好些，反正被俘后我也无法生还。我试着默默地祷告，可由于胃里翻腾不已，根本说不出连贯的话语。我不由自主地解开手枪的皮套，将“鲁格尔”冰冷的枪柄握在手中……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咳嗽着。“拿着，从另一挺机枪上拿来的备用枪管。”

我转过身，这才发现是我们的携弹手，他冒着敌人雨点般的子弹，从一个散兵坑里跳起身子，将两根用保护套罩着的备用枪管丢给我，落在我们身后大约一米处。他看见弗兰茨和我伸出手去够那两根枪管，他再次跳起身往后跑去。他只跑了两步便一头栽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呼啸的子弹继续射在他的身上，但我们的携弹手，约瑟夫•施皮特卡，再也感觉不到这一切了。为了战友，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但我看见了一个能让我们活下去的机会。我的手颤抖着，打开保护罩，拽出一根备用枪管，将其装上机枪。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准备好了一条新的弹链，上面塞满了黄澄澄的子弹。我抽紧弹链，关闭了枪膛。

我的身子抖得像片树叶—最前面的苏军士兵已经朝着我们冲来。但我的机枪开始怒吼起来！弹链像浸了油那样顺畅地流动起来，一种难以形容的宽慰感溢满我的身体。冲在前面的进攻者像苍蝇那样倒在地上。弗兰茨•克拉默已经将所有的子弹箱打开，用双手捧着一条新的弹链塞进枪膛，以确保它们毫无停顿地顺利通过。

我经常站在机枪后，感受着这台“死亡传播者”所展示出的力量。但我从有过像现在这一刻的获救感。我看见我们的敌人倒了下去，奄奄一息。我看着他们鲜血四溅，听着他们的惨叫，但是，请相信我，我对他们没有丝毫的同情和怜悯。我被一种疯狂牢牢地控制着，这是对我刚刚经历的恐怖和绝望的一种血腥报复……也是为了约瑟夫•施皮特卡的阵亡，为了那些反坦克炮组成员以及其他伤亡者所实施的复仇。

复仇和报复！这是为复仇而吹响的激动人心的号角！这是所有军事统帅希望其士兵采取的方式。冷酷无情，再加上内心的仇恨和报复欲，这一切能让士兵们打胜仗，也能让最普通的士兵摇身变成明星。恐惧会化为仇恨、愤怒以及对复仇的渴求。这一切将成为你战斗的动力—甚至能让你成为英雄，获得勋章。但英雄必须活着，这样才能让其他人看见自己的勋章，这将激励起我们当中的软弱者。因此，英雄们—就像约瑟夫•施皮特卡，至少对他的战友们来说，他是个英雄—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但就战争本身来说，他们的牺牲并不值得一提。

可是，当我看着那些趴在地上的敌人时，被压抑住的好斗情绪消失了。我再次想清楚了。在我机枪射程外的远处，苏军毫不在乎地继续前进，他们的主力绝不会允许其右翼受到我这挺机枪的妨碍：只剩下一大群苏军士兵趴在我们前方一片浅浅的洼地里。只有当他们抬起头来时，我们才能辨别出他们。

到现在为止，我射光了大约六箱子弹。我的右手掌像被火烧过那样灼痛，因为我匆忙更换滚烫的枪管时，根本没时间用石棉布包裹一下。一些被烫掉的皮还挂在枪管上。

“我们只剩下半箱好子弹了，”弗兰茨•克拉默提醒我。他的脸上满是汗水，眼中闪烁着兴奋。他的嘴唇已经干裂，覆盖着厚厚的唾液沫。我的模样可能不比他好看到哪里去。

在我们前方的俄国人一动不动。他们仅离我们不到50米远，但却处在相当棘手的情况下。只有在趴着的时候，他们才能得到地形的掩护：只要他们站起身前进，我就开火。在我看来，这对他们就是一场血腥可怕的屠杀。

弗兰茨说出了我也想到的问题。

“在这个距离上，要是他们同时跳起身发起冲锋，事情就难办了，”他紧张地说道。

洼地里突然传出了叫喊声，打断了我们的念头：“喂！喂！”与此同时，一支步枪顶着一顶钢盔伸了出来，来回晃动着。那个声音再次响了起来：“喂！喂！别开枪，我们过来了！”

我不相信他们，可我该如何做答呢？我紧紧握住机枪握把，一根手指搭在扳机上。我当然很高兴自己不必开枪打死更多的人，可我们能相信他们吗？我们的人数很少，要是我不开火，让他们过来，他们突然朝着我们冲过来的话，那可怎么办？

“把你们的枪丢掉！”我朝着他们喊道。

那个朝我们喊话的家伙慢慢地站起身，对仍趴在地上的俄国人说着什么。我不知道他对我们有多少信心。有些苏军士兵站了起来，但手里仍端着步枪。

“把你们的枪放下！”瓦尔德马朝他们喊道。

这声叫喊的结果是，所有的俄国人又趴了下去，只剩下那个负责喊话的俄国人仍站在那里，他把双手举过头顶，来回挥舞着，大声叫道：“别开枪，别开枪！”然后，他再次对其他人说着什么，接着，一次一个，其他人也慢慢地站了起来，这次他们没有拿着武器。看见这么多俄国人站在面前，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的手指仍准备着扣动扳机。

“我们的人回来了！”芬德中士站在掩体处朝我们喊着。

我朝身后迅速瞥了一眼—感谢上帝—他们离我们不太远了。看来，这就是苏军士兵决定投降的原因：他们认为我们即将发起一场反击，不管怎样他们都会被打死的。我松了口气，这场危机终于结束了。

那些俄国人高举着双手朝我们走来，芬德中士和另外三个人把他们聚集起来。投降的苏军士兵超过六十人，他们的装备很好，但年纪都挺大。俘虏中有一名军官。其中一个五十来岁的俄国人过去是基辅的一名教师，会说一点德语，我从他那里获知，他过去在一个补给单位，三个星期前刚刚踏上前线。他被灌输了“决不能向德国人投降”的信念，因为他们都“知道”，一旦成为俘虏，被杀掉前还将遭受残酷的折磨。那他为何还要投降呢？他告诉我们，在最近几个星期德军后撤期间，一些苏军俘虏得以逃脱，这些俘虏告诉他们，他们被俘后被押到后方参加劳动。这些俘虏并未提到什么野蛮残酷的行径，尽管他们知道，要是落入党卫军手里，那就要小心了。我们并不知道后方的做法：在前线，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生存。

被俘后会遭到德军前线士兵怎样的对待，这种传闻我经常从苏军俘虏那里听说，盛传这些故事是为了宣传的目的，以此来确保苏军士兵战至最后一颗子弹后英勇牺牲，而不是举手投降。毫无疑问，正是这种恐惧促使苏军士兵在完全无望的情况下继续实施令人难以置信的抵抗。但我们也一样。我曾目睹过俄国人对德军被俘士兵犯下的暴行，对类似行径的恐惧远远超过阵亡于战场的惧意。苏军士兵还对他们自己的人民犯下了许多施暴和谋杀的罪行，他们肯定将此归咎于德军士兵，特别是在我们后撤的混乱时期。就这一话题，我会在本章的后段谈些自己的亲身经历。

将苏军战俘送至后方后，这里再次平静下来。“教授”和奥托•克鲁普卡赶到我们的散兵坑里看望我们，在此期间，克鲁普卡已被提升为下士。

“敌人的那些坦克怎么样了？”我问道。

“它们全都被一门反坦克炮干掉了，”奥托轻声说道。

“教授”热烈地参与进来。“哇，真了不起，你们靠一挺机枪击退了俄国佬，”他钦佩地说道。

“我们除了待在原地，别无选择，你们这些家伙，连个招呼也没打就跑掉了，”瓦尔德马抱怨着。

“我们是跟着少尉跑的，”奥托抗议道：“敌人的坦克出现后，整个左翼都垮了。那门反坦克炮被摧毁后，再也没什么能挡住它们了。”

“没人怪你，”我插了一句：“要是我们早点发现它们，肯定也会跟着你们一同逃跑的。可它们出现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要不是我们的携弹手约瑟夫•施皮特卡，我们早就死在这里了，”弗兰茨•克拉默说道，此刻的他仍有些心惊胆战。

对我们的少尉来说，一场激烈的、短兵相接的防御战显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也许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因为他会因此而发现我们对他的看法。一位负责的上级会等自己的部下撤到安全处后再离开。他也许能从我们的目光中读明白这一点。尽管其他的士兵也涌了上来，都想知道详情，但少尉只跟我们的分排长瓦尔德马谈了谈。后来我们听说，少尉因为他的“英勇”而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但他很快就被大家遗忘了，因为2月底时，备受大家尊敬的奥廷根-瓦勒施泰因的亲王莫里茨中尉再次回来担任我们的连长。

夜幕降临前，乌云迅速遮蔽了天空，下起了蒙蒙细雨。芬德中士说，我们将在夜里9点撤出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