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面几公里外，部队里的其他人员被归拢起来，并建立起一道新的防御圈。尽管推进中的敌人迅速停顿下来，但我们不得不再次后撤，因为俄国人已从两翼包抄上来，他们没有遭到任何抵抗，试图以一场钳形攻势消灭我们。不幸的是，我们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安然脱身。这种无望的情形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上演。在此期间，我们失去了弗兰茨•克拉默，他背负着沉重的机枪脚架，显然是因为无法迅速逃离而落入了敌人之手。

我们多次试图将敌人击退，但这却是一种毫无希望的冒险，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在忙着后退。只要一名士兵开始后撤，再也没什么能说服他留在原地等待蜂拥而来的敌人。

直到2月28日，我们到达了尼古拉耶夫后才站稳了脚跟，备受尊敬的连长带领着我们，他在伤势痊愈后回到了我们身边。我们在这里阻挡住敌军相当长一段时间，甚至还发起了几次成功的反击，不过，等俄国人开始从两翼实施包抄后，我们被迫再次后撤。

在彼得罗帕夫罗夫卡村，我们突然遭到了敌人的攻击，部队四散奔逃。我们已经连着几天没有睡觉，早已筋疲力尽，所以，担任后卫的我们一直在村内仅剩的几座房屋里寻找住处。没过多久，苏军士兵高呼着“乌拉”，横扫着沿路的一切，杀入了村子。我和奥托•克鲁普卡只来得及从后窗户逃生，我没拿那挺机枪，现在它已派不上用场，因为子弹早已经打完。

后撤的途中，奥托和我碰上了连里的几名战友。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强迫自己穿过无边无际的泥泞。直到有一天，那些战友都走散了，孤零零地只剩下我和奥托。后来，我们加入了一支由各种人员组成的大杂烩队伍。在此期间，又开始下起雨来，道路上的泥泞变得更深了。冰冷的东风鞭子般地抽打着我们饥饿的身躯，我们饥肠辘辘。夜里，我们在当地农民的木屋中过夜，屋里总是塞得满满当当，我们像鲱鱼那样挤在一起，倚靠彼此的体温取暖。每个人的面孔肮脏而又惨白，每个人都专注地聆听着屋外的动静，对任何一点不寻常的声响都会做出反应。我们这些人中，只有很少的几个持有武器。

每天拂晓时—如果伊万没有用他的喊声把我们赶出屋子的话—我们会强打起精神，踉踉跄跄地继续赶路。在每一个我们所到达的村子里，都能遇上逃离苏军追击的德国士兵。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错误地判断了苏军推进的速度。这些人大多来自后方的战地面包店、维修和保养单位等后勤部门，从未经历过前线的战斗。偶尔我们甚至会遇到所谓的“Kriegsverlangerungsrate”，他们前所未有地穿着被弄脏的军装。

“Kriegsverlangerungsrate”，或称他们为“Schmalspuroffiziere”[1]，是军队里的行政管理人员。通过度身定制的军装上的窄肩章，你可以轻易地识别出他们。这帮家伙是军队里日子过得最舒服的士兵，他们管理着部队所得到的一切好东西—有些补给品，普通士兵甚至从未见过。混乱的后撤期间，这些神气活现，专横跋扈的管理员倘若拒绝打开塞得满满当当的补给品仓库，往往会被饥肠辘辘、衣衫褴褛而又愤怒不已的士兵们干掉。他们会引述早已逃至后方的上级给他们下达的命令，以确保在苏军夺取这些仓库前，将它们炸毁或烧光。

某天，奥托和我发现自己正站在这样的一座仓库前，仓库门前站着一名管理员和他的几个助手，正在阻拦饥饿的士兵们涌入仓库。尽管苏军距离这个村子已经不远了，但这位管理员不管这一事实，坚决不许士兵们进仓库拿东西。他说，他得到的命令是将这个仓库炸毁，而不是打开仓库分发物资。围上来的士兵越来越多，这位管理员仍在顽固地坚持自己的立场，突然，一支冲锋枪吼叫起来，打断了这场争执。管理员的尸体被毫不客气地推到一旁，饥饿的士兵涌入了仓库，在一位上士的怂恿下，炸药被设定在20分钟后引爆。

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一切。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口袋塞得满满的。“挑最好的拿，”奥托建议道，“等俄国人从后面追上来时，你就会把一半东西都扔掉。”他说的没错。可什么是“最好的”呢？眼前的一切，对我们这些饥肠辘辘的人来说都有价值。这么多好东西都是从哪里来的？我在前线从未见过这些高级货。这些美味的硬香肠和熏火腿是为什么人准备的？我们在前线得到的最好的东西不过是软干酪或肉罐头。在一个角落处，我发现了几箱美味的罐装巧克力，在我整个服役生涯中，这种巧克力只得到过两次。

“伙计们，看看这些好酒！”奥托拿着一瓶法国白兰地喊道，“这跟我们常得到的那种杜松子马尿不太一样。”然后，他又急切地拆开了一些极受欢迎的“前线将士慰问包”，这种包裹我们很少能得到。奥托从包裹中只拿了几包烟，其他的好东西被他随手扔掉。我们在前线一连数天忍饥挨饿，而战地厨房根本无法提供任何食物，可谁能想到，这里的仓库居然存放着这么多宝贝。

“这些东西会不会不是给我们的？”我很想知道答案。

“当然是给我们的，可最好的东西在半路上就被洗劫一空了，大部分落入了那些工作人员的手里，我亲眼看见过，”奥托解释着。“我所看见的，能把你吓死。我担任勤务兵时看见了这一切。许多东西经过几手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不光是那些高级军官利用权势上下其手，还包括那些想向上司献媚的家伙也大捞特捞。就连厨房里的人也不例外。最好的东西都落入他们想奉承的家伙们的手里。”奥托说着，从一名下士的刀尖上撕下一大块奶酪，放进嘴里大嚼起来。

“我们也该混个这种差事，”他的一个朋友插了一句，手里拿着一个半空的酒瓶。

“是啊，那就好了，可这种美差是轮不到我们这些苦命人的，对吧？”他扶着这位朋友的肩膀，语气沉重地说道，“我们在泥泞里泡得太久了！”

那名上士催促我们赶紧出去，因为布设的炸药随时可能会爆炸，就在这时，我无意间走进了一间屋子，屋内摆放着军装，军装旁还有些崭新的军靴。由于脚上的靴子湿透后已经肿胀起来，于是我匆匆找了双新靴子试穿起来。可是，仓促中我挑了双过大的靴子，当时我认为，稍大些无妨，因为我可以多穿双袜子或是塞上些暖脚的东西。可我错了，在深深的泥泞中，新靴子把我的双脚磨得鲜血淋漓，我不得不痛苦地在道路上挣扎前行，有几次甚至不得不停顿下来。此刻陪在我身边的只有奥托，他的脚上也磨出了水泡，但他说自己还能坚持。

此刻，我的双脚血肉模糊，我常常想，要是俄国人从后面掩杀上来，我该如何逃命呢。只要一停下脚步，我便能感觉到可怕的疼痛。现在我明白到，当你的性命依赖于此时，你该准备好经历些什么。白天，我拖着疼痛不已的双脚挣扎着前进，夜里，逼近的苏军所发出的叫喊声将我从死一般的沉睡中惊醒。我记得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自己会在一片寂静中突然被噩梦惊醒，俄国人低沉的叫喊声就在四周回荡。他们的“乌拉”声紧紧地跟着我们，根本不给我们丝毫喘息之机。我真想对着这种可怕的叫喊声狠狠来上一梭子，可奥托的冲锋枪已经没有子弹，而我手里只有一把手枪，这东西只能用来自杀。因此，面对这种恐惧，我情愿拖着血肉模糊的双脚逃命。许多德国士兵未能成功地逃生，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刺刀刺死。还有些人精神失控，他们赤手空拳地扑向俄国人拼命，要么就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苏军士兵笑着把他们逐一干掉。我从未看见他们抓捕俘虏。

过了几天，俄国人的叫喊声在我们身后消失了，却而代之的是，我们看见苏军士兵从我们两侧列队而过，几乎伸手可及。他们甚至不愿意多费力气摆开架势朝我们开火射击。我们看起来狼狈不堪，疲惫交加，而且，浑身泥泞。他们带着装满了各种物品的小车从我们身边走过，以一种胜利的姿态狠狠地奚落了我们。在我看来，这实在过于荒诞—看见他们的敌人近在咫尺，可俄国人并没有发起战斗，而是列队经过，只是威胁地对我们挥舞着拳头，并发出了嘲笑。

苏军的先头部队偶尔会遇上德军的顽强抵抗，他们会后撤，并在村子里留下许多被杀害的俄国妇女和儿童，那些尸体就扔在泥泞的道路上或屋子里。显然，他们对德国人以及德军占领期间为德国人服务的本国人抱有一种难以化解的仇恨。他们不会问那些人是自愿还是被迫为德国人干活的，只要知道这些人生活在德国人的占领下就已经足够。苏联军队要求人们毫不含糊地遵从爱国口号的呼吁—“宁死不做奴隶！”相同的话语总是出自获胜的一方，其目的是为了鼓动起对持不同看法者的仇恨。要是所有人都被迫暂时做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或者说他的信念不得不被放下的话，那么这里很快就剩不下什么人了。那些被自己国家军队杀害的妇女，真的只是些普普通通的妇女。的的确确，她们并不想为占领者干活，她们只是为了生存而已。

这些可怕的场景使我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促使我更加坚决地迈步向前。我感觉到自己的靴子里浸满了鲜血。我们到达一个村子时，一群勇敢的德军士兵刚刚将苏军驱离，我的脚疼得要命，已经无法忍受，双脚就像踩在了滚烫的煤块上。我第一次痛得惨叫起来：“我要死了，奥托！靠这双血肉模糊的脚，我没办法走到布格河！”

“你必须走下去！”奥托坚决地说道，他试着让我冷静下来。

我们跟在队伍后方大约100米处。没人在意我们。他们干嘛要在意呢？每个人都受够了。反正，一个人落在队伍后面或是死掉，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我不想死掉—起码现在还不想！我咬紧牙关，再次强迫自己迈开双脚。我觉得，地狱之火也不会比现在更糟糕，与此同时，我紧紧咬住嘴唇，直到它渗出血来，想以此激发自己的毅力。可没多久，脚上的疼痛变得令人难以置信，我打算向自己的命运低头了。我彻底完了，我的意志已经垮了。我再也无法前进，再也迈不出哪怕是一步了。我呻吟着跌坐在泥泞中。奥托想让我继续前进，他甚至学着俄国人的叫喊声，并骂我是一条懒惰的狗。我对此毫无反应，我的精神已经崩溃。每迈出一步，剧烈的疼痛几乎都会要了我的命。

“结束了，奥托！我再也走不动了！我就待在这里，发生什么我都不在乎了！”我呻吟着。“等俄国人来了，我就用手枪了结自己。可你得抓紧赶路，奥托，你能赶上其他人的。”

奥托生气了：“别说这些屁话！我们至少要走到下一座木屋。等你歇上一会儿，我们也许可以再往前走上一段。”

他把手抄到我的腋下，扶着我站起身子。一股热流涌遍我全身，直达我的喉咙。就这样完了？妈的！我在前线待了几个月，经历了多次贴身近战，最多是负了轻伤而已，可现在，自己命悬一线，仅仅是因为一双糟糕的军靴把我的脚磨破了！没错，事情就是这样。当然，我可以趁早脱掉这双靴子，像许多人做的那样，赤足前进。可是，等我看见许多人因为光着脚在烂泥中跋涉而导致感染和其他一些问题后，我决定，最好还是穿着靴子为妙。不管怎样，靴子已经肿胀不堪，只要我把它脱下，可能就再也无法穿上去了。

在奥托的帮助下，我挣扎着赶到了下一座木屋。屋子空着，但我们在屋内发现了一小块面包和一个装了些甜菜的玻璃瓶。食物给了我们新的能量，但也使我累得要命，奥托在屋子的里里外外查看时，我倒在一张铁架子床上，裹着军用毛毯昏睡过去。

昏昏沉沉中，我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这声音似乎来自很远的地方，于是我醒了过来，挣扎着走到门口。奥托在街道的对面朝我挥手，招呼我过去，在他身旁有两匹看上去脏兮兮的俄罗斯矮种马，两匹马的脖子上套着麻绳，而不是常见的辔头。奥托的脸上带着愉快的笑容。

“我花了大半个小时才逮住这两个小家伙，它们是我们尽快离开这里的唯一机会。”说着，他把一根麻绳塞到我的手里，自己爬上了马背，甚至没问我会不会骑马。

给我的这匹马并不是一只庞然大物，我轻轻一跃便爬上了马背，双腿夹住了马的腹部。它立刻来了个“老虎跳”，靠前腿支撑着，抬起了后腿，像一只湿透了的猫那样抖动着身子。我向前滑去，差一点摔下马去，但最后我还是攥住了浓密的马鬃，稳住了身子。

“驾！驾！”奥托吆喝着，用脚跟踢着他那匹马的腹部。那匹马小跑起来，很快就跑出去数米远。接着，我这匹马也跟了上去，我被颠得七上八下，只能紧紧地攥住它的鬃毛，以免被颠落马下。我认为骑马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但前提是你会骑才行。以前我只骑过一次，是一匹肥胖而又老迈的农场马。那还是战争的第一年，学校安排我们帮当地农民收割庄稼。我记得，骑那匹肥胖的老马要比今天这匹瘦弱的小马轻松得多。

奥托的马走得太慢，这让他很不高兴，于是他拍打着马脖子，并用脚跟踢它的腹部，但那匹小马并未因此而加快速度。作为报复，它还试图去咬他的腿。我的那匹马也照葫芦画瓢，就像它们商量好的那样：它的头拼命向后转，想对我的膝盖来上一口。我用力抓紧马鬃，身子向后移去，一只脚已经拖在了地上。

“这家伙会要了我的命！”我呻吟着，由于马匹的颠簸，我在马背上左摇右晃，这句话听起来结结巴巴。我左右晃动着，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放在一架老旧的独轮小推车上的一捆衣服。我坐在马匹的脊柱骨上，感受着这个混球造成的每一次颠簸。

“天哪，奥托！我情愿下马步行，哪怕是靠这双烂脚！”我结结巴巴地朝着他叫道。

走在我前面的奥托转过身来，突然，他紧紧地贴着马脖子趴下了身子。“俄国人！”他叫道，接着，步枪的齐射声从房屋间发出，子弹从我们耳边呼啸而过。

我那匹马轻轻一跃，伸展开四腿飞奔起来，我把前胸贴在它的脖子上，紧紧地攥住马鬃。我们轻而易举地超过了奥托，他的那匹马也开始驰骋起来。

突然间，我发觉骑马很对我的胃口。我觉得自己就像是在一个摇篮里，并愉快地注意到，我们与敌人弹雨之间的距离正在迅速加大。两匹马穿过了村内的最后一座屋子，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起来。随后，我那匹冲在前面的马突然停了下来，重重地打着响鼻，吐沫星飞到了我的脸上。

我转身观望时，奥托的马也飞驰而至。马鬃在风中飘摆着，戴着毛皮帽子的奥托看上去就像是个进攻中的哥萨克骑兵。他在我身旁停下。尽管此刻天色尚亮，但我们已经看不见身后的村落。

我的马迈着碎步慢跑着，我再一次颠簸起来，就像一捆破布。后来，我们又来到了一座村子，我的马停了下来，决定不再向前。奥托的马也停了下来，两匹马轻蔑地看着我们。

“我们必须下马了，”奥托说道，“它们闹情绪了。以前我曾见过这种情况—矮种马的脾气难说得很。”“那好，我们步行吧，让它们消消火再说，也让它们舒展一下四肢，”我说道，很高兴能翻身下马。我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疼，屁股也同样如此。不过，真要感谢在村里得到的食物和睡眠，我的脚得以稍稍恢复，现在走起路来已经不再那么疼痛难忍。

靠近村子时，奥托用望远镜看见村里有好多俄国人，于是，我们不得不通过一条峡谷避开这个村落。就在我们几乎要绕过村子时，枪声再次从身后和侧面响起。我们俩飞快地爬上马背，好在它们此刻已经消了火，正想驰骋一番。两匹马飞奔起来，仿佛有魔鬼在身后追赶它们那样。等我们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泥土路，它们才放松下来，转为小步的慢跑，看上去，这条泥路被许多后撤中的德军部队使用过。

我们穿过泥泞和冻得硬邦邦的草原继续向西。频繁的大雨和刺骨的寒风把我们冻得够呛。一路上，我们给两匹马喂水喂料，可它们不仅不感谢我们，还总是发脾气。它们经常会停步不前，静静地站着，我们没有丝毫办法能哄骗它们继续前进。甚至我们用奥托冲锋枪里仅剩的几发子弹开了几枪吓唬它们，它们也不为所动。它们清楚地知道开枪的是谁—是我们，而不是敌人。我们友善地拍拍它们的头，可它们却毫不领情，甚至想咬我们。它们对我们的善意毫无反应，真是两个好斗的小坏蛋，我们估计它们以前曾受过严厉的对待。每当我狠狠地骂它时，我那匹马总是用它淡黄色的眼睛盯着我，我总觉得它在笑。

直到我们找了些旧毯子盖在它们瘦骨嶙峋的脊柱骨上后，它们才变得容易相处了些，允许我们骑着它们往前走了一段—但很快，它们再次决定停下，又玩起了停步不前的老把戏。我们完全由着这两个长着粗毛的小混蛋的性子来，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很感激它们驮着我们走了好几天（尽管我时常会想起我那倒了大霉的屁股）。

在远离因古尔，靠近叶拉涅茨的某处，我们骑马的日子结束了。一天，我们在附近寻找可供住宿的房屋，两匹马被拴在树上，它们忽然就消失不见了。由于没有绳索被暴力扯断的迹象，所以我们清楚地知道，它们被偷走了，连同盖在它们身上的毛毯，被其他士兵盗走了。

此刻是三月中旬，正是泥泞最猖獗的季节。此时，我们再次加入到后撤的德军大潮中。我们只在敌人追赶得太过靠近时才实施抵抗。上级总想把这些士气低落的士兵组成作战部队，但随着短暂的抵抗的结束，拼凑起来的部队也随即自行解散。

一天，我们到达了一个补给仓库。我们往口袋里塞满了巧克力、香烟以及其他的东西。就在我们大口吞咽着厚厚的啤酒香肠时，几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炸开，仓库外的一名士兵叫了起来：“俄国佬来了！”像被电打了那样，所有人都跳起身，朝着仓库外跑去。一辆汽车上的一名下士已经推来了几桶柴油和汽油，随即点燃，汽油桶在他身后喷出了火柱。苏军士兵已经出现在仓库的另一端，我们奔跑着涌向汽车，想尽快逃离。车组人员大声咒骂着，试图推开一些人，但那些人像黑色的蚊子那样，紧紧地扒住汽车，为了争抢车上的空间，一些人打了起来。

我们只能紧紧地抓住车身侧面，把自己悬挂在车上，主要是为了能快些离开泥泞的道路。车上的一名士兵呼吁着：“没地方了，同志们！松手吧，否则我们就都走不了了！”一个该死的家伙随即用靴跟猛踩我们的手指，我们的手被踩破了。不得已，我们只得放手，跌落在泥泞中。许多人的遭遇与我们一样。

奥托愤怒不已：“这些家伙简直不是人，就是些畜生！只要自己能保住性命，他们绝对会见死不救！他们居然还有脸称我们‘同志’！‘容不下更多的同志了’！‘对不起，同志’！他们就是些只顾逃跑的家伙，妈的！我真想对着他们的鼻子狠狠来上几拳！这些混蛋懂不懂什么叫做同志？知不知道存在于前线的战友情？这些词从他们的嘴里吐出，那么轻而易举，可他们根本不懂这其中真正的含义！”奥托真的是怒火万丈，骂完后，他感觉好些了。他说的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我们擦去身上大块的泥泞，沿着半履带车留在地上的车辙印向前走去。身后的俄国人正朝着那些躲避在房屋中的士兵开枪射击。

“又来了一辆半履带车，”奥托叫道：“我们必须搭上这辆车，否则就没办法了。”

这辆半履带车上同样挤满了士兵。我们跟着汽车奔跑着，朝司机挥着手。一位军士长伸出头来，朝司机打了个手势，半履带车以步行的速度慢慢行驶着。我们注意到，这位军士长肩章上的滚边和我们一样，也是金黄色[2]。对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他朝我和奥托伸出双手，问道：“你们是哪个连的？”

“第21装甲掷弹兵团第1连！”我们异口同声地答道。

“上车！我是第21团第8连的，”他回答道，随即把站在车门踏板上的一个士兵推到前挡泥板上，又把另一个士兵拉进驾驶室。我和奥托跳上踏板，握住了车门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在最后关头获救”吧。

谢天谢地的是，身后的苏军没有重武器，否则我们不可能如此轻松地逃脱。我们当中，只有几个人负了些轻伤，其中包括我：一发跳弹在我的膝下擦过。这只是个小小的擦伤，不会造成什么大问题—等到停车时，只要抹点药膏就行了。

尽管已经落后于其他车辆数个小时，但我们还是驶过了叶拉涅茨河上的桥梁。我们在这里遇到了另一支作战部队，他们当中的一些士兵是我们部队的人。一名颇具能力的军官曾试着发起一次反击，以挡住敌人的推进，结果，敌人被暂时击退了。在一座被重新夺回的村子里，我从一名苏军军官手上缴了支德制冲锋枪，还有几个弹匣。他的手上还戴着两只德国手表。

我们在村里发现了苏军士兵对他们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暴行。这些血腥的罪行涉及到妇女和儿童！我想到了第聂伯罗夫卡的卡佳以及她的祈祷—Woinakaput“战争赶快结束吧”！她和其他人经常会为此祷告。现在，要是她们自己的军队到达她所在的村子，她们都会被处死。对生活在德国人统治下的本国居民的仇恨变成了一种兽性—复仇之刺在他们的体内根深蒂固，他们根本不会停止杀戮，哪怕是对他们的自己人。可在传单里，他们却告诉我们这些敌人，要是我们投降的话，会得到很好的对待。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越来越靠近布格河。那是我们暂时的目的地。我们被告知，敌人将在那里被强大的德军部队所遏制。可是，到达布格河前，我们还要熬过极其危险的几天，由于进攻中的苏军部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我们的部队七零八落，分散在各个方向。雪上加霜的是，倾盆大雨使得道路上的泥泞越来越深，越来越厚，后撤，几乎成了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攀附在马拉大车的车架上，寒冷的东风将车上湿透了的雨布吹得鼓胀起来，就像船上的帆，在我们耳边劈啪作响。这是一幅悲惨的场景。

顽强而又耐寒的草原马拖着小小的大车，此刻，这是部队运输的唯一手段。我们筋疲力尽、饥饿如狼，终于到达了布格河上的收容站。我们的部队已经从沃兹涅先斯克调至河西岸的坎塔库什卡，那里也有一座收容站。到了那儿我们才发现，我们的大部分战友已经搭乘Ju-52运输机飞到了罗马尼亚的基希讷乌。奥托和我在军营里待了三天，总算把自己收拾得有了点人样，然后，作为最后赶到的失散人员，我们和其他一些人乘坐一架老旧、没有座位的Ju-52飞抵基希讷乌归队。尽管我以前曾在东普鲁士姆龙戈沃的滑翔机学校里飞行过，但这次却是我第一次乘坐发动机驱动的飞机。回想起来，我可以说，乘坐这架陈旧的“容克大婶”是一次愉快的飞行，至少是因为我们终于可以离开俄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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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riegsverlangerungsrate”和“Schmalspuroffiziere”不太好翻译，前一个名词指的并不是军需官，有点类似军队里的编外人员，负责军需物资的保管工作，他们也穿军装，但佩戴的是窄肩章，所以有了Schmalspuroffiziere这个词，大意是“窄轨铁路”军官。但他们不是军官，没有下达命令的权力。下文中的Kriegsverlangerungsrate将译为“管理员”，尽管有些牵强，因为Kriegsverlangerungsrate的级别似乎比普通的仓库保管员为高。

[2]德军装甲部队的兵种色为粉红色，装甲掷弹兵的兵种色为草绿色，但第24装甲师非常特殊，该师由骑兵师改编而来，出于对部队传统的尊敬，该师不仅保留了骑兵部队在编制上的称谓，就连肩章上的滚边也是骑兵部队特有的金黄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