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一直以来想要获得这样一个国际地位：就是在欧洲之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我们虽然已经了解了英国和德国之间敌对产生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其他的种种状况。奥地利在去年的兼并行为、摩洛哥在1905年的争端等事件都时刻影响着各国政策的主导方向。很多细微争端的发生是偶然的，但是它会引起一系列重要的连锁反应。这种反应的重要性是其政府估算的，但在本质上对这些事件的处理都会影响到国际关系。目前来说，德国和英国的对立就是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一环，它的根源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德尔布吕克说：“我以为，英国和德国这两个军事强国之间的争端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能避免的。不过，这场争端却不一定用战争的形式体现；双方都在竭力地扩大军备建设来达到双方力量的平衡，谁也不会迈出战争的第一步。”但当欧洲的国家同某一方站在一起时，这个天平就会发生倾斜。

德尔布吕克的这种思维适用于任何国家，包括英国，这种思维同样也适用于英德之间的争端。战争爆发的背景在很大程度上都跟参战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但是战争爆发的根源却并不在此处。众所周知的是，欧洲国家和美国都十分需要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找到原材料市场，并为它们的产品找到销路，而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这些地方，欧洲国家都陷入了激烈的竞争当中。在1909年5月底，英国的外交大臣在议会上发言说。“从此以后在欧洲没有任何问题能够掀起欧洲国家的争执”，“如果非洲刚果的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的话，可能会引起欧洲国家的冲突；这些冲突和过去几个月里奥地利的兼并行动相比，后者就显得微不足道了”。德尔布吕克又写到：“德国人的企图不是获得广阔的殖民地，而是要获得一个地位，这个地位就是在欧洲以外的国家里，德国的影响力、资本、工商业和聪明才智都能和其他的欧洲强国平起平坐，平等竞争。”

没有人会对这种目标提出异议，但是人们又不得不看到德国一点点强大起来的军事力量，德尔布吕克的话还在耳边回荡：“战争的发生往往并不依靠一个充足的理由而是源于偶然，当战端一旦开启，强者往往占上风。而冲突的双方能很快心平气和地达成某种共识吗？在整个世界都感受到了德国武力上的优势和压力后，德国还能坚持所谓的平等互利原则吗？”

一个国家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必须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德国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都同欧洲国家展开了竞争，门罗主义的实施让南美洲的形势更加复杂；二是德国的海军会在短短的时间里变得比英国之外所有国家的海军还要强大。如果英国依旧保持着它海上霸主的地位，再加上大不列颠群岛独特的地理位置，英国就有力量钳制德国；反过来要是英国失去了这种能力，就别指望其他的国家了。英国自由的体制使得它的军事自治不是高度发达，另外，它已经有了足够多的殖民地，所以它没有进行侵略的理由，何况英国军队的组织效率也不是那么高。就这些而言，德国是它在这个世界上最危险，最典型的敌人。

如果上面的这些论断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工商业和财力都靠前的国家就要寻求商业贸易和产品输出地，这种竞争将会异常激烈，国际局势也渐渐不稳，而英国显然是这个国际局势中最关键的一环。工业、生产力和财力不仅仅只是个名词，它们体现在实实在在的资源、国民对衣食住行的满足程度上。所以真正斗争的主体不是政府，而是各国的民众，政府不过是个工具。如果哪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能够高于其他国家，且拥有一定的商业和工业基础，它就能投入到这场角逐中去，而其他的国家只能把希望放在结成联盟来维护机会的平等。英国的地理位置和海军遥遥领先，且具有庞大的殖民地，所以它引领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不过单纯地从军事上来看，英国无论是军队组织能力还是人力物力方面都不如德国。这样一来，对于除了德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来说，如果它们已经认识到了世界市场平衡和机会平等的重要性，就应该想好用什么态度、什么手段去影响未来有可能发生的状况。如果忽然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对手，那就只能和从前一样，通过弱者之间的联合来维护这种平衡。

顺便提一下，在无数的工业竞争中，海洋一般都是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就当前的欧洲形势来说，俄国在力量衰竭之后将目光转向了亚洲，所以德国完全不用担心被侵占。德国的海军可以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自由行动，除了德国外，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这样做，那就是英国。一旦英国丧失了海上霸权的地位，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可以推算，德国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在国际上指手画脚的海军强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德国的军事行动不干涉英国的利益，而其他国家又不能保证在英国受到袭击时给予英国支援，那么英国会凭借手中的权力去制约德国吗？在美国还没有完全成长起来的时候，美国就宣布了门罗主义。虽然美国的声明和它的海上力量一样不会让人多看一眼，但英国在当时却对门罗主义表示大力支持和欢迎。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的海上力量比现在还要强大，而且英美两国还用实际行动阻止了一些国家想要从欧洲运送军队去处理美洲争端的行为。正是这种利益的双赢使得英美两国都给对方一定的支持。

在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一位在英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士告诉记者，对于其他国家提出要求它参加国际联合以抑制美国力量的这种建议，英国是绝不会答应的，反之英国还会不遗余力地反对这种联合。这种联合就像在1895年，法国、俄国和德国的联合军事行动使日本放弃了对中国旅顺的占有。我觉得英国人的做法完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考虑，因为它完全了解自己需要什么。这其中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情感方面，虽然情感在国家中占有很大的份额，但它却是变化无常的。目前我们最关注的话题是，英国和美国有共同的利益需求，那么在什么领域内它们能够互相帮助呢？值得一提的是，英国和美国之间还有共同的政治传统，这种政治传统也有利于两国人的友好往来。依靠国家利益之外的动机来决定国家行动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个真理在今天和华盛顿时代同样正确，而它也被德国扣上了“现实主义”的帽子并作为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政治家们依靠这个政策出发，他们所做出决定的合理性、全面性都取决于国家利益的需要，正是因为如此，他们需要对当前的现实有充分的了解，并将其分析透彻。对于一个想要在世界上指手画脚的国家而言，这种分析能力应该趋向大众化，而不单单是政府工作人员。这样一来，原本只顾眼前利益的人也能够认识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家才有能力采取一定的措施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在今天，美国就需要看清欧洲形势对自己直接和必然的影响。德国已经下定决心要在世界政治中称霸，而且正在公开地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这支海军比英国海军还要强大，比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的海上力量都要优越。德国作为一个已经独立的国家，它正无可争辩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但它必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因为世界各地都意识到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强大气场，无论是在某个地方的防御，还是德国同其他国家的争端。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形势的具体特征同美国在19世纪上半叶，特别是门罗主义的提出和美国南北战争这段时间所面临的形势无二。

如果德国一旦强大起来，它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惊世骇俗的，它比往日的形势更加让人担忧，因为当今的国际竞争比1860年要激烈得多，而这种状况的出现要归功于1870年后德国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同以前一样的是，这种对峙还是由海洋引发，而海洋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临海国家的边界线。这个世界已经习惯了由一支实力强劲的海军主导着它，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这支海军的拥有者——英国。我们还意识到，海上霸权总是跟这个国家在商业上和工业上占有的优势地位相一致。今天，德国和英国为了争夺这种优势已经蠢蠢欲动。这种利益的需求使得各国都在海外寻找市场，并力图以足够的优势力量控制海外市场，使其完全听命于自己，这种控制发展到最高程度就是绝对的占有。这种形势目前正在盛行，它表明一个国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权力来开拓海外市场，如何为自己的工商业创造优势。英国人所秉持的贸易自由政策是完全建立在简单的优势上的，而现在这种优势已经摇摇欲坠，自由的贸易体系也将颠覆。在1878年，英国同意由奥地利对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实施军事占领，虽然那时候黑塞哥维那在名义上还是土耳其的省份。但当奥地利占领这些地区以后，就大幅度地调整关税，英国也就接着被挤出了当地的市场。我们现在所熟知的“门户开放”这个词汇就是对通过公开或隐蔽的占领领土而在这片领土上推行贸易独占政策的嘲讽。

无可争议的是，这种纯商业的竞争完全是基于经济和工业效率。然而，不管一个国家的商业贸易政策如何高明，它也只会在无能为力的时候才会使本国的商业单纯依靠竞争。一旦它手中掌握了权力，就不会不使用它；而之所以没能使用这种权力，就是因为它还没能完全占领某片领地。于是，便产生了两种结果：一是还有一些国家想要占有这块地区；二是这块领地上民众的自我保护手段。就在我写下这段文字之前，一位在德国声名卓著的人说：“如果德国不能抢在其他国家以前抢占大片殖民地并在殖民地上立足的话，那德国只有认命了。”我们应该完全相信这话是出自真心的。

不过，国家是被一些偶遇的机会支配的，而且它非常愿意被这种机会所利用。在1898年初，谁能够预料到美国会占有菲律宾呢？那时候，菲律宾群岛既不是美西战争的起因所在，也不是美国人的战争目标，而且我还亲身经历了美国政府内部对抢占菲律宾的强烈反对，所以没有人能够预料到一个国家接下来会做什么，或者是必须做什么。只有一件事是肯定的，那就是在某件问题的争议上，谁拥有足够的实力谁就能占据上风，而大家都会充分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目前，德国需要的大部分商品市场已经在它的控制之下，这种状况决定了德国人的目的和发展海军的野心。不过，德国的前途并不能依赖单纯的海军力量，还有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

海军力量在权力的运用中能够发挥重大的作用。如果一个国家的海军力量不够强大，那么在海外运用其他的力量就免谈，并且，海军还需要具备随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发挥作用的能力。这就意味着必须拥有足够的海军基地，而要建立海军基地就必须在海外占领土地，如同德国在中国炫耀武力，并迫使中国将胶州湾割让给它。不过，按照德国首相的说法，夺取胶州湾不是偶然的、没经过考虑的孤立行动，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因为德国一直想要在远东拥有一块陆上基地。这番话充分表明了海军基地的重要性，而海军基地本身就是称霸世界这条锁链上必不可少的一环，这条锁链的结构为：工业——市场——控制——海军——基地。

这条锁链完整地反映了英国海上力量成长壮大的过程，正是英国海权的成长使得英美两国在门罗主义实施起到南北战争结束这一段时间里，展开了土地占有权的争议，并且引发了一系列冲突，就像“疲惫的巨人”这个词说的那样，英国渐渐无力管辖这么大片的领土。那个时代的英国政治家也想到英国得到的已经够多了，但是骨子里的贪婪让英国欲罢不能，它的工业要求开拓更多的市场，它的海军依然傲视世界，在海上找不到对手。幸运的是，虽然英国意识到美国市场的重要性，两国之间又冲突不断，但在1812年英美战争中自己一无所获后，英国人虽然想侵占美国领土，但是一直没有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英美两国一直和平交往，美国人的许多要求也被英国人所接受。

上面提到的种种行为在任何一个国家行动中都能见到，从中我们看到，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导致了各国的竞争。而这种竞争实际上是军事实力的竞争，无论这种竞争是否能用外交手段调节，或是被国际法约束，或是处于两个国家还是两个集团之间。对一个国家军事实力的判断不能仅仅停留在物质力量的认识上，还应对国家行动产生的种种有利或者不利的影响进行评价。力量均衡就是处在天平两端的力量既相互平衡又容易浮动，19世纪的欧洲就是这种状况。这种状况的发生也促使了国际协调思想的起源，就是大国必须和其他国家步伐一致，通过协调或者权力分配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当达成某种共识的时候，它就具备了合同的约束性。虽然所有的国与国之间达成的协议都具有以上性质，不过当今的协调从广义上讲是指各国之间通过双边交流和国际会议，进行广泛的交流协商，从而对具体问题达成具体的解决方案。正是由于大国之间的协商，才决定让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俄国在克里特岛联合驻军，以维持克里特岛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间居民关系的稳定。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分别希望希腊以及土耳其实现统一，并从土耳其那里得到支援，但是当今的这种局势使得土耳其和希腊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并给欧洲带来了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与众不同的是，德国拒绝参与这种国际协调，原因是它和刚下台的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关系不一般。还有就是，5年前的阿尔赫西拉斯会议也是各大国之间的协商会议，通过这个会议达成了法国和西班牙在摩洛哥进行某些举措，而这两个国家同摩洛哥之间有直接的利益关系。通过这种会议取得的结果就其表面而言是大国间的一致认同，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取得的平衡。

军事手段体现了强制性，而国际协商则通过比较文明的方式代替强权。值得引人深思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协议常常也是军事力量较量的结果，所产生的效力也随着权力的变化摇摆不定。举一个最近发生的例子，奥地利撕毁1878年的柏林条约，擅自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并入了自己的版图，这跟条约内容是不符的，这样一来，柏林条约中体现的大国协商精神也成了一纸空文。在这个事件中，德国站在奥地利一方，而俄国也在德国的压力之下同德奥两国站在一起，放弃了原来同英法之间的合约，那就是反对任何不经过欧洲国家商议，就剥夺了土耳其对波黑两省的正式宗主权且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合理意愿明显相悖的行动。由于受到德国的压制，俄国人的愤怒之情溢于言表，沙皇在1909年10月从俄国至意大利外交旅行中，刻意绕过奥地利。波黑事件更是加重了有关国家的间隙，在这些大背景下，在巴尔干出现任何看似普通的问题都有可能引起连锁反应，将原本平静的欧洲搅成一锅粥。这场争端直到1910年2月才画上了句号。结果是，奥地利的军事行动已经成为事实，它并没有经过欧洲国家的协调。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奥地利给土耳其一笔经济补偿，这刚好是被国内革命搅得焦头烂额的土耳其政府的需要，也正是这场革命才给了奥地利可乘之机。而这种结局带来的国际形势要比事发之前更加紧张，国家之间的对抗重新萌动，国际协调已经变得可有可无，国家之间的信任度大大降低，几近消失。

无论这种情况能不能得到抑制，它都不表明在世界各国之间就不能建立起一种长期有效的协商机制。有人认为，一个国家不会无条件地认同协调结果，所以只有通过强制性才能让它接受这些既定事实。与此相关人们也看到，均势局面④同国家间的工商业竞争非常相似，而欧洲大国之间进行协商的过程和一个托拉斯组织的运转又十分相像。虽然欧洲的协商同托拉斯不一样，不是把所有的成员凝聚为一个集体，但它确实把集体的意愿作为欧洲政治决断的来源，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应该同托拉斯里面的成员一样服从集体的决定。

对于奥地利侵吞土耳其两个省份的行为，我们没必要为它找更多开脱的借口。显然，这种赤裸裸背弃协议的做法势必会给整个世界的道德观造成非常坏的影响。所有让人能够接受的关系，无论是金融、社会还是国际关系，都要依靠信誉为基础，背弃了信誉便没有了安全保障，随着信誉的消失，骚乱便接踵而来。没必要进行多么详尽的描述，我们就能想象得到依仗自己的军事力量违反国际盟约会给国际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在普法战争中，便上演了一次这种情形。这种局势的出现一方面表明欧洲崛起了一个军事强国，另一方面为同欧洲关系密切的美国敲响了警钟，那就是无论是社会生活的哪个方面，有出色的组织能力才能使这个国家良好的发展。

作为陆上军事力量，德国的组织有一个鲜明的特色。这种特点是，在政府的管辖之下，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全国性的指导机构，而这种机构取得的效果是全世界任何国家都没有的，于是，德国才能成功地将力量凝聚在一起，无论是工商业领域还是军事范畴。托拉斯组织作为力量的集中表现形式，它所带来的效果毋庸置疑。在德国，政府能够非常容易地进行各种集中，这是几个世纪以来政治与环境影响的结果。在这种制度中，无论政府英明与否，都将自己的人民置于它的绝对统治之下。这种状况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德意志独特的政府形式，另一方面是因为历史上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每一个邦国都规模较小，所以它的政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人们的生活。因此，种种的历史环境造成了现今德国人的性格，这种性格促使他们能够绝对服从政府的控制，而这种控制能力的加强，是当今所有文明国家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