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协约与同盟</h2>

对于当前的欧洲来说，英国和德国所有的力量是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它们财富充足、商业体制健全，并且英国的海军和德国的陆军是最强大的军队。而其他国家的力量薄弱，只能对英国和德国的军事平衡发挥些作用。

在所有欧洲国家中，一般的国民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关心本国国内的问题上，比如个人的权利、居住环境和与其周围省份及周边国家的联系，这些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毋庸置疑，这种情形是非常自然合理的。在美国，政府的权力和地方政府传统观念中的自治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我们可以想当然地认为，在一线工作，并且每天接触国民的日常生活的人是政府成员的最佳人选。这种观念在各州政府、市政府及乡镇的小型管理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很多人认为，这与其说反映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道理，倒不如说表明了一个最平凡不过的日常习性。

只有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机制，这种授权给地方自我管辖的能力才能得到实践。而在我国的历史上，在没有宣布成为殖民地和没有独立的时期，如果想让地方政府获得自治的话，可能还需要种种外部东西。而狭隘的地方自治理念会让地方政府与其他团体渐渐疏远，这非常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和公共利益，何况北美的13个殖民地之间往往还互相猜忌。这样一来，规范这些殖民地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必要的，本国的殖民地关系在性质上来讲同国家之间的关系并没有什么两样，只是比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

有一个词应该更加适合欧洲而不适合美国，那就是“区域化”，但是这其中包含的“思想狭隘”的理念，却非常适合用在我国南北战争期间出现的种种偏见和奇诡的行为上。区域性主要的思维和行动不在于它能够反映某一个地方的真实状态，要真是那样的话，它就成了有用的东西了。区域性思维能够破坏各个地方建立起来的平衡感。依照区域性思维，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完全以为自己牟私利为原则，并且感觉理所当然，在华尔街同样是如此，虽然它关系着周围的无数利益。

往大了看，在处理国际关系中我们也能够看到区域主义的影子。国际社会上的每个成员优先考虑的是本国的利益，也就是先把自己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相对于一个个体来说，无论是个人、社区还是一个国家，只要它的利益得到了维护，那它就能够对自己的民众做出交代。但是这仅仅是对于己方而言，没有考虑到对方。如果要考虑到对方或者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的处境和要求的话，那么区域性主义就是值得诟病的东西。

从南北战争结束到美西战争告终，美国的国务院一直毫无生机，没有一点作为，这也正反映了美国的民众对国际形势毫不关心。只有在一些特别的事件威胁到了我们的安全或者原则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将目光投向它。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美西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和其发生的前因后果完全是随机性的，除了很少一部分没有什么威望的人会偶尔关注一下国际形势，政府的官员几乎从来没有想过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对这个国家有多么重要的影响力。政府往往在忙着处理国内其他的事件。一位老成的国会议员就曾经对一位新当选的议员说：“如果你想得到选民对你的帮助，就最好不要在看似光鲜的外交委员会中担任职务，因为国民对国际问题几乎没有什么兴趣。”

不过有意思的是，在美国没有独立之前，其国民对国际事务的冷漠性还没有现在这么突出；而现在我们每天都能从世界各地获取到种种信息，却对国际问题如此冷漠，这就更加不可思议了。当然，早期和现在的美国人对国际问题兴趣不同的原因我们已经找到了：同现在相比，战争年代的美国人和欧洲人交往频繁，有很深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他们同欧洲国家联系密切，就是欧洲国家相互之间发生冲突也能够影响到美国，就像现在一个欧洲国家内部发生变动会影响整个世界一样。那时候有关欧洲战争的种种流言让北美殖民地上的人民深感不安，因为一旦爆发战争，他们的厄运就来了。马考莱①就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占领奥地利的西里西亚地区时说过这样的话：“以前普鲁士这块地方连名字都不被人知晓，但等占领这片土地以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几乎传遍了全世界。由于一个人可以随时撕毁诺言进攻他曾经说过要保护的邻居，于是黑人在克罗曼德尔的海滨相互残杀，红种人在北美大湖地区争斗不休。”

尽管在当时信息很匮乏，但还是有来自欧洲的报道，这些报道都足够精细充分了。当时的美洲居民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分析外部形势的发展，日常的柴米油盐并没有分散他们在这方面的注意力，北美报纸上关于国外复杂形势的消息让无数人陷入了深思。我们的祖先在殖民时期对外部消息格外关注，而现在我们一般则认为国际形势跟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这就是美国民众早期和现在对国际事务感兴趣度不一的原因。

关于这种态度的形成和发展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唯一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这种态度非常不合实际。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紧接着的是法国大革命，而刚刚诞生的美国政权则遭遇了很多历史上和法国纠缠不清的条约问题，法国和英国在海洋上的争斗更加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麻烦。所以华盛顿警告美国民众，千万不要和同盟国纠缠不清，后来的继任者也都秉持着这个原则，不希望美国人民参与到欧洲的争端中去。美国人民面临的实际情况也证实了这个决策的重要性。在1803年和1821年，美国用不同的手段得到了路易斯安那和佛罗里达，从而使领土一直延伸到了太平洋与墨西哥湾。这样一来美国的边界就十分清楚了，也就避免了人工划分边界带来的冲突，另一方面，西属美洲的革命把我们和欧洲的势力完全隔开，除了加拿大一边。

与上述的情况相对应，19世纪早期产生了门罗主义②。门罗主义的目标是将欧洲的势力从西半球赶出去，避免和它纠缠不清。几个世纪以来，种种经验证明，欧洲国家在美洲的争斗必然会殃及到美国，只要是欧洲国家在美洲还有立足之地，就不可能和美国完全断绝关系。门罗主义的精髓就是要阻止欧洲强国通过在美洲不断占领土地而扩大它的势力范围。虽然门罗主义的实施会遇到种种阻挠，但值得肯定的是它十分有助于一些目标的实现。不过，这也从另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和欧洲国家在政策联合上的分歧，强化了现在人们的区域性意识。而这种区域性心理已经慢慢地演变为民族偏见，妨碍了我们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当然，国家政策中所包含的保守主义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受欢迎的，我国的宪法就是对保守主义力量的保护，但同时我们的思想应该开放一点，眼光放得远一点。因为任何区域性主义都不能阻止外部形势的变化，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不能把自己融入这个时代的话，它以前拥有的一些东西也会逐渐丢失。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在意识形态和行动上同欧洲刻意保持距离的原因，上文我们已经阐述过这个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和奴隶制有关的争论使得我们对国际问题的冷漠变得更加严重。从门罗主义的颁布到南北战争结束，我们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保持国内秩序的稳定和国家的建设上。用了几乎100年的时间来安抚周围蠢蠢欲动的势力，保证国家的安全统一，这也是国家能够长久存在的基本条件。无论在哪个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这样的大国，各种力量之间利益的分歧必然会导致各种派别的产生和对立。在美国经历的灾难中，没有任何一种情况比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更加具有危险性了，这种意识形态的分歧不管从本质还是表面上来看都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对美国的商业和经济及各州之间的道德观念都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在当时，由于美国内部局势的不稳定、大部分地区经济不发达，使得它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处理国际问题，关心国际局势的发展。

但是，只要能够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中找到与上述情况的相似处，我们就可以将美国前期和现在人们观念的不同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做出比较。国家的主体是人，那么它就理所当然的具备一些特征，只要对他们细心观察，就能发现并治理他们，或者将这些趋势转化为更加现实的东西。将美国分为不同派别的原因不仅仅是奴隶制，种族和宗教的不同也能导致这种分裂。在德国，信奉天主教的南方和信奉新教的北方就产生了严重的分裂，这种分裂的表现形式就是一块领土在政治上分为两块；相对于美国而言，这种分裂已经随着南北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了。在法国，历史上最主要的分裂线在东西部之间，新教的势力则在南部根深蒂固。在德国和法国，宗教不是造成国内局势不稳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能够使一块国土上的人产生分化，而且由于宗教派别在某一个地点很集中，所以宗教是最持久和最长期的力量。

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好多国家在内部争斗不断的同时，它在国际上也处处受制。总之一句话，它处在防守地位。西班牙人与摩尔人无休无止的战争致使它的国民团结起来，不但击退了摩尔人，还与阿拉冈联姻，从而实现了领土的统一。统一后的西班牙发现自己完全有能力在世界格局上发挥重要的影响力。在当时来说，不管它的目标是不是正义的，西班牙确实有能力完成自己的目标，只要它对任何一个地方有特殊的利益要求，它都可以采取军事行动。这样一来，在超过100年的时间里，西班牙成了主宰欧洲的主要力量。而在此时，德国和法国因为其内部的原因已经成为了一盘散沙，英国则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对立还只是一个分裂的岛屿。总之，不管其他的形势如何发生变化，在10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德国、英国只能对西班牙俯首称臣。

最早从灾难中逃离出来的是法国。从这个方面来说，西欧的国家要比我们运气好，因为奴隶制留给我们的烙印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磨灭。这个问题虽然是区域性的，但是由于种族之间的巨大差异而变得越来越严重。尽管欧洲国家也有内部地域间的差异，但是它们同时也具备统一性，这就是它们能够实现国家统一的原因所在。法国的权力是怎样集中的，这些并没必要在此陈述。我们需要了解的是，在亨利四世、黎塞留、马札林和路易十四的连续统治期间，法国的确实现了统一和权力的集中；而在这个过程中及以后，法国和西班牙一样，都拥有了强有力的对外政策和强大的军事力量，并且逐渐取代了西班牙的海上霸主地位。这种政策使得法国在那个时代可以随意干涉别国内政。就像我们所了解的，法国取得了在欧洲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西班牙帝国的主宰地位遭到瓦解。

作为当今问题的旁观者，我们没必要关心法国的霸权行为是不是正义的，而是应关注它所带动的一系列连锁反应。作为一个可以呼风唤雨并随时干涉别国内政的强国，法国的做法激起了欧洲国家的反抗，它们为了遏制法国的霸权而组成联盟。因为这种霸权如果不被阻止，肯定会使整个欧洲都屈服在法国的脚下。所以，欧洲的国家在争取一种平衡，而这是针对强大的压迫者所发出的自我保护行为。而且，虽然这种联盟存在着种种缺点，但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路易十四终于从权力的顶峰上掉了下来。100年后，在拿破仑的领导之下，法国又一次获取了欧洲霸主的地位，同样，随之而来的联合反击再次粉碎了这个国家的帝国体系。

由于这些成就，才使得政治家们将那些曾经有效的手段看得非常重要，这种手段就是：加强国家之间的协调配合，来抵御法国和西班牙的威胁。国际政治观察者都有这样一个印象，这和克伦威尔凭借常备军进行武力统治英国人的印象十分相似。而在当时，克伦威尔将英国的军事力量集中起来，从而能够随心所欲地统治英国。这种情形在国际形势上也有反映，那就是某一个国家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变得非常强大，让国际上和它有过争端的国家对它言听计从。对抗霸权的手段就是武力抗衡，一旦几个国家之间达成结盟，便会促成两股力量的“均衡”。

“均衡”这个词很早就存在了，而且300年来对每个战略决策者都有深远的影响。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斯塔布斯写到：“不管对均衡如何定义，也不管两个国家之间如何保持一种平衡的态势，以至于较弱的一方不会被压倒，均衡是把欧洲的历史串联起来的最主要因素。它是1500年到1800年这300年来影响最深远的概念。不管在这个舞台上上演什么剧情，均衡都是这些情节的灵魂。”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均衡的概念被不断深化，从而有些人认为均衡能够有效地发挥它作为现状、平衡与和平的保护者角色。最近关于国际仲裁的研究也和均衡相呼应，前者也把国际仲裁作为国家合作和实现和平目标的手段。

而人为的决策只要能够考虑到人性的优点、缺点、情感和利益，并和这种种因素相协调，就会取得一定的效果。这个例子同样能够使用在均衡和国际仲裁上，因为用它们中间的物质制造出的产品不会包含除它们自身的特点之外的物质。当拿破仑倒台后人们对欧洲的事物进行重新安排时，普遍认为，通过调节领土的分布，在5个强国之间建立一种有限的均衡，而小国领土的完整性也会在大国保证的前提下得到加强。如果谁想要破坏这个局面，其他国家就会群起而攻之，就跟1713年的《乌特勒支协定》和1815年之前达成的对抗侵略的情形一样。哪个国家想要蠢蠢欲动就会被扼杀在摇篮里，任何国家都不允许身边崛起一个能够将欧洲大陆笼罩起来的巨人，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它们就像对付西班牙的腓力二世、法国的路易十四和拿破仑一样对付他。那么这样而言，均衡就意味着在大家都同意的前提下可以进行国际之间的军事干涉。

上面所陈述的想法如果能得到实现的话，各国的处境和机遇就会平等。但是，无论一时的国际协调如何成功，就能保证各国都会服从它吗？如果不服从的话，想让这些国家不去挑起事端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安排的前提是，要让各个国家的物质和军事方面达到同一种高度，处在同一起跑线上。然而历史教训告诉我们，每个个体之间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会有差别，所以范围再广的均衡也会导致不平衡，而这种不平衡这直接导致的结果是社会和经济的动荡及各种势力的对立。1815年关于欧洲局势的讨论并没有仅仅讨论经过人为的努力而达到各种势力的均衡这一个问题，各个国家政治的不同、社会状况的差异和对现状的不满都会导致各种争执。从1815年到现在，欧洲的历史就是对由利益和情感抑制人类本性从而导致种种斗争的一部史书。

在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走下坡路之后，欧洲的霸主地位被英国取得。这在当时来说很难看出来，但是18世纪的历史慢慢地证明了这种说法；到了1815年，英国的这种霸主地位就显而易见了。不过，新的英国霸权和以前的霸权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当时的人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并不深刻。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英国并没有具备霸权所需要的权力，也从没有拥有过像腓力二世、路易十四和拿破仑那样强大的军事实力，让它能够在欧洲大陆随心所欲。英国的霸主地位在于它是政治中的第三方，是一个平衡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能够调整两者之间的关系，使之达到力量上的平衡。英国之所以有这个能力是因为它独特的岛国地位，这极大地增强了它的防御能力，也使它能够集中力量发展自己的商业，不受战争的侵害。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土非常容易被侵入的话，那么它就会屡屡受到打击。还有一点就是，英格兰和苏格兰在1603年结成了一体，这就让英国摆脱了战争，到了1707年英国在政治上彻底统一。英国的统一是它自我强大和对外扩张的前提。

英国的扩张和以前的霸权国家不同，它瞄准的是更远的领域而非欧洲。这就是“世界政治”的开端。在对外扩张中，英国标新立异，它首先在扩张过程中未逢敌手，而且永远有无尽的侵略欲望，它并不重视自己得到的这片地方有多少财富，而是将自己国家的管理制度运用到这片领地。在这方面，罗马人和英国非常相似，无论是政治上还是商业上都像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虽然英国人在殖民地上不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强取豪夺，但是英国人一上岸就把自己当成了这块大陆上的主人，强迫当地的百姓要遵循自己国家的政策，哪怕是不成文的规定。这样一来反而产生了一个良好的氛围，美国独立战争之后，所有会讲英语的成员都将彼此帮助、真诚待人看做共同的目标。

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跟我们没有多大关系，当然这种作用是以英国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的。英国依靠它在地理上和商业上的优势能够有效地开拓海外市场，从而拥有了大量的商业资源，在财力上大力支援了反对法国的盟国。等到这场战争结束后，英国的商业和产业及殖民地优势依然在不断扩大，于是在随后的欧洲军备竞赛中，英国始终领先一步，这一优势贯穿了风起云涌的19世纪，直到最近才消失。虽然这些年巨大的变化让英国人在战争中的优势一降再降，但与之相对应的科技进步促使的产业大发展依然能够弥补这一不足。无论是英国累计的财富，还是英国多年来商业和产业决定的国民能力，都独领风骚，而且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未逢敌手。在1815年，欧洲各个国家的差距不仅仅体现在这一方面。连续20年的战争给欧洲国家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在战争中牺牲的一般都是生活中的青年支柱。无数的英国公民也在战争中失去了生命，不过总体来看，英国的陆军数量比较少，而且它的傲视群雄的海军也没有参加过几次大的海战。

对于法国来说，拿破仑战争是法国大革命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它摆脱这些战争时，国家已经变得满目疮痍，人口比以前只减不增，众所周知，法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同它的人口有直接的联系。法国还要担心的另一个麻烦是：庞大的政府系统和官员机构极大地减弱了国家实力，不仅给国家造成了严重的负担，还使得建立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变成了天方夜谭。与今天的德国不同，决定法国的世界影响力的因素不仅仅在于政府的贡献，还在于个人的能力。

当时的德国就跟大革命前的法国一样，是一个许多联邦的集合体，这些小联邦之间相互独立。德意志的两个军事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同时存在，不但没有减缓德意志的分裂，反而加剧了这种状况，传统的思想或者其他种种原因阻止了德国的统一，除非一个国家能够对另一个国家屈服。然而在滑铁卢之战的前三个月，俾斯麦出生了。谁也想不到这个在当时看起来毫不起眼的事件却影响深远。随着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斗争的延续，它们的追随者将德意志分成了两大阵营，这两大阵营的凝聚力都是依靠两个国家的君主给予的。然而从历史渊源和威信上来看，奥地利显得更加古老，同时它又是德意志的首邦。这两个国家的制度都是君主制，这一制度在法国大革命中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