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关河五十州)_第十一章反其道而行之（2 / 2）_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闪电战在二战中声名显赫，但它不是没有弱点，弱点之一就是由于地面部队特别是机械化兵团推进过快，补给线会被迅速拉长。对于这一点，坦克集团军很快就感受到了。

在以最快的速度越过大兴安岭以后，集团军距离原有的补给基地已有四百五十公里，加上地形复杂和天气变坏等原因，运送燃料的汽车难以跟上。

坦克兵团没有燃料，不亚于废铁一堆。下山后，近卫机械化第九军的二十三辆坦克、全部自行火炮和大量汽车被迫熄火，近卫机械化第三十旅只剩下七辆坦克和两个摩托化步兵连可以继续实施进攻，其他战斗单位的情况也大同小异。

坦克集团军不得不暂停前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方更刁钻一些，派兵截断集团军的补给部队，坦克兵团更会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德国人在苏德战争中的闪电战之所以弄得虎头蛇尾，并以惨败而告终，后勤供给线出现难以挽救的危机正是其主因之一。

幸好关东军在短时间内没有能力进行反击，也幸好坦克兵团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

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动用了两个航空兵师。在大雨、浓雾以及缺乏降落场地等不利条件下，两个航空兵师共出动飞机1755架次，向坦克兵团空投了约2072吨油料和186吨弹药。

经过补充，坦克集团军又重新具备了向前突击的能力。他们一昼夜推进180公里，进入了东北平原，沿途日军均未能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就在坦克集团军翻越大兴安岭的时候，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左翼部队——第三十九集团军和第三十六集团军已解决了阿尔山、海拉尔两大要塞。

在方面军的各支“箭头”中，有三支都是从西线对德战场上调过来的，除了坦克集团军外，还有第三十九集团军、第五十三集团军，这三支部队都被列入了突击集团。

第五十三集团军具有在战役纵深内机动作战的经验，它被作为第二梯队，在坦克集团军后面推进，以便在需要的时候扩大战果。第三十九集团军则因在苏德战争中多次充当先锋，所以被部署在了第一梯队。

第三十九集团军所要突破的阿尔山要塞是西部筑垒地域之一，整座要塞绵延近四十公里，包括阿尔山、五叉沟等多处抵抗枢纽部。诺蒙坎战役后，关东军进一步认识到阿尔山在对苏作战上的战略价值，遂又在要塞里添建了许多钢筋混凝土和土木质工事。

第三十九集团军以部分兵力对要塞进行封锁，主力则翻越大兴安岭，迅速向索伦开进。这样一来，驻守阿尔山要塞的第一〇七师团就被截断了后路。

如果第一〇七师团一根筋地决心要在要塞里打到光，对苏军而言绝不是什么幸事。关键时候，那位军司令官后宫君帮了忙，他下令第一〇七师团“向新京（即长春）转移”。

还未与苏军正面交战，第一〇七师团主力便奉命撤出要塞，苦心经营多年的防御工事没有派上半点用场。

远东战役时的关东军指挥官大多表现得手忙脚乱，顾此失彼。后宫也不例外，当他发现第三十九集团军还在向防线纵深推进时，又急忙令第一〇七师团暂停于索伦，并从中抽出近两个联队的兵力，在索伦附近迎击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先遣支队。

苏联远东军在远东战役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在各部队中都建立了强大的先遣支队。第三十九集团军的先遣支队由集团军快速集群组成，支队成员搭乘汽车，并配属有轻重机枪、不同口径的火炮和迫击炮、火箭炮、自行火炮等技术兵器。显然，这些支队具有相当大的机动性和火力。

先遣汽车的汽车分为两种，一种为越野能力较强的履带车，一种为越野能力较差的轮式车。由于地形的原因，履带车远远地开在前面，而轮式车却逡巡不前或只能勉强开动，时间一长，战斗队形就拉开了。

机动性不足，就无法保证必要的前进速度。各军军长都在寻求解决办法，近卫步兵第五军军长想到了一个方案，这就是组织二号先遣支队。

二号先遣支队编成内的车辆，基本都是一些越野性能强的战车和运输车，其中每个师先遣支队都编有三个自行火炮连。值得一提的是，三个自行火炮连都是从各营抽出来的。

由于自行火炮营的燃料都已耗尽，而且远离后方，为了不因等待后勤而浪费时间，各营便临时搜罗其他战斗车辆的油料来保障一个连的需要，并把这些连编入了新的先遣支队。

二号先遣支队一夜行进八十公里，在第二天早晨投入了索伦附近的战斗。

第一〇七师团的战斗力还远不及诺蒙坎战役时期的二十三师团、第七师团，其武器装备更无法与苏军相提并论，后者仅靠几支“波波沙”冲锋枪横扫，往往就能压得一个小队的日本兵抬不起头来。

日军的长项之一是白刃战，但战场上通常的情况是，还没等他们端着刺刀靠近苏军，就已被冲锋枪给打成了窟窿。即便是到短兵相接，一定要肉搏的时候，苏军也不喜欢拼刺刀，而是爱用枪托砸，或者用匕首格斗——苏联兵几乎人手一把匕首。

与关东军掺了太多新兵和补充兵不同，第三十九集团军多为从西线调来的老兵。这些从残酷的苏德战争中厮杀出来的老兵，不仅个个凶狠善战，而且极富作战经验。他们在经过被子弹打倒的日本兵身边时，都会在日本兵身上补一刀，或是用枪再扫上一梭子。据说这时因为苏军在西线和德军作战时，起初经常背后挨黑枪，后来才总结出了这一套路。

经过两个小时的厮杀，日军不仅未能挡住先遣支队的前进，反而被打得死伤累累，最后只得退进索伦城内。

先遣支队的冲锋枪手坐上坦克兜后追击。坦克刚抵近城边，城外高地上的日军永备火力点就开了火。

坦克纵队连忙展开战斗队形，冲锋枪手成散兵线散开。在进攻分队发起冲锋之前，前来支援的炮兵通过精确射击压制了其中一个火力点，工兵则在坦克炮的掩护下，炸毁了另一个火力点。

趁日军火力减弱，各进攻分队向高地发起冲击，但是刚冲上高地，日军的永备火力点又恢复了。苏军纷纷被机枪打倒在地，冲锋只得暂时中止。

苏联士兵谢洛科索夫冲上高地，在甩掉手中的所有手榴弹后，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射孔。这也是远东战役中出现比较早的一位舍身堵枪眼的勇士。

当天也就是8月12日下午，在经过短促而猛烈的炮火和航空兵火力准备后，第三十九集团军主力向索伦城发起进攻，一举占领该城。战斗中日军被打死三千多人，伪满洲国军骑兵师一部以师长为首缴械投降。

苏军在进入索伦城后，后勤已远远掉队，缺乏燃料的问题又严重起来，这使得他们不得不暂停进攻。鉴于第一〇七师团正在撤往新的防御地区，为加快进攻速度，近卫步兵第五军军长故技重施，决定将那些油料保障较好的部队抽出来，组成另一支先遣支队。

8月14日，新先遣支队在洮儿河撵上了第一〇七师团，并阻断了其前进的道路。

第一〇七师团面临着被合围的命运。该师团组织四次冲击，在付出惨重伤亡代价后，才得以从唯一可以逃跑的北面突围。师团余部退入呼和浩特北部山区，十几天后向苏军投降。

在外贝加尔方面军左翼这一进攻段，第三十六集团军所经历的战斗更为激烈。他们的先遣支队很早就突入了海拉尔市郊，但却迟迟无法冲破日军的要塞防线。

海拉尔要塞是西部最大的筑垒地域，按照设计要求，一旦苏军发动攻势，该要塞应能抵挡苏军的进攻七天至十天，以便为后方调整部署和调动军队赢得时间。

第三十六集团军主力决定分三路向海拉尔展开进攻，南路苏军准备从海拉尔河东越过伊敏桥，然后与北、中路的苏军一起完成对海拉尔的合围。

伊敏桥是当时海拉尔贯通伊敏河东西的唯一一座公路桥梁。在察觉苏军意图后，第八十独立混成旅团紧急派十名士兵赶往伊敏桥，炸毁了大桥两端的桥体。随后赶到伊敏河东岸的南路苏军望河兴叹，合围计划未能如期实现。

8月11日，清晨6点，两架日军战斗机飞临海拉尔上空进行盘旋侦察。苏军见状，立即用分布各处的高射炮进行密集射击，两架日机随后仓皇逃离。

要进攻海拉尔要塞，就不能不争夺制空权。上午10点，苏军战机开始降临于海拉尔的东山机场。日军东山阵地的守军为此组织了多个敢死队，在隐蔽接近机场后，使用手榴弹、汽油燃烧瓶轮番对战机进行袭击。

苏军一架通信联络机被烧毁，另外一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损伤。接到报警，苏军地面部队迅速赶到机场歼灭了日军敢死队。

在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中将的亲自坐镇监督下，下午2点，中路集团军主力对要塞各阵地同时展开猛烈攻击。仅在攻打敖包山的过程中，他们就连续击毁十五个永久性火力点和二十五个混凝土碉堡，打掉指挥所一座。

到了晚上，北路苏军同样取得进展，其中一部直插海拉尔，从而完成了对海拉尔要塞的全面合围。

尽管苏军攻势凶猛，但这一天并没有能够真正攻入要塞。在所有日军要塞中，海拉尔要塞完工最早，投入经费也最多，其结构之机巧和坚固可想而知。

海拉尔市区有五个较高山丘，五个抵抗枢纽部就围绕着这些山丘而筑成。之后，设计者又利用山丘之间的空隙高地，建立了十个辅助阵地。整座要塞以抵抗枢纽部为主，以辅助阵地和外围邻近的数十个独立支撑点为策应，从北到南，一共建立了五个抵抗区。

它们分别是：敖包山、河南台（又称北山）、松山、东樱台、伊东台。前面三个抵抗区俯视苏军的进攻方向，担任要塞前卫，后面两个抵抗区作为要塞的侧翼后卫。各抵抗区互相补充炮座死角，其中河南台的火炮更可覆盖要塞的全部阵地。

自从在诺蒙坎战役中吃了苏军坦克的亏之后，关东军对坦克的防御特别重视，他们不仅在要塞外围设置了大量的防坦克障碍物，还修建有数道反坦克壕。这些反坦克壕上宽五米，底深三米，与交通壕相交，基本上将苏军挡在了抵抗区的外面。

苏军连攻三天，始终无法进入要塞的核心区域，战事处于僵持不下的胶着状态。

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大幅度提高攻坚能力。集团军司令员卢钦斯基决定组建多兵种配合的强大战役集群，参加这一战役集群的除各精锐步兵师外，还包括了加农炮团、榴弹炮团、迫击炮团、独立坦克营、航空师等各种类型的特种部队。此外，方面军预备队也调来一个炮兵师进行支援。

苏军再攻敖包山，在突破外围的反坦克壕和铁刺网后，逐渐逼至对方的核心阵地附近。日军利用工事的多层次配置，一直死守硬拼，到8月13日，苏军才突破防线，杀入了对方的主阵地。又经过了一番血腥的白刃战，日军终于溃败，残敌钻进了地下工事。

海拉尔要塞不仅有地上工事，还有地下工事。这些地下工事主要就集中在敖包山、河南台，它们多数在地下十八到二十米处，且建筑规模宏大，设施完备。

河南台的地下通道长约四千二百余米，面积一万余平方米，有大小房间五十五个，是海拉尔要塞的日军指挥中心。也正是因为是指挥中枢，所以河南台的日军兵力配备最强，双方的攻防也更为激烈。

苏军根据该抵抗区西部地形较为平坦的特点，先从背后发起攻击，接着再从西南部、南部和东部实施多路夹击，但是由于河南台得到了松山的炮火配合，苏军坦克一度受阻，约有十辆坦克被击毁击伤。

参与进攻的坦克既以营为单位，当然也不在乎损失区区十辆。更多的坦克从缺口处涌入，加上炮火猛烈，日军的地面火力点被一个接一个地彻底摧毁。于是河南台的日军残部也像敖包山那样，转入了地下工事。

海拉尔要塞地下通道现存遗址（本图片源自网络）。

为了对付河南台、敖包山的“瓮中之鳖”，苏军把炸药、爆破筒、集束手榴弹、汽油等各种爆破燃烧手段都搬出来，以破坏地下通道的出入口，同时还让日俘喊话劝降，但效果并不明显。

与前两个抵抗区相比，松山、东樱台、伊东台因为没有地下通道，攻克难度要小一些，苏军甚至没有向东樱台发动正面攻击。

苏军不攻，东樱台的日军却也不敢乱动。这一抵抗区因处于伊敏河东，距其他抵抗区较远，又缺乏远程火炮，无法对其他阵地予以火力支援，所以只能眼巴巴地坐看同伴在苏军的进攻中灰飞烟灭。

熬到8月12日深夜，日军指挥官实在憋不住了，决定放弃阵地向南逃跑。可是两条小短腿又岂能跑得过坦克履带，苏军一路追击，最终在海拉尔东南约二十五公里处全歼了这股日军。

地下工事中的日军一直死守至8月17日清晨，在明白大势已去后，才挂出白旗投降。外贝加尔方面军预计在十日内攻克要塞，占领海拉尔。不计此后两三天的小型战斗，第三十六集团军共花了七天八夜。

虽然没有超出上级限定的时间范围，但苏军在海拉尔无疑打得相当吃力。仅仅一场攻坚战，就涌现了七个舍身炸碉堡的英雄，前后官兵伤亡估计在五千人左右，其中阵亡军官就有包括一名上校在内的一百四十五人。

由此可以想见，若苏军不发动闪电战，日军又都能这样依垒死守的话，苏军所要付出的代价不见得比太平洋战争中的美军更小。

相对方面军中央和左翼而言，右翼部队的任务要轻松得多。这一侧苏军的作战对象主要是伪满洲国军和伪蒙军。这些军队装备陈旧，训练很差，大部分士兵也都是强征入伍或纯为混口饭吃的中国人，内心里根本不愿意为日本人卖命。

当第十七集团军、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发动进攻时，守军不是一触即溃就是一打就降。

至8月14日，外贝加尔方面军主力指向关东军后方的道路被完全打通。近卫坦克第一集团军已前出至沈阳和长春附近，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则通过攻占东北与华北的交通线，切断了关东军和其关内战略预备队之间的联系。

在广阔战场的另一端，由远东第一方面军发动的攻势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远东第一方面军的前身是苏军滨海集群，作为战斗单位，集群比集团军还小，能够由集群直接改编为方面军，所多出来的兵员、装备和物资大部分都来自于西线的调运补充。

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是梅列茨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曾作为加伦的助手，出任苏联远东军参谋长，这段经历使他成为对远东地区最为熟悉、经验也最为丰富的东调将领。

邮票上的梅列茨科夫元帅。梅列茨科夫资历较深，参加过俄国内战和西班牙内战，苏芬战争后曾在短期内被斯大林提拔为苏军总参谋长。

后来加伦和梅列茨科夫同回莫斯科参加会议，梅列茨科夫因患咽炎留在了莫斯科，没有再回远东，而加伦却在两年后卷入大清洗并成为了政治的牺牲品。

梅列茨科夫其实也险些人头落地。苏德战争爆发后，他突然被逮捕入狱。审讯人员为了逼他承认意图谋反的罪名，实施了严刑拷打。梅列茨科夫被打断数根肋骨，在地上滚来滚去，其状非常之惨。

以为自己免不了要步从前老上司的后尘，不料三个月过去，他突然又被释放了。斯大林在接见他时问道：“梅列茨科夫同志，身体还好吗？”

随后梅列茨科夫才得知，德军正对列宁格勒发起猛攻。列宁格勒危在旦夕，斯大林要派他带兵去进行救援，而这恰恰救了他一命。

时事从来都诡谲难懂，比如这个时候，你能分得清谁是你的敌人，谁又是你的恩人吗？

无端被逮捕和审讯拷打的黑色经历，显然在梅列茨科夫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在那个时候，要抓谁杀谁，都不过来自于斯大林的一句话。梅列茨科夫意识到，一定是自己不小心得罪了斯大林，从而引起了这位红色沙皇的疑忌。

教训哪！原来“当自己意见和斯大林不相同时，他就会生气”，生气了后果会很严重。那我何必还一定要坚持，乃至把自个的小命都搭上去呢？

从此，只要遇到斯大林下达指令，明明知道有些地方不切实际，梅列茨科夫也选择尽力执行。华西列夫斯基曾把他和朱可夫放在一起做对比，说梅列茨科夫决策非常“慎重”，而且一定要弄清楚“上层”的意见才会行事。

通过苏德战争，斯大林倒是对这位“救火队长”的军事指挥才能更加赏识。他非常看重梅列茨科夫在军队训练、密林地区进攻和突破永久筑垒地域方面的经验，在准备对日作战时，便决定将其调往远东。

斯大林说：“这个机灵的雅罗斯拉夫尔人一定有办法打败日本人，他并非头一次在森林区作战和突破筑垒地域。”雅罗斯拉夫尔当时是苏联的一个州，但梅列茨科夫出生于莫斯科，并不是雅罗斯拉夫尔人。

梅列茨科夫自己也搞不懂斯大林为什么要这么称呼自己，有人说这是因为斯大林认为雅罗斯拉夫尔这个地方的人都很精明，他可能认为梅列茨科夫的机灵配得上做一个“雅罗斯拉夫尔人”。

早在二战之前，梅列茨科夫就已经是当时苏军仅有的五名大将之一，排名仅次于朱可夫。斯大林担心如果外界知道梅列茨科夫前往远东任职，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暴露最高统帅部的意图，因此在梅列茨科夫动身前往滨海地区之前，特地建议他使用假名，并暂时自称大将以便隐蔽。

梅列茨科夫表示更宁愿冒充上将，他还开玩笑地说，自己从没有戴过上将这种军衔，正好过过瘾。至于假名，梅列茨科夫使用了“马西莫克夫”，因为滨海地区的确有一个叫马西莫克夫的人，而且也是一名指挥集团军的将军。这样，即便相关信息被日本间谍所掌握，对方也不会对情报产生怀疑。

在莫斯科接受任命后，梅列茨科夫即偕同幕僚，乘坐专列前往远东。为了进行保密，他对外自称“马西莫克夫上将”，从梅列茨科夫开始，凡方面军野战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也一律以比自己的实际军衔低几级的军人名字相称。

原是特别快车的专列被伪装成了普通列车，到每一个车站前就提前挂上“票已售完”的牌子，而目的地也一直秘而不宣。除梅列茨科夫和他的少数高级幕僚外，其他随行人员都不知道要去哪里，大家只能在私下里胡蒙乱猜。

梅列茨科夫的副官每隔两小时就向他报告车里说法不一的推测：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国。有意思的是，谁也没有提到远东。

直到专列开始转入西伯利亚，所有猜测才自生自灭，但是梅列茨科夫仍未宣布明确的目的地，自然谁也不敢多问他一声。

途中只发生了一起未遂事故。一名中校利用专列在车站停车之机，给家里打了一份电报，告诉妻子自己此刻正在何处。这份电报被有关人员截收了，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类似的事情。

利用专列上的空闲时间，梅列茨科夫做足上任前的功课。他温习了过去曾学过的有关远东战区的知识，重新回忆了当年在苏联远东军时的戎马生涯，又浏览了一遍从莫斯科带来的相应书籍，包括对滨海地区的介绍以及远东的历史、地理和风俗。

到了滨海之后，一位从前在远东和梅列茨科夫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前来迎接，想要进行报告。趁着对方还没提到他的名字和军衔，梅列茨科夫赶紧出示了苏联统帅部签署的特别证件，上面有他的暂用军衔和姓名，事情这才没有穿帮。

第二天，梅列茨科夫给所有随他东调的军官换发了身份证，使大家名正言顺地成为“远东军人”。当天，他在滨海开了一个会，第一次向众人做自我介绍：“我叫马西莫克夫！”

会议刚一结束，就有一名军官走到“马西莫克夫”跟前问他：“您没听说人们都在谈论梅列茨科夫元帅到我们远东来了吗？”

“马西莫克夫”神色自若地回答道：“我没有听说过，而且我也从来没见过他！”

因为假身份所闹出的笑话和误会远不止一件。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上将也是梅列茨科夫过去的老同事，两人刚见面时，他发现梅列茨科夫佩戴的是上将肩章，不由得吓了一大跳，还以为梅列茨科夫又犯了什么错误被降了级。

普尔卡耶夫急忙指着梅列茨科夫肩头上的这两块牌子，深表同情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梅列茨科夫见怪不怪，笑了笑答道：“世间什么事都会有的。”然后便出示了特别证件。

普尔卡耶夫看了证件，才知道站在他面前的居然是“马西莫克夫”。他马上猜想到了是怎么一回事，也就什么问题都不再问了。

在大多数情况下，梅列茨科夫并不能随便出示证件。一天他在检查完一个团的装备之后坐下来吃晚饭，团长对他的身份倒是毫不怀疑，可是布置餐桌的团长夫人还有另外几位妇女总是不停地打量他们。这可能是因为二战前她们中有人曾在远东见到过梅列茨科夫，知道他长什么样。

饭后那位团长对梅列茨科夫的副官说：“我妻子在笑我，因为她敢肯定，和我坐在一起的不是马西莫克夫将军，而是梅列茨科夫元帅。”

梅列茨科夫等人的瞒天过海之术对日军大本营和关东军的情报网起到了很大的迷惑作用。在远东战役的准备期间，虽然日本人也探听到了远东有一系列新的军人任命，但始终没能弄清这些化名者的真实身份。

从远东战役的大方向上来说，当然是“上层”下达什么指令，梅列茨科夫尽可能予以服从，但具体到战役指挥，梅列茨科夫就显示出了他特有的认真和细腻。华西列夫斯基曾称赞梅列茨科夫擅长战役准备，而且有“预见性”。

在滨海地区的日子里，梅列茨科夫每天的工作日程都排得非常满。他一般会先派一批参谋去即将作战的地域进行现场勘察，以便方面军司令部从一开始就能对军队将在何处和如何展开行动，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在此之后，就会亲自驱车去熟悉部队和地形，出发前，他一般只穿便服或边防军士兵的服装，如遇必要，才随身带上相应的肩章。

滨海的许多地方道路崎岖，所乘的吉普车往往不听使唤。这时候车上的人就只得全部下车，把绳索套在自己身上，拉着车吭吭哧哧地走上几公里。

梅列茨科夫做将军已经很多年了，很少有机会碰到这种苦力活，自然是累得够呛。有一次大家在山里发现了一座小木屋，主人非常好客，请梅列茨科夫在高板床上休息。梅列茨科夫一则不愿打搅主人，二则也实在太累了，把一件毡斗篷往身上一裹，就躺在地板上呼呼大睡。

根据副官计算，那几天他们一共走了三百公里山路。

为了让自己对作战地域能有一个更好的了解，不管道路多么崎岖难行，梅列茨科夫都要尽量多走访几支部队。有些地方，他在二战前就曾经工作或到访过，当地一些不认识他的兵团指挥员惊奇地发现，这位无人知晓的“马西莫克夫将军”对地形竟然如此熟悉——他能够告诉司机哪里好走，车可以开得更快一些。

远东第一方面军的官兵主要来自于两部分，一部分是原滨海集群的远东军人，另一部分是苏德战争的东调人员。在梅列茨科夫看来，二者各有优缺点，战前都需要予以积极纠正。

前者长期待在滨海，熟悉敌情和对方的防御体系，对远东战区的地形、天气等情况也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但是由于未能参加苏德战争，导致他们普遍缺乏足够的作战经验。另一方面，主力之前被牵制在苏德战争的现实，也让他们在作战意识上偏重于防御，而不是积极主动的实施进攻。

梅列茨科夫特地腾出一段时间，向原远东人员介绍了苏军在西线取得的作战经验，并且通过训练，着重增强他们在更复杂的情况下实施主动进攻的意识和能力。

新的技术装备配置到各兵团后，有些远东军官对在滨海地区使用重型技术兵器抱有怀疑态度，首先遭到质疑的便是坦克，他们认为滨海地形复杂，坦克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梅列茨科夫除了亲自做报告，介绍坦克兵在北极等困难地域的作战经验外，还进行了有坦克部队参与的演习，用实践打消军官们的顾虑。

演习过程呈现出两极分化。凡是进行了周密准备，并仔细研究了地形和相关机械保障的坦克乘员组，在推进上都没有问题，证明坦克兵在滨海同样有用武之地。

不过也有一些准备工作做得比较差的坦克乘员组，坦克开得非常慢，有时甚至落在步兵后面。看到这种情况，梅列茨科夫就会毫不犹豫地让这些坦克兵从头进行准备，再来一轮演习。

东调人员在西线同德军的作战中取得了丰富的经验，而今可以巧妙地运用于滨海，这是长处，而他们的不足之处也正好是原远东人员所长，即对当地情况和敌情不够熟悉。

梅列茨科夫采取的办法，是让具有丰富远东经历的军官给东调人员上课，帮助他们了解日军的装备、战术和防御特点。组织授课的同时，方面军司令部根据滨海地区的地形、天气等特殊条件，抓紧进行了连、营、团、旅、师、军的各级演习，重点演练对筑垒地域的突破。

到远东战役开始之前，远东第一方面军沿边境线进攻的部署已经基本就绪。

三大方面军的会战，系以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为主，远东第二方面军为铺，而从作战难度上来说，远东第一方面军则又居于首位。

在1943年以后，由于苏德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关东军开始将筑垒地域改为纵深梯次配置，但在此之前，筑垒地域主要供展开进攻集团使用，而且一般都位于国界附近。

关东军在滨海前线的工事构筑最为完备，那里有八个筑垒地域，其中七个直接就在中苏交界处。这些筑垒地域大多修筑于复杂或起伏较大的地貌之上，建有永备火力点、土木火力点和地道，此外还有带掩蔽部的观察所和指挥所——只要想一想海拉尔要塞，就知道远东第一方面军承担的任务有多艰巨了。

梅列茨科夫说当他了解到滨海地区的这些敌情时，第一感觉就是“我真走运”，当然这里说的是反义。

对于方面军乃至整个远东苏军司令部而言，有关于关东军筑垒地域的情报可谓价值千金，而这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都来自于中国旅侦察分队。

中国旅的前身就是东北抗日联军（抗联）。二战爆发后，关东军使用四十万兵力对抗联进行“围剿”，致使抗联遭到严重损失。到1940年冬，抗联主力被迫暂时退入苏联境内过冬。

本来抗联准备先避开关东军的“围剿”，利用冬季整训的机会补充装备和给养，等解冻后再回东北继续抗战。可是因为当时苏联正忙于对德作战，而且不久又和日本缔结了中立条约，所以抗联的请求不仅没能得到批准，到后来甚至连人身自由都受到了限制。他们被严禁靠近中苏边境地区，怕的就是被边境上的日本人看到，从而贻对方以口实。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终于让抗联看到了希望。因为这场战争，苏联在远东地区面临的对日战争危险得到部分解除，苏联政府开始重新评估抗联的价值。

1942年7月，斯大林做出批示，决定给予抗联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的番号，这就是通常所称的中国旅，或称国际旅，抗联内部也称之为东北抗联教导旅。

中国旅的兵员总数为一千五百人，下辖四个步兵营，其中包括一个朝鲜营三个中国营，朝鲜营的营长就是后来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中国旅被列入了苏联远东军编制，官兵统一授予苏军军衔，由苏军发给军饷和装备。

也就从这时候起，苏联方面开始对中国旅进行系统军事训练，其中的一部分抗联战士还被抽调出来，接受了无线电收发、照相、测绘、跳伞等专业侦察训练，以后就组成了侦察分队。

中国旅部分干部合影。前排左四为周保中，左五为金日成。

在“八月风暴”之前，按照中国旅旅长周保中的命令，侦察分队的二百八十人组成二十多支特遣队，携带电台，秘密空降至东北敌后进行战前侦察。在这些英勇无畏的特遣队员的努力下，中苏边境防线以及关东军十七个筑垒地域的情况，都无一遗漏地被传送至中国旅情报中心。

根据中国旅情报中心等各方面汇集整理的情报，苏军最高统帅部印制并下发了日军在东北的防御体系资料，上面详细标明了日军防御工事的结构、位置、坚固程度、火力配备等诸多细节，远东红军连以上干部人手一册。

正是通过这些珍贵的情报资料，梅列茨科夫发现了敌人的弱点——关东军的滨海防线看上去几乎绵亘不断，但并非无隙可乘，实际上在筑垒地域和抵抗枢纽部之间，都有一些未设防的“间隙地”。显然，这些“间隙地”就是攻坚时可以利用的地方。

如何攻坚，是梅列茨科夫在战前需要考虑的核心内容。远东第一方面军有三十一个步兵师，比外贝加尔方面军还多四个，但快速师只有一个骑兵师。换句话说，外贝加尔方面军重在发挥机动性，追求一个快字，而远东第一方面军要的不是快，是通，其主要目标就是竭尽全力打开进攻路线。

与之相应，两个方面军在摆兵布阵上也有所不同。外贝加尔方面军是将坦克集团置于第一梯队，第一方面军是将坦克集团（具体指第十机械化军）放在第二梯队。梅列茨科夫解释他这么配置的理由：根据地形条件和敌人的防御编成，想马上有效地使用机械化部队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用于扩大第一梯队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