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关河五十州)_第十一章反其道而行之（1 / 2）_当关东军遇上苏联红军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华西列夫斯基和朱可夫同属于苏联最具有代表性的新一代将领。在苏德战争中，华西列夫斯基曾策划并指挥了许多漂亮仗，不过在那个阶段以及之前的诺蒙坎战役中，还是要数朱可夫更为耀眼一些，后者属于舞台上的中心人物。

到了远东战役，聚光灯也该打到华西列夫斯基身上了。这位优秀的幕僚长除了对作战计划进行精心谋划外，还决定在远东打一场闪电战。

日军所受的主要是攻击训练，日军条令中明确规定，进攻是战斗行动的基本类型。不过当他们被迫进入防御时，士兵顽强坚定的作战意志和不一般的单兵作战能力却在战争中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到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在争夺关岛、冲绳岛等岛屿的过程中可谓伤透了脑筋。现在苏军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你就算它关东军只有八个半师团的实际战斗力，但若能依托坚固工事死守，整件事也会变得相当麻烦。

华西列夫斯基采用闪电战的打法，就是要利用其奇袭和快袭的特点，在短时间内迅速打破敌方的持久防御，以避免与关东军陷入长久的对峙和消耗。

闪电战的鼻祖是德国，但其实在以往的战史中，日本发动突袭的例子也并不鲜见。当年日俄战争中对俄国开战是这样，后来偷袭珍珠港更是如此。

不管德国还是日本，实施行动前都在政治和外交上打过烟幕弹。苏联同样具备这些条件，比如一直以来，苏联表面上都对美日太平洋战争持中立态度，又比如，斯大林还没有在《波茨坦宣言》上签字。

当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包得住——你总不可能让西伯利亚铁路停下来，而苏联远东军实力飞速增长的数据也无法完全遮掩。日本人既不聋也不瞎，肯定能从中得出日苏战争不可避免这一结论。由此看来，苏军要达成闪电战的突然性似乎非常困难。

华西列夫斯基坚持要打闪电战，依据的还是苏德战争的例子：当时苏联也不是没有预料到会与德国人打起来，而且还做了战争准备，可是当德军发动闪电战时，苏军仍然感到措手不及。

玄机其实就在具体进攻时间的无法确定上。你一定要让对方相信，进攻他的时间是将来而不是现在，现在太平无事……

在开战前的那段日子里，苏联远东军照常在日军能观察到的地方割晒干草，军官照常疗养、休假，甚至于边境地带的居民也没有被内迁，总之关东军眼前所呈现出完全是一幅宁静和谐的画面。

华西列夫斯基还煞有介事地制订了一份7、8、9月的军事训练计划，然后让人广为散发，有意泄露给日军谍报人员。

在欺骗对方的同时，对自身的准备过程也进行了严格保密。华西列夫斯基专门制定了部队变更部署的特别规定，要求所属部队的指挥官对任何人都不得泄露军事行动的开始时间。

运到远东进行储备的军需物资，是日本参谋本部推断战争何时开始的一个重要依据。应苏联的要求，美国为苏联远东军提供了一定数量的燃料、粮食和汽车，它们直接从苏联在太平洋的港口运抵远东。这部分物资大大缩小了从苏联中心地区运输物资的时间和数量，当然也很容易让日本人判断不准远东储备品的实数。

华西列夫斯基很清楚这一点，他特地采用了非寻常的办法来集中和储备物资，从而使得日方只能把所有的决策依据都集中在西伯利亚交通干线。

西伯利亚毕竟只有一条铁路，就算是昼夜不停，其向远东提供物资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参谋本部算来算去，所有军需物资要储备就绪也得是秋天的事了，无怪乎他们会把战争开始的时间判断为秋天。

指挥人员及作战计划同样是保密的关键步骤。包括华西列夫斯基在内，参加指挥远东战役的几位苏军元帅全都奉令取下了元帅肩章。华西列夫斯基摇身一变，成了“瓦西里耶夫上将”，他的委任文书上写的也不是“远东苏军总司令”，而是“副国防人民委员”。

邮票上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华西列夫斯基历任苏军总参谋长、远东军总司令，在他任职期间，几乎经历了苏德战争中的所有重大战役。

除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外，在方面军范围内，只有方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即原来的政委）、参谋长和作战处长才被允许参加全部战役计划的拟制。到各兵种、各勤务部门，即便是最高指挥员也仅能参加所负责部分计划的拟制，而不能了解方面军的全部任务。

方面军对集团军下达命令需要通过书面指令，但接到书面指令的人员被严格限制于集团军司令员本人，后者接令后，再以亲自口述的方式对集团军发号施令。

所有作战计划、书面指令都有一个固定的存放地点，那就是方面军司令员和集团军司令员的个人保密柜。

苏军的保密工作不能说不细致不严苛，然而百密终有一疏，最后还是发生了一件非常严重的事件。

就在临开战前几天，苏军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什捷缅科收到了从《红星报》编辑部转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按通常的渠道送到报社的，信很薄，从外表看与几百封其他读者来信也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拆开之后，信的头几行字就让什捷缅科吃惊不小。

信是一位名叫彼得罗夫的老记者写来的。他在信的开头写道：“非常情况促使我这个老头子给你们写这封信。7月末，在有二十多名与军队无关的人员在场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位军衔为中校的红军军官十分卖劲地炫耀自己，同时还泄露了军队和国家的秘密！”

让人感到格外震惊的是，军官所泄露的正是远东战役的最高机密——“据他说，目前似乎正在加紧准备对日作战，并往远东派去了以华西列夫斯基元帅为首的一群总参谋部的军官……”

彼得罗夫耳闻目睹了这一切。作为一个苏联公民，其警惕性和责任感显然都非常强，他不仅给《红星报》写了人民来信，还在信中要求对泄密者给予必要的惩戒：“要让他懂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我们国家的利益要比这个年轻人的个人幸福宝贵得多。”

此时正值苏军准备对日作战的最后时刻，作战计划、作战时间已经完全确定，所以什捷缅科比写信的老记者更清楚，如果这份情报被日方所掌握，给苏军造成的损失将有多大。

什捷缅科立即组织展开调查。信中所说的饶舌鬼很快就找到了，原来他是被选派到远东总司令部的一名工作人员。调查过程中同时查明，此人还在那个公共场所喋喋不休地大声讲了不少其他机密，比如他的直属首长的情况，以及苏军最高统帅部在准备对日作战方面采取的一些措施。

什捷缅科后来回忆，还觉得自己犹如经历了一场噩梦，因为他不知道所有这些机密是否已经传出去或到了日军谍报人员手里。

再进行调查，很幸运，除了当时的二十多个听众和老记者彼得罗夫外，饶舌鬼的话尚未能够传播到更大范围里去。

这样一个不守军队纪律、泄露最高机密的军官，别说无法再在远东苏军总司令部内找到容身之地，就算在军队的其他司令部或部门工作也不可能了。什捷缅科将他清除出了军队。

由于这件事牵涉到远东总司令部乃至华西列夫斯基，又尚未发现对苏军造成不利后果，所以总参谋部没有就此事向斯大林单独汇报。

开战的时刻日益迫近。据苏军侦察部门得到的情报，关东军的兵力数量还在继续增长，但没有任何其他异常的情况发生。什捷缅科松了口气，他确信关东军仍然被蒙在鼓里，行动的主动权始终被苏军牢牢地掌握在手中。

1945年8月9日零点稍过，关东军总司令部就接到了驻牡丹江第一方面军的电话报告，电话中说：“牡丹江市遭到敌人空袭。”

半个小时后，关东军总司令部所在地长春的上空也出现了苏军轰炸机。

即便到这个时候，关东军仍未接到大本营的相关通告。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宣战后，虽然口头上同意日本大使馆可向东京报信，但实际上日本国内并没有能够从大使馆得到任何消息。有证据表明，是苏联政府无限期扣留了大使馆所发出的电报。

关东军在遭到空袭时，总司令官山田乙三正在大连出差，不在长春。为了做重新部署的准备，日军主力已撤离边境地区，驻扎在边境的军事力量只有先前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很多用来防御的炮兵部队也已经被调走。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对苏军发动的这场名为“八月风暴”的攻势，关东军缺乏必要的准备。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战后供述：“苏联在8月8日这天宣战（按莫斯科时间），对关东军指挥部来说是异常突然的。”同样感到“异常突然”的还有大本营，当他们通过专用军事电话得知这一消息时，顿时惊恐万状，狼狈不堪。

战前，远东地区分散的航空兵部队都被统一起来，组成了航空集团军。远东红军一共建立了三个航空集团军，当天首批执行轰炸任务的是第九航空集团军所属的第十九轰炸军团。他们一共出动七十六架伊尔-4轰炸机，对长春等地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攻击。

如果仅从作战所依赖的天气条件上来说，8月份确实糟糕。月初以来，本来天气一直晴朗，但到8日晚，天却突然变了，东北地区电闪雷鸣，暴雨倾盆。尽管如此，空军总司令诺维科夫元帅仍然下令第九、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和太平洋舰队的航空兵部队继续执行突击任务。

8月9日拂晓，在战斗机的掩护下，三百四十七架苏军轰炸机对东北地区的大批军事目标、铁路枢纽乃至朝鲜的部队目标实施了轰炸，给关东军造成极大损失，其中仅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就破坏了九座车站建筑物，炸毁数列载有技术兵器的列车。

诺维科夫有与日军航空部队较量的足够底气。远东的三个航空集团军共拥有飞机三千八百架，再加上太平洋舰队的海基飞机一千五百架，苏军在整个远东地区的战机达到五千三百架。除此之外，另有从西线调来的五个飞行师作为加强部队。

关东军只有一千八百架飞机，苏军飞机是它的三倍以上。这还仅仅是比数量。质量上，经过二战特别是苏德战争洗礼的苏军在技术兵器上早已实现更新换代，远东航空军从战斗机到轰炸机，再到低空支援地面部队的强击机，不仅性能优越，而且经过了西线大空战的检验。反观日机，却并没有比诺蒙坎战役时期进步多少，机型全都陈旧不堪。

伊尔-2强击机。航空史上单产量最大的军用飞机，著名的坦克杀手，是参加远东战役的主要战机之一。

无论数量还是质量，苏军都优势明显，他们不怕空战。可是让诺维科夫感到不解的是，在第一天的空袭中，航空兵们在空中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碍。

诺维科夫立即下令查明原因。数小时后，他得到报告：“如果不算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机场上的零星飞机，满洲实际上已没有日本飞机了。”

这就更奇怪了，难道在这一天时间里，那一千八百架飞机全像肥皂泡一样地消失啦？

又经过多方查证，诺维科夫终于弄明白，原来日军大本营为了进行本土决战，在远东战役开始的第一天，就将远东军部署在东北的几乎全部飞机都转移到了朝鲜南部和日本国内机场。

在对手缺席的情况下，苏军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各航空部队开始为地面进攻部队提供空中直接支援。

关东军在东北边境上的防御部署上有一个特点，即“东强西弱”。这并不完全是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乙三的有意为之，更多是出于实际需要。

即将发生战事的内陆面积约有一百五十万平方公里，关东军需要防守的三面边界长达四千四百公里。如此宽广的防御面积和防御线，决定了山田不可能有足够兵力部署于每一个区域，而必须分出重点和主次。

在防御地形上，除最东面的滨海地区外，从东到西，地障越来越多：北面有小兴安岭、黑龙江；西北面有大兴安岭、伊勒呼里山的各条支脉；西面不仅有大兴安岭，还有戈壁沙漠。

沙漠、草原和山岭，都不利于大兵团运动，山田由此推断，苏军将主要从东部实施突击。既然东部可能是苏军攻击的重点，自然也就是日军防守的重点。

苏军习惯把永久性大型军事要塞称为筑垒地域。关东军十七个筑垒地域，有四个在朝鲜，一个在北萨哈林（北库页岛），其余十二个边境要塞中，有八个直接针对苏联滨海地区。

山田在东部防线设置了两个梯队的部队，第一梯队主要依托于筑垒地域对苏军的进攻实施拦阻和封锁。这些地域与当地的原始森林和山地相连接，每一个都深达四十公里以上，正面宽二十到一百公里。它们不但可以加强防御，还能为进一步集中和展开兵力创造有利条件——后面不远处就是第二梯队，必要时可以拉上去作战。

山田认为，有这两道保险阀，东部防线足可确保无忧。苏军高层在讨论作战计划时，也感到要突破东部防线特别是滨海防线会比较困难。

苏联远东军此时共有三支主力，分别是外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一方面军、远东第二方面军。它们计划分别从三个战略方向实施向心突击，其中外贝加尔方面军自西部的外贝加尔，远东第一方面军自东部的滨海，远东第二方面军自北部的黑龙江沿岸。

有人建议采用“调虎离山”之计，由外贝加尔方面军首先实施突击，将日军兵力从滨海地区调开。如果这一方案能够付诸实施，根据幕僚们的计算，大致在战役开始后的第十天，日军就有可能将兵力从滨海调至外贝加尔。随后，远东第一方面军便可以从滨海地区顺利实施突击。

问题是，谁也不能担保日军一定会这么做。在内线的东北平原上，铁路和公路等交通线增强了关东军各部队的机动性。针对苏军“调虎离山”的方案，山田完全可以在不削弱滨海方向兵力的情况下，从其他方向调拨部队至外贝加尔。与此同时，在山田采取反突击措施后，苏军在滨海地区的行动也将失去突然性。

实际上，山田在战略上就包含了这一用意。按照关东军总司令部制订的防御计划，关东军应将三分之一左右的兵力配置在边境主要防御地段，依托筑垒工事和有利地形，抗击苏军的进攻，以掩护主力机动。其他三分之二的兵力作为战役机动部队，配置在纵深，随时准备前出至受威胁的方向，以反击苏军突破并阻止其进攻。这叫作“内紧外松”。

如果调换一下次序，先由滨海攻，再由外贝加尔攻呢？结果是差不多的，也就是山田都有办法将部队从一个方向调往另一个方向，从而依次击破各方面军的进攻。

要不把所有兵力集中起来，在外贝加尔、滨海或黑龙江沿岸的任何一点率先实现突破？这种一锤子买卖更不保险。关东军就算是守不住需要退却时，也可以继续从后方特别是朝鲜获得供应，预备队的到达更会加厚其兵力密度。这样一来，苏军就无法期望迅速结束战争，并很可能遭遇到与美军相仿的困境和尴尬。

经过研究，华西列夫斯基认为，三大方面军必须同时展开进攻，而且东西部最好实施相向突击——

关东军是在不得不与其他日军单位相对隔绝的情况下作战的。要把这种相对的隔绝变成彻底的隔绝，就要在主力实施突击的同时，设法切断关东军与其后方的联系。

若从外贝加尔突击，只能迫使关东军后退，达不到包围关东军和切断前后方联系的目的。不仅如此，外贝加尔方面军右翼还将面临日军在蒙古边境的筑垒地域的威胁。

基于这一考虑，外贝加尔的突击方向被改成了外蒙古境内。作战意图也进一步明确为：通过东西部的相向突击来孤立关东军，通过北部的正面突击来协助分割和消灭关东军。

8月9日拂晓，三大方面军主力同时启动，怒涛般的向中苏边境席卷而来。

过去在西线，参战部队通常都是在相互衔接的情况下平行实施进攻，像远东战役中这样的进攻方式，自二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远东的情况异常复杂，各个方向的地理和作战状况又大不相同，在这种条件下要组织、保持和协调好各方面军之间的紧密协同，对任何一个会战指挥者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

后来战役的整个进展过程证明，华西列夫斯基在这方面表现得相当出色。

从双方的布阵阵型来看，山田摆的是“东强西弱”，华西列夫斯基反其道而行之，把主攻方向选择在了关东军的西部防线，也就是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处的外蒙古地段。

利用地形来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是远东战役的一大特点。从地理条件上来看，外蒙古地段多为大山、原始森林和沙漠，步兵尚且难以通行，坦克就更不用说了，山田绝难想到苏军会从此处实施突击。

在西部外蒙古边界的很长一段距离内，关东军都没有构筑工事，也没有掩护部队设防。其中最为薄弱的一段，在外蒙古极右翼的张家口—北京方向，那里全是辽阔的沙漠，根本就没有日军。不过外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认为，如果他的部队在这一段展开进攻，除了与大自然的困难做无效斗争外，实际毫无所得。

马利诺夫斯基的经历很是传奇，他以士兵身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作为“俄罗斯参战远征军”为法国征战。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法国不得已遣返俄军回国，只有少数特别勇猛的精兵才被允许留在“法国外籍兵团”继续助战，其中就包括马利诺夫斯基。他在外籍兵团的军事生涯一直维持到了一战结束，为此还得到了法国人颁发的勋章。

马利诺夫斯基一度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担任总教官，专门教授作战课程。此后他赶上了苏联高级军事干部新旧交替的大好时机，开始迅速崭露头角。1941年起，由少将升中将，两年后升上将，接着又荣升大将，直至1944年晋升为元帅，并荣膺苏联英雄称号。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他始终在前线，分别担任过军司令员、方面军司令员等职。

德国投降后，马利诺夫斯基才奉命来到远东。他认为西线的指挥经验同样适用于远东，而按照西线经验，外贝加尔方面军就应该在最能取得战果的地方，或者说一定能够摧毁敌方主力的方向上实施突击。

在马利诺夫斯基看来，内蒙的索伦方向完全符合这一要求，于是他决定把索伦作为主攻击方向。

外贝加尔方面军辖四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另配属有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第十二航空集团军和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马利诺夫斯基最初计划将他的部队分成两个进攻梯队，其中坦克集团军被纳入第二梯队。

华西列夫斯基同意两个梯队的配置，但是不同意将坦克集团军列为第二梯队。他认为，这种配置将无法使坦克突击在闪电战中起到主导作用。具体来说，坦克军不仅在向东推进的速度上，会受到前面步兵的限制，同时，这一原本强大的装甲拳头也不能再支援步兵夺取和扼守要道。

坦克可掩护步兵，反过来，步兵却无法掩护坦克。华西列夫斯基设想了这样一种情境：后面的狭隘通道和山间道路上塞满了步兵及其辎重，使得坦克根本无法向前推进。

T-34坦克。苏军早期的T-26坦克和BT坦克的表现都不突出，原因是装甲防护脆弱，容易被反坦克武器所击毁。T-34坦克专门为此而制造，它不仅拥有较厚的装甲，而且配备了强力火炮和可靠的传动装置。在苏德战争和远东战役中，苏军所使用的主战坦克都是T-34。

当然，马利诺夫斯基作如此配置也不是没有依据。在索伦方向的初始段，既没有又宽又深的黑龙江，也没有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更没有为数众多的筑垒地域。部队所要经过的是大面积的戈壁滩，无论行军还是作战都相对要容易一些，但是进入纵深就不同了。那里有大兴安岭，坦克兵要越过这样的大山，肯定会比较费劲。

对于马利诺夫斯基所提出的问题，华西列夫斯基觉得不难解决。在他看来，有经验的坦克兵完全可以克服山地障碍，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凭借坦克集团军的强突击力、高速度以及大纵深进攻的能力，出敌不意地击垮守军，从而顺利翻越大兴安岭。

从日军战史上分析，他们之前尚未抗击过大规模的坦克突击，即便是诺蒙坎战役，当时的场面和阵势也无法和现在相比。这使得日军习惯于敌方按部就班的行动和较慢的进攻速度，对不进行炮火准备就大量使用坦克进攻缺乏准备。

根据苏军所掌握的情报，关东军在大兴安岭尚未构筑好阵地，仅有少数部队占据着个别的野战工事。华西列夫斯基认定，只要让坦克兵先敌占领山间通道，则守军根本无力与坦克集团军进行对抗。

斯大林在看到华西列夫斯基代表远东总司令部所提交的意见后，认为他的理由有充分说服力，于是建议马利诺夫斯基重新考虑计划中有争议的部分。马利诺夫斯基对此表示同意，坦克集团军终于被列入了第一梯队。

8月9日，凌晨零点10分，在不经炮火和航空兵火力准备的情况下，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以夜幕为掩护，同时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境线。

4点40分，外贝加尔方面军各部从蒙古的塔布察格布拉克突击部出发，一齐向前推进。从作战态势上看，它们就好像是从一个中心点发出的无数箭头，这些箭头最后又形成了指向大兴安岭的一幅扇面。

那一带的沙漠和草原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么多军队和坦克车辆。由于进攻突然，而且日军在这一方向上缺乏抗击的准备，所以当方面军转入作战行动时，几乎没有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连敌人的防御工事也很少见到。

作战过程由此变得相当简单，只需T-34坦克冲上去给上几炮，或者机枪打几梭子。躲在工事里的日本兵不是被炮轰上天，就是被机枪扫死，能够侥幸跑出来的，也多数会被追上来的坦克碾成肉饼。

恶劣的自然条件可以说是苏军所必须面对的唯一大敌。这里有的是一遇刮风就像火山喷发那样烟尘滚滚的沙丘，有的是坎坷不平的盐碱地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战前，连熟悉远东地形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难以提供相应的地图，远东制图机构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为指挥员制作出必要的地理资料。

由于沿途判定方位比较困难，苏军对行军路线都用特制的路标加以标志，山丘和高地上则专门设置从远处就可以辨认的方位标志，夜间还会放上灯标。

人在戈壁滩上行走，最重要的是还得有水，尤其苏军是在烈日当空的情况下实施高强度行军，官兵普遍口干舌燥，平均过上五到十分钟就想喝一次水。

如同诺蒙坎战役一样，苏日两军一上来比拼的就不是谁更能打，而是谁的后勤补给能力更强。关东军在诺蒙坎时期不注重后勤补给，后来也基本上毫无改观，其后勤部队的士兵往往都是刚入伍的新兵，或即将退伍的老兵。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一般都不愿意做后勤主任参谋，因为那太不显眼，也太让人看不起了。

苏军则不然，他们一直把保障后勤看成是战胜敌军的一项重要因素，且从不放松对后勤干部的培养和训练。仅在1939年到1940年的两年间，苏联就新建了有关后勤方面的军事大学和军官学校。

从战备阶段起，苏联远东军就十分重视作战部队和后勤部队之间的联系及平衡问题。为了解决可能遇到的缺水问题，从6月10日到8月8日，外贝加尔方面军的工程兵总共构筑了1194口水井，修复水井322口，其中仅在坦克集团军的集中和出发地域内，就挖了200多口水井，并准备了大量备用井架。

在方面军的行军路线上，每昼夜有873口水井供水，总供水量达到15920立方米，基本保证了官兵在行军中不会遇到用水困难。

在飞机的指引和支援下，集团军的坦克洪流般汹涌向前。

战役第一天，外贝加尔方面军各部平均向前推进了五十至六十公里。坦克集团军最快，在日落之前，他们向纵深推进达一百五十公里，其先遣支队更已接近大兴安岭支脉。

苏军不管是进攻的规模、进攻的速度还是突击的方向，都在关东军的意料之外。关东军司令部判断，如果苏军以此速度继续前进，将于8月14日、15日进入长春附近，换句话说，苏联人在一周之内就可以打到关东军的老巢。已经返回长春应急的山田只得又离开长春，前往设于通化的战斗司令部进行指挥。

苏军还在继续往前快速推进，尤以坦克集团军一马当先。按照“机械军在前，坦克军在后”的原则，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内部又分成两个梯队，其中近卫机械化第九军和机械化第七军为第一梯队。在近卫机械化第九军后面跟进的，是被列为第二梯队的近卫坦克第五军。

战役一开始，坦克集团军就以疏开的行军队形前进，在十五至二十公里的沙漠地带，各军排成了四至六个平行纵队。为了帮助它们保持总的运动方向，航空部队派出了波-2飞机。

波-2飞机虽然一直难当大任，但它可以执行一些主力机型不方便完成的任务，比如在诺蒙坎战役中就被用作了袭扰机。这时它所扮演的角色是“联络机”，主要是利用了其起降距离短且能够进行超低空飞行的特点。

事实上，在坦克集团军的推进过程中，第十二航空集团军的约一千二百架战机一直在对其进行空中支援。坦克集团军中专门配备有航空兵代表和空军后勤先遣支队，他们负责为担负掩护和支援任务的航空兵准备驻扎机场。

有了驻扎机场，航空兵就可以在不脱离坦克兵团的情况下，一面根据需要对日军实施突击，一面迅速而及时地为坦克兵团提供必要的支援。

8月10日，在空军的协同下，坦克集团军主力向前推进一百至一百二十公里，已接近大兴安岭的分水岭。

就在此时，集团军司令部突然进行了一个对调，即将近卫坦克第五军调到第一梯队，原来在坦克军前面的近卫机械化第九军被移至第二梯队。

<h4>最艰巨的一次行军</h4>

根据当时的气象预报，大兴安岭区域的天气将要恶化，集团军得加紧越过山岭，而近卫机械化第九军的燃料却已告不足。

对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相对于机械化军，坦克军的山地越野能力要更强一些。完成对调之后，集团军分三条行军路线通过大兴安岭：近卫坦克第五军、近卫机械化第九军沿同一道路，近卫机械化第七军则分成两条道路。

8月10日下午，近卫坦克第五军率先开始翻越大兴安岭。

先前设想过的困难都在翻越过程中一一出现了。例如山路有很多急弯和陡坡，有时坡度竟达30度，还有些区域，道路被大片水洼地所切断，即使履带车辆也难以通过。遇到这种情况，除了要求坦克兵必须具备熟练技能并集中全部精力外，主要还依赖于工兵的排障。

近卫坦克第五军拥有一个配属的集团军工兵旅。看到山路有急弯和陡坡乃至被阻断，工兵就用束柴和石头铺设道路。在山路越走越窄，成了羊肠小道的地方，他们会用炸药加宽路面，以保障坦克行进。

晚上11点，近卫坦克第五军先头旅到达查干达坂山口，而近卫坦克二十一旅已接近台日黑山口。

这是战役发起的第二天。当天关东军部署于西部防线的国境哨所被全部摧毁，野战部队的掩护兵力被驱散。外贝加尔方面军所属的各集团军全部已经进入东北境内，并突入边境防御的纵深。

虽然苏联早就对日宣战，但大本营迟迟下不了决心，到这时他们才回过神来。就苏联参加对日作战问题，陆相阿南惟几通过报界和电台发表谈话：“纵使茹草啖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莫烦恼，勇往直前！”

话虽是这么说，实际上从大本营到关东军都相当沮丧和“烦恼”。按照关东军“东强西弱，内紧外松”的防御计划，被用于边境及中间防御地区的部队只有八个步兵师团和八个步兵旅团，而且多由原来的边境守备队改编而成。西部防线也是如此，担负西部防务的第三方面军共有八个步兵师团、三个步兵旅团和一个坦克旅团，不过根据防御计划，只有两个师团（第一一九师团、第一〇七师团）分布于边境。

原来以为苏军会进攻东部防线，没想到攻的是西部防线，更没想到才两天时间，西部防线已被打到千疮百孔，边境地域的日军防御阵地不是被迂回就是被摧毁。

主力实施机动作战的前提，是边境守军先得扛上一把，否则就算调过去也是白给。

大本营给关东军下达命令：“考虑到帝国整个战局，朝鲜是最后防线，需要绝对保住。满洲只是前进基地，在万不得已时可以放弃。”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以“王道乐土”为幌子炮制的“满洲国”，转眼之间就被不值一文地给抛弃了。

“满洲国”是关东军起家的基地，关东军总司令官山田当然不会轻而易举就予以放弃。他决定将主力集结于“满洲”纵深，在图们至长春、长春至大连的铁路线附近组织决战。

第三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大将与山田的认识基本一致。他也认为关东军作战准备不足，难以进行大本营想要的那种持久战，与其放弃现有阵地，还不如调动第三方面军的全部主力，在东北平原与从西部突进的苏军作殊死一战——管它有枣无枣，先打上三竿子再说，没准还有扭转局势的一线希望呢。

后宫命令方面军主力尽快赶到长春、沈阳参加决战。方面军司令部不再增派部队前去西线主动迎击苏军，而只以目前防线上的有限兵力迟滞苏军的进攻，以便为主力调动和集结赢得时间。

关东军要抢时间，苏军更要抢时间。从8月10日晚上11点起，近卫坦克第五军继续翻越大兴安岭。坦克兵们用了七个小时，越过四十公里的一段山路，平均每小时行进五至六公里。在这种地形条件下，又是夜间行动，能达到这么快的速度，是一件非常不简单的事。

就在坦克军下山时，气象预报的结果应验了，大兴安岭区域的天气迅速恶化，下起了倾盆大雨。暴雨使得河流泛滥，谷地里溢满积水，行军纵队的速度也因此慢了下来。

近卫坦克第五军的军长急于下山，他试图把部队分成两个纵队，以加快下山的速度，可是不但没有成功，队形还被插乱了，在一些狭窄地点坦克发生了堵塞。

分纵队不靠谱，靠谱的还是集团军工兵旅。工兵们冒着大雨，用准备好的桁架架设了通过山洪的桥梁，并在浸水的地段加固路面和构筑徒涉场。

8月11日，近卫坦克第五军终于翻过了大兴安岭。

相比于履带车，轮式车的山地越野要逊色得多。近卫机械化第七军全部都是轮式车，在山地行进时速度较慢，因此直到第二天早上才下山。

轮到他们下山时，行动更加困难。第七军为此采取了一些新的办法，比如坦克在下山遇到陡坡便使用钢索：钢索两端索着两辆坦克，一辆在前，一辆在后，后面的坦克进行制动刹车，以免前面的坦克下滑。汽车则采取“连锁法”，即好几辆连在一起下山。

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是从西线调过来的装甲部队，名称中的近卫，是只有特殊功勋部队才能拥有的荣誉，说明曾在苏德战场久经战阵且立下过大功。以近卫机械化第七军为例，就凭借战功先后荣获过新乌兰克勋章、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

近卫机械化第七军有过在各种地域条件下作战的经历，其中包括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地的山林地带，但是最令他们感到困难与自豪的还是此次翻越大兴安岭行动。在该军的作战日记中，对此有一段高度概括的记载：“1945年8月11日这一天，我们这个军完成了它历史上最艰巨的一次行军。”

在近卫机械化第七军之后，近卫机械化第九军也下了山。到8月12日为止，整个集团军的全部人马都越过了大兴安岭，开始向东北平原挺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