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围绕未来战局如何发展，日本军方内部曾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即“南进派”和“北进派”。

“南进派”主张抓紧时机向南发展，先占领中国海岸线，进而控制南洋诸岛屿。七七事变以及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可以说正合了此辈的心意。

与“南进派”重视南方不同，“北进派”更关注北方。这一派认为苏联才是真正的肘腋之患，所以应该趁苏联国力还不够强大的时候，早点发动进攻，这样才能保证伪满这一“帝国生命线”的安全和稳定。

作为对苏联的两次较大规模的武力试探，张鼓峰和诺蒙坎两役着实吊足了“北进派”的胃口。可是正所谓“人有百巧，天有千变”，两次战役都输了，而且输得一个比一个惨。尤其是诺蒙坎战役，关东军主力居然被老毛子揍得满地找牙，都不知道该找谁说理去。

原来苏联的国力不是还不够强大，而是已经很强大。苏联红军也决非当年的俄军可比，若是贸贸然上去找碴儿，那就是老鼠钻进猫儿的窝——完全不顾死活了。

诺蒙坎战役期间，关东军司令部正以“北边振兴计划”为名，在中苏边境的八个省（按当时的区域划分）内大兴土木，扩建军事设施。经历这次战役后，他们开始意识到光是加强战备还不济事，最重要的是得扩充兵力。

<h4>千载难逢的好时机</h4>

广义上，“朝鲜军”的两个师团也可以被看成是关东军的一部分，不过事实上，关东军的直辖师团只有第七师团、第二十三师团。在诺蒙坎战役中，参谋本部曾想把第五师团调拨给关东军，但关东军司令部死要面子，硬是给拒绝了，结果到兵力不足时，只得从国境守备队里临时抽调。事后，这便被他们视为落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简而言之，关东军的这帮人并不认为在诺蒙坎打不过苏军，是因为技战术或者武器、情报、后勤等环节出了问题。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兵不够多，才让老毛子钻了空子。

可是扩军并不容易。七七事变之初，陆军大臣杉山元曾信誓旦旦地向天皇裕仁保证，说两个月就可以结束侵华战事，但事与愿违，战事持续两年也没能看到头。关内侵华日军由此深陷泥潭，这个时候如果要把部队抽出来给关东军，必须得有一个能说服得了人的理由才行。

理由是什么，难道是诺蒙坎战役末期，关东军那忙忙如漏网之鱼，急急似脱扣之兔的窘迫之态？

说出来都嫌丢人，还是不说吧。正好这个时候，日苏关系又出现了缓和迹象，关东军的扩军计划更加难以启齿。

想当初，日本一心想和德国军事结盟，不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德国反而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曾是诺蒙坎战役期间，最令日本人大跌眼镜且痛心不已的一件事。

可也正是在德苏缔约之后，苏联对日本表现出了很不一样的姿态。别的不论，单是苏军在诺蒙坎战役中手下留情，网开一面的做法，就已经够让人浮想联翩了。

奇怪吗？一点都不奇怪。德苏缔约，并不表明它们之间存在着真正的信任关系，更多的只是相互利用。斯大林要暂时蛰伏，等待捞下面一票，所以既不想与德国为敌，也不打算跟日本对耗。至于希特勒，在不相信日本有力量抗衡苏联的情况下，表面上与苏联交好，则可以让他在东方获得安全保障，从而全力对付西欧诸国。

果不其然，在解除对苏联的后顾之忧后，希特勒随即在西方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闪电战。1939年9月，就在诺蒙坎战役即将收官之际，德国突然攻下波兰，英法不得不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搞定了波兰，德国就像一只既狡黠又凶残的猛兽，先是静伏片刻，接着再次一跃而上，并很快席卷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各国，所取得的战绩远远超过了预订计划和外界的想象。

当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国陆军磨刀霍霍，盘踞于英伦三岛对岸时，他们要实现占领英国本土的目标，看起来也不过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希特勒向全世界宣布：“最后的胜利属于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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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军以闪电战的方式突袭波兰。这是波兰战役中正在向前推进的德军坦克部队。

知道德军厉害，没想到这么厉害。日本人在震惊和羡慕之余，忽然担心起来：如果最后胜利真的属于德国，那么英国在东方的殖民地怎么办？荷兰、法国的殖民地一旦落到德国手里，又该如何处置？

这些东方殖民地当然还在英、荷、法的实际控制之下，可是在日本人想来，既然荷、法已经完蛋，英国注定要完蛋，那么接盘的就应该是他们日本，而不是德国。

其实这时的德国自己也没有完胜英国的信心，正处于骑虎难下的尴尬之中，更不可能分出力量到东南亚来攻城略地。过去，希特勒的确瞧不上日本的军事实力，然而现在这种局面，却是谁上来搭把手都是好的。再退一步说，日军总不至于比意大利的军队更不济吧？

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主动告诉原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英帝国的崩溃已经指日可待，日本迎来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面对“南进”的诱惑以及德国抛来的橄榄枝，当政的米内内阁最初并不为之所动。已调任日本驻英大使的重光葵认为，德国虽然在欧洲大陆保持着优势，但英国却在海上占有优势，且在空中防卫上也有充分准备，这使英国起码能够在对德作战中保持不败地位。

更重要的是，英美两国不论在精神还是利害关系上都步调一致，某种程度上，英国的灭亡就意味着美国的灭亡，所以美国绝不会见危不救。一旦英国得到美国的援助，英国还将由不败地位转向胜利地位。

重光葵的意见在米内内阁内部产生了很大共鸣，然而悲哀的是，在昭和时代的日本，能够有能力左右一切的从来都是军部，而军部根本就不睬这一套。

在“南进派”的推动下，日本军部决定从速和德、意缔结同盟，并开始以一致的态度对米内内阁施加压力直至促其垮台。

在昭和时代，倒阁并不困难，只要军部翻脸即可。具体操作程序是这样的：参谋次长泽田茂找到陆相畑俊六，向他出示了“总长宫殿下”（即参谋总长载仁亲王）盖的印章，告诉他要如何如何。然后畑俊六向内阁提出辞职，但不答应推荐继任陆相。

没有陆相，内阁就组不起来，米内内阁被迫总辞职。得到军部拥护的近卫内阁随后热闹登场，这是近卫文麿历史上第二次组阁，所以又被称为第二次近卫内阁。

<h4>提姻亲如救火</h4>

近卫组阁时，德国已实际放弃了对英的登陆作战。希特勒深知登陆作战的意义，所以一再宣称登陆作战只是暂时延期，德军要么不登，一登英国佬倾刻瓦解。

知道日本人心里想的和要的是什么，德国政府更加强了对日本的游说：“日本应利用这个形势，向东南亚推进，进攻新加坡。在大英帝国崩溃之际，应该获得充分瓜分英国的权利！”

从来是福不多时，祸由人作。德国的游说让日本心痒难耐，朝野之间到处笼罩着一股必须赶快行动，不要耽误了上公共汽车的浮躁情绪。近卫之所以上台，本来就是为了满足军部的愿望，尽快与德、意缔约，再给这股大潮一推，自无懈怠之理。于是早在由近卫主持的组阁会上，就匆匆忙忙地制订了缔结三国同盟的草案。

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在柏林正式签署了同盟条约。对于三国同盟，天皇和元老派本来是反对的，但经过近卫的一番说黄道白，裕仁改变初衷，决定听从内阁的意见。他为此还特别颁发诏书，表明今后日本将以三国同盟作为国策基础。

日本与德、意结盟，一方面是要“获得充分瓜分英国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想通过已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德国，为进一步调整日苏关系找到线索。因为德国不仅拍胸脯要斡旋日苏关系，还曾大言不惭地吹嘘说在三国同盟缔结之后，有办法把苏联也拉进来。

德国的牛皮让日本人听得十分舒服，特别是给军部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认为，以德国今日所向无敌的余威，肯定不难说服苏联。

可是在三国同盟成立之后，德国承诺的一切并没有发生，苏联在对日关系上也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你不肯露个笑脸，发个火也好哇，起码让我们知道你的“互不侵犯”伙伴又跟我们搭上了，而且靠得更近。

也没有！

在以往的外交问题上，苏联的表现经常是吵吵闹闹，一惊一乍。这次之所以一反常态，故作镇静，其原因是斯大林也有一个自己的小算盘。

苏联长期刺探日方情报，对于“南进派”和“北进派”的分歧再熟悉不过。对于苏联而言，“南进派”的主张肯定更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斯大林对三国同盟其实乐观其成，他认为日本国内的“北守南进”论调将因此占到上风，从而促使日本更加积极地向南扩张。

如同斯大林所期冀的，日本确实在逐渐采取南进姿态，同时也在力求与苏联达成妥协，以便为南进政策的顺利实施减除后顾之忧。

在近卫内阁里，外相松冈洋右是个比首相近卫更引人注目的官员。此人名利心极强，有人评论说，松冈的行动已经跑到了军部政策的前面，与其说他是军部的傀儡，不如说他在驱使军部更合适。

正是松冈一手促成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此后他便开始跑苏联这条线。1941年3月下旬，松冈在访欧途中经过莫斯科，借此机会与苏联洽商，提出签订一个与德苏之间相仿的互不侵犯条约，但是苏联却提议以中立条约代替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要价很高。

松冈一时觉得难以接受，便离开莫斯科去了柏林。他希望德国能够从中斡旋，劝说苏联与自己签约。不料德国不但不愿意帮忙，还对日苏缔约表示极力反对。

当初德国为了把日本拉入三国同盟，才信口说了一番大话。其实希特勒根本不愿意日苏靠得过近，因为在他的计划中，德国下一个要攻击的对象不是英国，而恰恰就是苏联。

松冈狗咬尿脬空欢喜，怏怏地踏上了回国旅程。再次路过莫斯科时，他想想不甘心，于是又向苏联提出了签约的要求。苏联仍坚持原议，即不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但可缔结中立条约，条件是日本必须把在库页岛获得的石油、煤炭权益交给苏联。

常言道，提姻亲如救火。松冈原先觉得要价高，是以为德国人还会替他斡旋。现在德国做了甩手掌柜，他没了后路，便反而觉得可以接受了。

1941年4月13日，日苏双方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中立条约。按照条约规定，假如发生苏德战争，日本必须保持中立，而如果爆发日美战争，则苏联也要保持中立。

在中立条约签订之前，斯大林已经得到了德国即将进攻苏联的情报，并已从远东抽出一些兵力送到西部地区。毫无疑问，他最怕的就是在苏德关系紧张的情况下被迫两面作战。这个时候，没有什么比松冈傻乎乎地投怀送抱，更令斯大林为之兴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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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苏中立条约”签署现场，伏案签字者为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其背后站立者为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立于斯大林左首）。该条约签订后的直接受害国是中国，中国从此失去了苏联的官方援助，进入了抗战中最孤立无援、艰苦卓绝的阶段。

在条约签订之后举行的宴会上，斯大林对日本大使馆海军武官说：“这样一来，日本就可以放心地向南面推进了吧。”接着，在松冈即将从莫斯科启程回国的时候，他又突然出现在车站上为其送行，并且一边拥抱松冈，一边高兴地说了一句：“我也是亚洲人！”

<h4>熟柿主义</h4>

时事如棋局局新，在松冈访欧的阶段，欧洲形势已与三国同盟时期大为不同。

按照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规定，德国在巴尔干方面只有经济利益，没有政治权力，但是自德国发动闪电战后，巴尔干各国都相继加入德日意三国同盟，参加了所谓的轴心国阵营。

斯大林对巴尔干也有想法，希特勒这么做当然让他难以容忍。为了抵制德国在巴尔干的行动，苏联开始在苏德边境集结大军，同时对巴尔干的民族运动提供援助。

事实证明，巴尔干这个“一战的火药桶”绝非浪得虚名。到1941年春，德苏国境双方兵马云集、大战一触即发的消息已经见诸报端。

斯大林虽然调兵遣将，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不过他仰仗着与德国签有互不侵犯条约，并不认为德国会说打就打。苏联间谍佐尔格曾用无线电向莫斯科发来绝密情报，告知“德军即将发动进攻”，并断定进攻时间在6月20日左右，但还是被斯大林给忽略了。

6月22日，在事先未提出任何外交要求或最后通牒的情况下，德国采取它最为得意的闪电战方式，越过东部边界，向苏联发动突然进攻，时间与佐尔格情报中所说的基本一致。

战争爆发时，松冈正在歌舞伎剧场举行观剧会，以欢迎到访的汪精卫。听到报告后，他立刻离开会场，进宫晋谒天皇。在报告苏德开战的消息后，他向天皇建议：“日本这时也许有必要与德国采取共同行动。”

松冈虽然促成了“日苏中立条约”，但他与军部一样，相信德国能够大胜，也因此主张日本应以三国同盟作为外交基础。简单点说，就是德国若跟苏联交好，那日本也犯不着得罪对方，而倘若德苏干架，则日本就要毫不犹豫地跟着德国人一道群殴老毛子。

天皇马上召见首相近卫。近卫说松冈的建议只是他个人的私见，他的内阁仍然遵守中立条约，不会骤然卷入战争中去。天皇听后这才松了口气。

当初缔结三国同盟时，近卫也是负责人和支持者，不过他不像松冈那样把三国同盟看得那么重，在他的概念中，缔约仅仅是个手段而已——德国人要是讲信用，真把日本当伙伴，为什么进攻苏联前事先不知会一声？

近卫和松冈的分歧，直接影响到了美日谈判。当时美国已公开宣布欧洲及美国西海岸是美国国防的前线，英国本土是前哨战，这实际上已把美国置于宣战参战的状态。也因此，美国方面想通过谈判使日本明确表态，即一旦美国参加欧洲战争，日本究竟站在哪一方，是中立还是为敌。

松冈要选择跟着德国，毫无疑问就是要与美国为敌。近卫觉得这种想法和做法简直太傻了：德国人吃馒头，我们帮他烧火？

在政府内部出现严重意见分歧的同时，军部内部“北进派”和“南进派”之间的争论也又一次加剧。

“北进派”采取类似于松冈的立场，主张不要管什么中立条约不中立条约，苏德开战就意味着北方苏联力量的削弱，此时应该趁机北上，配合德国攻打苏联，以消除隐患。

“南进派”说苏德开战的确是一个机会，不过不是夹击苏联的机会，而是能够从苏联的沉重压力下脱身的机会。

此时为了阻止日本继续南下，美国已率先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英国和其他在南洋拥有殖民地的西方国家也紧随其后，共同形成了对日本的政治经济包围。“南进派”认为，苏德战争的突然爆发，让苏联无暇分身，日本正好可以大胆南进，以便从东南亚取得石油、钢铁等战争物资，打破外界的经济封锁。

“南进派”在日本海陆军尤其海军中占据了上风。各方一致同意加快南进步伐，由越南北部开始入侵越南南部。尽管知道美国人对此会不高兴，但是他们认为，打仗是打仗，谈判是谈判，不会对日美谈判有任何影响。

6月24日，日军大本营综合各方意见，发布了由陆海军共同拟订的“帝国国策纲要”。“纲要”主要坚持“南进”，但也没有放弃“北进”，更准确一点的说法是，日本想用更讨巧更投机的办法来实施“北进”。

松冈和“北进派”说要与德国相呼应，立刻参加对苏作战。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好像柿子还是涩的就要打下来吃，因此称作“涩柿主义”。

涩了的柿子好吃吗？当然不会好吃。“纲要”就此提出，不如坐山观虎斗，在德国打得苏联无力招架时再发动对苏的致命一击。

与“涩柿主义”的喻意相比，这就好像等待柿子成熟以后自动掉下来再吃一样，所以命名为“熟柿主义”。

<h4>关特演</h4>

柿子何时成熟得有一个客观标准。6月26日，参谋本部制定出了对苏战争的开战原则：估计到8月上中旬，由于德苏战争的牵制，苏联在远东的地面部队会削减一半，空军以及其他特种作战部队可望削减三分之一，这样，到9月上旬，即可对苏联动用武力。

在参谋本部内，对苏作战最积极的是作战部。他们进行了一项测算，经过测算，发现关东军届时至少要扩充到二十个至二十五个师团，才可以对苏联远东红军保持两倍的战斗力优势。

调集这么多部队到中国东北，需要进行大规模动员和运输，没个六七十天的时间进行准备是不现实的。基于这个理由，作战部主张从“国策纲要”发表之日起，就对拟调部队进行动员和集中运输。

然而这只是作战部一厢情愿的想法。陆军省的一些官员仍然反对扩充关东军，这些人坚持彻底的“熟柿主义”，也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不到亲眼看着老毛子疲软下去的那一刻，一个兵都不能轻动。

要动员部队，就无法绕开陆军省，尤其是陆军省里负责基本动员的军事课。由于德国政府已两次要求日本夹攻苏联，作战部长田中新一开始显得有些急不可耐。6月29日，他叫来陆军省军事课长真田稂一，对真田大声嚷道：“马上实施真正的动员！”喊声之大，连隔壁房间里的人都能听见。

田中以为他的威风很大，气势很足，可人家真田也不是吃素的：你凶是吧？我不睬你，看你怎么去动员。

真田的强硬态度不是没有道理。德军虽然趁苏联不备，得以迅速歼灭对方的防卫军，以怒涛汹涌之势突入苏联境内，但还不足以形成完全的压倒性优势，离判定胜负的阶段更是相距甚远。

另外一个出乎意料的情况是，自苏德开战以来，苏联远东部队一直没有向西线进行大量调动。截至6月28日，一共只调动了十几个飞行中队、一个机甲军和三个狙击师。

除了陆军省，从海军、政府到天皇，在对苏作战上也都不是很热衷，眼前的这些数据更强化了他们的这一认识。在7月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天皇决定进攻越南南部，为此“不惜对英美一战”，对德苏战争则采取不介入的方针。

首相近卫一度非常害怕“北进派”的主张，会议开完他倒松了口气，说：“因为7月2日的决定，对北方已经不担心了。”

与军部只将美日谈判当成一种手段不同，近卫内心是希望谈判能成功的。他还很天真地认为，只要谈判取得成功，军部方面他自有办法进行控制。

御前会议在肯定南进的同时，为了安抚“北进派”，又特地做出了一个补充决定：“北方问题在适当时机给予解决。”这实际上就是给“熟柿主义”留下了后路。

性急的田中以此为由，只身跑到陆相官邸，和陆相东条英机一对一地喝起了老酒，以便劝说他对军队动员予以支持。东条果然和真田等人不同，对田中的话颇能听得进去。

经过东条的说合，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达成一致，确定以战前训练的名义进行局部动员。这就是关东军特别演习，简称“关特演”。

假如与苏联爆发战争，日本最为忌惮的是苏军轰炸机对其本土进行轰炸。当时日本本土的防空力量极为薄弱，参谋本部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晚上有十几架，白天有二三十架苏军轰炸机，各对东京进行几个回合轰炸的话，那么东京将会化为一片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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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进行春季训练的关东军士兵。“关特演”的实质是以此为掩护，对关东军进行大规模的兵员扩充。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关特演”的名义下，统管指挥本土防空的防卫总司令部应运而生。

1936年，陆军中的一部分青年军官曾发动政变，对首相官邸发动袭击，还杀害了一批大臣。政变的第二天，天皇裕仁就下令予以镇压，这就是“二二六事件”。自此以后，裕仁一直竭力加强对陆军的控制，如今听说陆军又要成立一个新的作战指挥机关，心里马上就有了阴影。

7月3日，他问参谋总长杉山元：“现在是否需要特别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对外部的影响如何？望慎重考虑。”

杉山元赶紧将成立防卫总司令部的理由阐述了一遍。既然如此，裕仁也不便予以阻止，但是他又说：“这一机构的成立不公布吧，不对外公布吧。”

为什么不对外公布呢？裕仁的担心是：“这一机构成立之后，是否会乱用职权呢？陆军过去往往为所欲为，这一点需特别慎重。”

杉山元代表的就是陆军。他从皇宫出来后越想越不是滋味，不由得对着作战部长田中喟然长叹：“由此可见，自‘二二六事件’后，天皇对陆军是多么不信任啊！”

<h4>还敢不加以戒备吗</h4>

天皇的态度固然让人不爽，可毕竟也没有加以反对，这就不错了。7月7日，东条和杉山就军队动员一事正式上奏天皇，请其允诺。

当天正值七七事变爆发四周年纪念日，明治神宫举行了“祈祷圣战早日结束”活动，许多送夫送子上侵华战争前线的人都来到神宫，踏着石子路进行祈祷。

眼看着杉山承诺的两个月就可以结束的战争，拖到了四年还不止，天皇裕仁心里就不是个滋味，以至于一提军队动员就皱眉头。当着两位陆军大佬的面，他显得很不放心地说：“这里也增兵，那里也增兵，就没有重点了。兵力过于分散不太好，而且兵力增强的结果，关东军更会乱插手了。”

裕仁内心不想增兵，更不想关东军翅膀长硬后不听使唤。可是从诺蒙坎战役的结果来看，如果不增兵，一旦对苏开战，关东军现有的兵力根本就做不成什么事。

思虑再三，天皇还是答应了陆军的要求。至此，“关特演”的一切必要手续都办完了。

就在日本军部下达第一次动员令之际，被派往德、意进行考察的军事代表团回到了日本。这个代表团以山下奉文为首。山下在谈到德苏战争的形势时，认为德国占绝对优势，并且还打着手势说：“柿子虽然是涩的，但还是把它摇下来为好。”

据说，在场的东条小声说了一句：“我能充分理解。”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除山下外，日本驻苏使馆的预备役中将建川美次也说：“莫斯科的陷落，只是时间问题。”

一个去过德国，一个常驻苏联，他们说的话自然要比其他人更具分量。参谋本部于是认定，苏联不可避免地要由远东向西线增兵，进攻苏联迫在眉睫。就连一向主张南进的海军都开始为对苏战争做准备，专门成立了第五舰队。

苏德战争开始时，德苏签署的互不侵犯条约也好，日苏签署的中立条约也罢，都没有过期，一方进攻另一方按道理是违约的。可是国际条约这东西，实际上也是防君子难防小人，而德、日、苏这三个国家哪一个也称不上君子。

互不侵犯条约尚且可以说撕毁就撕毁，比它低一个档次的中立条约就更加不保险了，何况签约方还是德国的轴心伙伴。德苏战争爆发的第一天下午，苏联远东军就在伪满东部边界上忙碌起来，他们动手把原本间隔达数百米，分散孤立的碉堡连接成了碉堡群，以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

此后，苏联驻日大使每隔十天就要拜访外相松冈一次，质问他日本到底能否遵守中立条约。

松冈是日苏中立条约的促成者，但他同时也是对苏开战的积极支持者——当初面对斯大林勒索时的应承有多爽快，如今咬牙切齿的表情也就有多难看。到第三次会见苏联大使时，松冈干脆说：“我认为，日苏中立条约不适用于目前进行的战争。”

松冈这样回答，人家还敢不加以戒备吗？至7月12日，远东红军只调走了五个狙击师和五个坦克旅。与苏德战争爆发时的远东兵力相比，前者只占百分之十七，后者只占三分之一。

“关特演”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动员令的传达一律禁止使用电报，连词句都特意进行了改动，比如“补充召集”改成了“临时召集”，“动员”改成了“临时编组”。原先对于应征的士兵，都要举行壮行会和送行会，现在也予以禁止。

日军挖空心思保密，苏军则使尽手段解密。尤其是“关特演”之后，苏联加强了对日的情报侦察工作，不仅派往伪满的地下情报人员显著增加，而且军用飞机的越境侦察活动也十分频繁。从7月到年末，苏联飞机的越境侦察多达三十次，是上半年的两倍。

在初步获悉“关特演”的内幕之后，苏联远东军又在碉堡群的基础上，重点加强了反坦克设施。日军坦克在诺蒙坎战役的表现其实只是一般，但是因为苏军在西部前线吃足了德军坦克的苦头，导致对坦克战特别敏感。如果不在远东挖上几道反坦克壕，设置上一些反坦克障碍物，他们自己心里都觉得不踏实。

在第四次诺蒙坎战役中，朱可夫曾选择星期天发动“八月大攻势”，并一举击垮了关东军。为了防止关东军如法炮制，一到星期天和节假日，苏联远东军地面部队都要采取严密的警戒措施，空军值班部队则要进入一级战备装态，也就是飞行员直接在飞机驾驶室里待命。

<h4>有如东京的夏雨</h4>

日本是一个感性的民族，岛国的政治家们在思维上也往往自相矛盾，缺乏必要的逻辑性。7月2日的御前会议就是一个典型，天皇和近卫一样，本来都希望美日谈判继续进行并取得成功，但最后做出的南进决定却是南辕北辙。

美国方面很快就获悉了这些内容，他们立即断定日本对谈判毫无诚意，谈判形势由此极度恶化。

近卫没有反思一下自己的政策是否需要做出改变或调整，他把所有责任都归咎于松冈，认为正是松冈坚持要跟随德国对苏作战，才惹怒了美国。

自第二次近卫内阁组成以来，松冈到处上蹿下跳，使得内阁近乎已成为他一个人的活动舞台，这也使得身为首相的近卫十分不愤。

既然内阁已变成了“松冈内阁”，还要它何用？7月17日，近卫步米内之后尘，呈请内阁总辞职，用这种类似于自行断腕的方式，将松冈摒出了局外。

这是近卫耍的一个政治小把戏，而且非常成功。7月18日，天皇再命近卫组阁，第三次近卫内阁成立。阁员大部分都未变动，除了倒霉的松冈，其外相一职被海军大将丰田贞次郎所取代。

近卫让丰田与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合作，共同负责美日谈判，并由他自己亲自进行指导。

一方面，近卫试图以全新的姿态与美国谈判；可是另一方面，进攻越南南部的政策不但未被取消，而且被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7月25日，日本陆军占领西贡，紧接着，海军又占领了日俄战争期间俄国舰队曾停泊的金兰湾，并在附近修筑了一座大型飞机场。

金兰湾隔海与马尼拉、新加坡相望，陆上与泰国相毗连。日军在占领金兰湾后，英美荷在南洋的殖民地已全部处于其进攻范围之内。三国闻之既惊且怒，美日谈判几乎为之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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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进入西贡。当时的西贡为法国维希政府所控制，是中国与外部世界接触的最后一个地区。在被日军占领之前，美国可从这里向中国运送军火、燃料及每月一万吨的援助物资。

在苏德战争爆发之前，英美特别是英国在战略上比较被动，两国在跟日本打交道时多少还有点哄着对方的意思。恰恰是苏德战争改变了世界局势，形成了英美苏从东西两面包围德国的新格局。英美的负担迅速减轻，它们在向苏联提供大规模援助的同时，对日本的态度也更加趋于强硬。

7月26日，美国宣布对日本实施冻结令，不仅冻结了日本商社在美国的资金，还停止了对日本的全部贸易，经济制裁迅速上升为真正的经济战。

英国、荷兰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英美荷毫不留情的经济封锁，使得日本海外贸易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完全失去了市场。

日本原来在美日谈判中的主要诉求，是希望美国不要参加欧战，这样一来，其中心不得不集中在如何恢复美日经济贸易之上。

南进不易，北进也没有能够启动的苗头。看上去占有绝对优势的德军在进展上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快，他们的闪电战在苏联的斯摩棱斯克搁浅了，以至于到7月中旬以后，战线已呈胶着状态。

这是怎么说的呢？一帮“北进派”都被挫伤得不轻。在参谋本部“秘密战争日志”的字里行间，也逐渐出现一些充满悲观情绪的描述。有的埋怨德军不给力，“德苏战争的推移缺乏明快，有如东京的夏雨连绵不绝”。有的对苏军的抵抗能力感到吃惊，“斯大林政权的强韧性与预期相反，至少德军不打到最后，这场战争就不会结束”。

到7月底，连叫嚷得最凶的田中都改变了腔调，承认德军推进缓慢以及苏军抵抗十分顽强。

在参谋总长杉山进宫晋谒时，天皇满脸阴云地撂下一句：“‘关特演’给各国带来不良影响，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日本的处境只会越来越困难。”

他还对杉山说：“苏联远东军的西调不是越来越少了吗？这样一来，日本就难办了！关东军的动员是否也停止为好？”

从参谋本部这方面来说，并不打算就此停止“关特演”。一者充实关东军的力量，乃是他们多年来的目标，“关特演”正好是一个机会，机会错过就找不回来了。二者，就算是南进与英美作战，充实关东军也没错，起码如果北方有动静，关东军还可立于不败之地。

御前会议的决定上有言：“北方问题在适当时机给予解决。”眼看“柿子”迟迟无法“成熟”，参谋本部只得另寻“适当时机”。

<h4>可不要乱来呀</h4>

杉山上奏天皇，提醒说日军大规模向中国东北运兵的举动，很有可能会被苏军看成是日军已经开战的表示，从而先发制人，提前向日本发起进攻，特别是出动空军对日本进行空袭。

正常情况下，如果日本本土遭到空袭，日军战机完全可以不待钦命就实施反击和越境作战。杉山隐含的意思，其实是想让天皇给关东军的地面部队授权，让他们也可以像航空兵一样，不根据钦命就采取实质上的作战行动。

裕仁听后未做出任何明确表示，只是再三叮嘱：“可不要乱来呀！”

天皇不表态，可以认为是默许，也可以认为是不满或不同意。过去天皇对重大问题保持沉默时，一般都是不满的意思，加上他此前几次三番，话里话外，都显露出对陆军某种程度的不信任，杉山推测，天皇不同意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

杉山固然老奸巨滑，然而天皇也称得上是“个头不大心里俏”，愣是不给对方一丝一毫见缝插针的机会。

“苏军先发制人”只是参谋本部为“适当时机”找出的一个由头。不料仅仅几天之后，关东军情报主任参谋甲谷悦雄中佐就给参谋本部打来专线保密电话，报告中苏东部边境的苏军已停止使用无线电通信。

无线电不会无缘无故地静默，大多数情况下就是要动武的前奏。杉山这个乌鸦嘴！参谋本部收到报告后，简直把魂都惊散了。

到了晚上才证明是虚惊一场。原来这并不是苏军有意为之的军事行动，而是当天发生了太阳耀斑，电离层被激发后吸收短波，破坏了无线电通信，科技界称为“德林格尔现象”。

要说陆军的反应绝对算得上机智。关东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随后便给东京发来电报，询问苏军如果真的大举空袭，而他又来不及请示，关东军能不能“独断专行地发动进攻”。

接到这个电台，东京方面立即回电：“反击应以在国境线内为原则，中央希望关东军能慎重行事。”

关东军这边刚刚碰壁，那边参谋本部已跟捡到宝似的，伙同着陆军省有关负责人，连夜策划出“对苏态度案”，称如果苏联对日本发动大规模进攻，还是应不失时机地应战。

8月3日，陆军把这一方案送交海军，希望海军能予以支持。海军尤其是其核心的军令部，这时正沉浸在准备不惜与英美决一死战的亢奋当中，最怕的就是陆军突然玩弄花招，拿着海军的拳头打海军的眼，把日本的进攻箭头重新拉向北方。

收到方案后，海军还没怎么认真研究，就没头没脑地甩过来一句：“陆军的事由陆军自己去干，单独上奏，请求圣命。”

在参谋本部看来，能主动跟海军商量方案，乃是抬举对方的表示，不料居然被海军拿来垫了舌头，这真是岂有此理。作战部长田中听到后忍不住怒气攻心，大发雷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