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定格在1939年8月20日，这就是苏军大反攻的起始时间，比关东军计划中的“第四次诺蒙坎战役”整整提前了四天。

日子是朱可夫特地选定的。当天是星期天，按照苏军要过冬，短期内不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预判，日军前线实行了星期休假，将校级军官有一半轮流去了海拉尔。包括第六军司令官荻洲在内，前沿日军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军官缺员。

凌晨2点45分，朱可夫将准备投入反攻的命令传达到一线连队，这时对面的日军阵地仍然是一片沉寂。

也难怪，白天有大炮和坦克联手攻击，晚上有袭扰机和蚊子作祟，除了在海拉尔休假的那帮特殊阶层，战场的士兵，可以说谁都休息不好，常常是“刚刚迷糊过去，梦做了一半天就亮了”。

趁天还没亮，能迷糊一会儿是一会儿吧。

5点45分，前线日军的迷糊劲还没过去，苏军重炮兵就突然发作，先前迎战中已暴露炮位的日军高射炮阵地首当其冲，成了他们发泄的对象。顷刻之间，阵地内的防空指挥部、高射炮、高射机枪全都遭了殃。

重炮的示威，是要为另一个主角的出场揭幕剪彩。

随着空中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大，云层后现出苏联空军的出场阵容，一共是一百五十架SB轰炸机和一百架战斗机。它们对侥幸逃过重炮的防空设施进行了逐层“补课”，在此之前，部分苏军火炮还向射击目标施放了烟幕弹，以增强空袭的准确性。

在重炮和空袭的轮番重击下，三十分钟以后，日军高射炮、观测所、通信站被全部击毁，防空力量进入了死寂状态。

<h4>冰激凌配川味火锅</h4>

灭掉高炮之后，苏军兴趣点转移到日军地面部队身上。各种规格的炮弹像下雨一样呼啸着向日军阵地飞去，在各个阵地上四处开花。

到这个时候为止，日军尚不知道对方要发动大反攻。松本还在2号阵地上瞎琢磨：以往苏军总是采用立体协作的炮击战术，即迫击炮打背面，坦克炮打正面，今天怎么打完迫击炮，不打坦克炮啦？

当时山县联队主力已转移至巴尔夏嘎尔高地，左思右想之后，松本推测可能是这个部署被苏军看穿了，觉得2号阵地上没多少兵力，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把坦克部队调到主阵地上去了，以节省坦克炮弹。

可怜松本还以为苏联人和他们一样，也在束紧裤腰带使用弹药呢，殊不知人家炮弹有的是，压根儿就不用省。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42254M.jpg" />

苏军炮兵正在布置作战计划。苏军不缺弹药，只是战术步骤和时间分配的问题。

苏军炮兵和空军形成默契，地面炮击结束，马上就是空袭。在大批战斗机的掩护下，SB轰炸机每批二十架，排着队轮流在日军阵地上空投弹。之后，再换炮兵射击。

冰激凌配川味火锅，那味道真是够爽够痛快。在苏军连续猛烈的轰炸下，日军的前沿高地几乎变成了一座座火焰山，战壕或被震坍，或被直接炸平，弄得士兵连个藏身之处都找不到，往往因缺乏掩蔽而被炸得支离破碎。

一名日军士兵在日记中写道：“炮弹遮天盖地地打到我们近旁，真可怕。观测所用尽一切办法，努力寻找敌人的炮兵，但毫无结果，因为还有轰炸机在轰炸、战斗机在扫射。”

大炮是找不到一点对付的法子，那么飞机呢，航空兵们都死哪里去啦？步兵联队长们这才想到他们自己也有飞机，不禁指着天空大骂起来。

天空早已被苏联空军肃清，飞行集团连能够出战的完整战队都凑不出来，从中国关内紧急征调的第六十四战队此时尚未到达战场。

轰炸无休无止，没有哪一天的炮击时间有这么长。蜷缩在战壕里躲炮弹的松本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开始怀疑苏军是否要发起反攻了。

答案是肯定的。8点30分，朱可夫向前线部队发布加密命令，规定十五分钟后正式动手。

8点45分，经过新一轮空袭，天空升起红色信号弹，反攻正式开始，日军阵地首先遭到攻击的不是正面，而是两翼。

日军不把情报和后勤当回事，朱可夫却高度重视这两个环节。

要在诺蒙坎地区搜集情报，本身具有较高难度，一来这里没有常住居民，二来，日军警戒严密，小股侦察兵很难渗入日军防御纵深。

朱可夫的办法，除了凭借绝对制空权，用飞机侦察地形外，另外一个重要手段，是审问日俘。

日本兵平时深受武士道教育（也可以说是毒害），同时他们还经常被告知，在战斗中绝不能做俘虏，不然不仅会遭枪毙，而且还要遭到非人的折磨，所以战场上的日本兵很少肯投降或被俘，就连松本这样的非战斗兵，也从未设想过束手就擒的一天。

可是苏军在诺蒙坎战役中抓到了很多俘虏，这也与前线日军士气低迷有很大关系。

有一名日军侦察兵被派到哈拉哈河边的芦苇丛中监视苏军，可是人派了，东西忘了给——蚊罩和手套。

哈拉哈河边的蚊子那简直是猛如虎，为了不被发现，监视时还不能有动静，这家伙只好坐在岸边，任由蚊子叮咬，一动不动地熬到天亮。

天亮后苏军侦察兵发现了他，被蚊子叮得面目全非的日本兵已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听到喊话，便乖乖地举起了手。

为了从俘虏口中套出情报，朱可夫亲自进行审讯，并让人给这位日本兵端来半杯伏特加酒。

俘虏在接过酒杯后的第一句话，让朱可夫感到无比惊讶：“请您先尝一口，我怕中毒。我父亲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而且他还有一家百货店，需要我去继承。”朱可夫和苏军翻译都觉得十分好笑。翻译说，按照你们日军的士兵守则，成为俘虏是羞耻的，也是难以忍受的，你们在被俘时就应该口喊天皇陛下万岁而英勇自杀啊，怎么还会担心中毒呢。

俘虏苦笑了一下回答：“父亲命我活着回家，而不是死了回家。”

通过审问日俘，朱可夫获得了大量情报，但俘虏兵往往只了解一个局部，或者是自身所在部队的状况，同时这些情报及相关细节是否全部属实，也需要做进一步验证。

反攻发起之前让关东军摸不着头脑的“八日攻势”，实质上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火力试探。通过“八日攻势”，朱可夫从南到北，把日军三十多个阵地的虚实又全都打探了一遍。

“八日攻势”成了促使兴安师溃散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本来在朱可夫预料之外，但它进一步证实了情报中最有含金量的那一部分，即日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就在兴安师的驻守区域，也就是日军防御侧翼。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4225526.jpg" />

在诺蒙坎被俘的日军，从画面上看，数量确实不少。

兴安师溃散之后，荻洲无法迅速用其他部队进行接防，则说明日军一个萝卜一个坑，全部署到各个阵地上去了，一旦侧翼有闪失，缺乏足够的人手去填坑。

朱可夫的战法由此确定：突击两翼，从南面和北面合围日军，并在敌援军赶到之前迅速予以歼灭。这种包抄两翼的打法，在苏军大演习中曾反复运用，官兵对此已经很熟练了。

朱可夫事先将反攻部队分成三个集群，即南部集群、北部集群和中央集群，并留下了由装甲旅和空降旅组成的战略预备队。

参加南北两翼包抄的部队，也就是南北集群，在发起攻势的前天晚上，就进入了预定地点，并且在哈拉哈河岸的草丛中一直隐蔽到天亮。

红色信号弹升起后，南北集群即分别发起进攻，坦克和步兵像怒涛一样扑向日军左右两翼的高地。他们一边冲锋，一边在沿途插上小红旗，以表示到达的位置。

为了掩护冲锋部队，西岸外蒙古高台上的炮兵群不断进行射击，炮弹倾盆暴雨一般向日军阵地倾泻。到中午为止，南北集群对左右两翼高地初步形成了包围。包围之后，又继续用炮火进行严密封锁。

高地上到处都能听到爆炸声，整个上空被黑烟笼罩起来，大晴天的也看不见太阳，使日军的观察和相互联系变得格外困难起来。在通信线路被炸断后，南翼的第七十一联队被迫派出了传令兵，可是因为黑烟和黄尘的遮蔽，连传令兵也迷失了方向，找不到阵地的出入口。

中午12点前后，炮击暂停，官兵刚刚放下心来，突然像刮起一阵大风一样，在履带的轰鸣声中，四五十辆坦克一拥而上……

无奈之下，被围日军只得用反光镜等原始办法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h4>石子砸灯泡</h4>

在离前线战场两百公里的海拉尔，荻洲接到了关于苏军进攻的首份报告，不由得大吃一惊：太意外了。

意外，并不单单因为当天是星期天，而是他想不到朱可夫会在冬天到来之前，就发起雷霆万钧的大反攻。从7月下旬开始，日军就在诺蒙坎着手构筑较为坚固的防御工事，但只是搭起一个架子，重要部分还有三分之二尚未完成，如果早知道有这一天，他就会假都不休，没日没夜地在前沿督工了。

荻洲不在诺蒙坎，暂时替他受累的是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正如朱可夫所料，小松原的快速预备队严重不足，他只得让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先想点办法。

嵯峨彻二本来手上也没有多余兵力，所以做了一上午的壁上观，好在这时候原驻关内的第六十四战队到了。

第六十四战队的资本是他们的老大，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是日本有名的飞行专家，飞行技术非常高超，曾代表日本参加横越非洲大陆的飞行比赛，并一举获得成功。

如果前面还有第一、第十一、第二十四战队，第六十四战队或许还能谦虚谨慎一点，可如今这些神全倒了，连嵯峨彻二看他们的眼神都有些依赖，由不得横山和战斗机飞行员们不冲动，来到诺蒙坎之后，茶也不多喝一口，立刻龇牙咧嘴地冲上了天空。

苏联空军或许正在换班，原有飞机去了一半，只有五十二架SB轰炸机在投弹，身边护航的战斗机亦不足六十架。此时不战，更待何时，在横山的指挥下，第六十四战队摆开匀速水平运动的密集队形，准备向轰炸机群发起攻击。

在诺蒙坎战场上，日本人再精再鬼，最后喝到的还是苏联人的洗脚水。横山一不留神，就中了斯穆什科维奇的诱兵之计。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4225G4.jpg" />

苏军战机。诺蒙坎战役后期，苏联空军在空战中已占据压倒性优势。

一百余架最新式的伊-15、伊-16就埋伏在轰炸机群背后。这些改进型的“燕子”和“黄莺”装有火箭发射架，随机配备空射火箭弹，可进行远距离攻击。

在发现第六十四战队接近后，战斗机群在一千米距离内即出其不意地射出火箭，处于编队中的日机猝不及防，纷纷中弹坠毁。参战的苏联飞行员形容这种火箭弹攻击，是在用石子砸路边的灯泡。

灯泡砸完，第六十四战队威风扫地，四散而去。

天空又成了苏军的天下，其实地面也是。小松原派人竭力搜集战场情报，得知苏军的突破重点集中在南北两翼，两翼高地上的日军均伤亡惨重，防守左翼744高地的第七十一联队尤其苦恼，主力大队里的中队长已全部战死。

小松原毕竟有过三次诺蒙坎战役的经验，尽管已感到形势不利，局势紧张，但并未陷入一筹莫展或手足无措的境地。他一面严令各部队依托阵地进行固守，一面决定从8月20日夜间起，就着手组织对苏军的反击，具体方案是，首先打破苏军进攻的一路，从内线进行反击。

既然744高地比较紧张，那就先打击这一路的苏军，顺便为第七十一联队解围。反击需要兵力，小松原是有预备队的，只是不多，所以先前一直舍不得拿出来用。现在事急矣，看来无论如何得大方一下了。

这个预备队是第二十六联队的两个大队，此时就驻扎于师团司令部附近。深更半夜，小松原紧急召见了第二十六联队长须见新一郎大佐。

须见在明白师团长的用意后，一脸酸苦：“师团长是不是以为我们联队还有两个大队的建制？”

小松原不明所以。须见解释说，经过这两个星期的战斗，第二十六联队满员兵力连一个大队都没有了。

小松原莫名惊诧：“那有多少？”

须见叠出两个指头：“两个中队！”

小松原傻了，这才想起来，自己前前后后，七抽八抽，已经快把这个联队给抽光了。

两个中队就两个中队吧，总比没有强，如果运用得当，内外夹击，也能给苏军的南部集群造成一定压力。

小松原是这么筹划的，但诺蒙坎地区的作战指挥权，已不在他手上，这事得荻洲准了才行。

在同样被惊了那么一下后，远在海拉尔的荻洲忽然显得出奇镇静和乐观起来，他不同意小松原的方案，认为太悲观太被动了。

<h4>屋漏偏逢连夜雨</h4>

荻洲要进行全线反击，反击战术延续小松原过去的思维，即派兵绕至苏军侧后，与正面的固守部队一起，把苏军夹成一烧饼。预定反击的日期不变，还是“第四次诺蒙坎战役”的发起时间，即8月24日。

小松原吃过了无数苦头，所以行事变得比《西游记》里的沙僧还小心；荻洲初来乍到，一样苦处没尝过，就愣把自己当成了刀枪不入的石猴子。

官大一级压死人，明知道荻洲的决策相当不实事求是，小松原也只有执行的份儿。

全线反击可以，但是部队呢？没有出处。这让小松原伤透了脑筋，他只能从正在进行战斗的阵地上抽调。

原有内线反击计划随之取消，第二十六联队的两个中队被拆开来，分别去各个阵地进行掩护，以便使被列入反击兵团的部队能够抽身而出，就连驻守于744高地的第七十一联队，也被要求加入反击，因为荻洲选定的反击突破口，正在南翼。

除了反击兵团，就是固守部队，其中包括据守北翼的搜索队、位于中央的山县联队，本来还应包括一支伪军部队，但正是他们，又在关键时候朝“皇军”的胸口猛捅了一刀。

这支伪军是伪满洲国军独立第一旅，因旅长为石兰斌，所以代号为“石兰部队”。

“满洲国”军队分为兴安军和伪满洲国军，前者是蒙古族部队，后者是汉人部队。七七事变后，曾屡次发生伪满洲国士兵刺杀日本军官事件，那些派驻伪满洲国军的日本顾问们人心惶惶，都说：“满军太糟糕了，既不能作战，又不能信任，不过起个仪仗队的作用罢了。”

关东军本来没打算在诺蒙坎使用“仪仗队”，只是前方兵员吃紧，兴安师又掉了链子，不得已才让石兰部队顶了兴安师的缺，调到侧翼来进行掩护。

就在8月20日夜间，苏军举行大反攻之时，石兰部队的步兵第十四团突然哗变。

无论溃散还是哗变，都不是毫无预兆的。日本人认为汉人“狡猾”，蒙古人“淳朴”，但兴安军中的蒙古族官兵其实早就不那么“淳朴”了。

不同于那个惹事的二杆子贡布扎布，大部分蒙古族官兵都认为自己与外蒙古人属于同一民族，没必要刀兵相见。据说在去前线途中，部分蒙古族士兵趁日本军官不在，偷偷交谈，曾说道：“如果碰上外蒙古兵，喊一声‘我是蒙古人’，对方是不会难为你的，外蒙古人怎么会把枪口对准自己人呢？”当时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一些蒙古族军官私底下也彼此告诫：“战场上对日本人要谨慎，不要为他们卖命，别忘了我们都是圣祖成吉思汗的后代！”

石兰部队是另外一种情况。旅长石兰斌原为东北抗日名将马占山的部下，这个旅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也多为东北军旧部，曾参加过著名的江桥抗战，后来因抗战失利，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随石兰斌投降了日军。

成为伪满洲国军之后，中上级职位全被日本军官所把持，士兵们饱受歧视和不平等对待，早就心怀怨气。看到时机成熟，步兵第十四团便率先揭竿而起，拿日本军官做了“血祭”，然后全体投向苏军。

受其影响，石兰部队整连整营地加以效仿，这个旅很快就名存实亡了，光杆旅长石兰斌本人落荒而逃，最后被气恼不已的关东军送上了军事法庭。

屋漏偏逢连夜雨，石兰部队哗变事件使已经捉襟见肘的日军防线更加不堪，但丝毫没能改变荻洲那没一点来由的自信，他仍然在让人埋头编制反击计划，全不管形势已经发展到了多么严重的程度，要紧的不是如何反击，而是如何解困。

1939年8月21日，苏军发起大反攻的第二天，从南北两翼到中央阵地，日军各阵地都被初步分割包围起来。相对于两翼，中央阵地的日子要略微好过一些，因为苏军中央集群采取的是缓步推进方式。

不过也就只是好上一点。

炮火一停，2号阵地的指挥官发下信纸，传来命令：写遗书。松本一口予以拒绝：“遗书我早就写好了，没必要再写。”

不过当他看清战场状况时，忽然意识到，也许是该再写一遍遗书——苏军已经穿插到2号阵地后方，他们的后路被掐断了。

2号阵地的阵前阵后，全都是苏军。开始见到尘土滚滚，显示对方正在进行大部队调动，接着声音距离2号阵地越来越近，隐隐约约能听到呼喊声，到最后，苏军士兵甚至可以大声吆喝着在阵地周围来来去去，而日军除了干瞪眼，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一辆苏军坦克逼近2号阵地，这是一辆指挥坦克，看样子，坦克部队要来了。松本十分害怕，因为2号阵地上没多少战斗兵，根本吃不消坦克的冲击。

进入诺蒙坎战场以来，有一个东西曾救过松本多次，危急时刻，他赶紧拿了出来。

这就是红十字旗。自从两次靠它脱险后，松本就知道了红十字旗的独特妙用。原先的旗已经没有了，在后方休整期间，他就地取材，用红药水在包扎伤口用的白毛巾上涂上“十”字，又重新做了两面，当宝贝一样放在贴身的背包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松本把红十字旗举过头顶，拼命地挥舞。苏军坦克部队在看到这面旗帜后，判明2号阵地为卫生队驻地，马上就来了个大掉头，朝山县联队集中的巴尔夏嘎尔高地去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也早就陷入了包围。在雷鸣般的炮击中，阵阵硝烟伴随着死尸臭味，从那里一直飘到卫生兵所处的位置，令人喘不过气来。松本抬头望去，整个高地已被淹没在滚滚黑烟之中，除了黑烟，什么也看不见，仿佛是黑色地狱。

<h4>判断上的错误</h4>

经历一个多小时的炮击后，浓烟消散，但是山县联队的炼狱并没有结束，苏军的喷火兵上来了，开始对防御工事展开火攻。

苏军采用的是POKC-2喷火器，带有类似于步枪的喷枪，喷射距离可达三十五米。卫生兵们从未见识过大规模喷火部队攻击的场面，当看到无数蓝色火焰呈直线喷射而出时，他们都呆住了。

巴尔夏嘎尔高地与2号高地相距仅四公里，凭借望远镜，松本可以对那里的一些战争细节看得清清楚楚。有两个士兵被烟雾呛得受不了，忍不住冲出战壕，要跟喷火兵拼命。

可惜的是，他们根本就得不到这个机会，火焰正好喷一身，两个士兵被烧迷糊了，忽然掉转身，呀呀怪叫着冲向了山顶……

松本看得满脸是泪，好像火焰也正烧炙着自己的肉体。

日军感觉难以承受，朱可夫这时却也暗暗吃惊，因为对方抵抗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想象，特别是北翼的弗依高地，俨然已成为最难啃的一块骨头，战斗打得十分艰苦，每个火力点都要靠强攻之后才能夺取。

经过8月21日、22日两天的围攻，弗依高地等于被“犁”了一遍，整个高地寸草不见，变成了一座光秃秃的焦土堆，驻守高地的第二十三师团搜索队以及配属部队也达到了伤亡的极限，可是高地仍然拿不下来。

朱可夫颇受触动，承认自己在这方面对日军有所低估，犯了判断上的错误。他还由此认为在日军中，“中级军官盲目自信，高级军官昏庸无能”，但是下级军官和野战兵训练有素，勇猛顽强，特别是在近距离作战中更为突出。

南翼这时也未能取得突破，如果北翼再久拖不决，整个大反攻就要搁浅，也势必难以在预期内完成对日军的大包围，朱可夫紧张起来，他被迫亡羊补牢，将预备队中装甲旅提前调到了北部集群。

1939年8月23日晨，苏军对弗依高地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进攻，朱可夫也对北部集群的指挥官们提出更为严厉的要求。

某师在进攻时损失很大，而且还被山县联队的步兵压得动弹不得。师长打电话向朱可夫报告作战困难，并请求新的指示。

朱可夫二话不说，命令他再次发起进攻。

过了一会儿，朱可夫亲自拿起听筒，指名要这位师长接电话。得知该师还没有拉上去，朱可夫问他：“你到底能不能开始进攻？”

师长犹犹豫豫，说他还没有把握。朱可夫很干脆地说：“我现在解除你的师长职务，叫你的参谋长接电话。”

朱可夫对参谋长提了相同的问题：“你能不能开始进攻？”

参谋长说可以，朱可夫马上表示：“我现在任命你担任师长。”

参谋长答应归答应，其实也没有把握，所以也没有即刻发起进攻，只是向朱可夫报告了他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

朱可夫的回答是：“我解除你的师长职务。等待新师长的到达！”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4225107.jpg" />

朱可夫（左）在指挥作战时往往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也因此引来了对下属“极为苛刻和粗暴”，以及无视士兵的生命甚至“草菅人命”的指责。

在大战进行当中，根本没有讲客气、拍肩膀的余地，朱可夫绝不容许他的部下絮絮叨叨、婆婆妈妈，他要的是结果。

朱可夫向这个指挥官空缺的师派去了一名参谋，由参谋进行指挥，同时增强了该师的炮兵和空中支援。

有了榜样，北部集团各部一个也不敢懈怠。苏军以坦克群、地面炮火、空中轰炸对弗依高地展开新的立体打击，火力最密集的时候，每分钟约有一百二十发炮弹落在高地上，每一平方米阵地就可以分到一发。

一般认为一平方米阵地，如果每秒有两发炮弹通过，那里将不会再存在任何生命的痕迹，弗依高地虽还未达到此等酷烈的程度，但已接近了这一状态。

搜索队几乎所有的战壕都被炸平，由于前几天下了大雨，他们曾把弹药放到战壕里进行储存，伤员也在里面进行包扎，在炮击中，这些伤员和弹药都被埋进了土里。

搜索队原有七个中队计八百多名官兵，几天激战后，仅剩不足三分之一的人员。此外，配属大炮也已全部被毁，无一能够使用。

在反复攻坚下，苏军终于攻克外围阵地，把搜索队残部压缩到了最小范围。

T-130喷火坦克随即上阵，把搜索队包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可以说连蚂蚁爬出来的空隙都没有了。

日军并不是特别惧怕一般坦克，士兵只要躲在“章鱼罐”战壕里不出来，履带就压不着，但是喷火坦克例外。

坦克上面的火龙喷过来，喷在人身上就是一个火球。当喷火坦克逼近时，日军士兵连头都不敢抬起来，更不用说开枪了。

阵地在继续缩小，弗依高地好像是一盏风中的残灯，随时面临着熄灭的危险。

<h4>岂知又遇罩鱼人</h4>

8月23日，是一个让日本人感到特别郁闷的日子。

这一天，德国和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

对日本小兄弟，德国人也不是一点没交代。签约仪式的前一天，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给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打了个电话，专门告知了此事。

大岛浩马上晕了，语无伦次地说了一串诸如“我要抗议”“这是为什么”等一类废话。

里宾特洛甫对这些废话充耳不闻，道声晚安后便把电话给放下了。

德苏签约的消息震惊日本军政两界——苏联一直是日德两国共同的假想敌，起码日本人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一个日本学者在日记中记下了感想：“今天对政界来说，无疑一个晴天霹雳。”才成立半年多一点的平沼内阁因此咣当一声倒了下去，只留下一张“欧洲政治局势错综复杂”的声明。

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德国之所以会下决心跟苏联签约，在诺蒙坎观战的观察团也起了很大作用：既然你干不了你的敌人，那我就选择跟你的敌人站一边儿。

这就叫权术外交，可怜的日本人被耍了。

对关东军来说，他们也终于明白，为什么这次苏军在诺蒙坎发起的大反攻会如此不留余地。

因为不用再顾虑来自欧洲方面德军的威胁。

关东军由此变得格外紧张起来。综合前线传来的各种情报，参谋们判断，第六军所面对的苏军兵力至少在三个到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外加四到五个机械化旅。

就在这时，司令部收到了第六军司令官荻洲发来的电报。上面除了报告8月24日预定全线反击外，还洋洋洒洒地提供了一堆“好消息”。

如果关东军不是已经得到情报，他们从中得到的印象就是这样：在诺蒙坎战场上，苏军的进攻有气无力，而且行将结束，日军方面，指挥如意，士气旺盛，除了北翼稍微退了那么半步外，其余阵地皆固若金汤。

植田司令官急得把电报往桌子上一扔，这荻洲到底有没有上战场指挥，是不是还在海拉尔的房间里空想呢？

这都什么时候了，植田烦的是荻洲身上那股不当一回事的狂劲，他对发起反击并无疑义，因为在关东军司令官的脑子里，就没有撤退两个字，只是如何进攻的问题。

植田曾考虑增调关东军其他师团参战，但不管哪个步兵师团，机动化程度都很低，要集结到诺蒙坎，最近的需一周，远的就得半个月，远水难解近渴，恐怕第六军已撑不到那个时候了。

只好让荻洲自给自足地组织反击兵团了。植田就怕荻洲按照“好消息”布兵，反击兵团兵力不足，从而导致功亏一篑。

1939年8月23日下午，经植田委派，矢野和辻政信坐着飞机紧急赶往海拉尔，以审看作战计划。

荻洲不在海拉尔，已经去了将军庙。两人商量了一下，就由辻政信换乘侦察机跟了过去。

辻政信千不该万不该，这时候还偷懒乘飞机。诺蒙坎的制空权完全由人家苏军掌控着，“燕子”“黄莺”们正愁没猎物可叼，看到辻政信的这架“膏药旗”立刻亢奋起来，都抢着要来干它。

路上这个艰险，尽管飞行员左避右闪，还是中了弹，最后迫降于草原。辻政信到底是机关里混出来的，脑子转得贼快，没飞机他就拦了一辆卡车，并让驾驶员蛇行前进，一边躲避苏军战斗机的扫射追击，一边继续开往目的地。

祸不单行，路上又被远处渗透进来的苏军坦克给瞄上了，咚咚几炮，把卡车给炸坏了。这真是“脱身要跳黄丝网，岂知又遇罩鱼人”，还好，车毁了，人没事，辻政信倒也有一股激情，索性靠两只脚跑进了位于将军庙的第六军司令部。

见到张皇失措的辻政信，荻洲还挺乐呵：“你来得正好，明天我们就要举行全线反击，歼灭苏军了。”

辻政信把作战计划要过去翻了翻，发现计划订得还行，没有极品到以为派两个中队，就能抄苏军的后路。唯一让辻政信看不惯的，大概也就是这份计划并非出自他本人之手，所以怎么看，都觉得那是“缺乏实战经验的人编出来的”。

经过辻政信的略加修改，预定中的反击兵团达到十四个步兵大队，一万五千人，不少了。

<h4>两个半</h4>

1939年8月23日下午2点，荻洲按照作战计划，向固守部队和反攻兵团分别传达命令，无非是固守的要死守，反攻的则向预守地域集结。

从荻洲，再到植田、辻政信，其实这时都在走着纸上谈兵的路线。荻洲的命令不下还好，一下可露了馅儿。首先是右翼战斗异常激烈，派去的传令兵在外层就被打死了。

反击部队方面，接到命令早一点的还好点。比如原据守733高地的酒井联队，因部队编制保存得相对完整，第一个被小松原看中，21日拂晓就撤出了733高地。那时战斗刚刚开始不久，撤也好撤一些。

苦的是后来才被添加进反击名单的部队，这些部队早已处于苏军火力包围之中，哪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撤出来的，而且基层指挥官对眼前的困境看得最为真切，好多人对荻洲的反击行动并不认可。

大家都在质疑，一线部队白天作战，晚上抢修工事，本身已缺吃少喝，疲惫不堪。要是凭借工事死守，或许还能守得几日，现在忽然要跑出去跟苏军玩冲锋，这不是“老虎口里夺脆骨，蛟龙背上揭生鳞”，自己上门找死吗？

最左翼的第七十一联队这时只剩一千八百人，大队长以下军官全部战死，但按照荻洲的命令，仍然要抽调两个大队参加反击。诺蒙坎战役以来，第七十一联队已三换联队长，现任联队长森田彻向师团参谋长冈本连连叫苦：“两个大队都抽走了，还能剩下几个人？又怎么守得住防线。就算出去反击，恐怕前进不了多少米，也要全军覆灭的。”

冈本就是第七十一联队的首任联队长，但如今处的位置已经不一样，他对森田彻的唱衰甚为反感：“就是全体玉碎也要进攻，为了皇军的荣誉，哪怕前进两三米也好。”

森田彻被说得哑口无言。

其实这就叫坐哪个山头唱哪个山头的歌。森田彻曾经也有着令人难以想象的极品程度，最喜欢做的就是欺负弱者，最擅长的勾当，是在看似不可能的部位，硬生生地切下一块肉来。他是七七事变的元凶和谈判代表之一，对待中国人的态度极为凶恶蛮横，当时没有哪一个中国人不讨厌他。

白天根本动弹不了，除非晚上还有机会。事实上，荻洲能够投入的反击部队都是趁晚上才陆续到达集结区域，尽管如此，在撤出过程中，他们还是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损伤。

荻洲任命第二十三师团长小松原为前敌总指挥。1939年8月23日夜，小松原将师团指挥部由将军庙推进至752高地附近，此时离攻击目标只有七公里左右。

小松原将反击兵团分成左右两翼，左翼以第七师团为主，由第七师团第十四旅团长森田范正少将掌握，右翼以第二十三师团为主，由步兵团长小林恒一少将掌握。预定为四个联队，但直到反击开始，仍有部队未能到达，最后只凑齐了两个半。

1939年8月24日上午9时30分，这两个半联队向苏军南翼集群发起反击攻势。

此前朱可夫正在河西碉堡里接受记者们的采访，这位体格健壮、方头大脸的将军洗了个澡，看上去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情绪好极了。

就在朱可夫对着记者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两名侦察兵上气不接下气地跑进来，向朱可夫报告说，日军正在集结大部队，显然是在准备反击。记者们一听，既紧张又激动，有料哇，赶紧拿起笔，竖起耳朵，以便记下朱可夫发布命令时那种果敢和有力的神态。

可是他们想错了，朱可夫未发布任何新的命令，他只是语气平淡地告诉侦察兵：你们看错了，日本人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有效攻击了。

侦察兵愣住了，因为确实亲眼见到日军在整军待发，记者们也有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朱可夫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过有一点是相同的，没有人怀疑朱可夫在判断和决策上的正确性。

朱可夫不是不知道日军将发动反击，只是他早已看穿了对手的五脏六腑，在双方兵刃还未碰到一起时，便料知对手必败无疑。

必败的攻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去评论它吗？

<h4>确实完了</h4>

这天早上前线刮起了大风，大风卷起沙土漫天飞舞，吹得人睁不开眼。在一片肃杀的氛围中，日军反击兵团的右翼率先启动，并由编制相对完整的酒井联队充当先锋。

朱可夫用不着增加任何命令。他的南部集群已经以两座高地为中心，构筑了宽度达十公里的铁丝网纵深阵地。

在苏军阵地上，正面为轻重机枪，左右两侧是二十辆坦克，机枪打，坦克轰，其火力的凶猛程度，比风沙还要厉害得多。冲锋中的日军像狂风中的竹竿一样，一批批地倒下去。

这还只是最前沿看到的景象，其实当天南部集群仅坦克装甲车就汇集了二百辆，后面还有榴弹炮群支援，仅铺天盖地的炮弹，就足以构成“火制”地带，酒井联队出现大量伤亡，是件毫不意外的事。

对于日军的“猪突冲锋”，日后太平洋战场上的美国大兵有一句经典评论：“对一个猝不及防、病弱无力的人来说，野猪狂冲过来的确很危险，但对于一群弯弓搭箭的猎户来说，冲过来的野猪正好是盘中餐。”

诺蒙坎战场上，日军就是苏军的“盘中餐”，仅仅在上午，就有了副联队长战死的记录，有的地方日军尸体摞在一起，简直让人无法下脚，而他们得到的，只是前进不到两公里的“战绩”。

小松原急忙让炮兵进行掩护，到中午时分，酒井联队总算接近了苏军阵地前沿，但因人员伤亡和弹药消耗过大，已失去了前进的力量。

仅仅半天工夫，朱可夫的论断就得以证实。

到了下午，攻守双方易位，苏军开始进攻。坦克部队从连绵起伏的沙丘背后钻出来，会喷火的喷火，不会喷火的连撞带压，酒井联队一个小队一个小队地被干掉，某个中队仅有四人生存，还全是重伤员。

每个日军士兵几乎都带了燃料瓶，可是苏联坦克新换的柴油发动机根本就不惧燃烧瓶，而且每辆坦克车上都装有钢丝铁刺网，让你抓没地方抓，爬没地方爬，连做“肉弹”的机会都捞不到。

下午两点，小松原的指挥部与整个右翼兵团失去联系，派出去的联络参谋和传令兵全都有去无回。小松原急得没辙，只好又疾呼飞行集团前来救援。

战前就说好航空兵要配合，飞行集团长嵯峨彻二为之苦恼极了，本来新添了一个第六十四战队，但在近阶段空战中，该战队的飞行员和飞机已损失了将近一半，就连战队长横山八男少佐本人都被击落负伤，令航空兵们十分胆寒。

实在无人可用，嵯峨彻二只得把在海拉尔机场休整补充的第二十四战队调回充数。

所谓补充，并不是像苏联空军那样能迎来新型飞机，第二十四战队得到的，还是老旧的九五式战斗机，型号为Ki-10，其格斗和爬升性能尚不及九七战。

第二十四战队长收到出击命令，就跟收到死亡通知书一样，新任战队长赶紧与飞行员们一道商量，最后众人都认为，既要交差，又不至于立马就报销掉，唯一的办法是改变战术。

日本陆军航空队沿用的是一战时单机空战的经验，依靠王牌飞行员的飞行技术打仗。等到王牌和九七战都损失得差不多了，他们才想到要学习苏联空军，进行有组织有指挥的作战。

第二十四战队飞临诺蒙坎后，战队内部绝对禁止单机空战，通过这种抱团抗衡的战法，才得以减少损失。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42253N.jpg" />

参加诺蒙坎战役的日军飞行员。在战役临近结束时，上面的大多数人都已命赴黄泉。

第二十四战队出战，并不是要与苏联同行较劲，而是为了掩护轰炸机。

下午4点，十二架97式轻轰炸机终于来了。来了一看，地面有十几辆满载军用物资的卡车，旁边又没有高射炮，不用担心被击落。飞行员们激动起来，这么好的打击目标可不容易逮到，若不赶快下手，岂非很不专业。

自从丧失制空权后，日军飞行员除了在家里修飞机外，根本就没什么机会出来活动，更不用说炸得这么过瘾了。他们索性把带来的炸弹全扔了下去，咣咣咣，卡车和卡车上的人都被炸了个光。

炸完了，第一个朝天上吐唾沫的不是苏联人，而是盼星星盼月亮一样盼他们来的日军。原来地面部队忙中出错，没有做好地空识别，轰炸机炸中的是师团汽车队，其间，地面的日军士兵又是摇旗，又是挥手，处于高度兴奋中的飞行员没有一个看见。

傍晚时分，前线终于传来消息。先前无法与前线联系，只是因为右翼兵团的指挥系统已经被苏军摧毁。步兵团长小林右腿被坦克炮打掉，倒地后浑身是泥，已昏迷不醒，差一点被溃退下来的士兵踩死，过了很长时间才被卫生队发现收容。

酒井联队长左臂被打断，酒井队长的大队长、中队长几乎死伤殆尽。

眼见情形不对，酒井急忙下令将性命攸关的联队旗后送，以免被苏军缴获，随后他自己就得到了和联队旗一样的待遇。第一大队长西川重伤后被送进野战医院，一睁眼，发现以酒井为首，联队幸存的各级指挥官已经全部到医院报到，不禁脱口而出：“第七十二联队（酒井联队）完了！”

确实是完了。酒井联队有两千两百九十五人投入反击作战，这一战就有两千二百人死伤，伤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剩下来的人只够勉强编成两个小队。

森田彻第七十一联队只有一个大队能参加右翼兵团。在作战中，小队长以上的军官非死即伤，部队不得不靠士官维持指挥。

右翼兵团还有一个野炮联队，该联队一千多名官兵和相应挽马全部横尸荒野，火炮被摧毁，联队长也成了光杆司令。

当小松原收到消息时，右翼兵团残部正像雪崩一样往后逃命，出现了小松原所说的“前所未有的肆意退却现象”。

再不“肆意”，就要成死尸了。

<h4>神经搅乱战术</h4>

右翼兵团虽然溃败，但还是当天反击中攻得最远的部队，起码他们离苏军阵地前沿已经很接近了，森田范正旅团长指挥的左翼兵团连苏军阵地的边都还没摸到哩。

在苏军密集的火力打击下，日军根本就冲不过开阔地。森田范正看得害怕，还特别天真无邪地向师团指挥部请示，问能不能灵活一些，不要“猪突”。

师团参谋长冈本听了很是生气。

瞧瞧人家酒井联队都是怎么干的，你第七师团号称关东军的第一块牌子，名气不小，功夫却这么烂，什么世道！

冈本大声呵斥：“给我进攻，哪怕是只能前进一寸。”

森田范正被骂得脸上无光，顿时跳了起来，气急败坏地反问道：“人都死光了，还进什么攻？”

有一个成语，叫南辕北辙，荻洲的所谓全线反击，就是在做着这样一件事。

日军费尽力气组织反击，企图从南翼包抄苏军，却不知道苏军也在包抄他们——当天，苏军南北集群中的坦克部队在日军防守阵地的后方会合，初步实现了大反攻计划中的战役包围。

接下来，朱可夫要做的，除了继续收紧包围圈外，就是把这块已在掌握中的蛋糕一块块切开，然后分食。

对此情形，身为普通医官的松本比利令智昏的高级官佐还要看得更为真切。在他的视野范围内，诺蒙坎地区已经到处布满苏联兵和外蒙古兵，而且苏军还在从西岸涌来，松本的形容是，“像大河流水一样源源不断而来”。

在宽阔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坦克装甲车卷起漫天尘土，苏蒙军的呐喊声直冲云霄，几有撼山之势。松本说，在那一刻，虽然明知这是敌人在举行大进军，但他还是从心里面感到佩服，甚至幻想那是日军的大部队，自己可以加入进去。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6/1-200606214225435.jpg" />

一辆苏军坦克正从哈拉哈河的浮桥上通过，远处是一轮红日，画面极具美感。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在苏军的进攻下，很多高地都插上了红旗，日军少弹乏粮，败局已定，剩下的只有绝望的挣扎。

1939年8月25日零点，搜索队撤出了弗依高地，这是一次自发的撤退行动。

在做出这个决策之前，搜索队已经濒临绝境，战壕炸平了，子弹打光了，刀也砍弯了，整个联队仅剩一百多人，而且全是轻重伤员。高地上横躺着七百多具尸体，“恐怕鬼神看了也会害怕”。

在与师团指挥部失去联系后，搜索队长井置荣一中佐手里只有一张师团给他的最后命令：“死守到底。”

井置把军官们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战场紧急会议。军官们都认为，以眼下这种情况，死守已无必要，也守不下去，等于是大家白白送命，倒不如先撤出阵地，补充之后再杀回弗依高地。

作为指挥官，井置的选择非常有限。高地被苏军包得有如铁桶一般，要想突围成功，变得非常困难，而且就算能突围出去，仅擅自撤退的罪名，就可以置他于死地。

就战场道义而言，井置是一个不错的军人。因为他最终还是下达了撤退命令：“天黑以后，守备部队全体突围。”

由于连日水米未进，士兵们疲困至极，撤退时，大部分士兵都是抓着前面人的腰带，才得以蹒跚而行，假如一松手，就只有留在阵地上等死的份儿。

苏军晚上只围不攻，为了防止夜袭，还会远远避开，这使得搜索队残部能够以夜色为掩护，撤出了弗依高地。在诺蒙坎战场上，这是日军唯一得以整建制撤出的联队。

苏军的包围和猛击，终于让日军指挥高层那涨得发昏的头脑有所清醒。荻洲、小松原、辻政信都隐隐约约意识到了不妙。

正常情况下，这时候他们应该趁插到后方的苏军坦克部队尚未把门锁死，赶紧组织部队向后撤退，起码要边打边撤，可是朱可夫所称的这些“昏庸无能的高级军官”没有人会这么想，也没有人愿意这么想，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反击来找出路，将守势转为攻势。

植田下令调驻牡丹江市以东的第二师团、野战重炮兵联队、速射炮部队到战场，森田范正的左翼兵团因为没有完全“猪突”，还留有实力，被命令继续进行反击。

那些在高地苦苦支撑的固守部队，全都眼巴巴地指望着左翼兵团能给他们带来好运，荻洲和小松原也一直催促着森田范正赶快动手，但这时候面对苏军的进攻，森田范正忙于招架，哪里腾得出手。

1939年8月25日早晨，固守部队听到的不是自家左翼兵团发起反击的好消息，而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声音。

除了进攻之外，苏军还实施了神经搅乱战术。

诺蒙坎战前，日本有一个叫冈田嘉子的电影明星兼歌手，后来随身份为日本共产党员的情人私奔到苏联。战斗打响后，冈田便主动要求进行对日宣传。

苏军通过大喇叭扩音器，在阵前重复播放冈田“快放下武器回家乡”的日语讲话，同时还伴以日本民谣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