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出兵入关，把整个反蒋阵营都逼到了新的十字路口。担任反蒋联军总参谋长的刘骥特地向冯玉祥呈献上中下三策，并且恳切地说：“冯先生，我希望你取上策，万不得已才取中策，而下策是绝不能采取的。”

刘骥的下策是破釜沉舟，在郑州外围和蒋介石决一死战——即便冯玉祥想采取此计，他也已经有心无力，所以刘骥多虑了。

刘骥极力推荐上策，即在军事、政治已处于极为不利的情况下，避免和蒋介石决战，迅速退入潼关，励精图治，东山再起。问题是冯玉祥并不甘心如此了局，他仍想用背城借一的办法来挽回军事上的颓势。

这样就只能取刘骥认为万不得已的中策了：以郑州为中心和蒋介石再打一仗，胜则乘机追击，败则迅速西退。

光靠西北军决战郑州，冯玉祥自己其实也无胜算，他把希望寄托在阎锡山身上，希望阎锡山能够抽调有力部队到河南。在他看来，张学良虽然举兵入关，但自己实力尚存，只要阎锡山能跟他一起坚持到底，局势仍有扭转的可能。

<h2>致命杀着</h2>

冯玉祥一面将宋哲元撤到洛阳一带，以确保从郑州到潼关这一交通线的完全，一面缩短平汉、陇海两路防线，将大部兵力集中在郑州外围，准备在晋军的协助下与中央军展开决战。

在派邓哲熙劝汪精卫等人保持镇定和返回北平的同时，冯玉祥已经派幕僚张允荣前去谒见阎锡山，陈说继续打下去的理由，并请阎锡山抽兵河南。

阎锡山还想把南岸的晋军都撤到北岸去呢，哪里肯再反向为之。他接见张允荣时态度消沉，连声说道：“不好办，不好办，仗是不能打了。”

张允荣询问他对于时局的看法，他也不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说：“退到山西再说罢。”

张允荣还想继续说下去，阎锡山即岔开话题。眼见话不投机，张允荣只得悻悻而归。

直到在阎锡山那里碰了钉子，冯玉祥才感到郑州决战是多么不切实际，但等他想弃中策取上策，把军队移到陇海线西段时，已经来不及了。

蒋介石的致命杀着并不是正面进攻，而是依张钫之计，截断西北军的西归之路。在平汉线以西，他安排各挺进纵队取洛阳、占潼关，为的就是这个目的。

杨虎城部亦是挺进纵队中的一支。因为曾是西北军旧将，冯玉祥一直在拉杨虎城，这在当时早已不是秘密。何成浚率部撤退漯河后，主要也就是做杨虎城的工作。他把杨虎城安排在漯河的“军人之家”，天天喝酒玩耍，关系日渐融洽。

中央军取胜于津浦线，让所有跟随蒋介石的杂牌将领松了口气，暂时都收起了三心二意的投机念头。杨虎城对自己的部下说：“这一次我们的生意做成功了。冯玉祥是个单干户，而且树敌过多，他一定会失败。”

杨虎城一直想在西北建立自己的军事基地，在得到蒋介石授命后，即下令部队进攻龙门、洛阳、潼关乃至直达西安。杨部有三个旅、两个特务团，还有配合作战的别动队，在各挺进纵队中属于实力较强的一支。同时，杨虎城还从大革命时期的武汉政治部以及农民运动组织者中收纳了许多人作为他的政治干部，这些人曾在河南组织过农民运动，在当地颇有群众基础，从而使得杨部在进军途中得到了河南当地民团和农民的不少协助。

负责防守郑州至潼关一线的宋哲元兵微将寡，手下仅有葛运隆、赵登禹两个师，无力抵挡杨虎城等部的冲击。早在9月17日，也就是张学良发表“巧电”的前一天，杨虎城便一马当先地攻破了洛阳附近的龙门天险。

龙门既破，沿陇海线西撤已不可能，西北军也就仅剩下了过黄河、退豫北一途。

<h2>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h2>

扩大会议的人员在石家庄会合后，委员们和相关人员都已先行撤往太原，汪精卫和陈公博因为还要等阎锡山制订新的军事计划，所以暂时只能停留在石家庄。

观察局势，虽然晋军正在从山东平津撤退，但只要西北军在陇海线上还站得稳，反蒋阵营尚不至于全盘崩溃。汪精卫向陈公博提议，说不如趁此机会到郑州去一趟，见见冯玉祥。

于是汪、陈在到达石家庄的第三天便乘着专车前往郑州。火车白天无法进入郑州车站，原因是每天都有中央军的飞机前来轰炸，要进站的话，必须算好时间，在黑白交接之时到达。

晨光微亮，专车通过黄河铁桥，随后进入郑州车站。在那里，冯玉祥已派汽车到站相接。

陈公博年纪轻，此前与冯玉祥素未谋面，有关于对方的点滴，都是来自各种传闻——有人说他冬天穿着大兵的衣服，可是里面却套着狐皮；有人说他请客好用粗米白菜，客人走后却大嚼鱼翅；有人说他在南京当军政部长时，放着政府提供的华丽汽车不坐，却和士兵一同挤货车；有人说他对手下的高级军官毫不客气，动不动就打军棍和罚跪。

这些传闻让陈公博对冯玉祥留下了一种特别古怪而且模糊的印象，由于前后反差太大，他甚至无法在脑子里准确地描绘出一幅关于冯玉祥的个人图画来。

当然陈公博与冯玉祥之间也不是完全没有过交接。1927年，冯玉祥有意与蒋介石联合北伐，那时陈公博是蒋的门客，冯玉祥就派人给他送来了一件老羊皮袍料。

后来陈公博离开蒋介石，跟着汪精卫到武汉去了，也就是在武汉的时候，他对冯玉祥的印象开始变差了。

陈公博早就听说冯玉祥治军很严，西北军的所有文武部属都要穿布衣，早上还要上早操，即便年纪再老，也不准缺了这堂课。可是他在武汉所看到的却是，冯玉祥的代表每次来汉，无不大嫖大赌，冯玉祥的参谋长到了这个花花世界，同样是每天晚上都要在华商总会俱乐部打麻将赌博，而且赌得还不小，都是五百元一底的麻将局。

陈公博由此断定，冯玉祥在公开场合再怎么亲民和善于练兵，最终仍不免于败。道理很简单，水至清则无鱼，你制定的规矩太违背人性常理，部下根本没法做到，他们只有通过作伪来糊弄你，这种作伪一旦人人仿效并形成风气，迟早会导致全军崩溃。

现在军事上全靠冯玉祥支撑大局了。他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他的部队会崩溃吗？这些都是陈公博迫切想知道和了解的。

和传说没有太大差别，冯玉祥果然以简陋示人，他的司令部设在离城墙不远的一间破庙中，他自己住在另一间小破庙的神廊里。几个人见面后，便只能在神像面前促膝而谈，天一亮，又同去墙边的一座棚厂内吃油条和稀饭。

中央军飞机轰炸的时间每天都是固定的，一般是早上八点和下午两点。到了上午八点，飞机真的来了。那时国内还没有防空哨的概念，只是前沿阵地见飞机经过，给城里打个电话，然后城墙上站岗的哨兵看到飞机飞近，再长吹一声哨子，就算发出空袭警报了。

西北军包括整个北方也没有高射炮，在飞机进入郑州上空后，一两门野炮对着天空乱轰一阵便对付了过去。

不过在陈公博看来，飞机远非决战的最有效武器。他了解了一下，中央军飞机的轰炸目标集中于郑州车站，但投的都是小炸弹，乃至于炸了一个多月，郑州车站都未受到损伤，只有几列货车被炸毁。

轰炸结束，一行人从防空洞里走出，到草棚去吃午饭。陈公博特地留意了一下，发现桌上摆着一盘炖鸡、一盘猪肉、一盘蔬菜、两盘馒头，此外还有几个小碟。虽然并不丰盛，可也绝不像传言中所说的请客只用粗米白菜。

饭后到草地上散步，西北军的一位宣传处长告诉陈公博，冯玉祥吃饭一向如此，有没有客，饭菜都是这几样，外界宣传冯玉祥恶衣恶食，确实是过于夸大了。

看来冯玉祥的平常起居，倒还不是太出乎人情，陈公博对冯玉祥的看法至此有所改变。当然，冯玉祥治军过于严厉，以及陈公博在汉口的所见所闻又都是客观存在的，只是它们将来会对西北军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和危害，现在还无人能够预知。

<h2>大事不好了</h2>

要认真说来，飞机轰炸对反蒋联军的威胁，还远不如那些窝里反的杂牌军将领。

访完冯玉祥，汪精卫和陈公博又在回石家庄的途中顺道去看了石友三。早在8月底，得知张学良将派兵入关，石友三就致电张学良，表示“即行撤兵北上，服从东北，愿效前驱”，随后便擅自放弃阵地，率部北撤新乡等地。

石友三原来负责在陇海线上掩护反蒋联军的左翼，他一声不响地往后一撤，留下了一个大空隙，使得西北军和晋军差点被中蒋军“包饺子”。石某如此逍遥，阎、冯却还不敢拿他怎样，就怕把他给惹急了，真的造起反来。汪精卫和陈公博之前乘车经过新乡时，亦有此体会：从石家庄至新乡一线，几乎没有多少军队，如果石友三把专车拦截下来，他俩立刻就会成为俘虏。

拜访石友三实乃冒险之举，可又不得不做。当时阎、冯两军中都传说石友三已和张学良发生关系，阎锡山便再三恳请汪精卫顺路去看望石友三，希望借着汪精卫的面子，使石友三不好意思把这一残破之局搅得更残更乱。郑州会晤，冯玉祥也赞成这么做，于是汪、陈便在郑州车站预先给石友三打了个电话，准备车至新乡时见个面。

在汪、陈之前，薛笃弼和贾景德在南逃途中也曾在火车上碰到过石友三。石友三满脸骄气，看到他们也爱理不理。薛、贾气得不行，贾景德还写了一首名为《异军突起》的诗，以发泄胸中的愤懑。

石友三过去在浦口反蒋中，曾与汪精卫有过联系，并打过拥汪的旗号，所以他对待汪精卫不像对待薛、贾那样骄横无礼。汪精卫的专车一到新乡，他就亲自跑到车站来与之会晤。

汪精卫把石友三拉进车厢，对他说尽好话，并且说如果他的军队真的需要整理，退至新乡亦无不可，假使阎、冯因此产生什么误会，自己可以替他解释。石友三顺水推舟，解释自己实无反意，之所以撤至新乡，只是因为部队经过几次作战，亟须补充，可是阎、冯又不体谅他的困难。

交谈结束，几个人到车站上去散步。车站上站着石友三的士兵，这些士兵穿着新军装，军帽很高，样式与阎、冯迥然不同。

陈公博以为那是法国式军帽，甫一开口，旁边就有人低声说：“不是，不是，那是东北军的式样，也就是模仿日军的式样。”

谁还会怀疑石友三和张学良没有勾搭在一起？连军装都换了！陈公博的心里透过一阵凉意，他感到反蒋联军的前景更加不容乐观了。

回到石家庄，阎锡山已经把他的新军事计划拿了出来。此时陇海线的西北军、杂牌军，加上从山东平津退下来的晋军，收拾残余还有五十多万人马。阎锡山打算在放弃河南的前提下，将这股力量集中于河北，先把东北军驱逐出关，然后再据黄河自守，以待天下之变。

阎锡山征求汪精卫等人的意见，陈公博以为不易实行。从晋军在山东平津的“退避三舍”中，他就看出晋军已失去了斗志，至于陇海线上的杂牌军态度如何，只要瞧瞧石友三的样子也足以令人心冷大半。

西北军曾是希望所在，虽然郑州会晤的情况比想象中要好一些，但随后发生的一幕证明内部问题也非常严重。那一天，刘骥正好来石家庄，汪精卫有意无意地对他说：“我想军事或者要更坏下去，我们如果把扩大会议解散，或者使军人方面容易应付也未可知。”

“我很赞成汪先生的主张，因为军事恐怕没有大的希望。”刘骥不假思索地说道。

陈公博在旁边听见了，心里顿时咯噔一下。刘骥是西北军参谋长，他在汪精卫面前这样说，纵使不代表所有西北军的意见，至少也可以代表一部分人的心理。

西北军军心已变，晋军失去斗志，杂牌军又不足恃，陈公博的眼前飘过了戏剧中打败仗的将领常念的五字道白：“大事不好了！”

可是除了新军事计划，也再没有其他高明之见了。汪阎讨论了很久，觉得只能这么办。

事情必须通知冯玉祥，怕来往电报说不清楚，阎锡山想请汪精卫、陈公博再次南下郑州，他也陪同前往。

专车刚过邢台，有人前来报告，说石友三的部队已自由行动，一部分已东向斜出大名，似乎正与东北军联系接洽。阎锡山闻言变色，他认为如果消息确实的话，此行经过新乡时必定凶多吉少，弄得不好就会成为石友三的俘虏。

踌躇片刻，阎锡山把专车分成两半，自己挂一个小机车北返，却要汪、陈继续南行。

阎锡山怕做俘虏，汪、陈也怕，但两人别无选择，只好仗着都是文人，又与石友三有过那么一点关系，大着胆子硬闯险关。

还算幸运，一路无人截道为难。天色微蒙之时，专车终于抵达了黄河铁桥。

这已是他们在三天之内两过黄河。毫无睡意的陈公博透过车窗，看到河面上有一两只水鸟正在上下低飞，不由得触景生情，遂赋诗一首：“四野奔流遍甲戈，两番深夜渡黄河。雄心渐似秋水淡，欲化闲鸥逐逝波。”

<h2>流亡大夫</h2>

郑州，还是在那座破庙里。听汪精卫说明来意，冯玉祥对新军事计划表示完全赞成。

这回倒是汪精卫有些犹疑起来：“这事办起来，恐怕会有许多困难吧？”

“事虽困难，势在必办！”冯玉祥回答得斩钉截铁。

在西撤路断之后，有人曾向冯玉祥献计，说不如乘晋军已全部出晋之机，索性开入山西境内，从而使得晋、陕联成一气，这样仍可在西北形成一个局面。

冯玉祥既没有立即采纳，也没有明确否决。他倒不是说不忍心抢合作伙伴的地盘和饭碗，而是觉得还有必要拉老阎继续作战，此事不宜操之过急。

按照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西北军立足河北，进可击败东北军，换来战局转机，退可鸠占鹊巢，拿老阎的家当自己的家。对于早晚都要撤到黄河以北的冯玉祥来说，真是何乐而不为。

原则敲定，剩下来的细节就不是文人需要考虑的，那是武人的事。中午，冯玉祥、汪精卫休息睡午觉，陈公博跑到参谋室和西北军的几个幕僚一边吸烟一边闲聊。

这些幕僚认为反蒋联军在军事上已经无望，即便据河自守也难以挽救整个局势。问到还有什么其他办法，有人主张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有人建议索性与张学良接洽，让对方给收编了算了。

陈公博感到特别心惊的倒不是幕僚们会有这些想法，而是他们在谈论时毫不避讳，说明类似话题在西北军中早已经公开。

当初汪精卫、张发奎发动反对新桂系的广州事变，当事变临近失败时，陈公博也曾目睹几乎与此一模一样的场面。有过经验，他就知道西北军内部军心动摇已到了何种程度，看来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了。

吃过晚饭，形势似乎更加紧张，一会儿有人报告南面已有一个团的中央军冲进防线，一会儿又有情报说黄河铁桥附近出现了百余土匪。冯玉祥到底久经沙场，显得颇为镇静，他先是把地图摊在地上，和几个幕僚点着蜡烛商议，接着又到棚子里打军用电话：“喂，那边有些小子冲进来，你们赶快派一营人去堵住。”

在冯玉祥打电话的时候，陈公博看到他的嘴角一直挂着笑容，显然他对这种指挥方式驾轻就熟且怡然自得。

挂掉军用电话，冯玉祥催促汪精卫、陈公博早点动身回石家庄。陈公博也已经从别的渠道证实，黄河铁桥附近出现的百余“土匪”其实是中央军的便衣队，这表明南岸失守已进入了倒计时。

北返时，汪、陈再不敢中途停留。他们回到石家庄后，随即便转赴太原。

在汪、陈抵达太原之前，扩大会议的人员还未到齐，一切政治活动几乎都陷于停顿。不过政客们倒也没有亏待自己，他们白天吃“全羊席”，喝汾酒，晚上就到山西大戏院去听梆子戏。

山西人对这些“流亡大夫”没有好感。在一场戏中，一名丑角就讽刺阎老西引进大批外来人员，以至于吃穷了山西，连醋都喝光了。台上的观众看了拼命鼓掌，政客们则啼笑皆非，尴尬莫名。

山西人的排外意识与阎锡山的管治有很大关系。有人曾到太原图书馆和宣传机关里去查过，发现要想找到一份外省的报刊都非常困难。阎锡山用这种封锁政策来对待一切省外的书报刊物，以便使老百姓耳聋眼瞎，乃至于只知他阎老西，而不知其他。

封锁政策固然有利于阎锡山成为山西的土皇帝，可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其实并没有做好称雄天下的准备，瞎打瞎撞的结果，只能是“有锡天下乱”。

阎锡山手下也有一批搞政治的，他们认为改组派等派系无能无力，所以只能跑到山西来寄人篱下。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当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抵达太原时，有人便在欢迎人群中大喊“打倒改组派”的口号。陈公博将之总结为：恰如囚在笼内的一群雄鸡，大家都走了背运，却依然还要相啄。

虽然甫一下轿就被喝了倒彩，但汪精卫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又再次祭出“民主政治”的旗帜，把大家集中在傅公祠开会，准备像孙中山当年那样搞一个临时约法出来。

可是政客们最后的努力并未能给前线带来任何利好。阎、冯还没来得及将陇海线的军队全部撤到黄河北岸，陈公博曾经担心过的事便突然爆发了：吉鸿昌率部投蒋！

<h2>连锁反应</h2>

吉鸿昌在豫东作战时，还担任着孙良诚部队的副总指挥，他和孙良诚手下的几个师长梁冠英、张印湘的关系都不错。他这一投蒋，不仅令郑州南面的门户大开，而且引起连锁反应——张印湘首先与吉合作，受编为吉鸿昌“讨逆军第二十二路”的军长，梁冠英虽没有马上随吉鸿昌行动，不过也隐隐流露出了消极的情绪。

原先冯玉祥仍试图在渡过黄河之前给予蒋军以沉重打击，但吉鸿昌投蒋使他的设想完全落空。此时他才急急忙忙地下令各部渡过黄河向北退却，但平汉线的张维玺南路军已在新郑一带被重重包围。在遭到近一个月的围困之后，该部十多万官兵全部缴械投降。据说这还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军事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全军缴械事件。

鹿钟麟在接到冯玉祥迅即北撤的命令后，即将他位于郑州的总部撤至郑州，同时派梁冠英部负责保护黄河铁桥，以掩护大部队过河。

晋军、西北军这么多部队需要过河，若组织不当，难免会重演当初晋军在泺口大铁桥自相践踏的惨剧。幸好陇海线的指挥官中还有一个徐永昌。

民国以降，军人素质不一，诸如孙殿英一类的大盗、石友三一类的朝三暮四之徒固然很多，但亦不乏道德修养很高的君子。徐永昌在率部撤退时，亲自监督士兵将过去借商会的钱款送还。有人说，都这个时候了，为什么还钱，留着犒赏士兵不是更好吗？徐永昌摇摇头：“这个时候，我不懂得犒赏士兵，我只知道借别人的钱不能不还。”

撤退前夕，徐永昌就有言在先，说只要愿意北撤的部队，不管何军何部，有一支不退过黄河以北的，晋军决不过河。到了晋军、西北军都争相北撤的时候，他又答应鹿钟麟，让西北军先渡黄河，晋军后继，并为之提供掩护。

张樾亭站在晋军的立场上，对此表示不解，他说：“敌人进攻甚猛，撤退稍迟，损失必大，敌再尾追，势必混乱，掩护的责任恐难做到。”

徐永昌一语惊人：“我们如抢先渡河，危险更大！”

他分析说，由于为西北军提供的给养不足，西北军官兵异口同声，都把责任推到晋军头上，对晋军怨恨很深。现在西北军正在黄河铁桥附近撤退，若两军争渡，很容易发生相互攻击的事件。一旦中央军乘此围歼，晋军、西北军都有全军覆灭之虞。

徐永昌素来行事缜密。开战之初，他就让阎锡山给他预备几百艘民船，阎锡山觉得诧异，徐永昌解释说在河南作战，不能不留后路，万一战事不利，光一座黄河铁桥是不够用的，还得用民船摆渡。阎锡山随即引起重视，并特地交代周玳置办。到了这个时候，那几百艘民船也就都派上了用场，既避免与西北军争抢铁桥通道，又为己方顺利过河提供了保障。

10月3日，上官云相攻入开封。郑州外围的中央军各部也愈逼愈近，郑州城内已能隐隐听到炮声。

当晚，徐永昌到达郑州，第二天上午即前去拜见冯玉祥。冯玉祥已搬到城北，住在一座野外帐篷里。此前他刚刚会见完吉鸿昌派来的代表，吉鸿昌让代表告诉自己曾经的老大：“你看我现在与蒋介石联络，是要做赤壁大战的黄盖，机会一到，即将蒋介石与你们生擒过来。”

冯玉祥把这番话讲给徐永昌听，并且说：“现在局势尚大有可为，郑州附近还可以守一个时期，仗还可以打下去。”

说到军费拮据，冯玉祥又说：“郑州可以派房捐，一派房捐就是钱，我们还要好好待一个时期。”

其实冯玉祥本人并不是真的这么想。当天，阎锡山、汪精卫都秘密来到郑州与其会晤。在共同商定联合发表实行停战的通电后，冯玉祥在下午第一个过黄河，阎、汪亦于晚间离郑北返。

10月6日，中央军进占郑州。西北军负责殿后的梁冠英接洽归降，被蒋介石发表为“讨逆军第二十五路总指挥”。梁冠英部是孙良诚的核心主力，梁冠英一降，孙良诚总部的手枪团也跟着受编，所谓西北军的“铁军”从此不复存在。

随着西北军投降的投降，缴械的缴械，阎锡山的新军事计划已无成功实施的可能。与此同时，冯玉祥也再没有足够的实力攻占山西，打通陕、晋了。

<h2>哪壶不开提哪壶</h2>

都知道反蒋联军会垮，但垮得如此迅速，还是令人分外吃惊。

民国初期，河南有一个叫岳维峻的督军，手下号称有七十余万兵。岳督军的实力不可谓不强，但在与其他诸侯的鏖战中，不出两个星期，他那七十余万的队伍便烟消云散，岳维峻自己也成了光杆司令。陈公博当时看到这一消息时还感到极为骇异，以为即便这七十余万人都不抵抗，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让别人砍，两个星期也砍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