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到了这个时候，身为文人的陈公博才明白什么叫军心离散不可收拾，什么叫兵败如山倒，也领悟到了《史记》所记载的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部卒为什么会在听到楚歌后一夜散尽。
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个故事都不是神话，都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真实历史！
眼看中原战事已接近尾声，为了能够迅速回师江南对红军作战，蒋介石决定以“宽大”态度对待善后问题。10月上旬，受蒋介石之托，与西北军孰有历史渊源的马福祥、张之江来到河南，与鹿钟麟商洽收拾西北军的办法。
马、张代表蒋介石，提出对华北的军事可以一了百了，通过政治途径和平解决。鹿钟麟代表冯玉祥，列举了三个条件，除了同意冯玉祥下野外，另要求由鹿负责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十个师，分别以豫西及陕甘两省为驻防区域。当然，这不是白让你编的，得拨三百万编遣费过来。
若是放在战前，冯玉祥、鹿钟麟或许还能再把蒋介石当成冤大头宰上一刀，可到了如今这个境地，那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了——老蒋已经胜券在握，他岂能允许西北军这个团体继续存在下去并和他作对？换句话说，人家可以不在乎拿出三百万，但他要的是把西北军化整为零，逐步为己所用，或者干脆一个个地予以消灭，一了百了。
谈判者的想法南辕北辙，根本找不到共同点，结果可想而知，双方虽然几经磋商，仍然毫无成效。蒋介石见冯玉祥不肯就范，便派兵继续向潼关发动进攻，以求彻底阻断冯玉祥退至西北收拾残局的希望。
比之于西北军，晋军各部相对比较团结。蒋介石一时无法将他们拆得一块一块的，便只能首先要求阎锡山下野。阎锡山和冯玉祥一样，都不肯下野，为此他想到了要联络张学良。
在反蒋联军刚刚溃败的时候，阎锡山曾经对张学良极度痛恨，也做好了与之决一死战的准备。孰料张学良却公开表示，他受蒋介石之托出兵解决黄河以北纠纷，只为安定北方，并不想侵扰山西。
就和当初发的“巧电”一样，张学良此语给阎锡山造成了不小的错觉。阎锡山为避免下野，又打起了与张学良合作的主意，于是便派赵戴文等人到东北接洽。
阎锡山以算盘打得精著称，可是在中原大战中，比他更精的是张学良。这位刚刚崛起，令人刮目相看的东北少帅绝不是对染指山西没有兴趣，而是希望“往漂亮去做”，不费一枪一弹就达到全取华北的目的。偏偏阎锡山不知趣，硬要缠上来，张学良只好跟南京方面打招呼，让蒋介石来整治他。
蒋介石立即给阎锡山发去一份电报，措辞相当不客气：“你快走，否则轰炸。”
发现阎锡山赖着死活不肯走，蒋介石果然说到做到，天天派飞机对太原进行轰炸，以后甚至连河边村都没放过。
飞机轰炸使得太原市面更加萧条，白天街上基本看不到人，只有掌灯以后才有人出来做买卖。金融也因之更显混乱，天津《大公报》太原通讯报道：“山西票骤跌至每一百元换三百二十元，开未有之纪录。”
经济困顿在令太原市民不堪其苦的同时，也让扩大会议的人深受威胁。许多人北上时拖儿带女，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萧瑟的秋风中不免有“九月寒衣待剪裁”的惶恐。
当初阎锡山将扩大会议移至太原，本意仍是指望“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但事与愿违，扩大会议不仅对阻止军事溃败起不到任何积极作用，还反过来沦为了政治上的累赘和经济上的包袱。阎锡山人还在石家庄，汪精卫也不好意思单独为这件事去烦他，只好自掏腰包，给扩大会议的人每人赠送了五十元，以聊表雪中送炭之意。
汪精卫此举，固然让大家很是感激，可实际上根本解决不了问题。一些人初步得出教训，认为继续跟着汪精卫或反蒋都没有出路，今后只有两种选择，即要么投降蒋介石，要么当共产党——后来确实有人投到蒋介石幕府，也有人参加了共产党。
作为改组派中仅次于精神领袖汪精卫的二号首领，陈公博能够深切感受到组织内部的这种动荡不安。有一天在山西大饭店的客厅里，他碰到了李宗仁的代表卢蔚乾，卢蔚乾问他：“衮衮诸公，有何妙计安天下呢？”陈公博苦笑作答：“怕不是衮衮诸公吧？”
卢蔚乾当即口占一绝：“诸公衮衮策升平，滚滚黄河骇浪惊。早识老西不中用，问君何事客并城。”
<h2>封建残余的小脚</h2>
“老西”不中用，老冯更尴尬。他现在是西行北上都无路可走——西行之路被杨虎城切断，北上之路又被石友三所截住，耐人寻味的是，杨虎城、石友三还都是他的旧将。
只能入晋了。在西北军分崩离析之前，以什么样的方式入晋，冯玉祥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反正你老阎不让进，我就打你。如今西北军残部实力有限，没准“打”字还没说出口，倒先让别人给灭了。
正是“前程如黑漆，暗中摸不出”，冯玉祥一路上都沉默寡言，心情抑郁。到得山西边境的晋城，他让人传话给城头，希望能大开方便之门。
晋城驻扎着晋军一个旅，旅长听说冯玉祥率部入晋，准备派兵阻击。县长认为事关重大，便劝旅长不要轻举妄动，他自己则率全县官民和士绅代表出城迎接。
阎锡山闻讯发来电报，要求不让西北军入晋，但为时已晚。既然已经进来了，老阎也就只好做个顺水人情，同意退到山西的西北军残部暂时驻扎于晋城，冯玉祥本人及其总部人员则可由娘子关入太原居住。
冯玉祥到娘子关后，与阎锡山、汪精卫在车站进行了会谈，协商善后问题。冯、阎都不肯下野，也不愿接受蒋介石提出来的条件，同时，张学良又根本不可能与他们“合作”。三人商量一番的结果，只能据娘子关以自守，看看时局变化再说。
第二天，陈公博陪着汪精卫返回太原。汪精卫这么一回来不打紧，却把和他同住一家饭店的麦焕章给急坏了。
麦焕章也是李宗仁的代表，曾留学法国，本人喜好女色。倒霉的是因为和汪精卫住一起，以汪之级别，饭店门口自然要设警卫，这就限制了他选花征艳，为此十分苦闷。正好汪精卫去了娘子关，警卫撤了，麦焕章以为汪精卫这一去，起码得有好几天不会回来，于是就放心大胆地招了一个小脚土娼前来伴宿。
他没想到汪精卫如此快就返回。汪回来，门卫就要重设，土娼也就不能出去了。无奈之下，麦焕章只好从外面将房门锁上，索性把土娼关在屋里。
麦焕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在干着什么勾当。卢蔚乾和他一起去见汪精卫，碰巧覃振也在坐，覃振就笑着问他：“麦先生，你那位贵相知还在房里吗？”
麦焕章大窘，一时张口结舌，不知该如何作答。大家都哄笑起来，连向来正经八百的汪精卫也忍不住笑了。
卢蔚乾问麦焕章：“你为什么爱上了一个小脚女人呢？”麦焕章倒也回答得振振有词：“你要知道我在巴黎和本国各大城市所搞的大足女子不知多少。到这个偏僻所在，封建残余的小脚也别有风味。”
才笑完麦焕章，这边大名鼎鼎的陈公博居然也“出事”了。
广东人陈树人无任何派系背景，但他与改组派的关系较为密切。这一天他带着老婆到戏院去听梆子戏，看到陈公博也在，而且样子非常投入。直到十点，陈树人夫妇离场回家，陈公博还没有走。
陈公博和汪精卫一样，私生活都比较严谨，不是麦焕章那样连“封建残余的小脚”都觉得别有风味的家伙。“公博捧戏子，真是奇迹”，陈树人马上把这件事传播开来，说陈公博既如此捧那位戏子，想来对方必定出色，大家不妨随兴去看看。
一传十，十传百，山西中央党部来了个空营而出，全都去“一睹芳容”了。
改组派的山西籍干部讨论了一下，认为值此危难之际，不应该捧女戏子，而且“公博同志”又是本组织内部有头有角的人物，还应更检点一些才是。
有两个人被大家推举出来，前去对陈公博进行劝告。陈公博得知来意却哈哈大笑，说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h2>党员心思乱如麻</h2>
陈公博属于层次比较高的文人，在上海、香港等城市都见过世面。在他眼里，太原差不多是一个“荒凉的堡垒，古典的庙宇”，梆子戏之类地方戏曲当然也不会有多少欣赏的价值，更谈不上捧戏子了。可问题是晚上在太原无事可干，外地的报刊又找不到，就只能靠看戏打发光阴。
那一次陈树人离开戏院时，他本来也恹恹欲睡，但想到一个人回饭店还不是睡觉，于是便继续熬了下去。
所谓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不管陈公博如何辩解，他捧戏子这件事都已经在太原城里传得沸沸扬扬。人们都在争相打听陈公博所捧的女戏子究竟是谁。
因为那个女戏子并不是梆子戏里的名角，所以海报上都不刊登她的名字，但仍有好事之徒打听得出，其人艺名叫粉菊花，真名叫郭艳霞。郭艳霞由此一炮而红，都说她颇有姿色，唱腔清脆，色艺俱佳，一时观众趋之若鹜，连覃振、卢蔚乾都慕名跑去观赏。覃振听完戏还吟了一首诗：“慢道香君情义重，桃花扇影总堪嗟。”
反蒋势力落败的颓唐之状，或许能与南明挂上一点钩，但要是说郭艳霞就是“桃花扇”里的李香君，陈公博怕是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过了一个星期，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也到了太原。陈璧君对郭艳霞特有兴趣，一定要撺掇着陈公博带她去看。陈公博实在拗她不过，只好说如果陈璧君想看，他可以出钱请客，但亲身奉陪就免了。
陈璧君觉得这个条件不错：“好，这也使得。”她还很为陈公博着想：“我主要看她漂亮不漂亮。如果漂亮，传传谣言，倒还值得，倘若不漂亮的话，那倒太冤枉了。”
陈公博果真出钱买票，订了两间包厢请陈璧君等人看戏。晚上，陈璧君看完戏回来，从陈公博的房间经过时，就拍起了他的门：“公博，你真冤枉了。那个戏子不是不漂亮，而是太不漂亮。手臂全是黑的，黑得像起了鱼鳞！”
听陈璧君这么说，赋“香君诗”的覃振不信，他想办法把郭艳霞找到山西大饭店见面。近距离一看，手臂上还真是全黑的。原来郭艳霞本无丽质，在戏班中也原为下等角色，出名之前每天都要烧菜煮饭给别人吃哩。
扩大会议的秘书马小进是广东人，在公余之暇专好作打油诗以自娱。他和陈公博混得很熟，便信手写了一首咏郭艳霞的诗，诗曰：“国事真是丢那妈（‘丢那妈’为广东口语，骂人的话，意同于‘他妈的’），党员心思乱如麻。从来不喝山西醋，今日喜看粉菊花。”
马小进写了一打的打油诗，没有一首能流传开来，独有这一首却不胫而走。只是作者被张冠李戴，成了陈公博……
陈公博虽然确实没有捧女戏子之心，但其情绪之消沉却一窥即知。他和麦焕章恰好代表了民国时期有志于改良政治的两种人：一种如麦焕章，张口闭口反封建，但私生活中连小脚女人都不肯放过；还有一种如陈公博，有理想有主张，奈何在中国这片大陆上，起决定作用的从来不是文人或政客，而是军人。
说来说去，要想局势有所转机，还是得靠军人。陈树人是岭南画派的创始人，他画了一幅晋祠周柏，画中柏树倾斜，水流其下，可谓韵味天成。画好之后，题诗者甚众，冯玉祥亦题一绝云：“大树苍翠数千载，虽然倾斜诚大观。饱经世间冷暖事，能耐风霜不畏寒。”
有人说冯玉祥写的都是“丘八诗”，不值一看，但他题画的这一绝其实还挺有气势和意境。为了“能耐风霜不畏寒”，10月8日，冯玉祥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共商下一步策略。
两人认为，既然蒋介石坚持要他们下野，梗着脖子死顶终究不是良策，不如先做点表面功夫，假装依允了再说。于是他们发出声明，声称要出国暂避，各自的军政事务方面则分别委托给鹿钟麟和徐永昌。之后，冯去晋城，阎回太原，对事务进行交接。
西北军得以退到黄河以北的残部，分别由孙连仲、张自忠、刘骥直接统带，其中孙连仲驻于豫北的焦作，驻于晋城的为张自忠、刘骥两部。在冯玉祥未来晋城之前，张自忠和刘骥已经商妥，两部合编成一个军，刘骥任军长，张自忠任副军长。责任分工上，张自忠负实际责任，刘骥则负责在外面接洽军队的改编和对各方面的联络。
冯玉祥到晋城，对外宣称是要在交代事务后出国远游，可实际上却没有一点要当甩手掌柜的意思。他仍然希望掌握这部分残余的军队，然后带到西北去谋出路，同时还有意继续扶植孙良诚统领各军。
在不报请冯玉祥的情况下，张自忠和刘骥就自行决定合编，摆明就是要另立门户。更何况孙良诚此时已无一兵一卒，谁又能服气让他来指挥自己呢？
<h2>进退两难</h2>
冯玉祥遭到抵制后，立刻认识到张自忠、刘骥是要抛开他来抓军队。他赶紧求助于尚在焦作逗留的鹿钟麟，并亲自发去电报：“所有前后方部队均归予指挥，盼弟即日来晋城共商今后办法。”
自从与马福祥、张之江商洽失败后，鹿钟麟就预感到西北军前景不妙，要像以往那样做到左右逢源已不可能了。眼下且不说冯玉祥不肯放权，就是放权，到山西去做客军，过寄人篱下的苦日子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的。比如当山西方面试探孙连仲是否愿意入晋时，孙连仲就回答得很直接：“不客气地说，谁肯上山西受穷困去？反正我的队伍是不去。”
孙连仲另有打算，他派人到济南，通过韩复榘的关系去了山东。就连冯玉祥的卫队旅，也不愿退往山西，而宁愿随孙部一道行动。
作为“自行车国手”的鹿钟麟当然是最识时务的。他看到越来越没有希望，于是一边打电报给冯玉祥，说他即日将骑马前往晋城，一边又对外宣称要派人前往沈阳去与张学良交涉。实际上他却秘密地搭乘秦德纯的专车去了天津。
刘骥闻讯心灰意冷，便也以到太原见徐永昌为借口，向冯玉祥请假，到天津躲了起来。
冯玉祥掌握不住张自忠，只好寄望于留在陕西的宋哲元、刘郁芬撑住局面。在西北军的将领中，宋哲元对冯玉祥应该说还是比较忠心的。他在洛阳时，收到过蒋介石空投的一张委任状，上面授命他为第二十四路总指挥，宋哲元看过之后就把委任状给撕掉了。
以后宋哲元率残部退至潼关，冯玉祥电令他和刘郁芬坚守潼关待援。刘郁芬原系甘肃省主席，宋哲元是陕西省主席，在宋哲元率部参加中原大战时，冯玉祥又调任刘郁芬为陕西省主席。
主陕当然比主甘要好得多。刘郁芬见宋哲元回到潼关，怕他回西安抢自个儿的交椅，于是急电旧属孙连仲回陕，并暗中约定由刘郁芬主陕，孙连仲主甘。
为了达到强孙弱宋的目的，刘郁芬曾用大卡车给孙连仲送去棉军衣一万套、棉鞋一万双、现款十万元，而仅发给宋哲元两百件棉风衣和两千元钱。
实际上，中央军早将陇海线西段截成数段，孙连仲无法通过，以后也就渡黄河到豫北去了，刘郁芬输送给孙部的物资丝毫无助于潼关防守。
宋部撤至潼关时已经疲惫不堪，无力应战，宋哲元因此商请刘郁芬派兵来潼关接防，以便将部队撤至后方整顿补充，待稍事休整后，再来潼关换防。可是刘郁芬因为不愿意让宋哲元来西安，就借口部队不能调动，拒绝了宋的要求，同时也没有采取帮助宋哲元防守潼关的任何措施。
刘、宋关系由此严重恶化。恰在此时，冯玉祥又给宋哲元发来电报，说：“闻吾弟处亦有不稳之说。”
冯玉祥意有所指，所谓“不稳”明显是认为宋哲元有可能要步吉鸿昌、梁冠英等叛将的后尘。宋哲元看完电报后便伤心地哭了起来，说：“强敌当前，刘既见拒，冯又见疑，真使我进退两难。只有披发入山，以谢团体。”
入夜之后，宋哲元即秘密带领数名幕僚和三百余名手枪队员，潜行渡河到了山西。当时山西方面有人主张阻宋入境，已经代阎锡山处理军政事务的徐永昌提出不但不要阻挠，还应妥为接济，“我们既曾共事在一起作战，现在理应收容人家，俾其共存”。
10月26日，在宋哲元逃往山西的第二天早晨，杨虎城部探悉了这一情况，于是马上西进，结果未遭任何抵抗，便得以安然进驻潼关。
宋哲元不会回西安了，可杨虎城也打到家门口了。刘郁芬对此毫无准备，急忙以视察渭北公路为名逃往山西。
刘郁芬一到渭北，就被当地民团给包围了。杨虎城的部下赵寿山闻报，派员与刘接洽，同意在交出武器的前提下，派兵保护他去山西。刘郁芬等人不得已将武器全部交出，这才得以渡过黄河。
进入山西境内后，有人劝刘郁芬去见冯玉祥，刘郁芬哪里还敢再去触碰老冯的霉头。对方劝之再三，他怫然变色：“大哥如再相强，我就只有自裁！”
无人无枪的刘郁芬先是选择了和鹿钟麟、刘骥一样的道路——到天津做寓公。后来又不甘寂寞地投靠了蒋介石，在南京做了一名军事参议。
听到杨虎城占领西安的消息，冯玉祥这才完全陷入绝望，不得不离开军队前往太原晋祠隐居。在他身后，那支他曾经惨淡经营达二十余年的军队也随之发出了如冰山崩裂般支离破碎的声音。
有熟读三国的好事者如此评论冯玉祥：“其人貌似刘备，才如孙权，而志比董卓，诈如吕布，然运只袁绍耳。”
<h2>离别</h2>
阎锡山的疑心不像冯玉祥那样重，事务说交出去也就交出去了，但他仍不肯离开自己盘踞长达二十年的老巢。他打算继续指挥晋军固守娘子关，到实在守不住时，就退陕西、走宁夏。
就算老阎仍有“能耐风霜不畏寒”的精神头，他的军队能不能做到还是两回事。晋军士兵都舒服惯了，中原大战中远征河南、山东已令他们叫苦不迭，再要背井离乡、千里裹粮，事实上绝不可能。况且西北又以贫困著称，西北军这次之所以会在大战末期崩溃，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害怕重回陕甘。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民间的支持率也在下降。虽然地面尚无兵火，但中央军飞机的轰炸已经让老百姓感受到了恐惧——其中有两次轰炸都伤到了人。大家都希望阎锡山早日离开太原，以免民众遭受池鱼之殃。
内外夹攻之下，阎锡山终于坚持不住了。某天一大早，他把徐永昌叫过去，对他说：“看来我是非走不可，否则无办法。”随即又问徐永昌，对应付眼前局面有何办法。
这时候的张学良已在沈阳正式就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会晤时，蒋介石再次宣布将黄河以北的事务全部交给张学良料理，蒋、张关系由此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时期。
张学良声称会以政治方法来解决华北问题。徐永昌据此判断，山西方面即便无法与张学良进行合作，但对方也不会骤然对山西动用刀兵。
万一东北军真的打山西怎么办？徐永昌过去有与张学良作战的经验，他认为张的部队不足虑，亦不足畏。
阎锡山不能说徐永昌的主张没有道理。不过他还是建议向蒋介石和张学良同时派去代表，或至少向南京派去代表，“这是万不可少的做法”。
徐永昌却哪边都不肯派代表，认为既然已经打了败仗，再派代表很丢脸，而且也不知道该让代表说什么。
阎锡山见徐永昌连南京都不愿派去代表，顿时就急了，说：“是不是你不想应付这一局面？”
为了说服徐永昌，他特地引述了一段周文王遭难脱险的典故：“文王拘于羑里，是用策略脱身的，你最小限度也应当有个策略以保残局。我看你最好还是向双方派代表，如果能派不派，能做不做，简直是要坐待其坏。”
徐永昌听完后仍然不以为然，阎锡山为此愁眉不展。两人对坐良久，都说不出话来。
其实时局恰如徐永昌所分析的，蒋军不会过黄河，张学良又一意取巧，如果阎锡山派去代表，反而可能正中张学良的下怀，他又可以像耍薛笃弼、贾景德那样把山西耍得团团转了。倒是徐永昌的不卑不亢让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感到难办，生怕将山西逼得过急，从而骤生剧变，在华北引起连锁反应。
一番商议后，蒋、张提出了新的和平条件，表示只要阎锡山下野，山西全省可以保全，对山西军队也不会进行分割。
山西和晋军都是阎锡山日后东山再起的资本，他当然求之不得。于是阎锡山立即正式给蒋介石发出电报，承诺会于12月1日经石家庄赴津，然后乘轮船出国。这一行止路线与日期也同时电告驻北平的张学良。
此时汪精卫、陈公博等人还在太原开约法会议，并且已经完成了约法草案。10月27日，扩大会议在太原召开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约法和宣言。次日，该约法和宣言即以扩大会议的名义予以发表。
在宣言中，汪精卫指责蒋介石歪曲了孙中山以党治国之义，假党治以行个人独裁，结果“人民呻吟憔悴于虐政之下，而国家分崩离析之祸，遂再见于今”。
给蒋介石戴的这些帽子中，起码个人独裁是不冤枉的，那所谓的“削藩策”可不就是封建帝王们曾搞过的吗？在汪精卫等人看来，制定约法就是为了以民主的精神来限制蒋介石的专制。可问题是到了这种境地，又靠谁来执行和监督约法呢？
随着山西代表络绎前往北平，太原显然已非政客们的久留之地。汪精卫决定将扩大会议移至天津，在他们离晋之前，阎锡山专门从山西省银行拨出纸币一百万元，作为扩大会议移津后的秘密活动经费。
阎锡山所表现出的难得的慷慨大方，更加重了人们离别时的感伤。继冯玉祥之后，汪精卫亦在“晋祠周柏”上题诗，只不过情绪已大为低落：“枕流端为听寒泉，别有虬枝接上天。此树得毋通卧佛，沉沉一睡二千年。”
11月1日，汪精卫等人改装易服，星夜潜离太原，经大同、北平转赴天津。途经雁门关时，面对古长城的残垣废墟，汪精卫感慨万千，遂赋诗一首：“一抹残阳万里城，更无木叶作秋声。谁知猎猎西风里，鸿雁南来我北行。”
汪精卫终究没有能够逃过历次和蒋斗法无一得胜的厄运，也没有从一落败就暂时丧失斗志的规律中摆脱出来。他在天津发表宣言，声称“愿作在野派”。陈公博对此表示反对，反对的理由也很充足：以中国的现状，南京怎么可能容纳在野派？
报纸上很快就登出了汪、陈破裂的电讯。陈公博随即离开天津，奔赴香港。陈公博前脚一走，汪精卫便按照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原则，在天津发表声明，宣布解散改组派，之后他便乘船经长崎转赴香港。
至此，喧闹一时的扩大会议也随着中原大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呈现在旅人们眼前的依旧是茫茫黑夜、滚滚波涛，依旧是古老磨盘上周而复始的一个又一个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