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曾经群情沮丧的陇海前线，蒋介石召集将领们开会，说明情况，要求各部队坚持苦撑，以等待战局的进一步好转，同时他下令将阵地向后收缩。

阵地收缩后，蒋介石以空间换时间，继陈诚师后，又大批抽出重兵投入津浦线，其中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三师、第一师等部，在蒋军里都属于主力部队。

除此之外，蒋介石另从湖北调李蕴珩部参加胶济线作战，从广东约请的第十九路军（即“蒋蔡军”）这时也准备用于津浦线的反攻。

蒋介石的电信机构为老蒋立下汗马功劳，阎锡山的电务组亦不是吃素的，石友三给张学良的密电、蒋介石和十九路军的往返电报均被其截译。

石友三走到这一步，已是积重难返，无法补救，引起阎锡山充分重视的是十九路军的北上增援。十九路军具备着北伐时期“铁军”第四军的骨血，其战斗力之强，从在衡阳击溃张桂军就可窥见一斑。闻听十九路军北上，沿途的蒋军各部官兵无不面有喜色，士气为之大振。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对这一消息感到十分焦急，并且认识到必须速战速决，在十九路军到达指定位置前，就将津浦线上的蒋军予以击溃，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鉴于傅作义已经在津浦线受挫，阎锡山没有把握独自搞定这件事，必须借助于冯玉祥。阎、冯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从冯玉祥开始，大多数西北军将领都对阎锡山心怀忌恨，认为他“为人柔奸欺诈，乃是多年为人所公认的大滑头”。如果冯玉祥不是受了韩、石倒戈等事件的刺激，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与阎抱团取暖。之后两人虽然结成了暂时的联盟，但仍旧貌合神离、各怀异心。

从来的“政治夫妻”，都是“势孤则暂时相顾，力充则互争雄长”。现在阎锡山“势孤”了，想到冯玉祥也就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了。

在和周玳商谈一番后，阎锡山亲自写了一封长达十余页的信，并准备了五十万元现款和大量弹药、面粉，让周玳一并带去给冯玉祥，以便敦请冯玉祥指挥西北军在陇海线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

<h2>子鱼论战</h2>

在兰封以西的罗王车站，周玳见到了冯玉祥。周玳先是透露了十九路军即将北援的消息，接着说：“若是一直这样相互对峙，旷日持久，殊非良策。”

周玳建议冯玉祥，趁蒋军各部全力北调，后方异常空虚之机，从陇海线抽调六个至十个团的有力部队，组成大纵队，并以孙殿英为前导，向徐州实行大迂回，以抄袭蒋军后路。

周玳预计，如果西北军、晋军能够按照这种办法在陇海、津浦两线实施协同进攻的话，“敌军必然受挫，我军趁势进取徐州，直捣南京，纵然不能活捉蒋介石，也可以隔江而治，平分天下”。

周玳没有想到，冯玉祥看了阎锡山写的信，又听了他的话，竟然泪如雨下，哭了。

冯玉祥的部下对此场景大多见怪不怪，更有甚者还会争相仿效，唯晋军中难得见到这种奇景，周玳一时不知所措。

冯玉祥梨花带雨般地哭了好几分钟，才对周玳说：“百川老弟（阎锡山）不知道我后方的部队都是新兵吗？这些青年未受锻炼，若令其突攻徐州，是谓‘不教而战，是谓弃之’，不是白白叫他们送死吗？”

之后不管周玳如何再三解释发动攻势的必要性，冯玉祥都置而不答，顾左右而言他。

冯玉祥到底在想什么，也许从他的幕僚的私下谈话中可以看出端倪。当周玳带着钱物弹药来到兰封时，幕僚们便悄悄议论开了，说：“阎锡山就是会‘急来抱佛脚’，他要早些时候送来这些东西，孙连仲不就打到蚌埠了吗？津浦线哪里会沦落到今天这样的情况。”

幕僚们认为，阎锡山之所以在械弹粮饷的供应上“拖后腿”，是因为自知晋军力弱，又不愿意力量更强的西北军率先拿下徐州，取得胜利。冯玉祥起初对这些说法还表示不同意，说阎对他是真诚的合作，可是冯的气量其实也不大，很快他就和幕僚们有了一样的感觉，说：“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第二天，正好蒋军的飞机前来轰炸，冯玉祥便借机躲了起来。周玳找冯的副官长，说想和冯玉祥继续商谈。副官长推托说冯的去处很多，他也不清楚冯到底去了哪里，没法找。

周玳等了一天，都没有见到冯玉祥，只好回去复命。经过兰封时，他向正在兰封指挥作战的徐永昌谈了见冯的情形。徐永昌向来都对冯玉祥抱不信任态度，听了之后更是连连跺脚：“冯现在又动了野心，万顺桥撤兵的把戏可为前车之鉴，今后没有好戏唱了。请你回去赶紧在黄河铁桥上铺好木板，并多架设浮桥吧（意即做撤回山西的准备）！”

阎锡山的另一员大将杨爱源也在兰封。他认为事情并没有徐永昌说的那么严重，因为“冯一向要打蒋，现在已经打到这个程度，他却借新兵之名，不听阎的话，其中必有原因”。

杨爱源估计到，应该是冯玉祥对阎锡山提供的补给不满意，周玳身兼兵站总监之职，虽然在物资调拨上实际做不了主，但也连带着让冯玉祥不满意，所以才对周玳推托支吾，乃至躲着不肯见面。

他问对西北军内部情况较为熟悉的张樾亭有什么办法，并想让张樾亭到罗王去找冯玉祥再好好谈一谈。

张樾亭有些为难：“周（周玳）是总司令的总参议兼兵站总监，他去都不行，我人微言轻更不行啦。”

杨爱源说：“不，你与周大不相同，你与冯有旧关系（张樾亭曾在西北军任职），周子良（周玳字子良）如何能比得上你呢？你去说话比我们都方便，事关重大，你就去吧。”

张樾亭无法推托，只得硬着头皮来到罗王。见到冯玉祥后，他报告了中央军从陇海线大量调兵以及津浦线方面晋军的被动情况，再次说明，陇海线方面的西北军和晋军发动联合进攻，将中央军击败，乘胜攻占徐州和进捣南京的时机已经到了。

冯玉祥旧调重弹：“你不知道我们的部队都是新兵吗？不教而战，是谓弃之，这不是白白送死吗？”

冯玉祥说的“不教而战”典出《论语》，张樾亭有备而来，他也从古史中找到了一个可以为我所用的典故。

春秋时，宋楚交战，宋襄公非要等对方摆好阵势再打，结果被楚军打得一败涂地。国人责备他，他还不服气，于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子鱼便批评道：“明耻教战，求杀敌也。”

子鱼的意思是，打仗就是要杀敌，只有不怕死敢杀敌才能制胜，怕死不敢杀敌者必败。作为三军指挥，不仅不能太讲求仁慈之道，还要多教导士兵，让他们知道退缩就是耻辱，鼓动他们奋勇向前。

张樾亭还举例说，西北军中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等部都是由新兵扩编而成的，但都很有战斗力，证明西北军的新兵因为受过专门的训练，在战场上既不怕死，又善打仗。

一说到西北军的新兵也如何如何厉害，老冯顿时就得意起来。其实孔老夫子的话，他本来就不太相信，不过是拿来搪塞而已，他真正信的就是“子鱼论战”的一套。

冯玉祥话锋一转：“你看，阎锡山亲率晋军基干八个军，有十几万人，可是要靠他打到徐州，恐怕也不可能。”

如果冯玉祥面前坐着的是周玳，这话怎么听怎么刺耳，但张樾亭是个曾经在西北军中混过的人，他知道西北军内部对晋军有多么不屑，于是马上顺着冯玉祥的意思答道：“不可能是必定的，但是（我们西北军）不能坐失战胜之机啊！”

<h2>心有余而力不足</h2>

不知不觉中，张樾亭已经把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了西北军方面，为冯玉祥考虑起了得失。

“若坐失战胜之机，跟着就会来败势。现在蒋介石将精锐近十万人集中到津浦线上，比晋军强大，晋军如何能敌得过？蒋的作战原则是各个击破，一旦他击破晋军，必然会乘胜转过头来，在陇海线方面打我们。那时候（西北军）要战胜蒋军就困难了。”

一番话说得冯玉祥哑口无言。他开始问张樾亭对陇海方面作战有何意见，张樾亭讲了许多。谈话结束时，冯玉祥说：“你回去，有事再来。”

尽管冯玉祥并没有当场明确表态要在陇海线发动攻势，但显然已有意这么做。张樾亭摸清了冯玉祥的底牌，一回兰封即告诉徐源泉，事情有戏，“不过还要再撑撑劲，我们如能找一位有力的人，促请冯出兵，或有可能，当然总司令（阎锡山）还要充分适时地对冯军进行补给”。

杨爱源随即给阎锡山发去密电，报告了张樾亭希望办理的两件事。

因为听周玳说冯玉祥不愿进攻，阎锡山愁上加愁，收到杨爱源的密电后，他才感到眼前一亮。当时汪精卫正在石家庄与他商讨扩大会议的问题，于是阎锡山便趁此机会，请汪精卫这位“有力的人”来出面促成此事，同时他还向冯玉祥竭力保证，只要西北军发起攻击，给养方面一定不会耽误。

有了台阶和保证，冯玉祥不再推三阻四、扭扭捏捏。8月上旬，他制订了一份以徐州为目标、分七路总攻的作战计划，石友三也被算成其中的一路，任务是出晋军右翼进攻柳河。

作战计划以密令的形式发至晋军前敌司令部。杨爱源一看便犯起了嘀咕，他对张樾亭说：“石这人是个名利之徒，反复无常，说变就变。现在叫他攻柳河，不正经干还是小事，万一他步刘茂恩的后尘，那我们左侧就危险了。”

石友三虽然发了那么一份密电给张学良，但毕竟还没有公开举起反旗，阎锡山也不敢把这件事曝光出来，怕的就是在这关键时刻，石友三真的“步刘茂恩的后尘”。因此之故，杨爱源并不知道密电的事，他只是认为对石友三不能不防。

杨爱源问张樾亭与石友三熟不熟。张樾亭回答不但熟，而且可以随便说笑话。

杨爱源马上说：“那好，请你到石处去一趟，以我们关怀其给养为名，侦其行，察其言，观其色，探询其意向，同时顺便到刘春荣处问问他的给养如何。回来后我们再研究一下，以防万一。”

刘春荣部也是反蒋联军中的杂牌军，在此次攻势中负责协助石友三。杨爱源料到石友三、刘春荣之辈平时在供给上都是一肚子怨气，现在需要他们出力了，就不能不改变一下服务态度。

果然，张樾亭到石友三的司令部去一问。石友三直言不讳：“要么是有吃的，没打的（指武器弹药）；要么是有打的，没吃的。不能适时供给。”

张樾亭答应回兰封后，即报告徐永昌、杨爱源，让他们给阎锡山发电报，以便及时供应。

接着张樾亭试探着问石友三：“你这回攻打柳河是率全部人马吧？”

石友三回答：“留一部守原阵地，加强工事，以备万一退回来扼守。”

杨爱源、张樾亭早就猜到石友三不会“正经干”，石友三的回答并不算出人意料，但张樾亭仍心有不甘，遂鼓动石友三：“你攻敌右侧背柳河，闻蒋介石已到柳河指挥，若能活捉蒋，是全局的胜利，你的声威将震动全国。”

石友三来了一句：“心有余而力不足。”张樾亭急忙说：“晋军和刘春荣可以策应你。”

当着张樾亭的面，石友三毫不客气：“刘部力小，晋军势弱，不能依赖。”

张樾亭无法辩驳，只得说：“你单独制胜，声威更大。”

石友三对这些哄小孩子的伎俩丝毫不感兴趣：“你快回去，叫徐、杨将我部给养充分准备好，我就要出动了。”

临分手时，张樾亭提出了他最关心也最敏感的话题：“你可别变。”

石友三笑了：“哪能老变呢！”

辞别石友三，张樾亭又到了刘春荣处。问他给养如何，刘春荣回答：“有时够，有时不够。”

张樾亭答应上报后予以补足，同时叮嘱他：“这次石友三率部攻柳河，关系全局，希望你与他妥切联系，努力策应。”

刘春荣说：“尽力而为。”

<h2>不用拳击而用五指</h2>

回到兰封，张樾亭将经过情形向杨爱源进行了汇报。杨爱源说：“从石友三的言行和态度来看，对我们很不高兴，可是对你还不错。刘春荣对我们的供应也不满意，他的态度与这次进攻会很有关系，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张樾亭坦言：“石友三正经打不正经打，我不能保证；他变不变，我也不能保证。”

不过他认为刘春荣的问题反倒不大。

刘春荣的部队也不少，作战时，他一般都是把一个团放在前面充样子，另外七八个团则在后面进行训练，其实并不与蒋军交战，前方也少有战事。徐永昌曾派人前去视察，视察的人在说到刘部训练如何之勤，军容如何之盛时，对着徐永昌耳语：“又一冯焕章（冯玉祥），行将看其异军突起也。”

徐永昌戏谑地说：“恐其只能异，而不能突起也。”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倒戈将军”。徐永昌了解刘春荣，知道这位杂牌军头向来都喜欢取巧观望，并非现在才如此，而且他也害怕蒋介石对他玩“先拉、后吃”的一套，叛阎投蒋的可能性很小。

张樾亭的看法与徐永昌相似，他告诉杨爱源：“刘没有什么，适时予以足够补给，总司令（阎锡山）与之妥切联系，时加慰勉，就可以啦。”

二人重新分析了冯玉祥的作战计划。按照计划，晋军右翼为孙良诚、吉鸿昌，显然右翼不会有危险，于是他们决定侧重注意石友三所在的左翼，为此专门调集了两万余人到这一侧作为预备队，名义上是协助石友三、刘春荣攻柳河，实际亦有防止石友三哗变的用意。

料理了晋军这一茬，杨、张又研究起冯玉祥的整体部署。他们发现，冯玉祥这次攻击以“胜败在此一举”为主旨，确实是已经全力以赴，七路进攻部队中，除孙殿英一路较差一些外，其余皆为西北军和晋军的精锐部队。

什么东西都怕细琢磨，尤其是打仗这种关乎生死存亡的事情，纵使你力大如牛，还得心细如发。张樾亭经过仔细推敲，认为冯玉祥兵分七路的做法值得商榷：“攻击蒋军阵地不分重点，分散平均使用兵力。”

经过前几个阶段的相持对峙，中央军的阵地工事也已经非常坚固，张樾亭指出：“不用拳击而用五指，想戳穿敌人固守的坚固阵地，在一般情况下很不容易，而且时值雨季，万一遇上连绵大雨，河水泛滥，就更困难了。”

他主张：“应该进行重点突破，以柳河为第一。我们须注意这一点，可否请徐总司令（徐永昌）直接与冯谈谈。”

徐永昌对冯玉祥有看法，战前就反对打蒋联冯，自然不会愿意向冯玉祥说这些话。至于冯玉祥方面，也对徐永昌当年投晋不满，就算是徐永昌肯说，也不会听得进去。考虑到这些因素，杨爱源就建议张樾亭直接给冯玉祥写信阐述看法。

冯玉祥在军事上个性很强，对于自己制订的作战计划，一向不肯割爱，不愿放手。张樾亭跟随冯玉祥的时间虽不算多，但深知他这个毛病，所以认为光写信无效。

在杨爱源的坚持下，张樾亭还是写了一封信派人给冯玉祥送去。之后果然石沉大海，再无回音。

对于打仗这件事，如果冯玉祥能听得进别人的意见，他就不叫冯玉祥了。在布置这次总攻的时候，冯玉祥就对整个战局做了一番梳理，他认为主要战场和过去没有什么差别，仍然是陇海线第一，津浦线第二，平汉线第三。

徐州作为陇海、津浦两线的枢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如果能将徐州攻下，津、陇两路即可联成一气。西北军与晋军会师徐州，乘胜南下后，影响所及，平汉线的那支杂牌军团也必将发生重大变化，到时纵不能全取天下，最低限度，大江以北也不会再有中央军的立足之地。

如同作战计划中所显现出来的，冯玉祥对这一战役下了最大决心，除在平汉线控制一定兵力外，所有兵力都被他使用到了陇海线方面，以期一鼓作气地攻下徐州，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h2>多米诺骨牌</h2>

8月6日，冯玉祥在陇海线上发动全线总攻，时称“八月攻势”，其攻击重点并非柳河，而是宁陵。

攻势发起时，中央军在宁陵方面的很多主力部队已被调去津浦线，填补空白的多为新练部队，缺乏阵地战经验，遭到猛烈进攻后，稍遇挫折，就因不能沉着应战而溃退下去。

旗开得胜，不由得北方的政客们不欣喜。8月7日，虽然冯玉祥、阎锡山均因指挥军事而双双缺席，但扩大会议仍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得以正式召开。会议选举汪精卫等七人为中央常委，汪精卫同时出任组织部秘书主任。经过一番酸甜苦辣的争斗，这位常常自称“生平不识畏惧”的“革命家”终于如愿以偿地坐上了党魁之席。

第二天，改组派又在北平中山公园为他们的精神领袖举办了欢迎会。大会主持人在致辞中称，汪精卫的到来，“如同增加我们前线二十万兵力”。

当年孙中山从欧洲带来了革命精神。致辞中说，汪精卫这次到北平与之相仿，“也是带来革命的精神”，“汪先生到了以后，倒蒋问题即可解决，国民革命即可完成”。

汪精卫北上以及扩大会议的召开，虽然没有主持人说得那么玄乎，但至少在精神上对反蒋阵营是一个极大的激励。就在会议开幕之日，太原张灯结彩，学生提灯游行，以示庆祝。人人都认为蒋介石必定失败，南京政府必定垮台，由扩大会议产生的新政府也必定会有一番新气象和新作为。

阎、冯极力拉汪并促成扩大会议，是因为知道军事无法脱离政治。不过归根结底，军事仍是第一位的，若无战场上的胜利，一切皆无从谈起，这也是阎、冯不得不缺席他们企盼已久的扩大会议的主要原因。

8月上旬，青纱帐已布满田野，对面都不能见人，十分有利于西北军发挥其擅长夜袭近战的特点。可是正当西北军浩浩荡荡，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蒋军阵地扑来时，滂沱大雨突然不期而至。

连日大雨令河渠暴涨。部队冒险争渡，往往才走到半途，就被洪水所淹没。一时之间，枪炮雷雨震撼之声与士兵喊叫呼救之声混杂一片，真可以说是地动山摇，而且最奇特的事情是，炮响则雨来，声停则雨止。

西北军中，孙良诚、吉鸿昌部一向最被看好，也因为过于瞩目，蒋介石特地将从平汉线上调来的上官云相配置在了孙、吉对面。上官云相部虽是杂牌军，却很能打仗，一直凭借坚固阵地死守，加上连日大雨，孙、吉整日挣扎在泥泞之中，以致进展缓慢。

上官云相久经战阵，善于用兵。就在孙良诚部一度要有所突破时，他主动利用天时，率部星夜掘土作为胸墙，然后引河水入壕，成功阻止了孙部的进攻。

设若冯玉祥能听取张樾亭的建议，集中兵力在一个点上发动进攻，即便两个上官云相也守不住阵地，但兵已分出，没法再收拢，冯玉祥只得提前动用本来作为预备队的宋哲元部，以协同孙、吉作战。

在“八月攻势”中，阎锡山并没有敢在给养上加以克扣，卡西北军脖子的恰恰是他们自己。西北军的运输工具大多是原始的民间大车：以四个木车轮托一个古战车式的木槽，前边用几头牲畜拉。一个驭手负责赶车，车后两侧还要再跟两个人，这两个人手持木橛，一旦大车转弯，就要用木橛帮忙，以保证后面的车轮能顺利转动。

这种大车在晴天还凑合，到了遍地泥水的环境下便寸步难行。宋哲元上去后，不但没有能给孙、吉帮上大忙，还加重了运输的负担，弄得补给更加不济。

西北军中不断出现断粮的情况，即便运到的粮食也以霉湿腐烂者居多，这大大影响了西北军的战斗力。上官云相则抖擞精神，以一敌三，就是不肯稍作退让。

本来冯玉祥还布置了一支骑兵，也就是郑大章骑兵集团。他想用骑兵来袭扰蒋军后方，甚至重演一把奇袭归德飞机场的好戏，但这一计划也因为大雨不停，骑兵行动受到阻碍而泡了汤。

依靠上官云相的突出表现和雨季的帮忙，蒋军终于在宁陵一线挡住了西北军的攻势。也就从这个时候开始，上官云相以杂牌军将领的身份，越来越受到蒋介石的信任和重视。

在西北军对宁陵方面发起猛烈进攻的同时，晋军和石友三部也兵进柳河，柳河外防线的多处要点已遭突破。柳河、归德均岌岌可危，而蒋介石在柳河已基本无兵可调，只有附近的两个营可用于防守。

鉴于情形危急，蒋介石一面分电各将领务必守住各自据守的城池，并宣布敌军来攻时能固守不失者，即官升两级，赏银五万元；一面在柳河召开军事会议，准备从陇海正面及归德以南退却，以缩短战线。

在这次军事会议上，总参谋长杨杰认为在敌人攻势正猛的情况下撤退极为不利，还是应继续苦撑数日，视情况的发展，再寻找退却的有利时机。

“杨大炮”虽短于实际操作，但他就和三国时的那个马谡一样，宏观视角和战略眼光并不差。曾在西北军担任过总参谋长的曹浩森支持了杨杰的观点，他提出冯玉祥作战向来都崇尚稳扎稳打，没有十分把握，决不能冒险深入。

二人都建议蒋介石把柳河附近的那两个营加上去进行重点突击，俟稳住阵线后，再根据形势变化做新的部署。

被当成宝贝一样的两个营原属教导一师，它们被从教导一师抽出来后，一直担任蒋介石司令部的临时外围警戒任务。两营中有一个营还是自动步枪营，营的每个连都拥有四十挺轻机枪，火力相当猛。

参加会议的陈调元见状，也自告奋勇，愿意率所部同时发起反攻，以分晋军兵力，确保陇海线正面无虞。蒋介石听罢，这才决定中止退却计划。

石友三参加“八月攻势”，本来就只想来走个过场，从晋军那里混点补给，遭到蒋军的反攻后，即以部队精疲力竭为借口，撤守原阵地。刘春荣一看石友三溜之大吉，马上有样学样，将部队撤回了原阵地。

如同打多米诺骨牌一样，晋军见石友三、刘春荣撤退，左翼露出了一个大空当，也不敢再往前进攻了。

在宁陵以北、归德以西，蒋军与反蒋联军重新形成了胶着状态，只不过蒋军阵地已被迫由原来的直线变成了直角。

这已是双方第三次在陇海线形成对峙局面。对于此次功败垂成，西北军和晋军两边互相埋怨。西北军认为晋军在总攻击令下达之后，前进迟滞，无法与陇海线以南的西北军形成密切配合，说到底还是不愿意西北军先拿下徐州。说到难过处，冯玉祥简直痛心到了极点：“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老弟真不是好东西。”

晋军则以为，冯玉祥固执己见，不将最有力的部队使用于柳河，却用于洪水泛滥、行动不便、无法充分发挥战斗力的宁陵，可谓是“以有用之师，用之于无用之地”。

按照晋军方面的意见，如果当初冯玉祥肯将西北军主力用以柳河，石友三攻至柳河边缘便不致退回，晋军也不致停止追击。要是双方再进一步，乘胜联手向归德进攻，则宁陵以北、归德以西的蒋军必然会被全部围歼，陇海战事将胜利在握。

杨爱源恨恨连声：“冯玉祥不分轻重，只顾自己，不顾友军，私心太大，这样的队伍，就应了徐次宸（徐永昌字次宸）所说的‘以后没有好戏唱了’。”

与前两次形成对峙不同的是，这次反蒋联军特别是津浦晋军所面临的形势变得异常严峻和危险。

<h2>冷板凳</h2>

在津浦中央军即将发起反攻的前夕，南北双方的拉张活动都进入了极其关键的时刻。

阎锡山打算派薛笃弼、贾景德出使沈阳，与张学良商谈组织北平政府的方案。正值葫芦岛建港工程举行开工典礼，张学良便以主持典礼为由，前往葫芦岛“休养身体”，此后在葫芦岛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对薛、贾避而不见。薛、贾请示直接去葫芦岛谒见，张学良告诉他们“岛上一切十分不便”，仍然拒绝接见。

葫芦岛是看人打发的，对冯、阎的代表自然是“十分不便”，对蒋介石的代表张群、方本仁、吴铁城却是再便利不过了，后面这三位一直陪同在张学良身边，尤其张群和吴铁城，忙着和张学良一道“砌长城”还来不及！

山西方面曾经最早向沈阳派去代表（梁汝舟），还获得了“善意中立”那样一个好的开局，可惜的是起了个五更，赶了个晚集，如今沈阳早已没有他们可待的地儿了。

蒋介石在拉张上投入的本钱绝非阎锡山可比。蒋氏幕府中凡擅长交际，或与东北要员关系较好的幕僚几乎都先后被派往沈阳：方本仁、吴铁城、李石曾、张群，甚至何成浚在担任第三军团总指挥之前，也曾随方本仁到沈阳去客串了一把。

这些负责拉张的幕僚只要开口，蒋介石是要钱给钱，要物给物，要委任状给委任状，真正是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张群在赴沈阳之前，恰值银行休假，不能提出现金作为活动经费。在上海的中国银行总部便致电沈阳分行，允许张群到沈阳后，可以随时支用款项。

从沈阳到葫芦岛，张群、吴铁城几乎每晚都要和张学良玩上八圈麻将。大家搓搓打打，相处得十分融洽。张学良虽然在麻将桌上不会明确表示什么，但是却会经常把薛、贾在沈阳的活动情况告诉他的牌友。

薛、贾固然吃的也是策士这碗饭，逞起苏秦、张仪之舌，也非寻常人可比，可是要论这种曲线外交的功夫，却只能相形见绌、甘拜下风。况且就算会玩麻将，薛、贾也只敢赢，不敢输——阎锡山给的钱少，若是输光了，他们可能连回去的路费都没有了。

在沈阳这块地面上，不会搓麻将和送钱，谁也不会答理你，更不可能得到一点有价值的信息。囊悭术钝的这两个“老实头”只有傻乎乎地坐等张学良从葫芦岛返回沈阳，真是望穿秋水，度日如年。由于经费实在有限，他们还不敢久住沈阳，在坐了几天冷板凳之后，只能空手而归。

过了不久，张学良总算给阎锡山发来了一份电报，在电报中，他说要是你们的兵在平汉线打出武胜关，在津浦线打过蚌埠，东北一定响应。

此时西北军距离武胜关还很远，晋军在津浦线上别说打过蚌埠，就算想保住济南也面临着困难。张学良提出的响应条件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阎锡山收到电报后只能付以一笑，说：“（如果仗打得这么顺）何必还要他表示？都打了胜仗了，谁都会那样做。”

在太原听到这一消息的人都议论起来。大家都通过各种渠道得知，原来阎锡山给薛、贾等代表用于打点的钱很少，只有两千多元，那点钱就连张学良的门房都糊弄不过去，而蒋介石的代表们却可以无限制地花钱。他们认为，张学良毕竟是一个花花公子，敌方挥金如土，己方却在那里土头土脑地办事，这是绝对不行的，因此劝阎锡山放开手脚，也尽量满足张学良的胃口。

张学良是一个单纯的“花花公子”吗？也许每一个见过他的人都会得出这一印象，可是阎锡山说，你们错了！

东北军中元老派曾拥有相当大的势力。张学良在父亲猝然去世的情况下，能够诛杀杨宇霆等人，成为东北军新的军事领袖，仅凭这一点，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就判定张学良“断非花花公子，他是能够打军事算盘的”。

在云集太原的各个党派中，青年党占有一席之地，而且青年党有不少人在东北，其中也有一些跟张学良有过接触。据青年党首领常燕生说，虽然人们经常只能在烟榻、舞场、赌台见到张学良，但张学良实际就在这一片乌烟瘴气的环境中细心考察问题。

常燕生还说：“张学良不像老阎这样神秘。他与青年人只要相处得好，就会把话匣子打开来与你谈心。他说他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日本问题，日本这些家伙与他有杀父之仇，除了日本问题使他感到非常困难以外，别的问题他总有办法解决。”

常燕生得出的结论与阎锡山有惊人的一致之处：“这样看来，他（指张学良）是很自负的，我们不应该把他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

正是瞅准张学良别有怀抱这一点，阎锡山在遣使无效的情况下，开始另辟秘密管道，直接结纳张作相。张作相是杨宇霆之后，东北军“老派”（即元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而且对与蒋合作一直持反对态度。他曾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过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老派”是东北军内部各派系中最为守旧的一派。张作相的参谋长熙洽就属于“老派”，他与张作相持相同观点：“东北若与蒋介石合作，简直是拱手让人。”其他像万福麟、汤玉麟等人也支持这种主张。

7月下旬，张学良再度就是否要出任南京委派的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与张作相等元老相商。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三人皆劝张学良应继续“保持中立”“随机观变”。万福麟还写了一封长电，表示东北如能中立最好，万不得已时，“则与其接近中央，莫如接近西北”。

不花钱也不一定就办不成事，只要你具备足够的头脑。这一回合，阎锡山虽然未能将张学良争取过来，但至少让张学良继续保持中立的目的是达到了。

<h2>重陷危机</h2>

常燕生在评论不应该把张学良看成是一个花花公子的同时，还做出了另外一个预言：“（张学良）很有机智，老阎斗不过他。”

尽管张学良以内部意见无法统合为由，依旧没有就任蒋介石给的职务，也不肯干干脆脆地出兵助蒋，不过他却为蒋介石取胜山东提供了一项极大的便利。

蒋介石计划派李蕴珩部由海路登陆青岛，以协助韩复榘夹击胶济线晋军。当时青岛地区为东北海军代总司令沈鸿烈所控制，登陆青岛必须获得其同意。在蒋介石的请求下，张学良下令沈鸿烈大开方便之门，准许中央军停靠青岛码头登陆并加以掩护。

这实际上已是一种变相的出兵助蒋。因为北方的近海海域都由东北海军控制着，只要得到东北海军的帮助，蒋介石一样能派兵从天津登陆，阎锡山的后方将大为动摇。

7月31日，中央军在津浦线发动全线总攻。对于正面进攻，晋军在后援的助力下尚能支持，但当十九路军突然从后路抄袭而来时，便再也招架不住了。

傅作义见无法抵御，只得下令后撤。晋军后方有一条大汶河，原来是一条干涸的河，但适值大雨，山洪暴发，河水很快就涨了上来。各部被迫争着从河上的铁桥通过，桥小人多，徒涉时淹死了不少人。后来为了防止中央军追击，傅作义下令炸掉铁桥，有些部队又被堵在了对岸。

傅作义以一个独立旅守泰安，欲挡住进泰山的隘口。不料十九路军充分发挥它行动迅速、出其不意的特点，置泰安城于不顾，越过泰山东麓，经一天激战，攻下了济南东南面的中宫镇。

在津浦线发起总攻的同时，韩复榘协同李蕴珩部、刘珍年部由胶济线发起反击。张荫梧败退至济南，他和傅作义一看十九路军已逼到了家门口，于是急传口令，仓皇渡河北逃。

黄河的泺口大铁桥成为晋军北逃的唯一通道，大家你抢我夺，都希望能迅速过河逃命。由于蒋军的飞机反复俯冲投弹，一列火车被当场炸毁，然后堵在了桥当中，铁轨两边的人行踏板则已失落多块，人马拥挤，使得桥上的秩序乱到了极点。

有的部队鉴于过桥太难，就用民船抢渡，结果由于载重过量，许多船沉到了河底，晋军官兵失足落水者难以计数，河面上到处可见向下游漂去的浮尸，其状惨不忍睹。

8月15日，蒋军完全占领济南。之后所有残留在南岸的晋军见过河无望，都陆续向蒋军缴械投降。

张学良曾经说过，只要蒋军能攻下济南，他就会出兵助蒋。就在蒋介石让门客们催促张学良兑现诺言的时候，一桩突发事件使他的拉张计划又重陷危机。

此前由于张学良在出兵助蒋问题上一直犹豫反复，迄无结果，蒋介石开始另辟路线，通过其他关系对东北军中下层军官进行拉拢。

他先后三次让人带信给驻于山海关的东北军大将于学忠，希望于学忠能举兵西向进攻阎、冯，同时表示于学忠想在华北得到什么样的地位，他均可答应。

于学忠不是东北人，他先后效命于吴佩孚、冯玉祥，后来才投至张氏父子麾下。不过张学良对他非常器重，于学忠也由此成为东北军少壮派的重要成员及张学良的心腹干将，外人轻易无法拉拢。接到蒋介石的信后，于学忠一边将原信送给张学良看，一边回信蒋介石，说明自己只唯张学良之命是从。

在于学忠面前碰壁后，蒋介石又让何成浚继续想办法。何成浚过去在华北时曾委任其下属陶敦礼为临榆税务局局长。陶敦礼后来出任南京军事参议院参议，按其资历，本不屑于担任这样一个芝麻绿豆的地方小官，之所以肯就此职，就是为了伺机对驻军临榆一带的东北军马廷福旅进行策动。

马廷福向自己的上级于学忠透露此事，意在旁敲侧击，劝于学忠同他一道行动，结果遭到了于学忠的拒绝：“东北系统待我们不薄，我们行事为人，应以忠义为重，绝不可如此行动。”

接到何成浚的命令后，陶敦礼向马廷福开出了给予两百万元、马部扩编为三个师、马廷福本人升任军长的条件，其中的一百万元已提前汇入沈阳中国银行。

马廷福乘着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奉榆火车又正好不通的机会，决定率部向西进军。他带着团长孟百孚、安福魁等人来找于学忠，仍要于学忠和他们一道起事，安福魁还声色俱厉地说：“现在谁要是不干，就把他这么着。”说着，做出了砍头的手势。

于学忠见情况紧急，一边让他们稍缓行动，一边暗中向张学良进行了报告。

张学良在这个时候再一次表现出了不同于“花花公子”的另一面，他闻报后态度镇定，毫无惊慌之色，还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马廷福即将叛乱，我不相信。”

于学忠以为张学良真的不相信马廷福会叛乱，赶紧说：“事急矣，不可不防！”

张学良这才道出了他的隐忧：“马廷福如果真的受人愚弄，有此行动，我个人的安危事小，而暴露东北军的内部不团结、不一致，贻人耻笑事大。”

接着，他果断采纳于学忠的建议，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马廷福、孟百孚、安福魁以及陶敦礼等人全部予以扣押。

事情见诸报端后，从平津到上海，均盛传“马廷福事件”完全由蒋介石所主使。受此影响，原本已倾向于蒋介石的张学良在对待南北双方的态度上突然发生转变。外界甚至认为蒋、张已经正式决裂，东北必定会加入讨蒋行列。

就连蒋介石本人也曾判断“奉张反叛之心渐见矣”。他在日记中感叹，张学良和阎、冯其实并没太大区别，“北方军阀政客，其不欲使国家统一，而割据自私之心，传统相陈，不能破除”。

<h2>对牛弹琴</h2>

蒋、张生隙，自然为阎、汪乘虚而入创造了机会。既然阎锡山已多次遭遇挫折，这次就轮到了汪精卫。恰值张学良又去北戴河“休养身体”，汪精卫就派幕僚郭泰祺以避暑为名，前去北戴河刺探情况。

郭泰祺早期在北洋政府任职，与张学良的幕僚顾维钧认识。顾维钧也在北戴河，他赞成汪精卫再派人来和张学良洽谈，并答应到时予以引见。

汪精卫决定派覃振、陈公博前往。汪精卫很清楚张学良的实力，早在他身在香港的时候，就给陈公博写了一封介绍信，让陈公博乘便去拜访张学良。当时外界都报道张学良是个花花公子，汪精卫则说张学良这个人贪玩是贪玩，但脾气还算直爽，而陈公博也是个爽快人，他认为两人见面交谈后或许会很投机也说不定。

陈公博那时候整天忙于跟西山派的人吵架，一直无暇分身。后来汪精卫到了北平，时间是有了，可是当看到薛笃弼、贾景德在沈阳吃了闭门羹之后，陈公博想想自己也是一介名流、国民党内的青年精英，岂肯再去丢这份脸。

现在情况有变，又听郭泰祺说那里的人事没有沈阳复杂，陈公博便硬着头皮决定随覃振一道去做说客。

当覃、陈抵达北戴河时，看到在车站迎接他们的，除了郭泰祺外，还有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郭泰祺以一种喜滋滋的口吻告诉他们，张群和吴铁城都跟着张学良来到了北戴河，不过张学良始终都没有和这二人深谈，看样子，张学良纵使不助阎，也决不会助蒋。

情况似乎比预料中还要可喜得多。按照计划，顾维钧打算次日在自己的别墅里请张学良和英国公使吃饭，饭后打麻将，他让覃、陈、郭晚上十点在别墅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