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中原大战进行准备的阶段，蒋介石估计阎、冯不会在平汉线上投入主力，而只会抽出一支精兵南下襄阳，以威胁武汉。按照这一预估，他决定将第三军团部署于襄阳。
第三军团是一个杂牌军的混编军团，部队编号五花八门，但没有一支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团的三大主力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也跟反蒋联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相仿，都是靠吃几家饭、穿几家衣一路混过来的。
蒋介石之所以要将第三军团用于平汉线，固然是出于战略考量，但同时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因为其嫡系部队的数量远远比不上反蒋联军，在将主力部署于陇海线和津浦线之后，剩下能编入平汉线作战序列的部队，也就只能是清一色的杂牌了。
蒋介石希望这些他通过给官给钱的方式拉来的杂牌，能在平汉线上帮他挡住反蒋联军的南下之师，以保证他在其他两个战场上能一举奠定胜局。为此，在中原大战即将爆发之际，他曾专门在汉口召集军事会议，并在会上对第三军团的杂牌将领们作了一番铿锵激越的训话。
<h2>混世诀窍</h2>
作战的关键是什么？对于这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蒋介石给出的答案是：多杀人！
蒋介石说你们在战场上只要记着多杀就行，不要怕没有弹药，打完了我可以立即给你们补充——枪械弹药库里有的是，既可以自己制造，也可以向外国购买。
在军事学上，这叫作大量杀伤敌方有生力量。蒋介石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战事。他还说：“如果能够杀伤他一团的兵员，他至少需要三个月时间才能补充训练完成，直至投入战场。三个月时间，这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你们必须注意！”
当说到“杀伤”这两个字时，蒋介石还特别加重了语气。
散会后，将领们便三三两两地走到街上去吃饭。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几个人进了一家饭店的饭厅，大家把皮包放下来，拉开椅子坐下，彼此相视一笑，原来的紧张气氛顿时烟消云散。
众人一边吃饭一边聊天。王金钰首先说：“老总（指蒋介石）今天的精神很好，对战事也满有信心，我看这一仗不会失败的。”
徐源泉接过他的话茬：“是的。不过老总的说法我觉得太露骨了。打仗嘛，本来就是杀人的事情，为什么还要那么说？”
说完之后，徐源泉将在座的人都扫了一眼：“你们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回去对部队不好那样传达，太残忍了。”
王金钰深表赞同：“是啊，我们打的是内战，杀的都是中国人。老总今天的讲话，不像是‘国家最高领袖’对内作战的说法。敌人的兵员同样是中国老百姓。我想，我们不能这样传达下去。”
其他人也都点头慨叹：“太不像‘国家最高领袖’了。”
徐源泉、王金钰包括在座的几位，平时没有一个是吃斋念佛的善菩萨，也都无缘参加外战，讲穿了，大家都是靠打内战才打出了自己的一方天地。他们在背后如此议论“国家最高领袖”，当然不仅仅是因为觉得“杀伤”两个字太过血腥气或不愿参加内战。
杂牌部队就像是岩缝中长出的野草，能活到今天，都得有一点自己的混世诀窍。这些诀窍中有两点比较关键：一是时时刻刻都要保存实力；二是根据时势需要，随时随地“择良木而栖”。
蒋介石发表那通杀气腾腾的训话，毫无疑问是想驱使杂牌们不惜血本地为他卖命，可这也正好触犯了杂牌军“保存实力”的禁忌，难怪要引起不满。
事实上，在中原大战初期，阎、冯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些杂牌军的拉拢。徐源泉、王金钰、杨虎城等杂牌军头也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脚踏两条船的打算，他们均与阎、冯保持着信使往还，同时对战场形势抱着观望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哪有人肯为老蒋出死力打硬仗？
蒋介石对此其实了然于心。他的参谋处在阵中日记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述：“冯逆（冯玉祥）对王金钰、徐源泉等勾结煽惑，但奸谋迄未得逞。”
“奸谋迄未得逞”，不等于没有得逞的可能性，而且就算他们不倒戈相向，若是始终出工不出力，给你来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也够麻烦的。
于是，如何驾驭控制这些杂牌军队，使其不被对方所收买利用，而为自己效命疆场，便成为蒋介石在战争之初就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事情最后归结到究竟由谁来当第三军团的总指挥，蒋介石决定选择何成浚。
何成浚是湖北人，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从辛亥起就领兵打仗，但军事指挥能力并不算出众，以致还让蒋介石产生了鄂籍将领都不善于打仗的印象，并下达手谕：“选将，慎用鄂人！”
何成浚考取过文秀才，并在张之洞经办的书院肄业，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并被保送至日本留学。按照这一金光闪闪的履历，他至少也能混成一个“儒将”，但是很多人都知道何成浚不爱读书，也从不研究稍微深刻一些的时政问题，甚至他连看报刊都是走马观花，泛泛而过。
不读书，肚里自然就无货。据何成浚曾经的幕僚回忆，他竟然从未见何成浚能够在公众场合发表一篇有条有理的演说。
为将一般，为政似乎也只能在及格线上下徘徊。何成浚长时间在湖北任职，并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因此最喜欢别人称他为“湖北家长”，然而他在湖北也没有做出过太多让人称道的政绩。
众所周知，蒋介石比阎、冯更重视政治型幕僚的选用，幕府中高手云集，且不说黄郛、杨永泰的深谋远虑，钱昌照、张群在政经、外交方面的专业才能，就是陈布雷的笔、吴稚晖的嘴，也足以让一般人望而却步。
在这个圈子里，何成浚若是真的一无所能，早就靠边站了。他能够始终得到蒋介石的重用，正是缘于有一套人所不及的特殊本领。
<h2>孟尝君之风</h2>
民国初年，天津人孙洪伊在北方政界颇有影响。后来他加入了同盟会后，通过罗致一部分人而形成一派力量，称为“小孙派”，与南方孙中山的“大孙派”比肩而立。
把孙洪伊拉进同盟会的就是何成浚。何成浚因此在同盟会内名声大噪，并受到黄兴等人的信任。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黄兴任军政部部长，何成浚是陆军部副官长。
也就从这时候开始，他超常的社交能力逐渐为人所熟知。何家经常住有闲人，他不仅招待食宿，有时还给点零用钱或帮助介绍工作，人称有“孟尝君之风”。除了慷慨疏财外，何成浚对上门之客都是求见必见，热情招待。
一传十，十传百，各地来找他的人越来越多，这些人的成分非常复杂，有革命党人，也有湖北同乡、各路军人、政客、失意书生、党混子，乃至上门寻求帮助的普通老百姓。
何成浚虽不可能做到有求必应，但他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总是尽力而为：来找事做的，就安排工作，即便一时没法安排的，也招待食宿，临走时再赠送路费。
何成浚每个月用在这方面的开支都不少，除了公家开支外，有时帮他招待客人的助手也得贴进去很大一部分薪水。
从蒋桂战争起，何成浚便利用他在社交方面的影响力和才能，南来北往地帮蒋介石“跑外交”。不过他最主要的成就并不是做说客，而是对杂牌军进行拉拢和策反。
民国年间，由于诸侯割据与时局变动过于迅速，杂牌军在数量上相当可观。一些杂牌军头看到蒋介石的力量越来越大，想投奔过来，倚为靠山，可是他们又听说蒋介石为人狠辣、奸险多变，怕吃亏或被蒋介石吞并，这时候何成浚就能在中间起到一个搭桥担保的作用。
何成浚的经历显赫。清末秀才、老同盟会员、早期士官生、黄兴的老部下兼老同事、辛亥革命元勋，这些头衔拣任何一个出来，都够炫耀上半天，更是那些资历较浅的杂牌小军头们所不能望其项背且为之肃然起敬的。
如果有谁说何成浚配不上“军事家”这一称号，那你就太较真儿了。要知道并不是每个“军事家”都是战神级别，而且何成浚吹起他的革命往事、军事韬略也同样是纵论滔滔，如长江之水连绵不绝。
除了“老革命”“军事家”外，何成浚可谓是中外皆通，讲国外，给你来日本的明治维新；讲国内，秀才出身的他对于士大夫圈子的一套周旋应付手法更是极其娴熟。这些都足以令那些没怎么见过世面的老粗军人为之倾倒，且自惭形秽。
当然，让人敬是一回事，让人亲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说“蒋老总”，很多人都敬他畏他怕他，但是亲近他的杂牌军头却委实不多。
说起来，年轻时候的蒋介石也倜傥过风流过浪荡过，只是中年以后才开始学曾国藩写日记，并且变得越来越像个清教徒。中原大战期间，为了拉近和马鸿逵等杂牌军头的距离，他曾邀上刘峙等人与马鸿逵打麻将。麻将桌上，蒋介石输给马鸿逵三四万元，马鸿逵又输给了刘峙，于是蒋介石对刘峙说：“经扶（刘峙），你给拨下账好了。”那三四万元就这样抵销掉了。
蒋介石要亲近马鸿逵的目的达到了，可是这种亲近其实维持不了太长时间。因为人家一看这做派，就知道你老蒋不是真正的赌徒——麻将桌上无父子，更无上级与部下，哪有让人抵销的道理？
何成浚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大玩家，不仅对于三教九流、吃喝嫖赌行行皆通、样样出色，而且玩得很认真，绝不会像蒋介石那样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在敷衍。
<h2>“战略物资”</h2>
有一年夏天，何成浚和时任汉口特别市市长的刘文岛等人在汉口俱乐部赌博，玩摇骰子押单双。刘文岛当庄家，何成浚下注。何成浚那天的运气不好，还没赌一会儿，就输了几万元。之后他看准一宝（即押宝），在“双”上押回了两万元，其他人也纷纷在“双”上押注。
这个赌博游戏的道具包括酒杯、碟子和骰子。骰子放在碟子上，用被称为“宝盖”的酒杯盖着，如果摇过之后，骰子的点数显示是“双”，那么作为庄家的刘文岛就输了；反之则赢。
刘文岛很精明，他怀疑这一宝可能就是“双”，不敢贸然揭宝，便要将“双”卖出，可是因为赌注太大，无人应买。于是，刘文岛就宣布这一宝作废重摇。
作废重摇本是赌博中允许的，但是赌桌上另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即凡作废的宝，不能打开宝盖，必须接着再摇，让众人重新下注。
不管这一宝是“单”还是“双”，就成了永远的谜。刘文岛太想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对是错了，他不顾规矩，伸手将“宝盖”揭了开来。
大家一看，果然是个“双”。
何成浚平时在钱财方面非常大度，输赢对他来说无所谓，但刘文岛这一举动让他非常生气，当场说了声：“不玩了！”便甩手而去。
何成浚对于玩是很认真的，绝不苟且。那些杂牌军头有的出身行伍，有的出身土匪，有的属于三教九流，讲江湖义气，有的嗜好鸦片，热衷吃喝嫖赌，但他们无一例外都不仅引何成浚为同道，而且视其为老手。
肃然起敬之余，军头们转而乐于和何成浚亲近，反正是大家一起玩嘛，何分彼此？
为蒋介石拉拢杂牌，何成浚还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他和蒋介石有着很深厚的私人关系。老蒋尚未发迹时，两人曾一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做买卖，算得上是一道吃过、喝过、玩过、乐过的老朋友。
何成浚或许无真知，但大事不糊涂。他这一辈子，一没有办过军校，二没有当过军事教官，三没有训练过军队，更没有说建立属于个人的军政小组织或单独成立军队了。
他曾对人说过：“我一生当过几次总指挥，但我手里实际没有兵权，如果我直接带兵，蒋介石就不会相信我。”
由于深得蒋介石的信任，同时蒋介石也不像阎锡山在给官给钱方面缩手缩脚，所以何成浚就敢于替蒋当家，他去拉拢杂牌的时候，腰包里都装满空白委任状和钱，只要事情能谈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
后来到了抗战，军统局有个专职搞策反的处长，他认为何成浚是策反方面的老前辈，便特地前来求教。何成浚对他的策反经验毫不隐讳：“搞策反工作就要大量用钱。我在天津搞策反，不知用了多少钱，如果蒋介石要清查我的账，恐怕我的脑袋都保不住。”
当时国民党内有三个官员都擅长奔走拉拢和周旋应付，除了何成浚外，尚有陈调元、刘镇华。何成浚字雪竹，陈调元字雪喧，刘镇华字雪亚，人称“三雪”，但以何成浚在杂牌中的号召力最大。
对杂牌们来说，何成浚近乎等于一种信用的保证。有的军头说：“只要何雪公（何成浚）说一句话，我们就过来。”有的说：“我们只认你何雪公。”
有一个何成浚招抚过来的旧式军人，听说老蒋要召见他，也不知是福是祸，心中十分害怕，就打电话给何成浚说：“我要求先见了你，再去见委员长，万一出了事，我死了也甘心。”
蒋介石委任何成浚为第三军团总指挥，真不需要考虑来考虑去，因为再也找不出比他更好的人选了，而且军团里的很多大小杂牌军头本来也是由何成浚给收编过来的。
第三军团总指挥部设于漯河车站，何成浚就在由武汉开来的一列专车上办公。漯河是豫南粮食集中市场，商业相当发达，各种物资供应非常齐备，但这些都是土货，何成浚看不上眼，他所需要的日用品全都是从汉口运来的：不但山珍海味应有尽有，高级烟酒样样俱全，而且还有四川、云南及印度的大烟。
如果仅仅为了个人享受，何成浚没必要搞得这么铺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日用品实际上是他指挥作战时必不可少的“战略物资”或者说“战略手段”。
以上仅属初级。何成浚专门从汉口调来一批中外名厨，日夜制作各种各样的点心和筵席，流水般地用于招待所有杂牌军头。就“战略物资”而言，这算中级。
最高级也可以说威力最大的“战略物资”，是成批从汉口搜罗来的高级妓女。何成浚一面将这些高级妓女乱点鸳鸯谱式地分配给各个将领（他自己也不例外），一面在漯河街上一所相当宽大的四合院里布置了一所陈设考究的“军人之家”。然后他就和将领们各自带着妓女住进院子，并且每天在院子里吃喝吸赌。
这是其他那些洁身自好或自命清高的高层官僚绝对做不到的，但人家何成浚不在乎：说好要一起愉快地玩耍嘛！
战争期间，只要能帮他哄好杂牌，蒋介石也同样视而不见。他以后搞“新生活运动”，专跟黄赌毒作对，那都是在自觉屁股已经坐稳，暂时无人能对之构成威胁的情况下。
负责向漯河供应“战略物资”的大员，就是蒋介石的兵站总监俞飞鹏。俞飞鹏由于擅长赌博，还是各个赌局的组织者。他和何成浚一拍一档，配合十分默契。
何成浚既是收编杂牌的能手，又是统驭杂牌的内行，用蒋介石在公文中最喜欢使用的一句话就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酒桌前的杯盘狼藉，赌博台上的吆五喝六，烟灯旁的吞云吐雾，乃至和身边妓女们的嬉笑谑浪，都不过是他用以交好这批难以应付的杂牌军头，并最终将其玩弄于股掌之上，使之服服帖帖的专用手段。
冯玉祥也派人收买平汉线方面的杂牌军头，但都在何成浚面前败下阵来。徐源泉收到冯玉祥送来的一份委任状，上填“第十八路军总指挥”，他马上将这份委任状交给何成浚，再由何成浚转交蒋介石。事隔不久，蒋介石便委任徐源泉为“讨逆军第十六路军总指挥”。
<h2>紧箍咒</h2>
中原大战之初，冯玉祥一共组织了五路部队，其中四路分别由陕西、甘肃、宁夏等地陆续向河南进发，以参与陇海线战事，只有张维玺部一路负责平汉线。
张维玺部后以张维玺为总司令，改称为南路军。南路军由陕西汉中府东进，与何成浚第三军团在许昌附近进行交战。
杂牌军装备较差，战斗力也不强，加上杨虎城等或是冯玉祥旧部，或与冯玉祥有联系，都不肯主动出战，所以导致第三军团在交战过程中屡屡受挫，几乎没胜过一仗，而张维玺也一直处于主动地位。
偏偏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为缓解陇海战场的不利局势，又要何成浚从平汉线抽调一部分军队去兰封前线进行增援。
蒋介石的命令毫无疑问会让第三军团的处境雪上加霜，留在平汉线上的各杂牌军也势必要承担比以前更重更难的作战任务。这些将领平时对于蒋介石就牢骚满腹，心怀怨望，对于这一部署自然都不乐意接受。
何成浚刚宣布完命令，众将便都一个个地叫起了撞天屈。他们先是诉说自己的兵力如何单薄，编制如何不足，继而埋怨待遇如何不公，苦乐如何不均，最后便把所有锋芒都集中到了“蒋老总”身上，讲到激动处，还有人开口谩骂起来。一时间，事态变得极其紧张和严重。
在这一过程中，何成浚始终一言不发，慢条斯理地在大烟灯旁边烧着烟泡，并不时从嘴里吐出一口一口的烟圈，一副悠然自得甚至是事不关己的表情。
等到众人都发泄得差不多了，何成浚才从烟榻上坐起来说话。人们都以为他会站在蒋介石的立场上，装腔作势地教训上两句，不料“何雪公”却对大家表示了“诚恳的同情”，而且居然也发起了牢骚。他感慨万端地说：“你们太不了解蒋老总的为人了，你们所说的那些事情根本算不了什么。”
何成浚又诉说起了他的革命往事。不过这回重点不是炫耀，而是诉苦——
知道不？我当年跟孙中山闹革命，跟黄兴做部下，跟陈其美（蒋介石的义兄）做朋友的时候，“蒋老总”不过是一拎包小弟，他不知道多奉承我呢！
后来？后来我和“蒋老总”一道闯上海滩，玩股票，逛妓院。嗨，那时的“蒋老总”一文不名，还骗过我的钱哩。当然，我是不会跟他计较这些的。
再后来？就到北伐啦，我帮“蒋老总”打天下，不说功劳，苦劳数数都一大堆。
在滔滔不绝地复述完这些历史后，何成浚以“不胜感慨系之”的口吻说：“蒋介石今天当了领袖了，可是他对得起谁？”
不是有军头忍不住已经骂了老蒋吗？何成浚也顺势将老蒋大骂一通，而且表现得比将领们更加痛心疾首和淋漓尽致。
何成浚的“同病相怜”和“惺惺相惜”，让众将犹如服了一剂清凉剂，那个轻松和愉快，起初那种沉重、紧张的情绪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何成浚接着一声招呼，周围立刻酒肴杂陈，美女环列，“军人之家”的欢乐时光又降临了。
眼见都已吃饱喝足，何成浚这才把手一挥，让妓女和仆从退下，和众人商量起正经的，也就是怎样分担部队被抽调后的空缺。
他不讲任何大道理，只有一句话：“军人嘛，打仗就是唯一的职业，不管到哪里都得打仗，否则就会没有饭吃。”
话虽不多却意味深长，老粗们一听就懂：你们骂也骂了，吃也吃了，玩也玩了，都没关系，接下来就得干事了，不然哪个主子也不可能赏饭，更别指望刚才的那些美女佳肴了。
有八卦相生，便有五行相克，有孙悟空，便有紧箍咒。何成浚就是杂牌们自觉自愿戴在头上，最后想脱又脱不掉的紧箍咒。
面面相觑之后，众将除了接受了“何总指挥”的命令，也再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了。
<h2>飞机与乌鸦</h2>
在中原大战中，杨永泰建议蒋介石采取“双弹战术”对付反蒋联军。双弹者，一为“银弹”；一为“空弹”。所谓“空弹”，就是用空军对反蒋联军进行威慑，达到从心理上动摇和瓦解对方的目的。
驻于漯河的蒋军航空第三队不仅担任西线的侦察轰炸任务，还协同陆军攻击驻守许昌的樊钟秀部。樊钟秀在西北军中亦属杂牌，其特点是“兵无纪律，官有积习，不能打仗”。在南路军序列中，樊部被作为前锋，但樊钟秀在到达许昌后，便开始拥兵自固，勒马不前。
樊钟秀以前跟西北军打过仗，冯玉祥对他并不信任，把樊部放在最前面，正是出于这一原因。眼见樊钟秀不肯往前推进，冯玉祥也不敢将张维玺的南路军主力置于樊部之前，就怕樊钟秀反戈相向。樊钟秀一看张维玺不上，也正好有理由取巧不进。
于是平汉线上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即虽然南路军占尽场面优势，但双方却没有大战，仅有小规模的接触，而其障碍所在，其实就是多了一个樊钟秀。
樊钟秀成了南路军中名副其实的鸡肋——张维玺的其他部队既不敢出其前，又不愿留其后，只好跟随樊部一道与第三军团“对峙”。其实如果他们抛开樊部，直接挥戈南下，汉口可能早就拿下来了。
徐永昌讽刺说，南路军在平汉线上与其说是与敌军对峙，不如说是与友军对峙更恰当。
樊部避开了地面作战，但避不开空中打击。他们几乎每天都要遭到飞机的数次轰炸，损伤尚在其次，更主要的还是官兵以前从未见过飞机，突然看到一种空中大鸟竟然会朝他们俯冲投弹，个个惊恐万状，士气亦为之动摇。
冯玉祥知道后亲临视察，并在对樊部的集中训话中打了个比方：“你们看到的飞机与乌鸦，哪个多？”
众人回答：“乌鸦多。”
冯玉祥又问：“乌鸦小便时，有没有尿到你们头上？”
众人哄笑：“从来没有过。”
冯玉祥由此得出结论：“既然这样，那么当飞机投弹时，能命中你们的机会就更少了。”
众人一想似乎很有道理，于是都欢呼起来，对飞机轰炸的恐惧心理大减。
6月4日，航空第三队再次对樊部实施轰炸，樊部官兵遂以“飞机与乌鸦”理论作为精神武器，连躲都不屑于躲了。
结果可想而知，樊部被炸得死伤过半，樊钟秀也被当场炸死——冯玉祥的比方听起来很有趣，不过他或许忘了，乌鸦不会特意朝人的脑袋上撒尿，可飞机炸弹却是专门奔着人堆人群去的。
在“空弹”的支援下，第三军团在地面作战中也取得进展，他们不仅完全占领许昌车站，而且还对许昌城形成了半包围的态势。许昌守军十分恐慌，冯玉祥闻讯，急忙再赴许昌视察，以安定军心，同时从陇海线抽调孙连仲、张自忠等部驰援许昌。
第三军团进攻许昌，使西北军受到牵制，对改变整个中原战场的局势起到了很大作用。晋军方面就认为冯玉祥抽兵陇海是个不折不扣的败着：“冯玉祥不分轻重缓急，东西兼顾，致失陇海方面主力战的胜机，殊为可惜。”
与冯玉祥东西兼顾不一样，蒋介石始终将陇海置于平汉之上。除了从平汉线抽调援兵外，他还将教导师（包括教导一师、教导二师、教导三师）等部队全部增加过来，这使得中央军终于稳住了阵脚，陇海战场也再次形成对峙之势。
在西北军增兵平汉线的同时，南方的张桂军紧密配合，起兵攻入了湖南。
蒋桂战争后期，“湖南王”何键附蒋讨桂，想到广西境内去打个秋风，最后却被杀得大败。从那时候起，何键就知道桂军不好惹，于是他又开始脚踏两只船，暗中与新桂系联系起来。
蒋介石知道后十分生气。有一天，他把何键的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张慕先叫过去，让左右拿出一张电报给张慕先看。
张慕先一看，原来是何键拍给“李白”的电报。还没等他看完，蒋介石就已愤然作色，拍案大骂：“芸樵暗中捣鬼，中央已经截收了他发给“李白”的电报，他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告诉芸樵，要他放明白点！”
张慕先吓得默然无言。几分钟后，见蒋介石的脸色稍缓，他才为自己幕主进行解释，无非是强调“何主席”处境困难，不得不与“李白”虚与委蛇，并且说如果何键与“李白”的关系搞得太僵，“他们（指“李白”）就会勾结边区散匪，从中捣乱，徒然贻患地方”。
蒋介石听后就再没有说别的话。
收到张慕先的电报，何键深感不安，便趁蒋介石到武汉之便，亲自赴汉谒蒋。这一次，他除了报告湖南军政情况外，还把湖南地处粤、桂门户，他只能灵活应付，但拥护中央之志决不动摇之类的话又详细阐述了一遍。
蒋介石也怕把何键给逼急了，真的跑到“李白”一边去，便当面对何键表示了谅解，同意他“灵活应付”。
此后，何键在联系新桂系方面便不再躲躲藏藏。他对此自鸣得意，经常对人说：“我是联络西南，拥护中央。”
可是到了中原大战，何键就得意不起来了，张桂军攻入湖南，等于逼着他表态：你究竟是联络西南，还是拥护中央，只能二选一！
<h2>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h2>
面对紧张局势，何键如同热锅里的蚂蚁，急得团团乱转。
他把幕僚找来商量，一名幕僚对他说：“我们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蒋。当前桂、张、阎、冯反蒋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们之间的意见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结果如何，很难预料。”
何键认为言之有理，当即说：“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给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
可悲的是，要打还打不过。湘军被张桂军一直赶到衡阳，然后衡阳又失守了，长沙眼看亦将不保。
对于还要不要死守长沙，湘军内部争论激烈。一派说长沙乃省会重地，如果丢了，将来责任担当不起。另一派则主张放弃长沙，等蒋介石所派的援兵到达后再进行反攻。
何键出于保存实力的考虑，最终决定放弃长沙。6月5日，张桂军占领长沙，三天后又进占岳州。
这是张桂军气势最盛的时候。按照预定计划，他们将直取武汉，最后与冯、阎会师于中原。可是就在张桂军准备向湖北推进的时候，阎、冯却给李宗仁和张发奎发来了一封电报，称“本军”（指晋军和西北军）已与蒋军血战数月，行将获得胜利，武汉是“本军”给养之地，如“贵军”（指张桂军）先到，请向下游发展，共同会师南京，驱逐蒋介石。
究竟是会师武汉，还是会师南京，这可是一个关系着战略方向的大问题。李宗仁和张发奎不免心生踌躇，动作也变得迟疑起来，而黄绍竑率领的断后部队又没能按时跟上，使得前后部队出现了严重脱节。
趁此机会，蒋介石急调陈铭枢麾下的蒋光鼐、蔡廷锴部（又称蒋蔡军）出韶关入湘。蒋蔡军一入湘就占领衡阳，从而截断了张桂军的后路。
为消除后方隐患，张桂军主力只得退出长沙，回师衡阳，这就给南方战事增加了许多新的变数。
阎、冯（其实主要是冯）未入武汉就把武汉当成“本军给养之地”，自然是认为在他集重兵于平汉线后，打垮第三军团将易如反掌。事实也的确如此。6月10日，冯玉祥下令在平汉线上发动全线进攻。激战仅两昼夜，第三军团就已被打得摇摇晃晃，露出了自己杂牌军团的虚弱本色。
再有毅力和韧劲的人，如果老是吃败仗，也会心虚。蒋介石亦不例外，在平汉线受挫，陇海线又无转机的情况下，他开始运用缓兵之计划，从幕后策动“和平运动”。国民党元老于右任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分歧，但是这一建议没有得到汪精卫的同意。
“和平运动”的另一调解人是张学良。与阎、冯忙得已经顾不上联系张学良不同，蒋介石不管仗打得有多激烈，都从未忘记要不遗余力地对张学良进行拉拢。
当时的东北在经历中苏同江之战后，兵疲民困，加上政府腐败，理财无方，导致经济十分萎靡。东北有较强的军工业体系，中原大战后，张学良曾表示可向阎、冯出售武器弹药，为的就是要以弹换钱，缓解东北面临的经济危机。
东北武器的售价较日本要高，以步枪而论，日本三八大盖每支二十五元，东北方面的开价是其一倍以上。太原本身也有兵工厂，阎锡山便不愿意再向东北购买，而吴铁城则力主向东北订购武器，在他的建议下，南京政府先后向东北订购了十万支步枪。
阎锡山算的是经济账，吴铁城算的是政治账，订购十万支步枪，就等于送了二百五十万元给张学良，默默地支持了东北财政。都说中苏同江之战中，是中央有负于张学良，现在也算是把这笔账给偿清了，张学良的心里能不舒坦吗？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方交战之时，第三方肯源源不断把武器出售给其中一方，也相对地表示支持该方。方本仁就通过东北向南京出售武器枪弹这件事，断定张学良决不会与阎、冯合作。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虽然表面上仍维持中立，但在内心里确实已明显倾向于南京。6月3日是张学良的三十岁生日，东北各军政要员齐聚沈阳为其祝寿。张学良趁便召集众人开会，以商讨应付时局的办法。会上意见分成三派：一派以张作相为主，主张保境安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一派以王树翰为主，主张与南京合作；剩下的则是唯张学良之命是从的少壮派，也就是于学忠这些人。
因为内部意见不一，张学良颇感举棋不定。恰在此时，恰好李石曾以祝寿专使的身份到达沈阳，以促请张学良居中调停。
与李石曾进行晤谈后，张学良马上致电阎、冯，提出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作缓冲区，立即停战。至于阎、冯呼吁的政见公开，可以“委诸国民共同研究，以备中央采用”。
蒋介石已经做出了让步，可是反蒋阵营在军事上正处于全面占优的时候，正所谓“拉口子要见血，刨树木要见根”，没有人肯轻易就这么放过他。
一通呼吁下来，“和平运动”的热脸碰上的全是冷屁股。在这片古老而坚硬的土地上，历来只回荡着一个真理，那就是枪杆子里见输赢，其他说什么都白搭。
李石曾沈阳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即在调解不成的情况下，请张学良出兵助蒋。
会商后，双方达成初步共识。在张作相等人不赞成出兵的前提下，张学良准备亲率四个嫡系师和于学忠部入关。蒋方则同意先汇款两百万元，给予东北作为出兵费用，同时协助解决奉票的金融问题。
自“中东路事件”以来，奉票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虽然东北发行了补助奉票的“现大洋票”，但财政仍有匮乏之虞。如果东北再出兵入关，关外金融可能会立生险情。
钱款汇出的第二天，李石曾即偕同张学良的代表胡若愚赴沪。胡若愚南下，对外宣称是为了替张学良答谢送寿礼者，并且准备在上海就医治病，但实际上就是为了解决东北金融问题。
在李石曾的陪同下，胡若愚与财政部长宋子文进行了洽商，宋子文同意帮助稳定住奉票。与此同时，蒋介石也致电李石曾，要他转告张学良，奉票的稳定绝没有问题。
<h2>陷阱</h2>
请张学良出兵相助的同时，蒋介石自己也在摩拳擦掌，连做梦都指望着他的部队精锐能有上佳表现。
打仗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学习和进化的过程。跟晋军打仗，让蒋军认识到了阵地的作用，于是他们的阵地也变得讲究起来。
豫东平原上每隔三五里就有一处村寨，凡是蒋军占据的村寨，都用交通壕相连。轻重机枪就布置在交通壕交叉的地方，用于进行斜射和侧射，从而加强了火力网的严密程度和杀伤力。
坚强的阵地，加上相对精良的步兵武器和准确的枪法，这样的防线似乎应该坚不可摧才是，但当西北军扑上来的时候，它忽然就不起作用了。
你不是火力强吗？人家避开白天，晚上偷袭。
至6月上旬，预定参加陇海线作战的西北军主力已有相当一部分到达指定位置。如果仅仅只看装备，西北军简直就不配跟晋军、蒋军同处一个战场：士兵没有背包，仅有一卷夹有铁铲的棉被，然后背后再插一把大刀，机枪大炮等重武器在西北军中更是极少能够见到。
可是西北军的厉害之处，恰恰就体现在这些装束寒酸可怜的士兵身上。
冯玉祥以善于练兵著称，对士兵的训练极其严格，而且特别注重夜战、劈刺、摸爬等方面的特战训练。在西北军里，大刀被置于与步枪差不多同样重要的位置，几乎人手一把，因此他们的劈刺术其实就是指刀术。西北军士兵没有不会耍大刀的，夜战近战时多用大刀进行格斗。
摸爬技术是西北军的另一个绝活。在北京南苑驻军时，石敬亭曾按照冯玉祥的要求，下令各部队在营房外筑成连绵不断的假山，官兵每天早起后就围着营房“跑”假山——注意，不是爬，而是跑。先是徒手跑，然后是全副武装地跑，并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从不间断。
因为有这样的训练基础，西北军在摸寨子时便变得驾轻就熟，士兵们搭人梯上高墙，在交通壕之间纵横来去如履平地一般，往往蒋军的哨兵还未察觉到，对方已经提着刀悄无声息地摸进来了。
蒋军驻扎的寨子，前面小一些的，或驻连部，或驻营部；后面大一些的，或驻旅部，或驻师部。西北军一般都是先解决这些指挥机关，然后迅速撤掉。到了白天，当西北军的主力部队发动冲锋时，寨子里无人指挥的士兵便只能整营、整连地垮下来。
西北军中又有一类特种部队，即所谓的手枪队、手枪营、手枪旅，兵员每人配备三大件，即手枪、大刀、马枪。这些特种部队士兵的刀术和夜战技术都特别强，他们精通四式拳、四式刀、四式枪等拳脚刀枪功夫，手眼身法十分灵活，而且夜袭时专摸大据点，连带四周小据点，有时一晚上就能摸掉四五个。
蒋军刚刚才在晋军身上找到了一点感觉，很快又被西北军给吓住了。官兵们普遍产生恐惧心理，士气也大为低落，乃至于上级不下死命令，就没有人敢做主动出击的尝试。
蒋介石对此感到气急败坏，他在给刘峙、蒋鼎文和陈诚等人的信中说：“我军始终诱人来攻，而并不反攻一次，不惟逆焰日张，而且为革命军人之羞也……观近日各将士恐怖之心，忧兵力不足之念，使中正为之悲愤，何我革命军人之精神竟至不振如此耶？”
为了振作“革命军人之精神”，写完信不久，蒋介石便在陇海线上策动了新的攻势。他集中刘峙、蒋鼎文、陈诚各部及教导师三万余人，在炮兵的配合下，计划来个釜底抽薪，绕道对开封实施奇袭。
行动开始很顺利。根据飞机侦察，奇袭部队所需要经过的区域兵力空虚，估计原来的守兵都已经被调到平汉线上去了。于是蒋介石便命令各部长驱直入，向开封大胆挺进。
可是这其实是一个早已布好的陷阱。
<h2>偷鸡不成蚀把米</h2>
此前，第三军团在平汉线遭遇惨败，军团总指挥何成浚下达了撤往漯河以南的命令。从许昌到漯河距离不短，最远的部队要走六十多公里。下面的参谋和各旅团长都觉得不可理解，认为即便要撤，也没必要撤这么远——敌前做长距离撤退，等于自行崩溃，如果西北军乘胜追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然而令人奇怪的却是西北军并没有进行追击，第三军团因此出人意料地在撤退中取得了成功，各部既没有损失辎重骡马，也没有减员。庆幸之余，人们纷纷议论：“第三军团糊里糊涂地撤退，真是莫名其妙；冯玉祥军不追击，更是莫名其妙。”
第三军团的人感到莫名其妙，南路军的将领也在跺脚。他们认为这正是一个乘胜追击的大好时机，不需要用很大的兵力，就可以取得很大的效果，放弃了极其可惜。
放弃追击正是冯玉祥本人的决定。他认为，在张桂军已退出长沙的情况下，西北军纵然打到武汉，对张桂军也起不了支援作用，反而有可能因战线拉得太长，兵力过于分散而陷入被动——中央军主力在陇海而不在平汉，一旦从豫东发动进攻，西北军势必陷入首尾不能相顾的处境。
第三军团，不过是一些缺乏战斗力的杂牌嘛，遭此挫败，短时间内更不敢北上。我正好可集结重兵于豫东，痛痛快快地打上一仗，给蒋军主力以歼灭性打击，这才是解决战局的上策哩。
抱着这一如意算盘，冯玉祥采取了新的战略，即对豫南的第三军团仅采取监视的办法，而对豫东的中央军精锐给予狠狠的重创。
在击溃第三军团后，冯玉祥即命令张维玺的南路军停止向南追击，只要能够与第三军团相持于漯河一线即可，同时将孙连仲、张自忠调回豫东。
蒋介石发动新攻势之际，正是冯玉祥将兵力从平汉线上抽出之时。后者将计就计，命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迅速后撤，以便给对手造成可乘虚捣隙的假象。
发现蒋介石中计，冯玉祥即采取“正面截堵，两侧包击歼敌”的策略，下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从正面堵击，自平汉线调回的孙连仲、张自忠从右翼兜抄，晋军从左翼堵击，孙殿英在后方进行扰乱，从而对蒋军形成一个四面包围的口袋阵势。
接到冯玉祥的密令，各军大为振奋。负责在晋军、西北军之间进行联络的张樾亭更是欣喜于色，说：“蒋介石执行这个强袭开封的打算，用的都是他的基干精锐部队。只要我们协同努力，联系密切，别让他跑了，定能将其消灭。”
如果不是一封神秘电文的到来，中原大战这场活幕剧确实可以宣告落幕了。
蒋介石并不是从中原大战开始才实施“银弹外交”的。事实上，在大战前，他就已经对西北军里的通信译电员进行收买并发展了内线。
那封至关重要的密电就来自内线之手。看了密电，蒋介石才知道冯玉祥不仅已将孙连仲、张自忠从平汉线调回，而且还给他设了“口袋阵”，不由得大惊失色。
为了解救这场危机，他再次亲临柳河车站坐镇指挥，一面改变部署，下令出击部队撤退，一面急调平汉线的上官云相师，并限其三个日夜到达陇海前线。
上官云相原系孙传芳麾下悍将，在杂牌军中属于战斗力比较强的。中原大战之前，蒋、阎、冯都对他进行了争取。上官云相说他本属北方部队，似乎应该站在阎、冯一方才对，但在他困顿的日子里，阎、冯对他却没有一点照应。比较起来，蒋尚能相容，又代表中央政府，所以决定跟着蒋走。
上官师到达陇海线后，被用于攻击“口袋阵”的两侧，特别是晋军一侧，从而使出击部队获得了很大的突围空隙。
尽管如此，原有的出击部队也已被截成数段，损失较为惨重，其中损失最大的，是担负掩护任务的教导二师。教导二师由张治中任师长，其装备和待遇与教导一师相仿，但作战能力都是一样薄弱，因此经常遭受友军的讥笑和谩骂，被说成是好看不好吃的废物。
吉鸿昌派敢死队发起冲锋，敢死队先投手榴弹，再用大刀砍杀，把教导二师打了个落花流水。当时豫东正下着大雨，到处都是沼泽泥泞，教导师官兵急于奔逃，身上穿的呢子衣变成了“泥子衣”，脚上的大皮鞋也变成了“高靿马靴”。
奇袭行动偷鸡不成蚀把米，而精心培养的教导师又如此不给自己长脸，蒋介石真是被郁闷坏了。他只得继续下达严令，用火车紧急向陇海线抢运援兵。
第十二师是从后方赴援的部队之一。由于军运频繁，车辆调度很慢，每次只能运一个团。各团一到柳河，就马上被蒋介石派往了前线最紧急的地方，最后师长金汉鼎身边仅剩下炮兵营、工兵营等特种部队。蒋介石在召见他时一开口就问：“你的工兵营能打仗吗？”
工兵营的主要任务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所以金汉鼎觉得蒋介石问的这个问题很怪异，便顺口答道：“很能战。”
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工兵营派上第一线。
由于撤退和赴援及时，反蒋联军并没有能够大量歼灭对方，除重创了教导二师等少数部队外，只截获了百余辆汽车和一些辎重。中央军实力仍在，而且经过调整部署，加强工事，又打造了一道坚固阵线，双方重新形成对峙之势。
这次中央军奇袭行动的失败，还影响到了其他方面。东北军出兵助蒋本来已经水到渠成，不料在6月中旬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出兵入关的提案又遭到了否决，反对者提出的主要理由就是中央军在陇海线失利了。
长驻关外的方本仁、吴铁城闻听这一消息，均不胜诧异。在前线指挥的蒋介石自然更是沮丧万分。一名将领在谒见蒋介石的过程中，发现老蒋满面怒容，而且地上有许多瓷器碎片。出了门后，他赶紧问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委员长心情不畅，是何原因？”
侍从副官回答：“（蒋介石）一看到或听到前方战况不利的消息，经常用骂人和砸器物来撒气。地下是茶杯碎片，刚砸的。”
<h2>监军</h2>
与尚能形成对峙局面的陇海、平汉线相比，蒋军在津浦线上还要吃紧。
中原大战开始后，蒋介石几乎把蒋军主力全都投入到了陇海线上，其他两条线便只能靠杂牌军团勉力支撑，平汉线靠的是第三军团，津浦线靠的是第一军团。
尽管中原大战前特别是石友三叛蒋后，蒋介石对韩复榘多有猜忌，甚至一度动过将其拿下的念头，但是之后韩复榘站在蒋的立场上讨唐、反阎，又重新获得了蒋的信任。
在徐州召开的军事会议上，蒋介石委任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并且对他说：“今后关于山东方面的军政事务，即请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全权处理。”
接受任命时，韩复榘一方面感激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另一方面又感到责任重大。第一军团除他的部队外，只有陈调元、刘珍年、马鸿逵三部人马可供调遣，其中刘珍年部驻于鲁西，指挥起来并不方便。韩复榘还听说刘珍年与阎锡山早有勾结，就怕刘部不仅帮不上忙，反而从背后倒戈。
见韩复榘面有难色，蒋介石对之慰勉有加，说他可以保证刘部不会出问题，同时正式委任蒋伯诚为军事联络员，对韩复榘予以协助。
蒋伯诚原是蒋介石的幕僚，后一直在蒋、韩之间担任联络。此人城府较深，善于揣摸别人的心理。进入韩部前，他了解到韩复榘性格倔犟，遇事吃软不吃硬，于是便投其所好，整天陪着韩复榘吃喝玩乐，并且处处表现出很贴心的样子。
韩复榘本质上是个粗人，头脑比较简单，想不到很深很复杂的东西。随着与蒋伯诚相处的时日渐长，慢慢地韩复榘就把蒋伯诚当成了自己人，对他极为倚重，决定什么事也都不背着他。
因为这个缘故，蒋伯诚可以随时向蒋介石汇报韩复榘的真实情况，实际上起到了监军的作用。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肯给予韩复榘极大权利和充分信任，也与之有一定关联。
就在陇海线爆发激战的时候，石友三首先开始对鲁西发动进攻，蒋介石把陈调元、马鸿逵都集中到鲁西参与作战，整个第一军团只剩下韩复榘部在鲁北抵御晋军，防务上十分空虚。韩复榘电请将陈调元部调回鲁北协防，但蒋介石没有同意，只答应一旦鲁西形势好转，即让陈、马两部归还第一军团建制。
一个军团支持津浦线，现在变成了一支孤旅独撑津浦线，韩复榘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在通过蒋伯诚了解韩复榘的心理状况后，蒋介石特派曹浩森前去给韩复榘疏通打气。
曹浩森原为西北军总参谋长，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期，曾在南京政府出任军政部陆军署署长，后随冯玉祥弃职而去。直到冯玉祥被阎锡山软禁于建安村，他深感前途渺茫，便又跑到南京寻找出路。
蒋介石听说曹浩森到了南京，不但没有责备，还亲自召见，重新任命他为陆军署署长。曹浩森感激涕零，从此便加入蒋氏幕府。
曹浩森对韩复榘说：“蒋总司令对向方兄（韩复榘）确实很倚重。这次阎、冯的联合，内中矛盾很深，我看他们决不会成事。”
作为曾经的上下级，曹浩森比别人更清楚韩复榘的性格脾气，这人一向直来直去，不喜欢听虚头巴脑的空话套话，因此他很快就转入了那些一眼就看得到的实在话题。
“晋军的作战能力，我想你是清楚的（西北军内部一向对晋军的作战能力不屑一顾），希望向方兄好好地干一下，将来山东还不是你的吗？比河南就好多了。还有一点，少云兄（马鸿逵字少云）也不愿和西北军作战，将来北调，我看不成问题。”
曹浩森的意思很明确，只要韩复榘守住了山东，以后山东省主席铁定就是他的，而山东之富足自非河南可比。
韩复榘听完后心花怒放，本来积蓄在心底的那一堆牢骚和怯意也随之烟消云散。他当即对曹浩森说：“没有什么意见，浩森兄是我们的老参谋长，今后诸事请帮忙，并盼不客气的请教，我无不遵从。请报告总司令一切都没有问题。”
<h2>闹腾</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