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军在津浦线上的军事开始时系由阎锡山亲自指挥。他将傅作义部等六个军，外加一个炮兵团编为第四路军，沿津浦线南下，准备渡黄河夺取济南。
晋军刚刚进入山东境内之时，恰逢各大反蒋派别的代表集中于北方，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进行酝酿。阎锡山向来重政治经济胜过军事，于是便匆忙离开了行营。津浦线战事遂由行营主任傅作义代替指挥。
傅作义和韩复榘先在位于济南西北的禹城发生激战。韩复榘亲自乘铁甲车到前方督战，并指挥手枪团实施攻击。晋军不支溃退，此后傅作义变更方略，转为由两翼绕道渡河。
晋军有六个军，韩复榘只有一个军，为了分兵到东西两翼阻敌，兵力开始变得严重不足。蒋伯诚建议韩复榘索性放弃黄河北岸，集中兵力到南岸消灭已过河的晋军。韩复榘没有同意，蒋伯诚只好直接给蒋介石发电报请示。
蒋介石支持了蒋伯诚的见解，同时接受韩复榘的请求，调马鸿逵部北上进驻泰安，以巩固韩部后方。
韩复榘虽依言将人马全部撤回南岸，并拆卸了黄河铁桥，但为时已晚，从两翼渡河的晋军已经源源不断地涌向济南。韩复榘急忙动用其主力展书堂旅，在归德镇进行扼要防守。
归德乃晋军进占济南的必经之路，它的左边是黄河，右边是山地，中间仅有六七里的平地，地形十分险要。展旅又事先在这一带构筑了坚固工事，所挖出的战壕、外壕深宽各达一丈有余，防守上很是严密，以至于晋军使用了百余门火炮和数个主力团都未能拿下。
傅作义下令重新制订作战方案，对步炮协同的战术也做了进一步修改。第二天早晨，展旅尚在睡梦之中，便遭到猛烈炮击。晋军在半小时之内，向其阵地连续发射了两千余发炮弹，展旅的许多指挥机关和机关枪阵地都被摧毁。
此后乘炮击未停，晋军第一线步兵以烟雾为掩护发起冲锋。他们将成捆的谷草投入外壕，将外壕填成平地，然后一层一层地越过外壕，冲入主阵地内部。
归德镇遂落入晋军之手。韩复榘接到这一消息十分震惊，在电话里说话的声音都变了，两手也一直在发颤。
在济南失去屏障的情况下，韩复榘被迫弃城而逃，退往胶东，与此同时，马鸿逵也放弃泰安，向兖州撤退。
当济南战事处于紧张之际，南方的拉张活动曾经出现过一波小高潮：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并由张群将相关委任状和印信送至沈阳。张学良也一度考虑是否要就任该职，已分别电询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等人。
可是因为晋军攻陷了济南，张学良又像以前一样改变初衷，重新对出关助蒋抱起了谨慎态度。
反蒋联军在军事上进入了最被外界看好的时期，政治宣传自然也得紧紧跟上。为了加强宣传效果，阎幕府的政宣班子改动了北伐时期传唱的“国民革命歌”。原歌中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前两句被他们改为“打倒老蒋，打倒老蒋”，成了“打倒老蒋，打倒老蒋，除军阀，除军阀。”
改动后的歌词写在一张接一张的标语上，然后贴在原先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阎南下讨伐蒋军阀宣言”旁边。各校学生都被要求学唱这首改动后的歌曲，以制造气氛，加大声势。
与此相映成趣的是晋军中还有一首自创的反蒋歌，听起来更是壮怀激烈：“前进，前进，大军都出娘子关，会师中原入武汉，不怕死，不偷生，打倒蒋介石，扑灭反革命！”
中原大战前，在山西公开的宣传口径中，蒋介石代表着中央政府，是革命分子，为什么他突然又变成了要被打倒和扑灭的反革命，谁也解释不清楚。晋军下层官兵对于为什么要打仗，更是糊里糊涂，倒是各种传说盛行：“蒋介石专横独断排除异己；宋美龄每天用牛奶洗澡，鞋子上一颗珠子就值几千元，因此要打倒他……”说的人信口开河，听的人莫名其妙，不过也没有人会去认真理会其中的真假是非。
别说普通人，其实就连冯玉祥自己，除了一些空洞的宣传口号外，也讲不出什么政治大道理。他这个人喜动不喜静，而且向来只注重军事，对党务、政务兴趣不大，自中原大战开始以后，便一心在前线抓军事，党务、政务等事宜完全交由阎锡山主持。
阎锡山与冯玉祥恰恰相反。他对军事不上心，平时就喜欢思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问题。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个人到花园里漫步沉思，且神情动作相当投入：时而微笑，时而一手攀着柳枝，一手撑腰，低头作冥想状，时而撒手即走。
阎锡山也很注意听别人谈政经类的话题，凡是听到感兴趣的素材，他都会拿到自己头脑里，重新制造成自己的东西。
时人对老阎的评价是“优于考虑，缓于判断，长于静如处子，而短于奔如脱兔”。不过即使是这样，老阎也快被纷拥而至的政客们给急出病来了。
“活跃”如果用另外两个字来代替，就是“闹腾”。原来最闹腾的地方是太原，当时有两个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之间的争吵十分激烈。其中一个是西山派。这个派别其实已经分化，张继、林森以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南京政府当了高官，他们和谭延闿等人一样，屁股早就挪到蒋介石一边去了。之后的代表人物主要是邹鲁、谢持。
另一个就是所谓的改组派，代表人物为陈公博、王法勤。该派主张改组国民党，并以汪精卫为精神领袖。
两派都与老蒋有着深仇大恨。西山派因反对国共合作，首先在国民党二大上遭到重击，邹鲁、谢持被永远开除党籍，迫使他们只好躲到上海自己搞了一个二届中央（简称“沪二届”）。
到了国民党三大，百分之八十的会议代表都由蒋介石所指派，西山派、改组派当中，除了汪精卫等两人外，没有一个人当选。由于对三大的合法性表示质疑，改组派的多数人被开除党籍，汪精卫也遭到书面警告。汪精卫、改组派因此与南京政府彻底决裂，并开始积极策动反蒋。
尽管改组派、西山派在倒蒋的最终目的上完全一致，并且都认为有必要通过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来成立反蒋政府，但在到底该由谁来召集会议这个关键点上，两派却产生了尖锐对立。
<h2>大家的马儿大家骑</h2>
改组派反三大，不反二大，包括陈公博在内，本身就都在二届中央里面。他们认为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新的会议应由二届中央来召集。
邹鲁等人则说，西山派在上海也有二届中央，要召集的话，应由两个二届中央（即“汪二届”和“沪二届”）联合召集才对。那意思很明白，大家的马儿大家骑，反蒋这座庙就是个“大家的马儿大家骑”的地方，要热闹大伙儿一起热闹。
陈公博嗤之以鼻：说你胖，还真喘上了。你那个自己张罗的二届中央是合法的吗？非法的！
他认为，改组派之所以要倒蒋，就缘于蒋所操纵的三大没有合法性。如今邹鲁居然要让“非法中央党部”来召集会议，这不是也违法了吗？以违法伐违法，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结果只会自坏法统，徒授老蒋以口实。
比之于汪精卫等元老，陈公博属于国民党内的青年一辈，但其政治能量却着实惊人。这位北大毕业生曾是中共一大代表，接着脱离中共，又迅速得到汪精卫的信任和支持。短短几个月内，便以一个刚刚入党的新党员的身份，被选为国民党二大中央执行委员，一举跃入了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陈公博年少得志，常有觑天下如无物之感。他在参观晋祠的贞观古碑后，写下一首七绝：“虎步龙行天日姿，中原争霸尽凡儿。我来剔鲜扪残碣，碧水青山吊晋祠。”
在陈公博的眼里，即便蒋、阎、冯之流都属“凡儿”，你们这几个西山派的老朽又算得了什么？
可是偏偏邹鲁、谢持也都是倔强到底的老毒物。陈公博、王法勤有新精神和新朝气，他们就摆老资格和老派头，总之就是不肯让步，甚至说即便反蒋大事不成，也决不放弃“沪二届”。
两派唇枪舌剑，各不相让，已经达到了势同水火、相互倾轧的地步。这种情况下自然不可能住在一起，于是在太原时，西山派便住山西大饭店，改组派住傅公祠。
阎锡山、冯玉祥和其他方面都希望能说和这两派，以便尽早成立反蒋政府。有一次，薛笃弼借看望客人之名，到傅公祠去拜访陈公博、王法勤，劝说他们牺牲成见，顾全大局，也就是反蒋第一，不要过分在意其他细节。
居中调解本是世上一件难事，轻轻一句话都可能把人给得罪透了。改组派在意的就是细节，薛笃弼却说细节不重要，王法勤一听勃然大怒，站起来举拳就要揍薛笃弼，幸亏被旁人给拦住了。这个时候，陈公博坐在一旁看报，一声不响，但显然也很恼火。
其他方面代表也有想对西山派进行劝解的。有人在会议上对邹鲁说：“如果你们私下在上海产生的二届中委，也要同正式的二届中委相提并论，那么，党内的其他派别、秘密产生的小组织很多，各有各的中委，岂不也可以提出来算一份吗？”
邹鲁听后很不高兴，不仅不接受对方的意见，而且以后只要见到这个提意见的人便予以冷面相对。
改组派和西山派在太原的协商最终以破裂告终，陈公博、王法勤负气离晋赴平。两派争吵的战场也随即迁至北平，双方人员在北平的报纸上互相进行攻击甚至谩骂。由于担心事态扩大，北平警备司令、警察局长还专门召开记者招待会，要求各报尽量不要登载此类消息。
当时在太原的还有各军事代表的组织。他们害怕因此耽误反蒋政府的成立，于是纷纷建议在北平召开军事代表会议，通过军事代表会议来产生政府。
国民党向来以党治政，政府要从党里面产生，不然在合法性上就会大打折扣。阎锡山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不同意军事代表的意见，而主张等汪精卫北上，弥合两派分歧后再说，为此哪怕缓组政府。
在阎锡山这里碰了壁后，各派又去潼关找冯玉祥，冯玉祥与阎锡山在想法上惊人地一致：望汪早日北来。
自1927年宁汉分裂起，汪精卫在国民党政坛角逐中就陷入了屡斗屡败的恶性循环，直至1928年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召开前，他因遭到新桂系的排挤而被迫流亡海外。
不过汪精卫在国内的政治声誉并没有从此落到谷底。他本人也没有放弃与蒋介石的争斗，从1929年至1930年，他以反对蒋介石个人独裁为号召，先后发表了《怎样树立民主政治》《论约法》《论以党治军》等一系列文章，并提出“于党恢复民主集权，扶植民主势力”的口号。
汪精卫逐渐被看成是一个主张民主政治、反对个人独裁的精神领袖，乃至改组派和许多反蒋派别都要以拥汪为旗帜，才觉得能立得住脚。1929年9月间，改组派终于把这尊大菩萨从法国搬回了香港。
自那一年被迫出国，汪精卫就一再鼓动他的追随者“要用十二分勇气，来战胜这些困难与障碍”，要“忍受这些失败与怨恨”。他还曾用诗一般的语言为众人打气：“悬在我们的面前，宛如大海茫茫狂风骇浪之中一个放出光明的灯塔。”
汪精卫在香港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的名义，向反蒋和有可能反蒋的力量颁发了委任状。除一、二路总司令留给阎、冯外，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铎、何键、李宗仁分别被委任为三至八路“护党救国军”总司令。
一时之间，从南至北的反蒋武装“俨有气吞河岳之势”。其后爆发的蒋张（张发奎）之战、蒋唐（唐生智）之战、蒋石（石友三）之战，在政治上都以拥汪为旗帜。可惜的是，这些军事反蒋行动都无一例外地失败了。
现实似乎始终和汪精卫过不去。在中原大战开始前的两年多时间里，悬在他面前的始终不是什么“光明的灯塔”，而是一系列如陈公博所说的“苦笑录”。
汪精卫只能继续等待与蒋介石一决雌雄的时机。他译述雨果的共和史诗，以表明自己的心迹：“共和之神从指麾，百难千灾总不辞。若云共和在天路，便当与子冲云去。”
阎、冯与蒋介石的兵戎相见，终于让汪精卫在无奈苦笑之后，眼前又见“光明的灯塔”。
<h2>钥匙</h2>
汪精卫及其追随者皆为文人政客，在军事上没有本钱，固然需要依靠阎、冯等军事实力派撑腰。反过来，阎、冯要想在政治合法性和声势上与蒋争锋，也非找汪不可。
冯玉祥喜欢的是军事，对政治不太懂，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分歧，他更加搞不清楚，但是政治有多么重要，他是知道的。想当年他好不容易发动“首都革命”，却被段祺瑞、张作霖抢了果实，总结教训，就是自己缺乏一定的政治主张以及明确的政治纲领之故。
国民党虽然松散，毕竟还有一个三民主义，比冯玉祥经常挂在嘴边的那些救国救民的空洞口号要强得多，而要想利用国民党这块招牌，没有比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元老更好使的了。另外，汪精卫一直积极反蒋，冯玉祥对汪也素有好感，因此他主张请汪北上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
中原大战的帷幕一拉开，冯玉祥首先派代表到港向汪精卫致意，说以前各方面反蒋都是各自为政，步骤也不统一，结果被蒋介石各个击破。现在不同了，阎、冯在北方合作，李宗仁也在南方响应，反蒋联军的兵力已远远超过蒋介石的中央军。
军事不需要汪精卫操心，冯玉祥只想请他赶快到北平主持大计，以便在党政方面摆出堂堂正正的阵容，在声势和号召力方面压倒蒋介石。
汪精卫听后大为兴奋：“焕章先生（冯玉祥）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一定能够打倒蒋介石，我们精诚合作，誓共始终。”
过了几天，阎锡山的迎汪代表也到达香港。汪精卫设宴招待阎、冯的代表，同时准备动身启程，然而就在这节骨眼上，却发生了刘茂恩投蒋事件，阎、冯在陇海线上的军事计划被完全打乱。汪精卫闻讯很是沮丧，对于何时北行，也未再做明确表示。
汪精卫不到北平，那两派就依旧吵得像锅粥。各军代表对此已经有些忍无可忍：都是一群俩肩膀扛一张嘴，只会吹牛的货，少了你们，难道我们就不干事了？
他们促请阎锡山另外采取直接办法产生政府，以便对付外交和进行筹款，同时声明他们并非不尊重“党”，而是“党”自身闹僵了，怪不得别人。
阎锡山虽然仍坚持按秩序进行，“政生于党，党务未决，政无由产”。可是面对西山派和改组派那总也解不开的死结，他也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一直反对讨蒋的赵戴文眼见大势所趋，也开始在讨蒋上为幕主排忧解难。在阎锡山幕府中，冀贡泉一向颇有见的，赵戴文就特地把冀贡泉约至阎锡山的“督军府”进行商谈。
阎锡山首先问冀贡泉：“你对于现在的局势如何看法？”
冀贡泉答道：“没有留意，说不上来。”
赵戴文对冀贡泉说：“育堂（冀贡泉字育堂），你不要认为没有骑上虎背，咱们都在虎背上哩。有什么意见说吧，蒙（五台方言，‘我们的’之意）总司令要听听你的话，约你来正是为此。”
冀贡泉见状便不再绕弯子：“军事我不知道，政治我也知道得不多，提不出啥意见来。我感觉到的是旗帜问题。”
冀贡泉说，不管是挂共产党的红旗，还是挂北洋的五色旗，总得有个明显旗帜，“这有没有讨论和决定？这是我的书生之见”。
终于说到点子上了。赵戴文立刻接过话茬：“就是这个问题。我们今天是搬来了箱子，没有取得钥匙。”
其实阎锡山和反蒋派别对于树旗问题已不知讨论过多少次，从太原到北平，可以说一路就没停过。
有些人建议阎锡山在北洋和国民党之外，再重开一个局面，也就是领头再建一个新党或政治派别。阎锡山则知难而退，他认为，连孙中山生前都没“箍得拢”（即掌握得住）国民党，他姓阎的何德何能，就敢插手其中？
西山派则另想了一个损招。他们计划运动北洋遗老段祺瑞参加国民党，让段祺瑞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拿孙中山的政治资本来树立新帜，同时以阎锡山为副，作为军事资本。
段祺瑞是个自信心非常强的人，从来就没相信过什么三民主义。阎锡山知道段祺瑞不会理会，于是只能对这些异想天开的政客一笑置之。
打旗，还得打国民党的旗。赵戴文一语道出了阎锡山的想法：“我们就确定用现在的青天白日旗不行吗？大家都有同盟会或国民党的关系，只是要能组成个政府。”
阎锡山把他那著名的“主张公道”也套用到了举旗问题上。他认为应本着“公道”之心，让各派都能参与到即将召开的中央党部会议中来，而且范围越扩大越好，最好是把凡不站在蒋介石一边的人都收拢进来。
阎锡山倡导将会议开成“扩大会议”，他现在为此头疼的就是西山派和改组派总谈不到一起，而且“愈商议纠纷越多，（会议）闹不起来”。
冀贡泉因为在太原有职务，没有像其他幕僚那样跟随阎锡山到北平去，所以对两派在北平明争暗斗的情况不了解。阎锡山就让赵丕廉给他介绍了一下经过。
冀贡泉听完后略一思忖，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我们方面，是否表示了对于组织一个联合机构有足够的诚意？”
此次掀起反蒋联合大行动，国民党除拥蒋者外，各派代表都到了山西的势力范围太原和北平。在冀贡泉看来，这不能说大家没有联合起来的愿望，举行扩大会议之所以迟迟没有进展，症结也并不在此处。
冀贡泉随后得出的结论让在座诸人都感到十分惊讶：事态陷入僵局的主要原因，恰恰出于山西自己身上，是山西举棋不定，诚意不够，从而自设了障碍。
阎锡山坐不住了，他质问冀贡泉：“你从什么地方看出我们诚意不够？”
冀贡泉说：“这次发动，山西方面显然是当仁不让的主力，其他人都要唯山西马首是瞻。以结婚来比喻，男女双方都到了，成不成是不是媒人要负点儿轻重的责任？”
众人笑了起来，又都觉得冀贡泉话糙理不糙，一针见血地揭示了要害问题。
山西方面怎样才能显示主动，表现出足够的诚意呢？
冀贡泉推荐了一个人，此人名叫覃振，系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当年可与孙中山称兄道弟，乃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元老，亦是持反蒋态度的西山会议派成员之一。
覃振与邹鲁、谢持的不同之处在于，他对于包括改组派在内的国民党内部其他派别并不反对。覃振长居北平，冀贡泉建议邀他出山，以联合各派，斡旋促成扩大会议，同时也借此向外界表达出山西希望扩大会议能够开成功的最大诚意。
犹如荒漠中见到了绿洲，阎锡山眼前一亮，立即同意了冀贡泉的建议。
<h2>青年革命家</h2>
阎锡山其实并不是不认识覃振，他们两人都是辛亥以前的老同盟会员，只是辛亥后就一直没有来往。现在如果阎锡山只是单纯地向覃振发去邀请书，免不了给人“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的感觉。大家一致商定，由冀贡泉作为阎的专使，专门到北平礼聘覃振。
冀贡泉替阎锡山起草了一封亲笔信，到北平后即将这封信交给覃振。覃振受邀后欣然出马，答应出力斡旋。
身在香港的汪精卫听闻两派矛盾，也已多次电示陈公博等人“宜牺牲成见，勿以一二人之私影响党的前途”。在汪精卫的压力下，陈公博被迫做出让步，提出由国民党一、二、三届中央委员组成扩大会议，但仍拒绝西山派的“沪二届”加入进来。
一般人只看到“汪二届”和“沪二届”依然水火不容，覃振还看到了一个新的破绽，那就是如果集合三届于一炉，就等于承认了蒋记三届中央的合法性。
覃振挖空心思，提出了一个新的折中方案：不合三届于一炉，而将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集中到一起。
西山派在二届、三届上都没份，但一届有份，有些人既属一届，又属“沪二届”，如此既避开了“汪二届”和“沪二届”之间的矛盾，又在最大程度上容纳了国民党内的反蒋分子。
覃振将方案电告汪精卫，汪精卫复电表示同意。各派即以此为基础继续展开会谈磋商，冀贡泉则和赵丕廉代表阎锡山，从旁以第三者的立场和姿态进行协调。
民国的新闻界相对自由，四处打探和采访内幕消息的记者群集如云。各派也差不多都有自己的通讯社，单单阎锡山就有两三个。过去西山派、改组派之所以越搞越水火不容，乃至到了决裂的程度，固然有多种原因，但各通讯社唯恐天下不乱，以至煽风点火，滥发稿件，亦是其中之一。
冀贡泉到北平后就注意了这一点。他同赵丕廉约定，凡有关扩大会议的消息，一律由两人控制起来，经他们同意发表的消息才能发表，自家的通讯社也一视同仁。
各派磋商期间，北平的报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有关扩大会议以及任何冲突的消息。处于这种相对安静平和的氛围之中，政客们相对而言也更客观冷静一些，不至于弄到谁都不肯妥协和让步的程度。
在最后一次磋商中，各派终于达成共识，同意按覃振所提方案行事，争吵多时而不得结果的问题至此告一段落。
各派联名发电，征询汪精卫的意见。汪精卫不仅赞成，而且正式将随后要召开的会议定名为“扩大会议”。
这时反蒋联军继续取得节节胜利，军事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成立反蒋政府来进行号召。6月18日，阎锡山致电汪精卫，表示党务问题一切听从汪的主张，“望速北上，一切问题，立即解决”。
汪精卫的答复却是：“适患肝炎。”
患肝炎只是一个托词，汪精卫其实另有难言之隐——蒋介石的根基在南京，汪精卫的根基则在广州，他在寄望于阎、冯有所作为的同时，更期盼张桂军能在南方取胜，他好在广州就近开府。
可是张桂军很不争气。白崇禧、张发奎在衡阳城下打了个大败仗，被蒋光鼐、蔡廷锴的蒋蔡军揍了个鼻青脸肿。张部几乎全军覆灭，所部只剩下几千人，连军建制都编不起来了。桂军也损失大半，一蹶不振，暂时失去了往外发展的能力。
在广州开府无望的情况下，汪精卫的“肝炎”也好了，不再对北上推三阻四。当阎、冯再度联名致电汪精卫促其北上时，汪精卫一口答应下来。
7月15日，汪精卫从香港启程。1924年，孙中山受冯玉祥之邀北上，时任孙中山秘书的汪精卫一路陪同，由香港赴日本长崎，再转赴天津至北平。六年后，他不厌其烦，继续遵循了这一行程路线，以示自己是孙中山的忠实继承人。
汪精卫的身价确实不低。轮船一到塘沽港，便受到了陈公博等四十余人的隆重欢迎。岸边军乐齐鸣，士兵举枪致贺。
离船登岸当天，汪精卫身着灰色西装，脚穿白皮鞋，头戴黄色头盔帽，不时露出笑容，显得精神饱满，容光焕发。
《大公报》在报道这则消息时说，（汪精卫）“除双颊略现清瘦外，其余与民十三（即1924年）随中山先生北来时无少异，自其精神及礼质上言，固仍一青年革命家也”。
阎、冯为汪精卫北上提供了严密的防卫措施。在由塘沽至天津途中，铁路沿线每隔数十米，就有一个全副武装的哨兵，水面上还有小炮艇进行配合警戒。行人若无天津警备司令部所派发证件，一律不准在附近逗留。
到了天津车站，更由天津公安局特务主任率特务员贴身保护。车站上每隔五丈设两名警察，十丈设一名宪兵。在车站欢迎汪精卫的人员也必须持有统一证件：一个临时的蓝色符号，上面盖有天津警备司令部的印章。
汪精卫本人对此次北上也表现得踌躇满志。在赴天津途中，他对《大公报》记者发表谈话，称自己对党务与政务的主张，与阎、冯趋于一致。同时他认为，蒋介石要对国内两年来发生的战争负责，应该自行辞职，以谢国人。
<h2>僵住了</h2>
不到山穷水尽，蒋介石当然不会自行辞职，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在此之前，陇海线上的作战双方也都寸步不让，不过焦点已逐渐移至孙殿英所驻守的亳州。
蒋介石虽未陷入冯玉祥的“口袋阵”，但经过那一劫，却让他意识到了孙殿英在侧背所构成的潜在威胁。他一面继续遣使到亳州对孙殿英进行游说，一面派第三军军长王均进攻亳州。
王均起初以为孙部不过是乌合之众，未等蒋介石正式下达进攻命令，便率部独攻亳州。未料孙部守城很有一套，士兵们凭借投掷手榴弹，使得第三军不仅没能攻下亳州，还受到了很大损失。蒋介石知道后来电申斥：“自由行动，轻进轻退……纵使弹药堆积如山，亦不够该军消耗。”
不久，王均奉蒋命再攻亳州。蒋介石专门调拨给他四门榴弹炮，加上该军原有的大炮，在城外一字排开，对亳州城实施炮击。可是这次炮击对城内目标的破坏程度十分有限，随后投入进攻的步兵也士气不振，进攻行动又失败了。
之后王均便采取了长围久困的办法。航空第三队也参与助攻，飞机每天都要对亳州轰炸好几次，亳州城北门被炸得浓烟滚滚，火光一片。
从5月到7月，亳州被围了整整两个月。孙殿英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向阎、冯救援。阎、冯回电说：“援军即去助兄攻蚌取皖。”阎、冯每天都有类似内容的电文发到亳州，可是最近的援军尚在六百里之外，远水难解近渴。
孙殿英当时有四种选择，只是他对任何一种选择都没有把握：战，力量薄弱，难以奏功；守，缺乏援兵，恐难持久；降，利害关切，顾虑太多；走，四面封锁，无路可走。
战、守、降、走四个字在孙殿英的脑袋里盘旋了很长时间。有一天，他特地将软禁于城中的张钫约至家里谈了一夜，经过一番权衡，到午夜三点，他终于下决心投降，同时释放张钫。
拂晓六点，孙殿英让人将张钫送出了城。张钫进入城外的王均军营后，马上向蒋介石进行了报告。
蒋介石没有忘记之前关于拿五十万元换张钫的承诺。他派指挥空军的毛邦初亲自驾机，先带十万元现款前往亳州，并让毛邦初捎话过来：“前方款项不够，容飞徐（徐州）再取四十万元交给殿英，以践将张（张钫）放回即给五十万元的诺言，表明决不失信，然后再谈其他问题。”
上午十点半，毛邦初在城外军营下机，正好孙殿英也派人来到城外。原来在张钫出城两个小时后，孙殿英就接到了冯玉祥发来的电报，得知孙连仲将率四个师星夜增援，当晚已到达鹿邑，预计明天早晨就可以抵达亳州。
张钫将毛邦初带来的十万元交给来人，请对方即刻回城，商定办法再来磋商，同时他也暗自庆幸，多亏了那两个小时，要不然孙殿英就不会这么痛快地放他出城了。
孙连仲率重兵来援的消息令围城部队大为紧张。王均的第三军共有三个师，除王均自己统领的第十师有些战斗力外，其他两个师的战斗力都不算强。
张钫一边向蒋介石报告，一边请毛邦初到鹿邑一带进行侦察。毛邦初立即驾机实施高空侦察，他在鹿邑至亳州间没有看到军队踪迹，但在降低飞行高度后，就发现路边两旁的田地中存在人足马蹄的痕迹，痕迹很宽，说明部队数量不少，同时树林中隐隐约约也有人马在走动。
第二天，孙连仲果然率大军杀到，且来势凶猛，孙殿英则自城内进行接应。亳州西南由此解围，孙连仲、孙殿英当晚成功会师，但城北、城东的蒋军仍在进行抵抗。
第三天，二孙计划自夜半发动进攻，对这两面的蒋军实施夹击。孙殿英在城内等待孙连仲发出进攻信号，然而一直等到拂晓都无结果，天亮后城外的援兵更是变得踪影皆无，一问才知道孙连仲居然率部向西撤退了。
孙殿英闻听气不打一处来，当即乘汽车追至鹿邑，质问孙连仲为何来去飘忽，撤退了连声招呼都不打。孙连仲未予置辩，他将一份命令交给孙殿英。
孙殿英接过一看，顿时表情也僵住了，那正是“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进”。只见命令上写着：“速退太康、杞县之线，万勿通知殿英，切切。”
别说孙连仲执行命令时一头雾水，就连孙殿英看了也是莫名其妙，不知道冯玉祥为何做此决定。
<h2>把肠子都悔青了</h2>
孙殿英如今的处境极其尴尬：刚刚准备投蒋吧，援兵来了；以为可以解围了吧，援兵又跑了；再投蒋既不可，蒋若再攻，自身又独木难支。
我这是前世烧了什么断头香，怎么这么倒霉？
梦想中的安徽省主席看来是当不成了，只有舍去亳州的地盘，保全实力才是上策。计议已定，孙殿英恳求孙连仲在鹿邑再多待一天，为他全军退出亳州提供掩护。
这个人情孙连仲不能不给。于是孙殿英又赶回亳州，组织部队对蒋军实施了一次佯攻，然后趁天黑出城往鹿邑追赶孙连仲去了。
天一亮，亳州绅士即欢迎蒋军入城。王均喜出望外，他向蒋介石报告：“二孙西走，亳州克复。”
其时谁都搞不明白二孙为什么要撤，事后才弄清楚是冯玉祥中了蒋介石的反间计——张钫一出亳州，蒋介石就故意四处散播消息，说孙殿英业已投降。冯玉祥信以为真，他唯恐孙连仲吃亏，才发去了那份电文。
得知孙殿英其实并未投降，并且已和孙连仲合兵一处，冯玉祥简直把肠子都悔青了。
不过失去了也还可以再夺回来，而且以二孙合成一股的实力，攻下亳州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
冯玉祥的原计划是令孙连仲先解亳州之围，接着再会同孙殿英由亳州长驱东进，直取蚌埠、宿县，以截断蒋军后路。如今只要增加一个夺取亳州的步骤，计划仍可照常实施。
冯玉祥令鹿钟麟进驻太康，指挥二孙实施这一行动，可是却遭到了二孙的反对。
孙殿英在亳州被困过久，亟须休整。孙连仲数月以来辗转行军、长途作战，同样面临着士兵过于疲劳和部队损失重大的窘境。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亳州离津浦线较远，二孙若深入敌后，弹药和粮草的补给将变得非常困难。
西北军长期驻防于贫瘠的陕甘宁青等省，从来也没有发过十足的军饷，弹药给养一向都很紧张。因为任务紧急，运输不便，开往前线部队的所需弹药主要靠士兵随身携带，平均每支步枪的配备子弹不足百粒。
行军路上常常发生这样的笑话：前边士兵的布制子弹袋破了，一排步枪子弹漏出来掉在了地上，后边士兵拾到自己装了起来。前边丢了子弹的士兵知道后向他索要，不给，于是两边就吵起来。
阎锡山在战前曾承诺会对西北军的给养予以全力支持。刚开始他尚能说到做到，但到了后来不仅数量变少，而且还不及时。西北军的军费由此越来越紧张，前后行军作战几个月，上至师长，下至兵夫，不分级别，一律只发给每人十元银币，并通令全军：“勉筹巨款，以示体恤。”
中原大战爆发时，似乎天公也被这些彼此打来打去的武夫们给激怒了。西北军一进入洛阳就开始干旱，到了夏收季节，河南全境更是遍遭冰雹袭击，已熟的小麦还没来得及收割就被砸倒在了地里。官兵们拿着那可怜巴巴的十元银币都很难买到吃的，有时甚至连咸菜糠米也找不到。
要是晋军的待遇也差不多，大家同甘共苦，倒也不去说它了。问题是晋军按月发饷，给养充足，还发有罐头食品。西北军士兵一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止。
如果说生活待遇方面尚能容忍，枪支弹药和其他军事器材对于打仗而言，却是绝对不能或缺的，偏偏山西在这方面的供给更为苛刻，渐渐已到了百呼不得一应的程度。这也越来越影响到西北军的作战效率，比如一直驰骋于蒋军后方的郑大章骑兵部队，特别需要配备无线电讯的联络，可是却始终领不到一架无线电台，要不然他们对蒋军的威胁将会更大。
自进入陇海战场后，经过几次战役的消耗，孙连仲部的弹药已所剩无几，兵员伤亡又未能及时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孤军深入确实很危险。
鹿钟麟向冯玉祥报告上述问题，冯玉祥亦无法解决，他只好打消原议，令孙连仲、孙殿英撤至柘城、太康。
阎锡山正借召开扩大会议之机，在北平“摆下诸仙大阵”。北方的“落伍军人和退休政客”一个个都成了“三山五岳的英雄”，孙殿英虽失去亳州，但因为撤退迅速，部队毫无损失，自然又是英雄中的英雄。
赵戴文出面设宴欢迎孙殿英，陈公博和晋军将领商震作即席讲话，对孙殿英推崇备至。陈公博说：“我以前以为孙殿英先生是个三头六臂的人，现在一见，才知道是个白面书生。”
商震过去招安过孙殿英，两人有历史关系，评价起来也就有了一点叙旧的味道。他说：“我当年就认识孙殿英同志。他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人物，勇敢善战，有正义感。”
“孙殿英同志”是个大麻子脸，识字不多，哪里像白面书生？说到打仗，同是杂牌将领，孙殿英还远不如石友三。只是众人现在都要拉拢他出力，所以才不嫌肉麻地纷纷加以恭维。
汪精卫和覃振也出席了欢迎宴会。陈公博和商震是吹捧“反蒋英雄”；覃振则在私下大讲宋美龄的坊间笑话，从另一个侧面来贬低老蒋。听覃振讲得津津有味，坐在对面的汪精卫含笑不语，怡悦之情溢于言表。
<h2>一误再误</h2>
实际上，当时前线的不少人都认为，亳州解围相当失败，乃是典型的一误再误：孙殿英部由皖北撤往豫东，为蒋军解除了后顾之忧，因而得以抽出兵力转用于其他方面，这是一误；奇袭蚌埠、宿县，在战略上是动摇津浦、陇海两路军事的重要步骤，本是一招出奇制胜的妙招，可惜又中途变卦，这是再误。
“一误”可以说是冯玉祥上了老蒋的当，但“再误”则只能归咎于阎锡山对西北军支持不够，以致功亏一篑。
中原大战初期，北平的小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上面画了三个人，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阎锡山，一个是冯玉祥，每个人的两只手里各拿着一件东西：蒋的左手拿着“钱”，右手拿着“官”，表示谁到我这里来就可以加官晋爵；阎的左手拿着算盘，右手拿着账本，表示凡事都要为自己盘算；冯的左手拿着个窝头，右手拿着把大刀，表示只能穷拼。
冯玉祥在听人讲起这件事后，笑着说：“真缺德！”
当时众人都把它当成笑话听，可是随着战事的延续，笑话渐渐就变成了现实——蒋介石的“银弹战术”其实就是靠“钱”和“官”在起作用，以后冯玉祥还将有更多部属因禁不住这种诱惑而叛冯投蒋；阎锡山一贯持“保本主义”，答应承担西北军的弹药粮秣，之后又自食其言；冯玉祥连窝窝头都快啃没了，拿着大刀的手也越来越乏力。
阎锡山并不只是在陇海线上“误”，事实上，他在津浦线早就犯下了大错。
早在傅作义攻下济南，战事极其顺利之际，阎锡山突然决定下达一纸命令，委任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为第四路总指挥，率领两个军参加津浦线作战，并以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傅作义为副总指挥。
当时很多人都对此觉得莫名其妙，认为如此任命对战事只有弊大于利：张荫梧和傅作义关系不睦，素来势同水火，这在山西军政界乃是公开的秘密。
周玳问阎锡山：“那方面（指津浦线）原有行营主任指挥作战，现在又派张荫梧为二、四路军总指挥，究竟谁指挥谁呢？这不是添麻烦吗？”
阎锡山回答：“我有多年的经验，你不要管，就下令吧！”周玳猜测阎锡山这么做，一定另有作用，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其实阎锡山的用意不是别的，就是以张荫梧来监视和牵制傅作义。事情起因是张荫梧给阎锡山发来密电，告了傅作义一个黑状：“张学良和张群、吴铁城、方本仁等人在北戴河开会时，傅作义秘密参加了这个会议，请注意。”
张荫梧到达济南后，阎锡山发给前线的给养、弹药等都责成张荫梧分配。不久，傅作义就来电说，张荫梧不发给他弹药，没法打仗。张荫梧也来电指责傅作义，说傅作义不听指挥。
两人相互攻讦，大闹意见，致使部队无法向前继续推进。周玳知道后，急忙对阎锡山说：“津浦线方面，我们是主攻。济南攻下以后，应当乘胜急速南攻才对。他们这样争吵，导致战事迟滞不进，如何是好？”
阎锡山既不愿放弃对傅作义的监视，又不想离开北平或太原，他采取的办法，是派参谋处长辜仁发带着他的银质私章到前线替他指挥。
辜仁发到达前线后，傅作义还听指挥，说怎么指挥就怎么打。可是张荫梧桀骜不驯，不听指挥，当着辜仁发的面只一味说傅作义如何如何不好，却始终不一起研究战事。
辜仁发只好强调，他来是为了代阎锡山指挥作战，而不是听关于傅作义的坏话。张荫梧一听更不买账了，他说傅作义不听他的指挥，这个样子不能打仗，就是阎锡山本人亲自来，他也要跟阎锡山讲讲理。
两人大吵一顿。阎锡山以为，张荫梧、傅作义看到他的私章就犹如看到令箭一般，哪敢不服从指挥，谁知他严重高估了自己的权威，没有人把他那枚小小的私章当回事。
辜仁发指挥不动张荫梧，第二天就跑回后方复命。
阎锡山见状，又让周玳去济南指挥。周玳叫苦道：“辜仁发比我精明能干得多，他都指挥不了，我如何能行？”
阎锡山坚持说：“他（指辜仁发）的威望不够，你去了他们不敢不听。”
周玳无法推辞，但又不想如辜仁发那样灰溜溜地被赶回来，就向阎锡山建议：“张、傅两人既已水火，不能协同作战，不如把两人分开。正好韩复榘已向胶济路方面东撤，我军如南下进攻，颇有后顾之忧，不如令傅率重兵南攻，令张率本部东进，将韩复榘逐下海去。”
阎锡山同意按此方案执行。周玳即前往济南和张荫梧面商，张荫梧答应照办，但又在周玳所定的分兵方案上，多要走了一个军。
周玳认为问题已经解决，便打电话通知傅作义率部南进。因此前傅、张相争，晋军未能及时地乘胜追击，马鸿逵等部已退入曲阜、兖州据守。傅作义便下令对这两座城池展开围攻。
周玳的方案只是无法之法，其实并未让傅部在给养上得到根本改善，再加上官佐贪污，使得军用品不敷使用。
攻城期间，正值大伏天，山东大雨连绵，但很多部队根本没有防雨设备，有的纵然有也不顶用，军鞋在雨地里穿一天底子就破了，士兵们只好赤脚行军打仗。傅部的粮食供应不足，只能就地征集，可是征粮又不给钱，自然遭到老百姓的反对，很难征集到足够的粮食。
粮食不够吃，“料面”倒有的是。中原大战前，山西已二十多年未遭兵灾，百姓称得上安居乐业，同时吸大烟和“料面”（海洛因的俗称）的陋习在山西又一直盛行，从普通家庭妇女到军队里的士兵，很多人有此嗜好。
山东人说：“阎锡山的队伍，每人带有两支枪、一支炮，枪是步枪、大烟枪，炮是高射炮（将海洛因放在烟卷中仰面吸食，称为高射炮）。”当地还流传一个笑话，说点“高射炮”时，须拿烟卷裹上“料面”，可是因为一连下了几天雨，“料面”受潮，火柴也点不着，结果晋军士兵个个困于毒瘾，无力作战。
一方面是部队战斗力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傅作义在感到阎锡山对自己不信任后，也不免泄气。虽然晋军还不至于仗仗皆败，但从此以后没打过什么好仗却是可以肯定的。
在傅作义的指挥下，攻城部队曾几度攀上曲阜的城墙，不过都被打了下来，以至于一连损失了两个团仍无法得手。
周玳的分兵方案还极大地削弱了晋军的南下力量。由于兵力不够，傅作义在用主力部队攻城的同时，只能以保安纵队等部掩护其侧翼。
保安纵队是中原大战前阎锡山匆匆扩建的新兵部队，为了掩饰备战的企图，才命名为“保安纵队”。士兵大多是从绥察两省和山西雁北等灾区招募来的灾民，年龄大的已经五十多岁，年龄小的仅有十二三岁。这些人入伍时个个面黄肌瘦、步履蹒跚，且都披着无面的白板破羊皮袄，有的下身还裹着破麻袋一类的东西，连条遮羞的裤子都没有。当地人戏称为“皮袄队”。
保安纵队所发的武器都是一些老掉牙的“老套筒”，而且还不是每个人都有。子弹更是少得可怜，每人只配给十发。虽说战前已训练了半年，但士兵们不仅未进行过一次实弹训练，甚至连一般的制式教练都没有完成。
山西晋商遍天下，山东境内也有许多晋商。他们看到这些子弟兵所携带的破旧武器，都感到既疑惑又惊诧：“你们带的家伙连此地红枪会都不如，去山里打仗，行吗？”
行与不行，也就是上来凑个数而已。保安纵队扼守的是一座石山，上面光秃秃的，一棵树木也没有。本来计划构筑一些必要的工事，但他们并没有配带镐锹一类的工具，老套筒上连刺刀都没有，加上附近的老百姓早已逃避一空，也无从搜借，于是他们只好把部队散摆在山脊上，借以虚张声势。
这种空城计骗鱼腩部队可以，若用来骗经验丰富的精锐部队，那就是自己找罪受。很快，保安纵队便明白了这个道理。
<h2>触犯了众怒</h2>
先前老蒋只专注于陇海线，指望仅靠韩复榘等几支杂牌部队就拖住晋军、石友三，但在韩复榘兵退胶东，马鸿逵也迭电告急的情况下，他也不得不从陇海线上抽出部队用以援鲁。
陈诚师首先到达津浦线。发现傅部侧翼薄弱，陈诚没有去曲阜正面应援，而是由左翼迂回，在悄悄接近保安纵队的阵地后，突然发起攻击。
陈诚师装备着轻机枪，轻机枪一扫，暴露在石山的守军便慌了手脚，他们的老枪旧弹不是打不响就是卡壳拉不开栓。几个老兵投出几枚“地瓜”手榴弹，试图稳住阵脚，但也不顶用，其他人都在没命地向后奔逃。
保安纵队的指挥官们严令据山死守，不得再退，并亲临阵地督战，然而部队还是兵无斗志，没人肯打死仗。只见退下来的兵被赶上去，赶上去后又退下来，反复多次，最后依然是一窝蜂地向后溃退，一退便无法收拾。
由于侧背受到威胁，傅作义被迫将进攻曲阜的正面部队也撤了下来。进攻兖州的晋军也放弃攻城，加入了溃逃的行列。陈诚则会同马鸿逵等部，分路进行追击。
晋军在溃逃时也未忘记自己的嗜好。一名犯了瘾的副团长让人前拉后推，哼哼嗨嗨地大声呻吟，实在熬不住，就让士兵围拢过来，帮他堵着风吸“料面”，一边吸还一边大叫：“我是不走了，让我死在这里吧！免得活受罪。”不过才四十里山路，这伙人竟然走了十四个小时。
晋军的后续增援部队一面堵截收容，一面节节设防。为了扫清视野，迟滞中央军的前进，他们将遍地将要成熟的玉米、高粱、谷子等秋庄稼从根部踏倒，踩编成辫子式的纵横交错的障碍物。结果沿途两百余里青翠茂密的青纱帐，顷刻之间全都变成了铺满田野的“大地毯”。
山东为孔孟之乡，曲阜存有孔庙、孔林等遗迹，过去不管处于什么样的战乱年代，各路兵马大多会选择绕城而过，但晋军却执意要攻下此城，这件事早已触犯了众怒。现在看到他们又如此暴殄天物，当地农民不由得愤而发起反击。
手持刀矛的红枪会从四面八方扑过来，争相拦截收缴溃兵的武器。这些由农民组成的红枪会员在气势上比溃兵们要足得多，跟在后面穷追不舍，即便一个人对付十几个溃兵的围攻，仍然叫喊跳跃毫不示弱，反正一句话，不把武器留下，就别想走人。当晋军各部三三两两地跑回后方时，不少人已成了徒手兵。
陈诚等人乘一时之兴，并不敢远追，之后他们就停留在距晋军前沿阵地较远的防守线上，以待大军集中。
在此次津浦线作战中，陈诚部最为卖力，也实际起到了挽狂澜于既倒的作用，其表现之优异，比蒋介石一直精心打造的教导师要好出许多。
原先蒋介石认为在他嫡系部队中，只有第一师比较有战斗力，现在又添了一个陈诚师，这令他有一种无意中捡拾到珍宝般的欣喜。事后陈诚部被扩编为第十一师和第十四师，成为第十八军的基本骨架，陈诚被破格提拔为第十八军军长，仍兼第十一师师长。
中原大战前，陈诚的职务还只是代师长，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升至军长，这在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中是最特殊的。
<h2>我退一寸，人进一丈</h2>
晋军在津浦线上面临着危机，亟须将胶济线上的张荫梧调过来，或至少调一部分过来，这是很多人都能看清的事实，然而阎锡山、张荫梧却计不及此。
韩复榘退出济南后，济南商会会长马良替阎锡山奔走，跑去对韩复榘说：“阎总司令绝不计前嫌，如果双方息争，山东商民同深感戴。”
韩复榘此时不便得罪马良，便说：“我很感激老先生的好意。现在只要人家不打我，我保证也不去打人，请先转告对方停止进攻，我绝对尊重民意。”
韩复榘虽有此表示，但并没有和马良谈妥息兵言和的具体办法，马良心里无底，也就未再请示阎锡山。
实际上韩复榘说的是真话。他所避居的胶东一带土匪很多，这些土匪又大多已被阎锡山委任为别动队，这使韩部面临着前有狼后有虎的困境。韩复榘曾一再对幕僚们说：“咱们能打就打，不能打就上山当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