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有心反蒋不假，但就算是反蒋，在他眼中也是一桩生意。当然这是一桩投资特别巨大，风险也特别巨大的生意，弄得好，可能盆满钵满；弄得不好，也可能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所以阎锡山时时都要权衡其中的损益利弊。像唐生智那样，毫无拥戴他的表示，完全是一副自己要做首领的做派，那就别说投资了，根本连声援的价值都没有。
冯玉祥这边，离谈拢也总差那么几步。当时在建安村与太原城之间奔走，极力鼓吹冯、阎联合倒蒋的，主要是李书城和王鸿一。李书城在唐生智倒蒋失败后，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冯、阎身上。王鸿一乃山东名士，平生喜谈王霸之术，讲起类似话题也是滔滔不绝，如数家珍。二人为冯、阎设计的愿景是，阎锡山主政，冯玉祥主军，汪精卫主党，在北平另组新政府，最后消灭蒋政权。
应该说，阎锡山对这一框架基本还是认可的，但他却舍不得放弃冯玉祥这一筹码。因为他认为如果把冯玉祥放在身边，至少可进行操纵，若纵虎归山，以后就难以控制了，特别是不能保证西北军不借机进行报复。
阎锡山不放冯玉祥，联手就无从谈起。被软禁中的冯玉祥对此又气又恨，但他知道现在还不到真正跟阎锡山翻脸的时候，只有先把阎拉下水，自己才有出路。至于和阎的这笔账，以后再算不迟——打倒了蒋，回过头再来收拾阎，就要容易多了。
为了把阎锡山拉下水，冯玉祥想到了要用一个人，定一条计。
<h2>仇则不共戴天</h2>
冯玉祥想到的这个人就是鹿钟麟。
冯玉祥向来爱战将而不重战将，但他对所谓儒将则是既爱又重。西北军中有两个公认的“儒将”，一个是宋哲元；另一个就是鹿钟麟。宋哲元在用人行事方面也都是亦步亦趋地模仿冯玉祥，所以很得冯玉祥的欢心，可惜他自己运气不好，在蒋冯战争中因与孙良诚不和，打了败仗，几乎把陕西都丢掉了。
宋哲元没法再用了，得用鹿钟麟。鹿钟麟长相忠厚老实，然而城府极深，为人处世“外方而内圆”。内圆，其实就是上面让做什么就做什么，“侍尧则吠桀，侍桀则吠尧”。外方，上面不能做的，他也能做，而且还可以为上面遮掩。
在模仿冯玉祥方面，鹿钟麟比宋哲元更胜一筹，几乎能做到天衣无缝，其伪善与矫揉造作的功夫，“与冯焕章（冯玉祥）先生如出一辙”。
你可以就此说鹿钟麟“无男儿骨格”。可是冯玉祥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幕僚，因为只有这样，才不怕他趁机坐大，同时对自己的所有决策也能做到无条件绝对服从。至于什么眼光啦，点子啦，个性啦，都在其次。
冯玉祥对鹿钟麟的欣赏认可程度，甚至超过了石敬亭等西北军中公认的有识之士。韩、石叛逃后，他对身边的很多谋士、部将，包括石敬亭都失去了信任，唯有鹿钟麟始终被他引为身边最理想的羽翼人才。
冯玉祥这样的用人方式，也常常被外界拿来津津乐道。有人用嘲讽的语气评论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故“能用鹿伯瑞（鹿钟麟字伯瑞）为其爪牙，补其不足”。
鹿钟麟在蒋冯战争刚刚爆发时就已经“离职潜逃”，去了天津租界。乘发生蒋唐战争，蒋介石、阎锡山的注意力转移之机，冯玉祥密召鹿钟麟来建安村面谈。
鹿钟麟得信后，立即化装由天津至太原再转往建安谒冯。冯玉祥亲笔在一本《三国演义》上用米汤书写了手谕，下令免去宋哲元所兼的代理总司令，让鹿钟麟接替，同时授以远交近攻之计，告诉他们：“你们一定要设法对付阎，能够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更好，千万勿以我为念，而且只有你们这样做，我才能够有办法。”
冯玉祥已经想清楚了，只有把阎锡山逼到绝路，才能彻底改变这个生意人的立场和态度，就算阎锡山仍然执迷不悟，那要是假劝真唱，拿下山西，也是大赚了一笔。为此，他将不惜与他曾经无比痛恨的蒋介石、韩复榘、石友三建立暂时的战略联盟。
鹿钟麟奉命回陕后，按照冯玉祥的手谕提出新口号：“拥护中央，开发西北。”随即，他就派代表密赴南京拜见何应钦。代表出发时对联蒋反阎还有些心理障碍，鹿钟麟对这位代表说：“蒋介石是我们的敌人，阎锡山是我们历史上的仇人。敌可化为友，仇则不共戴天。”
出于分化西北军内部的一贯目标，何应钦一见鹿钟麟所派代表，马上便对鹿表示好感，希望他掌好西北军的舵，不要上冯玉祥的当。
从冯玉祥被诳至山西开始，太原就成了倒蒋派活动的中心，各地代表来往之密集，已经到了宾馆都住不下的地步。南京政府看在眼里，对阎锡山这种脚踏两只船的做法极度反感和警惕。现在鹿钟麟表示愿意联合起来共同倒阎，何应钦很是赞成，他承诺说：“只要西北军表明打阎的态度，马上可以获得中央的接济。”
一与南京拉上关系，鹿钟麟即召集众将商讨。大家一致认为，西北军必须以西北为根据地，但是如不除掉阎锡山，不把山西拿到手，则西北军就要永远受威胁，而一旦西北军占领山西，就可立于进可战、退可守的有利战略地位。
冯玉祥制定联蒋讨阎之策，有一半目的是想逼阎反蒋，到将领们这里可就不太一样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想的都没这么深这么远。他们对阎锡山恨之入骨，是真的要除掉阎锡山和想拿下山西！
在鹿钟麟等人看来，晋军力量不大，而且长于守、短于攻，西北军在进攻山西时，只要避免打攻坚战，胜算还是很大的。
要避免打攻坚战，就要尽量采取突袭方式。阎锡山对西北军一向有所提防，靠西北军自己突袭比较困难，但若是韩复榘就不一样了。现在的韩属于蒋系将领，又受阎锡山指挥，参加讨唐之战，阎的警惕性必然不会那么高。这正是冯玉祥指示联合韩复榘、石友三一同动作的原因所在。
可是因为反叛的事，西北军与韩、石之间已产生了很深的裂痕，现在一下子要联合他们，人家会干吗？
冯玉祥不能不有所考虑。薛笃弼见状，便提出了一个建议。
<h2>一箭双雕</h2>
依照韩复榘一直挂在嘴边的说法，他和石友三之所以叛变，并非反冯，乃是因为与石敬亭有隙，才被逼上梁山，走了投蒋这么一条独木桥。薛笃弼认为，既然症结出在石敬亭身上，只要免去石敬亭的本兼各职，请他离开西北军，即可将韩、石召回。
冯玉祥急于施计而行，也没有多加思量，就采纳了薛笃弼的建议。他随即给石敬亭写去了一封密信，说：“吾弟热爱团体，兄所深知。今为召还韩、石，不得不请吾弟权且休息一时，以后另有重用。”
石敬亭收到密信后，不跳不骂，心平气和地离开了西北军。
在蒋冯战争后期，若没有石敬亭力挽狂澜，西北军将败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西北亦可能不保，他对西北军实有大功。冯玉祥之举引起很多议论，有人说：“忠贞不贰的免职，叛变投降的召还，像这样倒行逆施，怎能不丧失人心呢？”
韩复榘叛变乃多种因素所诱发，石敬亭只是其中之一，而且更多的是一种借口，他和石友三当然不会就此重回西北军。不过他们对联合西北军一起打阎却很有兴趣。
对老蒋授意唐生智抓捕自己那件事，韩复榘一直心怀恐惧，他一方面积极进攻唐生智，以图重新获取蒋介石的信任；另一方面也在考虑重新投奔一个主子。
冯玉祥那里是无论如何不会回去了，北伐前韩复榘和石友三曾投降阎锡山，于是韩复榘便打起了阎锡山的主意。宣布讨唐之前，他专门派人去太原，向阎锡山表示拥戴之意，阎锡山也派来亲信杨爱源等人到开封与韩联络。
杨爱源对韩复榘说，蒋介石为人奸诈，把持中央，排除异己，只有北方人团结在一起，共同维持华北局面，今后才有办法。
韩复榘也装出很坦率很诚恳的样子，竭力为自己过去的变节行为洗白：“我之所以离冯投蒋，完全是石敬亭逼的。他在冯的面前搬弄是非，冯对我越来越怀疑。去年在华阴，冯命我过河压迫你们共同讨蒋，我当时提出异议，几乎被冯枪毙。这都是石敬亭的把戏。我惹不起他，只有躲开他。”
扯完这些陈年老账，他又对杨爱源的话做出回应：“至于蒋介石的阴狠毒辣，我又何尝不知道。如果百公（阎锡山）出来主持华北大局，我是竭诚拥护的。现在河南境内都不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全没有一定的主意，郑州防务现在在第三路（即韩部）的手里，最好请百公来一趟，大家商量一下，即能解决一切问题。”
杨爱源回晋复命，阎锡山当即拨给韩复榘手提机枪五百挺、军饷四十万元，接着便出兵河南，他自己也亲赴郑州督师。
韩复榘存心叛蒋投阎，但落花有意，流水无情。阎锡山是吃个鸡蛋还得挑四四方方的人，他对韩复榘这种名声不太好的“二五仔”实在提不起多大兴趣，而且也不愿冒险突然反蒋，之所以又给钱又给枪，不过是为出兵河南买张门票而已。
韩复榘一个劲儿地抛媚眼，但阎锡山却给他打闷葫芦，见了面总是开口闭口拥护中央。
韩复榘还算是个率直快语之人，不太善于虚与委蛇的一套。在认为阎锡山不够诚实，纯属拿废话搪塞自己后，他立刻感到上了当，对阎锡山怀恨在心——用杨虎城的话来说，就是跟谁都是做杂牌，难道跟你阎老西儿（阎锡山的绰号）做杂牌就香一些？摆什么臭架子！
石友三也积极参与了打阎计划。他本来也曾派代表来太原联系反蒋，负责接待的赵丕廉见石部经济困难，未经请示，即答应提供一百万到两百万元的经费。阎锡山知道后勃然大怒，坚决不予承认。石友三自然恨阎之心更切。
正当韩、石商量如何对付阎锡山的时候，鹿钟麟所派来使正好到达开封。韩复榘问明来意，并得知石敬亭已离开西北军后，不由得抚掌大乐：“好极了，我们正计划着捉老西儿呢。”
韩、石都觉得应该把阎锡山给扣起来，并且认为这是一箭双雕、两全其美的好事：除了能博得老蒋的欢心外，还能以阎为人质，通过以阎换冯，在昔日的西北军伙伴面前挣回一点脸面，取得一些谅解。
韩复榘说：“冯先生在山西很受气，我把阎扣起来，请他放冯先生。他一日不放冯，我一日不放他，他尽管不放冯，我尽管不放阎。”
<h2>不赏而诛</h2>
韩、石跃跃欲试，阎锡山却仍被蒙在鼓里。当他在专车上指挥韩复榘等人断唐部后路时，幕僚突然发现韩复榘卫队人员的数量剧增，怀疑韩复榘有非常举动，于是急忙劝其北返，以免遭暗算。
阎锡山本来也是个疑心病很重的人，到郑州后，他就派人常驻电报电话局，检查往来电报并偷听电话。起初，监听电话的人并没有得到什么风吹草动，阎锡山也就没有把幕僚的话放在心上。
1930年1月14日，蒋介石的代表何成浚、方本仁与韩复榘会商扣阎一事。正巧另外一个杂牌将领王金钰也在阎锡山那里没捞到好处，同样预谋扣阎以献蒋，他给韩复榘打电话商量，韩复榘就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了他。
更巧的是，阎锡山的幕僚孔繁蔚与王金钰乃莫逆之交，他在王金钰那里打牌，出来小便时就正好听到了这段对话。
无心人说话，只怕有心人来听。孔繁蔚听得汗毛倒竖，急忙找了个借口，溜到专车上去向阎锡山报告。阎锡山闻悉，即命副官告诉韩方接待人员：“总司令要安静休息，有事再叫你们。”
接着副官就去跟车站的人讲，说阎命他回去取要紧的东西。车站人员不知就里，便用车头挂了一辆铁闷子车。阎锡山换上便服，携赵戴文、孔繁蔚等人钻进这辆车里，然后星夜出奔新乡，再由豫返晋。
第二天一早，有人才慌慌张张跑来向韩复榘报告：“阎锡山不知为了什么事，昨晚十二点多忽然化装逃走了。”
韩复榘听后甚为愕然，但是不管怎样，事情做也做了。回开封后，他便公开对僚属说：“我要扣阎老西儿的事，你们大概都听说了。因为冯先生在山西受尽了委屈，这次我本想把老西儿扣住，要求他放出冯先生，否则我也不放他，以此报旧日冯对我的恩情。”
说到此处，韩复榘长叹一声：“不料事机不密，让他一下子跑掉了，全怪我说话不留神，真是可惜得很。”
蒋、韩之谋只是你知我知，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脱险后的阎锡山没有傻到嚷嚷得全天底下的人都知道。他对外宣布离开郑州的原因是：“即日返晋一行，料理晋钞兑现事宜。”同时撤回了原驻郑州的晋军。
事件没有发生之前，阎锡山一直以为自己在算计着蒋介石，没有想到蒋介石也会算计他。这一突发事件完全打乱了他的阵脚。
阎锡山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倒蒋的问题。他认为历代统治者在感觉坐稳江山后，都很少能保全其同事及其功臣。蒋介石平定了唐生智之乱，江山比过去更稳当了，可是作为他的功臣，处境却比以前更危险了——要不然自己助蒋平乱，本有大功，为什么蒋介石反而不赏而诛呢？
生意只有是在没有人身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笃悠悠地做起来，现在连生意人的安全都无保障，如何再计较来计较去？阎锡山咬着牙要倒蒋，并且认定，只要能够倒蒋，一切在所不计，诸如善后、收拾烂摊子之类的事暂时也可不予考虑。
阎锡山的幕僚中本有两派，以赵戴文为主的拥蒋派是多数，但赵戴文等人已经回了南京，留在太原的，除军人外，只有贾景德、赵丕廉、梁航标。贾景德、赵丕廉从辅佐幕主当国家元首出发，一贯主张反蒋，尤其贾景德向来都是反蒋的绝对支持者。这三人中，只有梁汝舟持拥蒋态度，因此颇有孤掌难鸣之感。
梁汝舟系阎行营办公处处长，电务组就是他的下属机构，电务组所破译的“外电”除他和阎锡山外，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足见其地位之重要以及阎对他的信任。正是由于身份特殊，梁汝舟在是否要由自己直谏的问题上比较犹豫。后来他发现徐永昌与他意见一致，便有意通过徐永昌向阎陈述，可是徐永昌说他是军人，不便主动说话，还是希望梁汝舟本人设法多进言。
梁汝舟只好鼓足勇气，向阎锡山阐述其间的个人利害关系。他认为在唐生智覆灭后，南京政府内部较以前更为团结，说明国内的反蒋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过去大家研究的都是如何倒蒋，现在好了，连能否迫使蒋介石自动下野都成了问题。梁汝舟分析说，若贸然发动军事倒蒋，无论胜败，阎锡山都不会得到什么好的结果：败了的话，将无枝可栖；即便侥幸成功，也是玉石俱焚，不堪设想。
梁汝舟建议阎锡山，趁此助蒋平乱之机，以最大诚意协助南京政府整编西北军、晋军，然后心甘情愿地辅助蒋介石。这样蒋成则阎有功，蒋败则阎可顺理成章地继任大统。“到那时，您虽欲逃避，亦不可得，何必于此时和他角力以争呢？”
梁汝舟的一番话显然打动了阎锡山。过了良久，他突然问道：“你说我交出军权后，蒋能容我吗？”
<h2>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h2>
功臣就算交出兵符，人头也会很快落地，这是古代历史书上最常见的记述。阎锡山怕就怕一旦交出“最大诚意”，蒋介石正好给他胸口上来一颗子弹。
梁汝舟曾被喻为“三晋奇材，秀容拔萃”，对历史也很有研究。他说中国古代皇帝那样残杀功臣，都是为了在自己行将老去时，为子孙顺利继位铺平道路。现在蒋介石年富力强，对功臣自有驾驭之法，又何必加以杀戮呢？说到子孙继位，时代毕竟不同了，蒋介石再没脑子，也不至于像袁世凯那样干出恢复帝制的蠢事来吧，而他如果因为这个杀戮功臣，更是匪夷所思。
阎锡山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可是几天之后，他又对梁汝舟说，自己的精神有些异常，心里感到烦躁，看见茶樽酒杯就想摔。他还说，这种情形只在辛亥革命前发生过一次，革命爆发后才恢复正常。
阎锡山的思绪已经凌乱了。他明知继续反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可是如果中止反蒋，前景真的有梁汝舟描绘得那么好吗？
“削藩”的道理，蒋清楚，阎也知道。从这个意义上说，北伐时代的四个集团军大佬，只要有一人坐庄，其他三人的日子就注定不会好过。如今冯、李都失势了，阎能明显地感觉到蒋的矛头已经指向他，即使他不反蒋，蒋也不会容许他的势力继续存在下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因素阎锡山不能不考虑。那就是历年来各方面的反蒋活动，其实背后都有他的影子，其中的内幕老蒋完全明白，也迟早会和他清算这笔账。郑州遇险便是先兆。
阎锡山只要一想起郑州的那一幕，就不能不全身打一个寒战。危险哪，若不是王金钰正好给韩复榘打电话，孔繁蔚又正好出来小便，自己的一条小命离见阎王爷也许就只差一层玻璃纸了。
凌乱来凌乱去，阎锡山还是决定反蒋，而反蒋就要准备打仗。晋军将领绝大多数是阎锡山所一手提拔，而且全都对阎唯命是从，基本上是阎锡山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左右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只有时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不同，他虽然也是山西人，但系来自客军，同时其人非常有头脑和主见，与一般的晋军将领截然不同，其一言一行对山西军政界的影响都很大。
阎锡山主要还是怕徐永昌不同意反蒋，他派人到北平给徐永昌带话：“阎先生教我密告于你，我们要准备与中央摊牌，恐怕有战事，要你去打仗。请您把自己的公私事都安置一下，阴历年过后，即先回太原一趟。”
这是徐永昌第一次听到阎锡山要反蒋。接着，阎锡山为了避免外人注意，又特意让周玳代发电报，邀徐永昌来太原开会。
徐永昌接到电报后很快赶到太原。他先到周玳家中，一见面就问：“有何要事相商？”
周玳还跟他打哑谜：“你猜。”徐永昌脱口而出：“打蒋。”
在周玳予以确证后，徐永昌直接坦露了自己的观点：“对国家说来，刚刚打完仗，不应再打了。对总司令（指阎锡山）说来，也不利于打仗。”
徐永昌说，要是不打仗，人人还会像现在这样，争着来吹捧阎锡山，当他是爷爷。可如果打起来，这些人一定又都要向阎要这要那，阎为人又很吝啬，哪能予以满足？得不到满足，人们就会反过来恨他，于是爷爷就变成了孙子。
真人面前讲不了假话，打仗是一掷千金的豪赌。徐永昌很清楚阎锡山的性格缺陷及其弱点，他知道他的“总司令”根本就不能打仗。
如果徐永昌这话让贾景德听到了，对方一定会这样反驳：又不是只有我们晋军打蒋，不还有冯玉祥和西北军吗？
徐永昌原在国民三军，对冯玉祥的认识最为深刻。他以为，冯玉祥在语言和外表都竭力装好人，内心却十分阴险狡诈，手段也很是毒辣。比如冯玉祥平时惯用痛哭流涕的办法来迷惑人，拉近与别人的距离，可是只要有了利害上的冲突，不管亲疏，都会遭其暗算，“多少人都吃过他的亏”。
当初，冯玉祥自统的是国民一军，徐永昌曾亲眼见到他用缴械的方式，将跟着他走的国民二军予以吞并。徐永昌没有跟着跑，才未上冯的当。
以性格而言，阎锡山只适于守财，冯玉祥则更利于打劫。徐永昌知道他的野心非常大，也知道冯玉祥常在背后骂阎锡山“窝囊废”。这样的合作者，能够让人放心吗？
西北军对阎和山西的敌意那就更不用说了：冯玉祥已经被软禁了好几个月，哪有不恨之理。至于其部下，更是恨阎恨得不得了。比如鹿钟麟就常常说要先打阎再打蒋。
无论个人品质，还是双方关系，徐永昌都不认为这种联盟有多么可靠。要是双方协同对蒋作战，到了紧要关头，一旦冯玉祥出什么新花样，阎锡山必然会落得倒蒋不成，反吃大亏的下场。
<h2>有哪一个靠得住</h2>
即便徐永昌觉得西北军不可靠，估计贾景德也不会就此服输：“总司令”只是起登高一呼的作用，我们的同盟军多了，除了冯玉祥，还有李宗仁、白崇禧、刘文辉，乃至韩复榘、石友三、唐生智，哪一个不反蒋？
对这些“同盟军”，徐永昌同样觉得没有多少相助的价值和作用。说“李白”吧，虽然他们已在广西重夺政权，可是桂军实力与鼎盛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能不能打到武汉都很成问题，加上南北相隔如此之远，实在很难起到相互呼应的作用。
刘文辉是川军首领，这时势头也很猛，并且很早就开始派使入晋，与阎锡山商议共同反蒋。问题是四川连自己内部都没能统一，川军也从来没有走出过蜀中，刘文辉究竟拿什么东西来联合反蒋呢？
接着是韩、石，且不说二人起码表面上已投蒋，在郑州还预备对阎下手。就算他们又重新打出反蒋旗帜，以二人已经臭掉的名声，徐永昌也料定，“再过二三年，社会上就没有这两人的声音了”。
对于唐生智等人，徐永昌更是嗤之以鼻。在他看来，唐生智已毫无实力，简直提都不用提。至于其他林林总总的杂牌军头或者说客，都不过是一些没找到饭主满处游飞的家伙，到处诳人骗钱而已，有哪一个靠得住？
徐永昌很恳切地对周玳说：“如果打起来，这个重担子就全要由咱们担起来，你看这个仗怎么打？我希望开会时你要力主不打。”
当天下午三点，阎锡山将徐永昌召至自己的机要室。徐永昌得知张学良已派代表来太原签字。
如果张学良肯联阎反蒋，徐永昌倒是觉得比其他同盟军都靠谱一些，因此他忙问张学良派来的代表是谁。得到的答复是邹鲁。
邹鲁是西山派成员，当然是反蒋的，可是徐永昌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跟张学良有什么很深的关系，怎么能代表张学良签字呢？换成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还差不多！
面对徐永昌的质疑，阎锡山嗫嚅着说：“此一时之志同，即可以道合，用不着有何深交。”说着他又反问徐永昌对反蒋的看法。
徐永昌说：“第一不要走打仗的途径；第二你如一定要打仗，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不要用我作指挥官。”
阎锡山听了很是不悦：“要你回来就是和你研究怎样打仗，就是要你指挥战事。你这样说，是不是你认为打仗必败？”
徐永昌直言不讳：“张汉卿（张学良）如来合作，胜败似未可知，否则必败！”
阎锡山听了半晌不语，在屋里绕了好一会儿圈子。他转而说只是要准备打仗，不一定就要打仗，如果徐永昌等将领有决心做出最后倒蒋的表示，仅需一个通电，不用打仗，老蒋也只好乖乖下野。
赵戴文已回太原，也参加了机要室谈话。此老头脑一向清楚冷静，对阎锡山的反蒋企图也绝不赞成，但是他刚刚与阎锡山一起经历过郑州之险，又在南京政府担当要职，说话便有些吞吞吐吐，态度不像先前那样坚决。
谈话无果而终。当晚十点，阎锡山秘密召开将领会议。他首先把蒋介石想用经济手段扼杀晋军的情况叙述了一番，接着说：“蒋介石实在逼得我们无路可走。现在各方面的代表都愿意倒蒋，我也有这个意思。次辰（徐永昌字次辰）你看怎样？”
徐永昌回答说：“我一来就和子梁（周玳字子梁）研究，这仗打不得。我并不是怕打仗，但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接着，他当着众将的面，将对周玳说过的不能打仗的理由又重新叙述了一遍。
通过机要室谈话，阎锡山其实已经知道了徐永昌的态度，他只是不甘心而已。沉默几分钟后，他说：“次辰，你说的也对，但是蒋逼得咱们没办法呀！”
徐永昌规劝道：“咱们可以另想不打仗就能解决问题的办法。”
阎锡山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道：“次辰，我倒想出一个不打仗的办法——只有我出洋。”
徐永昌觉得这个主意不妥，问：“你走了，我们怎么办？”
阎锡山回答：“这容易，你们可先对付蒋，如果他逼得你们实在没有办法，你们可以投降他。”
徐永昌听了脸色全变：“总司令，你要这样说，你说打，咱就打吧。把我的话取消。”
阎锡山见状又道：“次辰，你不要着急，咱们慢慢再商量。”
第二天早晨，徐永昌找到周玳：“我看老总已经下了决心。你也不要再提了（指主张不打蒋）。”
<h2>自行车国手</h2>
如果说冯玉祥有识人之能，阎锡山则有留人之技。自徐永昌投奔山西后，阎锡山始终没有要求对方取消国民三军的番号，并且还说：“与有人格的人做朋友，是光荣的。”也就是说他与冯玉祥不同，从人格上对这位部下非常尊重。
士为知己者死。尽管徐永昌并不同意阎锡山的意见，但出于三年多来的公谊私交，他也不能不挺身而出，为阎担负作战事宜。
兵贵神速，机不可失，接下来徐永昌就希望研究一下如何打。可是让他感到烦闷不已的是，阎锡山天天研究的还是打不打。
有一天，徐永昌忍不住对阎锡山说：“我说你不要打仗，你非要打不可。我说你不要与我商量作战的事，你一定要让我做指挥官。现在我已答应做指挥官了，你要研究怎么打可以找我，若研究打不打，我已说定不可以打，你就不要再跟我研究这个了。”
阎锡山嘴上答应着，可还是天天要来找徐永昌研究打不打。徐永昌都快要被他给逼疯了。每次一谈完这事，就跟害场病一样，过了段时候，徐永昌还真的生了胃病。
就在阎锡山仍纠结于打不打的时候，自编遣会议开始就引发的军队编遣问题重又喧腾起来。大家都知道，第一集团军即中央军，可是蒋介石却要求把第一集团军与中央分开计算，再外加一个中央区，算成两个单位。
别人才一个单位，还要削减，你有两个单位，还要扩大。这成了助饷之外，引发中央和地方冲突的最大原因。
可是当初这样的编遣方法，正是阎锡山自己在会上提出来的，如今他又不能否认，只能眼泪倒回去往肚里流。
哥流的不是泪，是血呀。正好阎锡山已起倒蒋之念，便趁势与蒋介石展开笔战。2月10日和13日，他两次致电蒋介石，主张戡乱不如止乱，并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以弭争端——以前我糊涂我错了，我都认，可如果你糊涂你错了，也得认！
对于这种突袭式逼宫，蒋介石经历过多次，早就练就了一套金钟罩似的心理素质。他立即复电予以驳斥：“革命救国本为义务，非为权利，此时国难正亟，非我辈自鸣高滔之时。”
一石掀起千层浪。随着蒋阎分歧的公开化，南京为之震动，各种谣言纷传。蒋系的政客幕僚都赶紧拿起笔杆应战，除胡汉民、谭延闿等发电报对阎锡山进行责备外，吴稚晖也亲自出马，给阎锡山发去了措辞极为严厉的电报。
吴稚晖说阎锡山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什么戡乱不如止乱，什么下野出洋，都是虚的。“党国破碎，责在戎首”，明说吧，你就是阴谋发动战争的主谋，再不悬崖勒马可就危险了！
蒋阎正式撕破脸，乃是冯玉祥最乐意看到的。冯玉祥观察到了阎锡山态度上的变化，他派秘书嘱告鹿钟麟等人：“阎对我方抱留有余地之合作。”还说：“你们闹得越厉害，我在此越平安。”
得到冯玉祥的指示后，鹿钟麟即在报上刊登消息，说他愿意按照编遣方案缩编部队，只请南京政府发放西北善后公债两千四百万元。暗中，他派代表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代表熊式辉洽谈真正的条件。
当时中央和地方关于编遣的另一个公开性争议是，二、三、四集团军，也就是西北军、晋军、桂军，愿意按比例裁兵，但是他们希望在裁兵的同时，由南京政府提供一部分军饷。蒋介石则认为各诸侯都有自己的固定地盘，中央也从中收不到税，所以不能助饷。
为了更好地争取鹿钟麟，熊式辉除要求西北军编成十师外，还许诺这十师的军饷由中央关发，鹿钟麟本人还可担任与张学良相等的职务，条件就是让西北军通电反冯。
冯玉祥能够重用鹿钟麟，就是料定鹿钟麟不敢背叛他。西方谚语中将上谀下傲之徒称为“自行车选手”：为了减轻上方的压力，选手要尽量作折腰状，同时为增加车行速度，又必须双腿踢蹬如狂。
鹿钟麟不只是“自行车选手”，他还可以被称为是“自行车国手”。此人对上卑恭顺从，对下高傲苛峻，西北军中人，十之八九都对他抱有微词。显然，如果鹿钟麟要想脱离冯玉祥独自搞一套，别说黄袍加身了，可能连性命都堪忧。
鹿钟麟自然不敢答应熊式辉提出的条件，只能说“西北军官既就中央新职，反冯通电似可不必”。蒋介石那边也认准了，只要你不发反冯通电，官帽有价，绝不免费奉送。
蒋介石和西北军一度势不两立，但现在大家毕竟可以谈条件了。倒是曾经关系不错的蒋阎之间却越搞越僵，双方开始互相攻讦，电报措辞也一次比一次更为激烈。
在短短十八天内，阎、蒋围绕“治党治国的原则”“统一之方式”“国民党三全大会之评价”，往来电文达到二十一封，平均每天就有一封。阎锡山提出要“党人治党，国人治国”，建立“整个的党，统一的国”，而蒋介石则坚持军队“惟党国之命是从”，“若割据称兵，实为内乱”，中央“惟有讨贼戡乱之一途”。
随着阎蒋笔战进入白热化，阎锡山作为反蒋核心的重要性也愈加突显。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别，从老牌的西山派，再到新晋的改组派，均从平津频频发出函电，敦促阎锡山领导反蒋，新桂系和各路杂牌军头也分别派代表到太原劝驾。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军。鹿钟麟等全体将领一面暗中和南京政府谈编遣的条件，一面推庞炳勋为总代表到太原拥阎。仍被软禁的建安村的冯玉祥更表示，只要阎锡山肯领导反蒋，自己唯命是从，愿竭诚拥护阎为全国军政领袖。
在笔战中被蒋介石弄得脸面全无的阎锡山由衷地感到高兴：泰山虽高，尚有天山，寰海之外，还有渤海，你蒋介石有什么了不起，看到全国上下对我的支持和拥护没？
就在阎锡山自我安慰的时候，一封有关西北军的密报送到了他的案头。
<h2>快来了</h2>
自郑州突袭失败后，冯玉祥、鹿钟麟并未放弃原来逼阎反蒋或者直接拿下山西的计划，同时仍与韩复榘、石友三保持着密切联系。
蒋阎笔战期间，韩复榘派代表来太原观察形势，代表向他报告：“冯先生（冯玉祥）仍在建安村，每日由晋方送以鸡鸭等好食。”韩复榘认为这都是前期逼阎带来的好处，对倒阎信心更足，他致电鹿钟麟：“阎锡山好用权诈，搬弄是非，如不把他打倒，国家就永远不会太平。”
鹿钟麟对韩复榘的态度大加称赞，并且在复电中说：“我弟如举兵入晋，兄愿听弟指挥。”
对于联合攻打山西，韩复榘表现积极，石友三也不惶多让。因为他认为可以伺机取得一块自己的地盘，免得再跟个乞丐一样找韩复榘讨饭吃。
鹿、韩、石共同商定：“韩、石会攻天津，我军（指西北军）相机进袭太原。”按照这一办法，石友三已经开始移动部队。
所有这些往来电报均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截获并译出，并密报给了阎锡山，阎锡山闻之大惊失色。
冯玉祥在太原的代表不知道这件事。薛笃弼、邓哲熙仍在到处活动，和晋方要员们会商冯、阎合作反蒋的办法。有一名要员实在忍不住，突然极为愤慨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还谈什么合作？你们卖的是什么假药？再谈下去，你们西北军就占了太原了！”
薛笃弼等人听了非常诧异，连忙追问究竟。那位要员气呼呼地说：“你们还是回建安村问冯玉祥吧！”
代表回到建安村后，冯玉祥一听，就知道逼阎反蒋的计划已经到了冲刺阶段：懒驴终于要被逼得上磨了。
他让薛笃弼直接面见阎锡山，并带话给阎锡山：“第一，这件事我完全不知道。第二，我同阎先生在反蒋的问题上会合作到底。第三，事态紧急，请阎先生相信我，放我回去，我去说服他们（指鹿、韩、石）。”
冯玉祥还说：“现在他们已向山西出兵了。如不相信我，顶多就算我带领他们打山西，而我冯玉祥绝不是那样背信弃义的人。”
冯玉祥的信用早就不知贬值到哪个角落里去了。问题不在于冯玉祥的信用，而在于阎锡山已无路可走：各方代表都在太原谋划反蒋活动，且一致对他表示拥护，如果他再不迟迟表明反蒋态度，一旦西北军真的联合起来向山西发动进攻，他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步。
2月26日，阎锡山亲自到建安村拜会冯玉祥。那时阎已很久都对冯避而不见，这次见面不免又要大演苦情戏。两人抱头痛哭了一番，一如冯玉祥刚刚到山西时候的情景。
冯、阎在室内密谈了两三个小时，随后共进午餐。吃完饭还来了个歃血为盟，在李书城、王鸿一等人的见证下，二人誓言：“同生死，共患难，反蒋到底。”
阎锡山临走时，约定后天早上八点再来建安村一趟，将冯玉祥迎至太原。
眼看反蒋一事木已成舟，徐永昌的心情极为沉重。在贾景德公馆，他看到庞炳勋、薛笃弼等西北军的说客仍在不停地怂恿贾景德，让贾景德鼓动阎锡山迅速反蒋。
冯玉祥裹挟着阎锡山反蒋，山西必然失败，西北军也讨不着好，这是徐永昌的基本认识。他对庞炳勋说：“你们是成功了。你们本来是没有办法，现在则有了办法，不过你们将三集团拖下水，结果必是弄得一齐没办法为止。”
庞炳勋“矮黑而陋”，其外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传》中的宋江，但论气度格局，却与宋公明相去甚远。他对徐永昌的话似懂非懂，也没有徐永昌那种大格局和大视野，一时既不敢承认，也不敢否认，只好嘿嘿一笑，算把尴尬场面应付了过去。
2月28日，是阎锡山说好要迎冯回太原的日子，但上午八点就快到了，阎锡山仍迟迟没有现身。冯玉祥有些急了，他问晋方驻建安村的接待人员：“阎总司令怎么不来？你打电话问问！”
接待人员打过电话，告诉冯玉祥：“已经起身，快来了。”
当天，冯玉祥被阎锡山迎至太原。贾景德、徐永昌、周玳、庞炳勋以及各方面代表都出城迎接。
冯玉祥被招待在太原的另一名胜区傅公祠居住。下午，阎、冯与各军代表会议，会上一致公推阎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冯、阎一起商讨了共同打蒋的计划，阎锡山又将预先拟好的讨蒋通电文稿念给冯玉祥听，征求对方的意见。冯玉祥听罢奋然而起，拍案连呼：“痛快呀！痛快呀！这真是一篇理直气壮的好文章。”
在潼关的鹿钟麟等人收到消息后还是不太放心，他们致电西北军在太原的代表：“日来谣传纷纷，有谓冯公已出洋者，有谓已遭不测者，军心摇动堪虞。”
鹿钟麟希望阎锡山能将冯玉祥送至潼关，或至少让冯在风陵渡照个相，以证明确实已获得人身自由。冯玉祥让代表复电：“这话暂不必说。”
不是冯玉祥不想回潼关，是阎锡山还不肯放人：一则冯玉祥本身的信用成问题，他怕冯回陕后不忘前嫌，对山西进行变本加厉的报复。二则他还想在蒋进一步施压时，再利用冯玉祥做做戏。
<h2>覆水难收</h2>
只要阎不让步，蒋就会继续施压，而蒋阎笔战也就不可能从弥漫的硝烟中挣脱出去。
3月1日，南京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开幕。全会做出决议，特派张继、赵戴文等人到山西对阎锡山进行责问，问这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过脑子的乱发议论，还是真的要起兵谋叛？
蒋介石则指责阎锡山出尔反尔：是你自己说要和冯玉祥一道出洋的，最后是你出洋了，还是冯出洋了？编遣会议的提案可是你拿出来的，到底是你的错，还是我的错？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通电各地党部，更是大揭阎锡山的老底：“阎锡山阴险诈伪，不顾信义，所辖兵力又极薄弱，自觉捣乱之不足，反叛之事难成，于是不惜骗出冯玉祥以增其厚其反动声势。阎自谓与冯相携出洋，不过遮掩听闻而已。”
阎锡山不肯相让。3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南京政府分别发出“江电”，声称：“主张未蒙鉴纳，请开去本兼各职。”
两天后，阎锡山又演起了“携同出洋”的老把戏。在向南京发去的“歌电”中，他说：“此次主张国是，原为止乱，何忍因止乱而起乱。锡山同焕章即行出洋，以明初志。”
为了一个“携同出洋”，蒋介石不知道已经吃了多少亏，甚至对这个词已经到了深恶痛绝的程度。极度气恼之下，他给韩复榘、石友三发去秘密的“鱼电”：“特派韩复榘为北路挺进军总指挥，石友三为副总指挥，克日向平津进发。”
被截获并破译的“鱼电”又落到了阎锡山手里，阎锡山在上面批了“次陇”二字，让人送给赵戴文看。赵戴文看后哑口无言。
“携同出洋”连一点点宣传的价值都没有了，而蒋阎关系也已恶化至无可挽救，但问题是阎锡山对放冯回陕仍意犹未决。这让冯玉祥的近侍、幕僚们十分焦急，一夕商谈后，他们公推薛笃弼前去催促询问。
薛笃弼到贾公馆拜访贾景德，痛陈冯玉祥必须回军之利以及不回军之害。他还向贾景德表示，自己是山西人，父母妻女都在山西，如果阎锡山肯放冯玉祥渡河回陕，他愿意留在山西做人质，冯玉祥的夫人也可以不随冯回去。
磋商至午夜，贾景德答应向阎锡山进行传达。
第二天早上，薛笃弼到傅公祠见冯玉祥。冯玉祥对他说：“我除倒蒋外没有第二条路，我只为国，绝不因私害公。可请煜如（贾景德字煜如）转告百川（阎锡山），请他千万放心，我是真诚拥护他的。”
薛笃弼听了，又赶紧把这些话捎给贾景德。
阎锡山听贾景德讲完这些情况后，终于下决心释放冯玉祥。赵戴文问道：“你一定要放他？”阎锡山带着一种无奈的语气作答：“不放他，二集团就跑了。”
赵戴文知道覆水难收，遂掩面大哭而去。
在冯玉祥临行前一天，阎锡山用看似极为诚恳的态度对冯玉祥说：“大哥来到山西，我没有马上反蒋，使大哥受到些委屈，这是我第一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后来宋哲元出兵讨蒋，我没有迅速出兵响应，使西北军受到损失，这是我第二件对不起大哥的地方。”
行家莫提犁把话，冯、阎都是假客气方面的能手，冯玉祥知道对方的这套检讨和请罪只是前奏，下面必有真意。果然，阎锡山接着说道：“现在我们商定联合倒蒋，大哥马上就要回到潼关发动军队。如果大哥对我仍不谅解，我就在大哥面前自裁，以明心迹。大哥回去以后，倘若带兵来打我的话，我决不还击一弹。”
他还慷慨许诺：“从今以后，晋军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大哥的军队也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一律待遇，决不歧视。此心耿耿，唯天可表。”
阎锡山当场送给冯玉祥现款五十万元、手提机枪两百挺、面粉两千袋，作为欢送的礼物。对于阎锡山而言，这样的诚意倒也足得要溢出来了。
说来说去，还不就怕我打你，放心，我不打你就是了。此时的冯玉祥归心似箭，他慨然表示，对于以往的事确无芥蒂，此后彼此一心一德，共同倒蒋。
3月8日晚，明月当空，周玳把傅公祠的警卫和服役人员集合到偏僻地方做冗长训话。本来人们还要为冯玉祥送行，但他害怕夜长梦多，便趁此机会循着墙影走出门外，然后乘着事先预备好的汽车驰往潼关——阎锡山也颇做得出，他还真把冯玉祥的妻女作为人质给留在了太原。
<h2>一言堂</h2>
得知冯玉祥将返回潼关，鹿钟麟等人的心态极为复杂，可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老长官脱离牢笼，西北军残局总算有核心负责了，忧的是随着冯玉祥这个“强势婆婆”回归，驱阎取晋的秘密方案很可能将成为泡影。
冯玉祥和鹿钟麟见面时，首先问鹿钟麟：“今后应该怎么办？”鹿钟麟小心翼翼地回答：“我们打算整顿内部，养精蓄锐，坐以待时。”
冯玉祥听了就把联阎打蒋的计划说了一遍。忧的事情果然出现了，鹿钟麟暗暗叫苦，便推托说此事关系重大，最好要跟大家商量一下，通个气。
第二天，冯玉祥召开师长以上将领会议。他在会上宣布了联阎打蒋的决心，并且说：“我同阎先生生死与共，合作到底，我们一定要整军东进，打倒蒋介石。”
与会将领中除一名师长主张讨蒋外，其余人在思想上都扭不过弯来，他们认为西北军屡次吃阎锡山的亏，受阎锡山的骗，如果不把阎锡山打倒，西北军在西北就难以发展。
尽管这么多人有意见，但没有一个敢说出来。所谓商量、通气，到最后仍是冯玉祥的一言堂。
当然开完会发牢骚是另外一回事。孙良诚在会后就对别人说：“我看先生（冯玉祥）一点觉悟也没有，我们这些年来一直受阎老西儿的害，为什么还要和他一起干？”
宋哲元等人的态度要和缓一点，但也认为西北军新败之后，元气未复，需要一个时期的休整，不宜马上打蒋。
一句话，西北军将领普遍恨阎不恨蒋，冯玉祥在软禁期间设计的联蒋驱阎计划已接近于弄假成真了。另外，大家通过过去的经验，也都掌握了冯玉祥和阎锡山的个性。一般而言，冯玉祥只会打仗，对政治完全是个外行；阎锡山则活像一个钱铺老板，只会算小账，不能成大事。由此可以推测，联阎打蒋纵然能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也没有办法。
鹿钟麟的幕僚干脆对鹿说：“应坚持拉蒋倒阎，除去肘腋之患！”
他的理由是，如果冯玉祥与阎锡山合作，就算是侥幸胜了，蒋介石可以在退到江南后凭险固守，冯阎联军连长江都过不了。同时，在联合对付的目标暂时消失之后，冯、阎之间一定又会出问题，结果西北军仍然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等于白忙活了一场。
打胜仗还是最好的结果。如果不幸打了败仗，那就更加不堪设想了，到那时，西北军甚至想求得退据关中以自保的局面亦不可得。
鹿钟麟觉得幕僚的话很对，可是看到冯玉祥的决心那么大，这位“自行车国手”又不敢明确提“拉蒋倒阎”的话，怕挨冯的训。他只能将“拉蒋倒阎”下降为“不拉蒋不联阎”，并在向冯玉祥请示时，拐弯抹角地提出来：“我军可控制在郑州、开封及西南地区，坐观蒋、阎鹬蚌相争。”
冯玉祥不以为然：“我们应从大处着眼，决不能因阎踩了我一脚，我就要踢他一腿。联阎既成事实，就要共同倒蒋。”
冯玉祥的气量其实也没有他说的这么大。有一次召见驻宁夏的将领彭国桢，他问对方：“你们知道我这两年在什么地方吗？”
彭国桢回答：“我们知道总司令在太原。”
冯玉祥又问：“你们知道我在那里究竟是做客，还是做囚？”
未等彭国桢答复，他就自问自答道：“我在那里是做囚而不是做客！一个囚犯怎么能和一个执行囚禁的人做朋友呢？你看，将来该怎么办？”
彭国桢说：“没有关系，等咱们打完了蒋介石，回头再去揍阎老西儿。”
冯玉祥点头赞许，认为深得己心。他也拿这一套来教导其他仍然心存疑虑的将领：“蒋介石是我们第一个敌人，我们现在必须联合阎锡山打倒蒋介石，等到蒋介石被打倒以后，阎锡山是容易对付的。”
<h2>骂战</h2>
与西北军将领对联阎打蒋普遍存在抵触情绪相一致，冯玉祥的幕府中也以倒阎派为多数。倒阎派认为：“阎言万不可信。阎若反蒋，必在危害我军之后，总座（指冯玉祥）往事，可为痛哭！”
有一天，冯玉祥召谋士张文穆到潼关谈话，询问他对时局实际就是倒蒋的看法。张文穆进言：“现在的时机还未成熟，不宜劳师动众，操切从事。”
当时陕甘两省连年遭灾，旱荒不断，饿殍遍野。张文穆主张应首先设法救灾，以纾民困。他还建议采用以工代赈的办法，通过修筑公路、开采矿藏、兴修水利、设立工厂等途径，达到休养生息的目的。
张文穆预计，只需一两年的时间，西北便能缓过劲来，到时如果倒蒋，则胜算更大。同时，他也有着与晋军徐永昌一样的想法，即倒蒋必须联合国内一切反蒋势力和中间势力，尤其不能忘记联合关外的张学良。
冯玉祥听完含笑道：“张先生所说甚好，可是现在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说到胡匪儿子（指张学良），何足介意。将来北京新政府成立后，给东北方面一两个阁员就行了。您且看我，不出一个月，就能直抵浦口，活捉蒋贼。”
见冯玉祥听不进逆耳之言，张文穆只好说：“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最好是迅速胜利，早日结束战事。万一旷日持久，就怕东北方面起而乘其敝，终属可虑。”
冯玉祥不以为意，连连说：“张先生不必过虑，张先生不必过虑。”
自此，西北军不再与南京政府就编遣问题进行明里暗里的谈判，反蒋态度昭然若揭。
冯玉祥回到潼关后，他的谋士刘骥作为常驻代表，负责与阎锡山接头，并每天向冯报告各方情况，使用的密码本为“菊密”。实际上，“菊密”早就被阎锡山的电务组所破译，但冯玉祥和刘骥并不知晓。
刘骥在太原拟就讨蒋通电，他随即给冯玉祥发电，请“阅后由潼关太原两地同时拍发”。电报被电务组提前拿到后，梁汝舟按照阎锡山的意思，将“太原两地”抹去，改成“有线无线”四个字，这样全文就变成了“阅后由潼关有线无线同时拍发”。电务组则据此重改电码，然后发给了冯玉祥。
阎锡山卖弄机巧，在仍想给自己留后路的同时，又有意为冯玉祥招仇恨。果然，潼关的讨蒋通电一发，蒋阎笔战马上延伸至蒋冯笔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