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蒋介石要攻取的重点之一。杨永泰曾建议，要破新桂系的“一字长蛇阵”，必须先击首腹后斩尾，也就是先解决武汉、平津的桂军，而后再直捣新桂系的广西老巢。
然而即便有了那么多有利于蒋的趋势，蒋、桂位于长江中游部队的实力仍然不相上下。除此之外，“李白”还有另外一个希冀，那就是冯玉祥已答应出兵相助。从现实情况来看，只要西北军南下响应，新桂系便可立于不败之地。
令“李白”感到意外和不安的是，蒋桂开战后，西北军不但没有依约南下，反而还向后撤退了。当时冯部大将孙良诚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有一天夜里，他突然让部下在两小时之内把行李备好，准备由泰安撤退。部下不明其意，问道：“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由北南下直驱浦口、南京，驱蒋下台呢？”孙良诚回答：“我接到冯总司令的密令，叫我们往开封方向撤退，内幕我不知道。”
西北军中搞不清状况的人还有很多。有人直接问冯玉祥：“这一次撤退的战略意义何在？”冯玉祥一面握起拳头做缩回来再打出去的姿势，一面说：“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又有人请他预测一下这次蒋桂战争的结果，冯玉祥说：“他们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个月至两个月才有分晓。”
冯玉祥的真实意图是要坐山观虎斗，坐看战局发展而从中渔利。他固然恨蒋，欲借此机会反蒋；但另一方面又垂涎于新桂系所控制的地盘，打算一旦“李白”力竭或者落败，就趁机将河北夺过来，以便使河南与湖北连成一片，达到既控制长江形势，又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为了“一举而得两虎”，冯玉祥暂时实施回缩战略，他将孙良诚部作为预备队集中到豫西一带，将韩复榘部布置在京汉路南段，以便在“一个月至两个月”后发力。
<h2>眼前一黑</h2>
“李白”不知道冯玉祥的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作为“李白”的对手，蒋介石也是又惊又疑，非常害怕西北军联合新桂系夹攻自己。为防不测，他除调动所有可以使用的正规部队外，还将正在肄业的中央军校第六期学生编入作战序列，其中一部分直接到前线作战；另一部分发给实弹，做保卫南京的准备。
继李宗仁的代表之后，蒋介石的代表也拜见了冯玉祥。西北军总司令部内盛传，代表带来了蒋的三个条件：冯玉祥任行政院院长；要孙良诚继续回山东当主席，同时青岛特别市亦归西北军接收；由冯在湖北、安徽两省中任选一省作为西北军的地盘。
作为回报，冯玉祥必须通电声讨新桂系，出兵湖北。冯玉祥听后告诉蒋介石的代表：“论公论私，都不能让你们独任其艰，我出十三万兵力相援，怎么样？”
代表高高兴兴地回去复命。见冯玉祥已经表态，蒋介石立即改订战斗序列，临时任命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由豫南向武汉进攻。他自己也乘舰由南京至九江，亲自指挥嫡系部队向鄂东进攻。
哪知道冯玉祥嘴上答应得好，实际仍是虚与委蛇，不但没有发出一个字的讨桂通电，韩复榘部也奉命止步不前。说来说去，他还是舍不得放弃他那坐山观虎斗的妙想，就想尽量拖延时间以等待蒋、桂两败俱伤。
当时蒋、桂在长江中游的兵力配备大体相当，蒋军虽然人数上稍多几个团，但论战斗力，桂军却还要强上一些。3月30日，蒋介石在九江下达总攻击令，但只是虚张声势，各部前进很迟缓，都不敢冒险猛进。
然而当蒋军进入鄂东境内时，桂军也始终没怎么抵抗，众人对此颇为不解。由于李宗仁无法亲自到武汉指挥作战，桂军在军事上主要由胡宗铎、陶钧主持，当有幕僚表示担忧时，陶钧说：“我们的作战计划是引敌深入。敌军攻坚，伤亡必大，可一鼓而歼灭之。军事我们很有把握，你不必担心。”
胡宗铎代替李宗仁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他更是对着幕僚摆出了一副用兵如神的姿态，说：“将来武汉附近听到炮声隆隆，是打得很好听的。请你转告亲朋和一般市民，不要惊慌，没有危险，结束很快。”
胡、陶之所以敢于“引敌深入”，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蒋桂战争酝酿之初，他们就耗费两百多万元，在鄂东前线打造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二人认为，凭借这一深沟高垒和强兵猛将的组合，不愁蒋军不伤亡惨重，到时他们再率部一冲，自然就能够“一鼓而歼灭之”。
3月31日，胡宗铎已做好到蒋军兵败，新桂系重新入主南京中央政府的准备。他认为：“这次战事很快就可以结束，打到九江就没有战事了，我们乘船东下，一帆风顺到南京，不会像上次那样吃苦（指北伐时期）。”
胡宗铎叫来自己的幕僚：“我打算明天出发，想约你同行。到南京后，关于政治党务，还是要你帮我布置布置，在作战中途也有一些大文章要请你大笔一挥！”
4月1日晨，胡宗铎正要出发，却见夏威拿着文件跑了进来，并且招手让胡宗铎到卧室密谈。
听夏威讲完事情经过，胡宗铎顿时眼前一黑。
按照胡宗铎的计划，第十九军防正面，第十八军防右翼，第七军防左翼。由于夏威本人患扁桃腺炎住院治疗，无法到职指挥，第七军临时由李明瑞统带，这给武汉策反中蓄谋已久的兵变创造了一个绝佳机会。
第七军出发之前，李明瑞就在汉口密约团长以上多名将领，商定全军开至前线后，即发动兵变。为免不测，李明瑞这时候还不敢说是要投蒋，只说是反对胡、陶，因此没有人对此表示异议。
到达鄂东前线后，俞作柏与李明瑞取得直接联络，约定立即行动。当天黄昏时分，李明瑞召集连长以上军官训话，他说：“北洋军阀虽然被打倒了，但是现在又有新军阀起来了，比如蒋介石、胡宗铎、陶钧等人就是。”
接着他列举了蒋、胡、陶的罪状，当然重点讲的是胡、陶如何把持湖北地盘，横征暴敛的种种事实，特别强调“我们的官兵，在北伐各次战役中出生入死，现在倒落得个食不饱、衣不暖，连按月领饷都成问题的地步”。
第七军本是第十八军和第十九军的母体，可是在“桂系鄂军”吃香喝辣的同时，第七军却在军饷被服的补给等方面饱受歧视，甚至连军装都发不出。大家早就对此愤懑不已，那真是“提起心头火，咬碎口中牙”，李明瑞的讲话立刻在与会者中引起了共鸣。
李明瑞说，胡、陶把第七军摆到最前沿，等于是让第七军给他们做挡箭牌、牺牲品，完全不值当——“现在蒋介石的军队向武汉打来了，我们的内部又有胡、陶的军阀部队，即使我们打败了蒋介石，还不是为胡、陶他们这些新军阀造机会？结果我们还是吃亏的！”
见众人频频点头称是，李明瑞决定绕至主题：“现在我的意见是这样，把我们的部队开到安全的地方去，不参加这一场肮脏的战争，听他们两方面的新军阀自己去拼吧。等到他们打到筋疲力尽的时候，不管哪方面打赢，我们再把他们消灭。我的意见，大家看看怎样？”
李明瑞这么一问，大多数军官都举手高喊“同意”。有几名军官是李宗仁、白崇禧、夏威的亲信，他们内心虽然不同意，但在多数人都赞成的氛围下，也只好被迫跟着举了手。
统一意见后，李明瑞即集结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西北移动。等夏威得到消息时，李明瑞、杨腾辉早已率部撤至孝感了。
<h2>丢了西瓜捡芝麻</h2>
事已至此，胡宗铎问夏威打算怎么办。夏威知道自己责任非小，连忙说：“我还是出发到前方去吧。”胡宗铎尚有些犹疑：“你的喉痛怎样，去得吗？”
夏威哪里还顾得上什么喉痛：“不要紧，我决定还是去的好。”
去往前线的专车上，有不明真相的人还在兴高采烈，高谈阔论，说：“今天这样的好天气，可以说天时、地利、人和，兼而有之，是胜利的先兆。”
胡宗铎越听越郁闷，已全无平时狠拍胸口的那股牛气；夏威更是一言不发，情绪极度低落。
突如其来的内部兵变动摇了桂军的整个军事计划。胡、夏到达前线后，立即召集陶钧等人开军事会议，众人研究至深夜，最后决定变守势为攻势，冒险向蒋军出击。
不料天亮后，胡宗铎又接到报告，称李明瑞、杨腾辉贴出了“打倒胡、陶”“再不为湖北人打仗”等标语。这种情况下，如果十八军、十九军继续出击，第七军极有可能抄袭他们的后路，到时“桂系鄂军”就会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
“为了不白送枪支”，胡宗铎、夏威、陶钧只得率部向鄂西退却。撤退途中，夏威压力很大，接连几天都吃不下饭。直到他的亲信所带的几个团跑回来，表示愿意继续服从他的指挥，夏威这才吃了一碗饭，并且说：“老子拼到一兵一卒还是要拼的。”
当胡、夏、陶不战而退出武汉时，他们连李宗仁的行李都一道遗失了，其中也包括李宗仁那张跟蒋介石做盟兄弟时的交换帖子。白崇禧在北方同样狼狈不堪，这位以花样多、点子多著称的小诸葛，其弱点正在一个“小”字上面。他的精明能干往往都只限于一定范围，做事也总是丢了西瓜捡芝麻，大处不算小处算——舍不得放弃武汉，结果武汉的军队丢了个一干二净；舍不得放弃平津，又导致在势单力孤、久居客位的情况下，难以控制住自己的部队。
白崇禧名义下共有两支改编部队，一支属北方部队，驻于北平的西苑和南苑；另一支就是“桂系湘军”，驻于河北唐山，他自己的总指挥部则设在北平城内。
在发现北方部队不可靠，甚至有可能将自己抓了送蒋之后，白崇禧被迫由北平出走，前往唐山开平，住进了廖磊的寓所。
蒋桂开战前后，各方来电都汇集至开平，白崇禧经常通宵不睡，以制定决策和批阅来电。他不睡，译电员自然也无法休息，一连十几天都是如此。
当蒋军向武汉进逼的时候，白崇禧一边抓紧联络冯玉祥，一边准备率李品仙、廖磊两军回救武汉。可是长江战事结束之快出乎预料，冯玉祥在震惊之余，赶紧放下悠悠然垂钓的心情，匆匆忙忙地发了一个讨桂通电。
世情如纸，只有锦上添花，哪有雪中送炭？冯玉祥的通电一发，便意味着“桂系湘军”回救武汉的路被彻底截断了，与此同时，白崇禧对军队的掌控能力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挑战。
“桂系湘军”所属的两师官兵大部分为湖南人，西征之役中被新桂系收编乃是出于不得已，他们一直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内心里都盼着自己的老长官唐生智回归。
为了切实消化这支部队，白崇禧一面撤换湘籍军官，用新桂系成员替代；一面对最上面几个既是同乡又是同学的头头加以笼络，尤其待廖磊甚厚，引为心腹。廖磊对白崇禧也知恩图报。蒋桂开战后，白崇禧日理万机，廖磊怕他身体顶不住，每晚都让自己的太太蒸制人参或高丽参，送给白进行滋补。
可是新换上来的军官却不给白崇禧争气，除了死要钱“不关饷”（即不发军饷）外，还排除异己，任用私人，惹得官兵恨之入骨，盼唐生智回归之心反而更加迫切。李品仙、廖磊等人虽然和白崇禧的关系很好，可是中下级官兵不听调遣，他们也只能随波逐流。
<h2>上兵伐谋</h2>
随着武汉桂军的迅速失败，外界纷传新桂系即将垮台，唐生智回归有望。湘军官兵为之暗自欢喜，跃跃欲试，有的部队已经集合官兵，公开宣布反对新桂系。一时之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贴到了开平至平、津的列车车厢上。
看到内部反对他的浪潮如此高涨，白崇禧惊慌失措，生怕再也走不出去。还幸亏廖磊不忘旧情，亲自将他护送到塘沽坐上了出逃的轮船。
事有凑巧，唐生智搭乘同一艘轮船到达塘沽。两人一个上船，一个下船，只是没有正面碰头而已。
为了验证自己在老部队中的影响力，唐生智下船后没有直接去唐山，而是在天津住了几天。李品仙等旅团长以上的军官闻讯，纷纷赶到天津迎接，即便自己不能亲自来的，也都派了代表。
廖磊因为与白崇禧的那段关系遭到唐生智的冷落，在求见一面而不可得的情况下，被迫挂冠而去。他觉得非常冤枉，临走前对着李品仙痛哭流涕地解释道：“我是始终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没有更换过一个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白崇禧）只是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老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
唐生智对待被其视为已经“变心”的部下，向来冷酷无情，这一点在当初处理张国威事件中已显见无遗。尽管廖磊在他的复出之路上确实并未设置过多障碍，可仍然遭到了扫地出门的下场。
在展示威风，扫除异己之后，唐生智才在人们的前呼后拥中前往唐山。蒋介石最初还顾虑唐生智离开部队已久，怕他掌握不住，至此终于放下心来，随即任命唐为第五路军总指挥。
4月5日，在闻知桂军也已经撤出武汉的情况下，蒋介石亲率一个团乘军舰抵达汉口。当他进驻武汉时，各攻击部队居然都还落在后面。
自第一次北伐以来，蒋介石所经历的大小阵仗无数，但几乎没有一个不需要经过激烈拼杀，这让他非常伤神：仗打输了，免不了受到各方指摘，甚至被迫下野；而即便是打赢了，在嫡系部队已遭到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同样会地位不稳。
蒋桂战争对蒋介石而言，是一个崭新同时也极为成功的开始。他采取杨永泰的谋略，第一次将军事进攻与政治分化相结合，从而做到了“一兵不出而定北平”以及“兵不血刃而定武汉”。请问，还有什么结果会比这个更圆满更令人满意的呢？
蒋介石心情愉悦，他在汉口大摆庆功宴，把中校以上的军官都找去会餐，而且会的还不是一般的餐——是极为时髦，好多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西餐。
吃完第一个凉菜，蒋介石站起发言，他说：“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因为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北平和武汉呢？”
对首先率部到达武汉，蒋介石也颇为自得：“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主席，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
训完话，蒋介石现场示范了一下“本主席”的绝招，也就是教授众人吃西餐的方法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项。对在公众场合最喜欢装一本正经的老蒋来说，此举殊为难得，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
会餐结束，他仍然意犹未尽，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合影留念。
“上兵伐谋”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两天后，他决定双管齐下，一面对桂军进行追击，一面对胡、陶实施招抚。
这时胡、陶的“桂系鄂军”尚有四个师以上的兵力，夏威手下也有好几个团，因此李品仙、白崇禧仍希望他们能通过力战，渡江取道湘西回广西。
曾几何时，胡宗铎、陶钧、夏威都被李宗仁夸为“革命军中第一流的战将”，但驻扎武汉的那段时光，在极短时间内就让他们成为了骄奢淫逸的典型。其中夏威沉迷于女色，大有乐不思蜀之概，对部队不管不问。胡宗铎抽上了鸦片，整天“吞云吐雾，不亦乐乎”。陶钧把持着禁烟局犹嫌不足，又借“清乡”之名，到处捞钱。
上梁不正下梁歪，桂军的中下级军官也大多狂嫖滥赌，军中卖枪和克扣粮饷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每当夕阳西下，汉口法租界的旅馆里就挤满了疯狂聚赌和寻花问柳的军官，兵痞们借酒闹事的大小乱子由此层出不穷。
贪污腐败使得桂军早已军心涣散，士无斗志，“桂系鄂军”尤甚。力战不是空口说白话，是需要拿性命去拼的，夏威等人虽然一度信誓旦旦，可哪里代替得了他们的色厉内荏。很快，胡、陶、夏便决定接洽投降，并联名向蒋介石发出通电：“个人进退实无问题，但使数万久战部属有托，则感赐多矣！”
此后，宋子文接洽了一艘英国军舰，将胡、陶、夏送至香港做寓公，余部被缴械改编，“李白”曾经盛极一时的第四集团军主力就这样冰消烟散了。
<h2>生存之道</h2>
除湖北外，湖南原本也被新桂系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桂军刚刚放弃武汉西撤，何键便派代表往武汉迎蒋，之后又趁机收编了叶琪的部队。新桂系很鄙夷何键的两面派做法，叶琪称：“我上了芸樵（何键）的当。”因为何键两肩下削，李宗仁更是借此对他进行讥讽：“芸樵无肩膀。”
鄙夷归鄙夷，有一点不能不认，那就是置身乱世之中，要想活得长久一些，两面派常常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新桂系曾经辉煌一时，自然是不屑于骑墙的，可蒋桂战争这一跤也足以摔得他们心胆俱裂。当李宗仁、白崇禧以光杆之身逃回广西时，盛极一时的桂军居然只剩下黄绍竑留守广西地方的三个师了。
新桂系三巨头内心的懊丧和恼怒自不待言，白崇禧更是按捺不住，暴跳如雷，他主张用剩下的这三个师集中攻打广东，以便在占领广州后扭转反蒋的不利局面。
黄绍竑认为，在新桂系全面落败的情况下，如此孤注一掷过于冒险。无奈“李白”已经输红了眼，二人不顾一切地想要翻本，他们坚持广东方面还有不少忠于李济深的人，如果不及早帮助这些人把反蒋的旗帜树起来，此辈迟早会被消灭干净。
这是新桂系内部第二次出现重大分歧。黄绍竑再次处于票数上的劣势地位，当然他要坚决反对也是可以的，只是那样的话，新桂系内部就将面临分裂的危险，因此，尽管黄绍竑内心很矛盾，但他仍然服从了“李白”。
李、白、黄随后做出分工，李宗仁负责到香港联络各方，白崇禧指挥军事，黄绍竑则继续留守广西。
桂军攻粤，换来的又是一场大败。此时，何键奉蒋介石的命令进入广西境内讨桂，尽管桂军新败，但何键的湘军仍不是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余部仓皇逃回湖南。
可是随后杀来的李明瑞、杨腾辉两师就不那么好对付了，对方也是老桂军，而且还是老桂军中的精华部分。白崇禧、黄绍竑见势难抵挡，被迫逃出广西，由越南而至香港，与李宗仁会合。
难兄难弟又聚到了一块儿，只不过这一次，他们手中甚至连一个兵也没有了。
在蒋桂战争中，搞投机的其实不止何键一个，冯玉祥做的也是这种生意，但结果却大相径庭。
以湘军战前那么微不足道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势力，何键不仅得以总揽湖南军政大权，其部队还得到扩编以及蒋介石的军费资助。冯玉祥的实力绝非何键能比，可他却偏偏把好端端的生意给搞砸了。
归根结底，老冯做投机生意的心是有的，然而他的手眼身法步还差着不少火候。
韩复榘处于最前沿，对战局观察得很清楚。在武汉桂军突然遭遇失败时，他就准备直扑武汉，不管老蒋事后答不答应，先把湖北地盘占了再说。可是老冯还想再等等，为此把韩复榘大骂一顿，说他“太不懂事”，接着便命令他向北撤退。
真到武汉桂军迅速瓦解的时候，战事也结束了。老冯虽然补发了一个马后炮式的讨桂通电，可是老蒋已经不愿意再兑现原先的那几个条件了。
老冯苦就苦在，他一个子没得不说，还把蒋桂双方都给得罪了，两边都认为他做事无诚意，老冯本来就不咋样的诚信记录这下更加让人不忍卒看。
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滋味可不好受。老冯把账全都算到了老蒋头上，决计出兵倒蒋。1929年夏天，他下令山东、河南驻军一律西撤，集中在河南西部及陕西境内待命。
西北军从陕、甘、宁、青，一直摆到豫、鲁，战线长达几千公里，一旦开战，马上就会有与人搏斗时，直伸双臂却无法用力的感觉。桂军败于蒋军，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不肯收缩集中兵力，从而导致被各个击破，一溃千里。冯玉祥看在眼里，又如何能不吸取教训。
更何况，蒋桂战争改变了整个中原战场的形势，蒋军今非昔比，不是轻轻一推就能倒掉的了，开练前一定得摆好架势才行。为此，冯玉祥决定沿用老思路，先把两臂收回来，然后再打出去，以确保到时能发挥出足够的力道。这也就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把拳头缩回来再打出去才有力量。”
另外，在过去的南口战役中，西北军曾吃过晋军抄袭后路的大亏。如今晋军依旧布防于黄河北岸，随时可能乘西北军南下时，再从后攻袭，从而使得西北军腹背受敌。冯玉祥这次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在把队伍摆好后，压迫阎锡山表明态度，让他一同反蒋——同意固然好，要是不同意，就先打山西，再打蒋介石！
冯玉祥此议一出，便遭到了谋士张钫的反对。早在冯玉祥决定介入蒋桂之争时，张钫就不同意，见冯玉祥这次不仅又要反蒋，还要放弃河南、山东，他更是大摇其头。在给冯玉祥的电报中，他说：“不见敌而放弃两省之土地人民，政略、战略均有损失。”
张钫坚持三年整军计划不能放弃：“退处西北，三年整军，不问国事，言犹在耳，时未三月，计划全盘改变，窃所不解。”
张钫与冯玉祥来往六七次电报，进了许多忠言，但冯玉祥都听不进去。
张钫是谋士，冯玉祥就算不喜欢听他的话，也知道要给对方留足脸面。反过来，对于那些被他“视之如匹夫”的战将，他就不会这么客气了。
在华阴召开的西北军将领会议上，韩复榘大着胆子询问冯玉祥：“敌人未曾压迫我们，为什么要撤退呢？”冯玉祥不但不说明撤退的原因，反而怒气冲冲地斥骂韩复榘：“小孩子懂得什么，要你退你就退。”
散会后，韩复榘在路上碰到了另一名西北军将领刘汝明。谈话中，韩复榘提起华阴开会的情况，称受到了冯的责骂，并且眼泪汪汪地说：“我要开小差不干了！”
刘汝明当即予以安慰，之后在华阴向冯玉祥进行了报告。冯玉祥听后，只认为韩复榘是一时的气话，并没觉得有什么大不了。他想给韩复榘打个电话问问情况，没打通，也就算了。
然而韩复榘说的绝不是气话，他是真的要爆发了！
<h2>栗栗自危</h2>
韩复榘是冯玉祥当混成旅旅长时的营长。那时冯部下有中下级军官十三人，除了韩复榘外，比较知名的还有刘汝明、孙连仲、孙良诚、石友三等。这十三人都是军中的活跃分子，遇到有事，常常越过本方长官而直接找冯，冯也喜欢直接指挥他们，以便更好地控制最基层的部队。因此之故，十三人在冯面前炙手可热，被冯视为嫡系亲信，时称“十三太保”。
韩复榘等“十三太保”由士兵而升军官，由中低级军官而升至高级将领，以后大多显山露水，甚至成为一方诸侯，都与冯玉祥擅长练兵和能够不拘一格地挑拔将才有关。
冯玉祥很懂得士兵的心理。他的挎包里常带着剃头刀、剪刀、修脚刀，到军营查访时，看到士兵中有头发长得长的，便立刻找来脸盆盛好水，亲自给士兵剃头洗头。他还会让士兵脱掉鞋袜，看脚指甲是否长了，长的话也亲自予以修剪。
一传十，十传百，冯玉祥关心士卒的名声便由此建立起来。但凡他到部队驻地视察，当地市容和军队焕然一新，街上溜达的零星军人也随之减少，甚至于因公外出的官兵都穿戴得整整齐齐。
如果说练兵是冯的特长，那么用将则是冯的软胁。有冯玉祥的老部下评论他对部将的态度：“冯先生出身寒微，以‘战将’脱颖而出，故始终于能战之将，爱之而不重之，视之如匹夫焉。”
“匹夫”就是冯玉祥对部将的定位。对这些“匹夫”所提意见，哪怕是正确的建议，他往往都不屑一顾，以“不懂事”“小孩子见解”等等大家长的语气加以斥责。
北伐前一段时间，韩复榘的部队一直没能拿到薪饷。冯玉祥承诺北伐成功后便予以补发，北伐结束，韩复榘想起了这件事，就写了封信让人带给冯玉祥。信上说：“几年来，大家生活都够苦的，高级将领们都是老先生（冯玉祥）一手培育的，虽然没有什么闲话，而许多下级官兵，都随总司令（冯玉祥）不久，长此不发饷，恐怕不好维持，请求总司令补发一下欠饷。”
冯玉祥看过之后，顿时脸色通红，把信一摔，大声对信使说：“你们一共有多少人，发给你们的钱还少吗？”
冯玉祥所说的钱是他发给韩复榘的“维持费”，而韩复榘信里讲的却是以前欠发的薪饷，并不是一回事。北伐后，冯玉祥有了更多的地盘，也就相应有了更多的钱，但他手里一有钱，便拿去扩充军队，自然不可能再补发欠饷。
面对冯玉祥的蛮横无理，信使除了连声答应“是，是”，不敢有任何反驳。回去之后，他也不敢说出冯玉祥发火的事，只能报告韩复榘：“总司令说，目前经济困难，补发欠饷一时不易办到。”
在“十三太保”中，韩复榘、石友三是自认遭到冯玉祥另眼相看的两个人。缘于南口战役时，晋军腰击西北军，韩、石于穷途末路之中，不得不暂时投降阎锡山，靠山西供给粮饷，以资维持。后来冯玉祥东山再起，声言对韩、石不予追究，但彼此在精神上始终存在着隔阂。
北伐之役，韩、石出力不小，尤其在克复平津的过程中，韩复榘第一个率部进入了北平。可是冯玉祥却对他们的战功只字不提，只对孙良诚一味表扬提拔，称孙为常胜将军，称孙所带的部队为铁军。冯玉祥这样的做法，让韩、石很是不满。
孙良诚首先被保荐为山东省主席，韩复榘虽然也被发表为河南省主席，然而又穷又苦的河南如何能够与山东相提并论？与此同时，冯玉祥又将韩身上所兼任的二十师师长给开了缺，另由石敬亭接任。
石敬亭时任西北军参谋长，冯玉祥对他十分看重和信任。石敬亭治军极为严格，接任二十师师长后，他不仅将师部里韩复榘的亲信大部予以撤换，还在集合部队训话时，痛骂该师纪律不好，说：“韩复榘把你们二十师带成土匪了。”
韩复榘由此认为，冯调任他为河南省主席，不是像对待孙良诚等人那样论功行赏和予以重用，而只是作为撤销他兵权的一个手段。石敬亭的一系列言行，更令他在伤心之余，还加上了愤恨和反感。
<h2>金钱也不是万能的</h2>
河南省主席本由冯玉祥兼任，韩复榘当主席后，各厅厅长都还是冯兼主席时期的原班人马，他们直接给冯办事，一个也不能随便撤换，所以实际上韩复榘只是当了一个没多大职权的空头主席。
韩复榘其实有一定的地方治理才能，可是在既理不了政，又管不了军的情况下，他也只好索性丢开省府之事不问，整日以嫖赌玩乐自遣。
应该说，韩复榘的所作所为在民国年间并不算太离谱，但冯玉祥严禁部属嫖赌玩乐，即便高级将领也是如此。他在知道韩的行为之后极为震怒，便在官兵大集会的时候，大骂嫖赌玩乐之人，其实就是暗指韩复榘。韩复榘也在会场上，自然甚为难堪。
骂，那还是轻的。对这些自己一手从士兵提拔起来的将领，冯玉祥仍与对待一般士兵一样，见面叫名字，从没有叫号的，而且动不动就罚跪。当初西北军将领宋哲元驻军南苑，因为上课迟到，就曾被冯玉祥责打了好几十军棍。
冯玉祥每每以此自鸣得意，常在人前夸耀：“张作霖、吴佩孚对于高级将领，是用赌博、妓女来联络。我对高级将领点名，点到谁，谁就立正答‘有’，像普通士兵一样，严肃敬事，一丝不苟。用这一点来比较，可知谁胜谁败了。”
有一次，冯玉祥下令韩复榘把手中最精锐的手枪队调来洛阳做警卫。韩复榘不愿意，冯玉祥把他叫到洛阳，当着面大发雷霆：“你现在当了主席，很威风了，在家里有人守卫，出门有人保驾，你们都不管我了。好啦，我这里没有人守卫，你给我站岗去！”
韩复榘堂堂一省主席，然而敢怒不敢言，只得老老实实地走到冯的司令部门外，站了两个多钟头的岗。后来经过一些人再三求情，冯玉祥方肯罢休。
石友三比韩复榘更不济。冯玉祥再怎么对韩复榘苛严，还把自兼的河南省主席给了他，就连被韩、石认为从没有带过兵，也没有立过战功的石敬亭都曾代理过山东省主席，而石友三根本都没能摸着省主席的大门在哪里。石友三对此十分气懑，常常对人大发牢骚。
韩、石都认为自己有投降晋军的一段历史，无论怎么卖力气也不会在西北军中有什么前途，冯玉祥也一定会找种种机会来为难他们。
北伐的时候大家集中精力，一致对付北洋，彼此都顾不到这些事情，韩、石的疑惧心理还不太突出。到北伐战事停止以后，韩、石不仅未能得到他们认为应得的封赏，还不断遭到冯玉祥的羞辱，两人就此有了鸟尽弓藏的感觉，整天心怀不安，栗栗自危。
编遣会议结束后，冯玉祥由南京跑回河南开封。当时韩复榘和石友三都在开封，一听到冯玉祥将回开封的消息，韩复榘就托词赴许昌考察，石友三也跟着溜之大吉。冯玉祥下车时，没有见到韩、石去接，就问左右：“韩主席为什么没有来？”副官说：“韩主席到许昌考察去了。”又问石友三，答复是石友三去了郑州。
冯玉祥明知韩、石有意躲避，随后便一言不发，脸色很是难看。第二天，他在河南省府召集军政人员讲话，公开说：“现在许多军政高级人员，生活全都很腐化，吸烟、喝酒、打牌还不算，有的人打了几个胜仗，自己以为了不起，就你弄个唱戏的，他弄个说书的……”韩复榘在河南娶了一个戏剧演员为妾，冯玉祥说“弄个唱戏的”，无疑就是对他进行不留情面的讽刺挖苦。
省府里有许多人是韩复榘的亲信，马上就把冯的话转告给韩复榘。韩复榘听后五味杂陈，十分难堪。
西北军内部的这一矛盾被杨永泰所知悉。早在蒋桂战争爆发时，他就提出，在以军事方法解决桂的同时，应以经济方法瓦解冯。具体而言，就是要以重金收买韩复榘、石友三。
韩、石需要“重金”吗，当然需要，但金钱也不是万能的，它还得再搭配一点冯玉祥身上所没有的东西。
蒋桂战争中，冯玉祥一着失算，让蒋军抢先攻占武汉。蒋介石到达汉口后，即令韩复榘停止进兵，但同时又召他见面。
这次见面，带着夫人同行的韩复榘受到蒋氏夫妇的盛情款待。席间蒋介石对韩复榘推崇备至，一再呼向方兄（韩复榘字向方）而不称其名，并且说：“现在北伐成功，正宜努力建设，不应再有内战。今后如再有称兵叛乱之事，中央还要借重向方兄出兵戡乱。”
韩复榘立刻被震到了，倒不是因为那番和平戡乱的大道理，而是蒋介石对他的极力褒奖和一口一个“向方兄”。韩复榘向来见冯，冯总是连名带姓地叫他，不但毫不客气，还不断给他碰钉子，让他难堪。
冯玉祥牛吧？当然牛，可是跟蒋介石比呢，人家可是国家领袖！一个国家领袖如此恭维你、高看你，这是怎样一种情怀？
韩复榘顿时受宠若惊，又是感激，又是高兴，当即站起来说道：“复榘一介武夫，蒙钧座不弃，今后愿躬率所部，以效驰驱。”
蒋介石听了一边说好，一边与韩复榘握手。临别之时，又送了韩复榘十万元。
与韩复榘会面后，蒋介石接着派钱大钧赴襄阳慰劳石友三，送给他三十万元。
应该说，蒋介石送给韩、石的钱还算不什么“重金”，尤其对于韩复榘，你要说靠这十万元就能让他如何如何，甚至背叛冯玉祥这样的西北军大佬，那也把韩某看得太不值钱了。
可是有了情感搭配，效果就完全不同了。与蒋介石的武汉会面，为韩复榘带头叛冯播下了种子，而冯玉祥在华阴军事会议上对韩的当众责骂，则让这颗种子最终发出了芽，结出了果。
<h2>老江湖</h2>
华阴会议结束后，韩复榘马上赶往陕州（今陕县），前去掌握自己的基本部队二十师。石敬亭此时已经离职，二十师师部里韩的亲信虽然大多已被撤换，但旅长以下的军官并没有太大变动，这些人仍效忠于韩。
韩复榘把二十师拉至洛阳，然后集合讲话。在他看来，西撤既不利于军，也不利于民：“豫陕两省连年旱灾，百姓全没吃的，这次大军西撤，人马众多，将如何维持生活呢？总司令命令将陇海铁路沿线的粮食全部查封西运，河南的百姓又吃什么呢？”
韩复榘对席地而坐的官兵们说：“我们打了几年的仗，官兵伤的伤，亡的亡，受的罪不小，我看不能再打了。我要主张和平，才由陕州回来。你们想一想，愿意跟着我走的，蹲着别动，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站起来走，我决不勉强。”
等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动弹。于是韩复榘就说：“好，全都愿意跟着我，那我们就一齐走！”
5月22日，韩复榘由洛阳发出“养”电，通电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电文中有“关西同胞，大半粮尽，大兵西退，其何以堪”这样的话。第二天他又给蒋介石发去两个“梗”电，表示拥蒋。
在“养”电中，包括韩复榘在内，总计有旅长以上十二名西北军将官列名其上。这些人除石友三、马鸿逵、庞炳勋与韩复榘有所联系外，其他人全都蒙在鼓里，名字是韩复榘给代列上去的，为的是壮大声势。
韩、石是结盟兄弟，且因为同病相怜，所以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过他们在性格上又有着很大差异，韩复榘为人胆大敢干；石友三则比较胆小多疑。石的行动差不多都是唯韩马首是瞻，韩不动，石就不动；韩一动，石也会举旗一致行动。见韩带头首倡，石友三立即率部从南阳驻地赶来郑州与韩会合。
马鸿逵的总部正好撤至洛阳。韩复榘派参谋长带话过去，说：“我们的队伍从前都是经由西北打出潼关的，西北地方的穷困，我们亲身经历过，现在又要退往西北，军队岂不都要饿死？”又说：“你又不是冯的嫡系，打起仗来，先得牺牲你，不如我们回师郑州，再作良图。”
马鸿逵急忙召集幕僚商议。幕僚认为：“不可背冯，况且老都统（指马鸿逵的父亲马福祥，西北回族元老）现在潼关和冯玉祥在一起，如随韩东开，岂不要连累老都统吗？”
马鸿逵为人胆小，在这一点上跟石友三有相似之差。他左右为难：“如不随韩，恐被其解决。”眼泪鼻涕地哭了一场之后，还是决定随韩东开。
庞炳勋和马鸿逵一样，都不是冯玉祥的嫡系，所以也在韩复榘的拉拢范围之内。之前韩复榘曾对庞炳勋进行试探，当着他的面，庞炳勋痛哭流涕，说：“总司令排外，我的部队打过多少次硬仗，损失很大，硬是不给一点补充。总司令待人不公平，我们有如孤哀子，没人管……”
韩复榘觉得比较靠谱，一边百般安慰，一边在心里把庞炳勋列为了自己的同盟军，但他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行动计划差点就栽在了庞炳勋手里。
庞炳勋打仗时瘸了一条腿，外号“庞瘸子”。这是个老江湖，素来机诈过人，他朝着韩复榘掉几滴眼泪，骂上两句，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拿韩当亲人朋友的意思，更不能说明他有了反冯之心。
几年前韩复榘曾扣留庞部所缴枪支，庞炳勋对此一直怀恨在心，现在见韩复榘真的要叛冯，马上便翻了脸。韩复榘屡次和他打电话联系，他都拒不接听，同时又在洛阳东面的黑石关构筑工事，以拦截韩部东进郑州。
黑石关地形险要，是韩部东进的要道，不打通黑石关，许多列车都无法通过。韩复榘又气又急，大骂“庞瘸子不是东西”“反复无常，（说的话）尽是假的，非揍他不可”，但是他把一个旅都打光了，也没能把黑石关给拿下来。
由于东面受到庞炳勋的截击，西面又受到孙良诚的追击，韩部已溃不成军。无奈之下，韩复榘只得带着残部离开铁路，绕道逃往郑州，与石友三会合。
虽然韩、石被打了一记闷棍，但他们的起事，无疑还是给蒋介石帮了大忙。
发现西北军突然西撤，蒋介石估计冯玉祥是要对付他，可是又摸不清对方的底细，尤其搞不清楚冯玉祥为什么不先动手而急急往西撤兵。就在他手忙脚乱、六神无主的时候，忽然接到了韩复榘的电报，顿有如梦初醒、喜出望外之感。
接到“梗”电的当天，蒋介石就复电予以嘉奖，规定所有驻陕甘部队今后概归韩复榘指挥，并委任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此外，韩、石还得到了现款五百万元（一说为一千万元）的犒赏。
<h2>三寸不烂之舌</h2>
韩复榘发表反冯通电时，冯玉祥正在华阴与高级幕僚们议论军事。他谈到南口战役时，由张之江、鹿钟麟两位大将进行指挥，结果二将意见不和，导致全军瓦解，有的弃械逃亡，有的投靠晋军。讲到此处，冯玉祥颇为自信地断言：“这次由我主持，就不会再发生这类事了。”
话没说完，韩、石倒戈投蒋的报告就到了。冯玉祥最初还不太相信，等消息得到证实，他如同是晴天里听到了一声霹雳，顿时变得面色苍白，神情颓丧，随后便绝望地说：“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就全完了。”说着说着，竟然哭了起来。
冯玉祥经常会当着众将士哭，甚至还满地打滚，但那不过是一种表演。唯有这一次，他是真伤了心，身上的家长威风也被一扫而空。
在被韩、石打乱阵脚的情况下，西北军已无心应战，不久便全部渡过黄河，退入潼关自守。退入潼关后，精神上受到沉重打击的冯玉祥仍未缓过劲来，开始日夜哭泣，不停地咒骂自己，还打自己的嘴巴。他恨韩、恨石，恨马、恨所有背叛自己的人，不过最恨之入骨的依旧是这一切的祸端——蒋介石。
5月25日，南京政府发出讨伐冯玉祥的命令。阎锡山投蒋所好，对蒋介石表示愿做调停人，以息争端。在获得蒋介石的同意后，阎锡山即由太原致电冯玉祥，劝冯下野出洋（出国），并表示自己愿意全程陪同。同时他还让冯玉祥将军队交由中央，听候编遣，以避免“整个的党变成破碎，统一之国形成分裂”。
此时的冯玉祥连对那些未参与倒戈的部将都失去了信心，更不敢想象要统率西北军单独与蒋军作战，当然他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地盘出洋。想来想去，只有下野一个办法，接到阎的电报后不久，冯玉祥就选择了通电下野。
下野电是发了，可是肚子里的那口怨气尚未找到出处。冯玉祥再三考虑：自己既然不能够单挑老蒋，为什么不能找人合作呢？
曾经有力量对抗蒋介石的几大诸侯，李宗仁、白崇禧已亡命香港，只剩下了阎锡山。
冯、阎曾经是一报还一报的冤家。南口战役，阎袭击了冯，于是冯便在方顺桥之役中报复了阎。到编遣会议召开，阎又利用冯与蒋、李的矛盾，让冯翻了一次船，间接报了方顺桥的一箭之仇。
编遣会议结束后，阎锡山深知得罪了冯玉祥，北返时，都不敢从内陆经过冯的地盘，也就是山东和河南。为此，阎锡山秘密让人在上海包了一艘轮船，他先化装乘火车到上海，从海上在天津登岸，然后再由天津返回太原。
不过两个循环过去，若冯无意就编遣会议上的事继续报复阎，双方也就算暂时结清了账，尤其到这个时候，对冯而言，相互取暖比彼此寻仇来得更迫切，也更重要。他对此感触极深，曾说：“以前我们各干各的，所以被他（指蒋介石）各个击破，以后要好好地联合。”
冯玉祥以邓哲熙等幕僚为使，前往太原拜见阎锡山，约其共同倒蒋。
阎锡山此时只想靠做调停人向蒋介石邀好。冯玉祥虽然发了下野电，但没有离开自己的地盘和部队，无异于“假下野”。只有让冯“真下野”，他阎锡山才算立了大功一件。
老老实实地说自己并无倒蒋之心，那邓哲熙可能掉转屁股就走了。阎锡山如此精明的人，当然不会做这种傻事，在与邓哲熙谈话时，他故意吞吞吐吐，闪烁其词，其核心意思是约冯过黄河到晋面谈。
如果能把冯玉祥骗到山西来，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但阎锡山也知道冯玉祥不会那么容易上当，也不可能轻离自己的老巢。
果然，在邓哲熙等人回去复命后，冯玉祥又让邓哲熙再到太原去找阎，并当面告诉邓哲熙：“只要阎能够共同反蒋，除去不能应允亲自到山西这一个条件以外，其余条件都可以接受。”
邓哲熙领命由潼关渡黄河，刚到对岸的风陵渡，就与阎锡山派来的李书城不期而遇。
李书城并不是阎锡山的人，他是唐生智的总参议。唐生智与新桂系势不两立，对蒋介石也从没有好感。在蒋桂战争中，他虽因蒋而得以重整旧部，再度崛起，但彼此都清楚，那只是相互利用的关系。背地里，唐生智常有反蒋之心。
李书城与阎锡山是士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智命他做客于太原，为的是代表他与阎锡山商谈反蒋之策，然而这时候老阎的小日子过得很是滋润，并无任何造反的想法，李书城只得暂时收起这一念头。
闲谈中，李书城听晋军将领孙楚等人谈起，冯玉祥虽然已通电下野，却没有接受阎的劝告，无意出洋。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李书城与冯玉祥本有历史渊源，“首都革命”的时候，他在黄郛的摄政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从此与冯玉祥相识。由于李是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还曾出任黄兴的参谋长，所以冯玉祥也向来对他都很尊敬。
当着孙楚的面，李书城夸下海口，说如果阎真的下决心与冯共同出洋，他愿意以阎代表的身份出使冯方，并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打动冯玉祥。
<h2>单刀赴会</h2>
孙楚立即把李书城的话报告给阎锡山。阎锡山一听大喜，第二天就派汽车送李书城启程上路。
在风陵渡巧遇之后，邓哲熙将冯玉祥不能考虑赴晋的意思向李书城复述了一遍。李书城听了，就说你邓哲熙也不用再去太原了，不如前面带路，陪我一道去见见你们总司令。
冯玉祥正处于伤心愁苦之际，见李书城远道而来看望他，自然表示欢迎。两人促膝交谈，李书城从冯玉祥如今最为痛恨的老蒋身上展开了话题：“蒋自打垮李宗仁以后，在排除异己方面更见毒辣，唐生智和两广方面，连阎锡山在内，都想反蒋。”
冯玉祥乐意听的，就是这个，但是李书城聊到这里的时候，话锋一转，又说到“唐生智对你素有恶感”。
唐生智反感冯玉祥这件事，说起来令人啼笑皆非。有一次报上误载蒋百里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冯部加以否认。否认当然是必要的，可是冯玉祥的幕府缺乏政经人才，出面否认的人不知蒋百里的分量有多重，又不会说话，言辞之间很不客气，这让蒋百里非常生气。
蒋百里是唐生智的恩师，唐生智对他极为尊重，除了在与蒋介石合作等少数问题上达不成默契外，其他大多言听计从。一看冯玉祥居然不把自己的老师放在眼里，他也就对冯玉祥极端厌恶。
与唐生智结下的这个梁子，是冯玉祥完全想不到的，只是现在再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了。李书城告诉他：“唐一定要先打垮你，才反蒋。”
冯玉祥发愁的正是这个，他找不到帮手：唐生智和阎锡山都不是没有反蒋之心，可眼下还不想和他一起干。
李书城因势利导：“目下桂系新败之余，蒋的气焰正盛，你要反蒋，没有帮手，形势对你不利。况且韩、石是你一手提拔起来的人，无异是自己的亲子弟，竟至突然叛变，如果马上兴兵反蒋的话，那你就不能不考虑对自己军队的把握问题了。”
李书城的话句句触中冯玉祥的心病。他眼巴巴地望着李书城，希望“先生教我”。
李书城说：“我看阎的为人尚称诚实，他现在约你一道出洋（即出国），你何不趁此机会，躲闪一下，和他出洋走走，我也可以陪你们同去。”
绕了一大圈，终于绕到了主题。
要出洋的话，军队怎么办？这可是几乎和自己性命一样重要的东西。
李书城让冯玉祥放心：“你出国后，把军队交给将领，力量还是整个的，蒋绝不敢打他们。”
出洋不光是玩，李书城告诉冯玉祥，还有附带的不少好处：“你在军事上威望很高，但在政治方面还需要树立威信。你在国外与外国的政治家往来接触，取些联络，有时对国内发表一些政治评论，借此提高声望。”
李书城预言：“不出半年，国内反蒋之战必起，那时你回到国内，重新掌握自己的军队，其他反蒋的势力一定会推重你。你振臂一呼，蒋介石非垮不可。”
古书中说，俗世有三张嘴最厉害：秀才口，骂遍四方；和尚口，吃遍四方；媒婆口，传遍四方。
民国犹如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擅长于合纵连横的辩士说客如云，他们靠嘴吃饭，成天就练嘴皮子功夫，可谓把“秀才口”“和尚口”“媒婆口”三张口的厉害之处都集合到了一块儿。李书城正是此中高手，他的话犹如饥时饭、渴时浆，深深打动了冯玉祥，搔着了冯玉祥的痒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