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想当年西北军在南口战败，众人全都心中无主、前途茫茫的时候，正是因为冯玉祥到苏联去了一趟，才给离乱不堪的部队带回了大量军火和重新崛起的信心。那是冯玉祥攀向另一个事业高峰的起点，当时听到他从苏联兼程赶回的消息，部将们全都一个个悲喜交集，很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就好像良家忠厚子弟受了欺负，一朝见了父兄的面，就不免悲从中来一样。这些部将里面，有孙连仲、孙良诚、宋哲元、刘汝明，当然也有韩复榘、石友三……

与李书城谈话之后，冯玉祥热血沸腾，马上张罗着要亲自前往太原。

对冯玉祥这个决定，冯的部下多不赞成。他们一再向冯进言，认为阎锡山老奸巨滑，诡计多端，万万不可轻信。冯玉祥则认为除此之外别无良策，纵可能出现意外，亦不能不冒险一行。

直到冯玉祥登车准备启程，陕西民政厅长邓长耀还站到汽车前力谏拦阻：“总司令是全军首脑，不宜轻往。如有必要，可另派代表前往商洽，千万不要亲自出马。”

冯玉祥对他说：“大哥不必过虑。请问什么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您且看我这次单刀赴会，谅他老阎也不敢对我怎样。”说完，下车把邓长耀拉到道旁，握手道别。

<h2>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h2>

6月21日，冯玉祥携妻带女，跟着李书城来到了太原。阎锡山见李书城竟然真把冯玉祥拉到了山西，不由得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冯玉祥和阎锡山过去也拜过把子，哥儿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阎锡山对冯玉祥百般安慰，发誓会与冯合作到底。过后，他专门在晋祠为冯玉祥安排了“晋祠行馆”居住。“晋祠行馆”是一个叫江瀚的山西大学文科教授住过的房子，又名“江氏花园”，其实只是一座平房四合院，不过休养闲居倒是挺适宜的。

阎锡山每隔三五天就会去“江氏花园”看望冯玉祥。知道冯对反蒋感兴趣，他会与冯商谈反蒋的办法，同时也允许冯的部下前来探望，甚至于其他地方的反蒋代表如果要见冯，也不阻拦。那段时间，连冯的部下都觉得阎对冯礼遇极优，是很够朋友的。

阎锡山从来不肯做亏本买卖，他的付出都得有代价才行。冯玉祥一到太原，他就把这作为自己的“调停之功”报告给蒋介石，并说自己之所以留冯于太原，是为了设法对其进行劝导，使之不得逞兵作乱，以尊中央，而维和平。

接到报告后，蒋介石很快给予回报，不仅给予台阶，让阎锡山暂时不要出洋，而且还派他为西北宣慰使兼办军事善后事宜。

阎有阎的算盘，冯有冯的计较。住在晋祠期间，但凡见到前来拜访的客人，冯玉祥总是首先露出一副自怨自艾的表情，说：“我从前以为我做别的事不行，练兵还是行的。在今日看起来，我练兵也失败了。”

他让阎锡山给他请了几个老师，教授经济学和书画，还自撰自书了一副对联，曰：“家居好山好水地，人在不夷不惠间。”

退隐山林，不问世事，这当然不是冯玉祥的真实想法。发现阎锡山确实够意思，没有把他“献俘”于蒋，而且两人也不必马上出洋后，老冯又开始琢磨起如何倒蒋的事。

晋祠位于太原附近，又是风景名胜区，用于闲居自然不错，但要是开什么秘密军事会议，或者接见各地反蒋代表之类，就很容易引人注意。于是冯玉祥便提出要换个地方住。

阎锡山也顾虑蒋介石“派到太原来的侦探不少，一举一动，很难保密，故不可不慎”。阎锡山的老家在五台县河边村，那里距离太原很近，只有一百公里左右的路程，乘汽车来往，仅需两三个小时。阎锡山平时常住河边村，有事才来太原，事毕再回去。河边村附近有一个地方叫西会，阎锡山正在那里新修别墅，于是就准备把冯玉祥的住所换到西会。

两人说走就走。按照当时报纸的报道，冯玉祥自晋祠、阎锡山自太原出发，前往五台游览，实际上就是去的西会。

在冯、阎动身的前两天，阎锡山提早派人到河边村，向老父阎书堂打了招呼。河边村与外界都通有汽车，冯、阎到达的那一天，阎书堂亲自来到汽车站迎接，并请冯玉祥到家里休息。冯玉祥忙说：“老太爷迎接，玉祥不敢当，与百川约好今天先到西会，容改日玉祥登门拜见老伯！”

阎书堂是当地的富商大贾，也见过很多达官贵人。冯玉祥的装扮让他很是惊异，临分手时，他还拉着冯玉祥的半截大衣，脸上全是难以置信的表情：“你就穿这衣裳？”

冯玉祥素来爱以艰苦朴素示人，到西会一看，发现别墅富丽堂皇，显然不合他的口味。更重要的是，别墅还没有全部竣工，完工的部分也湿墙湿屋，并不适于居住。

冯玉祥觉得不满意，阎锡山就继续派人勘察，最后决定将冯的住所定在西会东南的建安村徐宅。

住所安定后，冯玉祥提出要接见张培梅。张培梅是阎的部下，当年冯玉祥发动“首都革命”，张培梅曾奉阎命出兵石家庄，算是间接帮过冯玉祥的忙，冯玉祥因此认为张培梅是和他共过患难的朋友。

见到张培梅，冯玉祥开门见山，说他到建安村乃是为了开会，现在既然已住了下来，正可以开个会。冯玉祥的意思是让张培梅给阎锡山传个话，两人在建安村开几次秘密会议，订出军事计划，他好早点回潼关去准备对蒋作战。

张培梅敷衍说他前来建安村，只是朋友之间的相聚，他不能向阎锡山传达这些话，但是回去之后，还是一五一十地向阎锡山做了报告。

冯玉祥要反蒋，冯玉祥要回去，如何回应，这是阎锡山必须要加以考虑的。

继第一次编遣会议后，蒋介石在南京召开了第二次编遣会议，也叫编遣实施会议。几个编遣区均由编遣主任出席会议，阎锡山那边是周玳。会议闭幕当天，蒋介石约周玳吃晚饭，闲谈时问周玳：“你觉得冯玉祥这个人怎样？”周玳说：“我很恨他。”

蒋介石问为什么。周玳便又提到了北伐时的方顺桥战役，并且说：“（冯玉祥）大有搞垮晋军而独占华北之意，其用心是十分恶毒的，所以我恨透了他。”

蒋介石听完后表示非常认同，说：“这人向来如此，实在要不得。”

从蒋介石与周玳的闲谈中，阎锡山看出了蒋介石必欲去冯的决心。

宁得罪冯，不得罪蒋，是阎锡山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就秉持的原则。至少是目前，他不会联合冯反蒋，也不会放冯回去。

当然得罪不能白得罪。商人本色的阎锡山每一步都设定了价码，晋祠是晋祠的价码，建安村是建安村的价码，如今冯玉祥蠢蠢欲动，反蒋之心不死，又到了要进一步得罪的时候，先前老蒋开出的价码可就不太符合市场需要了。

主意一定，阎锡山开始准备出洋的服装用具，好像他和冯玉祥真要联袂出洋了。之后，他给蒋介石发去一份电报，请蒋介石准其偕同冯玉祥一道出洋考察。

发完电报，阎锡山便以出洋前必须检查身体为由，住进了北平的德国医院。

<h2>随行就市</h2>

阎锡山以退为进，为的是显示自己在华北的影响力和重要作用。蒋介石虽然明知对方是在演戏，但也不能不上台配合。接到电报，他连忙带着吴稚晖等人亲赴北平与阎见面，对阎进行极力挽留，要他留下来负责，只让冯玉祥一人出洋。蒋介石还拨付了二十万元作为冯出洋的费用，让阎锡山转交给冯玉祥。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阎锡山心满意足，终于接受了蒋介石的慰留。一场双方都演得特别认真的戏剧宣告落幕。

发现冯玉祥奇货可居，阎锡山立即改变了对冯玉祥的态度，自此不再与冯商谈反蒋，亦不与之见面。

不过阎锡山也并没有像蒋介石所希望的那样送冯出洋。他这么做，当然还是为了挟冯以自重，继续拿来赚取利益。

冯玉祥所住的建安村一带全部变成禁区，沿途的卖票汽车也一律停驶。村子周围还驻有阎锡山的卫队旅，由旅长杜春沂亲自监视冯的行动，实际上已将他软禁起来。

冯玉祥提出要见阎锡山，阎锡山总是托词回避。冯玉祥便径直乘汽车驶出村外，声称要到太原找阎。杜春沂拦不住，只好跪在车前，哀求冯不要出村。

怒不可遏的冯玉祥置之不理，仍然让司机继续往前开。杜春沂见势不好，急忙打电话给沿途驻军，让他们在公路上挖一条壕沟，再放一些木栅栏。冯车开到半途便无法通过障碍，只得又折返回来。

发生这件事后，阎锡山进一步加强了对冯玉祥的看管，冯住处的房前、房后、房顶上皆有卫队旅士兵把守。凡去建安村的人员都要受到便衣特务、警官的反复盘问和检查，然后由他们领着越过壕沟、木栏，再换乘特备汽车驶往建安村。据说这些汽车司机全部由阎锡山亲自指挥，每天都必须向阎报告情况。

冯玉祥深感自己受了阎锡山的欺骗和愚弄，内心十分愤慨，与人谈话时经常流露出郁闷之情。可是他又不知道如何才能逃出牢笼，虽然也曾想过只身潜回潼关，但凭他那高大魁梧的身材，要想化装瞒过重重叠叠的岗哨，显然非常困难。

冯玉祥的私人医生倒是在身材样貌上和他有几分相似之处，如果将冯玉祥扮成医生的模样混出去，或许也有几分出逃的可能性，然而随侍的邓哲熙又认为过于冒险，劝阻冯玉祥千万不可造次。

和冯玉祥住在一起的，还有李书城。李书城说动冯玉祥来晋，本意并不是真的要他和阎一起出洋，而是要促成冯、阎、唐联合反蒋。现在阎锡山对冯玉祥如此，他感到很是不安，每天打坐习静，表示一定要在建安村住下去，与冯玉祥一同“坐监”。

见实在无法走出建安村，冯玉祥只得下达手谕，任命陕西省主席宋哲元为代总司令。手谕由前来看望冯玉祥的幕僚秘密带至潼关，总算缓解了西北军群龙无首的纷乱局面。

落到这个地步，老冯算是窝心到了头，阎锡山则从中大获其利——蒋介石派张群等人携带大量资金到山西活动，要求阎锡山送冯出洋，或至少不要容纳他在山西避难。

阎锡山随行就市，南京代表的来头越大，老蒋给的代价越高，他对冯的看管越紧。只有在南京代表离开后，对冯的看管才会稍松一些。

就像在第一次编遣会议时那样，阎锡山又得到了众星捧月般的待遇。除了蒋介石的代表外，上海的反蒋团体、新桂系、西北军都纷纷派代表进入太原，力图促进冯阎合作反蒋。

为此，阎锡山特地配了两套人马，一套专门接待拥蒋代表，另一套专门接待反蒋代表；接见地点也不相同，拥蒋代表在太原公开招待，反蒋代表在河边村招待，比较秘密。

所有来晋代表与各自幕主间都有频繁的电报往来。这些电报统统由阎锡山的行营电务处函电课所掌握，被称为“外电”，也就是阎集团之外的电报。

函电课每天不断把“外电”抄件送交电务组进行破译。通过破译的“外电”，阎锡山不向外派驻代表，就能了解到各方面的内幕，并有针对性地筹谋对策。同时，各方面的代表有什么要求，打着什么算盘，由于事先已经看到了电报，也能做到心中有数，应付阙如。

对拥蒋代表，特别是南京来人，主要是表示竭诚拥蒋。对反蒋代表，阎锡山上来一般会先痛骂南京政府：“南京贪污浪费，宋美龄穿一双袜子都要花二十几元，穷奢极欲，真骇人听闻。”

看起来好像随时都要揭竿而起，可是他还有自己的苦衷：“现在第二集团军（西北军）和第四集团军（桂军）先后被蒋介石击败了，仅仅我第三集团军（晋军）还作为完整的革命势力存在着，假若再不谨慎，又为蒋介石所乘，我一人失败不足惜，但整个革命势力就不存在了！”

阎锡山让代表们转告自己的幕主：“我决不拥护贪污政府，不过我不能轻动，须要到革命紧要关头，才能有所动作。否则，稍不谨慎，就可能被蒋介石先发制人。”

反蒋代表由此很难捉摸阎锡山的态度，你说他不反蒋吧，他骂南京是贪污政府。你说他反蒋吧，他又不肯下决心有所动作。总之是好人一定要当，得罪金主的事情则坚决不做。

阎锡山稳坐钓鱼台，把生意做到日进斗金、红红火火，这时的西北军却不但骤失核心权威，而且还陷入了韩复榘倒戈时曾预料过的经济困境。宋哲元等人既痛恨阎扣冯以向蒋讨好的市侩手段，又需要解决实际存在的经济困难，因此决定恢复与南京政府的往来。

西北军本来也算是朝中有人。鹿钟麟一直以军政部次长的身份在南京代理军政事务。他是那种做谁的下级都能得到欢心的人物，原因就是他除了能无条件完成幕主交代的任务外，还能在外在表现上做出绝对服从的样子。

冯玉祥的规矩，接他电话一定要立正。西北军的一众高级将领，如韩复榘、宋哲元等人都不能免俗，但他们都是在开始讲话和讲话结束时立正一下，以虚应故事。鹿钟麟则不然，每次接到冯的电话，都是全程立正，通话不结束绝不敢“稍息”。大庭广众之下，他的所有动作都能做到分毫不差，就像冯玉祥真的站在他面前一样，这一点最让冯玉祥感到舒服。

鹿钟麟在蒋介石面前亦如是。蒋介石召见他，话才刚刚出口，鹿钟麟就会从座位上一跃而起，唰地来一个立正。老蒋跟他交谈，半数以上的话都是“请稍息谈话”“稍息”。

不管军政部长还是军政次长，都不过是个有职无权的橡皮图章，老蒋也想趁西北军失去中心人物的机会，对西北军进行分化，于是就让这位表面上对他俯首帖耳的家伙正式接替了冯的军政部长一职。

西北军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由此趋于缓和。宋哲元派他的参谋长去拜见蒋介石，弄到了一些补给。蒋介石也先后派于右任等人赴西安，对西北军进行宣慰和点验。

见此情景，阎锡山大为不安。归根结底，他能把买卖做得跟铁桶一般，全是因蒋、冯势不两立，他可以从中起到中介作用，一旦西北军直接和蒋接近，也就没他这个二道贩子什么事了。

必须得换个活法了。

<h2>白捡了一个大便宜</h2>

在地方诸侯中，阎锡山曾是最顺从蒋介石的一个，起码表面上看来是如此，但是如今他也有了真真切切的反蒋之心。

他的这种情绪从与老蒋在北平会面时就已经开始触发。那一次，老蒋会的不光是老阎，还同时将张学良召了过去——注意，是秘密的，完全瞒着他阎锡山。蒋张密谈后，张学良就匆匆返回了沈阳。

北平曾是张学良父子的地盘，在这里搞一些神神鬼鬼的勾当，你们想干什么？阎锡山为此大动肝火，他对左右说：“蒋介石与张学良会面，不知都干了些什么？他们行动诡秘，不叫我知道，其中必无好意。看样子，蒋是要来对付我们了。”

有生意可做，这些尚可忍耐，到了无生意的时候，就得计较计较了。阎锡山认为，有必要让老蒋再次认识一下他在华北不可或缺的地位。

某个中秋之夜，阎锡山难得地来到建安村。他主动找冯玉祥谈心，称自己终于下了联合反蒋的决心，但是希望冯玉祥能命令宋哲元先行发动，他随即再举兵响应。

冯玉祥信以为真，于是便给宋哲元写了一封亲笔信。10月10日，宋哲元、石敬亭等西北军将领自潼关发出讨蒋通电，推阎锡山为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为副司令，宋哲元为代总司令，孙良诚为前敌总指挥。

自二次北伐起，冯玉祥领第二集团军，阎锡山领第三集团军，外界习惯都称为“冯阎”，代语为“马二”“门三”。阎锡山未动一兵一卒，只是多做了几次生意，多拨了几回算盘，就在声誉上成功地超过了冯玉祥，“冯阎”也顺理成章地变成了“阎冯”。

问题是“阎冯”在名号上并没有完全商妥。潼关所贴出的布告，最早一种写的国民军总司令仍是冯玉祥，后来冯玉祥让人发电给宋哲元，才列阎锡山为首。就是这一疏漏，让阎锡山很不高兴，也就未马上出兵响应。

有人评价说，冯玉祥的外交“手段拙笨”，但也有人认为阎锡山是块皮糖，太“难缠”，毕竟人家电报上已经发了，而且接着也更正了过来，又何必如此在意细节呢。

不在意，那就不是阎锡山了。在西北军出兵潼关后，蒋介石一面下令缉拿宋哲元、孙良诚；一面派北平行营主任何成浚由北平至太原与阎锡山进行会晤。

何成浚与阎锡山是陆士同学。当着这位老同学的面，阎锡山把事情推了个一干二净，他说他向以拥护中央、和平统一为志，宋哲元等人起兵造反，他一定尽力制止。

何成浚弄清阎锡山并没有如通电中所说起兵反蒋，且冯玉祥仍在其监控范围之内，便马上给蒋介石发去电报，称冯部叛乱，“只要解决其骁将一、二部，战事即可解决”。

杨永泰在“削藩策”中，主张以经济方法瓦解冯，以军事方法解决桂，对阎则建议以政治方法加以安置。所谓政治方法，实际上就是尽可能地给阎锡山封官加爵。在此紧要关头，为了更好地稳住阎锡山，蒋介石很大气地送了他一顶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帽子——陆海空军总司令是蒋自己，副司令乃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几天后，阎锡山高高兴兴地在太原通电就职，等于又白捡了一个大便宜。就职当天，他在报纸上发表致宋哲元电，力辟“冯阎合作”的谣传，还声明他当初“除不妨害贵军觅食外，绝无其他承认”。

获悉阎锡山背信弃诺，冯玉祥急得跳脚。春秋时吴楚相争，楚国大夫申包胥到秦国乞援，连哭七天。冯玉祥学习申包胥，几天都不吃饭，“绝食曾效秦庭哭”。

阎锡山不为所动。看看就算饿死了也无济于事，冯玉祥又想回西北军进行指挥，可阎锡山哪里肯放。

获取必须要有代价，不能让客户白掏银子，这套商业伦理早已在阎锡山的脑海深处根深蒂固。他知道蒋介石让他做陆海空军副司令，除了不让他支援西北军外，还有看住冯玉祥的用意。

为了防止冯玉祥乘带来的汽车冲出防护线，阎锡山特地乘夜间雷雨之际，派人将建安村通往外面的桥梁炸毁。虽然炸毁了桥梁，但桥下的河水有时很浅，甚至没有水，并不妨碍汽车通行。于是阎锡山又在那里添驻部队，多设了一道关卡。

阎锡山要的是坐收渔翁之利，当然不会把事情完全做绝。建安村附近有一座紫金山，阎锡山在紫金山设了一座电台，允许冯玉祥通过无线电指挥军事。

蒋介石察觉后，让阎锡山进行查剿。阎锡山并没有真的查，只是另外采取了一个变通的办法——以后冯玉祥向西北军发电报，都改由山西军用电信局代为传达，该局先通过用电话念密码的方式，将相关内容报送至风陵渡口的一座村庄，再由驻扎该村的西北军人员电传前线。

<h2>因退却而战败</h2>

阎锡山违背承诺，不出兵响应，固然影响了西北军的士气，可是要解决它的“骁将一、二部”，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出关的西北军如同下山猛虎，势不可当。这时候的蒋军已经是堂而皇之的中央军了，但最初投入作战的几支中央军，如徐庭瑶的第一师、顾祝同的第二师等部，没多长时间就被西北军给打垮了。

在河南负责防堵西北军的还有唐生智的部队，也就是第五路军。因蒋介石已对唐生智联络阎锡山的事有所耳闻，故一直把唐生智留在南京，不肯放他回部队，此时唐的下属便接连电请蒋介石派唐生智回来指挥作战，差不多每隔一天就要发一份电报。眼见前线形势急如星火，蒋介石只得将唐生智放回郑州。

唐生智此前曾趁冯玉祥被软禁于太原，西北军群龙无首之际，派参议到西安游说，要宋哲元拥戴他为领袖，以共同倒蒋，结果遭到了宋哲元的拒绝。这次他一回郑州，即将第五路军全线压上。

蒋介石随后也带着总部参谋长熊式辉等人赶到郑州，他打电话到前线，说要与唐生智见个面。唐生智让蒋再等一天，因为当晚第五路军还在进行攻击。他与蒋约定，一旦攻击得手，即赶去郑州与之见面。

是役，第五路军发起猛烈冲击，西北军不支溃败。当唐生智回到郑州时，蒋介石一见到他就上前热烈拥抱，并称赞备至。

这一战让蒋介石见识到了唐生智作为蒋百里的得意门生、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中的佼佼者，在军事指挥上拥有的能力和水平。他有心加以重用，知道唐生智与阎锡山有往来，就对唐生智说：“我们南方人性情直率，尤其是你很直率。北方人最阴险，特别是阎锡山、冯玉祥，阴险万分，你无论如何搞他不过。”

蒋介石当场下达手令，命令所有参加这次战役的部队全部归唐生智指挥。他还在手令中写道：“孟潇（唐生智字孟潇）有军事天才，我不及他，你们都要听他的指挥。听他的指挥，也就等于听我的指挥一样。”

西北军溃败，并不仅仅是因为唐部特别能打，或者唐生智在指挥上有超常发挥。更大一部分原因是在冯玉祥缺席的情况下，西北军内部始终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指挥核心，将领们全都是你不服我，我不服你。

宋哲元虽是代总司令，但他的实力却远不如作为前敌总指挥的孙良诚，而孙良诚也自恃得到冯玉祥的宠信，不服从宋哲元的调遣。宋哲元指挥不了孙良诚，只得亲赴前线督战，同时屡屡用密电跟对方说好话：“（此战）如不成功，欲为平民而不可得，望吾弟努力苦撑。”

作战过程中，孙良诚的一部分军队被中央军包围，撤不下来。孙良诚想了一计，他派人假装与中央军接洽投降，并表示愿意逼迫宋哲元也投降，实际是想借此诱敌深入，然后聚而歼之。

可是对于如此重大的决策，孙良诚事前却未与宋哲元商量，更没有向上报告。宋哲元得到情报，还以为孙良诚真要投降，赶紧下令全军撤往潼关。

这一撤不要紧，官兵们都以为前方已经完全失利，撤退马上变成了溃退，孙良诚部队亦失去斗志，损失很是惨重。一位西北军顾问对此长叹不已：“别的部队因战败而退却，而西北军则因退却而战败。”

情急之下，宋哲元想到了石敬亭。因被认为在韩、石叛变中负有一定责任，石敬亭此时已辞去参谋长一职，仅出任后方总司令，但他跟随冯玉祥时间较长，在西北军中仍具有一定的声望。

宋哲元一面在潼关收容溃兵；一面给石敬亭发去急电，要他速来潼关会商应对之策。待石敬亭赶到潼关后，宋哲元忧心忡忡地对他说：“孙良诚倒戈相向，我们该怎么办？”

石敬亭听后，认为孙良诚不像是要叛冯降蒋的样子，先前宋哲元得到的情报可能只是出于误会，因此向宋哲元建议：“我先邀他来潼关开会，他如果肯来，就不是叛变，万一不来，再想办法。”

宋哲元点头称是，于是石敬亭就给孙良诚发去了一份电报。孙良诚接到电报，很快就带着少数卫队乘汽车赶回潼关。一见宋哲元，他就气不打一处来，拍着桌子大骂：“你下令全部撤入关内，是有意置我部于死地！现在损兵折将，元气大伤，请问今后怎么补充，怎么抵挡敌人？”

宋哲元被骂得张口结舌，作声不得。石敬亭赶紧居中调停，劝孙良诚：“绍云（孙良诚字绍云）兄不必生气，这不过是彼此的一时误会，些微损失，何足介意。况且大敌当前，兄弟何能反目？”

石敬亭又承诺对孙良诚的损失进行补充，甚至于把自己的一部分队伍拨出来给他。孙良诚有了台阶可下，这才冷笑作罢。

将领不和导致前线兵败的消息传至建安村，令冯玉祥大为沮丧。他后来痛责宋哲元、孙良诚，说：“你们作战，互不支援，部队撤退，各不相谋，只是带着部队拼命地向潼关一个老鼠洞里钻，怎能不垮？”

事已至此，他也只能“泪尽而继之以血”地亲笔起草电报稿，劝慰宋、孙等固守潼关，并询问道：“我军此次转进，哲元、良诚定有意见，如何，盼复！”

宋、孙当然不肯承认是因为双方关系不和谐才导致了失败，因此在复电中说：“哲元即良诚，良诚即哲元，我两人毫无意见！”

冯玉祥还不放心，又写了一封指示宋哲元要团结其他西北军将领的亲笔信，让专使薛笃弼带至陕州前线。薛笃弼到达陕州时，街上已充斥着从洛阳退下来的散兵游勇，而且满街都张贴着“欢迎冯总司令”“冯总司令马上就回来了”的大幅标语。

薛笃弼感到很是奇怪，因为前两天他离开建安村时，那里仍被严密封锁，冯玉祥根本出不来，而且也没有说要回来，何以会有这样的标语？

细想之后，终于明白了，这是因为部队溃败，所以宋、孙才故意放出冯要回来的假消息，以安定军心。

显然，此时最重要的已不是如何加强团结，而是要守住陕州，防止追兵涌入潼关。冯玉祥急电宁夏省主席吉鸿昌出兵增援。吉鸿昌正在宁夏剿匪，接到电报后，提出后方空虚，须留一部兵力驻守宁夏。冯玉祥再发一电：“吉总指挥所部悉数开往前线，勿在宁夏逗留一人也！”

就在众人翘首以盼吉鸿昌到来的时候，宋哲元得到情报，说是蒋介石已委任吉鸿昌为讨逆军总指挥，而且马鸿逵等人还发去了贺电。

孙良诚刚刚排除“叛徒”的嫌疑，吉鸿昌又加入了进来。这支救兵还要不要用，宋哲元犯起了嘀咕。

石敬亭与吉鸿昌关系甚笃，认为吉鸿昌和孙良诚一样，也不至于投蒋。吉鸿昌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他亲自设宴为对方洗尘，席间试探道：“据报蒋已发表老弟为讨逆军总指挥，马鸿逵等人都有贺电到陕。老弟如果要走这条路，你我至交，不妨直说，我马上可以把我的军队全交给你用，助你成就大事。”

吉鸿昌听罢即刻起立说：“您尽管放心，鸿昌生为西北军的人，死为西北军的鬼，决不能出卖团体，投靠蒋贼！蒋蓄意破坏我们的团体，奈我不为利用，也是枉费心机。我明天早晨就率部开赴前线增援，先打垮唐生智，以表心迹。”

石敬亭闻之大喜：“老弟果能如此，真是团体之幸。现在天气已冷，我这里存有冯先生的一件猞猁皮大衣，尺寸太大，我挑不起，愿借花献佛，转赠老弟。”说罢，他即命副官取来大衣送给吉鸿昌。

次日早晨，吉鸿昌不负所托，率部驰往陕州前线增援，潼关一度紧张的局面这才得以化解。

<h2>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h2>

中国历史上，雄主欲在乱世中平定天下，一般可走两种途径：一种是曹操式的，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另一种是朱元璋式的，所谓“缓称王”。

两种各有利弊，蒋介石选择的是前一种，这使得他在天然拥有法理优势的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可以说，从北伐结束起，蒋介石就已经陷入了仇敌满天下的局面，不单单冯、阎这样的大诸侯不断制造麻烦，就连一些刚刚形成气候的小诸侯也从没有忘记来捣捣乱。

在蒋桂战争中，俞作柏协助蒋介石，策反李明瑞阵前叛桂，接着又南攻广西，迫使白崇禧、黄绍竑亡命异域。桂系既倒，蒋介石践诺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

可是俞作柏驱桂只不过是借此来取得广西地盘，从而打开另一政治局面，并非真心拥戴蒋介石。在觉得自己已能控制住广西局面后，俞作柏便决定与正在海外掀起反蒋运动的汪精卫合作，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南路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

俞作柏要掀老蒋的桌子，但结果自己刚站起来，屁股下面坐的椅子就先被别人给搬了——不仅新桂系旧将吕焕炎、曾在武汉与他们一同倒戈附蒋的杨腾辉先后举起叛旗，就连李明瑞的心腹将领黄权也抡刀砍了过来。

广西局势转变之快，完全出乎俞作柏的意料。蒋介石趁势下令免去他和李明瑞的本兼各职，分别以吕焕炎、杨腾辉替换，同时命令陈济棠调兵由广东进入广西，会同吕、杨等部向南宁进逼。

众叛亲离下，俞作柏、李明瑞所能控制的兵力仅剩下了两个团，已无力与各方力量抗衡。俞作柏只得走上被他推翻的白崇禧、黄绍竑所走过的老路，取道越南赴香港，而李明瑞则去了百色，所部也改编为红军。

俞、李垮台后，黄权投向吕焕炎一边，杨腾辉为另一边，双方在声望和实力上均无控制广西局势的把握。杨腾辉电请吕焕炎到南宁主持全省事务，吕则复电给杨，照样请杨到南宁主持军事和编遣事宜，但两人互相猜忌，彼此都不敢到南宁来。

杨腾辉感到与其受制于吕焕炎，不如仍请新桂系三巨头回来主持，遂派人到香港欢迎李、白、黄回桂。黄绍竑率先潜回广西，以“大广西”的一套思想对黄权等人进行游说，从而取得了除吕焕炎外，广西将领对李、白、黄的一致拥护。紧接着，李宗仁、白崇禧先后回到南宁，新桂系得以重掌广西残局。

居港期间，李宗仁对蒋桂战争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桂军那么能打，军事上不存在多大问题，之所以失败，还是因为没有政治靠山替他们撑腰。想来想去，当时能在国民党政坛上与蒋一战的，只有“党国元老”汪精卫，新桂系若不拥汪出来倒蒋，未来绝无成功希望。

正好汪精卫也在四处收罗反蒋武装，他给李宗仁发来电报，提出尽弃前嫌，重新合作反蒋，并表示张发奎的第四军可归李指挥，以联合进攻广东。

汪、桂一拍即合。李宗仁当即组织“护党救国军”，他自任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张发奎虽听从汪精卫的要求与桂军合作，但他并不甘心充任李的部下，因此没要任何名义，仍然是当他的第四军军长。以后两军在一起作战时就被合称为“桂张军”。

蒋介石得报，赶紧让新近投奔他的石友三抽调军队南下援粤。蒋介石本希望石部的南下，能为解救广东局势助一臂之力，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举不仅没有给广东那边帮上什么忙，还差点让自己遭遇阴沟里翻船的厄运。

<h2>幺二三</h2>

西北军将领公开场合或着戎装，或穿长袍，西装革履的人少之又少。石友三就属于极少数的“西装革履”，他的孤僻和不合群由此可见一斑。

非常之人往往能行非常之事。韩复榘、石友三同样是反叛冯玉祥，但韩更多是出于不得志；石却是在骨子里就有反叛的基因。

西北军里的人背后给石友三起了个绰号，唤为“石幺三”或“幺二三”。此典出自北方赌博时的场面，赌徒在掷色子时，通常都会在一旁叫喊，希望出现某个点数，叫作赶点。所有点数里面，“幺二三”是最小的点数，如果庄家掷出这种点数，对家就不用再掷了，可以直接赢钱。

一个奔着“幺二三”来的赌徒，在掷出这个点数之前，会看着色子不断变化。人们以此来形容石友三的反复多变，所谓“石幺三”，就是石友三的谐音和“幺二三”的简称。

西北军将领从内部叛出，多少都会背负心理压力，韩复榘就是如此。他把反叛主要归因于石敬亭的逼迫，在集合官兵讲话时，几次提起：“西北军有石敬亭在，就没有我们的饭吃。”还说道：“我的离冯，是石敬亭逼的。”都是为了减轻自己的包袱。

与韩复榘不同，石友三毫无类似的压力感。他的口头禅是“老哥们儿”，凡属西北军的人，无一不为石友三口中的“老哥们儿”。某次，石友三与友人一起喝酒，喝到酣处，友人跟他开玩笑：“你总是亲热地称你那些同僚是‘老哥们儿’，可为什么又要对这些‘老哥们儿’时叛时降呢？”

石友三脸不变色心不跳：“泥菩萨碰了头，还得叮当乱响，老哥们儿说不好，就揍一场，那还值得稀奇吗？揍完了，气一出，谁赢都是一样，反正大家都是老哥们儿嘛。赢一把，输一把，又算得了个球？”

石友三首次投蒋，算是掷了个“幺二三”。蒋介石不仅封其为第十三路军总指挥，还另外委任他为安徽省主席。这让从未得到过属于自己的地盘的石友三来说，可算是喜从天降。

接到蒋介石要他抽兵南下的命令时，石友三尚未在安徽正式就职。他可不想在还没能过上瘾的情况下，就扔下即将到手的地盘出去给老蒋打工，也不太愿意分自己的兵，就故意发电报过去，请求准许他全军南下。

石友三的意思，老蒋需要他屯守安徽，断然不会同意这一请求，那就可以顺水推舟赖着不去了。谁知此举恰得其反，不发电报，老蒋还只是持试试看的想法，你石友三能抽就抽，抽多少都随你。电报发过去，老蒋会错了意，真以为石友三积极性高涨，欲到前线去为他立功，居然来了个复电照准！

这下轮到石友三进退两难，大伤脑筋了，不得已，他只得率部南下。按照蒋介石规定的运兵方法和路线，石部须先由浦口分乘木船到上海，然后再乘海船前往广东。当他们到达浦口车站时，汪精卫派来的使节邓粹英前来拜见，并极力游说石友三反蒋。

邓粹英翻动唇舌，煞有介事地说：“蒋很可能利用你军全在船上的机会，中途各个消灭。”

浦口的木船每艘都载不了多少人，船与船之间的距离也拉得很长，一旦遇到突发事件相互之间很难照应。若是蒋军真的要动用海军逐个消灭，石部完全无法抵抗。

如果邓粹英面对的是其他人，这套说辞未必会起到太大作用，因为不管它听起来多么有道理，毕竟都只是阴谋论，邓粹英也提供不出任何有力证据来加以证实。可是“石幺三”不一样，反叛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只要有一丝威胁到自己的可能，他都会毫不犹豫地动这个念头。

<h2>一身冷汗</h2>

石友三个高清瘦，面容削长，其相貌不似通常所见的军中莽汉，倒更像是一位中学的学生领袖。只有在说话时，那一口一个“八代祖宗”“兔崽子”才会泄露本色。

虽然粗鄙少文，在西北军这个“粗人天地”中也不甚得志，但石友三的志向却不小。有好友劝他改一改朝秦暮楚的毛病，他先喟然叹道：“算啦算啦，打从穿上二尺半（指军装）这一天，就没打算能活着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总算咱石友三命大，没死个不明不白。事到如今，能多活一天，就算咱多赚了一笔。”

要说这些话还都不算太离谱，离谱的是下面这一句：“有一天，造化大，能做个几天主席，海陆空军总司令，那还不都是咱祖上的德性？”

原来石友三连老蒋的交椅都惦记着。现在加上邓粹英的一番挑拨，他便决定造老蒋的反。

石部的数十门大炮被排列在浦口江岸，对准南京就是一顿乱轰，同时石友三还派便衣队潜入南京城内乘势扰乱。

蒋介石根本就没料到石友三会来这一手，事先没有任何防备，南京城内也只有一个团多一点的宪兵以及黄埔军校的数千学生，根本无力招架。炮声中，南京政府各部院纷纷迁逃，城内乱成一团。

眼看着石友三就要一鼓作气攻进南京城，但这厮在喜好掷“幺二三”以及好高骛远的同时，却又有着另外一个毛病，那就是胆子特小，不敢做大事。炮轰南京后，他不是继续进攻，而是北撤退入河南，依韩复榘为食去了。

虽然广东方面未能从石友三那里得到援兵，但因事前蒋介石已察觉张发奎有回师攻粤的计划，提早就让何应钦率部到广东协助陈济棠，并在广州外围打造了坚固防线。桂张军长途跋涉，疲惫不堪，面对守军的深沟高垒难有进展。李宗仁见状，只得将桂张军全部撤回广西。

饶是最终转危为安，蒋介石也已被石友三给吓出了一身冷汗。这石友三炮轰南京不说，在北撤河南途中，还缴了沿途驻军的枪械，津浦线的车皮也被他搂草打兔子全部带走，着实可恶至极。

石友三避入的河南乃是韩复榘的地盘。自韩复榘叛冯投蒋之后，蒋介石不但继续保持了他河南省主席的地位，而且还赠送大宗款项和大批武器，韩复榘由此得以扩充兵力，所部由数千人发展到三万多人。

韩复榘属于那种“一次失了节，以后再也不想守贞”的人。不管蒋介石如何待他，他始终对这个新主子抱着极强的防范心理。投蒋之初，他就想把石友三、马鸿逵两部都拉在一起，以结成一个足以自保的军事集团，只是蒋介石棋高一着，封官许地时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韩复榘的意图这才未能得逞。

韩复榘对南京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南京军政部为防止韩部暗中扩充，要求点名发饷，但韩复榘却坚决拒绝，一定要统一领取，自行分配。此外，在军政设施和人事问题上，也是独断独行，并不完全按照南京政府的命令行事。甚至，韩复榘还暗中对蒋介石以外的实力派进行多方拉拢，在北平、东北、山东、河北都派有代表，随时准备依风向而动。

对这些情况，蒋介石多有耳闻，只是鉴于时局动荡，以及进一步分化西北军的需要，不得不暂时予以容忍，但是涉嫌反叛就不一样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韩、石关系密切，早在石友三炮轰南京时，蒋介石就认定韩复榘可能参与了这次叛乱，为此特地给身在郑州的唐生智发去一份密电，大意是：据报韩复榘不稳，他来郑州会你时，希予以扣留。所遗河南省主席一职，由你兼代。

唐生智收到密电不久，南京军需署署长俞飞鹏奉蒋命，亲自将一部分弹药和军费押送郑州，送给唐生智作为对付韩复榘之用。

随后，韩复榘果然由开封来到郑州。两人见面时，卫士都留在了外面，唐生智如果要予以扣留或擒拿，简直易如反掌。

寒暄已毕，唐生智突然对韩复榘说：“石友三已经动起来啦，你拿他怎么样？”

当初韩、石、马一同叛冯投蒋，之后韩复榘驻河南，马鸿逵驻徐州，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三人之间订有密约，结成了三角军事政治同盟。加之韩、石关系密切，所以之后石才会投韩，韩也甘于冒风险予以收纳，但这并不表明韩复榘会和石友三一起叛蒋，事先他对石友三反叛的事也一无所知。

听唐生智说完，韩复榘随口便答了一句：“我有什么办法呢？”唐生智见状，就把蒋介石的那份密电给掏了出来。韩复榘接过一看，脸色陡变，顿时双膝一软就跪在了唐生智面前，连声哀求：“请总司令救命！”

唐生智一边将他扶起一边说：“你怕什么！如果我要为难你，会把这个密电给你看吗？”

原来唐生智这时也正要反蒋，所以根本不想执行蒋介石的密令。

蒋冯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有心重用唐生智，对他说：“汉卿（张学良字汉卿）是东北边防军事长官，将来你就担任西北边防军事长官，负起建设西北的责任。”

屯兵西北，曾是白崇禧极力谋求而不可得的权利。蒋介石打算让唐生智坐镇西北，并将徐源泉、杨虎城甚至于蒋鼎文、杨杰等中央军部队都交由他指挥。

唐生智当时却不以为然地说：“建设西北嘛，我看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

蒋介石见没能打动唐生智，又准备请唐生智帮他训练中央军：“如果不去西北，我们就重新训练军队，德国顾问已经找来了，就请你负这个责任。”

唐生智仍未置可否。蒋介石最后表示：“你希望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有机会到外国去走一趟也可以。”

蒋介石却不知道，唐生智真正想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取彼而自代。

<h2>绕不过去的一道坎</h2>

石友三的心大，唐生智的心也不小。只不过石友三多少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唐生智却拥有与雄心壮志相匹配的足够资本。

当然了，相信自己有能力坐天下的人绝不止一个。唐生智能够始终不渝地惦记着老蒋的龙椅，除了平生所受到的军事教育、多年征战的军事履历和指挥能力给其信心外，还有着他所认为的天助神佑作为支撑。

民国时候的打仗就跟出海打鱼一样，谁都不知道出去了是满载而归，还是葬身鱼腹。唐生智历经战事，眼见同辈之人伤亡过半，触景生情处，也不免常有兔死狐悲、空虚寂寥之感。有一年他乘在省城开会之际，抱着姑妄听之的态度去听人讲经说法，一听之后，令他大为惊异。

唐生智并不是“石幺三”那种土包子军人，一般胡吹乱道的星相、巫师根本就看不上，而当天主持说法的人也确非等闲之辈。此人是一名居士（即在家的佛教徒），名叫顾伯叙，从小学儒，十九岁开始学道，两年后又转而学佛，对儒道释均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

与顾伯叙见面详谈后，唐生智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顾伯叙主张“入山门不言俗，出山门不言道”，这让唐生智在战争内外有了新的心理支撑，从此他不仅决定自己持斋礼佛，还拜顾伯叙为师，称为“顾老师”。顾伯叙则以唐生智为护法（指保护佛法的人），两人相约，唐不再找第二个老师，顾也不再找第二个护法。

自北伐开始，唐生智就定期请顾伯叙去军队布道，据说他的第八军官兵都曾由顾摩顶受戒，因此称为佛教军。唐生智曾希望顾伯叙直接出来做官，在对方坚辞不就的情况下，便采取了留在幕中，有事请教的方式。顾伯叙亦有自己的处事原则，他从不主动参与军事政治活动，任何情况下唐生智不来找他，他就绝不去找唐。

顾伯叙的声音非常洪亮，辩论说理，滔滔不绝，他还喜欢讲笑话，加上身材较胖，平时看上去不似佛教徒，倒更像一个名士派的风流人士。当时社会上对他也有各种传言，有说他行径反常的；有说他拥有六房姨太太的；有说他酒量奇好，一次能喝白兰地两大瓶的；还有说他身为佛教徒，却每天宰鸭杀鸡，且只吃鸡鸭内脏的。

李宗仁听到的有关顾伯叙的八卦更为不堪，说顾伯叙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乃是一个十足的酒肉和尚。至于顾伯叙有多大神通，李宗仁也根本不信。虽然李品仙等人称“顾老师”有时的确很灵验，连唐生智家里的琐碎事务都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李宗仁认为，顾伯叙可能就是一个能干的侦探，一个包打听而已。

两人同在北伐军营时，李宗仁曾饶有兴致地缠着唐生智，让唐生智给他介绍“顾老师”一见。唐生智是何等聪明之人，一听就知道李宗仁不信这一套，只是拿来开心而已，便选择了笑而不答。

李宗仁不会了解顾伯叙的重要性。唐生智如果只想看个手相，测个风水，他就不会一直把顾伯叙留在身边。事实上，顾伯叙不仅是唐生智的精神导师，还能在一些唐生智本身尚把握不定的地方给他打气。

昔在长沙，蒋介石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检阅唐生智的第八军。当他骑马从军乐队前经过时，其坐骑受到号声惊吓，突然拔足狂奔，将老蒋从背上甩了下来。

对于蒋介石阅兵堕马事件，顾伯叙的解释是“蒋总司令将爬不过第八军这一关”，将来蒋氏失败，继起者或者就是他唐生智也未可知。那时，顾伯叙已经看出，唐生智今后要想成就霸业，蒋介石将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若不把老蒋打掉，他的幕主兼护法就只有认命给人打工的份了。

有福之人人服侍，无福之人服侍人。唐生智自视极高，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愿意服侍别人的，包括老蒋。顾伯叙所起作用，不过是通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示，来进一步强化这种心理。

既然佛都说了，自己最有可能取蒋而代之，唐生智便一直存有觊觎老蒋之心，别说给蒋做部下，就是同殿称臣他都不愿意。这也是当初蒋百里极力戏说他联蒋而遭到拒绝的内在原因之一。

被新桂系击败并被迫下野，无疑让唐生智沮丧过一阵，但是复出后顺利掌握旧部，并在蒋冯之战中令蒋介石都刮目相看，又让唐生智的自信心像气球一样膨胀开来。

唐生智曾经扬言，要先打垮冯，才反蒋。蒋冯之战虽然并没有能够让冯玉祥垮掉，但也已经打得西北军不敢出潼关了，于是接下来，他便布置起了反蒋这件头等大事。

<h2>偏向虎山行</h2>

为了回应当年的老蒋阅兵堕马事件，唐生智将自己部队的编号恢复为老第八军。在内部召开反蒋会议时，他强调：“非常的事，应有非常的动作。”

众将中，唯有第五十一师师长龚浩对反蒋持有异议。他认为唐生智过去在武汉附汪反蒋，到这次被蒋介石起用，相距还不到一年。尤其是唐生智在蒋冯之战中的表现得到蒋介石认可后，蒋对他更为重视，可以说是要什么给什么。这种情况下，还要扯出反旗，就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了。

龚浩主张韬光养晦，继续投于老蒋麾下，借蒋的力量来壮大自己。无奈唐生智主意已定，对龚浩的建议不予采纳。

碰壁之后，龚浩又转而劝唐生智快干，速战速决，以免夜长梦多。唐生智仍不接受，他指着地图，很生气地对龚浩说：“你不看路程好远吗？”

龚浩十分失望，此后便常常不穿军装穿长袍，消极情绪溢于言表。

不顾军中有识之士的反对，唐生智开始用慢火细炖的办法来酝酿反蒋。他没想到的是炖着炖着，却让冒冒失失的石友三给抢了先，在没有任何征兆和铺垫的情况下，浦口反蒋的炮声居然就响在了他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