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3日，吴稚晖致电冯玉祥，称冯虚悬爱民之志，实质不过做了阎锡山的傀儡，同时劝他摒除干戈，以艰苦卓绝的精神投入建设——你有这闲工夫闹事，多救济一下大西北的灾民吧！

冯玉祥接电后大怒，他自认熟读《三国》，又嫌幕僚写的文章太过文雅含蓄，便亲自执笔，用《三国》中诸葛亮骂死王朗的笔体，草拟了一封复电。

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先生，不言党了，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众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目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老冯游戏笔墨，写来甚是酣畅淋漓，在他的想象当中，吴稚晖一读之后必然会气满胸膛，然后大叫一声，撞死于马下。

可惜的是，吴稚晖的脸皮并不像王朗那样吹弹即破，也就不可能发生被骂死的情况，反过来，老冯自己倒很快就被动起来。

在蒋氏幕府，吴稚晖素有“疯狗”和“妖怪”之称，他与张布雷等笔杆子不同，笔战其实不是他的真正强项，他最擅长的还是打嘴仗，“放屁”乃是他的口头禅。冯玉祥亲自上阵来吵嘴，恰好点燃了他急欲喷发的肾上腺素。

吴稚晖先是提笔起草一封复电，将正在得意扬扬中的冯玉祥一顿臭骂。于是，起初讲究论经据典的笔战迅速发展成以人身攻击为主的骂战，“老少年”在其中如鱼得水，好不惬意。

在吴稚晖的诸多“骂作”中，有一篇名为“从东说到西”的文章最为有名。在这篇大作中，他从东到西，将参与反蒋的三个大人物冯、阎、汪全都拎出来骂了个遍——

冯玉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不要东张西望，说的就是你。你还不要会错了意，你虽有曹操的野心，可注定取得不了曹操一般的功业。你问我这是为什么，简单，因为你是“草包出身”！

阎锡山：治世的村中魈，乱世的狐狸精。我给你算过命，你终有一天会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中！

汪精卫：治世的好阿囝，乱世的泥公仔。别看你自诩什么党的领袖，没用，成不了多大的气候，最后只会跌进汤罐里，越弄越糟！

……

<h2>总有一个投对的</h2>

在“被观音姐姐摄入净瓶”之前，自然谁都不甘心就范。冯玉祥一离开太原，阎锡山就打电报给蒋介石，说他已将冯送回潼关，以后凡涉及冯的事请和冯直接电商，他本人不再负从中调解之责。

为了达到以退为进的目的，阎锡山紧接着又发了一份伪称要下野的通电。通电一发，西北军将领、晋军将领便先后联名发电，坚决对阎锡山进行挽留，并表示愿追随阎奋斗到底。包括西北军、晋军、张桂军在内的国内57名将领更联名通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他还政于民，化干戈为玉帛。

这是一次人气的大测试，蒋介石所面临的局势突然变得相当不利。蒋介石急忙再派方本仁、何成浚、吴铁城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

何成浚首先找到周玳，对他说：“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再有战事。”周玳早有所备，他根据阎锡山交代的意思回答：“只要发清平津卫戍部队的欠饷，并且保证以后按月发放，同时解决山西省发行公债的问题，我可保证不会发生战事，不然就很悬了。”

何成浚等人又去找阎锡山，阎锡山也如此说了一番。

都到了这个时候，阎锡山的生意人本色依然不变，他记挂的还是钱的事。何成浚等三人见状，就给蒋介石发去电报，并由吴铁城回南京向蒋介石当面进行报告。

吴铁城回南京后给太原发来电报：“委座承认这些条件，可能会照办。”

方本仁、何成浚把电报送给阎锡山看，阎锡山看过之后仍满腹狐疑：什么叫“可能”？得“一定”！让蒋介石亲自打个电报过来才能算数。

过了几天，蒋介石按照要求发来电报，但电报上却没有对此做确切答复。阎锡山十分生气，说：“蒋介石毫无一点诚意。”

方、何知道阎锡山对蒋不满，赶紧说：“我们回去再与委座谈谈这个问题，看看情况。”

方、何一走，劝阎打蒋的各方代表们便又活跃起来，其中以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新桂系的代表潘宜之怂恿最力。

周玳深恐阎锡山上了这些人的当，劝谏他说：“你不要听这些人的话，冯这人极不可靠，你忘了方顺桥的事吗？这仗是打不得的。”

阎锡山听了摇摇头：“你不能老是看过去。要知道蒋介石几次要收拾冯，冯对蒋恨极了。现在要是和我共同打蒋，这是他求之不得的，他一定会竭尽全力。”

阎锡山认为，自潼关首发讨蒋通电后，冯玉祥在反蒋上已无退路，不太可能再变卦了。

对于今后如何拿捏冯玉祥，他也显得成竹在胸：“（冯玉祥）好贪眼前的小利，只要我们在物质上能满足他的欲望，哪能再生半途捣乱之心呢？他固然很狡猾，打完蒋以后可能会捣乱，但他是个老粗，没有远见。我自有办法对付他，你不必多虑。”

包括冯玉祥的西北军在内，各方反蒋实力派的兵力加一起，要比蒋介石的兵力大一倍有余，阎锡山据此认为准能打垮蒋介石。当务之急就是赶快把这些实力派都拉拢到一块儿。

韩复榘、石友三是谁都想要的。在正式表明立场之前，这哥儿俩就预先进行了商量，商量下来，认为蒋阎的势力都很雄厚，胜负难料，为将来计，两人应各投一方。这样无论蒋阎之间谁胜谁败，两人中间总有一个投对的，到时仍能互相接济。

韩复榘厌恶阎锡山，选择拥蒋，石友三也不喜欢阎锡山，可是因为浦口之变，他更怕蒋介石不容，所以还是选择了拥阎。

石友三派代表来太原联系。阎锡山认为石部实力相当雄厚，而且军队驻扎地河南新乡又正当要冲，若关系处理不好，将来打蒋会有不小的障碍，于是就派赵丕廉去与石友三洽谈。

以前赵丕廉曾许诺给石友三提供资金，可因没有得到阎锡山的同意，事后又被推翻了。这次他多了个心眼，特地就此向阎锡山请示。阎锡山给了句话：“石如要款，你可斟酌答应。”

赵丕廉认为这是放权让自己看着办的意思，便高高兴兴地去了。

洽谈结果很好，石友三提出打蒋的代价是八十万元，赵丕廉觉得这个价格尚在尺寸上，不算离谱，就当场应允下来。

谁知赵丕廉回晋复命时一谈到许诺的这笔钱，阎锡山的脸就拉了下来，他很不高兴地对正好也在场的周玳说：“咱们的代表一到外边就做起皇帝来了。”并斥责赵丕廉：“你先回去吧！”

阎锡山是嫌给石友三的钱太多了。过了几天，他怕石友三有变，又派别的代表与石友三联系。

石友三对此很生气，但是韩复榘派人对他说：“你已与蒋决裂，就不能再和阎翻脸了。你还是应该派个代表去见阎，商量打蒋的事要紧。”

石友三听了认为有理，这才勉强与阎恢复联系。按照双方重新商洽的结果，“开拔费”由八十万元降至五十万元，阎委任石为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外，并将山东省主席许给了他。

除石友三外，阎锡山另外还以河南省主席、安徽省主席等未来虚拟的官帽为饵，拉拢了万选才、孙殿英等其他杂牌军头入伙。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张学良，那个曾经被蒋、冯、阎、李逼到关外，如今却足以左右南北情势的人。

<h2>举足轻重之势</h2>

阎锡山所谓邹鲁代表张学良签字一事，虽然只是一厢情愿，但整桩事情倒也并非完全捕风捉影，子虚乌有。

论政治远见，阎锡山比冯玉祥要强多了，他可不认为“胡匪儿子”不用介意，而且也了解张学良举足轻重的实力。早在与蒋介石发生笔战之前，阎锡山就让邹鲁携带一封电报稿去沈阳，以征询张学良的意见，而这封电报稿就是阎要蒋礼让为国，和他同时下野出洋的那封通电。

鉴于张学良与蒋介石所起争执，主要来自对苏交涉，阎锡山还答应，一旦将来组织起反蒋政府，外交部长可由张学良推荐。

可是直到通电发出，邹鲁别说征求意见，根本连张学良的面都没能见着。

阎锡山只记得蒋、张由对苏交涉引起了纷争，其实那段故事早就已经翻篇了。蒋介石岂能不知道东北军对现实政治的重要性，除了在日记中发泄发泄外，他并不愿意在公开场合开罪张学良，反而能迁就便迁就，能妥协就妥协。

在与张学良的使节莫德惠谈话，并在日记中发了一通牢骚后，他马上就给张学良发了一封长电，以很委婉的语调阐述了中央在对苏问题上的办法及用意，并在文末嘱咐张学良推荐赴苏代表以及外交部次长人选。

早在杨永泰的“削藩策”中，就强调要用外交方法来对付张学良。蒋介石除了在北平密谈中对张学良进行积极拉拢外，又在1929年冬派吴铁城赴东北，对东北军政高层进行宣抚。

吴铁城不是首次来东北，东北易帜就是他的杰作，也是他一生最引为自豪、最为骄傲的经历。当年他曾遍访东北各地，并在长春车站发表名言：“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那时正是东北人心惶惶之时，吴铁城的低姿态和好口才立即博得了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东北军政界的好感。

再赴东北，吴铁城主要就是为了抚平东北军在中苏同江之战中所受到的委屈。当年南京政府首颁青天白日勋章，用以奖励保家卫国、抵御外侮的有功军职人员。吴铁城代表南京政府，将第一号到六号勋章分别颁发给了张学良等六名东北军将领。

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敌意由此少了很多，不过他仍希望与阎锡山站在同一阵线，以便在对蒋问题上处于主动和有利的位置。蒋唐战争期间，张学良曾和阎锡山一起发出联名通电，宣布拥护中央统一。

蒋唐战争结束后，当张学良认识到蒋介石的力量已经加强，而阎锡山的威信反而降低了时，曾对亲信说：“以后不可再轻言反蒋。”

从这时候起，张学良开始有意识地在蒋、阎之间选择不偏不倚的立场。蒋阎关系的破裂，对他而言绝对是个利好消息，他乐得不参与其中，以造成举足轻重之势。这就是他迟迟不肯接见邹鲁的主因。

闻知邹鲁不得其门而入，阎锡山又派梁汝舟出使东北，并且对他说：“中止反蒋，对各方面牵制掣肘甚多。冯先生（冯玉祥）昨日派人来说，反蒋是正义，不能以利害定行止。我看你还是去沈阳走一趟吧。如能使东北加入反蒋行列，则希望大些。”

梁汝舟回复：“我的意见，义不容隐而不言，至于最后决定，当然是您的事。既然决定继续反蒋，我就起身赴沈阳，并以迅速为好。”

邹鲁只是不为南京政府所容、到处游说的一个无主政客，梁汝舟却是阎锡山身边的要人，可直接代表阎锡山的意志。张学良自然不能再简单地将这位山西来使拒之门外。他接见了梁汝舟，并且说：“我在东北的处境，非常困难，我不能支配老前辈，而老前辈却可影响我。反蒋之举，需要开一次会，如能说服大家，就可决定。”

张学良所说的老前辈，是指和他父亲张作霖同一辈的东北军元老，如张作相、杨宇霆、万福麟、汤玉麟。之前，杨宇霆因被主所忌，已遭到诛杀，张学良以此树立了自己的统治权威，但由于他上台系得到了“辅相”张作相等人的支持，因此仍非常尊重张作相等元老派的意见。

过了几天，张学良来到梁汝舟下榻的寓所，对他说：“我很抱歉，老者们通不过，经我一再争执，决定采取善意的中立。就是对蒋先生这一战争，东北决定中立，但对阎先生，我们要加上‘善意’两字。请思转达阎先生多加原谅为感。”

话说得这个份上，梁汝舟不可能再勉强人家，只得动身返晋。

梁汝舟成为蒋、阎双方代表中第一位抵达沈阳并得以与张学良会晤的人。五天后，南方的方本仁才奉蒋命来到沈阳。

<h2>主张公道</h2>

方本仁曾是北洋政府旧人，做过江西督军，传说和张作霖还有金兰之谊。方本仁自然是要劝说张学良拒阎拥蒋，但因为已被梁汝舟捷足先登，此行收效不大。

蒋、阎发生笔战时，张学良采取的方式是通电呼吁和平。蒋、阎都给张学良发了复电，阎锡山在复电中说：“我主张戡乱不如止乱，正是为呼吁和平。”蒋介石则声明他与阎锡山并非私人意见之争，而是关系党国存亡的统一与分裂之争。

虽然张学良在通电中没有明显偏向于任何一方，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电文中却把蒋、阎同等看待，称为“介、百二公”。显然，这就是张学良所说的实际偏向于阎方的“善意中立”。蒋介石因此在复电中专门叮嘱张学良要仗义执言，促阎悔悟。

正是看到张学良在态度上的这种微妙差别，阎锡山又增强了拉张的信心。阎锡山对张学良的估计是，张学良是少年派，子承父统的威力还相当大，这个年轻人不太容易抓住。不过张学良在关外因受到日本的控制和威胁而头疼，因此也一直有向关内发展的趋向。

张学良要向关内发展，首先要进入的区域便是华北。阎锡山认为，如果他提出关外东北各省和关内黄河沿岸各省实行统一合作，一定可以引起张学良的兴趣。因为东北华北统一合作，并不就意味着反对南京政府，而是可以视为“反对蒋介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同样张学良也不需要动用东北的兵力，从他的立场和利益考虑，应该可以接受。

阎锡山有一套自己的人生哲学和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主张公道”。所谓“公道”，按照他的解释，就是要大家为公，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共同解决问题。不管到哪里讲话，他张口闭口总是“主张公道”或“主持公道”。口头如此，公文上也最喜欢用这四个字，甚至后来出师南下的晋军士兵都戴着“主持公道”的袖章，因此有人将阎锡山戏称为“主张公道的将军”。

阎锡山用以抓住张学良的办法，就是首先由阎领衔，冯、张副署，共同发表一份通电。这份拟好的电稿发至沈阳后，阎锡山对周玳说：“张汉卿（张学良）可能会同意照办。此电如由沈阳发出，力量就大得多了。张如能参加打蒋，那么我们就既无后顾之忧，还能增加一股很大的生力军。”

在阎锡山看来，要是张学良能参加打蒋自然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只要他能采取“主张公道”的态度，站在阎、冯一边说话，就可以解决一大半问题。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见方本仁、何成浚在阎处铩羽而归，又改派赵戴文持自己写给阎锡山的亲笔信，由南京赴太原，再度对阎锡山进行劝说。

有兵刃的气壮，无家伙的胆虚。有了蒋介石的亲笔信，赵戴文此行威风了不少。他一到太原，立即见阎，并且声色俱厉地对阎说：“听说你要造反，有这事吗？”

阎锡山忸怩着说：“次陇，你干吗发这样大的火，坐下来慢慢地谈。关于讨蒋的事，是大家的意见。”

还没等阎锡山说完，赵戴文就打断了他的话：“委座（指蒋介石）率军北伐，业已成功；统一中国，威信已孚；他是政府，你们是他的部属，你要领头打他，这不是造反吗？！”

阎锡山尚未能回过神来，贾景德和薛笃弼恰好来到了阎府。这二位并不知道赵戴文回晋，只是有事找阎，没承想一进门就撞上了怒气冲冲的黑煞神。

贾景德虽然平时也雄论滔滔，但正所谓“蓝靛染白布，一物降一物”，他怕就怕遇上赵戴文。过去十多年，赵戴文都住在阎锡山的督军署里，结果贾景德就不敢踏进督军署半步。贾、阎商谈，只能利用一条仅通两人的电话以交换意见。

作为阎的主要幕僚，赵、贾应该说对阎都无二心，但在拥蒋还是讨蒋问题上，态度泾渭分明。赵戴文是明知阎不是蒋的对手，不愿阎因触龙须而遭不测之祸，贾景德则一心想着要辅佐阎成为国家元首。因此之故，两人更不相能，几乎到了有你无我，有赵无贾的程度。

一看到贾景德，赵戴文便气势汹汹地拿手杖指着他说：“我听说全是你怂恿总司令造反。以后你再说，我要拿手杖打你的头！”

贾、薛见势不妙，急忙落荒而逃。逐走冤家对头后，赵戴文更加精神抖擞，他接着规劝阎锡山：“委座正在治理国家大事，全国人都很厌战，希望过太平日子，你这样做，就不怕挨天下人的骂？”

<h2>荒唐啊荒唐</h2>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起，赵戴文已在南京待了一年多，他了解蒋介石的实力：“他（蒋介石）的内部对他信仰很深，已经成了铁桶子，军队力量也很强大。你以为联合的人不少，可这些人不是乌合之众吗？他们见利则争，见害则避，打起仗来，哪能靠得住。你要打他，不是自取灭亡吗？”

赵戴文对赶集似的跑来太原的说客最为不屑：“你看，来太原劝你的这些人，多半是一些流氓政客和失意军人，你怎能听他们的鬼话呢？这不是叫他们把你迷糊透了！”

给赵戴文这么一敲打，阎锡山讨蒋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准确地说，是被吓住了。他随即电告张学良暂时不要发布讨蒋通电。

对于要不要列名于三人联衔的讨蒋通电，特别是还要由关外发出，张学良也正处于犹豫彷徨之中。他固然不肯冒险，可是如果冯、阎真的停止反蒋，就怕面前的跷跷板失去平衡，自己在与蒋的关系上重新处于不利位置。

恰在左右为难之际，阎锡山来了这么一个电报，让张学良心里更加没底。他不知道阎锡山究竟在捣什么鬼，难道蒋阎又和解了？

张学良的秘书长王树翰奉命到太原察看动静，并重申张学良对国事息事宁人的主张，以便万一蒋阎真的和解，好给自己留一条退路。

结果王树翰去了一看，居然是这么一回事：一心要做反蒋领袖的阎锡山被人几句话就给吓尿了！

荒唐啊荒唐，最荒唐的不是别的，是阎锡山竟然还在《山西日报》上发表谈话，说：“我听了赵次陇的话，才大彻大悟。”

张学良闻报，便顺势复电阎锡山，称这份联衔电稿尚有需要商酌的地方，因此不必急行，等彼此酌定后再如何如何。

晋军将领在惊疑不定的同时，也都为“总司令”的窝囊之举感到脸上无光。周玳跑去问阎锡山：“这是干什么？”阎锡山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被吓尿了，勉强找了个理由说：“这是缓兵之计，是应付省党部的。省党部见报，必然告诉蒋，这就会稳住他的心，不再做积极准备。”

周玳听了，知道阎锡山这么说是纯粹为了给自个儿遮脸，就不便再问下去了。

徐永昌看到阎锡山将谈话登报后，也急匆匆地找到周玳，一见面就说：“赵次陇实在误了阎的大事！”

徐永昌和赵戴文的意见原来的确是完全一致，但那还是在放冯玉祥回陕，或者说决定打不打之前。现在冯玉祥已经回陕，蒋阎也已经决裂，“打不打”早就变成了“如何打”，这时怎能再轻易动摇决心？

赵戴文虽然大多数时候头脑都很清醒，但作为一个文人本质的政客，有时亦不乏腐儒之见。在徐永昌看来，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不是不知道阎锡山起兵在即，已难以勒住缰绳，他是故意安排了一场阴谋：先以造反的罪名吓住赵戴文，再通过赵戴文吓住阎锡山，这样无论阎锡山最终出兵与否，最后对内对外的威信都将一落千丈。

除了影响威信外，徐永昌料定，在蒋阎决裂之后，蒋介石必然已抱定一劳永逸地消灭阎、冯、李等各大实力派的决心。若是山西方面就此软下来，让蒋介石得寸进尺，各个击破，后果将更加不堪设想。

过河的卒子难回头。到了这个阶段，徐永昌表现得义无反顾。他对周玳说：“我看现在打起来，纵然败了，还可以退守山西。如果在双方打得精疲力竭时，讲和也容易，况且我们不一定失败。他（指阎锡山）为什么不在这些方面多考虑考虑呢？我是新媳妇，不好说话，还是由你力谏才好。”

周玳作为代表，向阎锡山陈述了徐永昌及各将领的意见。阎锡山听后深为动容，随即召徐永昌入府进行详细商讨。

各方面代表闻知因为赵戴文来晋，阎锡山在讨蒋上又产生动摇，也纷至沓来，对阎进行游说。

这个攻击赵戴文：“赵次老是一个十足的书生，蒋介石表面上对他恭维备至，连走路都予以照顾，如出门口和上下台阶，蒋介石必亲自扶持，赵次老受宠若惊，早就迷糊了。他不晓得这是蒋介石惯于使用的虚伪手段，所以他对蒋也就忠心耿耿了。”

那个让阎锡山放宽心：“蒋的内部情况，决不是铁桶子，除了少数嫡系之外，都是同床异梦。至于那些杂牌军队，更不会为他卖死命，千万不要再犹豫。”

阎锡山至此才拿定了讨蒋的最后决心。他对王树翰这样解释：“前电所以暂行缓发，系因赵次陇（赵戴文）由南京返太原，劝我慎重行事，不得不略加考虑，但我反蒋已具决心，必须照前进行，所以仍请汉卿（张学良）支持。”

你以为讨蒋是儿戏吗？一会儿这，一会儿那的。张学良认为阎锡山对他缺乏尊重，纯粹在耍他玩，因此内心十分不满。针对阎锡山“照前进行”的要求，他没有做出任何肯定的答复，只表示他本人决不参加内战。

联络张学良的大事，就这样让赵戴文给贻误了。阎锡山悔恨交加：“唉，次陇早也不来，晚也不来，偏偏这时来，太不利了！太不利了！”

<h2>一片大好</h2>

蒋介石派赵戴文回晋，虽未能改变山西联冯讨蒋的结果，但却为他自身在拉张的竞赛中争取到了时间和空隙。方本仁在2月底再到沈阳，自此一直到东北军入关，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他始终驻于关外，除负责搜集北方情报外，也从未放弃对张学良进行拥蒋的游说。

此时蒋氏幕府中已产生出一个观点，即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拉拢取观望之势的张学良。在这一观点上，吴铁城和杨永泰基本一致，吴铁城凭借两赴东北的经验，更认为如果像方本仁那样，仅凭三寸不烂之舌去打动东北君臣是不够的。

3月中旬，吴铁城第三次奉命前往沈阳。这一次，他是在花钱方面得到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同意后才成行的。一到沈阳，吴铁城并不急于对张学良进行说项，而是整日在所下榻的饭店里与东北军政要员们欢宴赌博。

东北军政界赌博之风十分盛行，上至张学良，下至一般官员，几乎没有人不打麻将、玩牌九，而且赌资不小。吴铁城与张学良的重要幕僚顾维钧、汤尔和等人一起搓麻将，输赢常在数千元之巨。

吴铁城是麻将桌上的高手，也常常是当仁不让的赢家。如果那天他赢了钱，除留下五百元作为酒宴开支及赏钱外，其余全部退还；而一旦输了，则痛快掏腰包付账。

有一次吴铁城举行宴会招待东北要员，一共开了十几桌。饭后打麻将，他在每张桌子的四个抽屉里各放两万元，给要员们做赌资，输赢在所不计。

吴铁城和方本仁，一个花钱，一个动嘴，加上阎锡山自身在讨蒋上的前后反复，使得张学良逐渐发生变化，开始从对阎“善意中立”慢慢转向完全中立。

一股规模空前的反蒋浪潮在中原大地上呈迅速蔓延之势。自阎锡山发出讨蒋通电后，各方反蒋将领立即联合发表通电，拥护阎锡山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冯玉祥在潼关、李宗仁在南宁同时宣布就职。随即阎、冯一再电催张学良就副总司令职，但张坚守中立，未予理会。

当战火铺开，河南成为反蒋联军第一个要杀入的区域。之前冯玉祥多次联络韩复榘，希望韩复榘能够一道参加他的联阎反蒋行动。

韩复榘则已抱定了反阎拥蒋的念头。在致冯玉祥的密电中，他列举了阎锡山过去对不起西北军的种种旧事，说明自己为什么在郑州会有“扣阎之举”，言辞之中，仍对那次突袭的失手表示惋惜：“惜事机不秘，致阎走脱。”

韩复榘坚持“如若讨阎，愿为前锋”，但如果是附冯打蒋，他是绝不愿意干的。与此同时，他又不想与西北军作战，除了多少有些顾念旧情外，怕部下倒戈投冯是主要原因。为此他向蒋介石请求率部开至山东境内抵御晋军。

蒋介石认为韩复榘是一员悍将，部队的战斗力也很强，以此在山东抵挡晋军应该是合适的，于是便同意了他的请求。

事实证明韩复榘并不是杞人忧天，他在率兵东撤时，麾下一个骑兵师乘机脱离队伍，回归了西北军。

随着韩复榘东撤，河南空虚，西北军兵不血刃，顺利进占洛阳、郑州等重要城市。

至4月中旬，全国反蒋形势可谓是一片大好。阎、冯的几大盟友，南方的新桂系虽然受到广东粤军的牵制，但在讨蒋上已做好了军事准备，说出发就能出发。汪精卫则给予了阎、冯极大的政治支持，明确同意在讨蒋上与阎、冯进行合作，共襄盛举。

只有东北的张学良还没什么动静，不过也答应可以将武器弹药卖给阎、冯。这表明只要形势一直好下去，东北军入兵讨蒋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

阎、冯由此信心大增。有人在太原写了一首诗，用以描述阎锡山的心情：漫多晋北望江南，云气盘空剑气酣！云里乱穿关外月，几时飞过太行山？

冯玉祥同样激情澎湃，他对幕僚说：“这次行动，我们在军事上有压倒性优势，政治上我们是得道多助，蒋介石是失道寡助，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h2>先入关中者为王</h2>

阎、冯一致认为大举讨蒋的时机已经成熟，接下来瓜熟蒂落，就应该积极准备进攻了。5月1日，两人会于新乡，之后又同车抵达郑州。

到郑州的第二天，阎锡山即举行军事会议，确定以徐州、武汉为第一期进攻目标，分三路发动进攻，其中晋军主攻陇海线、津浦线，西北军主攻平汉线。

会后，有幕僚对冯玉祥说：“看情形，晋军意在包打徐州，长驱南下，抢先占领南京，借以树立阎的威信。”

在很多人心目中，晋军善于打防守战，对于大兵团的进攻作战却缺乏经验，之所以要包下陇海、津浦两线，只不过是想“先入关中者为王”罢了。

不过冯玉祥没有计较，他对幕僚说：“那好极了，就怕他们包不了，那时再看我们的。”

自第一次编遣会议以来，这是阎、冯最齐心的时候。之前，西北军驻天津的代表经太原返回潼关，沿途见到山西省国民党党部刷的许多旧标语仍然残留着，比如“打倒西北叛逆宋哲元、孙良诚、石敬亭”等，于是便给刘骥发去电报，请他转告山西方面予以除去。

这份电报被山西电务组截获。尽管山西省、县的国民党党部早就被查封解散，但阎锡山看到电报后仍然很重视，他当即限令各县县长在三天内将旧标语洗刷干净，尤其是对公路两旁、车站附近等显要地段更要派专人督办，绝对不准再留下痕迹。

等到刘骥去找阎锡山交涉时，事情早就被处理得妥妥帖帖。

5月6日，郑州会议结束，阎锡山返回太原，冯玉祥亦回洛阳。

临行前阎锡山对冯玉祥说：“大哥这里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吩咐，不要客气，我一定竭力办理。二、三方面军是一家人，我希望做到有苦共尝，有福同享。”

阎锡山的合作态度让冯玉祥十分满意，对前途也表现得越来越乐观。一回到洛阳，他便把西北军主力集中起来，举行阅兵誓师。近代史上著名的中原大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阅兵过程中，冯玉祥率领作为阅兵官的将领们骑马绕场一周，对以营为方队的各部进行检阅。某部军容较为整齐，引得众人纷纷勒马赞叹：西北军所处环境艰苦，能做到这样实属不易。

冯玉祥听到后立即下马，高声问营长在哪里。营长听见呼喊，也赶紧下马驱前行礼。冯玉祥握着他的手说：“老兄弟，辛苦了！”营长按照上级通知的措辞回答：“为民服务，不辛苦！”

接着，冯玉祥回头让随从人员拿出一条俄国毛毯、一只金壳手表，作为奖品赠送给这位营长。此谓树标兵以励斗志。

阅兵已毕，轮到主帅训话。冯玉祥让孙殿英先讲，孙殿英推托不过，只得开腔道：“我是孙奎元哪（孙殿英的名字，殿英是他的字）！这个名字大家大概不常听说，孙殿英大家比较常听说，在河南最响的名字是孙老殿！”

一说“孙殿英”“孙老殿”，台下有很多人耳熟——这不是那谁，盗东陵的盗墓贼吗？

果然，台上的人应承了：“我在东陵偷过皇上家的坟！”

孙殿英原属蒋介石旗下，新近刚刚加入反蒋联军。对于那段“鬼吹灯”的经历，他不仅没有丝毫羞赧之色，还从中就势牵出了叛蒋讨蒋的理由：“我在慈禧太后的坟里，弄出她枕头里的一个翡翠西瓜，一双珍珠鞋。宋美龄听说后（想要这些东西），便许给我装备新武器的一个混成旅，但是东西骗走后，什么也不给（我）。”

孙殿英俨然以下层可怜人自居：“大家想想，我是偷坟劫墓的贼小子，她骗了我还有人味吗？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打倒！”

在这里，孙殿英把因果完全颠倒了。实际上，是东陵案发后，他自己主动把翡翠西瓜和珍珠鞋拿出来，四处打点贿送，以求逃脱罪责。现在加入反蒋阵营，跟什么宋美龄骗他也没丁点关系，而纯粹只是出于杂牌们“顺风草、见风倒”的势利本性。

孙殿英固然难登大雅之堂，可是一个好汉三个帮，现在只要谁肯跟着他一道拿菜刀去砍老蒋，冯玉祥都愿意吸收和接纳。

轮到冯玉祥讲话了。冯玉祥体格比一般人都更胖大魁梧，站在讲台上十分醒目。当然，最厉害的还是他那出了名的大嗓门，面对十几万人讲话，根本就不用麦克风：“铁喇叭不如我的肉喇叭！”

如何煽动士兵的情绪，冯玉祥比“盗墓贼”孙殿英要内行得多。他讲到此次出征的意义时，着力强调打倒蒋介石不仅是为解决西北人民的生活困难，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救中国——此间的逻辑关系就是蒋介石乃卖国贼，打倒卖国贼自然就是救中国。

说到最后，冯玉祥先把双臂前伸，然后按扇形方向，上下颤动着从队伍的一侧移动到另外一侧，嘴里高呼：“咳！咳！咳！”不知情的人乍一看，还以为是军队里负责布道的洋牧师呢。

<h2>打蒋就是一切</h2>

阎、冯发动中原大战时，孙连仲的部队分驻于甘肃、宁夏和青海，孙连仲本人也不太愿意与中央军作战。接到冯玉祥要求全军东下的命令后，孙连仲起初还想留下一些兵力以控制西北局面，冯玉祥坚决要求他把全部兵力调出来，在电令中甚至还说出了“胜则到江南组织政府，败则不惜同归于尽”这样的话。

孙连仲见状，不敢违令，只好将兵力全部东调。

什么时候得用力气，就是这时候得用力气，而且是全力。历次反蒋，以这一次老冯下的决心最大，铆的劲最足。西北军的总兵力一共二十六万余，被他一个不少地动员到了前线，真正是到了砸锅卖铁、破釜沉舟的地步。

对此时的冯玉祥来说，打蒋就是一切，谁挡着这条道，谁该死。

早在蒋冯战争时，谋士张钫因多次进言，坚持休养生息，反对仓促讨蒋，从而引起了冯玉祥的不满和猜忌，遂被冷落一旁。直到韩复榘、石友三倒戈，冯玉祥有所感悟，对张钫的态度才有所缓和。

从山西回到潼关后，张钫从冯玉祥那里接到一个差事，让他劝韩、石及地方有关方面参加讨蒋。如果是鹿钟麟那样的乖觉之辈，幕主说煤是白的，他不说是黑的；幕主说太阳从西边出，他绝不说从东边出。抑或是薛笃弼、邓哲熙之类纯靠嘴皮子混饭吃的说客，替幕主拉人乃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既然幕主吩咐下来，岂有不去之理。

偏偏张钫是个有头脑有见识的，且禀性忠直，无论自身处于何种境地，都不会认同太阳从西边出这样的谬论。他从大局出发，不顾冯玉祥已对自己产生了成见和看法，再次去电劝谏：“去春西去，今春东来，旌旗所指，民心惶惑，意若大战将临，大难即至，人心如此，公意若何？”

说完真实的民心民意，张钫又提到了退处西北的计划：“公如登陇，我愿追随，否则不敢苟同。公如不察，与阎合作，必贻后悔。”

劝冯玉祥休养生息的幕僚并不是只有张钫一人，另一位谋士张文穆也提出过相同的意见，但张文穆不敢犯颜，在憋宝似的憋了几句大实话之后，一看冯玉祥神色不对，马上就知难而退，转而祝冯玉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了。

张钫的话最直接、最坦率也最容易得罪人，他甚至还在电文中写道：“秦豫荒旱为灾，民不聊生，军食何来？”冯玉祥看到这些话后，认为张钫是在有意动摇军心，不仅不听忠谏，反而勃然大怒。

张钫体察民情，也愿意帮着百姓说话。冯玉祥派孙良诚率部乘车前往河南作战，部队与难民争车，以致发生冲突。张钫见此情景，连忙致电冯玉祥，让他约束军队，以恤灾黎。

冯玉祥一收到电报便跳了起来：这是在败坏我的军誉，阻挠我到河南的大计，杀！

一说杀，马上就有人头落地。冯玉祥的军法官萧楚材支持张钫的见解，并且对冯玉祥的举动也曾有所批评。冯玉祥派人将萧楚材予以逮捕，未经审讯，即活埋于开封。

处决萧楚材的同时，冯玉祥给前敌司令官鹿钟麟下达了一道密令，让鹿钟麟在郑州就地逮捕张钫。

此时西北确如张钫所言，灾民流离，嗷嗷待哺，各处救援西北的运粮车络绎于道，张钫正在郑州负责接收赈粮车。

在将赈粮分拨于灾民后，尚不知情的张钫前往西北军前敌司令部拜访鹿钟麟。鹿钟麟看到张钫后，脸上露出了惊骇之色，马上说他现在要接见外国人，让张钫先到里屋坐一会儿，稍等再谈。

张钫进屋后见到了同为幕僚的秦德纯，而秦德纯的态度也和平时不同。虽然想不到事情会那么严重，但张钫此时已有所警觉，他对秦德纯说：“我要找秘书长王钊志谈谈。”

王钊志一来，张钫就试探着说自己将去洛阳见冯玉祥。王钊志为人老实，说：“这样做好极了，老朋友一见面，啥闲话都完了。”

张钫听了心里咯噔一下，全明白了。他对王钊志说：“瑞伯（鹿钟麟字瑞伯）会外宾完了还在等我，有话要谈，谈完我就开车到洛阳去。”

与王钊志握手辞别，张钫即从别的院子绕出门去，乘汽车逃往开封。

发现张钫逃走后，手枪旅旅长吉星文派兵对郑州火车站以及张钫所住旅馆进行包围搜查，但一无所获，只得回去向鹿钟麟报告。

鹿钟麟让吉星文坐下来研究，结果研究了很长时间，也没有研究出一个结论和方案——张钫在西北军中有一定声望，而且在冯玉祥回潼关之前，鹿钟麟自己对讨蒋也存有异议，只是不敢说出来而已。他内心里不同意对张钫下毒手，实际上是在拖延时间，好让对方逃脱。

<h2>潘多拉魔盒

</h2>

驻军开封的杂牌军将领万选才过去曾是张钫的部下，刚刚才被阎、冯授以河南省主席。他告诉从郑州逃回来的张钫：“您这次去郑州真是危险极了，冯不原谅您，要逮捕您，回来就不要紧了。过两天孙殿英要来，我俩会到洛阳去向冯疏通。”

虽然万选才这么说，但对张钫而言，危险仍如影随形。这时他仍未忘记自己身负赈济灾民之责，经过两昼夜不眠不休的努力，在将救济款和存储的粮食全部发放到灾民手中后，他才乘卡车离开开封。

张钫先登泰山，继而打算由青岛转赴天津蛰居，并从此闭门谢客。可是他下泰山的那天晚上，却被驻军山东的马鸿逵知道了。马鸿逵乃西北军旧人，知道张钫曾是冯玉祥帐下的重要谋士，因此一边向蒋介石和韩复榘报告，一边把张钫“请”至济南。

中原大战的潘多拉魔盒一打开，不仅冯、阎红了眼，蒋介石也几近失态。在汉口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并且不时挥舞着拳头，一副声色俱厉的表情。与会者从他的训话中不时能听到“杀、杀、杀”的字眼，那情形，就好像老蒋自己也正持矛持戟，在战场上冲杀一样。

从会场上走出来，将领们相视愕然，神情极度不安，显然他们也都被蒋介石的情绪给感染得不轻。

自接受杨永泰“削藩策”后，蒋介石遇到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可以说从来就没断过，但哪一次挑战也没中原大战来得这么剧烈和严峻，其心情之紧张与惶恐可以想见。

听说张钫在济南，蒋介石大喜过望，连忙让韩复榘等人去对张钫进行劝说，约其至徐州一晤。

张钫本不愿再过问时事，可惜这已经不是他能决定的了。到济南后，他得知，自己在开封的家已被冯玉祥查抄，和他有关系的军政人员多被捕杀，老母也被迫自陕西入晋逃往天津。

冯玉祥斩尽杀绝、诛连九族的举动，无疑把张钫逼上了梁山。蒋介石对他则是另外一种态度，在济南的蒋系军政人员，从韩复榘起，都在蒋介石的要求下，逐一前来拜访说好话，要张钫去徐州。

有人讥讽蒋介石有用人之量，所以何应钦、刘峙、顾祝同虽然才能平庸，却也能被拿来充关羽、张飞、赵云，而根本想不到替换更强的新人。不过话说回来，蒋之用人尤其是使用政治型幕僚，确有冯、阎不及之处，起码人家是知道哪一种谋士有真材实料，而且也肯拿出三顾茅庐般的诚心诚意。

张钫一来无路可走，二来盛情难却，遂应约前往徐州。

5月8日，张钫在徐州蒋介石的专车上与蒋见面。蒋介石说他要讨伐冯、阎，即日起兵，并且马上和张钫商讨起了作战计划。

张钫虽早就被冯玉祥排斥于决策层之外，但对旧部万选才的情况非常了解。当谈到万部固守的归德城时，他告诉蒋介石，归德现由万选才的部将万殿尊防守，万殿尊最不禁打，一攻即下，不过以后当中央军前进至兰封时，就很难通过了。

听张钫说完这句话，蒋介石拿起地图正准备察看，刘峙、杨杰等将领幕僚入帐。张钫一见，便很自觉地退了出去。

当天日落时，蒋介石统兵西进，向反蒋联军发起进攻。

<h2>银弹外交</h2>

中原大战的整个形势是，陇海线位于全局中央，津浦、平汉是其左右两翼。蒋介石认为，陇海线的得失胜负，对战局走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他不仅亲自对这一战场进行指挥，而且把主要兵力都用在了这一方面，手下能打一些的将领及其中央军精锐部队几乎全部部署其间。

按照郑州会议的决议，阎、冯在战略目标上曾将徐州与武汉同等看待，即陇海、平汉两线兼顾，但在两边幕僚的建议下，最后决定将战略重心集中于徐州。起初由晋军单独主打陇海线的计划，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调整为晋军、西北军共同主打陇海线。

阎、冯任命徐永昌、鹿钟麟为陇海线的前敌指挥官，所使用部队包括晋军的三个主力军以及西北军的孙良诚、宋哲元、孙连仲、吉鸿昌等部，在各自体系中都是战斗力较强的劲旅。

战略可以随时调整，距离却不能任意加以改变。在战争初期，西北军除孙良诚、宋哲元、庞炳勋等部驻于关中平原，离陇海路较近外，其他大多东调不易：张维玺、刘汝明驻于陕南，沿途需经过山岳地带，行程艰难，而且还受到襄樊一带中央军的牵制；孙连仲更是远在甘、宁、青，全靠徒步行军，要到达陇海战场需花费更多的时间。

与之相比，蒋介石掌握着铁路和航运等主要交通线，军运便捷，短时间内便可将兵力集中于陇海战场。

冯、阎经过磋商，决定采用败中取胜之计，即在西北军全部到达陇海线之前，先以晋军、杂牌军为主打。其中，作为杂牌军三大主力的石友三、万选才、孙殿英又用在晋军之前，分三路向徐州搜索前进。若行动顺利，自当按计划直取徐州；若遭遇挫败，三部抵敌不住，则诱敌深入，撤至晋军两翼，此谓“先计败”。之后等西北军赶到陇海线，便合兵一处，对中央军实施两翼包抄，此谓“后计胜”。

5月11日，中央军与陇海线上的万选才、孙殿英开始大规模交战。万选才所部对外号称十万，其实只有五六万人，战斗力不济。孙殿英仅有近万人，打起仗来更差劲。激战几天后，万、孙两军渐渐不支，于是只得按照“先计败”的预定计划节节后退，其中万部退至归德，孙部退至亳州。

张钫说万殿尊不禁打，蒋介石便决定把刚刚训练好的教导第一师（以下简称教一师）拉上去试试身手。

蒋唐战争之前，蒋介石曾邀唐生智帮他重新训练中央军，还说已找来了德国顾问。事实上，早在第一次编遣会议召开时，蒋介石身边就已经有了德国顾问。即便是开会期间，他也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让德国顾问给他上一节军事课。

后来随着蒋桂战争结束，蒋介石的地盘和税收都有了大幅增长，其建军条件也是“鸟枪换炮，越吹越壮”，最让他感到得意的就是建立了教一师。

教一师是蒋介石按照德军制式，并聘请德国顾问进行训练的第一支新型部队。该师共辖三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一个炮兵团和一个工兵营，新兵多为由江苏各县征来的青年壮丁，装备的武器则全部从德国购进。

当时国内的步兵建制通常是一营四连，但教一师是一营三连，三连之外再配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小炮排。所谓小炮，乃是平射曲射两用步兵炮，或者是高射平射两用机关炮，其威力要超过迫击炮，而在一般部队，一个营里别说配置德国小炮，能有两门迫击炮可用，就得向上磕头烧高香了。

教一师不仅装备优良，而且官兵的待遇也比其他部队要好，军官穿呢子军服，士兵穿黄卡其布军服，一看排场就不一样。

可是漂亮和实用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归德之战是攻城战，也就是搬着云梯不顾性命地往上爬的那种。教一师官兵均缺乏实战经验，打这类硬仗、恶仗，远不及那些成天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职业老兵，结果攻了半天也攻不下来。

教一师攻城不下，蒋介石只得另谋他法。

作战期间，杨永泰一直随军参赞。他的“削藩策”可概括为“四法对四军”，即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西北军；以政治方法应对阎锡山的晋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桂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张学良的东北军。依靠“四法对四军”，蒋介石先后度过了编遣会议、蒋桂战争、蒋冯战争等一系列危机。

现在这套谋略里面有的东西仍然适用，比如那个“以经济方法瓦解西北军”。只不过杨永泰又重新进行了引申，名之为“银弹外交”。

归德城内设有孙殿英的军官学校，该校校长为黄埔一期生，蒋介石派人与这名校长和另外一名黄埔出身的教官进行了联络。两人作为内应，打开归德大门，把教一师放入城内。

万部在撤退出城后又遭到教一师的伏击，部队大半被缴械，万殿尊本人也被俘虏。

闻知部将折戟，身在开封的万选才急忙将防务交由晋军，星夜赶到前线进行督战。途中他路过刘茂恩军部驻地，于是决定先见一见刘茂恩。

刘茂恩是附属于晋军的杂牌，归晋军直接指挥，但在部队部署位置上，万部位于战列部队之前，刘部位于战列部队之中，万选才觉得既来前方督战，便有必要跟刘茂恩打声招呼。

万选才和刘茂恩并不陌生，他们曾经是一道打江山的哥们儿。

<h2>你为什么这样消极</h2>

早在辛亥革命时，张钫在陕西振臂一呼，率部出潼关讨伐清军。彼时刘茂恩的哥哥刘镇华乃张钫的手下，后来刘镇华独立发展，下面才有了万选才和刘茂恩。也就是说，若追溯起来，他们这些人都是由张钫带出来的，张钫是他们的“师公”。

刘镇华在清末时中过秀才，是个正统思想很浓的人。他认为蒋介石把持中央，“挟天子以令诸侯”，以后一定能成功，因此虽为杂牌，然而拥蒋之心坚决。这使得刘氏兄弟在蒋冯战争中站到了蒋介石一边。

万选才则是土匪出身，他虽由刘镇华收编，但一直对刘氏兄弟心怀不满，原因是刘镇华在军需、人事及作战任务的分配上，对他的弟弟刘茂恩多有偏袒。

感到在刘部无发展空间，万选才便趁蒋冯战争的空隙叛刘投冯。刘氏兄弟猝不及防，在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情况下，只得暂时投阎自保。

刘部是杂牌。杂牌就跟孤儿一样，虽然看似到处都可以找到养父、养母，但你不是人家亲生的，得到的待遇就完全不同，尤其阎锡山素以悭吝著称，做他的杂牌就更为不易。

自从投阎后，刘部一直处于“饥寒交迫，困难万状”的境地。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冰雪载地，而刘部还穿着单衣，一夜之间竟冻死了三十七人。刘茂恩请阎锡山发给棉衣，得到的复电却是“库无存储，无衣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