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覃、陈、郭如约而至。这时英国公使刚走，客厅里已经在为打麻将布局。趁着这一空隙，陈公博、覃振、郭泰祺，再加上张学良、顾维钧，站在厅外的走廊里谈起了话。

张学良好玩，谁跟他谈正事都只能像海绵一样挤出这么一点空，这也是覃、陈、郭能够对张学良游说成功的唯一机会。

覃、陈、郭三人之中，郭泰祺主要负责敲边鼓，不大说话，陈公博年纪轻，也不便多发言，担任游说主力军的是覃振。

覃振以《战国策》的口吻滔滔不绝地发表宏论，说到他这次来见张学良，不但是要救中国，还要救张学良本人。

可惜覃老弄错了对象。张学良既不把这个所谓的“救中国”放在眼里，更不需要别人拯救。他说他姓张的不会听从任何人的游说，他父亲把东四省交给他，他就只管东四省的事，凡是对东四省有利的事他就做，否则免谈。

说了一会儿，张学良便起身告辞，说要入内解手。众人等了好久，他才出来，解释说是因为夫人闹肚子疼，他得照顾她。

其实都不是。后来陈公博才听人说，张学良吸毒，是吗啡针瘾发了，得让副官给他打了针以后才能出来继续谈话。

覃振的那些话，或许对张口闭口救中国的冯玉祥有作用，碰上喜欢听人讲政治经济的阎锡山，也可能会坐下来认真倾听，但对于谈几分钟就得打一剂吗啡针的张学良而言，几乎等同于对牛弹琴。

陈公博见状干脆单刀直入：“汉卿先生（张学良）的意思我很明白，但东四省是没有办法中立的。今日战事已成僵持的局面，我以为你不帮助阎，帮助蒋也是一个办法。”

“公博先生，你的意见很好，但无论如何，我非从长考虑不行。”张学良果然如汪精卫所说是个爽快人，陈公博出人意料的坦白终于让他说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客厅里已再三催促张学良入场，谈话只得宣告结束。陈公博随众人走进客厅，只见里面珠光宝气，无数夫人小姐已经兴高采烈地在方城中鏖战起来。

陈公博是个事业型的人，要不然也不会年纪轻轻就在国民党内居于高位。他平时就不好玩，国内所有的避暑胜地，除了牯岭因公去过两三天外，其他都没有去过，北戴河也是第一次来。说到打麻将更是不擅此道，仅仅和张学良等人摸了四圈后，他就跑回旅馆睡觉去了。

到底是不惯过夜生活的，陈公博还由此得了重感冒，第二天在床上躺了一天，第三天便赶回北平。

一行人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可是如果照直这样说，不免会动摇己方的军心士气。于是就由覃振出面，在对记者谈话中指出，张学良认为北方的主张公正光明，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对南京则因“马廷福事件”而增加了恶感。

汪精卫在对天津《大公报》驻平记者谈话时也说：“张汉卿（张学良）以北方表示好感，对组织政府决不反对。”

张学良给汪精卫写了一封信，由郭泰祺带回，这封信也被汪精卫作为张学良对北方示好的证据。他说：“郭复初（郭泰祺字复初）并携张致余亲笔信归来，本人对张感想极佳。”

北方政客们闻讯，自然一片欢呼雀跃，张群和吴铁城也因此愁闷了好几天，但知晓内幕的陈公博却断言，张学良将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其中立态度。

<h2>放出了大招</h2>

你可以说张学良无政治上的大智慧，可是他绝不缺乏一个生存有道的诸侯所必须具备的聪明机智。他肯接见覃、陈，又不明确表态，不过是以这种方式来对蒋施压，以便获取更多的利益和筹码而已。早在“马廷福事件”发生时，他就对于学忠说：“蒋介石这种做法太不应当，但我仍要以国内的大团结为重，不计私怨。”

到南北代表齐集北戴河，关外的张作相怕张学良拿不定主意，曾致张学良一电，大意是说应该坚守原来的中立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其实张学良完全不需要别人这样叮嘱，他心里自有一杆秤，在给张作相的复电中，他说：“名分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蒋介石很清楚对方的要价，他或亲自给张学良发电报，或通过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等人，对“马廷福事件”再三进行解释，说明自己虽希望张学良出兵助己之心甚切，但绝不会背着张学良策动其部下，那都是陶敦礼这种“极愚妄者”才会做出来的事。

蒋介石还放出了大招：继委任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之后，将平津地区以及黄河以北也完全交由张学良节制。

为此，蒋介石亲飞济南，召集将领们开会，下令各军不过黄河，以便把北岸军事留给张学良去处置。

张学良时年刚刚三十岁，在这样的年纪就跻身中央要津，成为中国仅次于蒋介石的军政第二把手，本来就是件了不得的事。如今又能扩大东北地盘，将势力扩展至华北，无论是为个人计还是为东北计，都不能不令其怦然心动。

蒋、张尽释前嫌。不过张学良这个“白相人”的胃口，早已经被关内那三个认真得像头牛的家伙给宠坏了。他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他还要继续观望，直到瓜熟蒂落，直到蒋、阎、冯被迫向他割出更多的肉来。

蒋军奉令不过黄河南岸，北岸的晋军则因为损失惨重，也无力发动反攻，两军隔河形成对峙。

津浦线、胶济线战事结束时，蒋介石虽将所有山东军政事务都交由韩复榘全权处理，在政治报告中也称“韩总指挥复榘深明大义”，但对是否要实现当初的诺言，发表韩为山东省主席，仍有些踌躇不决。

蒋介石是怕韩复榘仍与冯玉祥、石友三藕断丝连。最后曹浩森竭力为韩陈情，认为既然有言在先，就不应反悔，韩复榘这才如愿以偿地得以主鲁。

中央军在津浦线的反攻取得胜利，反蒋联军在陇海线上的“八月攻势”却以失败告终，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原大战的转折点。从这时候起，蒋介石便将津浦线上的大部分精锐部队分别调至平汉、陇海两线作战。

平汉线原由何成浚第三军团负责，该军团有三大主力，分别是王金钰、徐源泉、杨虎城。王金钰部包括上官云相师和郝梦龄师，自第三军团撤退至漯河后，王金钰本人就托病请辞，到莫干山休养去了，他的职位由上官云相升任，所属的两个师也都增援了陇海线战场。

除去王金钰，平汉线的主力就只剩下了徐源泉和杨虎城。杨虎城部驻于南阳，在前线打仗的实际只有徐源泉一家。蒋介石于是决定将第三军团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另由蒋军接管正面作战任务。

在津浦线获得的成功，让蒋介石尝到了甜头，使他在战略上决定将大战之初的“先难后易”改为“先易后难”，即先解决平汉线，再考虑陇海线。

蒋军的进攻重点随之被移到了平汉线。这回蒋介石不再用菜刀，他要用斧头来砍翻平汉线上的南路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对陇海线反蒋联军的后方形成威胁，进而截断西北军的退路，到时陇海线亦能不攻自破。

两把“斧头”，分别是蒋鼎文师和赵观涛师。蒋军共分为甲、乙、丙三种师，三个师的兵员依次递增，其中丙种师两个团，乙种师四个团，甲种师最多，按一师三旅、一旅三团进行编制，有九个团。蒋、赵部均为甲种师，不仅兵员充足，而且训练有素，武器装备也比西北军要好。两师一到平汉线，即对许昌展开进攻。

张维玺的南路军在西北军中虽不是最精锐的部队，但一样具备着西北军能打和敢打硬仗的特点，先前因为碍着一个樊钟秀，部队束手束脚，以致进展不大。现在见中央军威逼过来，身上所潜藏的凶猛之气得到激发，反而能够屡挫强敌。

交战过程中，张维玺打电话给绰号“王虎”的旅长王赞亭，下令他率部偷袭蒋鼎文师驻地。出发前，王旅官兵一律脱下白衬衣，并将之扎在脖子上，以识别敌我。深夜十二点，当他们摸到距蒋师阵地二十多米处时，每人向阵地投出两枚手榴弹，将对方炸得乱成一团，随后便趁机用大刀砍杀。

夜袭战歼灭了蒋师一旅主力。张维玺得知后报告冯玉祥，冯玉祥又通报全军嘉奖，后来天津的《大公报》也刊登了这一消息。

<h2>依计而行</h2>

斧头碰到钉子上，卷了刃。如此结果，颇令蒋介石尴尬，他这时又想到了“削藩策”中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的策略，于是决定继续派人对西北军内部进行分化。

派谁去呢，这个人既要对西北军的情况熟悉了解，又要在北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能够起到一呼即应的效果。

不用去另借锣敲，眼前就有现成的钟可敲，张钫不就是最适合的人选吗？只是张钫在经历亳州之险后，就有了引退之意，并曾想乘车去上海养病，是蒋介石让人中途在车站截住，又硬请回来的。

为了打消张钫退隐的念头，蒋介石便托劭力子等几个张钫的友人前去进行劝说。劭力子对张钫说：“战事胶着不能解决，实为国家之患，地方人民都受其害。”

说完大义，劭力子又强调张钫纵使隐退，但只要冯玉祥在中原大战中取胜，一样不会放过他，“你纵然不放一枪，冯也不会对你原谅”。

无论公谊还是私恨，张钫似乎都别无选择，照劭力子的话说，只能“本着辛亥革命的精神，为国家效劳”。

张钫考虑之后，答应从命，但要求蒋介石必须满足自己提出来的两个条件。

张钫所提的两个条件，一是让蒋介石为他准备大宗款项和子弹，且由他自由支配；二是变更战略，准备在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

蒋介石眉头都没皱一下，就全部答应下来，张钫这才向蒋介石献计，谓如何如何采取行动。

他推断冯玉祥为人多疑，即使听到风声，也会因犹豫不定而无法在第一时间内采取正确的对策。等到他这边部署既定，就算冯玉祥知道该怎么办了，面对颓势也已无法挽救。

只要西北军崩溃，收复中原便指日可待。这一前景正是蒋介石所期待的，他当即任命张钫为第二十路总指挥，授权其依计而行，并再次承诺，张钫所需军饷和弹药，电要即发，决不迟误。

蒋、张都认为，计划要确保成功，必须“秘密而且迅速，使敌人措手不及，才能奏效”。第二天，张钫就乘飞机前往漯河，为了保密，仅带了一名随员。

张钫到漯河，对外声称是设立河南省府办事处，以履行河南省主席的职责，暗中却派人到西北军所属的各个杂牌军中去做分化收买工作。

在平汉战场上，从一开始，冯玉祥就把依附于他的杂牌军置于外围，不到万不得已，自己的主力部队始终都缩在里面，不肯拿出来牺牲。杂牌将领早就与冯貌合神离，加之给养困难，张钫把军饷、弹药一拿出来，没有多少人能抗拒这种诱惑。

从豫南的万选才旧部、樊钟秀旧部，到豫西的那些亦兵亦匪的各类杂色部队，均手到擒来，一一收编，西北军的外围防线由此开始逐渐瓦解。

外围一旦得手，张钫便按照预定计划，抽调部队到豫西、豫南实施游击战。所有这些行动都是在一两周内完成，冯玉祥果然如张钫所说的那样，起初犹豫彷徨，等到要想办法加以阻止时，局面已经变得难以收拾。

前线的军事形势窘迫，后方的政治活动也不如意。本来阎锡山曾想靠汪精卫的帮助，以扩大会议的名义，在北平搞出一个声势浩大的阵营，可惜汪精卫虽然写起文章字字珠玑，谈起问题也天花乱坠，但做起实事来却问题多多，而且汪本身的号召力也还嫌不够，从而导致扩大会议的热度和对外界的吸引力一直呈下降趋势。

还有一种说法，是说汪精卫反过来也觉得阎锡山太过刁滑，很难抓住。据说汪、冯曾在某处进行了单独会谈，汪以国民党军事领袖许冯，冯则对汪说：“汪先生当然是孙中山先生的继承者。”

按照这种说法，汪精卫有意绕过阎锡山，以西北军为军事本钱与蒋对抗，为此他还在得到冯玉祥同意的前提下，专门派了一些改组派人员到西北军中去做工作。

不管传说到底是真是假，阎、汪都不再对扩大会议寄予很大希望，而想专靠军事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

只有负责具体事务的人还在继续较真，比如冀贡泉。

<h2>关外的风向</h2>

在扩大会议的开幕式上，与会者选出了七人常委，但名单公布之后，南方的唐绍仪和东北的张学良都未有接受或不接受的表示。

唐绍仪乃北洋和国民党的双重元老，选他只是借其名望，有没有其实并无所谓。张学良就不同了，这尊菩萨是不能缺位的。这时正好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应邀来到北平，他们都是公认的张学良身边要人，与张学良的关系非常接近。冀贡泉便想到，只要能把这三人拉进内阁当部长，就可以在实质上看成是张学良接受了阎锡山对他的委任。

冀贡泉将这一设想向阎锡山进行了报告，并在阎允许的情况下，在阎公馆宴请了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

不久阎锡山和赵戴文回太原商讨成立政府的事，冀贡泉则作为阎的代表继续留在北平，以照应扩大会议的一干事宜。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接到车站打来的电话，让他立刻到车站去进行谈话。

电话是冯玉祥的代表薛笃弼和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打来的。二人正在去往东北的途中，列车就要东开了，他们说想在车上同冀贡泉讲几句要紧话。

冀贡泉感到非常吃惊：不是马上就要成立政府了吗？薛、贾这时候跑东北去干吗，而且行色又是如此匆匆？

等冀贡泉赶到车站，听薛、贾一讲，方才知道原委。

原来这就是太原商讨的结果。阎锡山已经做出最后决定：暂不组织政府，而先由薛、贾出关去请张学良共商大事，得到张学良的同意后再组织政府。

吃惊立刻变成了失望，冀贡泉就好像被人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当即表示反对，认为薛、贾出关毫无意义和价值。

张学良会因为薛、贾出关相请，就答应入关合作吗？怎么可能，要知道蒋介石也在派人请他倒阎、捉冯、赶汪呢！

冀贡泉说：“小张（指张学良）正处于两难关头，你们（出关）顶好的结果，就是把扩大会议停滞起来！”

最坏的结果呢，只会适得其反，“小张先你们入关”，不过不是助阎，而是助蒋。

冀贡泉劝薛、贾给太原发电报，阐述自己的这一意见，但薛、贾表示阎锡山决心已定，不便再多此一举。

冀贡泉自受邀组织扩大会议以来，投入了极大热情和精力。预感到扩大会议将因此停滞，他不由得悲愤交加，当场很生气地对薛、贾说：“去吧！我将‘见君之出而不见君之入也’！”

其实就算薛、贾给太原发电，阎锡山也注定不会改变主意了。他的一位幕僚告诉别人：“老总认为当前的任务完全要靠军事。军事不是靠硬打，关外的风向好不好，关系成败很大。”

由于拉拢张学良的工作迟迟没有进展，山西方面都对此感到非常紧张。阎锡山虽然嘴上说只要张学良能够继续保持中立，“主张公道”，不转方向即可，也不一定要参加反蒋战局，但心中已十分焦虑不安。

薛、贾常出入于阎总部，自然能感受得到这种氛围，所思所想也就与冀贡泉出现了很大区别。概言之，扩大会议是次要的，组织政府也是次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军事失败用政治挽救”，是探知“关外的风向”并使这个风向有利于阎方。

此前薛、贾已分别在阎锡山、冯玉祥那里得到了明确指示，来北平后又深夜谒见了汪精卫。汪精卫当时已经入睡，但仍从床上爬起来接见并与薛、贾谈了很长时间，看得出他同样对出关请张十分关切。这种情况下，薛、贾又怎么可能再掉头转帆呢？

薛、贾原本准备出关，但是一打听，张学良又到北戴河休养去了，二人只好同去北戴河。

这次张学良倒没有让他们吃闭门羹。薛、贾在到达北戴河的当天黄昏，就前去拜访张学良。张学良也还算客气，在二人代表阎、冯问好后，同样问了阎、冯好。

接着薛、贾递上阎锡山亲笔写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说“蒋介石专横自私，排除异己，要救国必须倒蒋”。之后他们按照阎锡山的交代，对张学良展开游说：“蒋介石不是个好人，他利用你的时候就用种种手段拉拢你，到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就是例子……”

在薛、贾鼓动唇舌的时候，张学良始终精神萎靡，闭着眼睛在打瞌睡。眼见实在谈不下去，薛、贾只得告辞回旅馆去了。

<h2>大事不妙</h2>

都已经快到水落石出的时候了，任何冠冕堂皇的说辞都会显得苍白无力，也难怪张学良要打瞌睡了。

8月30日，张学良启程返回沈阳。薛、贾紧随而至，不过沈阳方面无人接待，连旅馆都是他们自己找的。

现在薛、贾手上还有一份合作办法。这是他们借以打动张学良的最后希望，同时也是阎锡山能够拿出来的最后一点资本。

阎锡山固然有抠门的毛病，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或不愿意知道的是，到中原大战中后期，老阎确实已经力不从心了。

既要负担晋军，又要负担西北军和其他杂牌军，可怜阎府也没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如此浩繁的军用开支，早就令他捉襟见肘，叫苦不迭。战争期间，阎锡山曾发行战时赋税通用券，也曾打算以富贺银矿、井陉煤矿为担保，向日本、美国借款，这些都是为了缓解其财政困窘的状况。

阎锡山坚持张学良并不是只知道死要钱的“花花公子”，因此无须像蒋介石那样挥金如土，但实际上他也没有钱去东北烧香上供。

乌纱帽早就抛出去了，奈何对方不屑一顾，张作相那条路子又不牢靠，最后剩下的办法便只有让出地盘了。

在合作办法中，阎锡山明确表示愿将察绥两省和平津地区永久让与东北，晋军撤回石家庄，与西北军共守郑州、洛阳。

阎锡山向来锱铢必较，精于计算，可谓“古佛脸上剥金，黑豆皮上刮漆”。现在轮到他在自己身上剥金刮漆，那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在合作办法的条文末尾，阎锡山特地添了这么一句话：“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谕。”

次日早晨，薛、贾带着合作办法前去少帅府拜张。这是薛笃弼第一次光临少帅府，只见大门口刀枪林立，警卫森严，客厅里富丽堂皇，陈设豪华，为其一生所未见。过了一会儿，张学良从楼上走下来接见他们。贾景德把合作办法拿了出来，张学良略一过目，就把文件放在了茶几上。

没有想象中的喜形于色，更没有点头或者摇头的表示，只是普通地应酬了几句，张学良便表示今后将由秘书长王树翰负责接洽，随后端茶送客。

王树翰负责接洽，彼此也无法深谈，这让薛、贾十分苦恼。隔了一天，王树翰请薛、贾到他家吃饭。吃完饭后，又留二人打牌。贾景德对打牌搓麻将还比较在行，唯薛笃弼不擅此道，然而为了能在牌局结束时与王树翰谈正事，他也不得不硬着头皮勉强应付。

从太原启程时，阎锡山发给贾景德旅费一千元，冯玉祥发给薛笃弼旅费五百元，经费紧张得很，所以薛笃弼在打牌的过程中心里一直七上八下，就怕把他的费用全部输掉，连粥都喝不上或者连家都回不去。

幸好，输是输了，没有大输，否则薛笃弼非得当场晕倒不可。

好不容易熬到牌局结束，薛、贾终于得以和王树翰谈论时局，他们希望从对方那里知道张学良对合作的态度，可王树翰却总是顾左右而言他，令薛、贾完全摸不着头脑。

薛、贾在沈阳几乎是两眼一抹黑，薛笃弼一个人都不认识，贾景德的消息还灵通一点，当他们打听到，蒋介石的代表已携巨款前来活动时，两人都感到了大事不妙。

他们的消息已经迟了。在此之前，李石曾就已会晤张学良，两人再度商谈了东北军的出兵条件。张学良以“金融吃紧、兑现纷来”为由，要求南京政府除即付五百万元作为军费外，再借公债一千万元，用以整理奉票及偿付铁路外债。

蒋介石接到李石曾发来的电报后，照旧不打一点折扣地全部应承下来，同时电请财政部长宋子文予以筹措。

南京虽得到东南财团的支持，但宋子文在前线所需军费同样浩繁的情况下，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尤其是一千万公债，也让他感到十分难办。

见宋子文在复电中有所怨言，蒋介石批示道，如果不给这一千万公债，怕就怕张学良在出兵问题上又生借口，所以“请兄忍痛筹付，勉过此关为盼”。

<h2>有锡天下乱</h2>

你可以说蒋介石花钱没有概念，但是只要考虑到一旦平定天下，银子就不愁没有出处，他的这些大手大脚又无疑都是正确的。毕竟军事胜利决定一切，打赢了仗，一切皆有，打输了仗，万般皆空，而在中原大战持久不决的情况下，能够决定战争胜败的又只会是张学良，谁赢谁输可都只取决于他的一句话啊！

能答应的全部答应，不能答应的“忍痛”也要想办法答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承诺张学良，东北军只要入关，驻平津部队的薪饷也由中央负担。

阎锡山让张学良当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蒋介石也同样授予了这项官衔，而且含金量比阎锡山的还要大得多。

除了封官，蒋介石还许了一堆愿。他早就表示：“北方诸事托汉卿（张学良）全权处理”“黄河北岸军事，皆交汉卿全权处理”；北方官员以后都可由东北系统的人担任；平津中央直属各机关，均由“汉卿”先行派人接收，俟时局稍定，再行荐员由中央委任；允许“汉卿”参与中央政府人事权，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是想过过官瘾吗，没问题，他们均可由“汉卿”保荐，进入中央政府出任要职，内政部、参谋部部长亦如是……

孰优孰劣，即便傻瓜都看得出来，何况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已经表现出了足够的聪明机智。

随着东北方面消息的沉寂，聚集北平的政客们都消沉起来，会虽然还经常开，但赴会的人却日见其少。一些人甚至认定阎、冯、汪的事业已经陷于失败：军事既遭极大挫折，政治上又一无主张，一个政府折腾了数月都成立不起来。

眼见得再等下去将有散伙的可能，阎锡山只得放弃了“在张学良同意的前提下组织政府”的计划。9月1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成立当天，张学良即婉拒出任国府委员，同时召回顾维钧、汤尔和、罗文干，不让他们加入北平政府。不过张学良却又保荐并且同意王家桢、胡若愚等东北系人马进入南京政府，并分别出任外交部次长、青岛市长等职。

事已至此，阎锡山只能指望张学良既不助己，也不助蒋，继续在关外保持中立，然而他在陇海线的大将杨爱源很快就送来了一个让他倍感失望的答案。

杨爱源探听到的消息的是，张学良准备率部进入山海关，而且就是要帮助蒋介石发动进攻。考虑到蒋介石已调集大部兵力于陇海、平汉两线，杨爱源深感情势危急，他对张樾亭等人说：“与其被击溃而退，不如先整师而退，撤据山西以自固，另外良图。”

张樾亭表示赞成：“对，战不胜就要退，保存实力，有本钱才能做买卖。”

杨爱源让人拟稿，并用特密电向阎锡山进行报告。

9月6日，蒋介石一面任命刘峙为陇海线总指挥，何成浚为平汉线总指挥，以郑州为目标在两线发起总攻，与此同时，他将平汉线以西的游击战转为运动战，组织多个纵队，分途向登封、洛阳挺进。

因为张钫的策反，西北军由杂牌组成的外围防线已经提前瓦解，加之蒋军士气高涨，与反蒋联军的情形相比，正好是一上一下、一正一反。总攻发起后，孙殿英、孙连仲便相继落败后撤，登封、洛阳方面也警报频传，张维玺鉴于两翼均遭威胁，不得不撤出许昌。

冯玉祥虽然不想在平汉线上大动干戈，但许昌失守超出了他的心理底线，于是急派冯治安率部增援。

蒋介石发动的这一波攻势倒替阎锡山下了决心。他一边给徐永昌、杨爱源下达密令，让二人做好向黄河以北撤退的准备，一边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似的心理，匆匆忙忙地在北平披上了黄袍。

在民国时代的要人中，存在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就是文化层次越高的人反而越容易“迷信”。仅以蒋、冯、阎、李四人为例，冯玉祥和李宗仁都没怎么认真上过学，冯玉祥虽然号称“基督将军”，但他对基督教的诚意显然没法跟信仰佛教的唐生智比，而李宗仁更是对这些东西一概免疫。

蒋、阎则不同，说起来他们都是留日学生，然而“迷信”思想却根深蒂固。在南京参加第一次编遣会议时，有一天适值放假休会，阎锡山让周玳陪他穿着便服一道去游无锡。无锡有座锡山，恰好与阎锡山的名字相同。阎锡山听说后，便兴高采烈地带着周玳一道前去游玩。

上了山，他忽然问周玳：“这里名叫锡山，为何没有锡呢？”

周玳哪里知道，于是他就向在旁闲步的一位老人打听：“老先生，这里叫锡山，却为什么没有锡呢？”

老人是当地人，随口解答道：“这里有句老话，‘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

阎锡山听罢，没有和老人做任何寒暄，就扯着周玳往山下跑。不但那位老人目瞪口呆，就连周玳也感到他举止反常，十分诧异。

过后周玳才想通，是一句“有锡天下乱，无锡天下安”犯了阎锡山的名讳，让他备受刺激。

迷信，迷信，人不迷于时事，又如何会信？

中原大战仿佛就正好对应着这一魔咒。作为中原大战的主要发起者，事是阎锡山挑起来的，自然是“有锡天下乱”，但他绝不希望得到“无锡天下安”这样一个结果。

为什么就不能是“无蒋天下安”呢？

9月9日上午9时9分，阎锡山在北平怀仁堂正式就任北平国民政府主席。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就职，就是为了取好兆头，取其谐音“久久”，寓长治久安之意，亦表示阎某人今天是身登九五了。

由于时间上有四个“九”，北平政府也被称为“四九小朝廷”。有人打趣说，阎锡山其实是弄巧成拙，四九合起来是三十六，俗话说“三十六着，走为上着”，这哪里是什么吉时吉日，分明晦气得很哪。

<h2>逐客令</h2>

说晦气，晦气就跟着屁股来了，杨爱源所探听到的那个最坏的消息即将从天而降。

9月10日，张学良召开东北高级干部会议商讨时局。张学良在会上首先发言，从这番发言中，可以看出张学良其实对时局有着非常清醒和犀利的认识。

“老派”以阎、冯毕竟是北洋系统的旧人为由，极力主张宁愿联阎、冯也不联蒋，张学良说你们以为阎、冯是什么好东西？——“‘先大元帅’（指张作霖）当初入关与北伐军作战，请阎锡山与我们合作，并承诺我们绝不干预山西事务。阎锡山当时答应得很好，但为时不久，即将‘先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

张学良还提到，当年奉军大将韩麟春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就是因为阎锡山的失信而气愤病死的。

说起当年恨事，张学良虽不至于到“劈开眉下眼，咬碎口中牙”的程度，但愤懑之情也已溢于言表。他认为冯玉祥的为人和阎锡山差不多，一向都反复无常，从前北洋系统的覆灭，这二人应负其责。

你们是不是现在都觉得阎、冯可怜？活该，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就算抛开历史旧怨、派系归属不提，张学良也不觉得把赌注押在阎、冯身上会给东北带来实际利益：“最近阎、冯的军队已退至黄河北岸，中央军已攻下济南，退一步说，即便阎、冯事如有成，他们也一定会决裂，而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为国民党的一部分，事成之后还是会将东北摒于局外。”

至于扩大会议，张学良更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在他看来，改组派和西山派从来都是互相诋毁和谩骂，即便一时结合，将来也势成水火，难有作为。

骂完阎、冯，张学良也没放过蒋。他说蒋介石与东北并无历史上的特殊关系，而且亦“一具有阴谋的野心家”，从“马廷福事件”就可以看出蒋的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

总之，阎、冯、蒋没有一个是好人，全是坏蛋。东北方面何去何从，不是看好人坏人，而是应该看倒向哪一边更有利于东北利益。张学良的意见是，在“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的旗号下出兵助蒋。

张学良讲完，张作相、张景惠等元老照旧持一贯论调，说什么保境安民，不过问关内事乃是张作霖临死前留下的政治遗言，应予遵循云云。与以往常作尊重元老的姿态不同，这次张学良表现得极不耐烦，说你们要是这样，我唯有辞职不干，接着便愤而退席。

顾维钧、王树翰、万福麟等人赶紧从旁协调缓冲，又把张学良请进会场。张作相也连忙对张学良让步：“你是司令长官，你有不得已的苦衷，可以不遵守大元帅（指张作霖）的遗言。我和叙五（张景惠字叙五）为大元帅的部属，更可以放弃主张。你不必生我的气，由你做主好了。”

其实自杨宇霆被张学良诛杀后，所谓“老派”已无力量，东北军实是张学良所主导的少壮派的天下，张学良做任何决策，并不真的要看这帮老家伙的脸色行事。

张学良决心既定，东北四省的国民党员即致电南京中央党部，称参加扩大会议的人都是“军阀余孽，失意政客，野心党痞，不逞之徒”。

在未正式表明态度之前，张学良对驻于沈阳的薛笃弼、贾景德尚能表面敷衍，虚与委蛇，到了这个时候就要下逐客令了。王树翰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告诉薛、贾：“汉帅（张学良）将通电请各方罢兵，以纾民困，一切听候中央解决。东北军即日入关，拥护中央，嘱告你们回去。”

薛、贾听了之后犹如天灵盖里被浇了一桶冰水，虽然他们事前已预料到大事不好，但没有想到变化会如此之快。第二天早晨，两人即丧魂落魄地乘火车离开了沈阳。

<h2>目瞪口呆</h2>

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巧电”，呼吁和平，希望息争，“静候中央措置”。由于这份电报的言辞较为隐晦，甚至赵戴文都还以为张学良仅主和平，并无他意，尚可与之接洽转圜。只有阎锡山心知肚明，反正也做好了撤退的打算，便当即拍发了一份倒填日期的电文，表示他在张学良呼吁和平之前，就已经准备退避三舍。

见到阎锡山的电文，正在北平主持扩大会议的汪精卫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让冀贡泉致电阎、冯询问究竟。当天深夜，他得到了“巧电”的全文，匆匆读过之后，他也没有注意到其中“静候中央措置”一句的分量，因此同样幻想张学良不致出兵。

第二天，汪精卫给张学良发去“皓电”，提出四项党政问题与张商量，说如果张学良真心谋和平，应该先把这四项问题解决了再说。

“皓电”发出后如石沉大海。到了傍晚，汪精卫才得知，东北军已经动员，不由得大惊失色。

事实上，张学良在发表“巧电”的前一天，就已经在内部发布了进军关内的动员令。发表“巧电”的当天，他还在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

张学良明白地告诉记者，他的政治立场系在南京国民政府之下，但也不完全与南京政府吻合，系“站在中间而偏向南方”。

自9月20日开始，东北军每隔三小时就发一列运兵车入关。这已是东北军历史上第四次入关，由于东北军将领尤其是“老派”将领多为土匪出身，部队军纪较差，所以以往三次入关，这支“胡子军”给关内的印象一直都不佳。

此次入关，张学良有了在华北站稳脚跟的打算，便有意改变东北军的这一形象。在东北军出发前，他对率部出征的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了倡导和平，促成统一。我把一切事情都交付给你听，你要往漂亮去做。我先问问你，你想怎样做？”

于学忠了解张学良的心思。他说如果东北军只前进到河北、察哈尔为止，完全可以做到一枪不放；如果还想要更多的地盘，则山西指日可下，并不用费太多的军力。但这样做，一者会得罪很多的人，二者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

张学良认为于学忠考虑得很周全，当即同意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

于学忠和晋军前敌总指挥徐永昌是同学，在行军途中，他就让人带信给徐永昌，说明自己是和平接收，决不用兵。此后东北军每至一地，就先期通知晋军让出防地，以避冲突，而晋军也只好以阎锡山主张“礼让为国”和退避三舍为由先期撤退。

晋军陆续撤退后，于学忠率部于9月21日到达天津。获悉东北军大兵压境，齐聚北平参加扩大会议的政客们被惊得目瞪口呆。有人埋怨“老派”真是不济，以致张学良被一众“佻达急利之徒”所包围，有人认为张学良出兵，暴露了其“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北平的八大胡同、三海、中山公园、前门戏院，哪一处不是张学良及其左右日思夜想的？

当然还有人一语道破机关：张学良只动兵而不至于用兵，轻而易举间就能将华北收于囊下，他为什么不干？

让众人稍感安心的是，入关东北军系由于学忠率领。大家都知道于学忠跟徐永昌有同学关系，北平的治安又由兼任河北省主席的徐永昌所掌握。据此推断，于学忠应该不会逼迫过甚，至少一齐再开个会，商量一下怎么办还有时间。

这时北平政府只有阎锡山草草就任了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其余各部一概未能成立——处于如此颓势下，除了那些特别想过官瘾的糊涂虫，稍微明智一些的，你就算是三顾茅庐，用八抬大轿去请，人家还高卧不敢就聘哩。

阎锡山尚在石家庄坐镇，汪精卫便牵头在北平怀仁堂临时开会进行商议。他首先表示要去山西，其他人听了都随声附和，于是便决定先撤石家庄然后再转太原。

阎锡山得知后来电表示欢迎。这让大家的心里又好受了许多，以为既有太原可以落脚，总不至于做“小张”的阶下囚了。

阎锡山拨来一笔款子，汪精卫给每人分发了一个月的生活费，不愿登车西逃的都可以各奔前程。会议一结束，人们便开始倾箱倒箧，搬取各种文件和器物。怀仁堂内人影幢幢，慌乱之状，颇有几分《红楼梦》中宁国府被查抄时的味道。

几经周折，弄到了一辆晋军的军需列车，大家将三十箱党部文卷装上车，之后乘车南逃。行至半途，冯玉祥派来的代表邓哲熙上了车。邓哲熙劝他们返回北平，并且说前方军事情况很好，后方不可轻易动摇。

众人商量了一下，决定汪精卫等六名扩大会议的上层人物仍然继续南下，以便与阎、冯晤商下一步的办法，而赵戴文等十余人则随邓哲熙折回北平，对外宣称阎、冯即将回平组织政府。

第二天早晨，薛笃弼、贾景德自东北到达北平。从他们嘴里，赵戴文、邓哲熙等人才知道张学良这回是动了真格的，北平决非可以久留之地，于是又慌慌张张地撤出北平，乘车前往石家庄与汪精卫会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