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江南岸主要是一片宽约三四公里、纵深狭长的平原田畴，两侧则为连绵起伏的高山丘陵，其形势险要，易守难攻。野补团事先做过地形侦察，已经在日军必经的华阳峰设置了机枪阵地，二四式重机枪早就严阵以待。
中国军队所使用的二四式重机枪仿制于马克沁机枪，它继承了马克沁性能稳定、威力强大的特点，可连续发射约六百发子弹。日军步骑兵虽然一上来气势如雷，但因没能抢占制高点，导致运动前进完全暴露于七十四军重火力的有效射界之内，也根本无法冲进华阳镇。
就实战性能而言，二四式重机枪在各方面都要超过日本的九二式重机枪，不过由于属于水冷式机枪，射击时会产生水蒸汽，容易暴露目标，日军的飞机、小钢炮、步兵炮都可以迅速对它进行精确打击。在日机的狂炸低扫和火炮的猛烈轰击下，华阳峰上尘土飞扬，爆炸声此起彼伏，震耳欲聋。
机枪排长周阳负伤多处，直至战死仍不肯撤下火线。当他的遗体被抬下来时，浑身上下的军服都被鲜血染红了。在周阳的激励下，所属机枪排无一人动摇，无一人后退，最后大多壮烈牺牲。战事结束后，军委会特将周阳阵亡的高地命名为“周阳山”，陆军测绘总局通令全国，将军用地图上的华阳峰改成“周阳山”。
坚持到晌午时分，日军终于扛不住了。因燃料弹药耗尽，飞机率先在天空消失，步骑兵也凶焰顿挫，气势衰竭，全都趴在地上蛰伏不动。野补团见状立即转守为攻，发起全线反击。日军被迫向北溃逃，野补团除缴获许多辎重外，还生擒了六名日本兵。
野补团的坚守，为五十一师主力重新夺得主动权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为了能够进行有效指挥，五十一师所有指挥人员都捆好行李，并套上扁担，一旦需要，随时可以一挑就走。当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前线指挥所的电话响个不停，李天霞左手握电话筒，右手按着方桌上铺着的军用地图，不停地向前线发号施令。当看到地方劳军人员走进指挥所时，他也没有放下电话筒，而只是站起来简单地表示了一下欢迎。
五十一师拼死拒敌，虽血肉横飞，伤亡惨重，仍寸步不退。激烈的争夺战几乎摧毁了这一战场上的所有建筑物。与五十一师协同阻敌的东北军军长刘多荃想找一间房子做指挥所都找不到，最后还是当地的江西保卫团让出了一间又小又破的旧房子。会战结束，有人从已被打扫过的战场走过，沿途见不到一个活人和一所房屋，能见到的只是一具被日军枪杀、尚未掩埋的民夫尸体。那真是唐人《吊古战场文》中描述的情景：“鸟飞不下，兽铤亡群。”
血肉厮拼的结果，五十一师反败为胜。日军第二十旅团企图从南岸包围上高的计划由此破灭，整个战局从失衡再次转向暂时的稳定。
就规模而言，华阳保卫战乃至锦江南岸争夺战，充其量只是一道开胃菜，上高保卫战才是实实在在的正餐。
罗卓英让七十四军固守上高，原本就是要起到“磁铁战”的效果，即愈吸愈近，愈近愈紧。这个效果基本达到了，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只顾进入上高，而忘记了它的右侧背因第三十三师团的过早撤离，正变得非常危险。
罗卓英观察整个战场局势，认为“后退决战”中的围歼时机已到，于是传令北路担任侧击任务的第七十军预九师、第十九师迅速南下。
日军侦察机在上空看得真切，归其第十一军总部直接指挥的第三飞行团急忙向第三十四师团报信。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少将从飞机上向大贺投掷要件，告知大贺必须尽快占领上高，而且占领后还不能停留，应立刻返回，因为若再拖延下去的话，“敌军（指南下的中方侧击部队）会威胁后方的安全”。
事实上，大贺早已感受到了这种威胁。第三十四师团的师团指挥所、野战医院和辎重部队在向前线移动的过程中，都遭到了七十军从侧背发起的袭击。
大贺知道时间对自己越来越不利，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从上高正面钻开一个缺口。于是他亲自赶到官桥以南的毕家附近进行督战，指挥部队向上高发起总攻。
经过一番拉锯式的恶斗，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冲过上高大道，直达距上高城北仅三公里的镜山，从这里，日军机步枪已可射至上高市区。
<h2>一鸣惊人</h2>
3月23日，天刚蒙蒙亮，日军第三飞行团便早早驾到。日机最初是二三十架，后来最多时达到七八十架，有如蝗虫一般，遮天蔽日地连续飞临上高上空。这些涂着“红膏药”标识的飞机在反复对上高进行盘旋侦察后，开始对城池及外围轮番俯冲投弹。
随着成吨成吨的钢铁从飞机中倾泻而下，上高城很快沦为一片废墟，城内的所有钢筋水泥工事及其坚固战壕，均被轰塌炸平。在让飞行团助战的同时，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还集中火炮对守军阵地进行猛烈轰击。没有接到作战任务的部队指挥官在城南高山上瞭望观察，只感到地动山摇，震耳欲聋，遥望前方阵地则是浓烟滚滚，一片火海。在七十军营长邹继衍的记忆中，日军使用如此多的飞机和如此强大的炮火，他参战以来还是第一次见到。
上高城除南面由锦江横贯外，东西北三面均山岭环绕。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当天的攻击重点集中在城东北的下陂桥，也就是五十七师所扼守的核心阵地。为制造恐慌情绪，日机甚至还炸断了沟通锦江两岸的军桥。
在日机、火炮猛轰时，五十七师阵地一直静悄悄地毫无反应，仿佛守军都已被消灭或全部撤走了。只有当日军展开“老三部曲”中的最后一步，实施步兵冲锋且达到守军的有效射界时，阵地才像突然苏醒一样爆发出来。这正是“阵地战中的运动战”类型里最经典的打法。
就是那么一眨眼的时间，设置在战壕、山洞里的各种隐蔽巧妙的火力点一起喷射，轻重机枪的子弹就像泼水一样洒向敌群。配备在后方的师炮兵营也紧随着咆哮起来，远射程大口径火炮发出雷鸣怒吼，进行地毯式的迅猛急射。
日军步兵一批批冲上来，然后一批批被扫倒。冲锋中的日本兵不可谓不凶顽坚忍，但在五十七师铜墙铁壁般的防守面前，除了碰得头破血流外，一无所得。
严格的战场纪律，严密的火力网布置，以及配合默契的步炮协同战术，让在山头观战的邹继衍看得目瞪口呆。他明白，能够顶住今天这样强大攻势的部队，在国内并不多见，五十七师的确称得起是一支善于防守的精锐之师。
五十七师是善守之师，师长当然就是善守之将。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身材不高，但精明干练，他是黄埔一期生中最早一批升少将的拔尖人物。若论黄埔资历，他比俞济时还要老，更不用说王耀武、张灵甫这些学弟了，私下里，王耀武等人也都称之为老学长。余程万晋升较慢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在黄埔毕业后很长时间都在读书，先是陆军大学特别班，接着是北平的中国大学政治系，后来又转入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这样虽然学历高了，而战功自然就少了。
有一失即有一得，在国民党军队系统中，向有“黄袍加陆帽”一说，即黄埔生后来又得陆军大学文凭的，升职上具有优势。回到一线部队后，余程万的上升势头很猛，为王耀武所倚重，而且这位大器晚成的将领也确实做到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在“三五部队”中，五十七师善守的威名就是从余程万时代开始叫响的。部署防守时，余程万很巧妙地利用了地形特点以及旁边五十八师协防支援的优势，每次都非常大胆地只调用一个团防守正面，每当这个团疲惫或面临被打垮的危险时，他就立即把另外一个团顶上去，全师四个团，轮番接替，这样便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强手中兵力的使用效率。
明明上高城已经近在咫尺，却可望而不可即，无法靠拢一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陷入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其攻势也愈加猛烈和疯狂。
在日军不顾一切的冲击下，部分阵地被突破，下陂桥阵地险象环生。余程万、张灵甫的师指挥部都设在镜山一侧的山腰里，与下陂桥要隘不过一步之遥。眼看镜山亦可能不保，军部的气氛也格外紧张起来。
指挥所里的电话咣咣咣地响个不停，指挥官们根本无法安静休息。王耀武已经熬了几个通宵，整个下腭都红肿着，他的食指和中指因为一直在地图上点来点去，甚至已经磨破皮流出了血。
面对前来慰问的地方民众，王耀武尽管声音早就嘶哑，但仍特别坚定地告诉大家：“敌人为了攻下镜山，打破缺口，不惜任何代价，那么我们也不惜付出任何代价死守镜山，绝不让敌人前进一步！”
我不怕敌，敌便怕我，王耀武明示余程万：“必须固守上高，丢了北城就枪决。”
赏罚严明，是王耀武带兵打仗的主要特点，在这方面，他向来说到做到，没有丝毫打马虎眼的余地，不会说今天讲了要你脑袋，明天就当作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余程万没有选择，他亲率师军士大队冲上了前线。
<h2>后发制人</h2>
军士大队与军士训练班有所不同，军士训练班是从新兵中选苗子，军士大队却是从老兵中挑尖子，成员大多是连队中的班长、副班长，准备集训后再分发至各连队当下级军官。因此军士大队不同于一般连队，显得特别精壮，当这些久经战阵、训练有素的老兵端着刺刀杀上去的时候，其凶猛程度绝不逊色于以冲杀劈刺见长的日本兵。
“短兵始相接，长刀映日光”，天空中飘洒着血雨，没有人能够逃脱，只有最强者才有机会生存并继续战斗下去。下陂桥阵地三次失而复得，阵地前堆满了日军的尸体，而伴随着每一块阵地的收复，五十七师运下来的伤员都络绎不绝，这些伤员十之六七受的都是刺刀伤，足见近战搏杀的激烈程度。
在另一侧，五十八师防守的白茅山阵地也一度被日军攻取，张灵甫在率部反击后又予以夺回。
下陂桥核心阵地争夺战是上高会战中的焦点战斗，仅仅一天下来，敌我双方伤亡人数就达四千人以上。至3月24日上午，尽管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伤亡惨重，但仍无法前进，只能望上高城墙而兴叹。
大贺决定发动最后一次总攻。日军第三飞行团也倾囊助阵，出动一百架次飞机，对下陂桥阵地和白茅山阵地进行反复轰炸，投弹多达一千七百余枚。仅在下陂桥对面一座方圆仅数十丈的小山头上，就落下了一百六十余枚炸弹。
日军过度频繁的冲击，使得“老三部曲”之间几无间隔，炸弹和炮弹伤敌伤我皆有可能，“阵地战中的运动战”也不可能再顺顺当当地实施了，双方都把注意力放在阵地的争夺上，确实到了不惜一切代价的程度。
在七十四军的前沿阵地上，战壕挖了又被炸平，炸平了又重挖，作为防守阵地的整座山头都几乎被炸弹和炮弹翻了过来，看上去好像耕牛犁过的田一样。只是此田非彼田，其间泥土与血肉相互搅拌和渗透，令空气中充满了血腥味。
当支前民众来到前沿阵地时，他们看到活着的士兵正在抢挖战壕，每个人脸上不是烟尘就是鲜血。山头上的草石树木都被炸到粉碎，虽然尚有几棵侥幸没有被炸倒的树木，但也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干和大枝丫。枝丫上牵挂着被炮弹炸起的衣带破布，在早春寒风中摇摆，此外还有残肢断手，甚至是血淋淋的人头……
在上高保卫战中，上高民众也发挥了很大作用。锦江的石桥被炸断了，支前的运输队、担架队不顾危险，冒着日机的轰炸扫射，通过唯一的一座浮桥在南北岸之间来去。其间，飞机扔下的炸弹在浮桥旁击起冲天水柱，浮桥一直在剧烈地颠簸震荡，但依旧无法阻止桥上的滚滚人流。
见战况到了紧急关头，位于城南的友军纷纷向集团军总部请战，但罗卓英出于后发制人的考虑，没有同意他们的请求，只是把集团军特务营调给王耀武使用，而自己不离开司令部一步，以显示坚守上高的信心和决心。
王耀武亲临前线督战，在短短一个小时内，指挥军预备队先后发起七次反冲锋，终于顶住了日军的疯狂冲击，把日军第三十四师团阻于镜山之外。
当七十四军在正面顽强固守的时候，七十军（湘军）和四十九军（东北军）已从左右两翼逼近日军侧背，第七十二军（川军）的两个师也在当天抵达上高边境的凌江口。
凌江之上既无桥又无船，川军无法渡过，又是支前民众卸下门板，撑来大大小小的木排、竹排，用一天工夫搭出了一座新的浮桥。川军在沿着浮桥通过凌江后，与湘军、东北军配合，对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形成了一个东西十五公里，南北五公里的包围圈。
大贺察觉到周围的险情，连忙向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发出求救急电，同时下令停止攻击上高，在原地固守待援。
3月24日，下午六点，罗卓英发布总攻令，命令所有合围部队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王耀武鉴于本军在保卫战中打得过苦，伤亡过重，且连续作战十余天，早已人困马乏，因此起初对加入进攻战很是犹豫不决。
若七十四军不参与进攻，总攻效果必然大打折扣。罗卓英将城南待命的第二十六师和第一〇七师统归王耀武指挥，并通过一番打气，说服王耀武把五十七师、五十八师派了上去。
罗卓英告诉王耀武的是，这次进攻战实际上就是追击战：“打追击战，是不用做饭吃的，敌人做的饭，会送给我们吃！”
<h2>倭奴冢</h2>
罗卓英一共集中了九个师的优势兵力，由南北两面对日军实施包围。午夜两点，五十七师率先实施反击，用白刃战将第三十四师团逐出了其原先所在阵地。
拂晓以后，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试图重夺阵地，但被五十七师击退。碰壁之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再向第七十二军一侧猛烈突击，第七十二军的两个师被打得后退了四五里路。
罗卓英得报后先看了地图，然后问总部参谋蓝介愚：“你看情况如何？”
蓝介愚想了想说：“这是敌人要跑了。撤退前先猛打猛冲一阵，然后再脱离阵地，这是敌人的惯技。”
罗卓英沉吟着又问道：“（第三十四师团）会不会再派一支部队南渡锦江，以迂回上高之侧背？”
这时前线部队已缴获了第三飞行团团长远藤三郎投给大贺的那份机密要件，因此蓝介愚以肯定的语气回答：“那绝不会。你看连远藤给大贺的那封信他都丢掉了，一定是急于逃跑。很有可能，大贺也被我们击毙了。”
包围圈继续紧缩。邹继衍所在的第一〇七师属于第二批出击部队，任务是堵截日军向赣西北方向出击，但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确如蓝介愚所言，已成惊弓之鸟。猛击第七十二军，只是逃跑前习惯性的虚晃一枪罢了，根本不可能再分出力量出击赣西北，所以一〇七师用不着执行堵截任务，便直接向下陂桥进发。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大部队早已从下陂桥撤出，残存掩护部队也被七十四军等部基本肃清，一〇七师已捞不到什么仗可打。邹继衍营仅在出城不远的地方，俘虏了十几个被冲散和负轻伤的日本兵，缴获了二十余支长短枪、几箱完整的弹药以及一批罐头、纸烟等军用品。至于遗弃的零碎物件和枪炮弹壳则遍地皆是，也没有人再顾得上去管它了。
在搜索过程中，邹继衍还发现道路两侧的稻田、山坡上，到处布满杂沓无序的人马印迹。因过于拥挤，原先的羊肠小道竟被踏出了一条宽阔的大路。这是敌我以往作战中很少见到的现象，可见日军夺路突围时的惊慌和狼狈。
蓝介愚奉罗卓英之命到战地视察，生平第一次看到了和古书中“尸体枕藉”相应的实景。只见大道两旁的尸体点都点不清，成群的野狗撕咬着尸体，它们瞪着血红的大眼睛，连看到活人都不害怕也不知道回避。几十里地的路面上，到处都是鲜血和紫红的血迹。
日军一般不会在战场上留有己方士兵的尸体，而会把尸体拖回去进行火化，并告知其国内的家属。可是在兵败如山倒的情况下，要想再抢运完整的尸体已不可能，许多尸体都只能丢在战场上。他们所想到的办法是斩一只手臂拿走，后来觉得太重，携带不便，就割右手的五个指头，再后来连这都嫌麻烦，便只割一个大拇指，同时取下死者身上佩戴的标有姓名和部队番号的身份牌，作为战死凭证一道带走。
战场上可以看到不少这样断了手臂或缺少手指的敌尸。经讯问俘虏，也证明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在逃跑时确实是这么做的。打扫战场的人们将敌尸全部予以掩埋，称作“倭奴冢”，与七十四军阵亡将士陵墓遥遥相对。
当天蓝介愚夜宿下陂桥，彻夜无法入眠。这位年轻幕僚只要一合上眼，脑海里浮现的便全是那些死人死马，尤其是老鹰争啄死马以及飞起飞落时所发出的凄厉尖叫，更是令他坐卧不安。
一边是残酷的生死场，另一边却传来了下陂桥下潺潺不息的流水声。喧嚣与宁静，疆场与田原，战争与和平，有时仅仅一线之隔，蓝介愚感慨之余，即席赋诗：“下陂桥底三更水，彻旦潺潺枕上闻。”
此时兵火不仅没有出现熄灭的迹象，而且还将继续燃烧，在日军第三十四师团仓皇退至的官桥、泗溪，战神正披甲执戟，迎风高歌。
3月25日，在震天动地的喊杀声中，张灵甫指挥五十八师猛攻官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急于脱身，再次施放了毒气，然而这次毒气战必不可少的天气条件没有给他们帮到忙，天空忽然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
毒气在风雨中消散一空，完全起不了作用。无可奈何之下，日军只好将这批吃又不能吃，带着又累赘的毒气弹埋入地下。直到解放后，人们还在官桥无意中挖出了两百余枚锈迹斑斑的毒气弹，并造成一千多当地民工中毒。
大雨不仅令毒气弹无所逞其技，就连跟地面部队充当保镖的飞机也没法露面了。真是天助我也，五十八师在雨中勇猛急进，会同友军连下官桥外围的多处阵地，将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紧紧压迫于官桥核心阵地。
南北两面中国军队的重机枪射程，恰以大贺的临时指挥所毕家为交错点。在如此密集的火力网面前，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根本无法凭借自身力量突围，而且部队的粮秣弹药也逐渐消耗殆尽，陷入了“士困粮绝”的境地。
<h2>抗日铁军</h2>
在接到大贺的求救电后，日军第十一军总部当时就慌作了一团。园部司令官急令已返回原驻地的第三十三师团驰援解围，同时军参谋长木下勇少将等人也匆匆赶往南昌坐镇指挥。
日军第三十三师团自3月24日出发，沿途须翻越崇山峻岭，而公路则早已遭到破坏，实际道路只能容一路纵队前进，有些地方甚至连马都不能骑，加上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所以进展非常缓慢。3月27日，该师团终于在官桥包围圈的东北角打开缺口，并与第三十四师团取得了联系。
3月27日当天，在第三十三师团的拖后掩护下，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开始组织全线撤退，部队急不可耐地渡过泗溪，向北面的土地王庙村逃去。
让大贺万万想不到的是，他们刚出火坑，转眼又沉到了海底。正是在土地王庙，中方第十九集团军完成了继官桥之外的第二个包围圈：早在五天前，第七十军预九师就进入土地王庙，并在这里建立了中枢阵地，而在日军的侧背和尾部，则有以七十四军为主的六个师平行追击。
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携带着数百名伤病员，其行军序列为师团司令部在前，病员输送队、野战医院、独立山炮队居中，后卫部队殿后掩护。入夜之后，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各部队尽快急于脱离包围，但由于道路泥泞，夜色昏暗，加上又需加以戒备，所以行军速度始终快不起来。
3月28日凌晨两点，在土地王庙的西端，日军负责野战医院警卫的野炮兵第八中队遭到中方预九师的围攻。其所属的炮兵大队部向大贺请求增援，大贺考虑到，若零星派出增援部队，整个师团的后撤速度将因此减慢而招致更大的危险，因此给出的答复很是冷酷无情：“由于情况紧急，部队可放弃第八中队，迅速向旅团司令部前进。”
援兵不至，第八中队被全部消灭。覆灭之前，该中队知道难以逃脱，已将火炮全部毁坏。现今北京军事博物馆抗日战争纪念馆中陈列的一门炮的残存炮身，就来自于此次战斗。
至下午两点，日军第三十四师团才突出包围圈。此时他们的伤亡又大量增加，尽管在慌乱的撤退中，许多抓来的民夫已乘机逃跑，但抬运伤病员的大担架队仍长达好几公里。
第三十四师团脱离了险境，为之做掩护的第三十三师团还在后面煎熬着。当天凌晨，中方五十七师、五十八师相继迫近官桥核心阵地，五十一师在扫清锦江南岸之敌后也适时赶到，对日军右侧背发起猛袭。随后，五十七师、五十八师冲入官桥镇，与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留下阻击的数百名日军展开巷战，激战至下午，七十四军收复了官桥、泗溪，歼敌六百多敌人。
3月29日，日军第三十三师团全线撤退，但当后撤到泗溪西北约五公里时，就开始处处遭到中方各路部队的侧击，为此他们不得不展开全部兵力作战以求解脱。因为轻装救援，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所携带的粮食弹药并不多，官兵们陷入了饥饿和极度紧张的状态之中。经过多次苦战，最后连山炮部队的炮弹也全部用光了，处于不能射击的状态，只能靠空投弹药来继续维持。后来当第三十三师团的劫后余生者们在谈到在泗溪一带的作战情况时，仍然心有余悸，认为当时那种凄苦的惨状，实在难以用语言来形容。
4月2日，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第三十三师团先后逃回原驻地，上高会战以中方全胜的结果完美落幕。
此役中国军队重创日军第三十三师团，毙伤第三十四师团步兵指挥官岩永少将、第二一四联队长滨田大佐以下一万五千七百九十二人，击落日机一架，俘虏日军一百多人，缴获山炮、迫击炮十门，步枪一千多支。
这次会战与以往会战最大的一个不同点，是参战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并不占有很大优势，甚至在上高保卫战中，还明显少于对手，在这样条件下犹能取得完胜，实属难能可贵，也可以说，抗战以来仅此一例。所以何应钦在对新闻记者发表谈话时说：“上高会战，是抗战四年来最精彩之战。”
正如第十九集团军作战参谋蓝介愚所分析的，上高会战前，广州、武汉、南昌的连连失守，令第十九集团军的多数部队在对日作战时都有些胆怯畏战，但经此一战，畏怯者变成了赣北日军，他们再不敢随随便便举兵西犯了。
“天苍苍，野茫茫，上高东北好战场，锦江夹岸阵堂堂。”上高会战的胜利，固然建立在罗卓英“后退决战”战略的基础之上，但归根结底，七十四军在上高誓死不退，血战数夜，才是致胜的关键。只有战斗的胜利，方能保障战略战术的成功，作为战役指挥者，罗卓英很清楚这一点，他在评点上高会战时说了一句很中肯的话：“第七十四军好比袋子底，这次袋子底很坚强，没有把敌人漏掉。”
整个上高会战，中国军队共计伤亡20333人，其中七十四军伤亡达到10651人，占总伤亡人数的一半还多，无论是付出的代价还是作出的贡献，七十四军都称得上居功至伟。论功行赏，七十四军被颁授“青天白日飞虎锦旗”，第五十一师荣获国民政府第一号武功状，第五十七师荣获第二号武功状，同时被命名为“虎贲师”，全师官兵都戴上了“虎贲”袖标。
王耀武、李天霞、余程万、张灵甫等将领及有功官兵均获勋章或奖章，其中王耀武被授予第一级别的青天白日勋章。以上锦旗和奖勋章均由重庆派专机送达长沙，再用专车送到上高，由罗卓英代表军委会颁授。
罗卓英在对七十四军全军军官的讲话中说：“记得北伐时期，第四军以‘铁军’闻名。现在是抗战时期，我敢大胆地说，第七十四军是抗战时期的‘铁军’！”
上高会战使七十四军名扬中外，它成为世人心目中名符其实的“抗日铁军”，并一步跨上了其发展史上的巅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