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月，鉴于赣北战场相对平静，驻南京的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内定将第三十三师团调往华北，刚在上海组建的独立混成第二十旅团则被调至南昌，以接替三十三师团留下的防务。

调来一个旅团，换走一个师团，南昌方面的日军兵力自然将有所削弱。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中将因此提出，应在三十三师团被调走之前，趁兵力富裕发起一次进攻，以减少赣北中方第十九集团军的威胁。

此时冈村宁次已经离开武汉，第十一军新任司令官为园部和一郎中将。园部是“短切突击战”的倡导者，所谓“短切突击战”又名“短距离截断作战”，也就是以攻为守，但对中国军队的防区攻而不占，一打马上就撤回来的一种防御战术。

园部同意大贺在“短切突击战”的范围内在赣北攻击一下，然而大贺所考虑的却并非一击这么简单，他是想沿续冈村在任时的重兵突击战术，利用这个机会完全消灭第十九集团军。

过去第十一军总部与各师团之间不是没有出现这样那样的分歧。不过冈村比较细心周到，经常会主动到一线师团的司令部去沟通思想，对各师团长的特长和个性也拿捏得住。园部做不到这一点，而师团长们又都不是省油的灯，他们会通过直接接受参谋本部或“中国派遣军”的命令，来绕过第十一军总部的限制。

你说要短切，我偏要重攻，彼此都不买对方的帐。当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田中新一少将来到南昌视察时，他的观感是第十一军总部“有些悲观”，第三十四师团司令部反而“信心很足”。

<h2>后退决战</h2>

由于想法不一致，仗还没打，赣北日军就与他们的总部出现了貌合神离的状况。冈村在任时，每次开战前夕，他都要乘坐飞机、汽车乃至汽艇，尽可能地遍访各参战师团，在鼓舞军心的同时，顺便掌握前线实情。这次不同，负实际指挥责任的园部自始至终都坐在汉口闭门造车地下命令，赣北参战的师旅团长们也毫不在乎，各自为战，各事战功，这种“轻浮疏忽”的举动，无疑触犯了兵家之大忌。

按照计划，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第三十四师团及第二十旅团从北、中、南三路实施分进合击。1941年3月15日，南北日军率先启动，这两路日军负责对中方第十九集团军侧翼的部队进行攻击，把它们压向中路，最后在被视为赣西北中心的上高完成合围歼灭。

战斗开始不久，北路设防的中方第七十军接到命令，要求其一部留下进行侧击，一部后撤至上高以北加入二线兵团。

虽然看上去只是简单的一道命令，但它反映的却是中方战略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从淞沪会战到武汉会战，直至南昌会战，中国军队采用的习惯性打法，都是一线展开的传统单线布防。单线布防需要填充大量军队，在淞沪会战中，中国就调集多达七十个师，把整个上海防线都全部塞满了。

这是抗战早期的标准战略思想，它的好处之一是开始可以防较长时间。可是在现代战争中，几乎没有什么防线是不可能被突破的，一旦一线阵地被突破，往后面去便不堪设想。淞沪会战是一溃千里，从上海到南京这一段几乎找不到较强的完整部队来继续设防。南昌会战也一样，当日军攻破前沿阵地时，罗卓英手中都没有援军可用以堵塞漏洞，及至日军即将兵临南昌城下，那么重要一座城池，城里居然仅有保安队和少量警察，奉新等要点则干脆只有警察可供维持秩序。

由此造成的结果是该守的地方没人守，一些对全局不起关键作用的地域，因为兵力正好充足，又往往守住了。一位对正面战场做过认真观察的驻华美国武官分析说，中国军队往往会轻易放弃那些只要几千人就能守住的阵地，反而在一个理论上不能防守的地方会死守好几个星期乃至好几个月。

这位武官对此表示无奈：“他们硬要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打，为这个着急是没有用的。”但其实很多时候，也并不是中国人一定想这么打，是打着打着就成这样了。

在屡战屡败的情况下，中国军队谋略层穷极思变，开始绞尽脑汁地构思一些新颖的战略方案。一些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如果换一种打法，不固守一线，而是逐次抵抗，后退至一定距离，待援军到达后再与敌决战，会不会不一样？

在这股大潮作用下，单纯防御的固定模式逐渐被打破，“后退决战”的战略思想一点点浮出水面。事实上，在高安之战中，罗卓英已经有了“后退决战”的意识，他没有将七十四军继续填进高安防线，而是暂时放弃高安，就是有了后退一步制敌的考虑。

赣北和湘北地形都为“后退决战”创造了条件。这里不是山地就是湖沼，交通又屡经破坏，决定了它们与平原不同，不是随地皆可运动。运动受限，加之沿途的伤亡疲劳，战斗时间越长，突进的日军越容易成为强弩之末，也越容易被以逸待劳的守军所击退。

罗卓英敢于留置七十军的一部进行侧击，而不怕这股力量被日军趁势歼灭，则是掌握了日军的作战特点和习惯。

抗战前，中国社会的主流倾向是“军事学东洋，政治学西洋”，军官学校的教程主要翻译自日本，日本教官也有不少。以重点培养军事幕僚人员为目标的陆军大学为例，前九期请的都是日本教官。某种意义上，中国军人其实就是日本军人的学生，对“老师”使用的战术，“学生”并不陌生。

日军的战术原则很多，但核心的只有一条，即“攻击第一，包围第一”，冈村的指挥再精妙，其基本思路也脱离不了这条主线。反映在实战中，就是日军眼中往往只有要攻占或合围的目标地点，而忽略歼灭对方的有生力量。

南京是如此，徐州是这样，就连冈村亲自指挥的南昌战役也概莫能外。当时侧翼有许多中国的败退部队落在敌后，如果具备机动优势的日军打定主意要予以歼灭，这些部队都将难逃灭顶之灾，偏偏日军仅以攻城掠地为满足，把它们都轻易给放过了。

正是知道日军第三十三师团眼里全是上高，所以罗卓英才会在侧翼放置相当数量的反击部队。反击部队将与日军背道而驰，然后再回过头来对第三十三师团展开骚扰和围攻。

<h2>让人过目不忘的部队</h2>

邹继衍是七十军一〇七师的一名营长。他在率部向上高行进的途中，不断碰到形形色色的友军，一时间，行军路上变得车马辐辏，摩肩接踵。

这些友军有的刚在前线受损要撤到后方进行整补，有的也像一〇七师一样，正从一个地段调到另一个地段实施堵击任务，还有的是刚从后方调来的预备队。他们大部分属于第三十集团军，第三十集团军系由四川省保安处的保安队为基础编成，出川抗战时正逢武汉会战后期，所以部队没有受到过严重损失，兵员尚能保持完整。

当然这说的仅仅是兵员，其他就没法提及了，邹继衍遇到的友军部队不仅武器装备杂乱陈旧，而且大多服装破烂、军容欠整。

军容可不是做表面文章那么简单。冈村就很善于捕捉此类细节，武汉会战时常从室内观察各部队宿营地，他注意到台湾旅团行军宿营都很混乱，士兵携带的帐篷常被当成背袋使用，以致破烂不堪，难以遮挡风霜雨露。与之相反，第九师团士兵所使用的帐篷完好，而且一到宿营地就支起帐篷露营，营中秩序也井然肃静。

冈村由此得出的结论是，第九师团乃精锐部队，以后可派大用场，至于台湾旅团，就难堪大用了。

冈村的眼光是犀利的，他这一判断也可适用于任何一支部队。回到赣北战场，一〇七师在行军中曾迎面遇到一支川军步兵团，此时正好三架日机飞临上空，川军团看到后立刻炸开了，士兵们不会寻找地形地物隐蔽，只会像一群没头苍蝇一样毫无秩序地乱跑乱撞，其间居然也无军官出来指挥制止。

日机巴不得你们乱。一阵俯冲投弹加低飞扫射之后，川军团数十名官兵伤亡，辎重行李也被炸得一塌糊涂。

同样是遭到意外空袭。邹继衍立即指挥士兵疏散隐蔽，并架好改装的高射机枪对空监视，部队便未受到太大损失。邹继衍所在的一〇七师属湘军系统，本身也是一支缺乏实战经验的新编师，但在军事训练方面显然要比川军规范得多。

中国军队数量不少，可战斗素质和战斗力往往不高，在中国军队中，像川军和比川军稍好的湘军这样的部队占了相当大一部分。

真正的强军也是有的。当邹继衍率部进入一个两山夹峙的山垭时，他见到了一支以前从未见到过的国内部队。这支部队不仅武器整齐划一，而且军容雄壮，官兵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与川军的差别极为明显突出。

在与川军比较时，邹继衍尚有些自得，而现在他也不得不承认，湘军或许比川军稍胜一筹，却也远远不及眼前这支部队。

这支让人过目不忘的部队就是七十四军。现在它在抗战的战略作用又不一样了，事情还得从不久前军委会的一项评选讲起。

1941年初，军委会决定在西北、西南两地区各成立两个攻击军（即主力军），以作为大江两岸的机动部队。攻击军与普通军的区别之一是军司令部的编制明显扩大，军直属部队包括炮兵、工兵、辎重兵各一个团，另有半机械化搜索营、高射炮营、战车防御炮营、通信兵营、特务营（即警卫营），官兵人数比一个师还多。作战时，这些特种部队都可配属于各师，以加强步兵的火力和机动能力。

西北地区被改为攻击军的是第一军和第二军，西南地区已经决定下来的，是驻广西的第五军，那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部队，谁也没有话说。围绕着剩下的最后一个名额，各方面竞争相当激烈，大家都挤破了头想得到它。

经军令部提名，西南地区有四个军报请审批，其中以第十八军和七十四军旗鼓相当。第十八军以第十一师为基本部队，乃陈诚一手建成，从内战到抗战均战功累累，负有盛誉。第七十四军在抗战初期才成立，但成立以来战绩骄人，正如其军歌中所唱：“我们死守过罗店，保卫过首都，驰援过徐海，大战过兰封！南浔线，显精忠，张古山，血染红！”这样一支敢打敢拼的英雄部队，也同样是攻击军的有力候选者。

军委会评来评去拿不定主意，只得提交蒋介石定夺。蒋介石反复考虑后，把自己的票投给了七十四军。

入选攻击军，不仅可以扩大军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它还意味着一种至高荣誉，是对部队过往战绩以及整体素质的褒奖与肯定。喜讯传来，七十四军全军上下一片欢腾，士气空前高涨。

获选时，七十四军就驻扎于上高、高安一带，归罗卓英指挥。改为攻击军后，按规定他们不再担任前线的固定守备任务，而应后撤改装成攻击军。

七十四军首先向友军移交了防守任务，以进行第一期整训。整训的内容主要是校点人员装备，以及对换装武器的性能和使用进行讲解。

一个星期后，第一期整训结束，全军举行校阅。也就在这时候，前线情况骤紧，罗卓英按照“后退决战”的部署，向七十四军下达参战令，并将其列为二线兵团的核心。

<h2>老一套的三部曲</h2>

“后退决战”与单线布防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在消耗敌方力量后，让敌军自由突入，同时以要点为诱饵，迫使其自动放弃机动优势，丢下一线兵团于不顾，傻傻地对要点展开围攻。

要点由谁守？由二线兵团守。在单线布防中，二线兵团只是填补第一线阵地缺口的预备队，假如一线兵团所守阵地被突破，预备队即用来拼凑第二条防线。“后退决战”则不一样，二线兵团可以完全不受一线兵团的影响，不管前面打得如何，它都不会贸然迎上前去，而只会保持阵容完整，等到日军被吸引至要点时，再与之缠斗。

“后退决战”与传统意义上的诱敌深入还不同。一般的诱敌深入，都要求守方在机动能力上要超过对方，或至少相差不能太大，比如在国内的四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诱敌深入，同时又具有熟悉地形和善于爬山越岭的机动优势，就使得前来“围剿”的国民党部队一点招都没有。

到了抗战，日军的机动能力远超中国军队，弄得不好，攻方极可能反客为主，反而占据内线优势，所以“后退决战”要想成功，其实就看二线兵团的本事：你能吸得住对方，让对方欲罢不能，最后跌入陷井（罗卓英称之为“磁铁战术”），那你就是此役的最大功臣，假如不能，你就是此役惨败的罪人。

功过评判既直接又残酷，而环视赣北，这样的重担除了七十四军可挑外，再无第二人选。

罗卓英在高安之战中对“后退决战”的掌握还欠缺经验，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没有把七十四军用好。七十四军本来应该当底板使用，等日军扑到面前时才倾力出击，但在实际操作中，当底板的却是战力不足的一线兵团。七十四军提前跑上去御敌了，而因为机动力不足，导致合围日军一〇六师团和截其后路的意图都没有能够完全实现，追击时，只有五十一师的九仙汤之战打得堪称漂亮。

以前是本末倒置，现在得重新调整过来，那就是让七十四军率领二线兵团当底板，让一线兵团从侧翼截敌后路。

接到罗卓英的命令后，七十四军立即占领以上高为中心的二线阵地。为此，王耀武还专门派出一个营在上高的山垭前列阵防守，严阻所有无关部队撤到上高附近，以免干扰保卫战的部署。

在邹继衍出示参与上高保卫战的命令后，他们才被允许通过山垭的垭口，前往上高城南的一座高山下驻守。二线兵团中除七十四军外，包括七十军在内的其余部队均作为后续反击部队，不参与首轮作战。

由于罗卓英在一线区域并未全力实施阻击，有时甚至有意佯败，使得赣北日军自出兵以来，每天的前进速度平均达到了30公里，说是作战，其实倒更像是行军。3月17日，中路第三十四师团突破中方一线兵团驻守的祥符观防线，攻占高安后继续西进。第二天，兵锋即到达上高外围，一个大队共八百余人向中方五十八师一七二团据守的警戒阵地发起进攻。

上高外围这一带都是丘陵，大山小岭，连绵不断。警戒阵地就位于丘陵之上，但阵地上只设置了两个连，任务主要是实施机动防御和报警。为了拔除这颗硬钉子，攻击一开始，日军就出动九架飞机对位于山头的守军阵地实施轮番轰炸，这叫作“猛虎洗脸”，继之以各种火炮的猛烈轰击，紧接着便是几路步兵纵队的波浪式连续冲锋。警戒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枪响轰鸣，不断有负伤官兵被抬下后运。

由于阵地面积不大，在日机和火炮的集中轰击下，两名连长一死一伤，总共死伤了八十余人，但他们没有因此后退或畏缩，而是沉着应战，奋起迎击，凭借有利地形和既设的坚固阵地，打退了日军一次又一次的凌厉冲锋。至傍晚时分，两连余部才撤入主阵地与主力会合。

此时五十八师师长廖龄奇正在湖南岳麓山参加军官训练班学习，副师长张灵甫代理指挥，根据反馈到的敌情，他迅速对防御部署做出调整，把重兵调整至日军的主攻方向。

日军在攻击程序上很少变化，都是按照其军事教科书的规定，分阵地侦察、开进、展开几个步骤依次进行。经过对五十八师警戒阵地的攻击，日军第三十四师团认定已经侦察到了防线配置情况，因此便于3月19日，调动主力向五十八师主阵地发起攻势。

七十四军在野战阵地构筑方面已有相当经验和水平。建立在上高外围的阵地都是据点式的半永久野战工事，它由点连成线，再由线连成面，除在掩体前布设铁丝网和鹿寨外，阵地前和阵地内的火力网也均编成严密。

这样的部署只是为了抵御步兵冲锋，要用来击退日军的整个进攻，还远远不够。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告诉人们，日军进攻有一个老一套的三部曲，即轰炸、炮击、冲锋，它在攻坚之前，必定会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优势，以飞机和大炮进行轮番轰炸，从而给守军造成重大伤亡。等到日军步兵开始冲锋时，阵地上往往无可战之兵。

鉴于这一认识，中国军队很早就在山地防御战中贯彻了“阵地战中的运动战”原则，即在山棱线背后百余米的地方挖掘隐蔽阵地。当日军轰击时，主力部队全部撤至隐蔽阵地，前面阵地上只留下观测兵和通信兵，随时报告日军动态。

五十八师的主阵地体系即为如此结构。当日军耍前两板斧时，山头被炸得烟尘滚滚，碎石乱飞，而当日军以为守军在其猛烈轰击下已死伤殆尽，遂用步兵展开猛扑时，守军主力会突然自棱线后面翻上来，并迅速组成交叉火网，打日军一个措手不及。

激战竟日，五十八师主阵地丝毫不为所动。与此同时，另一侧的五十七师也露出峥嵘。该师原师长施中诚已升任副军长，现任师长余程万率部急进，从侧背向日军实施了猛袭。

<h2>很冒险</h2>

五十七师所守阵地为官桥、泗溪一线。泗溪有一条溪流名叫泗水，有一座七八十米的五孔石桥横跨其上，如果不是在雨季，行人可以从桥下涉水而过。五十七师所袭击的正是实施强渡中的日军。

三路日军兴兵作战，中方在南北两路或多或少都安排了军级部队与其缠斗，只有中路基本上是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没有人跟它硬顶着。这在无形中助长了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骄横之气，官兵个个气焰逼人，都恨不得一步就跨进上高城。

过度的轻敌和麻痹必然要付出代价。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只顾加快行军速度，却不知戒备，让五十七师找到了可乘之机，而就遇袭的类型来说，半渡被击通常又是最要命的。日军第二一六联队第二大队被打得溃不成军，大队长木下重四郎少佐第一个被击毙，该大队的指挥力量随之下降，余下官兵几乎全部战死。

渡河点旁边的日军炮兵部队同样毫无防备。一部分火炮当即被击毁，剩下的日军炮兵来不及装定标尽，被迫用直接瞄准的方式作抵进射击，这才勉强稳住阵脚。

接到前方战报后，第十九集团军总部随即在其主办的《华光日报》上发布了消息。以往很多所谓的喜报都不同程度地掺杂水分，但这一回连报纸编辑都很自信地说：“（我们）打了胜仗是不会错的。敌人在昨晚的广播上还趾高气扬，可是今晚的广播却对上高战况只字不提了。”

这时日军阵容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北路，第三十三师团一方面苦于在狭窄山隘里遭到中方侧击部队的围攻；另一方面又误以为已完成了驱赶任务，于是便以要出发前往华北，不能在前线久待为由，急匆匆地开始返回。本来该师团已有一个前锋大队插入中方五十八师防线并交火，现在见大部队撤退，这个大队也就跟着走人了。

第三十三师团不顾另外两路友军的安危，提前脱离战场，为中方第十九集团军解决了一翼的威胁，同时也使日军自身的右侧背暴露出来。南路的第二十旅团犯的则是另外一个错误，他们舍不得集中兵力硬拼，一个大队也要分成几个纵队来逐次使用，导致整个旅团零零碎碎，进展十分缓慢。

一个缺了阵，一个不给力，等于只有中路的第三十四师团在孤军深入。冒险吗？很冒险。可是第三十四师团长大贺茂并不想就此罢手。知道遇上劲敌，反而增强了他继续往前突进的兴趣。

在进攻战中，如果老一套的三部曲不顶用，日军通常还有最损的一招，那就是放毒气。

3月20日拂晓，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向五十八师主阵地发射了大量毒气弹，渐渐满山都被毒雾所笼罩，许多官兵陆续出现中毒症状。虽然因浓度的关系，当场窒息死亡的人不多，但在情绪上已受到很大影响。

除实施毒气战外，日军还一反以往不夜战的习惯，在夜色尚未散去时就展开大举进攻。由于在第三十三师团返回时，日军第十一军总部已将第二十旅团配属给第三十四师团指挥，所以第二十旅团一部也从南面赶来会合，使其中路可以投入进攻的兵力更加雄厚。七十四军的情报人员在某一狭窄路口定点观察，发现列成纵队行军的日军绵延不绝，居然走了整整七个小时都没有看到尾巴。

天亮之后，五十七师和五十八师结合部终于被敌突入，战场局势瞬间逆转。张灵甫发现情况不妙，赶紧将作为预备队的野补团顶上一线，对从缺口处蜂拥上来的日军实施反击，这才将日军的后续冲锋波给勉强阻住。

尽管如此，因为正面过宽且兵力单薄，五十七师、五十八师在战斗中都已渐感吃力。针对日军阵容上发生的变化，特别是第二十旅团由攻转守并增援中路的情况，中方第十九集团军对部署做出了新的变更。

上高城南面是锦江天堑，有军桥沟通南北。3月21日，薛岳和罗卓英联合向七十四军发出电令：锦江北岸（即中路）取守势，以确保上高为主；锦江南岸（即南路）取攻势，争取提前切断日军第三十四师团的退路。

王耀武于是命令五十八师主动向后收缩，退守上高西北一线，原先在锦江南岸待命集结的五十一师则向高安进发。

不料第二天战局突然恶化。日军第三十四师团向官桥、泗溪发动连续猛攻，泗水桥尤其成为攻击的重点目标。守卫桥头的步兵排伤亡惨重，排长赵相卿左手指被炸去三个，不得不由其他人接替指挥，但接替者很快也阵亡了。当天傍晚，日军攻占官桥、泗溪。

在锦江南岸，日军第二十旅团居然也发起攻势，并通过抄袭侧背的战术击退了五十一师主力，其所属的一个联队趁机直扑上高西南的华西镇。

此时五十一师主力鞭长莫及，五十八师又集结于上高西北，若华阳被击破，则五十七师必将陷入日军包围圈。形势变得异常严峻，罗卓英的“后退决战”和七十四军的作战能力双双面临严重挑战。

<h2>鸟飞不下</h2>

七十四军的指挥所就在锦江南岸。军参谋长陈瑜经过战阵不多，见此状况一边劝王耀武撤出上高，一边给第十九集团军司令部打电话，要求放弃实施上高保卫战。

陈瑜性格固执，集团军的参谋们没法说服他，只好向罗卓英报告。罗卓英听后跑来接过电话，厉声呵斥了陈瑜。之后他仍生怕王耀武会动摇决心，便又派中将总参议张襄前往七十四军，名为慰劳，实为监督。

王耀武深知罗卓英的心思，于是连忙给罗卓英打去电话：“请总司令相信我，我是能够贯彻您的命令的！”

罗卓英听后犹如吃下了一颗定心汤丸。他勉励王耀武：“军人的事业在战场，军人功过亦在战场。”又说：“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打胜仗尤其是应该的。”

知道锦江南岸大片地域都是空虚之地，无一兵一卒守卫，罗卓英还临时把四个江西保安团调拨给王耀武，用以进行守备。

江西保安团虽有熟悉当地地形之利，但一向驻扎后方，很少参加前线的实战，而且他们到达前线也需要一段时间，急不容缓。被王耀武派去紧急驰援华阳的，是控制在军部附近的五十一师野补团。

野补团用每小时十五里的速度跑步前进，在王耀武限定的时间内抄近路赶到华阳并构筑出简易工事。日军也试图用急行军的方式抢占华阳，以取得战斗主动权，但整整晚了四十分钟，所以只能跟在屁股后面捡漏了。

日军第二十旅团是一支步骑混合部队，在六架轰炸机的掩护下，来袭的日军联队以五个骑兵中队为先，步兵殿后，通过步骑协同和梯队冲锋的方式向华阳镇前沿阵地发起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