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让一座拥有无数动人故事的东方古城就此变成了人间地狱。在那一刻，它就像整个中国的东部一样，既黯淡又无力。
当然还有很多人存有希望和期盼，卡尔逊在离开南京前就知道这一切都会发生，但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发展中的又一转折阶段”，那些西撤的中国军队会变得更强大和更有生命力，中国也总有加入世界强国俱乐部的一天。
老外的勉励是好事，只是度过劫难的中国军队并不是说恢复就能马上恢复过来的。以七十四军为例，五十一师共从南京撤出了约三千人，五十八师撤出了约四千人，到蚌埠时又收容了约两千人。这就是七十四军存活下来的全部人马，至于武器装备，则损失殆尽。
骨干折损相当严重，南京一仗下来，五十一师的四个团长，程智阵亡，张灵甫、邱维达、纪鸿儒全都受了重伤，邱维达在过江前已经昏迷，当时小火轮又无法靠岸，战友只好将小火轮上抛下的绳索捆在他腰上，从冰冷的江水中把他拖上船。
幸运的是日军这时并没有立即沿江展开追击，这给了他们得以恢复的时间。不久七十四军调湖北荆门和沙市进行休整，其间除失散的官兵陆续归队外，还补充了不少新兵。
离队休养的团长们也纷纷赶回部队，其中张灵甫升任一五三旅副旅长（仍兼三〇五团团长），邱维达升任一五一旅副旅长。现在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新兵，以便能够让部队尽早以全新的阵营奔赴战场。
<h2>吴起的练兵模式</h2>
这个世上，没有谁最完美，即便犯下过错，只要他知过能赎，亦不失为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张灵甫正是如此，他实际上臂伤还没有痊愈，但报纸上刊登的战事消息，让他无法在医院再呆下去。
唯有练出好兵，才能重整旗鼓。张灵甫向来以练兵从严著称，淞沪战役和南京保卫战的血雨腥风，则进一步把抗日战争的艰苦和严酷性揭示得一览无余：打仗不能光靠口号和决心，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和少牺牲。
在三〇五团，谁要想在训练中偷懒耍滑，就一定逃不过张团长的军棍。严抓训练质量的同时，军纪被着力强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吸取了溃退时军纪废弛，导致部队战斗力急剧下降的教训。张灵甫因此将“作战怕死、学术落伍、逃病兵多、纪律废弛”归纳为“军人四耻”。
“军人四耻”之外还有“军人四乐”。“四乐”为“救民水火、军誉日隆、精诚团结、歼敌致胜”，其中第一条就是要求官兵不得碰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一旦触犯，按律严惩。
张灵甫的练兵法就是七十四军的练兵法，它有点像战国时吴起的练兵模式，一方面对训练和军纪抓得极严，但另一方面又强调爱兵如子。新兵胡立文到一五三旅时才只有17岁，还是个中学学生，个子又矮，张灵甫便安排他在三〇五团团部当文书。在胡立文的印象中，张灵甫私下里待士兵非常和蔼，从来没有训斥过他，有时见了面还摸摸他的头，鼓励他好好干。
1938年4月，七十四军在黄陂接受军委会的校阅，获得优良考评，三〇五团更是脱颖而出，成绩在阅后评定中名列全师第一。
到了这一步，就基本符合了上战场的初步条件。毕竟前线战局仍在不断恶化，不可能留给七十四军太多的练兵时间。
1938年5月初，七十四军被调入薛岳的豫东兵团，参加陇海沿线的兰封会战。
兰封会战是徐州会战的延续。在刚刚结束的徐州会战中，日军采取南北同时包围夹击的战术，占领了徐州，从而控制了整条津浦线。日本的报纸称之为“本世纪大会战”，日本国民全都陶醉在大胜利之中，但实际上日军取得的战果并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大。
由于日军的兵力数量不到中国军队的三分之一，他们很难在广阔平原上将中国军队完全围住。有的隐蔽在村庄里的日军明明看到中国军队在转移，但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只能眼巴巴地屏息目送着，而不敢进行追击。
日军在占领徐州之后，发现自己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才开始调集力量沿陇海线追击。七十四军起初的任务就是在徐州以西的砀山一线阻击追敌。5月13日，五十一师一五一旅乘火车抵达砀山，五十八师一七四旅进驻丰县，从而构成了一个犄角状防御阵形。
砀山是徐州西撤部队入豫所取的最近道路，自然也是敌我双方争夺的要地。一五一旅到砀山的当天，便有日军小股部队在骑兵装甲车的配合下，发动了试探性攻击。一五一旅也不含糊，旅长周志道当即派三〇二团予以截击。由于紧急情况，三〇二团团长纪鸿儒挑选了一百五十名精兵，由少校营附刘文锋率领，星夜向日军发起突袭。
在缺乏反坦克炮和战车防御炮的条件下，中国军队对付日军坦克的主要办法，是一边组织神枪手对坦克顶盖上的暸望孔进行射击，以转移其视线，一边派敢死队员跃进前扑，将捆绑起来的集束手榴弹塞进坦克履带。采用这种办法，刘文锋率队炸毁了四辆装甲车，并歼敌一百，但出击官兵们也大多倒在了战场上，到战斗结束时，一共只有20人得以生还。
5月14日，从永城北上的日军大部队来犯，正好一五三旅也乘车及时到达砀山。副旅长张灵甫一下车，便指挥部队加入阻击，五十一师以基本完整的阵容投入战斗。经三日激战，该师两名营长一死一伤，营长以下官兵伤亡两百余人。
在砀山东北的丰县，五十八师一七四旅也遭到日军的猛烈进攻，那边的伤亡更大，营长同样是一死一伤，主力团伤亡近半。
撤退之不易，七十四军曾经在上海和南京有过刻骨铭心的体验。官兵们都十分清楚，只有确保砀山、丰县，才能把西撤大军的损失和牺牲减到最低程度，因此无论压力多大，大家都一步不退。
5月23日，七十四军奉令将防务移交给友军，随后西移兰考、开封。在兰封战场，一场激动人心的围歼战正在等待和召唤着他们。
<h2>旧朝遗物</h2>
徐州会战结束后，除沿陇海线的西追之敌外，由黄河南渡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也对西撤部队形成了威胁，但是由于两路日军配合不够默契，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四师团最终陷入了中方的包围圈。
这是兰封会战中最为壮观的一个场面。豫东兵团总计十万大军从东、西、北三面启动，对盘踞于内黄、仪封的日军第十四师团发起了全面攻击。
作为七十四军前锋，王耀武亲率五十一师快速突入内黄城，与日军展开激战。
中原地形与南方水乡截然不同，尤其内黄更是沙砾纵横，沿途空旷一片，一望无垠，让人恍如到了西部沙漠地带。这种平坦地形为骑兵作战创造了条件，日军的数百名骑兵纵马向五十一师发起冲击，五十一师攻势因此受挫。
有人打骑兵是先打马，等骑兵从马上跌下来后，再用轻重机枪猛击。王耀武反其道而行之，他命令狙击手占据制高点，直接给骑兵们逐个点兵。
方法不同，效果一样。看到前面的骑兵纷纷被射落马下，后面的骑兵只得退后，五十一师乘势猛击，一举收复了内黄城。
与此同时，仪封的日军也在中方的攻击下弃城而去。日军第十四师团并不是真的没有实力守住内黄、仪封，主要还是因为在缺乏后续兵团的情况下，其后方联络线也已被豫东兵团给截断了。师团长土肥原察觉到了危险，遂决定将后方从陇海路转移到黄河南岸的柳园口。
柳园口是黄河边的老渡口，日军第十四师团可以通过柳园口，从黄河北岸得到粮弹补给，而其主力则分据兰考西面的大小围寨。
豫东兵团再次展开围攻，周志道率五十一师一五一旅对毛姑寨发起攻击。围寨的围墙都很坚固，没有重武器便奈何它不得。南京保卫战虽然让七十四军失去了所有的重武器，但在整训期间，五十一师又重新配备了中型迫击炮。攻击之前，周志道先下令用迫击炮对准寨子轰击，等轰开小口后，再派突击队利用夜间猛冲进去。
是晚，经过五小时激战，一五一旅在歼敌数百人，击毁五辆日军坦克后，一举攻克了毛姑寨。
拿下毛姑寨相对轻松，相比之下，罗王车站、三义寨、曲兴寨等据点就要难啃得多了。罗王车站是陇海铁路上的一个不大不小的车站，但因居于开封和兰考之间，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所以早在全面抗战爆发前，此处就有钢筋混凝土所构筑的永久性国防工事，炮兵掩体、机枪掩体、隐蔽所、指挥部，一应俱全。原本是拿来抗战的，孰料随着形势的急剧变化，反而被日军所用，让人始料不及。
5月25日，当五十八师协同友军对罗王车站发动攻势时，日军便利用这些工事进行拼死抵抗，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
晚上六点，五十八师一七二旅曾一度攻入罗王车站候车亭，但一个小时后又得而复失。此时俞济时已专任七十四军军长，五十八师长由副军长冯圣法兼任，见部队伤亡较大，冯圣法下令暂缓进攻。
罗王车站成为敌我双方拉锯的重点。豫东兵团总司令薛岳这时发现前线粮食输送不理想，有的士兵已超过一天没有吃饭，遂赶紧用电话给后勤补给部门下达严令，要求迅速予以改善。
人是铁，饭是钢，吃饱喝足，又经过一夜休整，进攻部队士气大振。5月26日，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亲临前线督战，并集中炮火猛轰日军阵地。
和五十一师一样，五十八师也重新配备了重武器，该师炮兵营装备有六门德国克虏伯野炮。这些克虏伯野炮系清末时从德国克虏伯公司购置，炮身上还刻有“大清光绪年间”和圆形祥龙标记。虽然是旧朝遗物，样式也较为陈旧，但你也别瞧它不起，克虏伯所生产的火炮，一向都享有质地好、射击精度高的名声，到二战期间，不仅中国在用，日本也没有放弃。
克虏伯野炮果然颇有威力，能把日军阵地砸到四分五裂，使得日军只好将站上的卡车临时充作保护掩体。在炮火支援下，五十八师通过单兵爆破、小组突击等方式，一步步向车站逼近。5月28日，罗王车站、罗王寨先后被予以收复。
在日军指挥所内，中国军队缴获了一柄土肥原自佩的指挥刀，证实这次罗王争夺战系由土肥原亲自指挥，可见他对确保罗王车站的重视程度。对未能擒住土肥原，三军上下当时莫不引为憾事，然而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看，以中国军队当时所具备的实力，这一目标是极难达成的。
<h2>寸步难进</h2>
就在五十八师攻打罗王车站的同时，五十一师正在协同友军会攻三义寨外围。5月25日，凌晨四点，一五一旅首先取得突破，一举攻占柴楼，并以柴楼为依托继续向纵深推进。
五点，日军发起反扑。一五一旅三〇二团团长纪鸿儒率部端起刺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
要在平原之上跟日本兵拼刺刀，总体上中国兵是吃亏的。你这边可能刚刚做出刺杀动作，对方的刀锋就已逼近胸膛，而且日本兵虽然普遍个子不高，但身体粗壮，力气比中国兵还要大，以至于拼刺时都拨不开他的刺刀。在兰封战场上，有一名学生出身的士兵表现得极其英勇壮烈，日本兵的刺刀首先从他的前胸捅透后背，但在频死之际，他的刺刀也同时扎进了日本兵的腹部。打扫战场时，战友们发现双方的刺刀都留在了对方身上。
有经验的老兵知道自身枪短，一般不会这样面对面地硬拼，而是会合理地使用闪避动作。闪的时候不会正好闪得那么巧，当刺刀从肘边晃过时，刀尖很容易划破皮肉。
痛是难免的，可是得忍住，要不然就不止伤痛那么简单了。重要的是做下面这个动作：避过突刺之后，或者侧身转到他的旁边，一刀将其刺死，或者索性直接用枪托横扫过去，砸他个狗头！
当然日本兵也不傻，他的反应也许比你还快。当你用枪托砸的时候，他会接住你的枪，用力拖拽，而你这边必须用力压住。如果膂力差不多，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两人就会同时倒地——即便在地上扭成一团，也不能松手，此时不管拳头还是脑袋都可以当作武器，只要足以杀死对方。
什么样的人才是勇士？这样的人才配叫勇士。有的机枪手倚仗着自己力气大，干脆就直接抡起机枪左右开弓，也能把敌人砸到脑浆迸裂。
一场白刃战之后，三〇二团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至上午九点，日军外围防线陷于崩溃，逐渐向寨内退守。
5月27日，五十一师攻克三义寨外围的最后一道防线。各部抓紧时间进行战地侦察，准备拿下三义寨。
不料第二天情况起了变化，从罗王寨等围寨逃出的日军全都钻进了三义寨，寨内日军实力大增。与此同时，中国军队的大批援军也陆续赶到，对三义寨实施了三面包围。
五十一师作为进攻的主力之一，被分成两股，其中纪鸿儒的三〇二团担纲正面攻坚，张灵甫的三〇五团负责配合助攻。当三〇二团前进至三义寨门前日军的警戒阵地时，战斗就已经变得相当激烈，在日军的顽强抵抗下，部队寸步难进。
像这样胶着在寨门边缘，以日军火力之炽烈，就有被消灭的可能。因此纪鸿儒和官兵们不顾危险，冒着炮火往寨内猛冲。他们曾一度冲入寨中，但在遭到日军反击后，又被打了出来。
两团整理队伍后，再度发起猛攻。纪鸿儒身先士卒地冲在最前面，不幸身负重伤，当场阵亡。
当天晚上，王耀武复制打毛姑寨时的夜袭战术，派李天霞率领突击队，趁天黑攀上寨墙后攻入了寨内。可惜没有后续部队入内接应，突击队只得从原路撤出。
5月29日，攻势仍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一方面是由于缺乏阵地攻坚的足够武器和火力；另一方面，中国军队尽管数量多，但像七十四军这样的精锐主力欠缺，相当一部分都是南京保卫战之后匆匆组编起来的新军，不少士兵甚至是新抓来的壮丁，一听到日军的大炮声就往后跑，军官们光收容整理部队就要忙得满头大汗。
当时除三义寨外，日军还占有曲兴寨。中国第一线部队离寨不过一百米，远的也不过两三百米。前线指挥官给上面打电话，说只要再增加一部分兵力，是可以把曲兴寨夺过来的。
上司在电话听了只有苦笑：“你的建议好是好，可我哪有部队给你呢？其余部队都被日军的几颗炮弹给吓跑了，溃不成军，全师只有我们这一个团可用了。你要援军，只好等外面派。”
三义寨屯集的日军比曲兴寨可多多了也强多了。关键时刻，三义寨这里的进攻部队要是再抽一部分去打曲兴寨，岂不更是抓瞎？
尽管如此，后方指挥部的有些高级幕僚仍对攻克三义寨、曲兴寨抱有希望。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参谋处副处长兼作战科长的龚梦涛观察到，日军已在空投粮弹，显见得其补给已发生困难。如果再坚持围攻三到五天，全歼日军第十四师团是完全有可能的。
就在这个时候，他桌案上的电话突然急促地响了起来。龚梦涛拿起话筒一听，是汉口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是蒋介石侍从室的侍卫长，让龚梦涛记录重要作战命令。
命令记录完毕，他一下子惊呆了。
<h2>功罪千秋</h2>
这是蒋介石发来的十万火急令，要求豫东兵团即刻撤围，并分别向陇海、平汉铁路方向转移。命令中还说，若撤围不及时，“必遭敌人歼灭，为兵家所齿冷”。
龚梦涛放下话筒，拿起电报走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房间。程潜看过之后迟疑了一会，才让龚梦涛写命令部署撤退。
龚梦涛心有不甘地说：“放虎归山，养痈遗患，将来我们要自食其果！”
程潜无奈地回答：“委员长的命令不能不遵办呀，你去做撤退部署吧。”
程潜是痛惜功亏一篑，龚梦涛则是没有看到全局的变化，事实上，蒋介石的这一决策是正确的。因为西进日军已在5月29日这一天攻占了砀山以西的商丘，直逼豫东兵团之侧背。战场的形势，早已不是如何吃掉日军第十四师团，而是整个豫东兵团将陷入日军的包围圈了。
看上去只差一步就能煮熟的鸭子就这样飞掉了。豫东兵团即刻撤退，6月1日，七十四军奉令撤往沁阳，在那里构筑工事并进行整补。
撤退时，一般士兵都还被蒙在鼓里，不明白在前方并没有打败仗的情况下，为什么要主动撤退。驻地老百姓更是不解。
兰封会战期间，中原百姓就像淞沪会战时的江南百姓一样，给予了军队无私的帮助和关爱。每次部队移防，都会换来当地居民的依依不舍，看到无法挽留部队，他们只能不停地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打败日本鬼子？你们辛苦打胜了，为什么还要撤退？你们撤退了叫我们怎么办？”
士兵们无法回答，只能一边走一边开骂：“他妈的，还不是他们当大官的怕死，坐着汽车就跑了。平时教我们抗日，他们却一打仗就往后跑。”
军官们知道内幕，但除了装聋作哑，亦无言以对。此时，他们更担心部队能不能撤得出去——与南方地形相比，平原地区只会更有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和追击，两条腿再快也很难跑得过四个轮子。
七十四军撤到沁阳，就做好了进一步抵御和摆脱追敌的准备。不过这种担心很快就成了不必要，当豫东兵团的后卫掩护部队经过罗王车站附近，准备向开封后撤时，他们听到了工兵营用炸药破坏铁路桥梁的爆破声。
有些殿后部队一听，误以为是日军追击部队的炮声，还赶紧互相招呼：“快走跟上，不要咋乎，敌人追上来了！”
当部队走到开封时，军官告诉大家，那不是炮声：“日军的飞机把黄河炸开了口，企图把我们的部队淹死在豫东地区，所以上面才要我们撤退。”
士兵们都信以为真，等顺利抵达目的地，他们才被告知真相：“郑州黄河花园口的掘堤是我们自己工兵干的，统帅部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阻止日军的追击。”
确实，黄河决口，使日军前进一时受阻，参加兰封会战的中国军队可以安然撤退，而不用再像上海和南京时那样落得损失惨重的下场。甚至于一些来不及东撤的追敌也被黄河水截断后路，从而遭到包围歼灭。
可这并不能代替它给中原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滚滚黄河水如脱缰野马，冲毁了无数家园，大水过处，平原变成了河，人畜变成了鱼。一个触目惊心的“黄泛区”，累积几十年都无法得到善后。
面对空前灾难，参加兰封会战的很多军人也因此受到了良心的责备，不停地向自己发出疑问：千秋功罪！功罪千秋？
拔高了看，无论南京撤退，还是黄河决口，都可以算是抗战战略的一部分，只是在这一所谓的战略中，百姓的性命总是被看得那么不值钱。反过来说，老百姓也不知道什么战略不战略，他们只知道自己承担了战争带给他们的最大和最直接的痛苦，他们要求的并不高，只希望能得到国家和军队的保护，可是到头来，不仅依旧遭到无情抛弃，还被进一步推向了苦难的深渊。
你们不是说过，要与一城一地共存亡，要与老百姓共存亡吗？然而……
“罗王血战方摧敌，滚滚黄流泛豫中”，民心就这样在一点点地失去，尽管这并不是血染征袍的勇士们的责任。
<h2>负责任</h2>
事情总是这么矛盾。如果仅就军事角度而言，黄河决口又是必然之举。大洪水不仅确保豫东兵团较为完整地撤出了兰封战场，而且使得日军从北方进攻汉口的原作战计划被迫推迟了数月，中国军队也相应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在身后已无追兵的情况下，七十四军星夜撤出沁阳，经平汉线抵达汉口，接着马不停蹄地东下九江。6月24日，部队进驻江西德安，负责南浔铁路（九江至南昌）沿线的部分防务。
和以往任何一次一样，能得到休整的时间总是非常之短。七月下旬，溯江西上的日军登陆九江，由于缺乏纵深配备，守军一点被突破即全线溃退。
这种情况下，防线只得重新部署。原守于九江的川军退守瑞昌，原守于沿江的广东粤军因腹背受敌，退守九江以南的金官桥（现名金桥）一线。
占领九江后，日军继续进逼。7月31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分两路沿南浔铁路、公路南下，企图实施中央突破，其攻势相当猛烈。粤军首当其冲，激战两日后，部队伤亡很重，其主阵地遂由湘军接替，同时七十四军五十八师也奉命开赴黄老门附近，以增强防线厚度。
为阻敌前进，南浔铁路事先已遭到破坏，路东是庐山，无路可行，所以五十八师的两个旅只能共走路西的一条小道。行至半途，日机冒了出来，一边向地面进行凌空扫射一边俯冲投弹。为隐蔽防空，走在中间的一七二旅旅部与前后卫之间出现了脱节，等日机飞走，旅部想跟上去的时候，正巧一七四旅又横腰插过，把他们给堵在了后面。
好不容易，一七四旅也过去了。一七二旅旅部正待出发，忽然发现左前方山沟里蹿出了一股敌人。旅长用望远镜观察后，立即命令旅部特务排散开，占领高地阻敌，同时让后卫三四三团尽快赶上。
三四三团尚未赶到，特务排已与日军交火。由于寡不敌众，特务排排长很快阵亡，旅部参谋主任也受了伤。
眼见情况万分危急，一七二旅旅长看到一七四旅有一个后卫营要穿过去，遂一把抓住该营营长，让他不要通过，就地加入战斗。
谁知这位营长做事很是僵化。他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向黄老门前进，如果跟不上，就要受军法制裁——再说了，你又不是我的旅长，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不管旅长怎么好说歹说，他都不肯听命。真是夏虫不可语冰，脑子坏了，你就拿他一点辙没有。还好，一七二旅的一位参谋跟这位营长素有交情，也上前相劝，同时写下简单命令作为证明，对方才勉强留下参战。
有一个营撑着，一七二旅旅部支持了下来。不久三四三团赶到，终于堵住了日军的进犯。
一七二旅意外遇袭，说明日军一〇六师团的部队兵力已渗入金官桥防线背后。除了旅部遇到的一股外，从正面还冲进来另外一股数量更多的日军，作为前卫的三四四团未及散开，就与这股敌人狭路相逢。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三四四团并未溃散，他们就地建立阵地，在坚守整整一下午后，同样保证了防线不被日军穿透。
三四四团的这场阻击战打得非常激烈，该团伤亡也很大，仅军官里面，就有营长一死一伤，连长阵亡三人，排长阵亡四人。至黄昏，三四四团奉命将防务交由粤军负责，五十八师全师开回德安整理补充。
每支部队对于胜负得失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判断和评价。这样的仗要放在一般部队，那就是胜仗，临危不乱、处惊不变以及替友军补了漏，都是可以用来邀功请赏的依据。七十四军不同，他们认为这是一次不折不扣的窝囊仗——一七二旅在行军中究竟是怎么部署和应变的？居然前后会脱节成这样，混乱成这样？太丢人了，以后丢人的事儿要少干！
责任追究在所难免，先前就有一名团长因在战斗中畏缩不前，而被王耀武报请革职。不过这一回已不是撤团营长的问题了，而是要继续往上追究。五十八师师长冯圣法以指挥不力，使本旅部队脱离掌握，致遭受重大损失为由，上报撤掉了原一七二旅旅长的职务。
脱胎于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军队，大多离不开宗派和乡情，即便中央军体系也在所难免。以陈诚部队为例，七十九军军长夏楚中的乡亲观念就十分浓厚，几乎到了任人唯“乡”的程度。
夏楚中是湖南益阳人，据说曾有两个人来找他，要求在军队里安排个职务。夏楚中问其中一位：“你是哪里人？”答：“湖南益阳。”又问：“你想干什么差使？”又答：“我想当连长。”
夏楚中转问另一位：“你呢？”此人刚开口：“益阳……”夏楚中就点了头：“啊，‘一样’，你也要当连长。好嘛，是湖南益阳人我都用。”当下便批了条子，将两人补充到连里当了连长。
夏楚中的这种做法在七十九军里面还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下面保荐团长人选，理由居然是：“某某是湖南益阳人，夏楚中的同乡。七十九军是夏楚中创立的，理应用夏楚中的人。”
除了有把军队办成湖南人天下的，还有广东籍的“广东会馆”等等，不一而足，以致于军官们开会时，差不多都是一个地方的口音，其他不是一个籍贯的军官要么郁郁不得志，要么只有辞职另投他处。
在七十四军内部却没有这种情况，从上海建军起，无论五十一师还是五十八师，官兵均来自于五湖四海。他们之间谁上谁下，都只遵循一个原则，即王耀武常放在嘴边的“负责任”，仗没打好，前线指挥官就得为此承担责任和后果，上级处分时理直气壮，当事人也心服口服。
正是因为一直强化“负责任”的意识，无论平时还是战时，七十四军官兵只要接受了任务，就不敢马虎，更不敢稍存侥幸取巧之心。这支部队能够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状态，而非仅仅昙花一现，秘诀也许就在此处。
<h2>好像很难对付呀</h2>
日军一〇六师团在金官桥防线虽偶有渗透，但总体上难有突破。于是日军开始尝试迂回攻击，抄南浔线的后路。8月12日，日军一〇一师团渡过鄱阳湖，在星子镇登陆，欲对七十四军所在的德安实施迂回，但在粤军的奋力拦击下，终被阻于东西孤岭。8月22日，日军又在星子以南的隘口镇实施登陆，算盘打的还是德安。
德安城东倚鄱阳湖，西傍庐山，为南浔线之重镇。它的得失，关系南浔防线的安危，不容许有丝毫闪失。七十四军随时监视着鄱阳湖湖面敌人的动态，发现后立即派兵阻击，五十一师一五三旅奉命力战，经过半天激烈的战斗，日军再次无功而退。
如果说淞沪会战的防御地形依靠的是河塘纵横，鄱阳湖西岸不仅有水有湖，还有重垒起伏的小山丘陵，从丘陵上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看到日军的一举一动。在战斗中，七十四军和粤军主要凭丘陵建立工事，从山腰到山顶设多道防线，日军一前进，子弹便会像雨点一样倾泻下来，打得他们寸步难进。
日军一〇一师团知道自己遇到了中方主力精锐。作为参加过淞沪战役的日军主力部队之一，该师此后还经历过多次作战，通常情况下，与他们对峙的中国军队一遭到攻击就会立刻陷于溃败，但在西岸战场上却完全不同。很多时候，守军即使子弹打光，不得不展开肉搏，也绝不逃跑，如果日军能够占领其中的一块阵地，那只有一种解释，就是阵地上的中国士兵都死光了。
“这次的敌人好像很难对付呀。”日本兵发出了哀叹。
日本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上海时曾采访过第一〇一师团，此次再来前线，熟悉的军官不是被埋进路旁草丛里的坟墓之中，就是负重伤被运去了后方。
小俣希望把相关情况写成通讯报道。一名联队副官声音凄凉：“从哪说起呢？战争是可怕的，即使说上一两天也说不完！”
在这个联队中，很多中队里的军官已经全部战死，现有军官都是刚刚补充上来的。副官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含着眼泪把死伤军官的名字逐一让小俣记录了下来。
小俣认识的军官一个都不在了，他在这条战线上所能听到的，全都是“悲惨的故事”，各部队的报告也大体一致：“敌人顽强抵抗，我军无法前进。”
南浔线暂时守住了，但在另一端，防守瑞昌的川军却掉了链子。
七十四军和粤军都是能打硬仗的部队，与它们相比，武汉战区的川军在作战素质上相形见拙，即便在中国军队中，至多也只能算是三四流部队。进攻瑞昌的日军第九师团则属于老牌常备师团，参加过两次淞沪会战，这个师团往上一冲，根本就不是川军能够抵挡住的。8月24日，瑞昌失陷，日军第九师团乘胜向岷山推进。
岷山的纬度低于金官桥，金官桥守军的左侧背由此暴露。8月29日上午九点，第一兵团司令官薛岳向七十四军军部发来电话命令，让五十一师派一个团占领瑞昌通往岷山的道路，一面观察瑞昌方向的动静，一面掩护金官桥阵地左侧背。
电话打来的时候，五十一师正在构筑德安外围防御工事，各团驻地较为分散，因此直到下午四点，一五一旅三〇二团才得以出发。
薛岳在下达命令的时候，判断日军第九师团向岷山派出的兵力不会超过数百人，因此七十四军派出一个团足矣，但是接下来他收到的情报却显示，岷山局势比原来预想的还要严重得多，日军第九师团来者不善，向岷山派出的兵力绝不止区区数百人。
顾虑到日军第九师团来势汹汹，必将迂回包抄金官桥的后方，薛岳赶紧于下午六点向七十四军追加电令，要求五十一师派一个旅（包括前面的那个团）进占岷山一线。
按照命令，五十一师派出的一五一旅须于当晚到达岷山，但因为川军退却时溃乱无序，乱哄哄地全都堵在路中央，导致前进部队反而无法快速行进，晚上到达也成了一句空话。
8月30日上午七点，三〇二团抵达岷山脚下，不过他们晚了一步，日军第九师团约一个大队已先行占领岷山，控制了相应制高点。
开弓没有回头箭。三〇二团当即发起猛攻，激战四个半小时后，该团占领了岷山脚下的日军阵地。继续朝山上攻击，日军援兵恰好赶到，攻击难度大为增加，一营营长胡立群中弹牺牲，三〇二团也只得回撤待援。
下午三点，一五一旅旅长周志道亲率旅部及三〇一团到达。从傍晚开始，全旅向岷山攻击前进。
日军的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久攻不克，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彼攻我守，中国军队在山岭上构筑的坚固阵地，令敌人很伤脑筋。现在反过来了，敌守我攻，日军凭借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地以炽热火力进行阻击，从而把同样的难题推到了中国军队这一边。
一五一旅数度接近日军阵地，但都因为拦阻火力过猛而功亏一篑。当天，敌我两军的伤亡数字都在四百以上。
为解除一五一旅的进攻威胁，8月31日上午七点三十分，日军反守为攻，在飞机掩护下，向一五一旅阵地发起冲锋。
一五一旅一时攻不上山，要守住阵地还不至于有太大问题。日军的三次冲锋，均被一一化解。
岷山前线的拉锯状况，令薛岳感到有添加兵力的必要。他于午后向七十四军发来命令，要求由王耀武亲率五十一师赴援，以夺取高岭、鹅公包、洪家山等要点。
旅升到师，这仗有的打了。
<h2>放长线钓大鱼</h2>
王耀武那边刚刚启动，岷山这边就有了好消息。在避过对方的三招之后，一五一旅趁势发动反击，高岭、鹅公包、洪家山这几个要点都拿了下来。
在一五一旅设定的攻取目标中，还有金龙埂、作云岭，但连续两个昼夜都没能奈何得了它们，旅长周志道不得不另想办法。
在七十四军到达岷山之前，此处的山岭并不是全部都控制在日军手中，其中花果山就由新十五师某部占领着。到了晚上，周志道除留少数部队守备原阵地外，旅主力全部遣出，并沿着花果山南侧向日军左侧背发起袭击。
日军也非常警醒，他们其实已经发现了前来夜袭的一五一旅，但起初并没有进行射击。
日本记者小俣曾在徐州会战时随军采访。有一天晚上他们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夜袭，机枪子弹下雨一样地飞过来，还有迫击炮弹“啾啾”地划过夜空，显见得来袭者也不是一般的小部队。小俣当时慌张到连脚上的鞋都穿颠倒了，可是身边的日军指挥官却很镇定，他下令：“不准射击”、“不许出声”，然后进入阵地的日本兵就真的一声不响、一弹不发。
一直等到中国军队吹响军号，呐喊着冲锋的时候，指挥官才下达射击命令。那次中国军队的夜袭失败了，天亮后战场上留下了两百多具中国军人的尸体，小俣说：“两百这个数字听听不多，但真正看到两百多具尸体则不得了。”
是不是沉得住气，决定着军人是否训练有素。日军第九师团的军事素质，是连冈村宁次都加以称赞的，他们不向一五一旅贸然开火，就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让对方横尸阵前——不是两百，要更多！
一五一旅一接近敌方阵地，日军的轻重机枪就扫射起来，接着是手雷、迫击炮、小钢炮（即超轻型迫击炮，又叫掷弹筒），一时间，枪弹如同狂风暴雨一般地将夜袭官兵裹挟了进去。
夜袭变成了屠杀，一五一旅伤得不轻。不过这支部队并不是那种一打就退、一打就垮的鱼腩，类似的惊险场面也不知遇到过多少回，他们马上就地转入攻坚。
日军好像是捡到了便宜，但别忘了，此类便宜，是要等对手离得最近时才能实施的，换句话说，它也同时缩短了进攻方的进攻距离，增加了攻击得手的可能性。
一五一旅彻夜冲杀，到拂晓前，金龙埂、作云岭相继克复，捎带着，关帝庙、屏风坳等地也被乘胜攻占。
这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上面有许多血染的名字：在夜袭战中，三营营长翟玉本壮烈殉职，六百余官兵伤亡。
岷山已成为敌我双方关注和争夺的焦点。日军向岷山大举增援，兵力达到了一个旅团，就后来缴获的文件来看，所部不仅包括第九师团，还有第一〇六师团加入，总之是把附近能够召集的都尽可能召集了过来。
9月1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向一五一旅阵地发动了立体进攻。
从淞沪会战中后期开始，日军便掌握着几乎所有战场上的制空权，用中国士兵的话来说，平时空中只见“红太阳”，不见“青天白日”，也就是一架中国军队的飞机都看不着。
中国军队不仅缺乏制空权，而且也没有什么防空设备，各部队均无高射炮，这使得日机可以肆无忌惮地降低飞行高度。所谓立体进攻，就是在其步兵进攻之前，让飞机在中方阵地上空轮番实施低空飞行，寻找到目标后投掷炸弹并用机关枪进行扫射。
如果能够及时分散隐蔽，日机的杀伤力并不大，最多不过对前线士兵的心理和士气有些影响，而且类似情况遇到多了，中国军队也积累出较为成熟的应对经验：当日机肆虐时，阵地上仅留警备部队，其余全部伪装隐蔽起来。日机不能老是轰炸，一旦他们的步兵逼近中方阵地，为免误伤自己人，就只能暂时偃旗息鼓。
通常，在日军步兵进入阵地前三四百米至一百五十米范围时，就是守军最好的反击时机，可以集中轻重机枪和步枪，依靠炽盛火力来击退敌人。一五一旅正是运用这一经验挫败了日军的进攻。
正面攻防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只能寻找其他方面的薄弱点。上午十一点，他们向新十五师发动猛攻。新十五师属川军一部，作战能力很弱，其阵地被一举突破。
阵地丢了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日军在尾追新十五师的过程中，顺藤摸瓜，将一五一旅阵地也截成了数段。
日军发起全线总攻。战斗瞬间进入白热化，至黄昏前，日军攻势更猛。经过反复冲杀，三〇一团团附罗恒阵亡于鹅公包，见部队伤亡太大，一五一旅于当晚后撤进行防守。
就在一五一旅陷入苦战之际，王耀武其实已率一五三旅就位，在接到命令后，一五三旅星夜急行，拂晓前即已到达东岭附近。之所以不能及时前来增援，乃是遭到了敌机轰炸，无法实施大范围行军。
三〇六团的一个营曾奉命攻击日军侧背，以协助一五一旅的正面攻防战，但日军凭险据守，激战至天黑，进攻部队仍无成效。
把五十一师全部调了上去，结果仍然只能退守，这让第一兵团总部大感紧张。薛岳一边收缩金官桥防线两翼，重新构造两翼钩形阵地，一边让七十四军全部开往岷山作战。
已升任军团长但仍兼七十四军军长的俞济时向王耀武下达指示，令五十一师固守原阵地，俟五十八师到达后，再协力攻击当面之敌。
<h2>救人须救彻</h2>
擂台上你一拳我一脚打到正酣的时候，人家可不会等你找齐帮手再重新开局，他只会趁你支持不住的时候一脚踢你下台。
9月2日拂晓过后，日军集中四门山炮轰击五十一师阵地，阵地立刻被笼罩在滚滚硝烟之中。在山炮的掩护下，日军千余步兵发起冲锋，前后共冲锋三次，尤以上午九点至十点间冲得最猛。其间日军曾突入一座叫山背后山的阵地，但还没等立住阵脚，五十一师就从四面八方发起反击，重新将阵地夺了回来。
此时在进攻日军背后，兵力还在不断增强，据估计已达到半个师团，五十一师防线随时有承受不住的危险。日军当然不只为五十一师而来，他们是要借此威胁南浔线侧翼，对金官桥防线实施包抄。为了防备万一，第一兵团总部下令金官桥守军向“黄老门线”（指岷山到黄老门一带防线）转移，同时严令七十四军负起掩护责任。薛岳在电话中对俞济时说：“你要再向后退，使前方部队撤下来，我就军法从事！”
救火须救灭，救人须救彻，现在俞济时所面对的问题，不单单是掩护，而是得把岷山日军全部驱除出去，这样后撤的金官桥守军才能拥有最大程度的安全感。在五十八师到达前沿后，七十四军重新调整了部署，开始发动全面反击。
从9月2日下午起，五十一师在西，五十八师在东，同时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这是考验七十四军整体战斗力的重要时刻，能不能啃下硬骨头，皆在此一举。
四周群山到处回荡着敌我双方的枪炮声，战斗毫无间歇地持续着。在进攻中，七十四军一次次与敌军短兵相接，咬住了就抵死不放，双方阵形因此犬牙交错，空中俯视的日机想上前帮忙都插不上手。
经两昼夜鏖战，9月3日，七十四军终于占领岷山，确保了“黄老门线”的完整。岷山之敌除被消灭的部分外，其余皆向瑞昌退却。
在岷山战役中，七十四军共缴获轻机枪五挺、小钢炮五具，战刀二十三把，步枪一百余支，“武运长久”旗数十面。另外，还俘虏了两名日本兵。
抗日战场上，缴到日军武器的数量一般都不会多，这是因为日军即使败退，也不会轻易把完整枪支和尸体丢弃在战场上。中国军队有不杀俘虏的禁令，规定凡上交俘虏，可奖励两百元，但在战场上却很难捉到活的。曾有九名日本兵被围在庐山的山洞里，天亮后搜查，发现他们已在毁枪之后集体自杀，其中一个重伤未死，问什么都瞪着眼不理，也不愿被抬走。刚刚经历过血战的士兵往往内心都充满着仇恨，见这名日本兵如此顽固，就干脆补上一刺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假如不谎报战果，单就一支部队而言，如此数量的战利品和俘虏已经很可观了。七十四军尽管是逐次投入兵力，但从始至终都未惜工本，战役结束，五十一师共伤亡军官一百六十余人，士兵两千余人，五十八师共伤亡军官七十余人，士兵八百余人。
在金官桥守军退到“黄老门线”后，原先与之对峙的日军一〇六师团也进逼“黄老门线”阵地，并猛攻不止。第一兵团总部由此认为“黄老门线”还不够巩固，于是决定将整体防线后移至德安以北的“乌石门线”。
中国军队退一步，日军一〇六师团就进一步，他们占领了“乌石门线”前的马回岭。马回岭是一座三面环山的小盆地，守军在盆沿部署有重机枪阵地，其最大射程足能打到马回岭，此外火炮也能射到它的前沿。换句话说，第一兵团凭借有利地形，以步炮火力在马回岭构成了数道严密的火力网。
地障就是兵力，险要就是武器。日军一〇六师团看似一着不让，其实反而让自己陷入了被动。由于害怕遭到火力攻击，日军白天总是躲在工事里不出来，就连从马回岭到黄老门这一段，也只敢乘坐坦克装甲车来去。
<h2>都跟精锐搭不上边</h2>
“现在的日本人不像从前那样难打了。”英国记者阿特丽深入赣北战场进行采访，她随机访问了几个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老兵，这些老兵都异口同声地说出了这句话。
将领们也大多持有相同看法，曾指挥过南口战役、台儿庄战役的汤恩伯根据切身体会，给侵华日军划定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南口战役的时候（与淞沪战役同一时期），日本人作战像狮子似的；第二阶段是台儿庄战役的时候，日本人依旧是冲锋陷阵的一把好手，只不过稍稍挫了一点威；现在则明显没有几个月前那么凶猛了，甚至于产生了无心作战的情绪。
厌战和反战，都是战争在旷日持久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的一种心理反应，尤其是在道义上完全站不住脚的侵略战争中，士兵所背负的精神压力更大，也更容易消极和厌倦。中国军队在赣北战场上缴获了许多日军的信件和日记簿，粤军将领李汉魂向阿特丽出示了其中的一本。那是一名日军大尉所写，里面还夹杂着一张他的全家福。
从日记上看，这名大尉是个良心未泯的人。从登陆上海起，他就见识到了战争的残酷，并惊骇于同伴们的残忍。在日本国内，他无疑是个好人，既是好丈夫，还是好儿子和好父亲，但当他拿着枪踏上异域，干的却全是杀人放火的勾当。尽管他也认为“我们是应该不择手段地争取胜利”，可是内心仍然感到十分痛苦：“我为什么，又为谁犯这罪行呢？我只好心里明白，因为我不敢从嘴上说出来。”
若是战争打得顺风顺水并很快结束，那倒还罢了，现实情况却是，在进入赣北战场后，恶战、苦战接连不断。有一天晚上，在浓黑的夜色中，大尉所在的部队与中国军队大打肉搏战，结果“损失异常重大”。仅隔两天，一颗炮弹落在他的旁边，差点就把他给炸死。
大尉亲眼看到自己的部队战死了百人以上，看到了中国士兵巨大的牺牲精神和吃苦耐劳的能力，这让他整个人几近崩溃。如果是保卫自己的祖国，当然应该义无反顾，但若是侵略别国，他实在找不到自己为此丧命的价值所在。
全家福是樱花节时拍的，大尉说他一看到这张照片就要流泪，“明年樱花开放时，是不是我的孩子将成孤儿，我的妻子将成寡妇，我那白发苍苍的老母将无从知晓他的孩子究在何方？”
当阿特丽从李汉魂手中接过日记簿的时候，它的主人已经死在了战场上。
李汉魂通读过日记，他对这名日本青年的死也很有感触：“战争是战争。我是一名将军，他是敌军里的一个大尉，我们杀死了他，但他本质上不是敌人，所以我此刻的良心也为之感到不安。”
日军中像大尉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并不想从事战争，可是又被一股无法摆脱的力量裹卷着，只能硬着头皮去杀人去送死。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他们在心理上不抵触不消极是不可能的。
除此之外，日军攻击力呈下降曲线，还有其他更为复杂的原因，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经过历次交锋，侵华老兵损耗很大，势必补充很多新兵以及增加新设师团参战。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皆为特设师团，或者叫新编师团，其战斗力远不及老牌师团。二者之间的最大不同，就是特设师团的现役军人较少，以步兵联队为例，现役的只有联队长、联队副官和大队长，中队长以下全是已参加社会工作多年的预备役或后备役军人。
这种师团必须经过一定的战前训练才能适应需要，但因战事紧张，一〇六师团一组建完成就被匆匆派到了华中战场。冈村宁次认为：“（像使用一〇六师团这样），把在社会上工作了几年乃至十几年的人，直接送到前线来的做法，有些欠妥。”
一〇一师团则是另外一种情形。这个师团倒不是草草编成，奈何在淞沪战役中被提前打残了，光兵员就损失了一万多人。现在的士兵大部分都是出身于东京繁华区域的补充兵，且以中年已婚者居多，虽然都是受过军事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其军纪军风十分恶劣。
冈村对此看得很清楚，“军纪严明的军队即为精锐部队”，以此标准推断，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都跟精锐搭不上边。
那些参加过台儿庄战役的中国老兵只要一伸手，就能掂量出对方的分量——日军在攻击前通常都要用火炮轰上几个小时，接着才进入步兵攻击，而步兵厉不厉害，就看攻击时的表现。
南浔线上的日军在炮击结束后，总是先派出两三个兵，这几个兵会爬到中方阵地前二三十米处，试探着往战壕里扔手雷。假如战壕里的中国士兵示弱，日军的大队人马就会跟着冲上来，假如中国士兵还以颜色，他们就立刻变得缩手缩脚，而且一打就退。
白刃战本是日军的强项，但刚上战场不久的新兵往往缺乏拼刺刀的足够胆量和经验，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不到万不得已，都不太愿意冒险打白刃战，反而战斗力较强的中国军队，比如七十四军、粤军会主动发起白刃战，以求在武器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击退敌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