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日历翻到1937年8月中旬，有远东第一都市之称的上海正被重重的战争阴影所笼罩。
在黄浦江岸，阳光依旧灿烂，绿色的原野仍然充满着生机和希望，但是混浊的江面上却已经停满了抛锚的军舰，而且每艘军舰的尾部都无一例外地悬挂着一面“膏药旗”。
除了杀气腾腾，将炮口正对岸边的军舰之外，从头顶隆隆飞过的轰炸机的机翼下面，也同样涂有红色的“膏药标记”。轰炸机的袭击目标是上海市政府大楼，在排成纵队的机群向大楼发起俯冲后，大楼圆顶瞬间升起了滚滚浓烟。
战争让昔日的繁华都市完全变了样，往常车来车往和人头攒动的景象正在如同泡沫一样消失，人们把宾馆和办公楼都打造成了堡垒，所有的低层窗户都被堵得严严实实，门口的沙袋则堆得像柴火堆一般。
上海已不是第一次经历这样激烈的战争，五年前爆发过一次，当时叫第一次淞沪会战，时隔多年，第二次淞沪会战又接踵而至。
8月23日，以第十一师团为主力的日本陆军两个师团在长江南岸登陆，此举不仅减轻了正在市区作战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的压力，并且对中国军队的防守左翼形成极大威胁。这一举措与日军在第一次淞沪会战中使用过的战术几乎一模一样，区别只是规模更大而已。
<h2>天降大任</h2>
第十一师团登陆后，即直扑罗店。位于淞沪侧背的罗店镇乃沪宁交通枢纽，日军一旦予以控制，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掐断中国军队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线，如此至关重要的战略要点，作战双方自然都会不惜血本地舍命相争。
按照中国统帅部的命令，第十一师在罗店与日军展开了不屈不挠的争夺战。他们多次夺回罗店，但很快又告失守，接着再夺再争，有时一线阵地要反复易手七八次之多。
罗店附近有一座野战救护所，每天从罗店送来的伤兵都络绎不绝。常常发生这种情况，某担架兵今天还在抬运伤员，第二天便在火线抢救伤员时被炮弹炸死了，连抬下来治伤的机会都没有。
整个罗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被称作“血肉磨坊”。紧急时刻，统帅部决定派第五十一师增援罗店，以稳定该地区战局。
这个当时还籍籍无名的第五十一师，就是日后被称为“虎部队”的第七十四军的前身。第五十一师本身也有比较长的历史，它的基础是补充第一旅，1933年冬天，由保定编练处的三个补充团改编而成。
补充旅的士兵和下级军官均为北方人，且大多为原西北军。美国军事观察家、海军陆战队情报军官卡尔逊十年前曾来过中国，那时中国士兵给他的印象，就是一个个会打仗的商品，作战时只根据军饷拿多拿少选择出力的程度，给的钱多，就起劲一些，若是给的钱少，坐地就给你耍赖。
卡尔逊所说的打仗拿钱的士兵，实际上就是募兵。西北军全是募兵，而且是募兵中质量比较高的，当时凡由西北军这个体系训练出来的募兵，普遍都经过较为严格的训练，具有一定的作战技能和经验。
补充旅的中高层军官主要由黄埔军校的学生充任。民国时有一个顺口溜，叫作“保定的课堂，讲武的操场，黄埔的战场”，简明扼要地概括了中国三大军校的特点。一般来说，保定军校的教育最完整、最正规也最扎实，早期的保定生需要七年才能毕业，所以保定生只要能够混上去的，多是师、军乃至是集团军一级的高级指挥官。云南讲武堂实施的则是残酷训练，学生在操场上不累死也得被扒层皮，因此有一段时间，云南滇军曾称霸西南，无人能敌。
与以上两个老字号相比，黄埔军校带有速成班的性质和特点，不仅受训期极短，而且所学课程也不过是团一级的军事教育，但黄埔生因为一放下书本就进入了战场，实战经验相对丰富。
以剽悍敢斗的北方老兵为底子，以接受过基本军事教育的黄埔军官为骨干，使得补充旅很快成为战斗力较强的国民党嫡系部队，也就是所谓的中央军。
卡尔逊对中国观察了十年。在这十年中，一支军队能打仗，是嫡系，并不一定就能生存发展得下去，何况补充旅并不是一个正规番号，属于中央军里的杂牌，一不小心很容易被别人兼并补充。它能够逐渐站稳脚跟，并且扩大规模，靠的不光是战功，还有无穷无尽的中国式智慧，而这一智慧的集大成者，便是补充旅旅长王耀武。
据说王耀武在当旅长的前一年，曾经去看过相。算命先生量了他的左手五指，说他有文相武帅之相，走路虎行，必主大贵，而且最近就会有乔升之喜。
王耀武起初也许没太当一回事，但没想到第二年春天，相还真应验了。这下子不仅算命先生的生意爆红，连带王耀武本人也隐隐然有了一种“天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感觉。
有人说他是“燕颈熊背虎屁股”，王耀武听了很高兴，给全旅官兵训话时，常常特意把两腿张开，上身前倾，好像随时要像猛虎一般扑出去的样子。每逢讲到带劲处，他还会把右手抬起，食指指向自己的鼻子尖：“我王耀武要是贪生怕死，就是没有父母的骨头！”
“文相武帅，走路虎行”那会儿，王耀武还不知道，自己的部队日后真的会跟老虎这个名号沾上边，他当时烦心的，是如何在具有中国国情的军队体系里，为部队找到一个最好的发展途径。
<h2>关系学</h2>
王耀武原籍山东泰安。这个外表看上去略显粗犷的山东大汉，却有着一颗非常细腻的心，说白了，就是很会做人。就职旅长的第二天，他就大发通电和快邮代电，总计不下百余件。收到他电报的人，凡是学历或官职比他高的，哪怕只是一面之交，他都要在电报抬头上尊称为老师、长官，自己则谦称学生、部属。
王耀武不是光嘴上客气，逢年过节，都要给指挥他的机构人员送礼物和津贴，而且还要不辞劳苦地亲自安排办理，务求让大家都妥妥帖帖、舒舒服服。长此以往，指挥机构里的大大小小、老老少少没有对他不满意的，遇到方便处也都尽量予以方便。
遍洒甘露只是为了广积善缘，真遇到事，得另外有点过硬的路子才行。当时王耀武最忌讳和最害怕的，是被拨归陈诚指挥。作为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大鳄”，陈诚但凡看到杂牌或是中央军中的杂牌，眼睛都是红的，那真是见一个吃一个，见一双吞一双。陈诚曾在江西临时指挥过一个地方师，结果处着处着，就想把人家给兼并掉，对方不肯，官司一度打到南京军政部，弄得军政部长何应钦都左右为难。
为了避开这个风险，王耀武决定跟中央军的另一个实力派顾祝同搭上关系，他用以取得顾祝同信任的一个办法，是提拔李天霞为代团长。
李天霞本人业务水平自然不赖，当团长是没话说，同时他又是钱大钧的亲戚，而钱大钧和顾祝同曾同为黄埔教官，乃是至交密友。通过山重水复的这么来回一转悠，王耀武终于跟顾祝同牵上了线，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把补充旅挪到了顾祝同的保护伞下。
被陈诚“补充”的危险是暂时没有了，但树挪死，人挪活，老是呆着不动，部队也不会有多大前途。成立补充旅的第二年，恰逢红军北上先遣队进抵江西东北地区，南昌行营急调部队进行围追堵截。
王耀武立刻发现这是一个机会，据他判断，北上先遣队脱离了江西苏区这一老根据地，新根据地又没有建立起来，在一路作战都得不到补充的情况下，必然疲困不堪。补充旅若是能够加入“追剿”队伍，一定能够从中捞到战功。
要走，得先经过顾祝同这一关，但顾祝同已经对王耀武非常欣赏和认可，无论如何不肯答应放人。
凡是王耀武心问口、口问心地盘算许久才想好的主意，他是决不会轻易放弃的。你不是不同意吗？那我就天天来请求，反正是冬瓜茄子、陈谷子烂芝麻地扯一通，既表明立场，也让故主知道，我要出去决不是对你有什么意见，而纯粹是出于公心。
孙大圣见了会唠叨的唐长老都头疼，何况是顾祝同。与此同时，王耀武又去找何应钦请命，加上俞济时一再向南昌行营告急，顾祝同不得不接受行营命令，让补充旅脱离了自己的掌握。后来顾祝同跟何应钦在一起闲谈，还说王耀武真是很“调皮”。
“调皮”的王耀武获得了他所想要得到的东西。“追剿”红军先遣队的这段经历不仅增加了补充旅的战功战史，还为他攀上俞济时创造了机会。
俞济时是黄埔一期生，曾以师长身份参加过第一次淞沪会战，称得上要资历有资历，要军功有军功，而且他还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很早就被蒋介石倚为心腹。当时俞济时的职务是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天子门生的光环和够硬够铁的关系背景，让他一度态度跋扈，但在被蒋介石任命为“追剿军”总指挥后，俞济时的脑袋就昂不起来了：在与红军北上先遣队的交锋中，因屡次失利，他先后遭到了记大过和撤职留任的处分。
与这位沮丧的临时上司相处，王耀武丝毫不敢怠慢，以前怎么给顾祝同牵马坠蹬，现在还是给予一样的待遇。哪怕俞济时随便讲一句话，王耀武都要作为重要的上级指示，给部下们传达一番。当俞济时的指挥部随同补充旅的旅部一同行进时，王耀武总是不离俞济时的左右，他还特地从全旅挑选精壮士兵，编成警卫排，为俞济时提供安全保卫。
补充旅既能打仗，旅长对上司又这么体贴入微兼谦虚谨慎，恐怕没有哪个上司会不喜欢。很快，俞济时就把王耀武看成了自己人，以后随着“追剿”的结束，尽管两人的上下级关系已经解除，但俞济时一直罩着王耀武。要不然像补充旅这样无正式番号的部队，即便有“剿匪”的战功，也很难逃脱消失的命运——不是在继续追击红军的路途中被消耗，就是一不小心被哪个“大鳄”给改编或兼并掉了。
凭着自己领悟出来的关系学，王耀武得以一路过关斩将、遇水叠桥，补充旅先是被扩编为新十一师，接着又升级为暂五十一师，后来“暂”也拿掉了。到第二次淞沪会战爆发前，第五十一师已成为三团制乙种师，并内定将扩编为两旅四团制的甲种师。
<h2>要有主见</h2>
淞沪会战爆发前，五十一师正在陕西汉中整训。接到统帅部的征调令后，王耀武立即率部集结于宝鸡火车站，通过军用列车紧急输送的方式，昼夜兼程赶往上海。
淞沪战场有多么险恶，五十一师在行军途中就感受到了。汉中有一个天主教堂，之前五十一师跟这个教堂从无接触，官兵们也没有信教的，但在部队即将整队出发时，教堂却发来请帖，要给营以上官兵设宴送行。
出于礼貌，受邀军官都赴了约。后来才知道主持教堂的是意大利神父，该教堂实际是一个潜伏的国际间谍组织，他们在想方设法搜集并向日方提供关于五十一师的情报。
由于日军掌握着五十一师的出行情报，他们开始派飞机沿途进行跟踪侦察。当部队到达浦口时，列车必须换乘渡轮过江，日机趁势进行轰炸，幸亏当时是晚上，沿江已实施灯火管制，日机飞行员看不清目标，炸弹才没有落到船上。
使五十一师略受损伤的是在苏州火车站。那里是军火补给点，每列火车至少得停留两个小时，以便换发新武器和新装备，这么长时间的停留，终于还是给日机轰炸找到了机会。
行军途中心惊肉跳的经历，让王耀武多长了心眼。接到统帅部的增援令后，他没有贸然出击，而是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急行军搜索前进，到达嘉定前线后稍事整顿，再联系友军。第二步才是加入作战。
根据王耀武的指示，三〇六团作为先头部队向嘉定开去。1937年8月25日拂晓，经过三个半小时的急行军，他们安全到达了嘉定县。此时天还没亮，团长邱维达在县城里转了转，想找人了解点情况，但结果令他大失所望：全城已空无一人，老百姓早就跑光了。
这该怎么办？王耀武事先并没有给出答案。
邱维达素以冷静有涵养著称。有一次部队出发，王耀武临时安排宿营地点，官兵们迟迟没能集结得起来。王耀武顿时就火了，对着当时担任参谋主任的邱维达大发脾气，骂他：“混蛋，小子，寡廉鲜耻！”
其实整件事并不一定是邱维达的责任，但他自始至终没替自己辩解一句，脸上的表情也非常自然，过后还是该干啥就干啥，没有受到一点影响或出现情绪波动。为此，邱维达得到了一个“橡皮气袋”的绰号。
若是你据此认为邱维达是一个只会忍受吞声的受气包，那你就错了。有些事，是完全可以不用理会的，比如对方冲动之下的气话。难道邱维达可以这样回答他的上司：“我不混蛋，我不小子，我不寡廉鲜耻……”
关键还是自己要有主见，事情做错了，就认，下次记得改进；事情没做错，你骂了等于白骂，我当耳旁风。邱维达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从幕僚升到能够独负其任的军事主官。
眼下就是需要邱维达独自做出判断和决策的时候。他首先登上城墙进行观察，发现城墙还算坚固，可以用作临时野战工事。这也就说明部队无须惊慌，就算日军立马杀到眼前，都能凭城固守。
接着邱维达派一个营向罗店方向进行戒备，其余部队休息，以解除疲劳。到罗店联系友军的任务被交给了营长刘振武，邱维达让他快去快回，查明情报后立即上报。
刘振武沿着公路走到了罗店以南的施相公庙，在那里，他碰到了十一师的一个营长，知道罗店又被日军第十一师团占领了，而十一师昨天发动的反击战没有获得成功，部队伤亡很重。目前退守施相公庙的师主力正在加强防御工事，以应对日军向南的进攻。
接到刘振武的报告，邱维达明白火速增援是必须的，只是如何增援颇有讲究。
天亮之后，日机照旧还要前来骚扰，此外，江面上日军远程舰炮的威力也不可小觑，它们是可以打到嘉定来的。邱维达得到的信息是，有的友军还在增援过程中就被炮弹给炸乱了，部队损失严重。为了不致重蹈覆辙，他下令官兵一律进行伪装，并利用公路两侧的排水沟向施相公庙隐蔽前进。
下午四点，各营报告陆续进入阵地，与十一师完成部分接防。这时邱维达才舒了口气，他相信只要第一步站稳当了，以后有的是办法。
<h2>聪明仗</h2>
打仗要是不动脑，打的可能永远都是笨仗。正式接替施相公庙阵地后，邱维达开始琢磨如何才能打聪明仗。
日军在进攻方面有一个固定规律。他们总是在天蒙蒙亮的时候，先用飞机对中方阵地狂轰滥炸一阵，接着再升起风式观测气球，指示陆地炮兵和海军舰炮做第二次炮击，到了最后一步，步兵才会直接发动进攻。
罗店一带到处都是棉田，尽管棉花梗不如北方高梁那么高大密集，但若是部队分散隐蔽在里面，日机也很难发现，所以当成群的日机前来轰炸时，大家不但不害怕，还会加以调侃：“你看，老鸦又在下蛋了。”
有观测气球指引的炮击就不同了，这种情况下，你要是往棉花地里跑，等于送死。当时的中国军队在做工事方面又普遍不太讲究，战壕挖得既不深，也不够坚固，而且很容易暴露，在炮击的一到两个小时之内，被炮弹碎片杀伤的士兵为数不少。有一次，一发炮弹落在十一师某连的掩蔽部里，炸死炸伤了一个排的预备队，连长被炸得只剩一条腿，惨不忍睹。
有经验的老兵通常知道怎么防炮。比如你要是看见一堆喷射的烟火，就可以立刻断定是一颗大炮弹快要飞过来了，而这堆烟火喷射的方向若是直冲着你所在阵地，就得赶快爬开。更厉害一些的，还可以直接根据炮弹的呼啸声，辨别出炮弹飞行的方向和可能的攻击点。
可是这里依据的主要还是内战经验，罗店战场上的情形完全不同。日军施射的几乎全是重炮，且非常密集，随着炮弹一排排地落下，浓烈的火药味足以塞住每个人的呼吸。这时候什么声音都不容易辨别了，你再怎么竖起耳朵，能听到的，都像是“十万只大锣同时在敲击”。
慌乱之下，一些缺乏战斗经验的军官和士兵往往会舍弃战壕，往竹林或小山包里钻，但这么一来正中敌人下怀。竹林、小山包和棉花地一样，目标明显，他们可以将所有炮火对准了打，结果不言而喻，看上去适于躲避的地方反而死伤的人更多。
说一千道一万，还是得靠工事进行防御和掩护。以前工事质量一般，那是因为内战中的双方大多没有什么重火力，用它来挡挡子弹就可以了，没人想到也没必要把工事弄得那么考究。现在则不同了，邱维达规定从团指挥所直达第一线，均须修筑有掩体战壕以及交通壕，并限三天内完成作业。
一发炮弹炸垮一个排这样的惨事，也要尽量避免。邱维达的应对措施是纵深疏散配置兵力，别说一个排，一个班都分散开来，以免被日军的炮弹给端了窝。另外他始终没有忘记的一点，就是对部队和阵地进行全面伪装，总之是隐蔽得越深越好。
至8月29日，三〇六团阵地部署就绪。那个时候，因为蒋介石对曾国藩的用兵之道非常推崇，所以就连黄埔教材都采用了“曾胡治兵语录”。邱维达是黄埔四期生，他很信服曾老爷子的一句名言：“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
显然，没有把握地盲目出击，只会得到一个“夜半临深池”的结果，只有在已经构筑出巩固阵地的前提下，才能谋求“变化”。
在这几天里面，由于日军掌握着制空权，士兵们白天烧个饭冒个烟都会招来日机的扫射轰炸，但是到了晚上，日军一般都龟缩不动，敌方阵地上一片沉寂。
如何寻求“变化”，就是要找机会寻缝隙。邱维达认为眼下就是不可错过的好机会，当天深夜，他派三营向罗店日军发起了强袭。
三营在营长胡豪的指挥下，趁敌不备，一鼓作气地冲入罗店南侧阵地，砸开了一个六十多米的缺口。在此之前，其他中国友军打的都是阵地战，没有出现过类似的突袭，日军猝不及防，黑暗中只好拿起武器向四周乱射一气。
敲山震虎之后，三营并没有继续深入，而是见好就收，拖枪便走。日军哪里肯舍，跟在后面就追。按照预先制订的计划，胡豪且战且退，一直把追敌逗引到了己方阵地前。
饶你精似鬼，也免不了照喝洗脚水。见对方已经中计，邱维达立即打出一颗红色信号弹，集中全团轻重火力，对暴露在阵地前的日军进行猛烈射击。
战斗至天明，阵地枪炮声逐渐稀疏。邱维达举起望远镜进行观察，看到阵地前沿的日本兵死伤累累，这说明前来追击的日军已被击溃。各营剩下来的事只是打扫战场，收缴武器而已。
按照中方记录，此役击毙日军中队长秀吉三郎以下近三百人，日军联队长竹田负伤，三〇六团阵亡营长詹文、刘振武以下两百多人，是一场划得来的胜仗。整个五十一师由此士气大振，自进入淞沪战场以来，官兵们或多或少都存有一些怯敌心理，至此也烟消云散。尽管夜袭的成功并不可能再三再四地复制，但还是挡不住友军部队的“羡慕忌妒恨”：“王耀武师在施相公庙与敌作战，每日夜袭都可得十支八支步枪，或打死、俘虏个把敌人。”
夜袭战的第二天，上海的《申报》和《大公报》都在显要位置报道了五十一师的战绩，同时还配发了师长王耀武的大幅照片，其中《申报》更著文称赞：“此次五十一师拒敌大捷，其勇敢机智，实令全国人民精神振奋。”
淞沪会战基本上集结了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全部精锐，可谓大牌云集。比如五十一师接防的第十一师，就是陈诚“土木系”的起家部队，陈诚为之配备了最好的武器和他认为最优秀的将领，论名气也要远远盖过五十一师，但五十一师愣是靠自己的表现和努力，在上海滩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
<h2>天大的玩笑</h2>
就在8月29日这一天，从汉口整训地出发、由俞济时任师长的第五十八师也到达了嘉定。
五十八师和五十一师一样，原来都属于地方部队的番号，后来老五十八师和红军作战吃了败仗，那个倒霉的师长便被摘了乌纱帽。到俞济时走马上任时，该师除原来的残部外，还并入了浙江省的三个省级保安团，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两旅四团的甲种师。
那段时间，涌入上海参战的全国各地部队源源不断，为了便于协同配合，统帅部重新编制了一批军级番号，并将各师分别编入新军。8月30日，成立第七十四军的命令正式下达。第七十四军编制内的部队包括五十一师、五十八师和一支官兵多为贵州人的独三十四旅，俞济时出任军长兼五十八师师长。
抗战之前，无论是国民党的中央军，还是各地军阀，一般都是根据派系来划定部队统属的范围，这个在西方乃至于日本都不可思议的建军规则，在中国却早成惯例。倘若不是抗战需要，类似怪圈是很难被打破的，因为它涉及一个最让军事主官们忌讳的话题：“吞并。”王耀武曾经绞尽脑汁要绕开的，就是这座大坑。
抗战让大家都自觉地放下了这本细账。王耀武更无所谓，从补充旅时期起，正是由于得到俞济时的关照，他的部队才能够做到稳若泰山，而王耀武本人也非常知情识趣，在已与俞济时脱离上下级关系的情况下，仍然要把每日行军和战斗情况抄送一份给俞济时，俨然把俞济时当成了自己永远不变的上司。如此密切的关系，使得两师合并成为水到渠成。至于独三十四旅，本身战斗力极为有限，有两个中央军级别的部队在前面挡着，无疑也让他们身上的压力减轻了不少。
七十四军成立后，五十一师主要负责施相公庙的防御，五十八师则坚守罗店西北侧阵地，相对而言，独三十四旅只需看住浏河口，防止日军从那里登陆即可。
中国人在上海抵抗的顽强程度，大大超出了日本政府乃至西方观察家的预料。
此前美国人卡尔逊已乘坐“麦金利总统”号客轮来到上海。这是他第三次来上海，其最初目的并不是观战，而是为了学习汉语，但他没有想到自己会一头撞进战争的旋涡，而且战争居然会打成眼前这个样子。
1927年当卡尔逊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北伐战争，那时候的中国明为统一，实质仍是一盘散沙。作为军人，他对当时中国军队的评价很低，一方面是看到中国军队从组织、训练到装备都相当成问题；另一方面也是发现中国军人尤其是军事领导人的忠诚度不高，“城头变幻大王旗”，朝秦暮楚几乎是普遍现象。
卡尔逊看到的，日本人也看到了，而且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日本政府的领导人才会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他们满以为，只要战端一开，中国就会出现内战中曾多次出现过的情景，到时他们所要面对的，不过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弱国，以及许多相互争吵和掣肘的不同军事政治派别。按照他们的想法，要搞定这群忙于内耗的中国人，最多只需像从纸盒里抽面巾纸那样，稍微一用力，就能全都给截断戳破了。
这明明是“地多、人弱、速来”的节奏，可现实却还是和张狂的日本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不管日军攻得有多猛，张牙舞爪的姿势有多吓人，人家都在照旧抵抗，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够分量的中方军政领导人闹分裂或倒向他们一方。
秘密到底在哪里？
卡尔逊兴趣大增，他很干脆地放弃了原计划，随即以美国海军官方观察员的身份，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张赴前线采访的通行证。
当卡尔逊凭借通行证进入前线战壕时，他发现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仍旧十分寒酸。本国军工生产的落后以及世界各国的武器禁运，使得多少年前就该被淘汰的各式枪支还在大行其道，士兵的枪支型号也因此五花八门，德式的，俄式的，捷克式的，都有。
由于自动火器严重不足，禁运范围以外的德国造驳壳枪反而成为一大亮点，它们被装在木制枪托上，当冲锋枪用。
看到卡尔逊进入他们的掩体，官兵们都露出了惊讶的表情。卡尔逊在北平供职时曾学过两年中文，他用中国农村习惯的问候方式打招呼：“你们好，老乡！”
这个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立刻把众人都给逗乐了，也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在通往后方的交通壕里，卡尔逊遇到了一个列兵，对方用非常流利的英语问他：“你是美国人吗？”
这下轮到卡尔逊吃惊了。在他的印象里，中国尽管人口很多，但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并不多，并且一向有着“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谚语，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肯去当兵。
见卡尔逊一副不敢相信的表情，列兵笑着告诉他，自己毕业于一所美国大学，回国后做了教师，是抗战军兴，才投笔从戎拿起了枪。
卡尔逊顿时对列兵的话产生出浓厚兴趣：“中国军队里有很多像你这样的人吗？”
列兵做了肯定的答复：“在我们国家，恰恰是中学和大学的学生，多少年来都保持着民族主义的理想，坚持要抵抗日本人。”
相对于外观上一览无余的装备，卡尔逊更看重部队所展现出来的精神面貌和职业素养——与十年前大不相同的是，起码士兵们现在知道自己是在为何而战了。
<h2>仗打得苦啊</h2>
在认识投笔从戎的教师后，卡尔逊走进一间部队伙食房。一名炊事兵好奇地问他：“在你们国家，人们都吃些什么？”
卡尔逊如实回答：“肉、土豆、碗豆和玉米。”
“不吃米饭？”
“也吃一点，但我们常把它当甜食。”
用来活命的米饭居然被当成甜食或是点心？炊事兵完全无法想象，他被震到了。
话题接着就转到了卡尔逊的皮靴上：“你穿这么重的鞋怎么能走路？”
卡尔逊一时不知如何解释才好，只能说：“我习惯了这种靴子，而且它能保证我的脚不吃泥巴和石头的苦头。”
炊事兵穿的是一双布鞋，他不能认同卡尔逊的说法：“如果是在泥地里，我就脱掉鞋。”
穿着一针针缝起的布鞋或是光着脚，然后为抵抗日本人而拼命流血，士兵们称之为“民族自救”。
“敌人想霸占我们的家园，如果我们一齐努力，就能打败他们！”
在回城的路上，卡尔逊想，日本肯定是弄错了一件事，他们以为可以像过去那样欺负中国，可以继续蹬鼻子上脸地捞到无穷多的好处，却没想过这个民族一旦爆发出来，力量会有多大。
正如卡尔逊所认识到的，在这十年里，中国军民确实已逐渐形成一种共识，那就是，国内战争是一回事，抵抗外来侵略又是另外一回事。
日本人当然不能理解这种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在日本的昭和时代，从平民百姓到军政首脑，再到天皇，都被潮涌般的军国主义狂热情绪所裹挟着，其内心的优越感就像肥皂泡一样撑得欲裂还胀，他们认为所谓民族精神，只有他们才配有，什么时候轮到积贫积弱的中国了？
中国军队在上海的抵抗，惹得日本政府恼羞成怒，首相近卫文磨发表讲话，声称：“日本的行动方针是把中国打得屈膝投降，使它不再有战斗的精神。”
中国的领土面积太大，在侵华策略上，日本开始想的是慢慢吃，以免过于着急噎着自己，所以“七七事变”后，政府和军方所表露出来的胃口，只是控制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和绥远五个北方省份。近卫的恫吓则表明，他们已决定摒弃这种一省一省吞食的“不扩大政策”，这就要撸胳膊挽袖子，全面征服中国了。
从9月1日起，日军不断增兵上海。参加淞沪会战的中国军队都感到压力倍增，一般情况下，他们是白天防守，晚上再向日军发起攻击，但是在日军有所警备的情况下，夜战已很难再像刚开始那样收到奇效。
五十八师有一个贵州籍的营长，名叫童刚。他有一个私交甚好的黄埔同学在独三十四旅，正好独三十四旅的防线又紧挨着五十八师，童刚便抽了个空去看望老同学。两人近十年不见，自然是亲密热络得不得了，当天同学挽留童刚吃饭，饭还没吃完，副营长就打电话让童刚回去，说部队要在晚间出击罗店。
握别时，童刚对同学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见。”但是他没有能够实现这个承诺，在夜战中童刚头部中弹，不幸以身殉国。
即便不主动出击，一动不动地呆在家里防守也不是一件乐事。由于处于滨海地区，水位比较高，地面下挖一米就可以见到水，往后挖得越深，坑里的积水越多，士兵们的双脚只能长时间浸泡在浑浊的泥水里。同时为了防空，很多阵地上白天都不能生火做饭，只能依靠后方送来的饭菜，在晚上吃一顿。碰到运气不好，送饭菜的后勤人员在半途中就连人带物被炸光了，那样的话，就连晚饭也没得吃了，要想不饿死，便唯有用身边有限的炒米和积水来充饥裹腹。
“仗打得苦啊。”在五十八师任代营长的吴亚夫记不清待在壕沟里的那段时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只知道密密麻麻的炮弹连续不断地从头顶呼呼地飞过去，爆炸声震耳欲聋。
被掩盖在死亡暴雨之下的中国军人并未被艰难困苦所吓倒，当日军停止炮击，用步兵发动进攻时，迎接他们的仍然是猛烈的机步枪子弹，没有一支中国军队主动选择从关键位置后退。
截至9月9日，登陆长江南岸的两个日军师团因伤亡惨重，已无力再发动进攻。日本统帅部被迫再次增兵，随着援兵的到来，正面日军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在两次进攻五十一师驻守的施相公庙阵地未果后，他们又采用步车协同作战的方式，将矛头对准了五十八师。
作为甲种师，五十八师在中国军队中的火力配备算是不错的，从山野炮到迫击炮、平射炮都有，尽管数量不多，但若用到战斗中去，作用已是不小。五十八师进入阵地时，当地居民还有很多没有撤走，知道部队要部署炮兵阵地，老百姓不仅主动拆掉自己的住房，为炮弹清除射界，还找来大棚、麻袋之类的东西，搭在挖好的战壕上面做掩护。
日军往上一攻，五十八师立即组织炮火集中轰击。那天刚下过雨，雨后泥泞，日军爬虫一样的坦克大多陷在泥里，失去掩护的步兵被炸了个昏天黑地。五十八师趁势冲杀，与日军展开肉搏战，喊杀声一时响彻天地。
要说白刃肉搏，恐怕列强中没有哪个国家有日本那么重视。就连卡尔逊都知道，拼刺刀一直是日本步兵最拿手、最擅长的。除了对士兵普遍实施高强度训练外，日本三八式步枪（即“三八大盖”）几乎就是为此而量身定做。它的枪身既长重量还轻，俗话说得好，一寸长一寸强，这让日本兵在拼刺中大占上风。另外，“三八大盖”所配装的刺刀钢口质量也极高。二战期间有人对各国所装备的主力步枪刺刀进行过对比试验，结论是“三八大盖”的刺刀钢度最好，是试验中唯一不卷刃、不崩口的刺刀。
可是淞沪战场上的肉搏战，并没有出现日军全面占优的情况，反而常常被中国兵用刺刀赶着倒退。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最早到上海参战的中国部队多为主力精锐，不少老兵都具备比较熟练的拼刺技术。其次，日军脚穿卡尔逊那样的皮靴，要是走在公路上，自然可以起到保护脚的作用，但如果是在水塘纵横的泥巴路上跑来跑去，则又不一样，稍不留意，靴子就会陷到泥里去。相比之下，穿布鞋、草鞋乃至光着脚的中国士兵在反应上还要灵活快捷得多。
在机械式的白刃战训练中，日本兵已经养成习惯，拼刺时必要先卸下子弹，然后再一心一意地进行格斗。中国军队没有这么程序化，按照内战的经验，士兵们在端着刺刀冲上去之前，通常都会甩一排手榴弹。可别小看了这排手榴弹，它们即便不能够把面前的日本兵给提前终结掉，也会在接下来的格斗中影响对方技术动作的发挥。
卡尔逊观察后，深感“日本步兵在白刃格斗中的劣势令人惊讶”。五十八师正是通过肉搏战击退了日军，打扫战场时，该师缴获了一面日军联队队旗以及相当多的军用品。
尝到了中方火炮的滋味儿，日军开始改用飞机对五十八师的阵地进行轰炸。随着战争的延续，他们已通过空中侦察，基本掌握了守军的阵地结构，所以这种轰炸还是有些准头的。
轰炸持续了三天，飞机炸弹从早落到晚，几无间隙，轰炸过后，方圆百里的地面上全都是一座座大坑。仅吴亚夫营，就死伤了十多名官兵，在后方三里地外的炊事班整个被端掉了，炊事兵一个也没能活下来。
日军估计轰炸达到了预期目的，即出动步兵攻击。经过这次轰炸，五十八师不敢再用火炮集中射击了，怕被日军的飞机或大炮锁定目标后予以摧毁。一位中方师长说的很实在：“（动用火炮）不能勉强，我们是劣势装备，两家伙打烂了，就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