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剩下能给日军壮胆气的，也就只有飞机大炮了，然而在山地战中，飞机大炮的使用都会受到很大局限。用老兵们的话来说：“当我们爬到山上的时候，他们就不容易这么做了（指用飞机大炮轰炸）。”
无论一〇六师团，还是一〇一师团，两个较弱师团均表现乏力，无法从正面实施突破，南浔线由此出现了二十多天的沉寂期。正是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中国军队得到休整和补充，也为即将到来的大决斗积蓄了必要的力量。
<h2>质比量更重要</h2>
偷得着不如偷不着。明明近在咫尺，却又触碰不得的现实，让日军一〇六师团着实心痒难耐。就在他们苦思破阵良计的时候，一个通常情况下不易被察觉的机会出现了。
由于瑞武公路（瑞昌至武宁）一线告急，第一兵团向该方面抽调了一部分部队。调整之后，南浔路至瑞武路之间的兵力变得薄弱起来，防御部署也相应出现了较大空隙。位于九江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部通过飞机侦察，获取了这一重要情报。
有空隙就可以钻过去。9月20日，日军第十一军命令一〇六师团避开“乌石门线”的正面阵地，沿着这一空隙，从侧背实施奇袭。日方估计，如果一切顺利，此举足可起到一箭双雕的作用，即既可打南浔防线一个措手不及，对二十多个师的中国军队实施包抄，又能解瑞武路日军被阻之困。
9月26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将不足两千人的部队留在原阵地，主力向出现空隙的五台岭一线进发。为适应山地奇袭战的需要，出击部队全部实施轻装：每支步枪仅配弹两百发，手雷两枚，作为今后全程的使用量；野炮因山地运动不便而留置后方，仅配备驮马装运的山炮和迫击炮；粮秣和行李也均由各中队自行携带，所携带的口粮只可供六天食用。
如此轻装简从，行军的速度大大加快。当天，日军一〇六师团便轻松突进五台岭，分两路向“乌石门线”的纵深快速推进。
9月27日，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先头部队被防线左侧背的粤军一部所发现并截击，但在日军后续部队到达后，粤军支持不住，开始逐次向后撤退。
暂时的撤退并不要紧，重要的是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奇袭”已经丢掉了“奇”字，中国军队拥有了反击的可能。
此前第一兵团已减少了第一线的守备部队，增加了第二线的控制部队。这些控制部队集中在德安附近，是薛岳能够掌握和调遣的主要机动兵力，七十四军也在其中。
岷山战役结束后，蒋介石曾亲自来电，要把七十四军调到长沙进行休整。薛岳复电：“调不下来。”
蒋介石再次来电：“七十四军在岷山伤亡甚大，应予调下整补。”
薛岳也再次复电：“赣北各军作战时间都比七十四军长，伤亡都比七十四军大，各军都未调下整补，对七十四军也请缓予调下整补。”
七十四军最终被留在了德安。薛岳对蒋介石所说的不能调七十四军的理由，自然都是明面上的理由，他不愿意说出的部分，则是一旦七十四军缺席赣北战场，则如同断其一臂。
不知道是过去军阀时代的遗留，还是受到了特有的国情人情的影响，中国军队尤其是国民党体系的部队，都最讲究派系山头，将领们也更乐于掌握指挥惯了的部队。谁接到命令，要担负某一方面的指挥之责时，首先想的就是把原来领导过的部队调过来。
薛岳属于粤系军人，他指挥粤军自然会觉得得心应手，与之相应，第一兵团里面的粤军数量也比较多。不过这些都不能打消薛岳对作为中央军的七十四军的看重，正是岷山战役，使七十四军在战场上的价值得到了极大体现。
从军事角度上来说，投入战役的部队并不是所有时候都多多益善，关键还是要看战场条件，有时需要偏重量，有时需要偏重质。比如在兰封战场那样的平原之上，比较适宜于大兵团作战，而赣北打的主要是山地战，战斗多发生在道路及其两侧小山丘陵，大兵力无法同时展开。
这种情况下，质比量更重要，一支主力部队水平高不高，有没有足够的攻击力，往往直接决定着战役的胜负成败。很简单的一句话，如果当时换赣北各军中的任何一个军上去，哪怕是粤军，都未必能把岷山从日本人的嘴里面硬生生地给夺过来。正是明了其间的利害得失，所以薛岳坚决不肯将七十四军放手，哪怕是老蒋的面子都不卖。
为帅之人，必要的执拗很重要，要不然现在可拿什么来灭人家？
洞察日军意图后，薛岳果断决定化被动为主动，将七十四军从德安调至前沿作战。此时日军一〇六师团已蹿至万家岭，企图在攻破粤军防线后乘势南下。9月30日下午，五十八师三四八团冒雨到达万家岭，并立即向日军发起攻击。
尽管受交通状况和雨后运动的限制，七十四军只能先发一个团，但同样是发一个团，在山地战中的效果完全不同。如果是一支战力薄弱的团，不仅不能指望它击溃敌军，相反，还可能被敌军所击溃，这时后续部队还没有来得及展开，前后人马相互践踏，结果就是把路给堵死，后续部队无法上前参战。
若是七十四军派出的团，虽然不一定能保证将日军击溃，但起码可以将对方牵制住。即便退一步，真的抵敌不住了，以七十四军的军事素质和严格的战场纪律，这个团也不会溃散，他们知道让开正面，使后续部队开上来增援，从而大大增加了反败为胜的机率。
三四八团的表现，是对这一结论的一次完美验证。激战至晚，该团将已经突入粤军阵地的五百多名日军予以歼灭，在万家岭立住了脚。
开局总是最生猛的时候，刚冲上来的日本兵全都如狼似虎，一个能拼你好几个。激战中，三四八团的两名营长均挂了彩。
至此，薛岳对整个战局的变化走势已经了然于胸。在总体的防御战中，对冒进之敌展开反击，利用优势兵力打一个漂亮的围歼战，几乎是每一个中方统兵者的梦想，但由于日军机动能力较强，行动飘忽，守军又抽调困难，所以即使遇到这种良机，往往也只能当面错过。
兰封会战错过了，万家岭这里绝不能再次错过。薛岳毫不犹豫地发布调令，命令德星（德安至星子）、南浔、瑞武三线主力全部会聚万家岭，对日军一〇六师团展开围歼。
薛岳的这一决策至为关键。评论者认为，若不是他看透敌情，迅速捕捉战机，很可能会为敌所算，一旦日军一〇六师团突入南浔线背后，“那就根本无仗可打，哪里还有什么万家岭的大捷”。
舞台已经搭好了，各位，抄家伙吧。
<h2>戴着钢盔的木牌</h2>
万家岭战役结束后一年，一位叫唐永良的师长奉命率部到庐山敌后打游击。因为万家岭交通不便，当时社会上还有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以及这场战役，加之已处于敌后，一般人就算有兴趣，也不容易前来一探究竟。唐永良没有参加过万家岭战役，他当然也有兴趣，于是便决定带上照相机，对战场做一次实地寻访。
“老乡，这里距离万家岭还有多远？”
“什么，你说万家岭？不晓得！”
唐永良感到十分困惑，明明地图上标注着“万家岭”三个字，还爆发过那么惊天动地的一场战争，为什么当地百姓都说不知道呢。
没人引导。不过唐永良自有办法，沿途不断出现死人死马，那就顺着白骨多的地方走吧，一定可以找到。
穿过一片竹林，接着又穿过一座松林，一座连绵起伏的山丘地带赫然出现在眼前。这座山丘约三百米高，远远望去，山顶上木牌林立，也数不清到底有多少列。
山下有一座茅庐，唐永良一行信步走上前去。茅庐的院子里坐着一位七十岁老者，自称是湖北广水人。他告诉唐永良，此地就是万家岭。
“去年秋天，有成千上万的日本鬼子被打死在这里，鬼子还在我这茅庐里吃过饭呢。”
唐永良问他，哪里死的鬼子最多，得到的回答是：“东南方向死的最多。”
在东方的文化传统中，死人是不吉利的，何况死这么多人。显然，沿途百姓都在刻意地避讳“万家岭”，那么面前这位老者何以不但不惧，还住在此处呢。
经过交谈，才知道老者年轻时候也是一员好汉，曾经参加过中日甲午战争。原来是一位老抗日军人，唐永良注意到，老者一边跟他们谈话，一边还在用剪刀制作一顶毡帽，而用来做毡帽的材料，居然是日本的军用毛毯。
在老者的指点下，唐永良踏上了万家岭的山道。终于可以跟这座名震寰宇的山丘近距离接触了，行至半坡，三三两两的白色木牌就陆续冒了出来，再到顶上，山下所能见到的那些木牌全都触目惊心地摆在眼前。最高的一根大木牌上写着：“噫噫皇军阵殁将士之碑”。再次是“濑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除了这两根木牌算集体的外，其余都是日军官兵个人的木牌。
唐永良一行无意丑化或蔑视死者，相反，作为军人，他们有理由对战场上所有奋战至死的勇者表示出某种敬意，哪怕那是对立的敌方。地上有很多带锈的钢盔，唐永良他们从中捡拾了几十顶，然后一顶顶戴在了木牌之上。
冈村宁次说过，“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早在长城抗战时，日军步兵联队为中国军人的英勇精神所感动，曾郑重埋葬战死者的遗体，并树立“中国将士之墓”的墓碑。事后，中国军队的某旅长在访日时，不避嫌疑，对树碑的日军联队表示了感谢。
在冈村看来，只有具备让敌人也为之感动的武士道德，才能够称得上是真正的勇者，而礼葬这些勇者的遗体，乃是武将自古以来就应该具备的教养。
在赣北战场上，中国武士的教养和道义精神亦令冈村叹服。曾有一名日军大队长率十余名士兵冲入中方阵地，结果被中国军队用火炮全部轰死。中方认为这十余名日军官兵在战斗中确实具有超凡的勇敢，所以进行了妥善安葬，并且破例没有收缴战刀和其他装备。对此，冈村说他感到“难以想象的敬佩”。
戴着钢盔的木牌仿佛雨后丛生的香菌。在万家岭山顶，比钢盔更多的是子弹壳和刺刀鞘。唐永良从中捡拾了一把值得纪念的刺刀鞘，上面穿过了十几个子弹孔。
那场逝去的战争该有多么激烈啊！
<h2>尸横遍野</h2>
1938年11月1日，万家岭。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后续部队不断涌上，日军集中了两个中队的山炮，对五十八师三四八团进行连续射击。
在熬过弹雨之后，三四八团以牙还牙地实施了反击。在万家岭的南方高地上，两军展开了剧烈的阵地争夺战。多次往返冲杀，令双方均伤亡惨重，自进入万家岭后，三四八团已死伤了两千余人。
11月2日，日军一〇六师团后续部队全部到达万家岭一线，但是与此同时，薛岳所调集的十二个师也陆续聚拢于以万家岭为中心的战场，并对日军形成包围。
在这个范围仅有十几平方公里的包围圈内，除了几座小村庄外，全部都是矮山丛林。五十一师据守的张古山位于万家岭附近，乃是一座仅有三十米高的小山丘，但防守难度与其高度正好成反比：此处地形复杂，灌木丛生，不利于观察和射击的展开。王耀武决定兵分两部，由一五一旅占据制高点及通往南昌的路口，由一五三旅在东侧进行策应，顺带与五十八师阵地相衔接。
无论是张古山的五十一师，还是万家岭的五十八师，当天都没有遭到日军的大举进攻，五十一师先头部队虽曾在张古山投入战斗，但仅仅是小范围和小规模的接战。
表面的风平浪静，常常是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前兆。日军一〇六师团只带了六天的口粮，同时弹药也严重不足，以每支步枪配弹两百发计，即便不考虑六天以后的事，每天最多也只能消耗三十多发。
一方面是自己虚弱的内囊逐渐暴露出来；另一方面是看到已经陷入了对方的包围圈，一〇六师团有些发急。他们急忙通过电报向第十一军进行报告。
第十一军总部闻讯大吃一惊。实际上，就在一〇六师团进犯万家岭的同时，瑞昌线上的日军二十七师团已奉命东援，以接应一〇六师团。只是薛岳早已料到这一着，提前便派兵在二十七师团必经的麒麟峰设防堵截。二十七师团屡攻麒麟峰无果，只得怏怏而退。
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一〇六师团自己突围了。11月3日，一〇六师团以主力阵容向五十一师发起进攻，重点在一五一旅正面，意图相当明显，就是企图从这里撕开南下的口子。
从拂晓至黄昏，一五一旅遭到了十余次猛扑，道旁的每一座山头都经过殊死争夺。五十一师当时的装备并不好，官兵所持武器除少数中正式步枪外，绝大部队都是汉阳造，而且还是汉阳造里最老的一种，即俗称的“老套筒”，枪管是双层的，握在手上感觉又重又笨。另外，轻重机枪也很少，每团仅两三挺重机枪。
手榴弹加上不多的轻重机枪，这样低的火力配置当然很难完全抵挡住日军的大规模迅猛冲锋，一旦有日军涌入阵地，肉搏战便在所难免。一五一旅与敌肉搏数次，白刃相接处，喊杀声和刺刀碰撞时的铿锵声响成一片。
一五一旅也算是见过世面，然而这次战斗的剧烈程度，是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旅长周志道亲自赶到最前线的山头进行指挥，战至午后，因伤亡过重，连周志道身边的勤务兵都加入了战斗。
在七十四军，一旦仗打到关键时候，连排长以上军官都要亲自端起机枪射击和参与投弹，所以军官的伤亡也就特别大。激战中，三〇一团团长常孝德身负重伤，营长胡雄也受了伤，连排长负伤更多，在有的连里，排一级军官均已伤亡，二营的胡润生连便是这种情况。
胡润生手下的三个排长都负了伤，所部只剩下三个班长和四十多个兵，他本人的左手也挂了彩。尽管如此，看到日军不断从正面冲来，胡润生仍表现得异常坚毅沉着，他一面进行指挥，一面亲自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该连阵地始终未落入敌手。
在日军的最后一次进攻被挫败后，山上山下已是尸横遍野，士兵们的鲜血染遍了周围的山石和土地。
当天全师到达万家岭的五十八师开始压缩包围圈，晚上十二点，三四八团以奇袭的方式突入了日军在万家岭的阵地。一场激烈的近身肉搏战随即展开。于是万家岭上的遗存物，除了捡不完的子弹壳外，便多出了难以计数的刺刀鞘。在三个小时刺刀见红的白刃搏杀之后，五百余名日本兵带着血窟窿倒在了山岭之上，三四八团成功地占领了箭炉苏以西高地。
新的高地在防守上并不占有优势，此处受到万家岭制高点及西侧高地日军的俯射，但三四八团上来了就没打算再退回去，日军反攻七八次，每次都只能无功而返。
从11月3日起，日军一〇六师团的后勤给养已呈现出严重不足，尽管日军第十一军采取了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的办法，然而对解决困境而言，不过是杯水车薪罢了。张古山突围的失败和万家岭部分高地的丧失，更是犹如雪上加霜，让这个师团惶惶不可终日。
<h2>呛人的硝烟味</h2>
眼看即将沉入水底，日军一〇六师团要伸手抓一根救命稻草的心情非常迫切。
还是张古山。一〇六师团决定绕开正面，从侧面对中方的一五一旅进行迂回包抄，但是没想到和一五三旅的防御阵地碰个正着。
既然这里也有中国部队驻守，只有靠硬撞了。11月4日拂晓，日军出动约一个联队的兵力，向一五三旅三〇六团发起猛攻。
战斗越打越激烈，到中午时候，三〇六团已有两名营长负伤，三名连长阵亡，余下官兵伤亡过半。该团战斗力也由此大损，唯一还能坚持作战的仅剩下一个残缺不全的三营。
张古山地形复杂，战线较宽，没有哪一个区域不需要防守，三营堵住这里堵不住那里，渐显不支之势。王耀武闻报，赶紧让师部准备后撤，以免日军迂回成功，把五十一师的指挥核心给抄掉。
此时李天霞已被免去一五三旅旅长一职，专任五十一师副师长，旅长职务由张灵甫升任。见情况紧急，张灵甫亲自赶到前线督战，发现战斗兵员不足，他就将各营残兵和杂役兵集中起来，由一名营附统带，交给三营使用。有了这部分多出来的人手，三营才得以堵住敌人的进攻，战局也再次得以稳定。
日军一〇六师团连续对五十一师所在的张古山阵地猛打猛冲，不仅没有捞到好果子吃，还遭到极大伤亡，第二天只得调转方向，朝五十八师所扼守的万家岭防区进行突破。
11月5日，日军一〇六师团以飞机为掩护对五十八师阵地发起进攻。也就从这一天起，在日军第十一军总部的调度下，日机每天都要赶来万家岭轰炸扫射，为一〇六师团助阵打气。
中国前线部队没有防空设施，所以日机敢于低飞，飞机每每都是擦着树梢飞过去，其飞行员更是张狂到会一边侧飞，一边从驾驶舱里伸出头来，以观察地面目标。当时防空的唯一办法，就是设置防空监视哨，监视哨一看到飞机或听到飞机的轰鸣声，立即吹哨子报警，但这种单纯依赖肉眼和耳朵来观察的办法并不是很有效。最常见的情况是，哨音刚落，人还没到达隐蔽场所，日机已飞临头顶。
中方的战斗指挥所频繁地遭到日机袭击。有的幕僚人员来不及跑出指挥所，只好姑且躲到床板下面，结果日机一阵扫射，作为指挥所的小茅屋被打成了漏勺，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硝烟味。
指挥所尚是如此，前沿阵地更不用说了，只有在两军相距较近的情况下，日机才不敢随便投弹和扫射。五十八师一七二旅充分利用这段空隙，以极其顽强的防御顶住日军的多次猛攻，确保了阵地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虽然日军一〇六师团仍旧没能从万家岭突得出去，但是他们还是从当天的作战中得到了一点启发。
从徐州会战开始，日军就大量采用毒气战的方式来突破守军防线。为了掩人耳目，他们内部称之为“特种战”，毒气弹也不叫毒气弹，叫“特种烟”，施放毒气弹的迫击炮筒（毒气筒）则是“特种发烟筒”。
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出发时没有忘记携带毒气装备，战后日军阵地上的毒气筒和防毒面具俯拾皆是。不过要采用这种阴狠战术也有许多限制条件，其中极为关键的一条就是使用者需掌握当地的气象和地理状况，若是风向或地形不对，很可能弄巧成拙，让自家部队先遭殃。
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显然缺乏这一条件，因此毒气弹没能派到太大用场，这时候他们就不得不更多地依靠飞机来帮忙。
11月6日，日机参战更加活跃，并把空袭重点集中在张古山，以配合两千余名日军步兵发起的攻击。张古山的表面差不多已被炸弹和炮弹给刨平了，要找到一块可供隐蔽的树木都很不容易，加之对空袭的准备不足，很多冒死抵抗的官兵当场罹难，张古山北部阵地也由此陷落。
攻占张古山，让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困顿中产生出一线新的希望。如果他们能够再把五十八师的万家岭防区给拿下来，战局无疑将发生重大转折，没准还能翻盘呢。
<h2>雪中送炭</h2>
翻盘，翻盘，翻盘。同一天，日军一〇六师团以步空炮联合的方式，向五十八师阵地发起“锥形突击”。
日机在张古山产生的作用，并没有能够在万家岭再次得到复制。五十八师已有防空袭的准备，日机一出现，官兵便找树木和壕沟进行隐蔽，等日军步兵接近，日机无法投弹时，再进入阵地反击。
阿特丽在进行采访时，发现负责护送的中国士兵的步伐都非常快。在跟着他们爬过许多山头后，阿特丽不得不承认：“中国士兵比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士兵都善于走路。”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被逼出来的，因为如果动作不快，他们就无法适应这种没有防空保障的山地战。
五十八师真正面临的问题，是人快打光了！
自整师投入万家岭作战以来，五十八师已毙伤日军三千五百多人，但全师也伤亡殆尽，不少连队的连排长已全部阵亡，有战斗力的士兵仅剩五百人。
五十八师把伙夫、马夫等勤杂人员都派上了第一线，仍然不敷使用。眼看日军将要突破己方阵地，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师长冯圣法只得向军长俞济时求救，可是俞济时手里的预备队也用光了，唯一能够使用的是军警卫营。
当时为便于观察战场变化和调整部署，军师指挥所距离前线都很近，这在无形中也增加了指挥机关遇袭甚至被吞掉的危险。万家岭战役开始时，日军一〇六师团派出的游击分队就曾渗入到粤军的军团司令部附近，并从数百米外发起袭击，“流弹散布四周”。
俞济时知道一旦警卫营离开，军部可能面临莫测危险，但他还是咬牙把警卫营的两个连拨给了冯圣法，只留下一个班警卫军部。
两个警卫连有两百名生龙活虎的士兵，对前线来说，犹如雪中送炭。经过一番恶战，五十八师终于守住了阵地。
至此，日军一〇六师团也已经伤亡过半，无力继续向外拓展突破范围，只得就地转入防御，固守待援。
一〇六师团要援兵，日军第十一军却拿不出援兵。除了二十七师团在瑞武路被截外，西援的一〇一师团也在德星线上被堵，谁都过不来。负责策划此次行动的日军第十一军作战课长宫崎周一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但是除了抱怨一〇六师团攻击乏力外，一时之间，他也想不出更好的援救办法。
宫崎事后承认，在万家岭战役中，自己对一〇六师团负有使用不当的责任，不应该派这支日军中的二流师团担负奇袭之责。言下之意，如果再给一次机会，他绝不敢端着隔夜剩饭就出来卖。
其实宫崎还忽略了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奇袭战的利有多大，风险就有多大，当一〇六师团孤军深入至瑞昌、南浔之间时，它就已经踏上了险途——瑞昌、南浔的两线中国军队只要一转身，就可以将突袭者予以反包围，换句话说，即便宫崎当时派出的是一个一流师团，最后袭击成功的可能性至多也只是五五开。
这不是一个你随随便便地出来兜上一圈，就能轻而易举地捡拾到便宜和幸运的时代了。此时距离日军一〇六师团从马回岭出发，已逾十天，本就携带不多的粮食弹药，即使再省再抠，也已所剩无几，只能单纯依赖飞机空投补给品。
在兰封战役中，被豫东兵团包围的日军第十四师团也曾靠天吃饭，用飞机空投的粮食和弹药度过危机。可是万家岭与中原不同，这里的地形条件较为复杂，日机推测到的位置与一〇六师团实际地点之间有十里的误差，所以空投物资常常到不了需要者手中。
中国军队观察到这一情况后，每当日机空投，就在白布中间贴上红布圆心，用这种冒充的“膏药旗”，引诱日机将补给品投到己方阵地上。如此一来，日军一〇六师团的日子便更加苦不堪言，连其指挥中枢都面临着断粮危机，师团司令部人员已经近三日未得一饱。一般士兵更是一个个都成了皮包骨头，如同俗语说的“从正面看像铅笔，从侧面看像挂历”。
攻守态势上，尽管日军一〇六师团夺得了张古山，但仅限于内圈，在外圈，重叠扑上的中国军队已形成四层包围。一个疲困不堪的瓮中之鳖，可以恰如其分地形容现在一〇六师团的处境。
见时机已基本成熟，10月7日，薛岳下令从四面缩小包围圈，对日军一〇六师团发起全线总攻。其中，七十四军主要负责南面的攻击，任务是收复张古山及其附近的长岭。
俞济时将总攻任务交给了五十一师。王耀武在战前召开会议，研究进攻方案。会上你一言我一语，一个个听下来，一五三旅旅长张灵甫的话打动了王耀武。
张灵甫认为如果单从正面仰攻的话，困难多，伤亡大，不如效仿《三国演义》中邓艾偷越阴平的战例，利用后山绝壁，组织突击队奇袭敌军背面。
王耀武采纳了张灵甫的计策。张灵甫从三〇五团中挑出五百精兵，作为实施奇袭的突击队，为了增加他的胜算，王耀武还把三〇二团增配给一五三旅，由张灵甫指挥三个团实施主攻，缺了一个团的一五一旅则改为预备队。
<h2>猛张飞</h2>
晚上七点，突击队轻装疾进，从无人迹的崎岖峡谷中穿过，对长岭北部高地实施突袭。长岭北部驻守着五个中队的日军，但是晚上他们看不清对方有多少人，只知道忽然从后面涌上来许多中国兵，一时阵脚大乱。
正面主攻部队趁势发动猛攻，通过两面夹击，高地上的六百多日军被迅速歼灭。
长岭得手之后，张灵甫决定一鼓作气，连续出击张古山。张古山南陡北缓，若使用大部队攻击，没有那么大的空间可以铺开，小部队又难以取胜，张灵甫便二者取其中，选择让三〇五团出击。鉴于攻袭长岭已经打草惊蛇，这次张灵甫变换了计略，他授意三〇五团先从正面佯攻，以吸引日军的注意力。
三〇五团在正面的摇旗呐喊，果然有效。日军全神贯注地投入正面防御，全然不知道对方突击队正攀藤附葛，从险峻的后山爬上来。等到发现，为时已晚。
日军腹背受敌，经过一番白刃相搏，八百余名日本兵倒在了血泊之中，剩下的残兵赶紧由山巅滚下，狼狈逃蹿。
在已被重重包围的情况下，张古山成为日军一〇六师团突围的最大指望，直接关乎其存亡，若此地被中国军队所控制，则日军将成为入袋之鼠，进退不得。听说张古山得而复失，一〇六师团当晚就调集优势兵力进行反扑。中方三〇五团顽强固守，预备队全部都投入进去，激战中，营长王干之阵亡，连长以下军官也大部分伤亡，但阵地还是守住了。
10月8日拂晓，日军又用上了空袭这一老招数，二十多架轰炸机盘旋在张古山上空，投弹如雨，将三〇五团用血肉夺回的阵地重又炸成一片焦土。
空袭到上午十点才结束，日军随即向张古山发起冲锋，张灵甫闻讯立即赶到一线进行督战。当部分日军冲上当地人称为哔叽岭的山顶时，他和三〇五团团长唐生海带着残余官兵奋起肉搏，通过白刃战将日军赶下了山。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心灵故乡，但是很多时候，人们都会迷失在远离故乡的道路上，乃至于带着痛苦和忏悔四处飘荡。
回来吧，回到真正适合你生长的地方去！
张灵甫骨子里是一个武士，一个浑身都流淌着热血的东方武士，他曾经有过成长的错位，有过漆黑一团的生命轨迹，然而过去的已经过去，只有闪烁着武士荣耀的未来才值得期待。
以旅长身份在第一线与敌人拼刺刀，这一刻的张灵甫犹如战神附体，也由此被人称为“猛张飞”。
趁着战斗间隙，张灵甫匆忙整理部队，他将勤杂人员全部编入战斗队，对伤员也进行了慰问和安置。
日军并没有甘心放弃张古山。战至下午，旅长李佳明、团长唐生海、营长胡雄均负重伤。黄昏时分，担任三〇五团代团长的于清祥阵亡，三〇五团官兵伤亡大半，精疲力竭，为避免更大损失，张灵甫不得不率余部暂时撤出张古山，待机再战。
10月9日，日机一面轰炸中国军队的守备阵地，一面进行空降。随着日军防御范围的缩小，日机空投的准确率也相应得到提高。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此次除物资外，还空投了数十名人员。起初大家都以为是增援前线的日军伞兵，后来通过讯问俘虏，才得知都是中队、小队级别的军官。
一〇六师团这样的日军特设师团，由于大队长以上才为现役军官，因此每逢作战，各大队长都得亲临最前线直接指挥，而大队长一旦伤亡，由其他非现役的军官代理指挥后，其大队的战斗力一般就会下降到一半以下。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日军第十一军总部才会空投现役军官，以减少大队长缺员的机率。
得到补充之后的一〇六师团在战斗力上有所回升，这也同时意味着中方进攻张古山的难度变得更大，而且从后山突袭这样“讨巧”的战术也不可能再重复使用了。
张灵甫从五十一师中重新挑选了四百精兵，组成敢死队，准备从正面对张古山展开硬碰硬的攻击。
<h2>歼敌则鸣</h2>
正面攻坚，火力支援不可或缺。当时除了五十八师有克虏伯野炮外，五十一师直属炮兵连也有三门这样的宝贝。克虏伯野炮虽老，命中率却很高，有一天黄昏前，五十一师师部观察到有一股日军正向山麓茅屋村前集结，于是立即用电话通知炮兵连进行射击。装填了燃烧弹的克虏伯野炮均准确命中目标，几十间茅屋全部烧毁，吓得尚未中招的日军赶紧拔腿逃命。
然而这种集中射击只能偶尔为之。日军通过声测、双曲线交绘等方式，可以迅速测出炮兵阵地，几分钟后便会进行压制射击。到万家岭战役后期，缺乏炮弹的日军一〇六师团已无足够的压制能力，但五十一师的炮兵连长战场经验不足，作战时仍然过于谨小慎微，白天都是把火炮藏在树林里，到黄昏前后才敢出来放上几炮，由此导致步炮根本不能协同。
如果舍不得损失克虏伯野炮，为步兵助力的还有迫击炮。分散到部队，五十一师的迫击炮并不多，每团仅有一个迫击炮排。王耀武于是采取了将全师迫击炮集中使用的办法，这样大致就可以组成一个迫击炮连。
在万家岭战役中，迫击炮的作用远超过克虏伯野炮。除了后者使用次数不多外，主要还得益于迫击炮的特点更适合于山地战，不仅便于携带、操作方便，而且可利用其弹道弯曲的特点，有效杀伤躲在山丘或阵地后面的敌人。
当天上午八点，五十一师使用迫击炮对张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集中射击。在炮兵的支援下，大部队以敢死队为先锋，呼啸着冲上张古山北端高地，他们首先用白刃解决了日军警戒部队，随后便向哔叽岭发起猛攻。
日军虽然一再增援，但已挡不住中国军队的进攻气势，在全歼五百余名日军后，五十一师完全占领了张古山。
这一战，双方反复争夺五次，激战长达四个小时，整个山坡都被鲜血所染红，日本人因此把张古山称为“血岭”。
一年后，当前来寻访的唐永良来到张古山时，这里已经遍山松柏，但当年那种残酷的战斗场景仍犹然在目。他看到半坡上到处都是白骨、皮鞋和零星的军用品，半坡棱角上则有不少单人散兵坑、机关枪坑，甚至于被炸开的碎石、被焚烧的松树都还没有消失。
离哔叽岭越近，白骨越多，一些白骨边上还盖满了成堆的黑色死蛆。登上哔叽岭，只见上面堆积着许多骷髅人头，钢盔、皮鞋、炮弹箱、刺刀、毒气罐，扔得满地都是。
唐永良在张古山的南坡找到了几具中国士兵的遗骨。他们一律穿胶鞋，背雨笠，红色的胶鞋鞋底已经变成了白色。
张古山不高，然而山不在高，歼敌则鸣，五十一师的这些英雄用自己的浴血牺牲为本师本军乃至整个抗日军队争得了荣誉。
在五十一师争夺张古山的同时，增援日军也突入张古山、长岭之间的隘路。好在五十八师早有防备，该师从张古山侧翼切入，经六个小时激战，歼敌三百余人，日军对张古山的增援之路被尽根切断。
凭借兵力数量多、攻击精神旺盛的优势，第一兵团基本打垮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防御体系。当晚八点，各军均像七十四军那样，以敢死队为先，从东西南北四面一齐向日军实施攻击，日军一〇六师团被逼入了其司令部所在地、位于万家岭西北的雷鸣鼓刘村。
雷鸣鼓刘，是万家岭战役中除万家岭、张古山之外，第三个不得不提的现场。与前面两个现场有所不同的是，雷鸣鼓刘除了死人之外，多的是死马。唐永良前去探访时，还没走进村庄，就在山下、稻田和池塘里看到了成行成列的死马骨架。
马口仍然含有铁衔，马头依旧系着皮缰，甚至破旧的鞍囊都还装着带锈的马掌，可是已经糟朽一半的黄颜色毛毯则分明显示着事实和岁月的无情。雷鸣鼓刘几乎就是一座马的坟场，只在半里内外的一块稻田中，就有死马五六百头。
在一座小山的半坡之上，竖立着两块巨大的木牌，其一为“皇军爱马之碑”；其二为“濑川部队阵殁爱马之碑”。显见得这里埋葬的全是日军一〇六师团的辎重马匹。
濑川部队属于后勤辎重部队，作战时一般居于后方，且应由步兵部队为其作掩护，但万家岭上那块“濑川部队北川队奋战之地”的木牌表明，他们早就舍马步行加入了战斗。事实上，唐永良在万家岭不仅看到了许多濑川部队士兵的坟墓，还曾捡拾到一面标有“濑川部队”的破烂军旗。
在雷鸣鼓刘，濑川部队的骡马和他们的主人一样遭到了灭顶之灾。从马回岭出发时，一〇六师团配备了一千多匹东洋马，用于运载山炮和辎重，至此多数丧生于枪弹之下。
<h2>激战之地</h2>
辎重部队尚且被歼，其余兵种伤亡之大可想而知。
走进雷鸣鼓刘村，在村边的大树干上，唐永良一行发现了日军用刀所题的八个字：“雷鸣鼓刘激战之地。”旁边还有一行小字注解：“昭和十三年十月竹内部队宿此树下。”
中国军队攻进雷鸣鼓刘时，可不光是激战这么简单，那是一轮超规模的白刃肉搏战，战至天明，一千余名日本兵被格杀于村庄附近。
三个分战场中，雷鸣鼓刘的日军坟墓最多。原因是日军一〇六师团即将解散回国之前，三百名日本军人在雷鸣鼓刘村住了三天，为阵亡日军进行招魂祭吊。
日本民族有自己独特的生死观，对死者非常尊崇。每座日军坟墓都安插着灵牌，坟前有竹子削成的短筒，每坟一对，内插松枝野花。如果是军官墓，还会沿坟墓四周镶三四层砖台。
即便这样，能够有幸入土的日本官兵仍只是少数。沿着雷鸣鼓刘周围的道路走去，仍然随处可见日本兵及其军马的尸骨，若说五步一尸，十步一马，也绝不过分。
唐永良用以辨别日本兵的依据，主要是看脚上穿的胶皮鞋。据说日本人因为常穿人字形拖鞋的缘故，大脚拇指跟其余脚趾之间缝隙较大，所以日本兵所穿胶鞋的样式也比较特别，一看就看得出来。
全都是日军所穿的胶鞋。毫无疑问，这里也必定有过许多中国兵的遗体，但除个别当时没有发现的外，大多数在打扫战场时就已妥为安葬了。
还是回到那个白刃相搏的晚上。粤军敢死队曾几次攻至日军一〇六师团司令部附近，一〇六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将勤务人员都派出来参战，他自己手上也拿了枪。如果敢死队能够再往前前进一百米，松浦就将面临被俘或切腹的命运，可惜的是天色太黑，敢死队并不知道日军的首脑机关在哪里，使得这一斩将之机擦肩而过。
当一〇六师团危在旦夕的消息传到日军第十一军总部时，作战课长宫崎周一大惊失色。本来宫崎要随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到长江北岸的广济战场进行视察，他只好请另外一位中佐参谋代其随行。
宫崎没有敢把具体情况报告给冈村，但冈村实际上已经知道了。让日军整整一个师团陷入重围，这样重大的利好新闻，中方怎么会不报道呢？
冈村不仅知道一〇六师团被围在雷鸣鼓刘的事，还感到十分“吃惊和悲愤”，原因是中国报纸几乎毫无差错地刊登了一〇六师团各联队的番号以及联队长以上军官的姓名。冈村认为，一定是被俘虏的日本兵泄露了实情。
他猜的对，也不对。日本兵在战场上很难被俘虏，但一旦被俘，且明白自己会得到较好对待后，通常都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这和二战中的美军俘虏形成极大反差，美军允许士兵在战斗不利，陷入绝境的情况下投降，不过事前就会教会士兵哪些是可以招供的要点，因此人家在被审讯时绝对可以做到不卑不亢，应付裕如，看似什么都说了，其实什么有价值的情报都不让你得到。
冈村猜的不对的方面，是那么多番号和姓名，不可能都来自于俘虏。道理很简单，一个基层士兵哪里可能掌握这么多情况，他能知道自己中队的编号、中队长姓名就不错了，最多再告诉别人，师团长叫什么。
真正的原因，是二战初期的日军在保密工作方面非常不讲究。在唐永良之后，重庆一名战地记者也顺路登临万家岭。他那时候还看到曾作为日军指挥所的茅屋里，有许多破碎的文件和书籍。战后薛岳的参谋长写了一本关于万家岭战役的回忆录，里面大段大段的披露了日军一〇六师团的详情，不仅各联队番号和指挥官名字清清楚楚，就连毒气战的用法、要求、战例这些细节也无一遗漏。显然这些资料都应该来自于所缴获的大量机密文件。
宫崎当时已顾不得计较这些问题了，他着急的是如何才能不让一〇六师团被完全歼灭。
天亮之后，宫崎派出大批飞机前往实施救援。从日出到日落，飞机成群地在万家岭上空盘旋助战，其数量之多，在整个抗战期间都很少见。日机所投炸弹虽然皆为几十磅的小型炸弹，但一次就会投掷十几枚甚至几十枚，所形成的弹雨对缺乏掩蔽的中国官兵杀伤很大。一名军官在电话中描述：“日本鬼子的炸弹不是由飞机上丢下来的，是一箩箩倒下来的。”
在日机的掩护下，松浦率残部得以突围至樟树坳。有参战的中方将领为之赋诗云：“马陵，庞子难逃命；华容，阿瞒幸得生！”
这个时候已不单单是宫崎需要为一〇六师团操心了。万家岭一役被媒体披露之后，日本朝野震惊。作为日军第十一军的上级，“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不得不直接插手救援行动。除向万家岭直接空投两百多名联队长以下军官外，还组织和派出三个支队，由铃木春松少将统一指挥，前去救援被围日军。
<h2>万牯一声鸣</h2>
铃木支队没有直接去万家岭解围，而是采用了类似于“伐魏救赵”的战术，沿着武永路（武宁到永修）及其北侧向东进攻，对中方第一兵团的后路造成威胁。薛岳闻讯，急忙从万家岭调出一部分兵力，南下武永路阻击东进日军。
汤恩伯曾经坦言，中国军队的最大问题是缺乏机动性和攻击力。由于装备和训练落后，即便在战略战术都没有错误的情况下，一个像第五十一师这样战斗力较强的中国师，都只能与日军一个联队勉强打成平手。那些战斗力差的就更不用说了，两三个团合一块，都打不过日军一个联队。
南调部队均为新十五师之类的弱旅，虽然并非万家岭战役的主力，在战斗中磨损也不大，但要挡住铃木支队，确保第一兵团的后路，则并非他们能力之所及。另一方面，日军一〇六师团残部却得到了补充加强，又缩小了防御面，进攻和歼灭的难度不降反升，一连数日，留在万家岭的攻击部队均无明显进展。
10月16日，薛岳下令撤围，所有部队退守德安以西防线。这时候七十四军等部都感觉支持不住了，接到命令后于当天黄昏便开始撤退。本以为日军一〇六师团会趁势展开追击，没想到对方更可怜，站在万家岭，那两条小腿比纸都软，哪里还顾得上什么追击！
日军一〇六师团也于当晚同一时间撤退，彼此背道而驰，从而形成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一道奇观。七十四军于当晚撤退后，见日军未跟踪追来，第二天早晨便派一队士兵返回侦察。士兵返回万家岭一看，日军一〇六师团已踪影全无，只见遍地都是日军遗弃的武器和尸体，足见其撤退时的仓皇和狼狈。
当时气温还没有完全降下来，日本兵的尸体都已经发臭，战场上怪味难闻，所收缴到的日军武器枪支，上面多半附满死蛆。为此，第一兵团总部特地做了个规定：凡是能在战场上捡到枪支的，无论军民，都赏十元钱。可尽管这样，大家还是都不太愿意去捡，因为要想捡到一支枪，就得在蛆堆里扒拉半天，实在是太恶心了。
日军一〇六师团在往九江方向撤退途中，又遭到了薛岳预伏的一个团的阻击。已成惊弓之鸟的日军根本无心抵挡，丢下辎重马匹便夺路而逃。东洋马素以身材高大著称，与中国的本地马不同，中国士兵们从来没有见到过，于是满山遍野去捉马。战后清点，共捕得日本战马三百余匹。
“万牯一声鸣，千岳伏尸盈。战骨雨淋白，素花血溅红。”这一战尽管没能把日军一〇六师团成编制地予以歼灭，但把它的一大半兵力都给消灭掉了，其所属的四支主力联队及其配属部队全军覆灭。在七十四军、粤军等部横扫过的区域内，若以评书的口气来说，确实就是“片甲不留”。
第一兵团仅轻重机枪就缴获了两百余挺，步枪三千余支，山炮十六门，迫击炮二十八门，文件和各式各样的军用品更是不计其数。甚至有的老百姓也从中打主意，哔叽街上的一个老乞丐曾通过翻捡日军尸体，弄到过金牙一捧，发了一笔不大不小的死人财。
万家岭大捷还生俘日军一百余人，属于历次战役中俘虏日军数量较多的一次。一名被俘虏的日军军官承认：“此次实为江南空前之血战，松浦师团（即一〇六师团）遭围被歼，是侵华战争之一大失败。”
冈村对一〇六师团在万家岭的惨败也始终耿耿于怀，他把战败原因归咎为该师团战斗力太过低劣。一〇六师团与号称日军第一精锐的第六师团，同出于日本熊本县的南九州。冈村当即给国内写信，让人特别转告熊本等四县的县知事：“第六师团已成为日本第一的强大师团，第一〇六师团成了日本第一的软弱师团！”
即便没有冈村的这封刻薄信，万家岭战役的情况也早就在日本国内传开了。大家都知道一〇六师团打仗烂，连同为特设师团的一〇一师团都受到了连累——好像一〇一师团站在台上喊：“有谁敢比我烂？”一〇六师团及时跳了出来：“我敢！”
没有更烂，只有最烂的一〇六师团变得臭不可闻，日本国内的老百姓似乎谁都可以对这个师团表示一下鄙薄和不屑。已经被打成空壳的一〇六师团需要大量补充新兵，那些补充兵一听说自己要被拨入一〇六师团，都视之为奇耻大辱，全都痛哭不已。
<h2>绝对主力</h2>
能够在万家岭重创日军一〇六师团，靠机遇，靠实力，更靠意志和决心。早在日军登陆九江时，随军记者就在九江车站的墙壁上看到过用粉笔所写的“军人三忘”：“出家忘妻，出境忘家，出战忘身。”之后日军缴获到的所有中国官兵的家信，上面透露的也无一例外全是前线作战的情况以及誓死报国的决心，而极少搀杂个人私事。
日本人一向以拥有舍生忘死的武士道精神为傲，但是“军人三忘”让他们意识到，在他们急切渴望征服的这片土地上，也有着一群想法一致的钢铁武士。
如果说这些都还只停留在口号和语言上，中国军人在战场所表现出的惊人的忍耐力则更令人惊叹。在万家岭，尽管七十四军等部没有缺粮之虞，但生活仍异常艰苦。一方面是条件有限；另一方面中国政府本身也不太重视后勤保障，更不关心普通官兵生活的改善，兵站补给除大米和食盐外，食油、蔬菜、肉食等副食品概不过问，全都得由连队自行采购。可在老百姓都已逃亡一空的战场上，即便连队有足够经费，又到哪里去采购副食品呢？
此外对官兵杀伤最大的还有疟疾、痢疾，甚至霍乱。治愈和防治这些疾病需要特效药，然而前线严重缺乏药品，许多染病的士兵都是硬撑在打仗，直到摔倒在地，不能动弹。
这些在西方人眼中都是难以克服的困难，他们认为任何国家的官兵都有理由因此放弃战斗，但是中国军人却全都忍受了下来，他们甚至比同样习惯忍耐的日本军人更能爬山，更能吃苦。女记者阿特丽多次目睹过类似让她心酸到要哭的场景：沿路都是受伤或患病的中国士兵，很多人铁青着脸在路边颤抖，还有人已经摇摇欲坠，可仍然在缓慢地向前线移动。
艰苦忍耐终于换来了报偿。当万家岭大捷的消息传到后方时，街头巷尾顿时鞭炮声齐鸣，民众一致认为，这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最令人兴奋的日子之一。全国各地发来贺电五十五份，新四军军长叶挺在贺电中盛赞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将这次空前胜利与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并列，称它们“鼎足而三，盛名当垂不朽”。
在万家岭大捷中，七十四军像其他友军一样，付出了极大的牺牲。截至10月15日，死伤失踪官兵达到九千九百余人，超过参战兵力的半数，其中五十一师伤亡五名团长（包括代团长）、七名营长，五十八师伤亡两名团长、六名营长，两师所伤亡的连排长都在百名以上。战后薛岳除奖给七十四军锦旗一面外，还专门拨给负伤官兵五千元养伤费，以资嘉勉。
通过在万家岭战役中的出色表现，七十四军声誉鹊起，被公认为是一支能打硬仗的强军。经蒋介石钦点，七十四军被列为军委会直辖的战略总预备队，成为华中三大战区之前卫。
如果加以横向比较，七十四军与日军中的第一一六师团在建军史上有着某种相似之处。日军第一一六师团也是特设师团，但与一〇一师团、一〇六师团不同，其表现一直非常活跃，到抗战中后期，更是几乎成为侵华日军中的顶梁柱。一一六师团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据冈村分析，是因为该师团在动员后，曾在郊外野营地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基本训练。这样的野营训练效果极佳，即使在平时，一周就抵得上兵营训练一个月甚至更多。
七十四军也一样，在它开赴淞沪战场之前，就已经具备了较为扎实的基本功，所以才会在抗战第一年就显露出剽悍本色。虽然在此后连续不断的战事中，部队遭到过很大损失，但由于骨骼强健，加上训练和纪律严格，使得七十四军始终能够保持一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势头。
淞沪战役中，七十四军还只是次主力，在它前面曾经排列着一批看似难以超越的王牌部队：德械师（第八十八师、八十七师、三十六师）、教导总队、第一军、第十一师、税警总团……
现在七十四军出头了，成了中方首屈一指的绝对主力，这既是时势使然，也是自身努力、不断拼搏的结果，试想，伤亡那么多团营长，有他们在前面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这支部队又怎么会不强呢？
鉴于七十四军战功卓著，军委会为七十四军优先补充了一批武器和新兵。当时中国政府能够掌握的军事资源较为有限，不可能做到平均分配，因此常常有武器装备和新兵补充不足的情况出现，七十四军能够得到这一待遇是令人羡慕的。除此之外，五十七师也被调入七十四军编制，使七十四军所属部队增加到三个师。因为三个师的番号均以“五”开头，从此日本人就把七十四军称为“三五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