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说找个乔那样的工作？乔恨他的工作。”
“那是自然。他在律所，不在啤酒厂。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比你在陆战队都长，而且我肯定他一辈子也不会有陌生人走上前对他说：‘谢谢你的付出。’但事实就是如此。所有顶级律所的薪酬都一样，除了一家，那就是排第一的。如果你想挤进去，你也得学会怎么从鸡巴里射出烟花——”
“我还不知道这是项重要的法律技能。”
“在这座城市里，这很重要。这里有上百万个律师，可真正的好工作只有那么多。即便是最好的公益性工作，比如美国律师办公室或联邦公设辩护律师，雇员也基本来自顶级律所。所以任何事情都很重要。你上的学校决定了你在法律机构的职位或你工作的律所。如果你没有从正确的地方拿到需要的证书，你就完蛋了。”
“所以你想告诉我什么？”
“别再像本科时那样混日子了。欢迎来到成人的世界。你的所作所为别人都会看在眼里。”
一个月后我发现沃克勒的消息。当时我孑身一人在空荡荡的公寓里，电脑置于窗台上，窗台前是一把孤零零的椅子。陆战队让我习惯了斯巴达式的生活，不过我想，如果什么时候带女人回家，这屋子一定会给她一种连环杀手的气氛。
这套公寓胜在景观。它位于约克大街的一条侧巷里，面朝中城区，从中央公园到帝国大厦都尽收眼底。深夜里酒醉归来，我会伫立在窗前，惊叹于繁星般的万家灯火。有时我会打开电脑，登录国防部网站。我想浏览一下网页，看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死去。在他们的“公告”栏里有一长串链接，我一般会点击那些标题为《国防部确认一起陆战队伤亡》的链接——或在不幸的日子，“国防部确认多起陆战队伤亡”。然后它会把你带到列有人名的页面。
那天傍晚我与律师乔和银行家埃德小酌了几杯。和他们在一起我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讲讲黄色笑话，借着酒劲讲几个故事，所以等我坐到电脑前，我想，如果看到那些死去的人的名字，我大概多少能找回真实的自己。
我坐在椅子上，点开一则坏消息。这个夜晚在我面前一分为二，乔和埃德的背影渐行渐远。
国防部今日公布，两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在“持久自由”[88]军事行动中牺牲。准下士希尔德·S.梅森，二十七岁，来自纽约州奥耐达；下士詹姆斯·R.沃克勒，二十一岁，来自阿拉斯加州费尔霍普。十月三日，两人在阿富汗赫尔曼德省的战斗中伤重不治。他们隶属于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军（驻北卡罗来纳州勒琼基地）2师9团1营。
关于该团的更多背景信息，新闻媒体记者可联系海军陆战队第二远征军公共事务办公室，电话（910）4517200。
公告的日期是十月三日，已是一周半以前。我用谷歌搜索他的名字，搜出一系列最新的报道。“鲍德温县陆战队士兵在阿富汗阵亡。”“牺牲陆战队士兵的遗体回家。”一篇题为《回家过圣诞！》的旧报道很扎眼地位列其中。我点进去。
网页上出现了一张沃克勒的照片。他的双臂向天空张开，两个妹妹分别从两侧拥抱他。女孩们个子只到他的肩膀，照片看上去像是他出征那天拍的。下面是一段文字。
今天，我和妻子目送我们的儿子、我们的陆战队战士——詹姆斯·罗伯特·沃克勒，奔赴战场。尽管看着我们的儿子出发执行一项危险任务是件困难的事，我们为他和他的陆战队兄弟感到无比的骄傲。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和詹姆斯一同开车来到这里，他和他的陆战队兄弟都情绪高涨。他们的任务是消灭占据阿富汗南部要塞的敌军。尽管面临危险，他们对得到这一机会倍感兴奋。他们数月的刻苦训练就为了出征这一刻。
詹姆斯今年二十一岁，是费尔霍普高中二〇〇六年的毕业生。他去年赴伊拉克参战，在感恩节安全归来。和他一同出征阿富汗的，还有他在费尔霍普高中的同学约翰·科本下士和安德鲁·鲁索斯准下士，他们在伊拉克也曾并肩作战。
我们期待陆战队员圆满完成任务，在圣诞节安全归来。
——乔治，安娜，乔纳森，阿什利，劳伦·沃克勒
我点回先前的搜索结果。等待网页刷新时，我环顾房间。四壁间空空荡荡，一张单人床垫凄凉地躺在地板上。寂静。我回头看屏幕。搜索结果中还有视频。我点开一条Youtube视频链接。
屏幕上，人们在一栋学校大楼前蜿蜒排成一队——费尔霍普高中，我猜。看上去就像伊拉克人在首次选举中排队的画面，每个人都耐心而严肃。这是在为沃克勒守灵。整个社区都参与了悼念。我想我依稀看见博伊兰，身穿军营制服，但视频的图像太差，很难分辨。我合上了电脑。
公寓里没有酒，可我也不想出门。在这座城市我一个老兵也不认得。我不想和平民讲话。我躺倒在床垫上，一股撕心裂肺的情绪袭上心头——你或许可以称之为悲伤。我意识到为什么没人通知我沃克勒的死。我身在纽约。我已离开陆战队。我不再是陆战队员。
那个星期六，我和银行家埃德看了场纪录片。埃德的建议。那部影片是关于退伍老兵如何融入平民生活。四个主角身份各异，有国会候选人，也有颓废到只剩一副皮囊的流浪汉。其中一人是无限制格斗士但罹患创伤后压力症，他讲述了在海外的一次事故。他误向平民车辆开了枪，死的是个小女孩，和他的女儿一般大。
放映结束后，拍摄纪录片的夫妇起身回答了观众提问，随后来到一个小型接待席与观众交流。我走过去感谢他们拍了这部电影。我告诉他们片中关于回归平民生活的困难体现得还不够，但我尤其欣赏他们避免表明政治立场，否则会妨碍故事的讲述。我感觉自己是房间里唯一的老兵，因此比任何人都更有资格置评。假如我看到谁的头上晃动着“伊拉克自由行动”参战老兵的球帽——哪怕只是一顶，我他妈也会老实闭上嘴。
“非常震撼。”出门时，我对银行家埃德说。
他提到那个无差别格斗士讲述杀死小女孩的场景。
“是的，”我自信地说，感到在这个领域自己又有发言权，“知道吗，我在伊拉克见过很多受伤的孩子……”
那一刻我忽然语塞。喉咙紧得无法出声。这完全出乎预料。我想告诉他那个自杀式汽车炸弹的故事——那故事我已经讲得烂熟，有时不得不假装难过，以免显得铁石心肠，但此时我一个字也讲不出。我艰难地吐出三个字“对不起”，然后冲到楼上的洗手间。我找了个隔间痛哭，直到情绪稳定下来。
那件事令我惊讶，也令我羞愧。走出洗手间后，埃德和我对刚发生的事都只字不提。
回到住处，我点开国防部网站，浏览最新的伤亡名单——他们在我眼中抽象而空洞。于是我用谷歌搜索“陆战队9团1营”——沃克勒所在的营，然后阅读搜索到的文章，观看相关的Youtube视频。
有了互联网，你可以整天什么也不干，只是观看战争视频。枪战录像、炮击、炸弹袭击，应有尽有。有陆战队员解释沙漠里的酷热、沙漠里的严寒、向人开枪是什么感觉、杀死平民是什么感觉、中弹是什么感觉。
我坐在公寓里，听那些音频片段。关于自己心中的感觉，我找不到答案。面前只有需要准备的考试、待读的书、未写的论文。合同、流程、侵权、律师。多得让人发狂的工作在我脑海深处浮现。我把它们拽到眼前。
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不再去想在阿富汗的陆战队员。我全身心投入工作。繁忙的日子里，时间失去了意义。
我在纽约大学交个朋友很不容易，第一学年我也没和谁约会过。最初我瞧不起那些同学，但当你独处足够长时间以后，你还是感到怅然若失。最终那个女孩找到了我。她对待法学院的态度也如同一个亢奋的酒鬼开车——她很早就察觉出我们俩的这一共同点。
一天她把我拉到一旁，告诉我一些你不会随便和人讲起的事，那种你只会告诉死党或心理医生的事。“我想我可以信任你，”她讲完自己受尽虐待的童年后对我说，“因为，你知道，你也得了创伤后压力症。”我没得创伤后压力症，但我猜她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在公众眼中这种病已成了退伍老兵诡异的代名词。不管怎样，我没有反驳她。
“你看，”她说，“我高个，金发。我能做女孩那些事。但最终我总得告诉别人。他们会想，这姑娘精神出问题了。”
我点点头。那正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不想拿我的痛苦和你比，”她的话令我惊讶，“我的只是，没什么好说的，我肯定你的经历……”
“我没什么经历。”我说。
“好吧，我不是说我的经历和你的一样糟。”
其实她的经历比我的糟糕无数倍，但这话很难说出口。
一星期后我们上了床。当时我们俩都喝醉了，孤男寡女，再加上我告诉了她沃克勒的事——一方面我需要倾诉，另一方面也算对她袒露心声的回报。
在一起的前几个月里我们频繁做爱，我也经常跑步。快跑让人感觉舒畅，所有压抑已久的情绪都随着手臂的摆动、胸口的炽热以及逐渐沉重的脚步得到释放。在这种状态下你可以思考。你可以带着愤怒思考，也可以是悲伤，或是其他任何情绪，但它们不会将你撕碎。因为你正在做一件事，这件事剧烈到可以回应你心中的波澜。情绪需要某种物理性的出口。如果你幸运的话，物理性的部分能够完全占据上风。过去我参加无限制格斗时就是如此。你将自己累得筋疲力尽，只剩下疼痛和快感。当你处于那种状态，你无暇顾及其他任何事，所有细微的感觉都抛诸脑后。
在伊拉克那段时间，当我看到伤员被送进来，我会和莫茨中校一起去探望他们。莫茨这个不称职的混蛋，他对于“反叛乱”的粗暴理解致使多人受伤。很多伤员不关心自己，也不询问自己的伤势有多严重。他们会首先问及他们的弟兄，那些和他们出生入死的陆战队员，甚至是那些伤势较轻的。非常令人感动。不过当我看到那些士兵时，他们已经上了麻药。而且那些真正伤重的仍处于昏迷中。然而，在自杀炸弹袭击后，一些伊拉克人会在极度痛苦下挣扎扭个不停。即使睁着眼睛，他们也不能视物；即使耳膜没被炸穿，他们也无法听声。我可以肯定，如果他们能够思考的话，他们会想自己的儿子、女儿、父亲、母亲、朋友，但他们只是张大嘴尖叫。处于极度痛苦的人只是一头尖叫的野兽。
在那种境地你是不会感到快乐的。你可以尝试，但你不可能快乐。
“想想白蚁。”和那女孩分手两周后，我对银行家埃德说。我们在他纽约西村的公寓里喝着苏格兰威士忌。很有成年人的感觉。
“有个名叫刘易斯·托马斯的医学研究员，”我说，“托马斯有着类似诗人的头脑。”
“我相信这一特质对医生很有用。”银行家埃德说道。他是那种从不让你说完一整句话的人。
“托马斯说如果你把两只白蚁放在一块泥巴上，它们会把泥巴滚成一堆小球，然后把它们从一处搬到另一处。但它们的工作没有任何价值。”
“就像诗人。”他说。
“托马斯是诗人，”我说，“不是白蚁。”
他咧嘴大笑。所有问题在他看来都很可笑——当你找到合适的视角，大概确实如此。
“它们是微缩版的西西弗斯，”我说，“推着它们的小泥球。我相信对一只白蚁来说，这是个普遍而古老的存在性危机。”
“或许它们需要一只雌蚁。”这是银行家埃德对多数问题的解决方法，而这往往都不是个坏主意。
“它们需要更多的白蚁，”我说，“两只是不够的。如果它们有足够的脑细胞用于感知，它们会觉得失落，在浩瀚宇宙的中心被孤独感包围，诸如此类的感觉。无依无靠，只有泥土和彼此。两只是不够的。”
“所以呢？‘三人行’吗？”
“只是加几只白蚁是没用的。结果可能是几堆泥土，但它们的行为仍然毫无目的性。”
“对你来说，”银行家埃德说，“把小泥球推来推去或许就像是，白蚁世界的上网看毛片。”
“不，”我说，“除非你增加越来越多的白蚁，否则它们是不会兴奋的。最终你会达到临界值，达到足够数量的这些小混蛋能真正做些什么。白蚁兴奋起来时，它们开始工作。托马斯说它们干起活来像艺术家。一块土垒在另一块上，构成柱子、拱门。白蚁们从两侧修建，往中间合拢。完美无缺，托马斯说，严格对称。仿佛存在一张蓝图。或是一位建筑师。那些柱子朝着彼此生长、接触、构成屋子，然后白蚁们把屋子连在一起，形成蚁巢，一个家。”
“那就是海军陆战队。”银行家埃德说。
“二十万个为同一个目标努力的工人。二十万个为目标不惜生命的工人。”
“这使得平民的世界看上去就像——”
“一群孤独的小动物，把它们的泥球推来推去。”
银行家埃德笑了。“平民的世界，”他说，“还是公司法业界？”
“两者都是，”我说，“问题在于，在这两小群困惑无助的动物之间，我该选择加入谁，并且我如何才能让自己对他们自以为是的创造产生兴趣。”
“我早就说过，”他说，“你应该来做金融。”
那是上个秋天的事。此刻，在博伊兰的午夜电话吵醒我两星期后，他到了。他笨拙地走进中央车站，活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大块头男孩，穿着一套已经显小的二手旧西装。西装的胸口紧绷着，裤腿下露出一大截袜子，而他脸上天真无邪的笑容表明他对自己的局促外表浑然不觉。我见过博伊兰健壮的样子，那时他俨然一个魁梧的巨人。到我们派遣结束时，我见过他瘦削的样子，仿佛一具庞大的骨架。但我从没见过他这副疲态——腹部微凸，满脸赘肉。他在阿富汗当参谋，其后果一目了然。
“花二十五美元在一家旧货店买的。”他说，一面揪起衣领转了一圈，炫耀着他滑稽的新行头。
“你为什么穿西装？”我说。他的脸上现出一丝困惑。
“你说过要带我去耶鲁俱乐部。”
我愣了一下才意识到自己的确说过这话。那已是三年前的事。人的记忆真是奇妙。
“你不会想去那儿的，”我说，“你也不会想去这附近的任何地方。”我摊开双臂对着中央车站：川流不息的旅客、大教堂般的瑰丽、天花板鎏金的星图，以及东侧楼梯顶层低调中彰显品位的苹果零售店。“中城区不是人待的地方。这儿只有十七美元一杯的酒和那些喝得起的混蛋。”
“你很快就是那种混蛋了，‘十六万先生’。”
“现在还不是，”我说，“何况今晚的酒是我买单——天啊，是我买单——咱们还是离开这鬼地方吧。”
我们乘六号线到阿斯特站，找到一家通宵营业的潜水吧[89]。只需五美元，就能买到一罐蓝带啤酒或是一杯他们自称的“美醇威士忌”。估计我俩喝到昏迷也花不到八十美元。我们进了门，坐在吧台前。我点了第一轮酒，博伊兰解开衬衫纽扣，松开领带。
“很高兴……”我开口说道。我想说很高兴看见他还活着，但即便那是真心话也显得过于多愁善感，所以我把后半句改为“……见到你。”他笑了。等到酒端上来，他举起威士忌和我碰杯，我俩一饮而尽。
“你为什么不留在陆战队，兄弟？”他说。
我开始意识到博伊兰已经有点醉了，不知他刚和谁喝过——如果不是一个人自斟自饮的话。大多数车站附近都有人卖塑料瓶装的酒，以方便乘客在火车上把自己灌醉。如果那就是他刚干的事，他绝不是唯一一个。
“为什么不留下呢，兄弟？”他说，“你很棒。每个人都说你很棒。”
“因为我是个胆小鬼，”我说，“你什么时候升到少校？”
“升不上去了。我酒驾被抓了。”他难为情地笑了笑。没等我开口，他继续说道，“我知道，我知道，我是个白痴。我再也不酒驾了。”然后他开始问我法学院的事，问我在和谁约会，诸如此类的无聊话题。我意识到正如我希望听他讲战争故事，他也希望听听平民的琐事。
于是我们聊起平民的那些事。我提到我的那个女孩，说性爱很棒，其他都很糟，但我希望她一切顺利。然后我告诉他我准备从事公司法，之后再把人生想明白，因为在目前这种状态下理不出头绪。“有很多人，他们在政府机构与大律所之间跳来跳去。花一段时间做自我感觉良好的事，再回去挣些钱。然后再做自我感觉良好的事。再回大律所挣钱。就像放纵堕落与心灵净化间的因果循环。”
我俩醉意渐浓，最终博伊兰说：“想不想看个把戏？”他没等我回答，就把蓝带啤酒罐的边缘往门牙上一挤，直到门牙切入铝皮。然后他飞快地转动啤酒罐，用牙齿切出一个完美的圆。酒大口地洒出来，溅在他的西装上。
“哈！”他说，两手各握着半个罐子对着我，“怎么样？”
“厉害。”我说。我注意到他的领带不见了，多半他自己也不知道放哪儿了。
酒吧侍者走过来说：“别这么干。”博伊兰告诉他干他娘的。然后他望着我，像是在说：“你站在我这边吧？”
长话短说，我们回到我的公寓，喝起威士忌。酒过三巡，我们终于谈到了战争。
我提起在军官基础学校里他们放的空袭录像，那些模糊不清的热点地区，然后，嘭，遍地死尸。尽管爆炸并没你想象中那么剧烈。他妈的好莱坞已经洗了你的脑。
我告诉博伊兰：“就像电脑游戏。”他兴奋起来。
“没错，没错，”他说，“你看过头盔摄像机的录像吗？”
我没看过。于是他打开我的电脑，摇摇晃晃地站在桌前，试图使用Youtube搜索。他粗壮的手指砸在键盘上，一次敲下好几个键。
“哥们，这酷毙了。”他说。
他终于找到了，是一段主观视角的录像，摄于阿富汗的一次战斗中。摄像机绑在一名陆战队员的头上。
“就像电子游戏。”他说。录像放到一半，我意识到他是对的。那名陆战队员在一堵墙后躬身躲避，我能看到他的步枪枪管划过镜头，和《决战时刻》里一模一样。然后他闪出来，射出几发子弹，就像《决战时刻》。难怪陆战队员们那么喜欢那个游戏。
录像里有许多呼喊声。我听到几句命令，却无法分辨。结尾处一名士兵中弹，但不算严重。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我说。
“啊？”
“你参加过战斗。就是这个样子？”
博伊兰盯着屏幕看了一秒钟。“不太一样。”他说。
我等他进一步解释，他却一言不发。
“好吧，”我说，“那就是战斗的样子。至少打中一个坏人就是这样。”
他又看了眼屏幕。“不太一样。”
“但那是一次真实的枪战。”
“操，兄弟，”他说，“管它呢。”
“那可是一部操蛋的摄像机拍下的一段操蛋的真实枪战。”
他久久地盯着屏幕。“摄像机是不一样的。”他说。他敲敲自己的脑袋，歪着嘴冲我笑。
我又看了看屏幕，上面还推荐了其他视频。大多数关于战争，但不知为何其中混着一张写着日文、画了只卡通乌贼的截屏。
“我绝不会让他们把摄像机绑在我身上。”他说。
他的皮肤蜡黄。我想问他沃克勒是否用了敞口的棺木，如果没有，他的身体是否损伤得太严重。但这些话显然无法说出口。
“伊拉克，”我转而问道，“你怎么想？我们赢了吗？”
“嗯……我们干得还行。”他说，两眼盯着屏幕上的战斗视频和卡通乌贼。
我第一次见到博伊兰时，他穿着A套制服，胸前醒目的位置佩戴着带V标的铜星勋章。我随后便去查了档案，但如今我不再记得授勋的原因。当时博伊兰对我还无关紧要，而且他的表彰辞不像蒂姆的那么清晰和激动人心。因为对博伊兰来说，那是一个漫长如地狱的日子里一系列不显眼的英勇行为的累积，而非那种充满戏剧色彩的浴火奋战。但他至少得到了勋章。沃克勒死于炸弹袭击，一如这些战争中大多数的阵亡案例，他的死没能留给后人一个值得传颂、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炸弹不能让你成为英雄。所以蒂姆才显得那么重要。那种驱使沃克勒这样的老兵重返前线的冷酷勇气并不是年轻人加入海军陆战队的初衷。如果没有蒂姆那样屈指可数的故事，谁会参军呢？
最终博伊兰躺在我的地板上睡着了，我坐在他身旁小口喝着威士忌，我那未经战火洗礼的心里泛起一阵嫉妒。我不知是什么原因。他并不为自己的铜星勋章感到骄傲。他也不愿讲述那段故事。“那是糟糕的一天。”这是我从他口中听到最多的一句话。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渴望他拥有的是什么。我只知道自己也渴望拥有。而他就在我面前，近得我两次将威士忌洒在他身上。
阿甘本[90]说人类和动物的区别在于动物完全受制于刺激。想想一只被汽车前灯照到的鹿。他描述了一组实验，实验中科学家给一只工蜂一处蜜源。当它开始吮吸时，他们将它的肚子切掉，这样一来花蜜就无法填饱它的肚子，而是从它的伤口汩汩流下。它吸入多少，就流失多少。你可能以为那只蜜蜂会改变它的行为，但它不会。它会一直开心地吮吸蜂蜜，在“花蜜的存在”这一刺激下无限地继续下去，直到这种刺激被另一种刺激消解，那就是“饱胀的感觉”。但第二种刺激永远不会来——伤口会让蜜蜂不停吮吸直至饿死。
我又将一点威士忌洒在博伊兰身上，心里隐隐希望他会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