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铃声将我吵醒，我看见“凯文·博伊兰”这个名字在手机屏幕中央闪烁。我不想接。我仍在半梦半醒间，如果接通电话，感觉那一端的不是博伊兰，而是沃克勒——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沃克勒已经死了。等电话最终接通，博伊兰的声音告诉我他要来纽约，这令我更加惶恐。要知道，打来电话的可是凯文·博伊兰，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这不同于老友的问候。他是我过去的神。

“我要去纽约了，喝他妈个痛快，”他在电话里口齿不清地说，“你做好准备。”

需要说明的是，博伊兰得过一枚铜星勋章，并加授了代表勇气的V字配饰。我过去的神皆有过人之处。

“什么时候？”我说。

“我只知道我要去纽约，”博伊兰大声说，“我刚回来。”

他指的是从阿富汗回来。

“我刚找到一份工作。”我说。

“不错嘛！”他说，“他们给你多少钱？”

这不是我期待的问题，但因为是博伊兰，我如实回答。“十六万美元，”我说，“再加奖金。”他来电前我一直对这份工作很沮丧。可这个数字一出口，我立刻感觉兴奋异常，但同时意识到自己有多蠢，因为任何会上网的人都能查到博伊兰——O3级士兵，无配偶子女，六年军龄——每年挣多少。提示：少。

“伙计！”他说。我笑了，因为这对他而言是件了不起的事，但对于我的法学院同学简直不值一提。他们中大多数人都会进这种律所，差不多每个人都明白自己会多么厌恶这份工作——他们在暑期实习中早有体会。

他顿了一下，说：“十六万……哇噻。我猜你退伍退对了，是吧？”正像这样——一个真正的陆战队员看似不经意的赞许，令我倍感自豪。尽管我还没搞清他是否真的赞成我退伍。德国动物学家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曾经说过，扁虱会吸吮所有和哺乳动物身体里的血温度相同的液体。法学院让我一贫如洗，我对工作机会来者不拒。

我问博伊兰最近怎么样，他说：“阿富汗不是伊拉克，伙计。”这是事实，但或许的确应该说出来，因为我心里正想起伊拉克——他的声音勾起我的愁绪，仿佛我在思念那里。其实我对伊拉克没有一丝留恋。我想念的是抽象的伊拉克，是我所有平民朋友提起这个词时心中的幻想，一个充满恐惧和暴力的伊拉克，一个我本该体验却由于自己的愚蠢失误而没能体验的伊拉克，因为我选择了一个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境地的工种。我的伊拉克是一堆文件。微软的电子表格。廉价书桌后填满沙袋的一扇窗。

“他们不断更换我们的任务，”他对我说，“战争结束前夕是一段非常、非常奇怪的日子。”

我们又聊了几句，挂断电话后我在床边静坐了一会儿。房间里一片漆黑，布帘将纽约隔在窗外。空气里弥漫着旧日光辉岁月的气息，那味道就像在训练中我第一次被一巴掌扇在脸上，没有低头，任凭下嘴唇的血渗入牙床。那段时光。我起身来到电脑前——里面存着注解我一生的照片和文件。我打开蒂姆的表彰辞。“鉴于其担任K连步枪班班长期间的非凡英雄行为……”我眼眶湿润了，每次读起都如此。记得第一次为此落泪时，我知道自己的这段文字终于不负所托。

看，我们的连队出了个不折不扣的英雄。一个如你在书中读到、电影里看到的英雄。那个英雄就是中士朱利恩·蒂姆。那个中士很棒，那个中士很英勇，那个中士死了。最重要的是，那个中士是博伊兰的手下。他是我和博伊兰交好的全部原因，也是他在凌晨两点酩酊大醉时拨我电话的原因。虽然烂醉如泥，他依然满脑子期待下一次宿醉，花光他的派遣津贴，驱散他心中的梦魇。

那是博伊兰打来电话的动机。我从没见过蒂姆，因此他不是我接听电话的原因。詹姆斯·沃克勒是我接听的原因。

我曾在6团3营任副官，在第二个派遣期驻费卢杰。部队所有的排长当中，博伊兰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那不是因为他最擅长写军官评估报告或表彰辞，或是因工作需要常来我的办公室——从纯职业的角度来讲，他是我的眼中钉。不过，他很可爱。就像性情温和的巨人有时给人的印象。博伊兰长着宽大的耳朵，一张表情丰富的圆脸，背略微有点驼，看上去总像在为自己的雄伟身躯道歉——他胳膊比我的腿粗，腿比我的腰粗，脖子比我的头粗。而且，也比他自己的头粗。那时博伊兰引以为傲的是他做起“快六”比营里其他军官都快，喝起啤酒比我喝水还快。他更适合兄弟会，而不是战场。他是那种理想的大哥，那种给女孩安全感的人，因为他总会好好教训那种下流的小子。军官当中他是唯一真正平等待我的人，不会因为他带兵打仗而我只是文官就觉得自己的鸡巴比我长出几寸。

因此蒂姆死后，博伊兰找到我，手捧着他那份烂到令人绝望的表彰辞，恳求我的帮助。蒂姆是在营救遇伏战友时中弹的，如果他能活下来，这一事迹足以为他赢得银星勋章。但鉴于他牺牲了，整个营获颁荣誉勋章。更重要的是，营长也在受勋之列。

“我知道自己写得很烂。”博伊兰告诉我，手里攥着草稿。我们俩单独坐在我设在蓝钻营的办公室里。营地虽位于费卢杰郊区，但比起博伊兰每天出生入死的暴力街区，这里俨然另一个世界。“我不擅长干这个。”

事情刚过去几天。我还没问清始末，博伊兰就已神情恍惚、濒临崩溃，而我手下的年轻士兵只和我们隔着一层薄薄的胶合板。不能让他们听见一个军官在我怀里哭泣。后来在美国这事还是发生了，那可不是令人愉快的经历。

“你比大多数人都强，”我说，目光飞快地扫过他可怜的文字，“你在乎士兵。”

心理辅导不属于副官的职责。我的职责是处理营内的文书：伤亡报告、通信、授奖、个人评估报告、法律问题等等。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况且大部分人参军不是为了处理文件，因此都是潦草应付。但心理问题——愧疚、恐惧、无助的焦虑、失眠、自杀倾向——都是战斗心理辅导部门的事。

“大多数排长，”我说，“首次交火后，他们会第一时间为自己打报告申请战斗行动勋章。炸弹扬起的灰尘还没落地，报告已经到我手里了。”

博伊兰点了点他硕大的头，闪着两只孩子似的大眼睛。

“他们的手下，”我说，“得排在后面。等到他们腾出手来再说。但在我两次的派遣期里，你是唯一一个只关心手下却忘了自己的人。”

“蒂姆有两个孩子，”博伊兰说，他顿了顿，“他们太小了，还记不得他。”

我们离题太远了。“这份表彰辞……”我说，一面又浏览了一遍，“很多你写到的……与主题无关。”

博伊兰把头沉在双手间。

“听着，凯文，”我说，“我改过一百万份表彰辞。有些是为了申报勇气勋章。关键不在于蒂姆是个多好的人。我相信你的排里有很多不错的小伙子。我相信你也是个很好的人。但应该给你们每个人都颁发荣誉勋章吗？”

博伊兰摇了摇头。

我转向电脑，点开层层文件夹。我随手打开上次派遣时写的一份表彰辞。获得表彰的是一名医护兵，他在自己负伤的情况下率先抢救在爆炸中受伤的陆战队员。当时，一条圆珠笔大小的弹片嵌入了他腹股沟下方一厘米处，险些击中他的睾丸，与股动脉也仅是毫厘之差。“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我读道，“……全然将自己的伤势置之度外。”我关上这篇文档，点开另一篇。“决断的领导力，”我读道，“令他无畏地冲入敌军火力之中……对个人的巨大风险……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我点开另一篇。“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气……大胆的领导才能……准确的判断……得益于他的英勇行为。”我抬起头，“你明白了吧？”

博伊兰的表情告诉我他没有。

“我们不会因为谁是个好人就给他授奖。”我说。

“他是个很好的人。”博伊兰说。

“那是当然。这他妈很清楚了。但你不能用表彰辞来描述他丰富的人格魅力，或诸如此类的废话。他得能媲美那些英勇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士兵。真的。令人无法置信。所以这不在于蒂姆本人。换句话说，这在于他是个多么出色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而不在于他是个多么出色的人。你必须证明他符合每一项要求。”

博伊兰似乎没在听。

“嘿。”我说，他抬起头来，“告诉你个好消息。决断的领导力，打勾。迅速组织部队展开火力压制，打勾。全然不顾自身安危，打勾。无与伦比的勇气，打勾。我还可以继续。我虽不知道事情的细节，但这些信息已经是很好的素材。”

博伊兰露出微笑。“很高兴和你谈话，”他说，“这里没有姑娘。但我可以和你谈话。”

我叹了口气。“很好，”我说，“我来写这该死的东西，怎么样？”

博伊兰高兴得直点头。他肩上诸多的重负轻了一分。

上校命我查清细节，最终我用访谈中获得的零散片段拼凑出事件的梗概。受访的士兵往往陷入极度悲伤的自言自语中，因此我不仅得知蒂姆当日的所作所为，还了解到：他和妻子救助斗牛犬；他写过几支糟糕的说唱歌曲，吟唱时独有的节拍给人奇异的舒缓效果；他妻子“出奇的热辣——你愿像舔冰激凌甜筒一样舔她屁股那种热辣”；他的一双女儿“他妈的可爱到让你脑残”。但我也了解到，“当时头顶有一张火力网”，以及“我看见沃克勒的头猛地往后一倒，就像一个他妈的折断的娃娃”，还有詹姆斯·沃克勒本人用单调空洞的语气告诉我的“死的应该是我，不是他”。需要的信息都齐了，我将他们的原话改写为海军陆战队授勋所要求的平淡八股文。

这里是你从沃克勒口中听不到的细节（事后不久他在军中就被叫作“蒂姆用命换来的家伙”）。要点如下：

当（身份未知的）敌军在一条窄巷里向他的班开火时，蒂姆中士冲到队伍最前面，发现已有三人受伤等待援救。他组织起压制性火力，冲入火力杀伤区域展开营救。我没有战斗经历，也自然没有组织压制性火力、冲入火力杀伤区或是展开救援的经历，但拥有实战经验的陆战队员明确无误地告诉我，这他妈需要极大的勇气。

子弹从各个方向呼啸而来，从小巷的窄墙上弹飞，就像一台倾斜的死亡弹子球机。蒂姆中士冲上前抓住昏迷的沃克勒的防弹背心，将他拖离危险区域。然后他冲回小巷，几乎同时脸部中弹。因此，更准确的说法是，蒂姆中士在营救另两名战士时阵亡，而非死于营救沃克勒。

更讽刺的是，即使蒂姆中士扔下他不管，沃克勒也不见得会死。和其他两名战士不同，沃克勒没有暴露在外也没在流血，因此没有眼见的危险，也不急需医疗救护。没错，一颗AK步枪子弹打进了他头盔的左上部，但没有射穿。子弹的冲击力将沃克勒击昏，他向后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小巷里满是垃圾，为他提供了掩体。所以蒂姆本可以把沃克勒留在原地的。

没人把这事告诉沃克勒。他所知道的是：他经历了一秒钟的交火与恐惧，头部中弹（某种程度上），醒来时同班战友告诉他，他尊敬的蒂姆中士一劳永逸地证明了他是个多他妈优秀的陆战队员。他以最英勇的方式牺牲——为了营救你这个愚蠢、没用，甚至没伤到需要医疗救援的混蛋。

这丝毫无损蒂姆的英雄主义，不过如果沃克勒得知真相，他的负罪感会更甚于现在。与普通的美国民众不同，沃克勒清楚地知道为他捐躯的是哪个具体的人。这个人是他熟悉的、以军人的方式热爱着的优秀战斗领袖。甚至大多的婚姻都无法与这种热爱相比，因为婚姻中的多数伴侣不会时常意识到：如果自己的伴侣不是那么了不起的话，他们每天被杀死的几率会大大增加。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告诉沃克勒：嘿，也许蒂姆不该管你，而该在牺牲前挽救另一位战友的命……这不会有任何帮助。

即使由他人转述，蒂姆的事迹也着实令人动容。我在各类授奖申请中写过无数赞美的话，它们在我和蒂姆的队员交谈中全变得鲜活起来。这不是普通的报告。这可是申请他妈的荣誉勋章。我心里多少明白最终不会获批，但我没有泄气。蒂姆会获得某个奖章，甚至是海军十字勋章，而且他至少会进入最高荣誉的考虑范围。只是写出这些文字就让人激动。

荣誉勋章的获得者是海军陆战队的圣人。有贝洛森林战役[83]中的丹·戴利，香蕉战争[84]中的斯梅德利·巴特勒，以及从南北战争至今美国参与的战争中的近三百位英雄。

撰写表彰辞的过程中，我所有的沮丧都在置身其间的兴奋心情中消散。仿佛我的指尖透过电脑键盘触摸到了一位神。我感到自己的工作被赋予了意义。

派遣期过半，在我提交法学院申请材料时，我甚至把蒂姆的事写进了个人陈述。

“即使最好的副官也不能像蒂姆中士那样挽救生命，也不能像普通步兵那样每日冒着生命危险巡逻。但我们中最尽职的人确保他们的付出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为他们提供所需的行政支持，无论是帮他们领取缺席选票还是帮他们起草遗嘱。这种工作没有任何荣耀。副官的工作往往只在出错时才会被注意到。我的两段派遣都在写字台前度过，我在那里为陆战队员减轻他们预料不到的重负。这于我已足够。这于我的意义还不仅限于此。这也是我希望投身法律公益事业的原因。”

我没提到的是，派遣结束时我所在的营总共阵亡五人，也就是说那条小巷里的阵亡人数占了总数的一大半。我也没提到，前任指挥官曾警告我们不要在那条小巷所在的区域开展激进的巡逻。“在和本地民众建立更好的关系之前，我们在这里见不到胜利的影子。”他曾这样说。

部队的反应是一致的：“那些家伙全是白痴！我们是陆战队步兵！我们不躲避敌人，我们逼近他们把他们干掉！”营长莫茨中校的风格很激进，全营也到了后期才开始采用军事与民政并行的战略。

博伊兰从未忘记是自己把队伍带进死亡区域的。他无时无刻不在反思自己的每个决定，相信更好的领导可能会挽救那些逝去士兵的生命。他的直觉或许是对的。回到美国时博伊兰比离开时轻了三十磅，瘦成皮包骨，眼窝带着发紫的淤青，眼睛仿佛深陷海底。我和那五名阵亡士兵没有个人交往，因此我往往怀着神圣的爱国情怀看待他们的死，而博伊兰的心里满是对自己的憎恶和怀疑——这令他心如刀割。

我们从伊拉克回国后，他就一蹶不振，在海军陆战队舞会上大出洋相，每个周末都喝得酩酊大醉——工作日大概也一样。我记得有一天早晨八点他走进行政办公室，依然宿醉未醒，唇间含着一大块湿烟草，问道：“谁有吐渣的杯子？”没人愿意让他吐在自己那里，于是他耸耸肩，说了句“啊，我操”，然后拽起自己的衣领，吐在了衬衣里面。这事在陆战队里被议论了好几个星期。

这是一种方式。沃克勒的是另一种。差不多我们一回国他就开始想尽办法被派往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这在我们的派遣结束前就很清楚了。他追着9团1营的一位连长软磨硬泡，直到他们为他预留一个名额。随后他来行政办公室办手续时，我没有按惯例让下属处理，而是让他直接来找我。我想再次面对面地见他。

“所以你想去阿富汗？”我说。

“是的，长官，战斗在那里。”

“9团1营，”我说，“‘行尸’。”就所有战队的称号而言，他们的大概是最棒的。因为经历了越战，9团1营有资本夸耀他们在海军陆战队史上最高的阵亡率。陆战队员喜欢把自己比作拥有自杀性攻击力的疯狗——现实中他们有时确实如此，因此“行尸”在他们眼中很“酷”。

“是的，长官。”

“你知道，”我说，“他们规定最短休整时间是有原因的。只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可以重返前线，并不意味着你真的准备好了。”

“9团1营很多陆战队员都从没被派遣过，长官。”

“你有他们需要的经验？”

“是的，长官。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陆战队员常在军官面前唱些陈词滥调，所以有时很难听出他们的话里有几成真话。

“9团1营有不少陆战队员已经派遣过三次、四次、五次。”我说。

他点点头。“长官，我知道真正不幸的事发生是什么样子。”

这句话难以反驳。

“真的很难熬。”他说，他的声音很镇定，仿佛在谈论天气规律，“这帮弟兄很可能需要面对同样的事。”

“有些人或许的确需要。”

“我懂得怎样和人相处，”他说，“我能做得很好。”他的语气里透出极度的冷峻。这让整间屋子都显得冰冷、沉静。

“我同意，”我说，“很高兴你会去那边。他们需要优秀的士官。”

我为他办完派遣手续就让他走了。他问我最后的一件事是：“长官，你觉得他们会授予蒂姆中士荣誉勋章吗？”那是唯一一次他冷静的外表上露出一丝裂隙，透出他的真实情感。

“我不知道，”我说，“希望如此。”这个回答听上去远不能令人满意。

那天以后我只见过沃克勒两次。一次是在追授蒂姆中士海军十字勋章的仪式上，他和博伊兰强忍泪水，最终都失声痛哭。就在那个星期我收到了纽约大学的录取通知。我敢肯定，如果没有在陆战队的经历，我是不会被录取的。对纽约大学来说，我是一名老兵。一名有两次派遣经历的老兵。这在他们眼中颇具分量。

最后一次是沃克勒启程前往阿富汗那天。我正在午休时间进行三英里跑，而他的连队在麦克休大道旁集结，等待登车。家属手中的美国国旗多到你可以把星条旗作为迷彩伪装，天气热到每个胖叔叔腋下的汗迹都扩散到胸口。

沃克勒和一群士兵在一起，每个人都在抽烟、开玩笑，仿佛准备去露营——从某个角度看确实如此。

我停下脚步，迎上前去。沃克勒看见我，露出了笑脸。“长官！”他说。他没有行军礼，但并不感觉不敬。

“下士。”我说。我伸出手，他用力握了握。“祝你在那边好运。”

“谢谢，长官。”

“你会干得很棒，”我告诉他，“处理你的调动，那是我工作中值得骄傲的几件事之一。”

“乌拉，长官。”

我感觉似乎该开个玩笑，比如“离鸦片远点儿”，但我不想说勉强的话。因此我继续慢跑。三个星期后，我离开了海军陆战队。

退伍后的第一个月在我记忆中已然模糊。我作了一段旅行。随后我搬到纽约，很多时间里我都穿着内裤看电视。母亲说我是在“解压”。

那时候我的同学朋友大多从事公司法或投资银行业务，或是在退出“支教美国”[85]后重新审视人生。

奇怪的是，离开陆战队以后，我比在军中更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军人身份。你在纽约碰不到很多陆战队员。在我所有朋友眼中，“那个陆战队的”成了我的代名词，而对于每个我遇到的人而言，我也是“那个陆战队的”。如果他们尚不知晓，我会在交谈中一有机会就提到这一点。我留短发，和从前一样疯狂健身。纽约大学开学时，我看着那帮本科刚毕业的小子，心想：没错，我他妈就是个陆战队的。

他们中有些人教育背景很好，来自排名前五的法学院，却不知道海军陆战队是干什么的（“就像一支更强大的陆军，对吧？”）。很少有人关注战争的进展，大多数人的想法都停留在“那是个可怕的乱摊子，所以就别想那么多了”。还有些热衷政治的家伙，他们有明确的立场，是我最不愿与之交谈的。他们中一些人同时也是不容异见的公共利益维护者，他们痛恨战争，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钻研公司法，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参军，不明白为什么有人想拥有一支枪，更别说扣响扳机，但他们仍会在口头上对我表示敬意，并用从动作电影和征兵广告中得来的片面印象判断我远比普通百姓更“强悍”。好吧，没错，我是个陆战队员。至少，我不是他们。

纽约大学以向公益领域输送大量人才为荣，“大量”的意思是十到十五个百分点。如果纽约大学毕业生从事薪水低于一定标准的公益事业，他们的助学贷款可以部分或全额减免，这样省下的钱超过普通美国人三年的薪水。入学仪式上，和其他所有没有鲁特奖学金、没有富有的父母、也没有在对冲基金工作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同学一样，我一边听纽约大学的课程介绍，一边想：噢，他们想让我在未来六年里玩命地学习，却住在贝德福德史蒂文森区[86]。有了助学贷款减免的诱惑，纽约大学的学生五个里会有四个考虑公益性工作。然而他们经过反复权衡，参考他们崇拜的功成名就者的职业轨迹，最终还是选择那几家知名律所，泯然众人。

公司法律师乔对我说：“做法律援助吧。或是去公共辩护律师事务所。”

我们在一间屋顶酒吧喝酒，面对着克莱斯勒大厦令人惊叹的夜景。乔为我叫了一杯掺了豆蔻的白酒。我从未喝过这样的东西。

“我不再是理想主义者。”我说。

“你不必是理想主义者，”他说，“你只需做一个不会被无聊工作压垮的人。要知道，这些工作根本不费脑子。有时候我恨我的客户，希望他们输掉官司，但事实上，这比大多数案子都强，因为大多数案子牵涉的都是大公司，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输赢。除了每年都在减少的奖金，我拿固定工资。但我按小时收费，这意味着我干得越多，公司合伙人分的钱就越多。为了当上合伙人，人们会拼命干上十年，他们这么做可不是野心勃勃想要改善新员工的生活质量。他们只是为了钱。我也是。”

“你是为了还清上法学院和大学的贷款。”我说。

“但你不用，”他说，“你有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和你在海军陆战队攒的钱。如果你走我的老路，你得没日没夜地审阅文件，还得搭上他妈每个周末。你只想一枪把自己的脑浆崩出来。”

关于债务乔说得没错，不过作为曾经的理想主义者，我也有自己的经验。海军陆战队给我的启示是，基于理想主义的工作并不能消除你想一枪崩出自己脑浆的冲动。

退出“支教美国”的保罗对我说：“如果你想做公益的话，要谨慎选择去处。”

他与另两人合租了一套晨边高地[87]铁路旁的公寓，我们在那儿见面。公寓散发着精神分裂者的气质，墙上贴着“讨伐体制乐队”的旧海报、加框的《纽约客》封面以及中国西藏的经幡。

“美国没救了，兄弟，”保罗啜了口啤酒，“相信我，你不愿当那个从下沉的船里往外舀水的人。”

“伊战老兵，”我指着自己的胸脯说，“这种事我已经干过了。”

“我也是，”他说，“我随时可以拿我的中学任教经历和你的派遣比。”

“他们向你开枪了？”

“有一天一个学生拿刀捅了另一个。”

那比不上沃克勒或是博伊兰，更比不上死去的英雄蒂姆，但绝对把我比了下去。我距离暴力最近的经历只是看着伤员和垂死的士兵被抬进基地医院。

“那所学校里最让人悲哀的，”他说，“是那些正派的孩子。因为，老实说，那所学校已经烂到根里了，聪明的选择是他妈扭头就走。”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特许公立学校？《有教无类法案》？标准化考试？”

“嘿，我可不知道。要不然你说我为什么会读教育领导力的硕士？”他笑道，“所以如果你想从事公益事业——”

“——我需要确定自己不是胸前巨大伤口上的一片创可贴。”

“你别去做公益。”投资银行的埃德对我说。我们俩在一间詹姆斯·邦德主题的酒吧里抽着雪茄，着装要求是卡其裤和一双好鞋。

“但我觉得——”

“我认识你多久了？你该去律所。这是个简单选择。让我帮你分析一下。”

“乔说——”

“乔是律师。我雇用律师。”这不太准确。他就职的银行雇用律师，但我猜实际区别不大，因为像他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让乔那样的人工作到凌晨五点，只要他愿意。

“听着，”他摊开双手说道，“一共有十四所顶级法学院。不是十三。也不是十五。真正数得上的就十四所。你猜怎么着，恭喜你，你就在其中一所。”

“纽约大学排前五。”

“前六，但谁在乎这些细节？”他说，“那些顶级的律所，他们基本都从这些学校招人。从排名低些的学校大概也偶尔招几个，像是福坦莫或是别的什么地方。那些家伙都出类拔萃、炙手可热，懂得怎么从鸡巴里射出烟花。但对于大多数出自那些学校的人来说，要在这座城市找工作简直难于登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