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微笑着前倾上身，看样子很享受我的愤怒。这才像她，曾经的扎拉。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说，“我知道你是哪种人。”

“我是哪种人？”她说，“你是说穆斯林？”

“你为什么总往穆斯林上扯？”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

“那不是真的。”

她摇了摇头。“我们说话是有根据的。”她说。

我叹了口气。“我一直被当成穆斯林，受人憎恶。上次我父亲打我，起因就是学校里一个小子叫我‘沙漠黑鬼’。”

“什么？”扎拉说，“你父亲打你？”

“他是不满意我回应的方式。那场争吵……”我停顿了片刻，思考该如何向她解释。“是这样的：我上的是北弗吉尼亚一所很好的高中，那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我们根本住不起。我初中毕业时父亲带我们搬到那里。他希望我能受到最好的教育。那很棒，我猜，但我实在无法融入那个环境。

“那场争吵造成了很大影响，因为有位老师碰巧听到那个孩子说了那个词。那个N开头的词[69]。那是在9·11以后，而且不是在那种城市，你明白吧？他们并不那样看待自己。事情闹得很大，我得到很多同情，因为我是阿拉伯裔，因为9·11，因为他说的话。我恨那一切。我不喜欢怜悯。”

“你对那个孩子做了什么？”

“骂了几个名字。”

“那还不够，对吗？”

“我父亲是这么想的。这就是他打我的原因。因为我没揍那个小子，他侮辱了我，也间接侮辱了我的全部家人。校长似乎也以为我们是穆斯林，没准我父亲只是为这事恼火。”

扎拉低头摆弄她的头巾。“我父亲反对我信仰伊斯兰教。”

“这就是你信教的原因吗？”我说，“为了气你爸？”

她叹了口气，摇摇头。

“要不是为什么？”我说。

“我正在寻找原因，”她说，“我在参与中领悟。”

“那么这些衣服呢？”我说，“这一整套……”我朝她摊开双手。

她摸了一下头巾。“这是一种承诺，”她轻声说，“你对特别助理说什么来着？感知即现实。”

“没错。”

“戴上了这个，人们会相信我对生活作出了改变。事实也如此。”她微笑道，“这很重要。”

“在军队里，”我说，“这正是他们给你制服的一个原因。”

她点点头，我们又陷入沉默。我能感到她有些恍惚。也许她的心思已经移到别的事上。我明白自己的沟通很失败。明显很失败。我不知道自己还想告诉她什么，但无论什么，只要能让她倾听就行。

沉默渐显尴尬，进而痛苦难耐。她看着我，身体放松但眼神犀利。说句话，我想，什么话都行。如果我是在勾引她，一定知道该说什么。

她首先打破沉默。“你告诉特别助理，9·11之后情况变得很糟，”她说，“对于你和你的家人。是真的么？”

“是的，”我说，庆幸终于又说上了话，“如果你见到我的母亲，你会以为她是白人，但我父亲不同。他肤色比我更黑，而且留着阿拉伯独裁者式的小胡子。他看上去和萨达姆·侯赛因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她说，“就像替身？”她朝我倚过来。这个简单的动作，这个透出好奇的肢体语言，令我兴奋。“我的意思是，如果你们住在埃及，你会这么猜测吗？”

我笑了。“他们看上去很像，尤其是留胡子的时候。他不愿意刮掉。这关系到他的男子气概。”

“这也会带来麻烦。”她说。

“一些麻烦。”我说，“他非常固执。后来他变成了超级美国先生。他在房上挂了好几面国旗，在汽车保险杠上贴满了‘支持我们的军队’的磁贴。不过这些丝毫不能改变人们对于他长相的偏见。或者说是我们家族的长相，再加上我们带着阿拉伯韵味的名字。尤其在机场安检的时候。”

“可以想象。”

“不，你想象不出。因为当他们把他拉到一旁从上到下搜身时他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对我有很多偏见，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我支持你们正在做的事。你们在保卫我们美国人的自由。’声音大得每个人都听得见。”

扎拉难过地摇摇头。

“说到我的母亲，上帝啊。她来自一个和我父亲完全不同的世界。科普特人，没错，但不是那种会在垃圾城市里结婚生子的人。她青少年时代的朋友都是穆斯林，甚至有个犹太人。那些家境富裕的孩子读法农[70]的书，讨论激进的政治，长大后则面对现实生活，不少人结为夫妇。而我母亲比其他所有人更激进。甚至比我的外祖母还要激进——要知道她在六月战争[71]前就是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我母亲和我父亲结了婚。然后他上演了‘美国人的自由’那一幕。他第一次那么干的时候我以为母亲会杀了他。那事差点让他们离婚。”

“为什么没离？”

“因为她信教。”我说。

扎拉笑了笑：“你当时怎么想？”

“当时我十七岁，”我说，“你要知道，我父亲的表兄死的时候他就在现场。他自己也被打成重伤。我从小到大，父亲不厌其烦地告诉我那些人是坏人，后来他们终于惹怒了我的国家。于是父亲讲过的那些故事不再是瞎话了。我的父亲，我想说的是，他从来不把我放在眼里。他不是那种和蔼可亲的人。”

“参军能让他为你骄傲？”

我不由得眉头一皱。这话从她嘴里出来听着很别扭。“让我自己骄傲。但他多少会看在眼里。”

“我猜身为阿拉伯裔这事在军队里带给你更多麻烦？”

“不，”我说，“完全没有。只不过更直接。”我笑了，“一位教官在巡视中问我，我有没有兄弟加入了基地组织。我是否会朝他的脸开枪？我的亲兄弟？”

“那太可怕了。”

“我是独子，”我说，“我告诉他我会。基础训练营不是计较细枝末节的地方。”

“其他新兵呢？”

“有一个家伙，特拉维斯。他有个叔叔是搞建筑的，特拉维斯参军后他开始拒绝和一户家里都是电工的穆斯林人家合作。作为对特拉维斯的支持。”

“我听过类似的事，”扎拉说，“其实我还听过糟得多的。”

“特拉维斯告诉了我，然后说：‘你能怎么着，基佬？’”

“你什么反应？”

“我告诉他我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同性恋。口袋里揣着这张牌很好，尤其当你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

“要是一个团体这样待我，我不知道是否能为它效命。”

“你想错了，”我说，“那些只是个人偏见，但不存在疏远。这”——我朝学校挥了挥手——“这才是疏远。所有这些出类拔萃的孩子和他们的光明前程。听着，如果特拉维斯会为他的兄弟去死——他应该是那种人——我想他也会为我去死，就像为任何一个身穿美军迷彩服的人。他恨我，我恨他的无知，但有些境遇能让你把个人感情抛在一边。”

“那种境遇，”她说，“叫做战争。战争中军队要杀死的，正是那些别人错以为你也是其中一员的穆斯林。你还得在一旁看着。”

我翻了翻眼珠，强压心中怒火。我拾起烟管默默抽了一会儿。水烟的好处在于，类似这样的时刻不会成为死寂。你可以呼出烟圈。你可以表达，却不必开口。你可以思考。

她似乎没意识到此刻的对话与课堂讨论有何区别。课堂上我们胡扯些政治理论，现在却是认真的。每当她搬出自以为是的假设——我是哪种人，我的行为动机——来反驳我，都让我无比厌烦。我只想闭上嘴，恨她。她错误时恨她的无知，她正确时恨她的傲慢。但如果你想让别人理解你，你必须保持交谈。这就是我的目标。让她理解我。

“从基础训练营毕业时，”我说，“我父亲空前地为我骄傲。那时他已经发展到不停地听林博、奥莱利和汉尼迪[72]的节目，我母亲规定他在家里不许谈论政治。那时阿富汗战争看上去仍像一场彻底的胜利，布什期望能在伊拉克再下一城。”

扎拉说：“我记得。”我放下烟管，她接了过去。

“我在本宁堡受训，”我说，“吃尽各种苦头。天很热，环境很差，教官们冲我大喊大叫，体能训练把我折磨得半死。我几个月没见我父亲。但到处都是萨达姆的图像。电视。报纸。”我深吸一口气，“然后我看见他。一样的脸。一样的身材。甚至走起路来也一样趾高气扬。再加上一样的小胡子。”

“所以你看见他了。”她说。

“我也看见了萨达姆，”我深吸一口气，“我是说，同时看见我父亲。但每个人，我排里的战友和教官们，他们都知道了他长什么样。”

扎拉呼出一口烟。“你从他们眼中看到了他。”

“是从我自己眼中。”

“但他们看他的方式，”她说，“或许多少也是看你的方式？”

“我不确定他是否知道，”我说，“我们不怎么交流，但我猜他或许明白。我想说的是，这人就是个混蛋。他就是那种人。我猜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在政治以外，那两撇胡子就像一句大写的‘操你妈’。或许不是针对美国，而是针对美国人，你懂吗？那些惧怕上帝的混蛋——整天把上帝挂在嘴边却不知道真正的基督教是科普特教会。”

“我父亲是教会执事，”她说，“但他不是个很好的人。我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我在那儿全因为他。当他拥抱我、告诉我他多么为我自豪时，我非常激动，要知道在我的高中毕业典礼上他都没这么做。基础训练营毕业典礼是件大事。隆重的场面。满眼的制服与旗帜。人们交口称赞我们多么勇敢、多么爱国，是多棒的美国人。你无法抗拒上百人为你骄傲。你做不到。然后我父亲貌似不经意地问了句：‘所以，你参军时为什么没选步兵？’我的兴奋之情顿时烟消云散。”

“你什么反应？”

“没有反应。我已经入伍了。我去参加集训。母亲寄给我日用品，父亲寄给我爱国主题的电子邮件。他发给我展示有士兵图片的幻灯片，或者是关于‘部队’的笑话和演讲——里面把军队吹嘘得仿佛他们拉的是金子。我刚十八岁，对此毫无免疫力。但我在军队课堂上学的就是如何开展宣传，感觉很奇怪。”

“我们有位教官，”我说，“他花了一堂课的时间分析那些吸引我们参军的广告，告诉我们多蠢的人才会信以为真。他说：‘我热爱军队。但那些广告根本就是扯淡。’他把授课重心放在教会我们辨识日常生活中的政府宣传上，以便我们能将同样的手段用于战争。他说：‘真实的生活无法贴在汽车保险杠上，所以记住：如果你说了太多真相，没人会相信你。’”

“那种说法不太合适。”

“是的，但他是对的。在伊拉克，我们告诉人们很多真相，也说了不少瞎话。有些瞎话的效果出奇的好。”

“很难想象有人以此为生。”她说，“当你听到‘宣传’这个词，它让你联想起那些‘二战’海报，或是斯大林时期的俄国。它只存在于另一个时代，在我们的社会进化得高级之前。”

“宣传是有深度的，”我说，“它不只是传单和海报。作为一名心理战特种兵，如同军中一切，你也是整个武器系统的一部分。语言是一门技术。他们训练我们以增强部队的杀伤力。军队毕竟是一个为杀人而建立的组织。但你不同于步兵。你的目光不能仅限于敌人的血肉之躯。”

谈话间暮色渐浓，一轮满月垂在天际。街道很安静。她在倾听，这让我感觉亲近。我一切都如实相告，尽量不夸大或掩饰。我希望再深入一步，但那需要更小心的铺垫。

“你知道吗，”我说，“我之前对你撒了谎。一个小谎。”

“什么谎？”

“我杀过人。”

她僵住了。

“我没有开枪杀人，但我绝对需要对此负责。”

我们都沉默了，那句话依然回荡在耳边。

“上一个我告诉的人是我父亲，”我说，“结果我被踢出了家门。”

扎拉低头看了看叠放在腿上的手，然后抬头看着我。她微微一笑：“即使我想把你从这儿踢出去，我也做不到。”

“你已经试过了。”我说。

她摇摇头。“那不是正式投诉，”她说，“我的朋友们建议我提交正式投诉，但我只想让你耐心听听我的感受。这方面你并不擅长。”

“对不起，”我说，“真的。”

她耸了耸肩。“还是讲你的故事吧。”

“那时我在费卢杰战役中，”我说，“我们干了许多疯狂的事。我们播放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扰乱叛军。震耳欲聋的阿姆、AC/DC和金属乐队的歌。尤其是当他们试图用扩音器发布指令的时候。我们用音浪把他们淹没，让他们难以指挥。有时我们开上高地，播放《铁血战士》[73]里的狞笑。你看过那部电影吗？”

“没有。”

“是那种低沉、诡异、邪恶的笑。连陆战队员都受不了。我们的喇叭永远响着。叛军也会放些什么还击。祈祷和歌曲。”

“很有诗意。”她说。

“那里的情形很可怕。四处充斥着枪声和爆炸声，清真寺播放着刺耳的口号和阿拉伯音乐，我们以‘毙命水池乐队’和阿姆来回应。陆战队员称之为‘啦啦费卢杰’。来自地狱的音乐节。”

“在一座住满居民的城市里。”她说。

“不只是音乐，”我说，“陆战队士兵会比赛看谁能想出最具侮辱性的脏话。然后我们用扩音器朝他们高喊，不断羞辱那些躲藏的叛军。直到他们忍无可忍，冲出躲藏的地方，我们再把他们轻松消灭。”

“冲出躲藏的地方？”她说。

“你置身这座疯狂的城市，四处是死亡。”

“真的？冲出躲藏的地方？”她重复道。

“没错。”我说。

“什么？你在开玩笑么？”她摇摇头。“那你是怎么杀人的？”她说。

“言语的侮辱，”我说，“是我们所有的战术中效果最好的。我的意思是，叛军冲过来时，我们能听见陆战队将他们放倒。埃纳德斯中士称之为‘绝地大师的催眠魔音’。”

“好吧。”她说。

“那是个天才的主意。”我说。

“如果这也算天才的话，”她说，“那么欺负你的那些普通孩子更像天才。但我理解那一招为什么奏效。”

“实在是过于奏效了。接下来的几个月我们一直在劝说那些被我们激怒的家伙停止攻击，因为他们大多是十几岁的孩子。陆战队不喜欢杀孩子。那会带来沉重的负罪感。”

“这对你有什么影响？”她说。

“我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我说。

“不，你不会，”她说，“否则你为什么要讲这些故事？”

“你是谁？”我冷笑道，“我的心理医生？”

“也许，”她说，“感觉的确如此。”

“搅乱叛军减少了我们在费卢杰的伤亡。后来当我如实告诉伊拉克人和我们作对有什么下场的时候，我大概也救了他们的命。”

“那你为什么被你父亲赶出家门？因为拯救生命？”

“不。不是因为拯救生命。”我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是关于莱斯·陶希德。如果说有人真是我杀的，那就是他。”

扎拉沉默不语。我拿起烟管吸了一口，里面空空如也。炭已经冷了。我感到紧张，尽管她并未为难我。保持耐心。但如果我继续讲下去，告诉她整个故事，不知她是否能理解。确切地说，我不知她是否能用我的方式那样理解，那才是我真正期望的。不为分享经历，只求卸下包袱。

“我归来时，”我说，“没有盛大的仪式。如果你不在某个营的编制内，你会和其他阿猫阿狗乘一架飞机回来——都是各种专业部门的士兵。我办好下次派遣的手续之后就回了家。”

我低头看看我的手，又看看扎拉。我不知道如何向她解释回家的意义。身为老兵的一个奇妙之处是你总觉得自己高人一头——至少对我而言。你冒着生命危险投身超越自身的使命。有多少人能做到这一点？你选择了参军。也许你搞不清美国的外交政策，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打仗。也许你永远也不会明白。但这不重要。你曾举起手说：“我愿为这些无用的平民去死。”

但你同时也感到莫名的失落。发生的那些事，那些我所参与的，或许真的是正确的。我们与穷凶极恶的对手作战。但战争毕竟是件丑陋的事。

“我入伍时，”我说，“客厅的墙上只有三幅画——两幅圣像，一幅印刷版的马蒂斯油画——鱼缸里的鱼。都是我母亲的。现在它们旁边添了一面镶了框的美国国旗，还有一枚‘9·11’纪念章，据说里面含有世贸中心的钢材，但后来被证实是个骗局。家还是家，但……”

“你不再属于那里了？”扎拉说。

“也许是的，”我说，“我不知道。我父亲穿着西装站在那儿。我母亲的脖子上挂着一枚小十字架。我去伊拉克后她变得更虔诚了。她日日祈祷。她问我是否想吃她做的库夏里，一道我喜欢的用小扁豆和番茄做的菜。然后她把手放在我背上，抚摸我的肩膀。我如果不做点什么的话就会哭出来。”

向她讲述时，我低头盯着自己的手。看着她会让我难以承受，尽管那样能让她读出我的情绪。也许她会可怜我。那也算不上演戏。我感到悲伤和迷茫。不知为何，这正是我回家那天的感受——母亲抚摸着我的肩膀，我回想着自己经历的一切，想着其中有多少永远无法向她讲起，因为那只会令她心碎。

“但我父亲，”我说，“他不是那种情绪化的人。‘孩子刚从战场回来，’他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带他去吃一顿真正的美国餐。澳拜客牛排！’他觉得那是个很棒的笑话。我不知如何回答。虔诚的科普特人一年中应有两百天吃素，不沾附有灵魂的食物，况且那天已临近圣诞。但我母亲什么也没说，于是我们去了澳拜客。父亲点了牛排，像在以身作则。母亲和我点了沙拉。”

“晚餐时我们聊了些无关紧要的话题，回家后母亲出门上夜班——她是个护士，把我和父亲单独留在家里。他让我在客厅里坐下，说要给我煮咖啡。然后他递给我几页用橡皮筋扎着的纸。他说：‘我给办公室的人发了电子邮件，他们都想感谢你。’他看上去那么开心，那么自豪。感觉和基础训练营结业那天全然不同。现在的我不再令他失望。我经受过战争洗礼。我很想念他。”

我抬头看扎拉，两人目光相接。夜色中她的面容比白天更显温柔。

“那些纸，”我说，“是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是他办公室里的穆斯林朋友写的。”

“他有穆斯林朋友？”她说。

“都是同事，”我说，“有些是朋友。勉强算得上吧。他说他会暗中监视他们。那是他的笑话。他就职于一家翻译公司，客户大多是民间组织和政府代理机构。他在阿拉伯语部门，因此那儿有很多穆斯林。邮件是他们写给我的，大多很简短，比如‘干得不错，感谢你的付出’，或者‘无论战争对错，你做的事都值得尊敬’。而有些信写得更加投入。一个人谈到这场战争多么可怕，但希望我这样一个‘敏感的年轻人’能减少战地的苦难。”

“一个敏感的年轻人？”她说。我觉察到她嘴角的一丝讥笑。

“战争改变了我，”我说，“另一封信来自一个参加过也门内战的人。他对我说：‘无论你经历了什么，责任都在那些送你上战场的人身上。’还有不少邮件来自坚定的主战派。”

“我猜美国穆斯林对萨达姆非常愤恨。”

“有一封信的主战情绪尤为强烈，连我父亲都写不出来。那人说我会在历史里写下新的篇章。我父亲在那句话下面画了道线。”

“当你看到那句话的时候，”她说，“你怎么想？”

“我很生气。”我说。

对着扎拉说话时，我语气很温和。仿佛讲着情话。

“我对他说的和对你说的并不完全一样，”我说，“我想伤害他。我很生气。我已经遇到太多‘感谢你的付出’式的握手，但没人真正懂得那种付出的背后是什么，你明白吗？”

“你生你父亲的气是因为人们感谢你的付出？”她说，“还是你因为他而生那些人的气？”

“部分是因为他，”我说，“因为那种情绪。”

“所以我是该感谢参战军人的付出，”她说，“还是该朝他们吐口水，像越战时那样？”

我想了片刻，朝她狡黠一笑：“无论你做什么，我保留对你发火的权利。”

“为什么？”

“人人都是墙头草，”我说，“战争开始时，三百名众议员几乎全票支持。还有七十七名参议员。而现在，每个人都急于划清界限。”

“那是因为情报有误，”扎拉说，“你知道，‘布什撒了谎，人们送了命’。”

“噢，我的上帝！”我双手拍拍脸颊，作出震惊状，“一个政客撒了谎！所以那就不是你的错了！”

“你用小混混的脏话来杀人，”扎拉说，“却觉得总统的话无关紧要？也许我这么问更好。你自己相信吗？你支持这场战争吗？”

“我仍然支持这场战争，”我说，“只是不支持指挥战争的人。”

“这就是你激怒你父亲的话吗？”

“不。”我俯下身子，胳膊肘撑着膝盖，“不。他知道仗打得一团糟。他是个明白人。”

我在考虑如何向她讲述接下来发生的事。

“那些话你不会愿意听的，”我说，“连我父亲都接受不了。”

“我没那么脆弱。”她说。

“你要明白，”我说，“在家里我连脏话都不许讲。”

我有些迟疑。一秒钟之后，扎拉凑过来握住我的手，我没有拒绝。她不该这么做。这让我想停下来，让我想说些残忍的话，让她明白战争把我磨砺得更强悍，而不是更脆弱。街道深处传来一阵笑声，大概是Psi U兄弟会[74]的那些家伙。可能是喝醉了，也可能只是去布鲁诺超市买烤乳酪馅饼。

“我猜你父亲不会在意你用脏话诱杀恐怖分子。”扎拉说。

她握紧我的手。“我父亲觉得骂脏话这招很搞笑，”我说，“他觉得那主意棒极了。部族文化就是关乎荣耀与耻辱。像在南方乡村。或是大都市的城中村。但最终我们玩得过头了。我们喊了太多脏话，射杀了所有笨得会上钩的叛军。在弗吉尼亚我父母的客厅里，我把这些告诉了父亲。那不是我小时候的房子。我高中毕业后他们搬到了便宜些的街区。那间客厅很小，墙上挂着黑人圣摩西[75]的画像——他是个小偷和奴隶，然后是埃及的圣玛丽[76]——她是个妓女，还有马蒂斯愚蠢的鱼和那面混蛋国旗和伪造的9·11钢制硬币。他身子前倾，专注地听着。那是我们间第一次男人和男人的对话。”

“而且是关于战争，”她说，“所以他会耐心听你讲。”

“我告诉他有这么个区域，情报部门知道敌军的身份。那是一小股名为‘陶希德烈士旅’的敌军。我父亲说：‘哦，基地组织。’我对他说：‘不。只是些看不惯美国人在自己国家横行的蠢货。’那是我第一次在我父亲面前用脏字。”

“他什么反应？”

“没反应。他只是说：‘好吧。和基地组织差不多。’我真想揍他。”我深吸一口气，“反正我们得知了他们首领的名字。莱斯·陶希德。情报部门把他列入通缉名单，所以我知道他的名字。”

我紧握着扎拉的手。“我知道他的名字，”我说，“在混乱的局面中，我可以直呼其名。我可以向他喊话，他会知道。他的所有手下也知道。”

“这样你就占了上风。”

“是的，”我说，“而且我有个计划。这种事一般需要陆军专业军士在场，但他们信任我。他们相信我拥有破敌的魔力，因为，你知道，我是阿拉伯穆斯林。”

扎拉身体前倾，姿势和我父亲一样。双眼凝视着我。

“莱斯·陶希德也不傻。他是个原教旨主义者，但不傻。他不会因为我喊他的名字就冲出来。但我知道怎么让他就范。女人。”

“女人？”

“他的女人都在家里，”我说，“在费卢杰城外。像莱斯·陶希德那种守旧派，他们把女人当作狗来对待。如果她们违背男人的意志或是表现出丝毫的个性，他们会觉得整个家族的荣誉都毁于一旦。”

她点点头。

“有个陆战队连占据了莱斯据点前方的一幢办公楼，”我说，“我告诉士兵们我们想做什么，他们都很赞成。”

“你说什么了？”

“莱斯·陶希德，你的女人在我们手里，”我说，“你的妻子和女儿。”

她皱起眉头。“所以他必须出来和你们战斗。”她说。

“我告诉他我们发现她们在向美国士兵卖淫，而且我们把她们带到了这幢办公楼。”

她点点头。“你把这些告诉你父亲了？”

“我把一切都告诉他。我如何大喊，用我业余时间自学的伊拉克阿拉伯语大喊，说我们会在屋顶上干他的女儿，并把她们的嘴对着扩音器，这样他就能听到她们的叫声。”

扎拉抽回她的手，正如我预期的那样。“所以你就是这样战斗的。”她说。她语气中带着蔑视。我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并不开心。

“我不确定能否奏效。但整个排都很喜欢这个主意。我在扩音器后喊了一个小时。我告诉他，他的女儿弯腰祈祷时我们会把鞋放在她们头上。”

“真恶心。”她说。

“我们想好要对他们说什么时，所有人都笑了。陆战队员都踊跃建议，但被我尽数否定。美国人认为最具侮辱性的词是‘婊子’和‘阴道’，但在阿拉伯语里是‘鞋’和‘包皮’等。”

“不用解释，我明白了。”她说。

“结果很奏效，”我说，“他们没有像疯子似的冲出来，但他们还是发动了袭击，然后被一网打尽。”

“我不关心是否奏效。”

“我想说的是，那人的手下听着他遭受侮辱。颜面扫地。整整一个小时。那段时间暴力肆虐。有上百支小股叛军组织，有上百个地方小头目争权夺利。而我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他。我告诉他：‘你觉得和我们作战会带来荣耀，但你的女儿落到我们手里。你和我们过不去，就是和你的孩子过不去。你得不到一丝荣耀。’他没有选择。我没看见他死去。我甚至从没见过他。我只是听到陆战队开枪将他射倒。他们告诉我，在那次短暂的自杀式冲锋中，他冲在最前面。”

“我已经明白了。”她说。

“但你无法接受，”我说，“我父亲也不能。他宁可我瞄准他们的脸开枪。在他看来，那要好得多。也更具荣誉感。如果我那么做了，他会为我骄傲。你也会更喜欢我。”

“我希望你什么也没做。”她说。

“我把一切都告诉了父亲。一句接一句的脏话。我说出的脏话。所有我在美国学到的，所有我从他那里学到的，所有他曾对我说过的，所有我能想到的。我能想到很多。”

“我已经明白了。”她重复道。这一次她的语气和父亲那天一样。当时他说：“够了。”但我并没有停下来，而是继续说出每一句秽语，每一个脏字。我替他诅咒也诅咒他，用英语、伊拉克语、现代标准阿拉伯语、古兰经阿拉伯语、贝都因俚语。他说：“够了，够了。”颤抖的声音中充满愤怒与恐惧。因为我站在他身前，冲他大声辱骂。他看不见他的儿子，而我——站在他身前宣泄自己的愤怒——也看不见我的父亲。

“你以为我会感到羞愧吗？”我对扎拉说。这时我又看见父亲，听见他在极度震惊下无法说出口的话。他双手颤抖，眼神黯淡。他的胡子已经花白。他看上去老了，饱经沧桑。我从没见过他这副模样。

扎拉问：“他的女儿们后来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每当我想起那个男人的死，”我说，“我就会想到那个热迹逐渐消失的孩子。”

我瘫倒在沙发上。我们再次陷入沉默。我想再添点炭，却觉得浑身无力。那晚骂过父亲之后，我去了Motel 6旅馆。母亲找到我并把我带回家。余下的假期里，父亲再没和我说一句话。

“好吧。”扎拉说。她顿了一下，看了看外面的街道。“所以……你想让我做什么呢？我该原谅你吗？”

“原谅我？”我说，“怎么原谅？为什么要原谅？”

“即使我原谅你，”她说，“这有意义吗？因为我是穆斯林？你觉得对于那个死在你眼皮下面的孩子有意义吗？”

我冲她笑笑。那孩子的死，我想，和我要说的根本沾不上边。那最多是别人的故事，我猜扎拉也心知肚明。

“我给老兵讲瞄准镜的故事时，”我说，“他们几乎都会笑。”

扎拉缓慢站起身，一脸愠色。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我仰头望着她，等待她的回应。尽管她从头到脚包裹得严严实实，她身体的曲线依旧动人。我脸上挂着微笑，愉快地看着她站在我面前，期待她的爆发，以及我心中随之而生的胜利感。一个人在生气的时候无法真正伤害你。愤怒会蒙住他的眼。不如像我在费卢杰那样，口吐谎言，高喊秽语，内心却冷静缜密，精挑细选每个词，以造成最大的伤害。

扎拉的爆发却迟迟不来。她只是站在那儿。某种我无法感知的情绪在她心里升起，她看上去不再愤怒。她退后一步看着我，若有所思。然后她抬起手整理了一下头巾。

“没关系，”她终于说，“没关系的。”

自从早晨在特别助理办公室里看到她，这是第一次我成为不安的那个人。她这一步棋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你什么意思？”我说。

她走近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的触摸轻柔而温暖。虽然她神色平静，我的心却一阵狂跳。我抬头望着她，似乎她正向我传递一句神谕。那一刻的她散发出天堂的光芒。

“别担心，”她说，“你能讲出来我很高兴。”然后她走下露台的台阶，在尽头止步。她身前是一片榆树，还有南惠特尼街的劣质板房，里面住着校外兄弟会成员和少数不住宿舍的阿默斯特学生。她并不属于这里，我想。我也一样。

扎拉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过了片刻，她转身回望露台，我仍静静地坐在水烟旁。

“也许我们可以找个时间再聊。”她说。然后她轻轻地挥手，转身朝校园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