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地球上各种语言中习得词藻
在夜晚诱惑异邦的女子
以俘获她们的眼泪！
——艾哈迈德·阿卜杜勒·穆蒂·赫加齐[59]
有关扎拉·戴维斯的一切都迫使你在好恶之间作出选择。她的态度，她的想法，甚至她的长相。严格来说，她不算漂亮，但那只是因为“漂亮”是个错误的词。在阿默斯特[60]有不少漂亮的年轻人，他们与风景融为一体。扎拉坚持自己的风格。她积极、好斗、可爱。
我第一次见她是在克拉克学院的《刑罚、政治与文化》课上。课程简介写道：“除战争以外，刑罚是国家权力最戏剧性的体现。”在伊拉克十三个月的经历已让我熟悉战争，因此我想自己该学学刑罚。除了我和扎拉，班里清一色都是白人。
第一天她坐在教授的正对面，身穿紧身牛仔裤，搭配宽大的黄铜皮带扣，上身一件轻薄的黄色T恤，脚下是棕色麂皮靴。她拥有深焦糖色的皮肤，头发未经烫染，前面扎着辫子，后面留着非洲式的蓬松头。尽管只是个大一新生，她第一天就积极投入讨论，为整个学期定下了基调。她时常言语犀利，甚至不留情面，尤其当她的同学——那些穿卡其裤和马球衫的男生，穿运动衫或是为了彰显品位而身着昂贵又乏味的服饰的女生——说出她认为很蠢的话时。
当时我习惯于扮演厌世的老兵角色——自己历尽世间沧桑，只能带着一种略带惆怅的伤感打量同学们的理想主义，就像家长看着自己不再相信圣诞老人的半大孩子。令我惊讶的是，“神秘的老兵”这招在阿默斯特这样的学府也能玩得转，我原以为这里的聪明孩子不吃这一套。有个老笑话：“拧下一只灯泡需要几个越战老兵？”“你不知道，因为你不在那儿。”这就是游戏的精髓。每个人都默认我在与“真实世界”的碰撞中留下了内心的伤痕。那个“真实世界”还原了人间残酷、粗粝、暴力的本来面貌，它远离美国和学术界的肥皂泡；一次前往“黑暗中心”的旅程要么摧毁你，要么把你变得多愁善感又充满智慧。
当然，那都是放屁。海外经历教给我的主要是——是的，即使硬汉在极度恐惧的情况下也会尿裤子；以及：不，中弹不是件愉快的事，谢谢。除此之外，我觉得自己相比这些孩子的优势只在于见识了人类有多么肮脏可怕。也许不能说这点智慧微不足道，但它并不能赋予我额外的洞察力，比如将阿尔都塞的质询运用到葛兰西对意识形态结构的批判上。在讨论猖獗的暴力犯罪的社会影响时，连教授也会让出权威，似乎我会告诉他们我“在那儿”亲眼目睹过。扎拉是唯一看透我的人。
她有自己的游戏规则。身为来自巴尔的摩的黑人女孩，她十足的时髦新潮。虽然她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物理教授与房地产律师的女儿，家境比我在军中遇到的百分之九十的白人都强一百万倍，但这也无关紧要。每一个看过电视剧《火线》[61]的人都能告诉你，巴尔的摩不是一座容易生存的城市。
我的态度是，她配得上她的那份自信。那些你真正配得上的东西，没人会白给你，所以要把握你能得到的一切。而且我也愿意有个对手。
有一次她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当时我正愉快地对另一个学生发表一场自以为是的演讲，起因是他随口评论说美国是为了石油才入侵伊拉克。
“我就是入侵伊拉克的那些人中的一员，”我说，“而我他妈对石油不屑一顾。我认识的士兵也没有一个在乎。老实说，这有点——”
“喂，拜托，”扎拉打断我，“谁在乎士兵们相信什么？根本没人在乎棋盘上的卒子认为某步棋下得怎么样或是为什么要那么下。”
“卒子？”我气愤地说，“你觉得我是个卒子？”
“哦，对不起。”扎拉笑笑，“我相信你至少是个车。同样的结论。”
她不怕得罪人，我喜欢这一点。
然而，课程结束时我们的联系也随之终止。我们的社交圈没有交集，只是偶尔在校园里遇见。几个月后，她却主动找到我。
我正独自在瓦尔餐厅吃饭，她坐到了我对面。最初我没能认出她。她那件我曾喜欢的黄色T恤——那件紧贴她上身、别致地包裹她胸部的T恤——已经很久不穿了。不再有短裙，不再有包裹着健壮大腿的紧身牛仔裤。她身着一条褐色长裙，裙摆一直垂到脚面，露出一双让人略感失望的平底拖鞋。她的头发包在头巾里。所有的一切都显得庄重，但此时正值暮春时节，校园里其他女孩都酥胸半露，扎拉在人群中反而比从前更引人注目。至少对于我是这样。
她现在是穆斯林了，我猜。我刚认识她时，她刚经历了信仰的幻灭。然后是寻找。最终，不知为何，伊斯兰教。我从未想象过她会皈依一种关于顺从的宗教，即使这种顺从是在神的面前。
她解释说，皈依以来她越来越多地想到伊拉克。尤其是关于美国帝国主义、关于乌玛[62]的命运，还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伊拉克死亡人数——多得难以想象，而且似乎无人关心。她找我是想获得第一手资料。事实的真相。准确地说，是几年前我在那儿时的事实真相。
“对我说实话。”她说。
这事不会有好结果。我心底有一种逆反情绪，与保守派谈话时，我倾向于谴责战争，而与自由派谈话时，我却为战争辩护。我经历了布什政府把世界搞得乱七八糟那几年，但我也清楚地看到扎卡维[63]想要建立一个怎样的政权。每次和那种自以为洞悉伊拉克局势的人聊天，都气得我想把屎揉进他们的眼睛里。
而且，她并没有小心回避敏感话题：“你怎么能杀自己人？”我相信这是她问我的原话。
“什么？”我几乎忍不住笑起来。
“你怎么能杀自己人？”
“他们不是自己人。”我说。
“我们都是一个民族。”她说。
我知道事实并非如此。逊尼派—什叶派的战争很清楚地说明乌玛不是一个幸福的大家庭。我哼了一声，略作沉默。我看着她的平底拖鞋，感觉曾经熟悉的那种老兵面对平民时的愤怒从心底逐渐升起。
“我不是穆斯林。”我说。
扎拉脸上的忧虑多于惊讶，似乎她正眼睁睁看着我失去理智。她双唇微微翘起，唇形完美而迷人，如同她脸的其他部分。我看不出她是否化了妆。
“我是科普特人[64]。”我说，见她无动于衷，我只好解释道，“科普特东正教会。埃及基督教。”
“哦，”她说，“就像布特罗斯·布特罗斯加利[65]。”现在她表现出兴趣，侧着头，椭圆形的脸正对着我。
“穆斯林恨我们，”我说，“有时会有暴动。就像沙俄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我父亲常这么说。他曾目睹他的表兄在一次暴动中丧生，那个久远的事件成为我的家族历史中一个最根本的迷思。至少对我父亲是这样。科普特人的身份对我的生活并不重要。当然我也无法左右。
“所以你不祈祷，”她说，“因为……”
我笑起来。“我祈祷，”我说，“但不是向安拉。”
她眉头微微一皱，那表情告诉我，我永远别想和她睡觉。
尽管扎拉语气顿时生硬起来，匆匆结束了谈话，我没觉得她特别在意。但两天后我不得不面对学校“多元化与包容”部门主管的特别助理。一个矮胖的男人，肥厚的肩膀上顶着一颗土豆形状的脑袋。我曾和他见过面。作为一个老兵和科普特人，我是阿默斯特最体现多元化的家伙。
那时我还不清楚自己到底做了什么。电子邮件里说我可能违反了阿默斯特学生行为规范中关于“尊重他人权利、尊严与诚信”的条款，尤其是由于各种原因引发的骚扰：“包含但不限于种族、肤色、宗教、籍贯、族群、年龄、政治背景或信仰、性取向、性别、经济状况、生理或心理残疾。”这并没能帮我理出任何头绪。
那封邮件叫我次日上午到特别助理办公室报到，之前的这段时间足以让我把自己搞疯。我上学的费用是多方拼凑而来：退伍军人助学津贴、“黄丝带计划”[66]，以及各种助学基金。如果我被开除或停学，我不知道那些钱是否还能保得住。所有的资助都要求我“在学校表现良好”。我尝试给退伍军人事务部拨电话，却一直在线等待，最终我忍不住将电话摔到墙上。收拾碎片的时候我依稀看见父亲的脸。他疲惫的眼睛和浓密的胡须，脸上满是失望，比那更糟的是他眼神中对我命运的黯然接受——命中注定我会糟蹋每一个机会。
第二天早晨我走进特别助理办公室。他坐在书桌前，胖脑袋慵懒地栖在肩膀上，双手交叉，身后墙上挂着他的基督救世军“送玩具，赠快乐”的海报和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这些都在预料之中，甚至还有点好笑。不过他对面坐了个人，身体前倾，对我进屋充耳不闻，那人正是扎拉。我感觉有点受伤。我俩虽算不上朋友，但我一直觉得彼此有种相互的尊重。而且我从没把她看作那种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走在校园里仿佛《鹅妈妈童谣》里的矮胖子走在钢丝上，只等一个冒犯的词来打破她的平衡，粉碎她娇贵的身份。更糟糕的是，我记得对她说的那些话，也清楚她能就此做什么文章。
特别助理解释道，因为扎拉没有提交“正式投诉”，所以这不算“正式调解”。他舒缓的语调仿佛一位母亲在抚慰受惊的孩子，不过他接下来的话将这种气氛破坏殆尽。他说，尽管目前暂无处罚，如果我们的争执“需要惊动学生品行教务长”，后果可能很严重。他戏剧化地皱起眉头，让我明白他所言不虚。
我在空着的椅子上坐下，面对特别助理，身旁是扎拉。假如她被停学，我想，那对她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她会回到教授妈妈和绅士爸爸身边待一个学期，静心思过，然后在他们资助下重返学校。假如我被停学，我父亲会把我再次踢出家门。
“好吧，瓦吉赫，”特别助理说，“我发音正确吗？瓦古？瓦吉？”
“没问题。”我说。
特别助理告诉我阿默斯特对威胁性的言论有多么重视，尤其是针对一个近年来饱受歧视的群体。
“你指的是穆斯林？”我说。
“是的。”
“她变成穆斯林也就三天吧，”我说，“我遭受那种歧视已经很多年了。”
他面带忧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挥手让我继续。我感觉像在接受心理治疗。
“我是阿拉伯裔，在北卡罗来纳州生活了四年，”我说，“至少她还能选择是否要当恐怖分子。”
“穆斯林不等于恐怖分子。”她说。
我转向她，心中无名火起。“这不是我的原话。专心听我的话。”
“我们在听，”特别助理说，“但你这些话对你可没帮助。”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深吸了一口气。我在陆军中的工种是37F，专业心理战军士。如果我不能通过心理战脱困，我就一文不值。
我权衡自己的选择：伏地认错或者反咬一口。我总是倾向于后者。在伊拉克，有一次我们在广播里喊道：“勇敢的恐怖分子，我在这里等着勇敢的恐怖分子。来杀我们吧。”这种玩法总比躺在地上露出肚皮强。
“在军队里我们有个说法，”我说，“感知即现实。战争中，有时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在于人们认为发生了什么。南方佬以为格兰特将赢下希洛战役[67]，于是当他进攻时他们溃不成军，结果他真的赢了。你的真实情况并不重要。“9·11”之后我的家人被当作潜在的恐怖分子。人们总是以貌取人。感知即现实。”
“我的感知，”扎拉说，“是你威胁了我。我跟光明社的朋友们谈过，他们也有同样的感觉。”
“他们自然觉得受到了威胁，”我对特别助理说，“我是个发疯的老兵，对吗？但唯一涉及暴力的话是她说的。在她指责我谋杀穆斯林的时候。”
特别助理的目光移向扎拉。她盯着我。在某种意义上，我撒了谎。她从没使用“谋杀”这个词。我不想给她时间辩解。
“有人朝我开枪，”我说，“很多次。我看见人们，是的，中弹倒下。有人被炸飞。男人的碎片。女人的。孩子的。”我顺势渲染道，“我尽我所能。我做了正确的事。至少对美国而言是正确的。但那些不是愉快的回忆。现在有人指着你的鼻子……”我声调渐低，一脸痛苦地望着天花板。
“我没有——”她开口道。
“指责我谋杀？”我说。
“我问了个合乎情理的问题，”她说，“成千上万的人死去，而……”
特别助理试图让我们冷静下来。我向他挤出一个微笑。
“我理解她为什么那么说，”我说，“但……有些夜晚我无法入睡。”
那不是真的。大多数晚上我都睡得像个喝醉的婴儿。我注意到特别助理脸上闪过一丝恐慌，决意趁热打铁，从他们的包围中一举脱困。
“我看见死人，”我用颤抖的嗓音说，“我听到爆炸声。”
“没人对你的经历表示不敬，”特别助理忙说道，满脸恐慌，“我相信扎拉对你没有不敬的意思。”
片刻前，扎拉还是一副忿忿不平的样子，此时却现出惊讶和悲戚的神色。最初我以为是她对我的花招感到失望。我没意识到她或许只是同情我。如果当时知道这一点，我一定会被激怒。
“我没想威胁她，”我说，自认为十分机智，“但伤害已经造成了。”
特别助理久久凝视着我。他似乎在判断我是个多大的骗子，但最终还是决定息事宁人。“好吧，”他说，双手做出庞提乌斯·彼拉多[68]洗手的动作，“所以——理性的旁观者会认为双方均有充分的理由觉得被冒犯。”
“我想这是公平的。”我说，表面上镇定自若。我们正处在控诉与反诉的战场。我觉得底气十足。
然后扎拉用略显挫败的语气解释了她的顾虑。她的穆斯林同胞那些“可以理解的忧虑”，以及他们团结一心、“积极反抗歧视”的必要性。与其说她在表明自己的立场，不如说她在为自己的过激反应道歉。我所谓的彻夜难眠竟然牵动了她的恻隐之心，这着实令我惊讶。她在课堂讨论中的灵光此时不见了踪影。她说完后，我大度地接受了她感觉受到威胁的理由，并同意未来会注意我的措辞——如果她也同样自律的话。特别助理不住赞许地点头。他告诉我们，“你们有很多共同点”，然后我们耐着性子听他的训诫——此件事有何教育意义；如果能消除怨恨，我们可以从彼此身上学到很多。我们答应会从对方身上学到很多。然后他强烈建议我就失眠问题咨询学校的健康服务。我说我会的，然后整件事结束了。我成功脱困。
我们一块儿出了办公室，走出康维斯楼，步入阳光里。扎拉茫然环顾四周。我们身边满是去上课或吃早餐的学生。因为是在阿默斯特，还有些混蛋在玩飞盘，或者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扔盘子”。这个早晨的气氛健康而充满活力，同刚发生的事格格不入。
我们在原地站了片刻，扎拉率先打破沉默。
“我先前不知道。”她说。
“不知道什么？”
“你经历的那些事。对不起。”
话音落下，她默默离开，两腿在长裙下窸窸窣窣，背影渐渐融入东方如缕的晨光里。
随着她逐渐远去的背影，我心中逃脱惩罚的窃喜也渐渐消失，刚才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历历在目。尽管略嫌冒失，她或许问了个真诚的问题。我没有给她答案，除了谎言。现在她却因我的责难而内疚。如果再袖手旁观的话，我想，我就是个懦夫。
我斜穿过草坪朝她跑去，拨开挡路的学生，径直站在她身前。
“你他妈什么意思？”我说。
这显然出乎她的意料。整个早晨或许都是如此，令人不安。
“什么？”她摇摇头，“什么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向我道歉？”
我能听出自己声音里的愤怒。她惊奇地望着我，也许还略带恐惧。但她一句话也没说。
“你觉得那场糟糕的战争毁了我，”我说，“把我变成了一个混蛋。你觉得那是我说出那些话的原因。但假如我本来就是个混蛋呢？”
我的呼吸依然急促——这是奔跑的结果——而且浑身上下充满能量。我双拳紧握，想要来回走动。但她一动不动地打量着我，目光愈发冷漠。然后她开口了。
“叫你杀人犯确实过分了，”她对我说，“即使你是个混蛋。”
我笑了笑。
“你惹毛了我，”我说，“挺好的。否则你会很无趣。”
“你是否觉得我无趣，”她说，“难道我会在乎吗？”
“你相信我在那儿讲的故事吗？”我说，“可怜的我和我那一小段艰苦战争？”
她给我一个漠然的眼神。“也许吧，”她说，“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你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不在乎。”
“你当然在乎，”我说，“是你问我的。”
“我现在不想问了。”她说。
我们一动不动地对视着。
“要是我想告诉你呢？”我说。
她耸耸肩：“为什么？”
我深吸一口气。“因为我喜欢你，”我说，“因为你他妈从不尊重我。因为我想对你说实话。”我指着康维斯楼里那个土豆脑袋的办公室，“但不是那种瞎扯淡的话。”
“这不是和人讲话的方式，”她说，“你怎么能这样和人讲话呢？”
“我知道如何和人讲话，”我说，“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编些瞎话哄你。这我在行。可我不想撒谎。至少不想对你撒谎。”
“我不是你的朋友。”她说。
我抬手打断她。
“我从没杀过人。”我说，然后故作停顿，待她点头后接着说，“但我目睹人死去。慢慢死去。”
这让她变得凝重。然后我说：“我想讲给你听。”
我并没有使用心理战战术，因此不知道她会作何反应。假如我真的在进行心理战，我已把人为操控降至最低——即便你毫不设防地暴露自己，你其实也在施加某种压力。
一段很长的沉默。“为什么，”她说，“你觉得我想听？”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的表情告诉她，这对我很重要。当你显得真心实意的时候，心理战效果最佳。
又一段很长的沉默。“好吧，”她摊开双手说，“当时发生了什么？”
我看了看阳光和周围的大学生。卡其裤，马球衫。短裤，拖鞋。“不是在这儿，”我说，“需要坐下来聊。这些事我不是对谁都讲的。”
“我得去吃早饭，”她说，“然后有课。”
我思忖片刻。“你抽过水烟吗？”我问，“你知道，水烟。穆斯林喜欢那玩意儿，对吧？”
她白了我一眼，短促地笑了一声。“没抽过。”她说。我知道她会来的。
课后我回到公寓，把水烟摆到阳台上。我在破旧的沙发上坐下，望着外面的街道，等待。
她迟到了十分钟，那时我已经点燃了火炭。经过一整天的揣度，她看上去焦躁不安又带些疑虑。她僵直地坐到椅子上，似乎不愿久留。
我问她喜欢玫瑰还是苹果口味的烟草，当她说“玫瑰”时，我告诉她苹果更好。她白了我一眼，但默许了我的建议。我向她说明抽水烟的规矩——不能将烟嘴对着别人，不能用左手。我取出烟丝时她说：“好吧。你想告诉我一个故事。”
我说：“是的。你想听这个故事。”
她笑了笑。“私藏水烟是违反学生行为规范的，”她说，“那算‘吸毒用具’。”
“很显然，”我说，“我不遵守学生行为规范。”
水烟点好了。我连抽几口，把烟在肺里憋了一会儿才吐出来。一种清甜、柔和的味道和质感，让人松弛。
我告诉她：“你知道，严格来讲我没看见他死去。我只是感觉到了。”她一言不发，只是看着我。于是我把烟管递过去，她抽了一口。
“甜的。”她说，烟和她的话一同飘过来。她又抽了一口，一缕烟雾悠悠在她唇间漾开。然后她把烟管背向我们放下。
我不知道如何开头，这很少见。我曾讲过这个故事。大多是在酒吧里，重点都放在最关键的那一刻，死亡。但那不过是数十万起死亡中的一例。它只对于极少数人有意义。我。那孩子的家人。或许，我想，还有扎拉。
我需要从头讲起。按照军中的习惯，我从地理方位开始。我向她介绍了“东曼哈顿”——费卢杰市内位于10号高速以北的区域。几周前，4团3营已经搜遍了整个街区，从一个屋顶跳到另一个屋顶，对房屋逐一排查。与此同时，数千平民逃离城市，零散的抵抗组织试图策划一些行动。复活节星期日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每个人都认为那个复活节是个大日子，甚至也包括我。二〇〇四年，自我记事以来是美国复活节与科普特复活节第三次落在同一天，而在这天我看着一座城市被炸毁。
但随后战斗被叫停，4团3营转而固守民房，集中狙击叛军。每四栋房子里就有一支狙击队。在围城初期，他们每天都杀死十多个人。
我试图把城市的气氛也传递给扎拉——不仅仅是尘土、热浪和恐怖，还有兴奋。每个人都明白大战将至，问题只是何时开始、死伤几何。
“每天晚上，”我说，“那些人都会在喇叭里广播。‘美国把以色列的犹太人带来窃取伊拉克的财富和石油。帮助勇士们吧。不要畏惧死亡。’”
作为心理战特种兵，我告诉她，我们的部分职责是反击那些口号。至少扰乱叛军使其感到畏惧。号召和平多半是徒劳的，但宣称“逆我者亡”却可能让一些人冷静下来。
我告诉她我们在悍马军用车上绑了扩音器，以便扩大我方的宣传范围。我们散布威胁和承诺，还公布了一个电话号码让当地人报告叛军动向。总有人向我们开枪。我没告诉她那种感觉——躲在车里，遭到枪击时只能用声音还击；愤怒、无助，生命全掌握在护卫的步兵手里。我只是告诉她我讨厌那些行动。
我目睹有人死亡的那天早晨，我们再次携扩音器出行，在4团3营占领的一栋楼后待命。抵达时我们才发现扩音器坏了。我的长官埃尔南德斯中士想尽办法调试它们。
枪声响起时——那是陆战队机枪分队240G的低沉开火声——我正站在楼内的一条走廊里。我循声望去，看见走廊对面开枪的陆战队员。他们散在我面前的房间里，藏在靠里的阴影中，枪口隐蔽地穿过破碎的窗户。他们看上去那么镇定。被枪杀的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陆战队在这里。我没听到任何还击的AK步枪声。
“枪声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开口道——不过听上去过于硬汉。我想表现得真诚些，于是说：“事实上，我被吓坏了，枪声近在耳边，却什么也看不见，除了那些士兵。”
我记得听见那个房间的另一侧走廊传来一个声音说“撤吧”，接着一名瘦削的黑人军士作出回应。他佩下士肩章，嘴里的一大团烟草让他的脸变了形。
“好的，”他说，“他铁定没救了。”
实际端着机枪的是一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他不住地说：“我打中他了，我打中他了。”似乎他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名瘦削的黑人军士吐了口唾沫，说：“告诉戈麦斯我们分队现在也百分百了。”他的意思是分队里每个人都杀过人了。这意味着那名矮小敦实的士兵刚刚第一次杀人。
“陆战队员觉得那是一件好事。”扎拉说。
“当然。”我说，尽管我意识到这个回答过于简化了。那名下士似乎觉得不值得大惊小怪，甚至有些反感，但房间远处角落里的一名瘦高的士兵不住点头，朝矮个士兵投去赞许的微笑。
我从阳台上抬头看向外面。天色渐渐柔和。在日落前的最后一小时里，每个人看上去都是最好的自己。
“然后那名矮个士兵看到我，”我说，“他注意到我的陆军迷彩服。他喊了声：‘嘿！那个心理战的！’那家伙的肾上腺素仍在峰值。你能看出来。他的脸涨得通红。他是在叫我。但我其实不该在那里偷看这些士兵和他们的，我说不好……隐私。”
“隐私？”扎拉好奇地说。
“他们中最后一人终于干了那事。”我说。
“终于干了那事，”她模仿我的语气说，“什么？你想说他终于破了处，成了真的杀手？”
“即使你自己也不认为那是谋杀，”我说，“你不至于那么糊涂。”
她叹了口气，没有反驳。于是我告诉她那名矮小敦实的士兵两眼放光，表情中混杂着恐惧与兴奋。他指着瞄准镜，像是在说：“快来看。”那动作介于邀请与恳求之间。
这个班使用的是红外瞄准镜，因为透过热成像很容易区分出狗的单薄影像和人类明亮的白色热迹。我告诉扎拉我如何走进那个房间，那个不属于我的地方。我告诉她那名下士如何瞪着我，似乎不愿我出现在那里，而我不为所动，在破窗前向外眺望。清晨时分窗外还漆黑一片。除了横亘在大地上的一两团紫色云影，费卢杰只是一团黑暗而模糊的存在。
我在那名矮个士兵身旁跪下，从瞄准镜里望出去，费卢杰四四方方的天际线呈现出由灰至黑的热辐射层次。有些屋顶装了水箱或燃料罐，液体表面在金属外壳上划出一道浅灰色线，因此我能看出容器内有多少液体。几天前陆战队员在排查房屋时遭遇顽固抵抗，那栋房子的屋顶就装有同样的燃料罐。他们在上面打出几个洞，等到燃料渗进整栋房子，再点上火，将困在里面的叛军一并付之一炬。我不知道那场景在红外镜头里会是什么模样。一大片白色，我猜。
在我面前是一片开阔的道路和田野，一堆明亮的肢体躺在最近一处房屋二十英尺外。他身边那条黑线一定是支步枪，而且我能明显看出那个可怜的家伙还一枪未开。子弹出膛会加热枪筒，可我看到的只是人体的白色热源旁边冰冷的黑色。
“你为什么要看？”扎拉问。
“谁不想看？”我说。
“是你想看，”她严厉的语气中夹着责难，“你为什么要看？”
“你为什么在这儿，听这个故事？”
“你叫我来的，”她说，“你想让我听。”
很难向她解释我如何既想看又不愿看，而那名矮个士兵有多么明显不愿看。我走过去凑到瞄准镜前，一方面受窥视欲驱使，另一方面也算帮他一个忙。当我的眼睛贴上镜头时，那名瘦削的黑人下士提醒我，那团热迹会逐渐黯淡——意味着身体温度降至环境温度。他告诉我：“那时我们就可以正式宣布死亡。”
几个踩滑板的孩子从扎拉和我面前的街上滑过。他们看上去很年轻。也许是高中生。但肯定是城里人。你会忘记不是每个在阿默斯特的人都是大学生。我不知道这些孩子要去哪儿。我们等他们滑过，直至滑轮声消失。然后我继续讲述。
“死亡来得很慢，”我说，“我会抬一下头再重新看一眼，试图觉察出变化。下士不时瞟一眼走廊，似乎担心某位上司会发现我在那里而痛斥我们。矮个士兵不停地说：‘他死了。他肯定会暗下去。’可我看不出来，于是我把手指伸到瞄准镜前。它们在画面中形成炽热的斑点，在灰色背景前放射出白光。视野里没有色彩，但也不同于黑白电影。红外瞄准镜捕捉热辐射，而不是光，因此所有的一切——灰度、明暗——都有一种怪异的错位。里面没有影子。一切都轮廓鲜明却不合常理。我在镜头前挥动我这些明亮的白色手指，我的手指——它们看上去如此古怪而疏离。我在那个身体前挥动手指，试图进行比较。”
“然后呢？”扎拉说。
“然后我觉得自己看到他抽搐，”我说，“我忍不住跳起来。这让所有的士兵警觉，下士大喊着让我告诉他们我看到了什么。我说那具尸体抽搐了一下，他们不信。矮个士兵凑到镜头前，说‘他没动，他没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瘦高个士兵问是否需要出去处理那个叛军的伤口。但下士说可能只是尸体的正常变化。气体逸出什么的。”我低头看着双手，“矮个士兵很生气，他们都很生气，生我的气。”
“他还活着吗？”扎拉问。
“那具尸体？”我说，“即使活着，也撑不了多久。矮个士兵把我拉回镜头前，它看上去的确更暗了。我对他们是那么说的。下士告诉矮个士兵他干得很棒，与此同时，我紧盯着镜头，想要确认生命迹象的消失。或说是热度，我想。那个过程如此缓慢。有时我问矮个士兵他是否想看一眼，但他始终不看。他和普通陆战队员不一样。肾上腺素渐渐消退，他要面对的只是自己的行为。他不想看。”
我们的思绪短暂地回到这个黄昏。
“所以它现在是你的了。”她说。
“你什么意思？”
“你看着他死去。”
“只是热迹。”我说。
“它现在是你的了，”她重复道，“你从他手里接过来，他就不用看了。”
我默不作声。我们俩都许久没动水烟了，于是我拿起烟管，深吸一口。
“然后你现在又讲给我听。”她说。
我把烟呼出来。
“你为什么要讲给我听？”她说。
“你问我我怎么能杀自己人。”我说。
“所以呢？”
我放下烟管，她接了过去。我没有一个真正的答案，而且当我给她讲完这个故事，我感觉实际上什么也没说。我想她也明白，只是这个故事还不够，有种东西缺失了，但我们都不知如何找到它。
“你觉得他是谁？”她说。
“什么意思？”
“陆战队员打死的那个人。”她说。
我耸耸肩。“某个孩子，”我说，“愚蠢地送死。那正是我们想要预防的。”
她以一种缓慢、性感的方式呼出烟雾，脸上却挂着忧虑。还有几分不悦。“‘预防’，什么意思？”
“我是心理战特种兵，”我说，“我的任务是劝说伊拉克人不要送死。事实上我会讲他们的语言，所以扩音器里是我的声音，而不是翻译的。”
“好吧，”她说，“你从小就讲阿拉伯语。”
我摇摇头。“埃及阿拉伯语，”我说，“许多肥皂剧和电影都用这种语言，所以不少埃及以外的人也能听懂，但终究是有区别的。”
她点点头：“我明白。”
“但军队不明白，”我说，“我的部队以为他们中了头彩。他们甚至没送我去语言学校。我试图说服他们，但科尔特斯中士正好从蒙特雷学完归来，操着一口标准现代阿拉伯语，我这才意识到美国军队的智力缺陷是个普遍问题。”
“所以，你自学的伊拉克语？”
“是的，我向我父亲的一个同事借的书。”我说，“到了伊拉克我就外出向当地人喊话，跟他们讲道理。你面对的是一大群未经军事训练但看过太多美国动作大片的孩子，个个都想当兰博，誓与美军为敌。简直是疯了。一个未经训练的孩子对阵位置隐蔽、火力范围明确的一个海军陆战队班。”
“但那种事必然会发生，”她说，“当你派一支军队穿过一座城市的时候。”
“我们尽力减少伤害。将军们与阿訇和酋长开了一连串的会，告诉他们：‘别再派你们那些孩子来打我们，我们只会杀了他们。’但什么也没有改变。”
“在他们眼里问题不在孩子。”她说。
“当时的情况疯狂极了。我们把那座城市搞得天翻地覆。”
“我曾读到有几百，或是几千平民被杀。”
“双方各有宣传。但我要做的是避免人们被杀。并非每个人都是孩子。”
“但很多是孩子。”
“有些是，”我说，“那个我看着死去的，他的身材很瘦小。难以分辨。但我总在想，他是我本该挽救的人。”
“挽救？”她说，“通过说服他放弃抵抗侵略家园的士兵么？”
我笑了。“没错，”我说，“就是那种瞎话。陆战队员会静静等待，希望某个蠢货展开自杀式袭击。没人想当班里唯一没杀过人的菜鸟，而且没人加入海军陆战队是为了避免开枪。”
她点点头。
“那不是我参军的原因。”我说。
“那你为什么参军？”
我笑了。“‘成就你能成就的一切’？”我说，“我不知道。这个口号伴着我长大。然后是‘众志成城’，这我一直理解不了；之后是‘军队强大’，这简直跟‘火是热的’或‘士力架美味’或‘疱疹糟糕’不相上下。一个更好的口号会是：‘不参军你就上不起大学’。”
她打量着我，似乎在思考对我的故事作何反应。我静坐着抽烟，一言不发。最终她往椅背上一靠，用她在课堂上准备击垮对手时的冷酷眼神盯着我。
“所以这就是你的故事，”她说，“你想告诉我的故事。然后呢？”
我耸了耸肩。
“你把这个故事也讲给别的女孩听吗？”
“我对你很诚实，”我说，“我对别的女孩没这么诚实。那会影响我的机会。”
她摇了摇头。“你说是为了上大学才参军的？我不相信。”然后她模仿我的声音说，“没有人加入海军陆战队是为了避免开枪。”
“你完全不懂人们为什么参军，”我说，语气比我预想的更严厉，“你他妈没有一点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