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德里格斯朝我走来时，并非想找随军教士说话。甚至在我站起身露出领口的十字架之前，他大概还没认出我。最初他只想要支烟。

他脸上的血痕或横或斜，他的双手和衣袖也沾着血迹。他不愿直视我，眼神狂野而空洞。脸上不时闪过转瞬即逝的暴戾神色，像是被激怒的狗面部痉挛般的扭曲。

我递给他一支烟，用我的烟点着了。罗德里格斯深吸了一口，呼出一团烟雾，然后回头看了一眼他的班，脸上重现出暴怒的表情。

二十年前，早在我成为神父以前，我曾是个次重量级拳击手。愤怒有利于在搏斗前激发你的斗志，但一旦搏斗开始有些东西便起了变化。内心涌起一种喜悦，一种服从感。那不是基督徒特有的感觉，却很有力量。身体的攻击性有它自身的逻辑和情绪。那正是我从罗德里格斯脸上看到的，愤怒转化为暴力前的短暂间隙。

那时我还不知道他的名字。我们正在派遣期的第四个月，两人站在查理连[38]。医疗室外，外科大夫刚宣布了我们营的第十二例阵亡：登顿·查希亚·藤田。我当天才得知藤田的全名。

罗德里格斯身体精瘦、肌肉紧绷，似乎一触即发。我蜷缩在风里，紧紧攥着手里的烟，仿佛它能令我镇定下来。自从事儿童临终关怀工作以来，我就对医院心有余悸——一见到针头我就满脸苍白、倍感虚弱，仿佛血液同时从我的四肢抽离——而医疗室里正有一条腿被锯掉。那是罗德里格斯的另一个战友约翰·加勒特，他和藤田同时受伤。加勒特的全名我也是刚刚知晓。

罗德里格斯笑了笑，笑容里没有一丝暖意。

“神父。”他说。他回头看了看他的班，所有人都焦急等候着战友的消息。他们站在几码之外，听不见我们的对话。罗德里格斯忽然显得很紧张：“我想和你聊聊。”

遇袭后陆战队员有时想和牧师谈话，或者找战斗心理辅导。他们要么愤怒，要么悲痛，要么在两者间徘徊。但我从没见过罗德里格斯这样的，我不太想和他独处。

“我会告诉他们我是去忏悔。”他说，瞳孔缩成一个小点。我这才意识到他可能嗑了药。酒精、大麻、海洛因——这些都不难搞到，只要你找对了某个伊拉克人。

罗德里格斯又笑笑，依然抿着嘴角。“棒球比赛时他是个不错的游击手。”他说。最开始我没意识到他说的是谁。“算不上很棒，但不错。”

“我得进去了，”我说，“看看大夫们处理得怎么样了。”

“好的，长官，”他说，“我会来找你的。”

在截肢手术后，罗德里格斯却不见了。

藤田的追悼会上，我选读了《弟茂德后书》中的一段：“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跑到终点；这信仰，我已保持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39]我尽力为追悼会定下一个合适的基调。

查理连的连长博登上尉在我之后发言，他告诉集合的陆战队员，他们会“让那帮狗娘养的血债血偿”。士兵们听了只是象征性应和一下。大家对博登的期望值仅限于此。他这人会一本正经地宣称自己对领导力的理解就是“带着我的陆战队员上战场，把敌人的屎扁出来”。这种带队方式只对那些没打过仗的十九岁毛头伙子管用。但在性命攸关时，陆战队员所需要的不只是纯粹的、不假思索的勇猛。不假思索的勇猛会送了他们的命。此次派遣因为这个原因牺牲的士兵已经够多了。

罗德里格斯作为藤田最好的朋友下一个发言。他比上次我见他时冷静一些，他说到藤田其实喜欢伊拉克人。大家都觉得最好直接用核弹轰炸这个国家直到沙漠变成一块平板玻璃，而藤田是班里唯一反对的人。罗德里格斯苦涩一笑，望着人群说：“有人逗他，说藤田在外面干过穆斯林，他们能闻得出。”感觉罗德里格斯在斥责在场的人。他班里的陆战队员面面相觑。那一刻我犹豫自己是否该插句话，但罗德里格斯继续讲了下去，后面的致词又回到更为传统的赞颂的路子。

仪式余下的部分一如往常，令人心碎。军士长大声点名时，一些陆战队员掩面而泣，一些队员放声大哭。

藤田班的战友来到阵亡士兵十字架前，他们紧靠着彼此跪下，手臂搭在彼此的肩上，紧紧相拥，团在一起默默地哭泣。披上装备时，陆战队员是令人生畏的勇士。缅怀战友时，他们就像孩子。他们依次站起来，抚摸十字架上的头盔，然后走到后面。博登队长站在那里，厚实的方脸上写着他那冷酷而愚蠢的决心。

仪式结束后，豪珀特上士在小教堂后的吸烟坑前召集了一群人。豪珀特是二排的代理排长。原来的排长福特中尉在派遣首个月的一次爆炸袭击中牺牲了。

虽然从吸烟坑望不见远处的城市，我还是把目光从豪珀特身上移开，投向城市的方向。查理连每天都驻扎在拉马迪市。我也常去，但只是去前方哨所，从没参加过战斗。我只是一名牧师。我一直很忙，总得加班，但大多数日子仍可以在基地里自己的床上醒来，在相对安全的处所祷告，也只是远远地听着暴乱的声响。奥古斯丁所深爱的罗马城惨遭劫掠时，他在安全之处布道，只能无奈地重复他无法确认的讯息：“可怕的消息传来：屠杀、焚烧、掠夺、蹂躏。诚然，我们耳闻的诸多事情，充斥着咆哮和哭泣。我们的悲伤无可劝慰，我也无法否认，是的，我无法否认人们在那座城市里犯下了许多、许多的罪行。”我也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的目光回到豪珀特身上，他正以自己的方式布道，一种简单的、基于日常巡逻经验的布道。“我们该做些什么？”豪珀特对零散围过来的二排战士说，“我们来到这里，我们说：‘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给你们电。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帮你们修好下水管道。如果你们和我们合作，我们会保障你们的安全。但是，最好的朋友也可以是最坏的敌人。如果你们他妈的跟我们作对，你们会活在屎里。’然后他们的反应是：好吧，那我们就活在屎里。”他指了指城市的方向，手重重拍下来，像在打飞虫。“操他妈的。”他说。

我回到教堂后不久，罗德里格斯就来找我了。我正在整理教堂一侧壁橱里的糖果——心怀感激的美国民众给部队寄来成堆的糖果、肉干和豆豆公仔，我会把那些爱心包裹分发给各个排。随军牧师会收到大量的寄给“任何陆战队员”的爱心包裹，多到不知如何处理。不过这种过剩也有好处，就是当陆战队员想和牧师交谈时，他们可以把来教堂取零食当作借口，而不必告诉战友自己出了心理问题。

罗德里格斯默默走进狭小的教堂。他的神经不再像我们首次交谈时一般紧绷，但那种紧张还在，在他的眼里、他的手上，和他局促不安、必须不断走动的举止中。他们说，在拉马迪巡逻时你不是在走，而是在跑。

“你知道当时我们在干什么吗？”他说，“藤田中弹的时候。”

“不知道。”

“没人知道。”他说。他狐疑地环顾四周，仿佛担心随时会有人闯入。“没人觉得我该和你谈话，”他说，“一个他妈的神父能说什么？无论是谁，又能说些什么？你知道没人把神父当回事儿，对吧？”

“那是他们的错。”

“我尊重神父，”他说，“大多数神父。那些恋童癖除外。你不是个恋童癖，对吧？”

罗德里格斯是在试探我。“为什么这么问？你自己呢？”我双臂交叉，故意盯着他，让他明白他这话我并不受用。平常我会更严厉，甚至还会搬出军衔压他，但在一场追悼会后我不能这么做。

罗德里格斯举起一只手。“我尊重神父，”他重复道，“同性恋和恋童癖除外，而是，你知道，那些正常的神父。”

罗德里格斯四下看看，深吸了一口气。

“你知道我们差不多每天都他妈被袭击。”他说。

“我知道你们负责的街区很乱。”

“每一天。操，他们曾经一周之内三次在市政中心袭击我们。自杀式袭击。那些疯子。要让他们停手，就得对‘灰色战舰’和‘瑞士奶酪’[40]来次空袭。该死的真主等候室[41]。杀了那群混蛋。你到街上去参加一次突袭，只要多停留一分钟，你他妈就被炸飞了。”

他的脸一阵扭曲，我曾见过的充满愤怒的痉挛快速闪过。“你记得韦恩吗？”他说，“韦恩·贝利？你记得他吗？”

“是的。”我轻声说。我特意要求自己记住所有阵亡士兵的全名。而贝利是生前和我有接触的死者中的一个。记住他的名字来得容易些。

“我们在检查一所操蛋的学校。他们让我们原地待命。我们用无线电告诉他们我们必须离开，他们还是说，不，留在那儿。我们说，我们停留太久了，肯定会出事的。但那些伊拉克人迟到了，我们必须服从命令。那儿有一群孩子，第一枚榴弹就在他们中间爆炸了。”

我依然记得那些战争照片。我曾见过病危的孩子，但那些照片仍令我震惊。奇怪的是，我们可以那么轻易地认出一只手是孩子的手，即使缺乏参照物或者脱离了它原本属于的那个更易辨识的身体。

“然后韦恩中弹了。大夫使劲按压他的胸，我捏着他的鼻子做人工呼吸。”

大家都说韦恩在排里人缘很好。

“我的上一次派遣，”罗德里格斯说，“炸弹炸弹炸弹。这里还是炸弹，但那些自杀式袭击每星期都有。我们每星期都遭到枪击，比我知道的任何部队的交火次数都多。还有博登上尉，他挂起一块黑板，把所有班都列在上面。交火排行榜。”

罗德里格斯紧握拳头举到面前，目光低垂，牙关紧咬。“交火排行榜，”他重复道，“一次交火划一道。遭受炸弹袭击不算。即便有人阵亡也不行。只有交火算数。他的意思是，交火次数最多的班最值得尊敬。因为他们有最他妈悲惨的经历。这一点你无法反驳。”

“确实如此。”痛苦，我想，总有它自己的神秘之处。

“四个月之后，自杀式袭击没有了。那帮伊拉克人学乖了。我们把他们教训得很惨。现在只有炸弹了。二班，”他拍拍胸脯，“我的班，我们排在榜首。不只是在排里，而是他妈的整个连。在营里也是。也许在他妈的整个陆战队都是。我们排第一。他妈的最多交火纪录。没人能接近我们。”

“然后……”他停顿了一秒，似乎在积聚勇气，“袭击减少了。我们班的统计数字也随之下滑。上士臭骂了我们一顿。”罗德里格斯皱起眉头，模仿豪珀特粗暴而自负的口气说：“你们这帮娘娘腔以前还能找到敌人。”他朝地上啐了一口，“管他呢。我操。操他妈的交火。交火真他妈的可怕。我对那玩意儿可不上瘾。”

我点点头，让自己看着他的眼睛，但他扭开了头。

“你当时在干什么？”我说，“藤田中弹的时候。”

罗德里格斯看了看身旁成堆的爱心包裹。我们的壁橱里摆了一排木架，架上塞满了M&M巧克力豆、士力架、单只装的布朗尼、恩滕曼蛋糕和其他甜食。罗德里格斯把手探进一袋锐滋花生酱巧克力杯，掏出一块，放在手心细细端详。“你知道这是蒂托罗中士的第一次派遣吗？”他说。

“不知道。”我说。我猜他说的是他的班长。我虽不能肯定，却也不愿打断他。

“使馆警卫。”罗德里格斯摇摇头，把巧克力杯扔回袋里。然后他飞快地抹了抹脸。我愣了一下才明白他是在抹眼泪。我不清楚他为何流泪。“你知道，如果我不是那次酒驾被抓，可能是我来带这个班。”

“到底发生什么了？”我再次问道，“藤田中弹的时候。”

“一个月前，”他说，“阿科斯塔下士服用了思诺思[42]，感觉正嗨。那玩意能让你身体轻飘飘的，像是有点醉。可能他还吃了点别的什么。”

“他从战斗心理辅导拿的思诺思？”

罗德里格斯笑了。“你觉得呢？”他从上衣外兜里掏出一只装满粉红色小药片的塑料袋，举到眼前，“你以为我们怎么睡着的？”

我点了点头。

“我们搭了个观察哨，”他说，“之后又将它毁了。你想，反正叛军喜欢破坏所有我们用作观察哨的地方，索性我们自己玩一把。蒂托罗，他干不了这个。但阿科斯塔，他没问题。”

“即使磕了药？”

罗德里格斯继续说道：“上次派遣，我见过他做的事。自杀式炸弹袭击，他忙着帮助伤员，那家伙身上都他妈着火了。他居然没有意识到。他身上冒着火苗还跑前跑后救助受伤的孩子。他可以申请因伤退伍的，百分之百残疾福利，但是在经过烧伤中心治疗后，他留下又参加了一次派遣。这样的人真他妈值得佩服。”

“当然。那是当然。”

“所以蒂托罗没敢跟阿科斯塔废话。阿科斯塔当时很嗨。我们一不留神，他就脱得只剩下内裤和头盔，就那么走到屋顶，做起跳跃运动，嘴里高喊着他知道的每一个当地人说的脏字。”

那还不是我听过的陆战队员最疯狂的举动。

罗德里格斯嘴角露出微笑，眼神黯淡。“五分钟后他们就朝我们开枪了。”

“他们是谁？”我说。

“什么？”

“谁朝你们开枪？”

他耸耸肩。“叛军，我猜。我不知道。老实说，神父，我不在乎。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都是敌人。”他又耸耸肩，“我们把那帮混蛋都送上了天。我们回去后，你知道，又挣了一道杠。在交火排行榜上。我们主动外出寻找敌人，而不是坐等他们来炸我们。这样我们的成绩开始回升。”

“啊，”我说，“所以你们又干了一次。”

“蒂托罗中士会让新兵们用石头剪刀布决定谁上。”

我渐渐开始明白：“藤田是个新兵。”

“他刚来的时候，”他说，“蒂托罗总让他唱：‘我是个新来的，我是他妈的基佬。’”罗德里格斯忍不住笑了，“实在太搞笑了。藤田脾气很好，甘心接受游戏规则。这是我们喜欢他的原因。但他不喜欢我们设饵吸引叛军。他说那简直是疯了。如果这事发生在他家的街区，他一定会朝屋顶的那个混蛋开一枪。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按计划执行了。”

罗德里格斯顿了顿。“藤田接受了游戏规则，”他重复道，“你知道我们重回交火排行榜首吗？”

“藤田死的那天……”

“那儿有个狙击手。没有枪战，只是一发子弹。阿科斯塔为他止血的时候，我帮蒂托罗给藤田穿上裤子。”

“那加勒特……”

“我们把藤田送回来的路上遇到了炸弹袭击。”

罗德里格斯低头盯着地面，拳头握紧又松开。他苦笑了一下，然后用挑衅的目光盯着我。

“如果你杀了人，”他说，“那意味着你会下地狱。”

这个问题曾有陆战队员问过，因此我以为自己有现成的答案。“杀戮是件严重的事，”我说，“这毫无疑问。而且——”

“我想说的是，”罗德里格斯低头看着一旁的糖果，“杀了不该杀的人。”

他的话让我愣住了。一开始我没明白他的意思，尽管感觉那应该很明显。“藤田的死不是你的错——”

“我说的不是这个。”罗德里格斯打断我，双眼再次恼怒地盯着我，“我不是在说陆战队员。我说的是在这座城市里。”他深吸了一口气，“如果别人杀人，你在现场却没有阻止他们，你也会下地狱吗？”

随后是片刻的沉默。“你想告诉我什么，准下士？”我用军官而非牧师的语气说道。话一出口，我就知道是个错误。

“我不想告诉你什么，”他言语间有些退缩，“只是问问。”

“上帝总会宽恕，”我的语气和缓下来，“那些真心悔恨的人。但是悔恨不是一种情感，你明白。它是一种行动，一种弥补过错的决心。”

罗德里格斯依然盯着地面。我暗骂自己把对话搞砸了。

“一个准下士，”罗德里格斯说，“是没有能力弥补什么的。”

我尝试解释说关键不在于结果——因为你无法控制结果，而在于你的诚意。罗德里格斯打断了我。

“如果这算忏悔的话，”他说，“那么你就不能把我的话告诉别人，对吧？”

“是的。”

“那么这不是一场忏悔。我他妈没什么可忏悔的。我也没什么对不起的。你爱告诉谁就告诉谁。”

我整晚翻来覆去思考罗德里格斯的话，细细咀嚼每一个字，直到我不再确定他说的任何一句话。我不住地想，他们只有遇袭时才开枪还击。那似乎是他想表达的。或许他想说自己在某个检查站误杀了一个没能及时刹车的家庭。那种事总让陆战队员痛心疾首。

“不必对这事过伤心，”大卫提及约阿布的死[43]”时说，“因为刀剑有时砍这人，也有时砍那人。”我揣测一种可能：罗德里格斯说的是一次错误的决断，而非蓄意违反交战规则。这个故事在我脑子里酝酿了很久，最终我意识到自己其实在回避问题。第二天早祷，我终于下定决心。我想，一个懦夫才会告诉自己一切正常。所以我必须找什么人谈谈，要么就当个懦夫。如果选择后者，我就不配再做牧师，也不配为人。

但是找谁谈呢？显而易见的选择是连长，他有权介入。但罗德里格斯的连长是博登上尉，一个疯子。而且，如果来自我助理的传言属实，他还是个酒鬼。或许那是创伤后压力症的自我治疗方式。博登二〇〇四年就来拉马迪了，他的部队保持着所在师的伤亡纪录。和他对话时，你首先会注意到他异乎寻常的眼神——先是咄咄逼人的直视，然后那迅速、多疑的目光投向房间各个角落。他的表情也异于常人，在短暂、平静而深沉的悲哀与难以抑制的愤怒间交替切换。他的脸上刻着几道触目惊心的伤疤，这些战斗中留下的印记让他在下属面前瞬间树立了威信。这个男人懂得战斗。

我不是唯一觉得博登不太正常的人。他曾让“莫哈韦毒蛇”训练计划的教练们十分恼火。“莫哈韦毒蛇”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出征前在加州沙漠长达一个月的实战演练。“这是一个不懂得友善的民族，”他在介绍伊拉克文化时说，“他们将友善视作软弱，而且会利用你的友善。陆战队员会因此而丧命。”查理连的士兵把他的警告牢记在心，在训练中殴打了几名角色扮演者。他们是伊拉克裔美国人，穿上当地服装，在仿造的村庄里扮演平民或者叛军。如果你跟随查理连的封锁搜查演习，你会听到陆战队员冲着平民大喊“叫那婊子坐在椅子上！”或者“你他妈闭嘴！”其中一位扮演者告诉他们这种镇压叛乱的方式难以赢得民心，查理连的士兵却觉得他的抱怨很可笑。更让他们觉得可笑的是民政事务处的教练——他对全营集合的官兵说：“我非常担心这个营过度重视杀戮。”

你会发现讥笑声四起。“我猜那个不拿枪的家伙以为自己加入了他妈的和平队。”我听见博登对他的军士长耳语，声音大到周围的队员都能听见。“噢，不，”他继续用嘲弄的语气尖声说道，“有些真正的男人可能会杀死基地分子。可我只想做他们的朋友。”

当他的连被派往伊拉克最危险城市的最危险区域时，那就是他的态度。我不能去找博登上尉。他不会在乎，而且他也不会允许我——一个心怀众生的牧师——插手他连队的事。

还有谁？营长也好不到哪儿去。费尔中校在参谋部的名声很坏，对谁都爱答不理。在派遣之前，我准备第一次与费尔中校见面，参谋长埃克隆少校觉得有必要给我打个预防针。

“他会这样和你握手，”少校说，“这叫统治者的握手。他对谁都用这一招。”

埃克隆是个后皈依的天主教徒，因此常会告诉我一些不该说的事，不管是不是在忏悔室里。

“统治者的握手。”我笑着说。

“他就是这么叫的。他会把你的手放在掌心，非常用力地握紧，然后翻转手腕把你的手压在下面，这就是统治者的姿态。然后，他不会和你上下握手，而是把你拉过来，用空着的手拍你的肩膀，试试你的二头肌。这就是费尔在‘你的自尊’那棵树上撒尿的小伎俩。”

“你认为他对我也会这样干吗？我可是个随军教士。”

“他对谁都这样。我想他是无法克制自己。复活节时，营里玩彩蛋游戏，他连我九岁的儿子也不放过。”

不久我就和中校见了面，体验了他的统治者握手。在他礼节性的介绍寒暄中我意识到，教士在他眼中只是仪式上祷告的家伙，而非值得信赖的工作伙伴。费尔远比博登沉稳，但对于交战规则却有着相似的漠视。我们第一次见面后两个月，我看见他打断一名“莫哈韦毒蛇”教官关于武力升级规程的授课。

“如果一辆车向你快速驶来，”教官对集合的陆战队员说，“那可能是自杀袭击者，也可能是因为上班迟到而心烦意乱的伊拉克平民。如果武力升级规程的前两步无效，你可以向车前方开枪，尽量不要伤及——”

这时中校跳起来打断了授课。“我们开枪的时候，格杀勿论。”他高声喊道。陆战队员们咆哮着应和。“我不会容忍我的任何队员死于迟疑，”中校继续说道，“陆战队员从不鸣枪警告。”

那位上尉军衔的教官呆若木鸡。你不能反驳O5级[44]的军官，尤其不能在他自己人面前，所以他选择了沉默。但那一刻整支队伍都学会了漠视海军陆战队远征军的规定。士兵们领会了中校的意图。杀戮。

最终，我找到埃克隆少校。我想他至少有耐心听我讲完。

“我有点担心查理连。”

“嗯，我们都担心查理连。”埃克隆少校耸耸肩，“领头的是个白痴。有什么办法？”

我向他简要叙述了罗德里格斯讲的光着身子开合跳吸引火力的故事，但没提及任何人名。

埃克隆少校笑起来：“听上去像哪个准下士的主意。”

“你觉得很好笑？”

“我会和博登上尉谈的。”

那很难让我满意。“陆战队员似乎对平民与军人不加区分。有队员暗示还有比愚蠢的策略更糟糕的情况。”

埃克隆叹了口气。

“或许，”我说，“可以更深入调查一下交火的细节。确保我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敌人。”

埃克隆面色凝重起来。“调查？”他摇摇头，“查什么？”

“那些有问题的——”

“只有指挥官才有权启动调查。”他摇摇头，“神父，我对你十分尊重，但这他妈已经远超你的职责范畴。”

“陆战队员找我谈话，”我说，“而且——”

“这不算什么，”他说，“上个月武器连[45]杀了两个穆斯林，我知道他们没有遵守交战规则。费尔中校认为没必要展开调查。你知道他怎么跟我讲的？‘我不想让我的队员认为我不支持他们。我更不希望他们在应该开枪的时候犹豫。’这就是事情的结局，神父。”

他甚至没停下来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你是说我反映的问题没那么严重？”

“重点儿，轻点儿，都无关紧要。”他说，“你想想，假如费尔中校对上级说：‘嘿，我们是不是犯了战争罪？’他将来能升为费尔上校吗？”

那不是一个我想回答的问题。最终我低头盯着自己的脚，感慨自己有多幼稚。我说：“我想不能。”

“他就是那个决定是否需要展开调查的人。听着，你知道我对这人的看法，但他把查理连调教得很好，不输任何人。他们来伊拉克是为了杀人，他就为他们划出杀人区域。况且，在布拉沃连逐步增强辖区管控的情况下，他正在缩小查理连的作战区域。”

我一时没理解他的话。“布拉沃连？”我说。

“他们承担的责任不断增加，同时查理连的责任不断减少。这次派遣结束时，博登上尉会收到一份考核报告，确保他今后再也不会有指挥权了。满意了吗？”

他看得出我并不满意。

“你看，神父，”埃克隆说，“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没有简单的答案。居民区有时候会受到暴力侵害。有时会有平民的意外伤亡。那不是我们的错。”

这话说得太过分了。“不是？”我说，“从不是我们的错？”

他靠近我，指着我的鼻子。“听着，神父，你完全不明白这些士兵面对的是什么。上次派遣我亲眼看见两个叛军躲在一群伊拉克孩子身后向我们射击。你知道挨打却不能还手的滋味吗？我的陆战队员就是那么做的。他们宁可自己中弹也不愿冒击中孩子的风险。”

“那不同于现在的情况。”